北京大學先修班

1946年夏，因西南聯(lián)大三校北上復校，我們全家由昆明飛重慶，在重慶等了近兩個月才坐上飛機回到北平。在重慶時，我參加了大學入學考試，但未被錄取。到北平后，我就插班到育英中學高三，沒多久北京大學為沒考取的學生設立一先修班，我作為先修班的正式學生入學了。先修班的一年，除正課外，我又看了不少外國文學的書，同時對一些文學理論、美學和哲學書也開始有了興趣。我讀了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談美》、《談文學》等等，也讀了他翻譯的克羅齊的《美學原理》，由此而讀亞里士多德的《詩學》，進而讀了亞氏的《工具論》和柏拉圖的《理想國》等。對宗教的書我也有一定興趣，除《圣經》之外，我還讀了部分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City of God)?？梢哉f這一年中我對西方哲學和文學比對中國哲學的興趣要大得多。而這些西方的哲學和文學著作把我引向向往人道主義的道路。我記得那時我寫過如《論善》、《論死》、《論人為什么要活著》等等，那是為了探討人活著的意義何在?？上疫@些早年的習作全丟失了。當時有個比我小好幾歲的小女孩鄧可蘊(鄧廣銘教授的女兒)看過我這些習作，并且大段大段地把它抄在她的日記本中，最近我問她是否還保存著她當時的日記，她說早就丟失了。這個時期我也寫一些散文，有兩篇刊登在當時的《平明日報》上，一篇題為《流浪者之歌》，這篇我手頭沒有保存；另一篇題為《月亮的頌歌》，這篇我保存下來了，現(xiàn)抄錄最后一段如下，或者對了解我當時的思想感情有幫助。這篇散文分三段，第一段是寫“有月亮的日子”；第二段是寫“沒有月亮的日子”；第三段的小標題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日子”：

“春天驟雨的聲音，

在閃爍的青草上，

驚醒了花朵，

它們永遠是

快樂、清晰、鮮美，

而你的聲音是遠過于這些?！?/p>

我唱出了雪萊的這首小詩，好像走在提琴的弦上，弦振動，搖撼了我的心靈。

大海里的水忘情的奔騰，不知道是為的什么？但，看見了燈塔的孤光，也就探得人生的意義了，詩人說人生如夢幻，這簡直是嘎嘎烏鴉的叫聲，與自然多么不和諧?？晌覅s想說，人生是燈光一閃，這畢竟能留下一點痕跡，在那些“不知道是什么日子”的日子，我許下這個愿：

“去看那些看不見的事物，去聽那些聽不到的聲音。把靈魂呈獻給不存在的東西吧！”

這也只是為著留下一點痕跡罷了！

北大先修班是設在當時的國會街的北京大學第四院，即原來的國會議院，我又和幾位原南開中學的同學辦起了《文拓》壁報，而且我們常常舉辦唱片音樂欣賞晚會，有一次我們還把在北平天主教堂的神父們請到四院來唱“圣歌”。當時在北平的神父很多，有意大利的、法國的、瑞士的、奧地利的、瑞典的等等，他們用各種語言唱，轟動一時。我們還舉辦詩歌朗誦會，我朗誦的是高蘭的《哭亡女蘇菲》，深深地打動了聽眾，很多人都向我要這首詩。這時期，我很愛看外國的所謂“文藝片”電影，例如《魂斷藍橋》、《鴛夢重溫》、《戰(zhàn)地鐘聲》等等，我特別喜歡的是兩部影片，一部是《馬克·吐溫傳》，另一部是《明天交響曲》。這時雖然內戰(zhàn)已起，似乎對我們影響很小。

對我思想有相當大影響的是“沈崇事件”，1946年底美國兵強奸了沈崇，沈崇是我們先修班的同學，而且國文課在一個班上課。對美國兵的暴行和對當時政府的軟弱無能，我當然非常氣憤，從此以后我也就常參加罷課游行的學生運動了。

1947年暑假后，我由先修班升入北京大學哲學系，于是我就踏入了大學之門。這就是說，我并沒有正式上完高中三年級，因而也就沒有拿到高中畢業(yè)文憑。

由于我選的是哲學系，因此讀書的重點就從文學轉向哲學了，這期間除了上課指定的書外，我看了一些中國哲學方面的書，例如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通論》、范壽康的《中國哲學史通論》以及我父親的一些著作，寫過一些這方面的文章，但都未發(fā)表。而我仍然對西方哲學有很濃厚的興趣，我寫過兩篇文章：一篇是《對維也納學派分析命題的一點懷疑》，這是由馮友蘭和洪謙兩位先生的爭論引起的，在這篇文章中我既批評了洪謙先生對“玄學”的否定，又批評了馮友蘭先生認為“玄學對實際無所肯定”的觀點。另一篇是《論內在關系與外在關系》，這是在看了金岳霖先生刊于《哲學評論》上的《論內在關系》之后，對新黑格爾學派布拉德雷(F.H.Bradley)在《現(xiàn)象與實在》(Appearance and Reality)中討論“內在關系”與“外在關系”的批評。賀麟先生對此，也有一段評語：“認為布拉德雷所謂內在關系仍為外在關系，甚有道理。對內在關系的說法，亦可成一說，但需更深究之?！?/p>

在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習期間，我除了選哲學系的課程之外，還選了大量外系的課。例如我選了俞大縝先生的“英國文學史”，這門課是用英文講課，我最后考了個“八十四分”；我偷聽了朱光潛先生的“英詩”，但沒有上多久，就不敢去上了，因為聽不懂。我選了中文系楊振聲先生的“西方文學名著選讀”，從荷馬的史詩、希臘悲劇、但丁的《神曲》一直到莎士比亞的戲劇，當然都是用英文本，我考了“八十五分”，是全班最高分。我還選修了梁思成先生的“中國古代建筑史”，現(xiàn)在我還保存著該課的筆記。哲學系的課，我最用功的是“普通邏輯”和胡世華先生的“數(shù)理邏輯”和“演繹科學方法論”，因為我的數(shù)學基礎不大好，學這些課程很吃力。另外兩門是我父親開的“英國經驗主義”和“大陸理性主義”，這兩門課對我了解西方哲學的方法有很大幫助；由于要讀英文本著作，也使我對西方哲學的名詞概念比較熟悉了。

1951年2月，也就是在我讀完四年級第一學期時，北京大學黨總支派我到中共北京市委黨校去學習，在那里學習了兩個月，我就被留在黨校做教員了。雖然在這年暑假我拿到了北京大學的畢業(yè)文憑，但我實際上也沒有真正上完大學。

我的學校生活可以說是在“非有非無之間”，從一方面說，我上了小學、中學、大學，這是“非無”，即不是沒有上小學、中學、大學；從另一方面說，我沒有上完小學、中學、大學，這是“非有”，即不能算小學、中學、大學畢業(yè)。我學習的內容也可以說是在“非中非西之間”。從一方面看，我更愛外國文學、外國電影、外國音樂和外國哲學，這是“非中”，在我年輕時我看中國小說很少，不大看中國電影，不聽京戲，不會下圍棋等等；從另一方面說，在我的骨子里都深受我祖父和我父親傳統(tǒng)做人的影響，這是“非西”。說到這里，我又得回到談談我祖父和我父親與我的關系了。

照我看，我的祖父和我的父親對我說也是“在非有非無之間”。我從未見過我的祖父，對他的事知道得也非常少，從這方面看，他對我是“非有”；但是他的那些做人的道理，卻深深植入我的心靈之中，從這方面看，他對我又是“非無”。我父親很少管我，他既不過問我的衣、食、住、行，也不過問我的學習情況，平常很少和我談什么，這對我好像是“非有”；但他的著作、他的為人處世，卻對我有著深刻的影響，這對我說又是“非無”?！栋Ы腺x》對我也就是“非有非無”了。從我希望傳“家風”，它對我是“非無”；從我沒有條件能傳“家風”，它對我是“非有”，也許說是“在非有非無之間”更為準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