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難

一直以來，威尼斯被詮釋為一艘海上巨艦。有時，在海水永不平息的運動中，你會有威尼斯的大地仿佛也在像甲板一般起伏之感。拉爾夫·瓦爾多·愛默生在他的《日志》中就自己在威尼斯的經(jīng)歷寫道：“就像一直在大海之上?！?/p>

國家之舟的形象并不鮮見，然而在這樣一座幾近漂浮的城市中，尤其具有一種針對性。當十五世紀早期的一位總督弗朗西斯科·福斯卡里（Francesco Foscari）談及領(lǐng)導共和國時，他本能地運用起了航海用語。他論述了航行與繩索，論述了海風與洋流，老水手的經(jīng)驗十足。這是一套威尼斯人耳熟能詳?shù)恼Z言。人們常以此類比，例如將建造城市比作造船。當一艘擁有龍骨與木質(zhì)肋材的大船建成時，很難說其輪廓具體是何時成型的；同樣地，我們也很難說威尼斯具體起源于何時。

威尼斯海關(guān)坐落在通往大運河的陸地邊緣，它常常被比作一艘船的船首。在緊挨著海關(guān)后方的安康圣母圣殿，圣母馬利亞的雕像披上了威尼斯艦隊司令的制服。因其柱面與矩形外觀，威尼斯的建筑物也常常被比作艦船，它們是化為石頭，永遠停泊的艦船。一些威尼斯教堂的木質(zhì)屋頂形似船底。而威尼斯隨處可見的圓形孔徑，就像是船上的舷窗。

不過，最重要的典故要放在最后。對于早期移民而言，這艘大船是一處避難之所。從一開始，威尼斯之舟就是流亡與流浪者的避風港。這是一座開放的城市，樂意同化一切進入其邊境的人士。一位十五世紀的游人曾記載，威尼斯“大多數(shù)民眾都是外來者”，一個世紀后，一位威尼斯人記錄道，除了貴族與公民，“其余全部是外來者，僅有極少數(shù)威尼斯人”。他指的主要是店主和工匠。1611年，一位英國外交官達德利·卡爾頓^[91]爵士（Sir Dudley Carleton）將威尼斯描述為一個“微觀世界，而不是一座城市”。它以“世界”的方式興起，而不是“城市”的。也因此，它與歷史永存。

這里云集了法國人和斯拉夫人，希臘人和佛蘭芒人，猶太人和德國人，東方人和西班牙人，也有魚龍混雜的意大利大陸公民。一些街道以他們命名。歐洲和黎凡特的所有國家都有代表。所有來客都會感受到，好像他們突然間登上了圣馬可廣場的巴別塔。世界上沒有另一座港口曾接納如此多形形色色的人等。在許多十九世紀的畫作中，猶太商人的長袍、希臘人的紅帽子、土耳其人的頭巾與罩袍熙熙攘攘地混雜在威尼斯紳士們的嚴裝與高帽間?？梢哉f，威尼斯人在與他們所庇護的那些人的不斷對比中塑造了自己的身份。

德國人在里亞爾托一處叫作德國商館的綜合大廈中建起了一座“微縮德國”，包含兩個宴會廳及八十個單間。這些商人由政府監(jiān)管，但據(jù)說“他們熱愛威尼斯城更甚故土”。十六世紀，佛蘭芒人大量定居此地。希臘人建起了自己的聚居地，其中還包括他們東正教信仰的教堂。在1204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及1453年棄城給土耳其人之后，越來越多的拜占庭希臘人逃往威尼斯——他們當中有士兵、水手，還有尋覓贊助人的藝術(shù)家和知識分子。亞美尼亞人和阿爾巴尼亞人也在威尼斯擁有自己的區(qū)域。最終，一座亞美尼亞修道院在圣拉扎羅島（S. Lazzaro）^[92]上建立起來，拜倫曾游歷至此，學習亞美尼亞語，以此作為他在威尼斯的感官享樂中鍛煉心智的方式。威尼斯城中也有土耳其商人的聚居區(qū)，即土耳其商館，在此設(shè)有一座教授阿拉伯文化的學校。因此，威尼斯是一處興旺發(fā)達的擁有國際化生活的所在。它敞開的懷抱并非因利他主義或慷慨大方而起，而是因為如果沒有這些移民，威尼斯就無法生存。一些移民榮升公民之列；也有一些移民與原住民通婚。

當然，并非所有避難者都得到了周全的庇護。數(shù)以千計的窮苦移民擠在廉價房中，與他們的同胞共處房間一隅。他們中的許多人或是巴爾干戰(zhàn)爭的難民，或是窮得實在過不下去了，或是為了逃離瘟疫。他們聚集在較貧困的地區(qū)，到十六世紀，由于移民的不斷涌入，威尼斯已成為意大利人口最稠密的城市。移民也為這座城市帶來了廉價勞動力，甚至威尼斯海軍的戰(zhàn)船上也出現(xiàn)了他們的身影。他們接手了威尼斯本地人不愿意做的工作。

十四世紀的意大利詩人彼特拉克^[93]（Petrarch）歌頌威尼斯為“我們時代自由、公正、和平的唯一庇護所，美德的唯一避難地”。作為一座港口城市，威尼斯贏得了“庇護所”“避難地”等稱號。這是天然的印象。彼得羅·阿雷蒂諾^[94]（Pietro Aretino），本身即是一位在威尼斯找到避風港的來自羅馬的流亡者，以另一種方式闡述了這一點。在1527年的一封致總督函中，他宣稱：“威尼斯對那些他人避之不及的人敞開了懷抱。她賦予那些飽受歧視的人以地位。她熱情迎接著那些在別處遭到迫害的人們。”畢竟，有些移民是出于經(jīng)濟以外的原因來到威尼斯的。在這座開放的城市中，有著其他地區(qū)聞所未聞的寬容。這就是為什么十八世紀以來，這座城市成為了亨利·詹姆斯所謂“被廢黜者、敗將、幻滅者、傷兵甚或無聊者”的休憩之地。被廢黜者是威尼斯特有的群體。許多歐洲王公被廢后都來到此處。1737年，一度有五位被放逐的君主同時旅居威尼斯，其中一位就是年輕的查爾斯·愛德華·斯圖亞特^[95]（Charles Edward Stuart）。

這里也是失意者、流浪者和流亡者的避風港。威尼斯成為了無依無靠、背井離鄉(xiāng)的人們的家園。它水汽氤氳的憂愁氛圍與那些耽于悲傷者的心情不謀而合。它是那些不知自己來自何方，也不清楚自己真實身份者的避風港，也是那些想要逃離者的避風港。它就像一位無限包容而隨和的母親。這是安全的母體。此地人民以溫和有禮著稱。威尼斯是一處中轉(zhuǎn)之地，你可能會輕易迷失在人海中，這里是不同世界的邊界，那些不因循守舊于他們原有習慣的人會被仁慈地接受。例如，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早期，這里對垂涎于少年與貢多拉船夫的男同性戀者頗具吸引力。各種類型的行騙者與詐騙犯也紛至沓來；這里云集了失敗的金融家和政客，蕩婦和兵痞，煉金術(shù)師和江湖郎中。無根浮萍般的人們被吸引到了這座無根浮萍般的城市。

威尼斯也是不同信仰的邊界。天主教與東正教，伊斯蘭教與基督教。因此這里吸引了各類宗教改革者。重洗派^[96]的一個秘密大會于十六世紀中葉在此召開，德國人社區(qū)則庇護了大批路德宗^[97]信徒。威尼斯當局始終與羅馬教廷保持距離，從教皇的掠奪中保衛(wèi)了自身教會的獨立性；因此，從理論上說，威尼斯成為了宗教革新的舞臺。甚至連英格蘭政府也一度認為威尼斯共和國會加入宗教改革的大軍。當然，這一點被證明是徹頭徹尾的誤解。

如果你失敗了，那么威尼斯是個忘卻失敗的好地方。在這里，你可以真正做到與世隔絕，由此，那些輕蔑與單純的忽視也就再也不能傷到你。威尼斯的一切都代表著逃離現(xiàn)代。并且，像任何一座港口一樣，你可以在這里隱姓埋名。如果你流亡到威尼斯，你可以放棄自己的身份；甚至，你也可以在這座飄零之城獲得一個全新的身份。同樣的，你也能變得如水般難以捉摸。告訴我，我是誰。但不必告訴我曾經(jīng)是誰。這一點在今天亦未曾改變。

作為一座給流離失所的外邦人提供避難地的城市，或許諷刺的是，同樣是威尼斯為世界貢獻了“猶太人聚居區(qū)”（ghetto）一詞。猶太人聚居區(qū)，一個狹小孤立的社區(qū)，似乎是自然而然地在威尼斯的環(huán)境中出現(xiàn)了；猶太人聚居區(qū)竟成了威尼斯城中的“小型威尼斯”，并將由此幫助我們理解這座城市的本質(zhì)。

最遲從十二世紀開始，威尼斯已有猶太人定居，到1152年，猶太人口記錄已達1300人。他們被禁止居住在威尼斯本土，而是安置在毗鄰的長刺島（Spinalunga），后改名朱代卡島^[98]（Giudecca）上。兩個世紀后，猶太人被允許入城定居。利多島的沙灘上為猶太人準備了一塊墓地，由柵欄圍住，以隔絕威尼斯人的“暴行”。然而，猶太人一直遭受著大多數(shù)人的偏見與歇斯底里的仇視，這是由迷信或妄圖剝奪猶太人財富的貪婪引起的。除了醫(yī)藥，猶太人被禁止從事任何行業(yè)，除了放貸他們也不能做其他生意；然后，他們因這不得不從事的職業(yè)而飽受凌辱。

到十六世紀，他們的住所已散布城中各處；同一時期威尼斯在對陣一些意大利內(nèi)陸城市的戰(zhàn)役中遭遇的失敗，即被認為與威尼斯人對他們城市中的“殺害基督者們”的寬容不無關(guān)聯(lián)。上帝將怒火撒向了被他選中的城市，這加重了威尼斯人一直以來的焦慮。因此，1516年3月29日，猶太人被關(guān)入第一處“猶太人聚居區(qū)”。這處“猶太人聚居區(qū)”位于被稱作卡納雷吉歐（Cannaregio）區(qū)的北部的邊緣地帶，距城中的圣地有一定距離。它似乎得名于這塊偏遠的孤立地區(qū)先前的用途——大炮鑄造廠；“鑄造金屬”在意大利文中被稱作“Gettare”?！拌T造”的名詞形式即為“getto”。兩塊毗鄰的地區(qū)最終也并入了這一領(lǐng)域。這里成了一處復合的“猶太人聚居區(qū)”。

這樣的發(fā)展并無特異之處。德國商人們早已被安置在自己的住處內(nèi)，當局可以在那里輕松地監(jiān)管他們，并向他們課稅。緊隨其后的是土耳其人。此外，區(qū)分與隔離政策在地中海地區(qū)的威尼斯殖民地早就經(jīng)過了試行。威尼斯的行政管理是一項務(wù)實的事業(yè)。可是，無疑，這樣的“實用主義”在另一片天空下、另一種文化中，就成了野蠻與殘忍。一直以來，威尼斯人總是專注于定義和創(chuàng)造空間。所以，還有什么比他們發(fā)明“猶太人聚居區(qū)”更自然的事嗎？不過，這并不是最仁慈的發(fā)明。這座神圣之邦在某些方面早已成為了一座合理化之邦。這樣的結(jié)合在別處也許會被證明是致命的。

然而，威尼斯的猶太人聚居區(qū)有其特色與典型特征。它是，或者說變成了貧窮而擁擠的。它被圍墻包圍，是一座僅靠一座橋梁與威尼斯相連的孤島。當圣馬可鐘樓的工人鐘（marangona bell）在工作日敲響時，猶太人聚居區(qū)的居民們被準許離開此地，但在日落前必須返回。每當那時，吊橋會升起。猶太人會被整夜鎖在其中。空間如此狹窄，涌入的居民又是如此眾多，以至于樓房越蓋越高，達到八至九層。每幢樓房被分為若干套間，每個套間中有四到五個家庭入住。據(jù)說，有的居民不得不在白天或夜里分時段睡覺，只因地板容不下這么多人。里爾克曾講過一個故事，是說猶太人聚居區(qū)里的一座大樓越蓋越高，直到居民們最終望見了大海。這是個意味深長的威尼斯寓言。

并且，猶太人聚居區(qū)中所有的窗戶都開向中心的廣場或庭院。猶太人與基督徒間從無眼神接觸。威尼斯人認為，被猶太人看見附近基督徒街道上游行而過的圣禮隊伍是不宜的。這就是威尼斯人為解決隱憂采取的措施。因此，從外部開始，異乎尋常之高的大廈由陡峭的石頭筑成。守衛(wèi)日夜看守著橋梁的大門。鄰近的碼頭也被筑墻圍住。兩艘船只被雇傭在此巡邏。猶太人聚居區(qū)如同堡壘或監(jiān)獄。而威尼斯城本身對它的一些居民來說早已成為某種程度上的監(jiān)獄。猶太人被迫戴上顯示他們種族的標記。一開始，那是一個黃布制成的圓圈；然后變成了一頂黃色的帽子；后來又改為紅帽子?；酵脚c猶太人這兩個群體間禁止通婚。任何被當場發(fā)現(xiàn)與基督徒女性交往的猶太男性，都會被處以宮刑。

到十六世紀末期，關(guān)于猶太人聚居區(qū)“淪為小偷與娼妓之窩，飽受爭吵、械斗與恐嚇之苦”的投訴屢見不鮮。但在十六世紀，這樣的情況在任何城市都有可能發(fā)生。三百年后的法國作家泰奧菲爾·戈蒂耶^[99]（Théophile Gautier）將此斥為“惡臭化膿的地區(qū)”。但在那個時代，威尼斯的許多地方都符合這一描述。猶太人聚居區(qū)反映了它所處的城市的本質(zhì)天性，但是，在這微觀世界的微觀世界中，這一點顯得尤其強烈而扎眼。

就像外面的威尼斯城一樣，猶太人聚居區(qū)中設(shè)有賭場，大筆輸贏在此進出。猶太人聚居區(qū)的社區(qū)中，五花八門的語言與口音應(yīng)有盡有——西班牙語、葡萄牙語、希臘語、意大利語、德語、黎凡特語——就像這座城市本身一樣包羅萬象。效仿威尼斯貴族的范例，猶太人聚居區(qū)處在猶太領(lǐng)袖的嚴密組織與控制下。在普林節(jié)^[100]（Purim）宴會上，猶太人會化裝并戴上威尼斯樣式的面具。這就是著名的“猶太狂歡節(jié)”。猶太人聚居區(qū)居民們的歌舞比威尼斯本地人還要好。到十七世紀早期，高墻內(nèi)甚至出現(xiàn)了一所音樂學院。猶太人會在狂歡節(jié)上演精心編排的戲劇演出。許多猶太女性用最時尚的天鵝絨與長毛絨、平絨與蕾絲裝扮自己。他們都已徹底威尼斯化了，換句話說，到了保守的拉比^[101]（rabbi）將譴責他們的驕奢淫逸的程度。猶太人聚居區(qū)成為了另一個威尼斯。

這是這座城市的秘密之一。威尼斯毫不費力地在它多種多樣的區(qū)域與機構(gòu)中重現(xiàn)；它的性質(zhì)與結(jié)構(gòu)在不知不覺的效忠行為中被不斷地效仿。威尼斯內(nèi)部的每一個社群，無論是貿(mào)易行會還是制造工廠，都是一個個微型威尼斯。這座城市的意象是如此強有力，以至于形成了一個吸引一切的范式。一千座“威尼斯”組成了一座威尼斯城，正如一千簇火苗釀成一場大火。

猶太人本身并不曾鄙視猶太人聚居區(qū)。這是他們的家園與避風港，就像威尼斯之于它的第一批定居者。這里成為了一座休憩之所。例如，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猶太人樂于將此處當作避難所。這里成為了歐洲的希伯來研究中心及希伯來語書刊的主要出版地。這里是拉比文化的固定點。盡管也有些許惡名，這里對一些猶太人來說仍然是祈禱與靈性的中心地，反映了威尼斯本身的神圣命運。在實踐層面，這里也為猶太人抵御民眾中的反猶情緒提供了庇護。

白天，猶太人與基督徒混雜于猶太人聚居區(qū)中，事實上，猶太人聚居區(qū)對于威尼斯的某些社會成員有著特殊的魔力。譬如，威尼斯政府曾試圖禁止公民參與普林節(jié)慶，但是面對民眾的紛紛抗議，也不得不放棄了這一企圖。人們實在是太熱情了。當聲名卓著或天資聰穎的演講人前來布道時，一些威尼斯人也會定期出席猶太教會堂。反過來，拉比也會來到威尼斯人的教堂聆聽布道。猶太人與威尼斯人間的親密關(guān)系可能比他們所承認的更為深厚。二者之間有許多相似之處。他們都熱衷于風俗與儀式；威尼斯貴族常被描述為“莊嚴”“高貴”的，猶太長老也是如此。精于商業(yè)的威尼斯人，就像猶太人一樣，也遭受著粗俗的偏見。其他國家指責他們“貪得無厭”“密謀使人人破產(chǎn)”。世界上的其他地區(qū)相信威尼斯富得流油，盡管為了隱蔽財富而煞費苦心。相同的指控從古至今一直施加于猶太人身上。他們同病相憐。他們都遭人嫉恨。

因此，在某種程度上，猶太人在威尼斯獲得了比在歐洲其他城市更多的寬容。這里沒有針對猶太人普遍的咒罵或虐待，盡管也有威尼斯醉鬼或頑童在利多島的猶太人墓園跳舞的記錄。猶太人能夠被容忍，也許是由于他們能為威尼斯賺取利益。你絕不能忽視商業(yè)計算原則在威尼斯的各項事務(wù)中所發(fā)揮的巨大作用。猶太人只被允許經(jīng)營繳納大筆費用的商業(yè)場所。猶太商人與店主為威尼斯帶來的商機本身就是對威尼斯人的巨大貢獻。威尼斯猶太人的親屬經(jīng)常將資金匯往這座城市。在并不罕見的幾次危機中，威尼斯對猶太人聚居區(qū)課以重稅。據(jù)估計，在十七世紀的頭幾十年間，從猶太人聚居區(qū)征收的凈收入達到約220000達克特^[102]；這一數(shù)額超過了從威尼斯的任何海外或大陸殖民地征收的數(shù)額。

然而，除了稅收與金錢，猶太人與威尼斯人之間還有更高尚的聯(lián)合。比如，很重要的一點是，威尼斯人和猶太人都十分尊重法律并對國家地位充滿神圣感。他們都熱衷于自己的原始領(lǐng)土，將其視為共同的傳承。他們一致認為自己的規(guī)章在本質(zhì)上都是神與人的契約。他們都敬畏先人，并無條件地遵從習俗與傳統(tǒng)。猶太人認為自己是相互依賴的，共同的目標與自我保護的需求使公共生活愈加神圣。這怎能不使我們想起威尼斯城邦？兩種文化互為各自的映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