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這個書名，想了很久。前幾天網(wǎng)絡上稱董橋又有新書將出，書名《讀書人家》，聽說也是想了很久。以“三軍易得，一將難求”比喻起書名，似乎不大離譜。起書名本身并非什么難事，難易程度取決于書的內(nèi)容。我覺得小說和隨筆最好取名，詩集也好取，全集更好取，《魯迅全集》《斯大林全集》，想都不用想，一點兒難度也沒有。偏偏我寫的這類體裁，有條不成文的規(guī)矩，書名里必須要鑲進去一個“書”字。最極端的書名是民國藏書家周越然想出來的，他的書《書　書　書》，一個“書”不夠，還連用三個，既空前亦絕后。多數(shù)的書名是平庸的，如《書林秋草》《書海夜航》《品書錄》《書之愛》，等等。相比平庸，我更煩“書香”二字，拿來做書名，也許只有中國人想得出來。

周越然對于為何將書命名為《書　書　書》有過一番解釋：“余本擬以‘某某讀書志’為題，后見其中所包含者，‘閑’書過多，‘正’書過少，未免太偏，故改用今名?！蔽依斫膺@段話里的“閑書”“正書”，是否還另外含有“閑話”與“正話”的意思。周氏的筆調(diào)一向有別于傳統(tǒng)藏書家，他說的一些話，周叔弢們是絕說不來的。周越然最過分的言論是商榷古書版本時公然喊出的“寡婦野雞”論，幸虧當年玩版本的只是一小撮，未形成大范圍的罵仗。周氏對于書商也是沒有好話的，但是比起周肇祥的破口大罵(“廠肆俗販，性質(zhì)幾如一母所生。稍數(shù)過之，則鬼蜮無所不至，一經(jīng)拒絕，則又靦顏相就，純是一種詐偽行為?；蛑^若輩身有賤骨，投之豺虎，亦所不食。其言雖苛，亦可見其惡習之入人深矣”)，周越然顯然是客氣的：“‘書估’者，售書人也，惡名也，另有美名曰‘書友’。黃蕘圃題識中兩名并用，但有辨別。得意時呼以美名，愛之也；失意之時，則以惡名稱之，賤之也?！蔽以f過，書商屬于“離不了，惹不起”的行當。

我現(xiàn)在已經(jīng)用不著和書商面對面打交道了，他們給我留下的好印象或壞印象，通通不重要了。風輕云淡，偶爾拿起某書會想起買它時的情形，“心頭不禁略為回環(huán)片刻耳”(谷林語)。

不與書商打交道，并不是說連書也不去買了。現(xiàn)在不論新書舊書，我多是在網(wǎng)絡上交易，雖然賣你書的還是書商，畢竟免掉了面對面交鋒的尷尬。張愛玲這句話最是說到我心坎上：“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活的歡悅?！?/p>

近年，經(jīng)常有朋友勸我“賣書”，好像我已經(jīng)到了“及身散之”的一把歲數(shù)。雖然已不年輕，可是總感覺七老八十離我尚遠。有位朋友勸我賣書的理由是“趁現(xiàn)在行情好”，我明白他的好意，因為他門清兒我書資的來源。我跟他講，我終于想通了“買與賣”的辯證關系。如果賣書，那就必先斷了買書，總不能一邊還在買書一邊又在賣吧，倒騰著玩呢？斷不了買書之欲望，就不要考慮賣書之念頭。

我不賣書，還有一個主要原因，是我還在寫東西。寫東西就得用到書，內(nèi)人經(jīng)常動員我：“你先賣些用不著的書。”，這就是外行話了。寫作進行時，電光石火，你根本無法預知會用到哪本書。止庵先生堅持書柜里碼書碼成單排，也許怕的就是寫到關鍵處需要找書查資料而不好找。本書里《自編自演之“南玲北梅”》里引用的《追求》，多爛的雜志呀，可是缺了它，這篇文章就寫不下去。我是現(xiàn)寫現(xiàn)從網(wǎng)絡上買來的，我家若是原來存有《追求》，恐怕也早就賣廢品了。

還是洋人說得明白：“在形成和擴充收藏的過程中，隨著藏品的不斷增加，如何控制藏品的總量，這幾乎是每個收藏家都必須面對的重要問題。清理固然是個辦法，但可惜收效甚微。沿著書架走一遍，把沒用的‘不重要的’書抽出來，這第一步所獲得的戰(zhàn)果就小得可憐，第二步把這些書放進書箱準備搬走時，戰(zhàn)果又會更見其小：唉，這本書曾經(jīng)多么重要，真不該處理掉；那本書是Y送的，扔了也太沒心沒肺了；還有這本，說不定什么時候……要是想這樣為新藏品騰出空間，走不了多遠就得停下來。把已經(jīng)收集完整的藏書整套賣掉，這倒是一劑猛藥，但一般只有非常成熟的藏書家才能做得到?！?/p>

一直記得這個故事，它使我明白了“事到萬難須放膽”的道理。姜德明先生在《賣書記》里說：“大概人到了絕望的程度，也就什么都不怕了。這一次，我也不知道何以變得如此冷靜和勇敢。我準備迎受書所帶給我的任何災難，一動也未動。相反地，靜夜無人時，我還抽出幾本心愛的舊書來隨便翻翻，心涼如水，好像忘記了外面正是一個火光沖天的瘋狂世界。”我經(jīng)歷過“文革”，如今再難，難得過那個時候嗎？

二〇一四年六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