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書收藏的若干問題

舊書收藏面對的問題很多，即便是入門已久的藏家也會不斷地遇到新問題，初入門者更是疑慮重重。每位收藏者都會有自己的具體疑問，這里所談內容盡可能地照顧面寬泛一些、針對性強一些，但畢竟不是與讀者用面對面的方式解答提問，“無的放矢”仍不可免，讀者諸君如能結合自身經驗，找到我們之間的共通之處，就再好不過了。我想出了下面這個“自問自答”的形式，也許能增強針對性，觸類旁通，如能啟發(fā)您的思路也是再好不過了。其實，有些問題也是我自己的困惑。

一、舊書是不是年頭越老的越珍貴

這是許多人認識上的一個很大的誤區(qū)，就像“物以稀為貴”一樣，這兩種說法都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若是一概而論，盲目地奉為收藏之信條，那么走彎路、花冤枉錢基本是可以確定了。這句話如果改為“年頭越老不一定就越珍貴”就合情合理了。需知“年頭不是判別珍貴與否的唯一標準”。譬如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一折八扣書”，年頭距今八十多年，紙色也老黃老黃的，可是市場認可度仍是不高，為什么呢？“一折八扣”書是書商當年的促銷手段，他們大量地翻印古代通俗小說，卻并不認真校勘，只在定價上動腦筋，定價一元錢的書打一折即是一角，再打個八扣，就是八分錢，讀者一看這么便宜當然要掏錢買了，書商們樂得大賺其錢。其實，這種“高定價低折扣”的手段現(xiàn)實也存在，甚囂塵上的“禮品書”是也。

還有的不良書商，利用人們“年頭越老的越珍貴”的心理，將新書“做舊”，以老書的價錢賣。好在舊書作假的情況不像古書那么嚴重，尚不屬于“重災區(qū)”，只要略具文化常識，是很容易識破造假者的伎倆。

文藝類老書始終是熱門，名作家的老版書始終是熱門，此類老書符合“年頭越老越珍貴”的常理。

二、舊書是不是價格越貴的越好

由于有了拍賣這種新的交易方式，所以價格是特別透明了，不再像過去那么遮遮掩掩。還有一個原因是網絡的發(fā)達，人們得到資訊的渠道較之過去多了許多，也快速了許多。一本舊書拍賣了高價，很快大家就會知道，有時快得幾乎就是同步。最近德寶拍賣公司拍賣的一本新文學詩集《草兒》(康白情著，一九二二年上海亞東圖書館初版)，貌不驚人(且書品不佳)，竟然拍到了兩萬三千元的高價；另一本詩集《蕙的風》(汪靜之著，一九二二年上海亞東圖書館初版)，雖然封面上蓋有藏書者“深惡之”的圖書館章，竟然拍到了更高的兩萬五千元的天價。書商聞之大驚，馬上調整了收書的策略，認識到以為新文學圖書的價位已到頂的想法是嚴重的誤判?！恫輧骸放c《蕙的風》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摧生的新詩集，初版本更是藏書者的最愛，價位高一點兒是應該的，稍早時這兩本詩集的價格也不過三四千元的價位。我查到一條歷史記錄，很有意思。同一本《草兒》，二〇〇七年六月二十日在某網站拍賣，以一千五百元成交，幾個月后，同一網站同一本《草兒》上拍，以兩千元拍出。兩年之后這本《草兒》再露面，增值十倍，這不是“草兒”而是“金兒”啊。

上面這個例子似乎驗證了“價格越貴的越珍貴”的道理。可是不要忘了《草兒》是個極端的例子，因為它不能證明“越珍貴的價格越貴”這個反命題。還是這場德寶的拍賣，萬眾矚目的魯迅編《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一九三六年上海三閑書屋初版)，此書存世寥寥(只印一百零三本，“內四十本為贈送本，三十本在國外，三十三本在中國出售”)，還是編號本(“第六七本”)，由魯迅親筆書寫，這么一本沾渥迅翁手澤的珍本書，怎么估價也不為過(藏書家唐弢和何挹彭都專文提到過這本版畫集，唐弢說：“書固良佳，罕見亦一端焉”)。可是“世所罕見”并未帶來“罕世之價”，最后僅拍買到了六萬四千元，離人們所期待的六位數相差很遠。如此驚鴻一瞥之珍品，再見不知何年。

三、初版書為什么受追捧

收藏離不開經濟實力，清孫從添《藏書紀要》載：“知有此書而無力購求，一難也?！睂ⅰ百I得起買不起”放在藏書“六難”的第一位。藏書者喜愛初版本，自有多種原因，其中追求“最早最先”的心理乃世之常情，人皆有之，不唯藏書之道獨具耳。如果財力足夠，想買什么就買什么，那么不管初版再版盡買就是了；財力有限，好鋼用在刀刃上，“寧吃鮮桃一口，不吃爛桃一筐”，這既是一種消費技巧，也是“不求最多，只求最好”的消費心理在藏書上的體現(xiàn)。有關初版本的趣味，周熙良先生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寫過一篇妙文《談初版本》，將四九前的初版本之魅力描述到了極致，很是撩人心弦。周熙良說：“初版本是作者的靈魂，而其他重版本只能看作影子。”有位西洋舊書商另有怪論：“初版書收藏的動機缺乏邏輯，初版書收藏家們有意夸大了書籍的所有版本中的某一個版本的重要性……那么讓我們想想到底為什么要收藏初版書，我個人認為，答案是非常情緒化的。”

另一位西洋藏書家這樣說：“第二版或第三版往往更受歡迎，其間可能有各種原因，或者因為文字大大改善了，或者因為插圖更多更好了。第二版如果手工著色很出色的話，就會比著色平平的初版值錢得多。第二版(或者作者最后審定的版本)的文本肯定也比初版更重要。不問青紅皂白，簡單地把‘初版’與‘珍貴’或‘值得收藏’聯(lián)系起來，顯然失之片面?！毖笕说牟貢砟畲_實比我們系統(tǒng)得多、周密得多，語言也好過我們。

我以前談舊書分類時說過“按年代劃分”，最后是“上世紀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上半葉”這個時段。這個時期所產生的文學作品也有一定的收藏價值，其中尤以長篇小說的成就最為突出，這是一個專門的話題。既然談到初版本，此處不妨順便先談談我對“十七年”長篇小說版本中涉及“初版”的看法。

“初版”的概念在小說的出版上尤為混亂，“初版”往往不能等同于“第一版”。舉個例子，手邊有精裝本《紅日》，版權頁注明“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1959年9月北京第一版，1959年9月北京第一次印刷”，它是《紅日》的“初版書”嗎？不是，它只是人文社的“第一版第一刷”而已，《紅日》的初版應為“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年7月第一版”(一九六二年《中國現(xiàn)代作家著作目錄》)

還有就是《紅旗譜》，我先得一精裝本，版權頁上寫有“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1958年1月北京第1版，195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印數1—52000(內精裝本15500冊)”。這樣的標注該確定無疑是一版一印的“初版書”了吧？又不對了，近日我高價得一冊平裝本《紅旗譜》，版權頁標注“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1957年11月北京第1版，1957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印數1—52000(內精裝本15500冊)”。比之精裝初版時間提前了兩個月。也就是說1957年11月應該是《紅旗譜》初版的日期，而1958年1月有可能是精裝本初版的日期，因為兩者的印數太一致了，故我有此判斷。《紅旗譜》后來的本子我存有四五種(一九五九年九月的、一九五九年十月的、一九六二年八月的)，均于版權頁著錄“1958年1月北京第1版”，我就一直以為自己擁有初版本，直到1957年11月這本的出現(xiàn)，才打破了真實的謊言。

出版社這種“唯我為初版”的例子很多，再舉一個《創(chuàng)業(yè)史》的例子?！秳?chuàng)業(yè)史》第一版于一九六〇年5月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到了一九七七年十月中青社第十次印刷就出了問題。首先是封面變了，而且增加了插圖，在出版說明中也寫出了“于1960年由本社出版，這次再版時，作者又進行了一些重要的修改”。這幾個再版本的要素都具備了，可是版權頁卻寫出了 “1960年6月北京第一版，1977年11月北京第十次印刷”，讀者有什么辦法呢？明明是第二版了，它卻弄成“一版十印”；明明第一版是1960年5月，它卻寫成“1960年6月”。

陜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八年一月印的《創(chuàng)業(yè)史》，封面、頁數都跟中青版一樣，就是在出版說明和版權頁上稍加增改，出版說明中把“由本社”刪了，版權頁標注“1978年1月第1版，1978年1月第1次印刷”。這樣，中國青年出版社1960年的初版變成了陜西人民出版社的初版。為了加強實證的力量，我又買了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印的《創(chuàng)業(yè)史》，廣人社的做法是：1960年6月北京第1版，1978年3月廣東第2次印刷，另外還加了“中青社出版，廣人社重印”的兩行字，出版說明也依照中青社的“由本社”而未做改動。一模一樣的三本書(連定價都一樣：一元一角五分)，卻代表了三種版本的態(tài)度。

1949年以前，版次與印次區(qū)分得不甚嚴格，這是藏書時應該注意的。那時印書，無論內容改動與否，每印一次，即算作一版，所以有些書的重版本與初版本在內容上無絲毫區(qū)別。1954年國家出版總署頒布《關于圖書版本記錄的規(guī)定》，將版次與印次分開。版次是用以統(tǒng)計版本內容的重要變更，凡圖書第一次出版的稱第一版或初版(也有稱首版的)，內容經過較大增刪后出版的稱第二版，以此類推。圖書重印時，內容如無改動或僅有少量改動的不作為再版，即不做版次的變更。同一圖書改換書名、開本、版式、裝訂、封面、出版者，亦不做版次的變更，這簡直就是一本新書。

由于上述規(guī)定，造成了可以有N個初版《紅日》的滑稽情形。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有的出版社的做法還稍好些，它會在版權頁上標明它的第一版僅是它社的第一版，在此之前哪個社哪一年還出過第一版等，一五一十交代干凈，或注明是租的某某社的紙型。像規(guī)定中說的“書名”“出版者”都改換了仍“不做版次的變更”，其結果會使讀者多花錢，花冤枉錢。

已故著名編輯家趙家璧對此不合理的規(guī)定很是不滿，他以一九八二年四川人民出版社重印一九四七年版師陀的《結婚》一事為例——“我把四川版翻到最后版權頁，上面僅印‘1982年4月第一版’一行字，沒有說明初版本的出版年月和何處出版，那么青年讀者很可能誤認為是作者新寫的作品。我再查閱這幾年各地重印的《四世同堂》《寒夜》《圍城》，版權頁上和《結婚》完全一個樣。這引起了我的一點感想。文學作品一旦印成了書，它本身在社會上就是一種獨立存在，在歷史的長河里載浮載沉，經受它自己命運的擺布，有的歷經滄桑，有的曇花一現(xiàn)；而一本書的生命史就記錄在版權頁上。所以國外的版權頁，初版本、修訂本，移交另一出版社出的新版本或紙面本，樣樣都做說明。我們的《魯迅全集》，對各書初版本都有交代。這樣做的好處，一則尊重出版的歷史，二則為文學史的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我還見到新出的《老舍文集》內連眾所周知的《二馬》《趙子曰》，都不注明是‘商務’出的初版本。”(一九八三年三月《錢鐘書的〈圍城〉和師陀的〈結婚〉》)

我建議以后用“最早版”這個概念來厘清“十七年”小說版本上“初版本”與“第一版”的紛爭。書販們很可能會混淆兩者的差異以謀取不當之利，卻也不排除賣書者的確不懂。

四、請注意：書里有簽名，有前人字跡

簽名本無須多說，當今既是市場寵兒亦是藏家的追求。價格上來了，造假如影隨行，趨利本質使然。關于造假與贗品，我將有專門一章論及。

前幾天與朋友逛潘家園舊書攤，逛到最后一攤已是強弩之末，天氣悶熱，我們都想回家了。地頭有《鍛煉》一書，朋友說，這書新中國成立前沒出過，我們就拿起來看，書是茅盾寫的，我說十塊錢就買。攤主站在陰涼處，聽到我們問價，說：“五百！”，我詫異，“五塊嘛”，還是朋友反應快，再翻一下此書，是簽名本，茅盾呈送某作家的，茅盾的字太有特點了，這本《鍛煉》要真是茅盾親筆，五百元倒撿漏了。茅盾簽名不稀奇，我還在這個市場里見過魯迅的簽名本，上面赫然寫著“海嬰小兒留讀”。

除了這種“一對一”的簽名本，時下還流行“簽售本”，當場買書當場簽名。這種簽名本大都是“窮款”，只有作者的簽字，崇拜者排長隊買了書求簽名。有的作者的追簽者太多，手簽受不了，竟然設計出一種“原子章”代替手簽，這與本義的“簽名為貴”相去更遠了。

還有一種關于簽名書的怪論——“我曾聽人說：列位贈書，請勿簽名，因為送到舊書店不好賣。舉座愕然。我也曾在中國書店見過自己的‘簽名本’，不過寫了字的扉頁給粘上了，對著光才看得出來。想起這本原系人家不久前指名索要，不禁失笑，插回書架。由此明白：別輕易贈書，尤其是對此興趣不大者；亦別輕易索書，尤其是自己不感興趣者。當然，相識或不相識的朋友送給我的書，我都好好放著，不會像上面兩位?！?止庵《我收藏的簽名本》)我出過幾本書，簽了名的也不少，讀者后來不喜歡了，扔了或賣了，我覺得都無所謂。

英國《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有關版本價值的一個條目寫道“最理想的藏書是有作者的簽名或題詞，或者曾經為名流占有、使用并留有印跡的書籍。”只要留心，每位藏書者都會擁有簽名本，區(qū)別在于簽名者名頭大小，該書的重要與否，年代的遠近。

我個人認為舊書上的前人手跡較之單純的簽名更有意思，因為手跡往往藏在書的深處，不像簽名那樣容易被發(fā)覺，不大會被敲竹杠。過去年代的書主，隨便留下的幾句感想，都會令人心生遐想，我們因一書之緣而在不同的時光中相遇。這些文字不是至理名言，卻是真情流露。錢鍾書先生有高論：“但是，世界上還有一種人。他們覺得看書的目的，并不是為了寫批評或介紹。他們有一種業(yè)余消遣者的隨便和從容，他們不慌不忙地瀏覽，每到有什么意見，他們隨手在書邊的空白上注幾個字，寫一個問號或感嘆號，像中國舊書上的眉批，外國書里的Marginalia。這種零星隨感并非他們對于整部書的結論?！?《寫在人生邊上》序)

梁思成《中國建筑史》油印本

五、藏書票和藏書應密不可分

為了表明一本書是自己的而非他人的，我們傳統(tǒng)做法是蓋一枚藏書章，或寫上自己的名字，西方人是在書的封二粘上一枚藏書票。久而久之，藏書票成了書齋寵物，演化為書案上的“漂亮小玩意兒”，專門有愛好者收集珍藏，藏書票原本的屬性卻慢慢被淡化，甚至純粹是一項收藏活動了。國外有專門的“藏書票協(xié)會”，入會的門檻是你必須擁有“一萬枚以上”的珍貴藏書票。藏書票原本就是洋玩意兒，在那邊擁有十萬八萬枚的集藏者不新鮮。在我們這里，藏書票的歷史很年輕，尚不足百年，屬于“小眾收藏品”，玩得出名的數來數去只是葉靈鳳、宋春舫、李樺、唐英偉那么幾位，而系統(tǒng)介紹藏書票，也只有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啟蒙階段葉靈鳳的那三四篇文章。近十數年來藏書票比較熱了。過去藏書票和藏書并無什么特別接近的關系，只有幾個藏書家使用藏書票，反而是不大藏書的人喜歡收集藏書票，那也不過是像搜集郵票一樣的消遣。現(xiàn)在不同了，有一部分書籍為了促銷，便請名家制作藏書票，貼在扉頁，還真的能多賣。藏書票知識的普及，勝于歷史上的任何階段。因為藏書票甚至還舉辦了一次專場的個人藏品拍賣會，這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藏書票集藏家吳興文送給我的藏書票

我對藏書票還持一觀點，我一直認為藏書票與圖書是不該分離的，就像一本中國古書鈐著的一枚藏書印——一本書可以沒有藏書票，但一枚藏書票不可以沒有書的庇護。今日之商品社會，藏書票也未能幸免，什么電腦制版(我比較反對的就是電腦設計出來的藏書票)，什么當眾毀版，什么限量發(fā)行，一系列商業(yè)運作方式，幾乎都照搬到藏書票的頭上，又有幾個人會把這種批量生產出來的藏書票小心翼翼地貼在一本心愛的藏書上呢？我大表懷疑。

藏書票還有一別稱，即“里書標”：“貼于書內的一種紙簽條，表明該書的所有權。歐美各國私人藏書的里書標，亦即藏書票，尤受人珍視，常有人專門搜集此種書標，一如集郵者之于郵票相似?！?《圖書館學辭典》)上世紀三十年代黃苗子參編的《小說半月刊》，也稱藏書票為“里書標”。

六、至少應有一方藏書印

印章藝術是中國藝術家們的獨有創(chuàng)造，一枚小小的印章隨著千古不朽的名畫而不朽，同時印章還是名畫真?zhèn)蔚呐宰C。印章用在圖書上，就產生了藏書印。很少有藏書者能抵抗藏書印帶來的視覺沖擊，這種現(xiàn)象在古書界最為普遍，舊書刊還稍好些，原因是中國印泥很適宜中國宣紙，不大與堅硬的機制紙合拍。正唯此，舊書刊中得一佳印，洵為美事。

清代學者李慈銘對于藏書印說過如下的兩段話：“書籍不可無印，自須色篆并臻妍妙，收藏家爭相矜尚，亦惜書之一事也?！庇衷疲骸?吾)頗喜用印記，每念此物流轉無常，日后不知落誰手，雪泥鴻爪，少留因緣，亦使后世知我姓名。且寒士得此數卷，大非易事，今日留此記識，不特一時據為己有，即傳之他人，抑或不即滅去，此亦結習難忘者也?！?《越縵堂日記》)李慈銘自己的藏書印堪稱一份履歷表，全印共二十四字：“道光庚戌秀才，咸豐庚申明經，同治庚午舉人，光緒庚辰進士”。也許是他的功名與天干中的“庚”字有緣，他每隔十年便升上一層。

臺灣詩人劉淑慧有四行詩詠嘆藏書印：“潮濕的胭脂/吻遍每一具雪白的身體/豐潤的心事因此有了/歸屬的安靜。”

為自己心愛的藏書選擇一方質地高貴的印石，再構思一句雋永的印文，最后是請高明的篆刻家(名家當然最好)，這樣做完了，一本書才算得上真正被我們收藏了。

七、毛邊書當下最為熱門

毛邊書近年來大受熱捧，不管是舊書還是新書，只要是毛邊的圖書，就一定有人愿意出高價購買。按照書界的傳統(tǒng)說法，“毛邊書”一詞大致由英文單詞deckleedge演變而來，指的是手工紙在deckle里形成的邊?！遏斞溉穼Α懊叀倍值淖⑨屖牵骸皶b訂后不切邊。故所謂毛邊書，就是三面任其本然，不施刀切，保留天頭、地腳和書口，一仍舊貌，取其拙樸、自然、本色之美者也?！眻D書館學對毛邊的定義是：“書或雜志常有折頁尚未切口的，此邊稱之為‘未切邊’?！绷碛幸环N說法：“手工制造的紙，未經裁邊的，稱之為‘毛邊紙’，書頁之有毛邊的通稱‘毛裝本’?！爆F(xiàn)在我們見到的多是機制紙的毛裝本，手工紙毛裝本非常少見。

說到毛邊書在中國的勃興，首要的一位倡導者就是魯迅先生。魯迅一九三五年四月十日在給曹聚仁的信中說:“《集外集》付裝訂時，可否給我留十本不切邊的，我是十年前的毛邊黨，至今脾氣還沒有改。但如麻煩，那就算了。而且裝訂作也未必肯聽，他們是反對毛邊的。”同年七月十六日給東北作家蕭軍的信中說:“切光的(指蕭軍的長篇小說《八月的鄉(xiāng)村》，有毛邊本和光邊本兩種)都送了人，省得他們裁，我們自己是在裁著看。我喜歡毛邊書，寧可裁，光邊書像沒有頭發(fā)的人——和尚或尼姑?！濒斞刚f的“十年前的毛邊黨”，指的就是一九二五年他在北新書局出版自己的書時與書局老板李小峰約定，他的書都要做成毛邊的。魯迅著作的毛邊本現(xiàn)已成為舊書收藏中的第一珍品。

魯迅先生的兄弟周作人先生也是最先倡導毛邊書的。在創(chuàng)辦《語絲》時期，周作人寫過《毛邊裝訂的理由》：“第一，毛邊可以使書不大容易臟，——臟總是要臟的，不過比光邊的不大容易看得出。第二，毛邊可以使書的‘天地頭’稍寬闊，好看一點。不但線裝書天地頭寬，就是洋裝書也總是四周空廣一點的好看；這最好自然是用大紙印刷，不過未免太費，所以只好利用毛邊使它寬闊一點罷了。”

至于毛邊書為何受歡迎，是美觀的因素還是實用的因素，似乎尚無定論，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魯迅的特殊癖好，是影響毛邊熱持久及深遠的重要因素。

二〇〇八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