騙子報人和輕信的讀者
從前有位報人,也有位讀者。報人是騙子,總是騙人;讀者卻很輕信,什么都信。世界上自古如此:騙子騙人,輕信者信以為真。各行其是[1]。
報人待在自己的蝸居,只顧騙人。他說:“小心??!白喉癥害死不少居民啦!”他說:“開春以來沒有下過雨,眼看我們就要沒有糧食吃啦!”“火災燒毀了好些村莊和城鎮(zhèn)呀!”“國家財產(chǎn)和公共財物都四分五散,給搬走啦!”讀者卻讀著,認為報人擦亮了他的眼睛。他說:“我們已經(jīng)有了出版自由,你只消睜眼一看,就看見到處不是白喉癥,就是火災,再不就是荒年……”
越來越不像話。報人看出他的欺騙很合讀者心意,于是更加起勁了。他說:“我們沒有任何安全保證!讀者啊,別到街上去,說不定正好碰上請你坐班房!”可是輕信的讀者卻大搖大擺走在街上,邊走邊說:“嘿,報人說我們沒有安全保證,說得真不錯?。 辈粌H如此,他遇見了另一位輕信的讀者,也問:“今天報人說我們沒有安全保證,說得真好,您讀過沒有?”那另一位輕信的讀者答道:“怎么不讀!妙極了!不能,的確不能在街上逛,不然立刻請你坐班房!”
大家對出版自由贊不絕口。輕信的讀者們合唱似的異口同聲說:“我們真不知道我們這里到處是白喉癥,——可不正是這樣!”出于這種信念,他們心里感到輕松。倘使這位報人只說有白喉癥,從此不見下文,說不定人家就不讀他的報紙了。
報人對此卻感到高興,因為對他來說,欺騙大有好處。真理不是人人都懂的,不信你就試試看!為它每行付出十戈比,也許你也敷衍不了!欺騙可就不同啦!你只管寫,只管騙吧。每行五戈比,一大堆欺騙從四面八方給你送錢來!
報人和讀者建立了牢固的友誼,水也沖不散,報人欺騙越多,發(fā)財就越大(一個騙子還需要別的什么呢!);而讀者,人家越騙他,他給報人的硬幣也越多。酒不管是堂吃還是外賣,報人反正有戈比賺!
“從前褲子都沒得穿!”眼紅的人講他們閑話了,“可是如今,你瞧,好神氣啊!自己雇了‘馬屁精’!請了民間故事說唱人!享福啦!”
另一些報人想用真理引誘讀者,——他們說,訂戶說不定會上我們鉤的,——這也不管用!讀者什么都不想知道,只是一個勁兒念著:
我珍視抬高我們身價的欺騙,
甚于大量低劣的真理……
光陰荏苒,事情就這樣一天天發(fā)生,但也有一些好心人可憐輕信的讀者。他們把騙子報人請來,對他說:搞得差不多啦,你這無恥和不老實的人!買賣欺騙到此為止了,從今以后做真理生意吧!
正好這個時候,讀者逐漸清醒過來,寫了幾封短信給報人寄去。信上說,今天我領著女兒逛涅瓦大街,原以為會到警察局過夜(女兒甚至帶了三明治,以備不時之需,——她說,嘿,真快活啊?。?,可是完全相反,我們兩人都平安回府了……這令人欣慰的事實怎能同意你們那些說什么我們沒有安全保證的社論呢?
自然,報人也預料到會有這一招。說實在的,他自己對欺騙也感到膩了。他的心早已向往真理。既然讀者光盯著欺騙,又有什么辦法呢!只好一邊哭,一邊騙。如今,當四面八方都把刀子架在他脖子上,逼著講真理,——也好,那就講吧!真理就是真理,簡直活見鬼!他靠欺騙賺了兩幢石砌房子,其余兩幢石砌房子只好用真理來賺了!
于是他每天用真理折騰讀者!不談白喉癥,不就完啦!沒有班房,也沒有火災。如果大火燒光科諾托普[2],火災之后它會修建得更加美好。至于收成,由于下了幾場暖和的雨,不但自己可以吃個夠,最后,甚至還扔到德國人的餐桌上:拿去塞喉嚨吧!
但最妙不過的是,報人只刊登真理,每行付酬五戈比。自從店里出售真理以來,真理就落價了。原來,真理也罷,欺騙也罷,反正一樣,都值不了幾個硬幣。但報紙的各項欄目不僅不因此變得枯燥無味,反而更加生動活潑了。因為,如果把大好風光好好修飾一番,就會是一幅極好的良辰美景!
最后,讀者恍然大悟,完全清醒過來了。從前,當他把欺騙當作真理,他日子過得不錯;如今,他就完全放心了。走進面包店,人家對他說:過幾天面包準落價!到雞店看看,人家對他說:過幾天榛雞準會更便宜!
“喏,現(xiàn)在什么價錢?”
“現(xiàn)在每對一盧布二十戈比!”
托上帝的福,變化真大!
可是,有一天,輕信的讀者走在大街上,穿著像個公子哥兒。他走動著,“滿懷著對光榮和仁愛的期望”[3],揮著手杖說:告訴你,從今以后我完全有安全保證啦!
但是就在這一天,好像故意為難似的,發(fā)生了如下事件:
他沒有走上幾步路,就犯了法律錯誤,于是被關進了班房。
他在班房里整整蹲了一天,什么也沒有吃。因為,他雖然受到了款待,仍然東張張,西望望,嘴上只是說著:我們的豐收原來如此!
在那里他也害了白喉癥。
到了第二天,法律錯誤當然也講清楚了,于是交保(以備不時之需)釋放。他回到家里,不久就死了。
可是騙子報人如今還活著。他在給第四幢石砌房子蓋房頂,從早到晚一直琢磨著一樁事:往后要更加巧妙地欺騙輕信的讀者,他該采用什么,用欺騙還是用真理?
一八八四年
[1] 原文為拉丁文。
[2] 烏克蘭蘇梅州城市,鐵路樞紐。
[3] 這是普希金1826年寫的抒情詩《斯坦司》中的詩句。謝德林常用這句詩嘲諷俄國自由主義者的改良主義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