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時代（下）

王安石所處的時代雖然內(nèi)憂外患、貧弱交困、弊端叢生、危機四伏，但是作為若干世紀才出現(xiàn)一個的人才，又遇到一個想有很大作為的皇帝，他要撥亂反正，改革政治，實現(xiàn)富國強兵的目的，幾乎是易如反掌。然而，他的成就并不像人們所期待的那樣，原因何在呢？顯然是受到了朋黨的拖累。宋朝的朋黨之禍患雖說興盛于王安石之后，實際上卻濫觴于王安石之前，這一點是必須追述的。政黨作為一種事物，產(chǎn)生在政治進化之后。國家產(chǎn)生了政黨，不是一件壞事，而是一件值得慶賀的好事。雖然如此，也是有條件的：其一，政黨只能生存于立憲政體之下，是與專制政體不相容的；其二，作為政黨，應該坦然接受結黨這個事實，尤其不應該避諱結黨的名聲；其三，爭辯討論的問題應當集中在政治問題上，宮廷問題、個人私德問題、學術異同問題等都不應該摻雜在里面。但是，宋朝所謂的黨和上面所說的政黨沒有任何相同之處，所以我不能稱它為政黨，而只能用它的舊名，稱之為朋黨而已。中國在此之前的黨禍，像漢朝的黨錮、唐朝的牛李之爭，在此之后的黨禍，像明朝的東林黨和復社，都可以說是小人陷害君子。只有宋朝不是這樣，其性質復雜而且非?；靵y，無論聰明還是愚蠢，無論賢明還是不肖，都自投羅網(wǎng)，掉在那鍋鼎沸的熱湯中。用一句話來概括，無非是士大夫們意氣相爭而已。推算宋朝朋黨特別興盛的原因，一是由于尊崇文人而輕賤武將，二是由于中央權力過度集中。宋太祖的政策是要千方百計抑制他的臣屬，使他們不能憑借武功來自我炫耀，而有才華、有本事的人勢必都要走從政做官這條路。他把兵權、財權完全集中于中央，管理民眾的部門、統(tǒng)轄一方的官署、官吏的升遷罷免也由中央來決定，實際上權力都集中到皇帝一個人手中。那些年老的舊臣在他的優(yōu)養(yǎng)之地并不像漢代的郡國守相那樣，可以按照他的意志行使種種權力，而且對他們也要嚴格考核，以決定對他們的罷免和升遷，使他們明白這是不容易的。所以，優(yōu)秀的人才、想要建立功名的人都集中到京師來了。而宋朝的京師又和當今世界上那些有國會的立憲國家不大相同，那里可以讓很多讀書人展示他們的才華，而在這里可以參與討論國家政治的人不過兩三個執(zhí)政者而已。還有少量的翰林學士和御史糾察官員，作為執(zhí)政者的后備之人。這樣一個大國，人才如此眾多，卻只有很少的位置可以讓讀書人借此而建功立業(yè)，他們相互爭奪，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說宋朝的歷史是爭權奪利的歷史，也是可以的。品性不好的人爭這個職位是為了謀私利，賢明的人爭這個位置是為了實現(xiàn)他的志向，爭來爭去，爭得形同水火、勢不兩立，意氣也就從這里產(chǎn)生了，他們結成朋黨，彼此之間相互詆毀，這樣一來，黨禍就與宋朝相始終了。

宋朝的朋黨之禍雖然在宋哲宗的元祐、紹圣年間（1086—1097）鬧得非常厲害，但它的興起卻在宋仁宗和宋英宗這兩朝。宋仁宗時，范仲淹與呂夷簡發(fā)生矛盾，這是朋黨之禍的初始階段。后來到了宋英宗在位時，發(fā)生了著名的濮議之爭，就使得朋黨之禍更加鋪張擴大了。最初，范仲淹上《百官圖》諷刺宰相呂夷簡任用親信，又上疏批評時弊，被呂夷簡指責為離間君臣、引用朋黨，罷了權知開封府職事的官。士大夫之間有人同情范仲淹，有人支持呂夷簡，互相指責對方為朋黨。后來，呂夷簡的宰相兼樞密使職務被罷免，宋仁宗任命范仲淹為參知政事，石介作了一首詩，稱贊革新派，批評保守派，指責反對革新的夏竦等人為大奸。石介的行為使夏竦等人深深銜恨在心，自此成為死敵。當時，與石介同朝為官的孫復讀了這首詩后提醒他說：“你的災禍從此開始了?！痹紫嘁宦殻吨傺椭蛔隽藥讉€月。史書記載，他嚴格限制各級官員享受恩蔭的子弟及親戚的人數(shù)，對在職官員的政績進行嚴格考核，按優(yōu)劣分別升降。他不分晝夜地為國家操勞，希望能使天下得到太平。但是，他的改革大刀闊斧，急于求成，涉及的范圍又很廣，很多人都認為不可行。當時，范仲淹親自到各地考察官員們的工作，遇到不稱職的官員堅決罷免，鬧得很多人怨聲載道。他還不講情面，考核官員的制度非常嚴密，不給僥幸者一點兒機會。正因為如此，主持“新政”的范仲淹等人遭到各種無端的誹謗，攻擊他們結為“朋黨”的論調也漸漸影響到了皇帝。反對黨乘此機會大肆攻擊，不惜造謠中傷，使得范仲淹與杜衍、韓琦、富弼同時被罷免。王拱臣曾公開說：“我把他們一網(wǎng)打盡了。”這種氣焰和石介的詩好像出自一人之口。后代研究歷史的人沒有不抬高范仲淹貶低呂夷簡的。當然，范仲淹胸懷廣大，擁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絕不是呂夷簡這種人能夠相比的。然而，呂夷簡也不過是個平庸之輩，貪戀權勢、想做高官的人，如果把他說成是大奸大惡，那么宋朝百余年來的宰相像呂夷簡這樣的人比比皆是，難道都把他們說成是大奸大惡嗎？何況當時與呂夷簡一起攻擊范仲淹的人也有許多被后世看作君子的人，這又如何解釋呢？事實上，宋朝的朋黨無所謂君子還是小人，純粹是讀書人之間的意氣之爭，最后發(fā)展到相互傾軋。慶歷年間（1041—1048）已然如此，這種風氣一形成，到了宋英宗治平年間（1064—1067）自然就有了濮議這一大公案。

濮議是怎樣一件事呢？宋仁宗死后沒有留下后代，1063年便過繼了堂兄的兒子繼承皇位，就是后來的宋英宗。仁宗的堂兄趙允讓曾被封為濮安懿王。濮即濮陽，在今河南省。英宗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治平二年（1065），下詔討論如何舉辦崇奉其生父濮王的典禮。朝廷之上大臣們分成兩派爭相哄吵，氣勢洶洶，如臨大敵，朋黨之禍到此時就變得極其嚴酷了。御史諫議大臣等請求殺了韓琦、歐陽修以謝先帝（宋仁宗），甚至因為這樣一件有關皇家名分的事詆毀對手的私人品德，有人就誣蔑歐陽修亂倫不恥。但當時因為濮議受到攻擊的人，像韓琦與歐陽修，后世都被稱為君子。而因濮議攻擊別人的人，像呂誨、范純?nèi)实热?，后世也是被稱為君子的。宋朝朋黨的真相在這里完全顯露出來了。這件事雖然好像與王安石新法的爭吵無關，然而作為一種現(xiàn)象，二者還是有相似之處的。而且，在這里首先攻擊韓琦、歐陽修等人的人也就是后來首先攻擊新法的人，所以我不怕別人譏笑我離題太遠，把歐陽修關于濮議的原文全部作為附件放在這里，從中可以看到當時所謂士大夫中的風氣就是這樣的。這也就可以了解后來王安石的地位就像當時的韓琦和歐陽修，而新法這件公案也就是另一個濮議事件而已。

（附）歐陽修《濮議》：

宋英宗皇帝即位之初，普天同慶，群臣都加官晉爵，不管生者死者都得到了皇帝的恩澤，宗室中原來的那些王也都得到了新的封賞。只有濮安懿王因為是皇上的生父，中書省認為，不能和其他那些王一樣，于是上奏請求讓有關部門商議一下舉行典禮的事?；噬舷轮颊f，要等到服喪期滿之后再說，這個提議就被擱置起來了。

治平二年（1065年）四月，皇上服喪期滿，就把那個奏章下發(fā)給兩制，即翰林學士和中書舍人，詳細研究。翰林學士王珪等主張給濮安懿王特別尊貴的高官大爵也就行了，但中書認為，要給他官職并改封大的王號，應當下旨進行冊封，而冊封的詔令是有特定規(guī)格的。詔令應當這樣寫：“某親具官某，可贈某官，追封某國王?！狈鈨陨蟿t應當這樣寫：“皇帝若曰咨爾某親某官，某今冊命爾為某官某王。”但是，濮王與皇上是父子關系，不知道制冊上怎么稱呼他，還有就是寫不寫他的名字？于是又把這個奏章發(fā)下去，要求再議。王珪等人提出來可稱“皇伯”，但不寫名字。中書根據(jù)《儀禮·喪服記》中所記載的“做兒子的要為他的父母服喪”，又根據(jù)唐《開元禮》和宋《開寶禮》的要求“做兒子的要為生父‘齊衰’一年，要為后父‘斬衰’三年”。這里的后父、生父都稱父母，在古今的典禮中，都沒有將生父改稱“皇伯”的記載。又查證前代以藩侯繼承皇位的君主不幸都處在衰敗的亂世，不能效法他們，只有漢宣帝和漢光武帝是有盛德的君主，都稱他們的父親為“皇考”，也沒有稱“皇伯”的?！盎什边@個稱呼不僅典禮上沒有用過，在歷史上也沒有依據(jù)，所以不能這樣做。于是將古今的典禮以及漢宣帝、光武帝的材料，并附上“皇伯”的提議，送給三省的官員和御史臺的官員一起詳細討論。討論還沒有開始，皇太后就親自寫了信責備中書不應該稱“皇考”，中書寫了材料說明為什么這樣做。皇上見到皇太后的手書后大驚，馬上手寫詔書要求停止討論這件事，追封的事也就停了下來。過了幾天，禮官范鎮(zhèn)等人堅決要求討論有關“皇伯”的問題。他們的奏章留在皇上那里沒有再發(fā)下來。不久，御史臺的官員們也都對此發(fā)表了各自的看法。皇上既然因為皇太后的緣故決意停止討論這件事，所以凡是上疏談論這件事的都被皇上留下?；噬下斆鞴麛?，很通情達理，對待大臣都很謙虛恭敬，但是絕不姑息。御史臺的官員所說上有關濮王的奏章既然都不再下發(fā)，他們提出的其他不可行的建議也大多被擱置起來，沒有實行。御史臺的官員因此開始有意見并發(fā)出怨言，并指責中書不去實行。中書也曾經(jīng)上奏說，現(xiàn)在御史臺的官員氣憤朝廷不用他們的諫言，說他們阻塞了言路，使得皇上成了拒諫的皇上，請求能簡單實行一兩件事?；噬险f：“朝廷應當以公平的心對待天下的事，如果他們說的可行，就應該立即實行，何止‘略行一二’呢？如果他們說的不可行，難道應當為了應付人情，不能做的事勉強去做，那樣不是對事情有害嗎？”中書覺得皇上所說句句在理，不敢再有別的請求?；噬辖又鴨柕溃骸八麄冋f的有沒有可行但是沒有實行的呢？”韓琦以下的官員相互看了看，說：“確實沒有?！被噬险f：“既然如此，就這樣吧?！?/p>

“唐宋八大家”之一歐陽修

歐陽修（1007—1072），北宋文學家、史學家。慶歷三年（1043年）任諫官，支持范仲淹，要求在政治上有所改良，被誣貶知滁州。官至翰林學士、樞密副使、參知政事。是北宋古文運動的領袖，“唐宋八大家”之一。曾與宋祁合修《新唐書》，并獨撰《新五代史》，有《歐陽文忠公文集》。

這時有幾名雜端御史（御史中的一種，知雜事），都是新提拔的，銳意進取，希望盡快取得成就，見到什么事都發(fā)表意見，也不管是不是自己分內(nèi)的事。所以，他們提出來的建議都比較荒謬，不能實行。這時，京城正下大雨，官、私房屋倒塌了很多，軍營倒塌得尤其厲害。皇上想到軍人都露天居住，心中非常焦慮。兩府的大臣也都非常擔憂害怕，不分晝夜地操勞，費盡心思，進行安排處置，已經(jīng)有了一些效果。這時的范純?nèi)蕜偖斏嫌?，初次上殿，大家都想聽聽他會說什么。他上的第一個折子就是催修營房，責怪中書省為什么還沒有完成，請求每一營派遣監(jiān)官一名，由中書省審核議定。京城里倒塌的軍營有五百二十座，如果按照范純?nèi)实恼埱?，就應該派遣監(jiān)官五百二十人，每個監(jiān)官還要有四個隨從，這時正是國家的非常時期，事情多，人手少，卻要派出兩千士兵和五百監(jiān)官，而且瓦木等建筑材料還沒有著落。他的輕率、張狂、空疏、乖謬就是這樣的。所以，中書省討論這件事的時候，我就忍不住笑了，而御史們也覺得這事不妥當。過了幾天，呂大防又上疏，請求兩營派一名監(jiān)官。他所提的事都是一些非?，嵥椤⒉环蠈嶋H、無法實行的事。但他們不知道自己提出的建議不可行，反而報怨朝廷阻止不去實行。所以呂大防又說，今后他們提出什么要求沒有實行的，中書省要說出為什么不辦，并且報告給御史臺，他們竟然蠻橫無理到這種程度。他們怨憤的言辭在士大夫之間流傳，一些親朋故友就和他們開玩笑，激他們的火：“近來御史提諫議，中書省都批為‘進呈’，就算完事了，外人都說，御史臺應該改稱進呈院了?！边@樣的話很多，朝中官員傳來傳去，以此來開玩笑。

御史官員更加不滿，甚至憤怒，于是想著最好彈劾一些人。他們認為，如果因為彈劾人而獲罪，還可以留下敢說話的美名。這時皇上的品德、恭敬節(jié)儉、行為沒有什么不合適的地方，兩府大臣也沒有什么大的過錯，沒有什么可以讓他們彈劾的，只有濮議這件事還沒有定論，就說這可是個好題目啊，這樣的好機會是不能錯過的，于是都來盡力說這件事。但這時皇上的手詔已經(jīng)不許再談這件事了，“皇伯”“皇考”的說法也還不知采取哪一種，其他追封的事情又還沒有討論，朝廷對于濮議并沒有做錯什么，所以御史們也只有請求早一點兒施行“皇伯”的建議而已。中書省以為，前代有關禮儀的爭論連年不決的有很多，這件事關系重大，而且皇上很謙虛，已經(jīng)自己停止了討論，不再提起，有什么過錯可以被他們拿來談論嗎？于是放在一邊不再搭理他們。但是御史們一起來到中書省并揚言：“宰相最好早點兒了結這件事，不要被別人鉆了空子。”皇上已經(jīng)不讓議論這件事了，所以雖然有很多人來說但都沒有被采納。由于這個原因，御史們更加感到羞愧和恥辱，看形勢已經(jīng)不能使他們停下來了。他們本來就想通過彈劾別人因言獲罪，來邀買名聲，所以他們這時的言論只求能激怒朝廷，已經(jīng)無所顧忌，大肆誣陷誹謗，多次引證董宏、朱博的故事，以此來影射我是首先提出建議的人，毫無顧忌地對我進行丑化和詆毀。

剛開始，翰林學士和中書舍人由于朝廷不用他們的建議，心里已經(jīng)有些不平，等到御史們有了說法，于是和他們相互呼應和配合。一些庸俗的人并不懂得禮儀，不知道圣人是很重視無子這件事的，凡是沒有兒子的，允許同宗的子弟繼承家業(yè)，這是最公正的道理。不過，尋常百姓怕人知道過繼兒子以及異姓領養(yǎng)義子的舉動，都避諱提到他們的親生父母，以為理所當然，于是就會認為“皇伯”這樣的提法是正確的。御史們既挾持兩制，即翰林學士和中書舍人的幫助，而外面的議論又是這樣，因此用言論迷惑眾人，說朝廷背棄了仁宗的恩德，要特別地加封濮王。庸俗的下層民眾甚至傳言，將來還要讓濮王進太廟，替換仁宗的位置呢。里里外外議論紛紛，沒有人可以說得明白。有識之士都知道“皇伯”的說法是不對的，但只要有人稍微傾向于為朝廷說話，就會被罵為奸邪。太常博士孫固曾經(jīng)提出讓皇上稱親，他的奏章還沒有遞上去，御史們就相繼彈劾他了。于是，有識之士都閉口不談此事，不愿因此惹禍。時間一長，中書省就商量，想要一起訂一個折中的方案，來平息輿論。于是，他們起草了一個方案報上去，請求按照這個方案下詔說：濮安懿王是我的親生父親，群臣都請求加封更高的王位，但哪有兒子給父親封爵的道理呢？應該讓中書省和門下省將他的墳塋改建為陵園，在園中立一座廟，讓王的子孫能按時去祭拜，禮節(jié)到這里就為止了。就在那一年的九月，皇上看了這個方案，一點兒也沒有感到為難，說：“能這樣做最好，但需要稟告太后才可以實行，暫且等一等吧?！?/p>

這時，離南郊祭天的日子越來越近了，朝廷的事情很多，御史們的議論也稍微平息了一些?；噬弦矝]有時間告訴太后，中書省就更不提及這件事了。郊禮祭天結束后，到了第二年的正月，御史們的奏章又來了。中書就將原來寫好的方案又呈送上去，請求皇上降詔?；噬险f：“等我兩三天內(nèi)稟過太后，就可以實行了?！睕]想到，這天晚上，皇上忽然派遣高居簡來到曾公亮家，頒布了皇太后的手諭：“允許皇帝認濮王為親?！庇终f：“濮王應該稱皇，三個夫人也應該稱后。”這和中書省進呈的方案大不一樣，而稱皇、稱后這兩件事皇上事先也沒有說過。當初中書省進呈的方案也只是請求皇上直接降詔實行，并沒有一個字涉及皇太后。而皇上也只是說，需要“稟過皇太后，然后再實行”，也沒有說過要請皇太后頒布手諭啊。這幾件事都不是皇上的本意，也不是中書省的本意。這天，韓琦因為祭祀正在齋戒，只有曾公亮、趙概和我在垂拱殿門的閣子內(nèi)，互相看著都很驚愕，因為這件事來得太意外了，沒有人知道該做什么。于是大家就派人到齋戒的地方去找韓琦，一起來聽取皇上的旨意。不一會兒韓琦就到了，來不及交談，就一同來到大殿上。韓琦上前奏道：“我有一個意見，不知道是否可行。”皇上說：“怎么樣呢？”韓琦說：“今天太后手書中提到的三件事，稱親這件事可以奉行。而稱皇、稱后這兩件事，請求皇上一定推辭。再降一道詔書，只答應稱親這一件事。然后，把我們前些日子進呈的那個方案中提到的那幾件事，將他的墳塋改建為陵園，在園中立一座廟，讓王的子孫能按時去祭拜等寫成手詔，然后實行?！被噬虾芨吲d，說：“很好?！庇谑蔷鸵勒账恼f法頒布手諭去實行了。剛開始，朝廷內(nèi)外的人受到御史們的蠱惑，都說朝廷尊濮王是想奪仁宗的正統(tǒng)地位，所以人們的情緒十分激昂，等見到手諭，實行的內(nèi)容不過如此，都認為朝廷處置得很合理，再沒有什么異議了，只有那些提議稱“皇伯”的人仍然認為稱親不對。

這時，呂誨等人已經(jīng)被貶，閉門不出，也知道形勢不能阻止，于是就抓住稱親不對這一點，更加放肆地誣蔑和誹謗。他們說，韓琦串通了宦官蘇利涉、高居簡，把皇太后的思想搞亂，這樣才下了手諭。又專門指出，我是首先提出建議的人，要求殺了我以謝祖宗。他們將奏章送進宮中，副本就給了進奏官，讓他幫助傳播。呂誨等人既然想得到罪名后離開這里，所以每次去見皇上都表現(xiàn)得傲慢無禮，唯恐皇上不發(fā)怒。皇上也多次下諭對中書省說，呂誨等人遇到皇上不再講君臣之禮。然而皇上性情仁厚，不想因為濮王的事處置御史們，所以就盡量包容他們。時間一長，發(fā)展到這一步，知道他們是不能再留下了，就這樣還多次派遣宦官到家里召見他們，授予他們官職，但他們竟不出來接旨，只好讓他們以原來所任的官職到外地去赴任。濮議這件事，從中書省開始提出方案到后來稱親立廟，皇上沒有說過一句如何加封的話，只是虛心地把這件事交給大臣和有關部門，只是根據(jù)他們的建議舉行了典禮。不稱“皇伯”而稱“皇考”，也只是中書省的提議，皇上并沒有規(guī)定一定要怎樣稱呼。而呂誨等人多次上疏，很久都沒有做出決定，大概是因為皇上認為這件事很重大，不能輕易答復吧。而且，已經(jīng)頒布手詔不準議論這件事，所以稱“皇伯”還是稱“皇考”，這一切都被放在一邊，不再討論了，也不是有意非要么辦?；噬显鴮n琦等人說，當年漢宣帝即位八年，才開始討論追尊“皇考”，近來中書省的奏章為什么這么急呢？由此可見，皇上對這件事是看得很重的，不敢輕易去討論，怎么能說是過分地追封呢？至于說中書省不敢用“皇伯”這個稱號，更是無稽之談，他們只是遵從典故罷了。其他追封的禮數(shù)都沒有來得及討論，大概是因為“皇伯”“皇考”的稱呼問題還沒有定下來就把爭論停止了，所以沒有來得及討論追封的禮數(shù)，以后討論的只是在陵園中立廟罷了。像呂誨等人多次引證漢哀帝、漢桓帝的故事，目的是要誣陷別人，也沒有在討論中談到。剛開始，呂誨等人決意離開朝廷，皇上屈尊挽留他們，而他們不肯留下。趙瞻這個人在他們幾個人中尤其平庸低下，更加不知體統(tǒng)，他在別人面前揚言說：“近來皇上只不曾下拜來挽留我罷了?！币源藖碜钥溆械?。而呂誨也對人說：“過去朝廷對于御史們所說的事十件能做三四件，讓我們這些人面子上過得去，也不至于非要離去?！庇纱苏f來，朝廷在濮議這件事上難道有什么過錯嗎？放逐那些御史難道是皇上的本意嗎？呂誨等人的離去難道是專為了濮議這件事嗎？士大夫只看到呂誨等人的誣陷之言，卻不了解濮議這件事的來龍去脈，不追究呂誨等人的用心，認為只要是因為進言被罷官就是忠臣，爭相贊美他們。他們果然像呂誨等人預料的那樣，因此得到了虛名，而且推薦呂誨的人也想借此博取名聲。以宣揚皇上的缺點來彰顯自己的優(yōu)點尚且是不行的，何況是誣蔑皇上來邀買自己的虛名呢？??！如果呂誨這種人的心跡不敗露，誣蔑和誹謗得不到澄清，那么先帝的心志也不能為后世所了解，就是我的罪過了。所以，我要公正地寫出事實，以備史官們采用。

讀了歐陽修的這篇文章，當時在朝廷上發(fā)表議論的那些人，其價值就可以想見了。這些人的想法不過是要通過這件事為自己揚名立萬罷了，甚至希望皇帝因為他們的言論而治他們的罪，給他們的罪名越大，他們的名氣就越高，他們唯一的目的就在這里。而國家至關重要的利益，這一切都不在他們的心里。所以，他們每天都在搜求好的題目，作為奇貨可居的寶貝收藏起來，一有機會就搖唇鼓舌，鼓動朝廷上那些不得志的人和他們結為一黨，那些沒有見識的民眾則跟風跑、隨大溜，一副氣勢洶洶的樣子。有人反對他們，就罵這些人是奸邪小人，務必要把他們的口封住不能說話才滿意。如果爭論不能使別人屈服，就氣急敗壞地誣蔑別人的私人品德，直到說韓琦結交太監(jiān)，歐陽修與外甥女亂倫?？疾飚敃r攻擊韓琦、歐陽修的言論，說他們搞亂了人與人的倫理關系，泯滅了做人的良知；說他們對一切有生命的東西都憤憤不平、痛心疾首；說他們是奸邪之人，為了謀求自身的利益，只想在皇帝面前爭得恩寵，不惜傷害倫理大義和孝道；說他們千方百計、花言巧語，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論蒙騙皇帝。然而，韓琦、歐陽修二位先生堂堂正正地為皇帝做事，他們的行為，人們都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又何嘗如那些人所說呢？假如真像那些人說的一樣，那么他們二人的罪過就不僅僅是施政中的得失，而在于居心不良、卑鄙無恥，這樣做就真的不能立于天地之間，也就是說，沒有臉面活在世上了。難道真的是這樣嗎？如果不是這樣，那么那些攻擊他們的人居心又何在？濮議不過是皇家的私事罷了，和天下大事無關，而且在皇家的私事中也是很小的一件事。當時，那些所謂的士大夫為了沽名釣譽，發(fā)泄他們的憤懣，竟推波助瀾、興風作浪，不惜讓天下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一兩個做事的人身上。又何況王安石的變法，其事業(yè)的重大超過這件事上萬倍，更不容易為民眾所理解，所以一個人像狗一樣狂叫就舉國都跟著一起叫，就是這個道理。濮議這件事是韓琦、歐陽修所為，沒有絲毫違背倫理道義的地方，雖然如此，那些攻擊他們的人仍然指責他們搞亂了人倫關系，在皇帝面前邀功爭寵，用花言巧語欺騙皇帝。此后，有人將這些惡名再強加到王安石的頭上，又怎能讓人相信呢？區(qū)區(qū)一個濮議，其是非完全可以用一句話說清楚，而事情偏偏不是這樣，話還沒說就受到了大家的指責，被視為奸邪小人。那么，以后凡是有人要為王安石的新法打抱不平，都被視為奸邪小人，我們是不是應該這樣看呢？濮議這件事因為有了歐陽修的這篇文章，其中的是非曲直還可以傳達給后來的人，而王安石的熙豐新法由于他的《熙寧日錄》被毀，后世人只見到一面之詞，于是它真的是千古如長夜了，這是多么令人悲哀呀！

而且，有一件事尤其應當引起注意，治平二年（1065年）攻擊濮議的人也就是熙寧年間（1068—1077）攻擊新法的人。王安石剛開始推行新政的時候，首先以十大罪狀彈劾王安石的就是這個呂誨。呂誨就是最堅決反對濮議的結果，第一個向皇帝遞交辭呈的人。攻擊新法最用力的還有范鎮(zhèn)、范純?nèi)省Ｔv初年擔任朝廷執(zhí)政官破壞新法的人是司馬光、呂大防，而范鎮(zhèn)、范純?nèi)省⑺抉R光、呂大防都與呂誨一個鼻孔出氣。這些人此后攻擊新法，自以為有不得不這樣做的理由，而后世讀這段歷史的人也以為這些人是有一些不得不如此的理由。那么濮議的時候，這些人不是也自以為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存在嗎？然而，按照實際情況來看，又怎么樣呢？

由于當時朋黨之間的成見如此嚴重，而士大夫為爭一時意氣又如此慷慨激昂，作為執(zhí)政的官員，只有裝作小心謹慎的樣子，什么事都不做，盡量去迎合、討好、取悅世上的人，或許還可以使自己生存下去。如果你想做一點兒事情，無論做好事還是做壞事，都只能是給這些人出題目，讓他們以此為奇貨，就像歐陽修在濮議這件事上所遭遇的一樣。然而，王安石卻毅然以自己一身的承擔，要對百年來陳陳相因、得過且過的法律和制度進行改革，他將天下的誹謗集于一身，看來也是很合適的。范仲淹的改革不過改掉了恩蔭的陋習，完善了考察官吏的制度，只是做了修補時弊的一兩件事而已，然而已經(jīng)使整個朝廷陷入了爭吵和內(nèi)訌。僅僅過了三個月，范仲淹等人就在朝廷干不下去了，要求到西北邊境去主持軍事。也幸好宋仁宗對于改革并不專心，容易被流言蜚語蠱惑，如果他能像宋神宗對待王安石那樣對待范仲淹，那么王安石的惡名聲早就讓范仲淹承擔了。所以說，范仲淹不能成為王安石，而王安石成為范仲淹卻是可以的。從當時的形勢來看，有一萬個理由支持必須實行變法；但是，從當時的風氣來看，又有一萬個理由不能變法。對于王安石，我不得不敬佩他的志氣，而對他的遭遇感到悲痛?。?/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