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公體”小考

一般認為，“荊公體”是針對王安石后期的詩歌風格而言。它的詩歌載體主要是以絕句為主，藝術風格上則寓悲壯于閑淡，雅麗精絕，脫去流俗，鍛煉精巧等等。近些年來，也有學者從王安石的詩藝發(fā)展、政治生涯、晚年心態(tài)、思想轉變等等方面追溯“荊公體”形成的原因。一些流行的文學史著作也接受了他們的論斷，如“面向二十一世紀課程”系列中的《中國文學史》第三卷第三章第四節(jié)《王安石的詩歌》便說：“后期王詩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寫景抒情的絕句，正是這些詩使王安石在當時詩壇上享有盛譽。……從宋人的這些言論來看，人們稱王詩為‘王荊公體’，主要是著眼于其晚期詩風?！敝袊鐣茖W院編寫的《宋代文學史》上冊第220頁說：“王安石寫詩學杜甫、韓愈，晚年又參以王維，轉益多師，融化前人，形成自名一家的‘王荊公體’。其詩以思理見長，新意迭出?！?/p>

對此，筆者以為，這或多或少難免望文生義之嫌。其實，所謂的“（王）荊公體”也好，“介甫體”也罷，它們最初指稱的都并不是王安石后期的詩歌風格，其載體也不是他晚期的絕句或古體，更遑論代表王安石詩歌創(chuàng)作的高峰了。它指的僅僅是集句創(chuàng)作。對此，就筆者管見，宋人似乎是并無異詞的。而集句創(chuàng)作，向來被認為是一種游戲之舉，并無很大文學價值的。后人之所以對“荊公體”發(fā)生誤讀，除了望文生義外，還由于受到了傳統(tǒng)詩論的影響所致。以下筆者將對“荊公體”的內(nèi)涵略加考辨。

在討論“荊公體”時，研究者們大都是從嚴羽的《滄浪詩話·詩體》開始的。嚴羽在“王荊公體”下自注道：“公絕句最髙，其得意處髙出蘇、黃、陳之上，而與唐人尚隔一關?！痹诖?，嚴羽并沒有說明“王荊公體”的內(nèi)涵，也并沒有點明“王荊公體”便是指王安石的絕句，而僅僅是羅列出這一詩體而已。有學者以為“王荊公體”一詞首出嚴羽，這實在是一個大大的誤會。因為早在北宋后期，江西詩派中的洪芻便已經(jīng)提及“荊公體”了?！独掀约肪砩稀捌哐怨拧敝杏小稇蛴谩扒G公體”呈黃張二君》一詩，全文為：

金華牧羊兒，穩(wěn)坐思悠哉。誰人得似張公子，鞭笞鸞鳳終日相追陪。長夏無所為，壘曲便筑糟丘臺。古今同一體，吾人甘作心似灰。南方瘴癘地，郁蒸何由開。永日不可暮，渴心歸去生塵埃。人生會合安可常，如何不飲令心哀。張公子，時相見，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只愿無事常相見，有底忙時不肯來。

王安石改封荊國公是在宋神宗元豐三年（1080）九月，就筆者管見，洪芻似乎是宋代最早提及“荊公體”的詩人。這首詩的標題是“戲用荊公體”，然則所寫之詩在風格上也便屬于“荊公體”了。這一詩體有什么特點呢？從洪芻模仿的詩歌文本來看，他所謂的“荊公體”實際上指的是“集句體”。他所寫的這首詩，正不折不扣的是一首標準的“集句”詩，也即宋人所謂的“百衲”體。整首詩歌全部是洪芻引用前人的詩句堆積而成，并非自己的原創(chuàng)。茲考如下：

首句“金華牧羊兒”，出自李白《古風五十九首》中的“金華牧羊兒，乃是紫煙客”。次句“穩(wěn)坐思悠哉”出自杜甫《放船詩》中“江流大自在，從穩(wěn)興悠哉”，字句稍有不同，或與所見版本有關。第三句“誰人得似張公子”出自王安石《贈張軒民贊善》中的“誰人得似張公子，有底忙時不肯來”，后句亦為洪芻用為此詩的最后一句。第四句“鞭笞鸞鳳終日相追陪”出自韓愈的《奉酬盧給事云夫四兄曲江荷花行見寄并呈上錢七兄閣老張十八助教》。第五句“長夏無所為”出自于杜甫的《課伐木》中的“長夏無所為，客居課奴仆。清晨飯其腹，持斧入白谷”。第六句“壘曲便筑糟丘臺”出自李白《襄陽歌》中的“此江若變作春酒，壘曲便筑糟丘臺”。第七句“古今同一體”出自杜甫《狄明府》的“大賢之后竟陵遲，蕩蕩古今成一體”。第八句“吾人甘作心似灰”出自杜甫《曲江三章》中的“比屋豪華固難數(shù)，吾人甘作心似灰”。第九句“南方瘴癘地”出自杜甫《夢李白》中的“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第十句“郁蒸何由開”出自杜甫《夏日嘆》中的“朱光出厚地，郁蒸何由開”。第十一句“永日不可暮”出自杜甫《夏夜嘆》中的“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腸”。第十二句“渴心歸去生塵?！背鲎杂诒R仝《訪含羲上人》中的“轆轤無繩中百尺，渴心歸去生塵?！?。第十三句“人生會合安可?！背鲎远鸥Α额椪扪顼嬌⒁驗樽砀琛分械摹叭松鷷喜豢沙＃潆u鳴淚如線”。第十四句“如何不飲令心哀”出自杜甫《蘇端薛復筵間薛華醉歌》中的“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心哀”。第十五句“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出自杜甫《短歌行》中的“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第十六句“只愿無事常相見”出自杜甫《病后過王倚飲贈歌》中的“當時得意況深眷，但使殘年飽吃飯，只愿無事常相見”。最后一句已見上。由此可見，洪芻所模仿的“荊公體”實際上便是“集句體”。

那么，為什么洪芻把“集句體”稱之為“荊公體”呢？這是因為，“集句體”的產(chǎn)生雖然現(xiàn)在仍然眾說不一，或謂起于六朝，或謂起于宋初，可在宋代，許多學者卻認為，這一獨特的文學體式的創(chuàng)始人是王安石。沈括《夢溪筆談》卷十四載：“荊公始為集句詩，多者至百韻，皆集合前人之句，語意對偶，往往親切過于本詩。后人稍稍有效而為之者?！薄恫虒挿蛟娫挕吩疲骸扒G公晩多喜取前人詩句為集句詩，世皆言此體自公始。”即使是對此稍有異議的，也都承認“集句體”是在王安石手中發(fā)揚光大，而王安石最工此體。蔡絛《西清詩話》謂：“集句自國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開敏，以文為戲，然后大著?！猎S間，王荊公益工于此。人言起自荊公，非也?！敝茏现ァ吨衿略娫挕分^：“集句近世往往有之，惟王荊公得此三昧。前人所傳……非不切律，但苦無思爾?！庇捎谕醢彩砟甑募鋭?chuàng)作相當頻繁，而且質(zhì)量很高，所以時人都往往以為“集句體”濫觴于他，于是便以他的封號或名字名之。

此外，集句的創(chuàng)作雖然在北宋后期頗為風行，但許多人卻以戲謔之技目之，視之為游戲、小道。陳師道《后山詩話》載：“荊公暮年喜為集句，唐人號為‘四體’，黃魯直謂正堪一笑爾?！薄端伟揞愨n》卷二十二載：“晁秘監(jiān)美叔以集句示劉貢父，貢父曰：‘君髙明之識，輔以家世文學，何至作此等伎倆，殊非我素所期也?！边@也是為什么洪芻要在“荊公體”的前面加上一個“戲”字的緣故。

除了“荊公體”的稱呼之外，宋人也常常以王安石的字“介甫”來命名“集句”這一比較特殊的文學體式。比如，李綱《梁溪集》卷二十一《胡笳十八拍》序謂：“昔蔡琰作《胡笳十八拍》，后多仿之者。至王介甫集古人詩句為之辭，尤麗縟凄婉，能道其情致，過于創(chuàng)作。然此特一女子之故耳，靖康之事，可為萬世悲。暇日效其體集句，聊以寫無窮之哀云。”所謂“效其（介甫）體集句”，正是宋人以王安石的字來指稱“集句體”的絕佳印證。一直到南渡以后，宋人依然保持了這種習慣性的稱呼。如南宋喻良能《香山集》卷十五《讀韓詩有感用“介甫體”》謂：“少陵無人謫仙死（原注：《石鼓歌》），吏部文章日月光（原注：《沄流館詩》）。半世遑遑就選舉（原注：《贈侯喜》），十年蠢蠢隨朝行（原注：《和盧中郎》）。”所謂的“介甫體”，也就是洪芻所“戲用”的“荊公體”，也即“集句體”。但盡管喻、洪兩人都是在寫作“集句”詩，二人所作還是稍有不同：洪詩中的各句都未標明出處，而喻詩卻比較誠實一些，一一標明。

事實上，由于集句這一創(chuàng)作體式是在王安石手中發(fā)揚光大的，而且在士人群體中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所以當時或后世的詩人在創(chuàng)作集句時，往往便自稱是學習、模擬王安石，而在“集句史”上，王安石則處于一種開山祖師的地位。如黃庭堅《山谷集》卷二十六《跋王慎中胡笳集句》謂：“湓城王寅慎中，擬半山老人集句《胡笳十八拍》?！蹦矌t《弁氏陵陽集》卷十二《厲瑞甫〈唐宋百衲集〉序》謂：“（集句）實始于半山王公，……四明厲君震廷瑞甫，博學工詩，尤喜集句，合異為同，易故為新，大抵效半山而自有活法?！?/p>

另外，南宋還有一條關于“王荊公體”的材料不能不予以辨析。周煇《清波雜志·別志》卷三載：

秦會之忠獻公自著文字，惟尚簡古，自云效“王荊公體”?！吨x車駕幸第家人輩各拜恩數(shù)表》首云：“注目帝車，方望云而盤辟；移居仙境，容舐鼎以飛升?！敝兄x后云：“婦子孫息，同荷優(yōu)恩；官封服章，獵登常級?！蹦┰疲骸俺几也恢瓮庾詢?nèi)，訓子及孫。共肩忠孝之心，永享國家之福?！薄兜v陵復土被命撰哀冊文》首云：“十年生別，萬里喪歸?！闭Z簡而意深類此。

在此，雖然秦檜所著的文字是典型的四六文，但他所學習的“王荊公體”，依然指的是“集句體”。因為“集句”這一創(chuàng)作體式，不僅僅可以用到詩歌的創(chuàng)作中，也可以用在詞與四六文的創(chuàng)作上，乃至出現(xiàn)了“四六集句”此類的稱謂。就詞而言，王安石和黃庭堅等人都寫有“集句”詞，如黃庭堅《山谷詞》中［菩薩蠻］《半煙半雨》便是一例，其題序謂：“王荊公新筑草堂于半山，引八功徳水作小港，其上壘石作橋，為集句云：‘數(shù)間茅屋閑臨水，窄衫短帽垂楊里?；ㄊ侨ツ昙t，吹開一夜風。梢梢新月偃。午醉醒來晚。何物最關情？黃鸝三兩聲?！瘧蛐G公作?！倍退未賵錾贤ㄐ械乃牧亩?，倘若作者不能做到詞意的貫通與流暢，而徒知堆砌經(jīng)史之語，也會貽人“集句”之目。宋陳鵠《耆舊續(xù)聞》卷五載：“四六用經(jīng)史全語，必須詞旨相貫，若徒積迭以為奇，乃如集句也。”北宋大觀以后，由于朝廷慶賀等事有許多不循常規(guī)，負責起草賀表的官員頗難勝任，于是蔡京便以“集句”的體式來濫竽充數(shù)。葉夢得《石林燕語》卷三載：“舊大朝會等慶賀，及春秋謝賜衣，請上聽政之類，宰相率百官奉表，皆禮部郎官之職，……大觀后，朝廷慶賀事多非常例，郎官不能得其意，蔡魯公乃命中書舍人雜為之。既又不欲有所去取，于是參取首尾，或摘其一兩聯(lián)次比成之，故辭多不倫，當時謂之集句表。禮部所撰，惟春秋兩謝賜衣表而已?！逼渲兴^“參取首尾，或摘其一兩聯(lián)次比成之”，正是典型的集句作法。

可見，不僅僅詩詞的創(chuàng)作可以用“集句”的方式來“游戲”，四平八穩(wěn)的官樣文章也未嘗不可以此來偷懶?；?。當然，以此種方式創(chuàng)作四六而沾沾自喜的人也大有人在。沈作喆《寓簡》卷五載：“前輩謂今古文章無不可作對者，如以‘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對‘長為農(nóng)夫以沒世矣’；以‘九州四海悉主悉臣’對‘億載萬年為父為母’。予《試弘辭表》有云：‘有文事有武備與神為謀；無智名無勇功唯圣時克?！怂牧?，其可以為戲笑。東坡表啟樂語中，間有全句對，皆得于自然，游戲三昧，非用意巧求也。翟公巽謝對衣金帶表云：‘謂臣有緇衣之宜，敝予又改；以臣從大夫之后，不可徒行?！錇樵街荩陨梅哦惤倒僦x表云：‘豈若秦人，坐視越人之瘠；既安劉氏，敢虞晁氏之危?！?/p>

那么，上引秦檜的四六文，是否也是屬于集句這一創(chuàng)作體式呢？筆者以為是的。比如，第一句中的“帝車”，表面上似乎平淡無奇，其實是不折不扣的“經(jīng)史中語”，出自《晉書》卷十一《天文上》：“魁四星為璇璣，杓三星為玉衡，又曰斗，為人君之象，號令之主也。又為帝車，取乎運動之義也?！薄巴啤币辉~頗為費解，其實它是“望云霓”的縮寫，而后者是孟子的一個相當有名的比喻，《孟子注疏》卷二下：“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薄氨P辟”則是出自儒家經(jīng)典的注疏，《論語注疏》卷十“足躩如也”句，包注曰：“足躩，盤辟貌?！薄绑露σ燥w升”引用的是《前漢書》中準南王劉安死后雞犬升天的典故?！爸瓮饧皟?nèi)”則是自《周易·蠱》“九二：干母之蠱不可貞”中的古注，《厚齋易傳》卷十二《易輯傳八》載：“閭丘逢辰曰：‘二負剛明之材，于蠱之時，欲治遠自近，治外自內(nèi)，豈屑屑然以閨門為己任哉。干母之蠱，亦時焉而已?！奔词故强此瓶谡Z的“生別”一詞，其實也是淵源有自?！端?jīng)注》卷二十六“沭水”下酈注曰：“故《琴操》云：殖死，妻援琴作歌曰：‘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p>

由此可見，上引秦檜的四六文創(chuàng)作，表面上看來似乎平淡無奇，但實際上處處在堆砌“經(jīng)史中”語。難得是，這些經(jīng)史之語居然與當下的情境融化無跡，如出己意。這正是集句這一創(chuàng)作體式的最高成就。

除此之外，集句這一創(chuàng)作體式還包括集經(jīng)史語、集字、集句四六、集句賦等等。由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秦檜自稱效“王荊公體”，以及周煇對其“語簡而意深類此”的評價了。后者的確是中肯之論。

最后，既然“荊公體”指的是“集句體”，是一種游戲之作，那么，為什么研究者往往將它視為王安石后期詩歌創(chuàng)作（主要是絕句）的藝術風格，并且不遺余力地予以推崇呢？筆者以為，這恐怕主要是受了嚴羽《滄浪詩話》“大名”的迷惑，在解讀嚴羽列出的“王荊公體”時，便有意無意地有刻意抬高的傾向。同時，傳統(tǒng)詩論的影響也不可低估。比如，從陳師道、葉夢得等人開始，宋人便對王安石晚年的詩歌創(chuàng)作推崇備至。陳師道《后山詩話》謂：“公平生文體數(shù)變，暮年詩益工，用意益苦。”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上謂：“王荊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發(fā)。然意與言會，言遂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娛骈e容與之態(tài)耳。而字字細考之，若經(jīng)隱括權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同樣的評論，亦可見于許凱《彥周詩話》：“東坡海南詩，荊公鐘山詩，超然邁倫，能追逐李、杜、陶、謝。”張邦基《墨莊漫錄》：“七言絕句，唐人之作往往皆妙。頃時王荊公多喜為之，極為清婉，無以加焉。”這樣，后人在解讀《滄浪詩話·詩體》中的“王荊公體”時，便自然而然、有意無意地將“王荊公體”和嚴羽的小注“公絕句最髙，其得意處髙出蘇、黃、陳之上”聯(lián)結在一起，從而做出了與詩體本身無涉的闡釋。

至于嚴羽在“荊公體”下的自注：“公絕句最高，其得意處，高出蘇、黃之上，而與唐人尚隔一關?！庇抟詾椴灰欢ㄊ窃诮忉屒G公體。這句評論并非全系嚴羽所創(chuàng)，而是出自楊萬里對王安石絕句的評價。《誠齋集》卷八《讀唐人及半山詩》謂：“不分唐人與半山，無端橫欲割詩壇。半山便遣能參透，猶有唐人是一關?！彼?，嚴羽此處很大程度上只是借楊萬里的話表達對王安石詩歌的看法，即在他看來，王安石詩體中成就最高的絕句，亦與唐人差了一截。

（原載《文學遺產(chǎn)》2006年第4期）

1. 莫勵鋒：《論王荊公體》，《南京大學學報》社科版1994年第1期。
2. 祝尚書：《論宋人雜體詩》，《四川大學學報》社科版2001年第5期。
3. 按，就筆者管見，自滄浪以后直至清末，學人論王安石之詩時罕有提及“荊公體”者。最早將“荊公體”與王安石的詩歌藝術特色相聯(lián)系的似乎是程千帆、吳新雷主編的《兩宋文學史》，謂：“王詩在藝術風格上是有特色的，所以嚴羽在《滄浪詩話·詩體》中列有王荊公體?！贝撕竽Z鋒《論王荊公體》一文從體裁、風格、語言等方面闡釋“王荊公體”，將其視為王安石詩歌創(chuàng)作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