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蘇軾（1036—1101）字子瞻，號東坡，北宋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他出生在一個“三世皆不顯”的家庭，直到伯父蘇渙才進士及第，外出做官。父親蘇洵少不喜學，后來雖發(fā)奮苦讀，卻屢試不第，于是決心不走科舉之路，而認真研究古今治亂，并精心培養(yǎng)蘇軾兄弟。母親程氏出生于眉山巨富之家，也有文化，親自教蘇軾兄弟讀書。由于有良好的家庭教育，蘇軾從小就熟讀經史，文思泉涌，心懷壯志，縱論古今，并在二十二歲時一舉進士及第，二十六歲應制科試又入三等。制科三等實為一等，因一、二等為虛設，自宋王朝建立以來，入三等的也只有吳育和蘇軾兩人。

蘇軾一生歷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仁宗朝，是他的政治主張形成的時期。本書所選的《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是他參加進士考試的應試文章，已初步闡明了他一生所遵循的“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的仁政思想。應制科試時，他獻了《進論》、《進策》各二十五篇，并作了《御試制科策》。這些文章針對仁宗朝因循守舊，危機四伏的狀況，系統(tǒng)提出了他的革新主張。與同時略早的王安石提出的變法主張（見《上仁宗皇帝萬言書》）不同，蘇軾強調改革吏治，認為“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敝瓶迫肴群?，蘇軾開始做官，擔任鳳翔府（今陜西鳳翔）簽判。在鳳翔任上，他又作了《思治論》，進一步概括和發(fā)展了他在《進策》中提出的“豐財”、“強兵”、“擇吏”的革新主張。

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蘇洵卒于京師，蘇軾兄弟扶父喪返蜀。熙寧二年（1069）初，蘇軾守喪期滿還朝，新繼位的宋神宗已經采納了王安石的變法主張，開始了變法。蘇軾首先寫了《議學校貢舉狀》，反對王安石變科舉（參見本書《王安石贈太傅制》），受到神宗的接見和鼓勵，神宗對他說：“雖朕過失，指陳可也”（《宋史·蘇軾傳》）。接著他寫了《上神宗皇帝書》，對新法進行了全面批評，并說：“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大亂隨之?！保ā对偕匣实蹠罚┻@就引起了變法派對他的不滿，誣蔑蘇軾扶父喪返蜀時販運私鹽。蘇軾無一言自辯，只是請求離開朝廷，出任地方官。其后他先后擔任杭州（今浙江杭州）通判，密州（今山東諸城）、徐州（今江蘇徐州）、湖州（今浙江湖州）知州。蘇軾在各地興修水利，救濟災民，為人民做了大量好事，深受百姓愛戴。對新法，他分別采取不同態(tài)度，或“因法以便民”，即推行新法于民有利的部分；或公開拒絕執(zhí)行（如知密州期間，他就拒不執(zhí)行正在推行的手實法）；而更多的則是“托事以諷”，本書所選的《戲子由》，就是譏刺新法的名作。他在《湖州謝上表》中說，神宗“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yǎng)小民?！薄靶逻M”、“生事”等語，刺痛了靠投機新法起家的人，他們群起彈劾蘇軾，結果蘇軾被捕入獄。雖然多方營救，仍被貶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

元豐八年（1085）神宗去世，年幼的哲宗繼位，反對新法的高太后聽政，起用司馬光為相，陸續(xù)召回因反對新法而被逐出朝的臣僚。蘇軾先被起知登州（今山東蓬萊），到官五日即被召還朝，相繼擔任起居舍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蘇軾在朝廷一面繼續(xù)反對新黨，一面又反對司馬光盡廢新法，主張參用所長，被舊黨視為“又一王安石”。在新舊兩黨的夾擊中，蘇軾不安于朝，不斷請求外任，先后出知杭州、潁州（今安徽阜陽）、揚州（今江蘇揚州）、定州（今河北定縣），奔波于朝廷和各地之間?！敖盍ζＳ谕鶃?，日月逝于道路”（《定州謝到任表》），就是他元祐年間仕途生活的生動寫照。

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去世，哲宗親政，重新起用新黨，貶逐元祐黨人。紹圣元年（1094）蘇軾以譏刺先朝（神宗朝）的罪名貶知英州（今廣東英德），未至貶所又貶居惠州（今廣東惠州）。紹圣四年（1097）朝廷普遍加重對元祐黨人的懲處，蘇軾又遭不幸被遠謫儋州（今海南儋州）。直至徽宗繼位，蘇軾才遇赦北歸，于建中靖國元年（1101）卒于常州（今江蘇常州），享年六十五歲。

蘇軾一生從仕四十年，有四分之三以上的時間是在地方上度過的，在朝任職的時間，總計不到十年。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是在貶所度過的，他在去世前不久所作的《自題金山畫像》詩中憤慨地寫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問汝平生功業(yè)：黃州、惠州、儋州?！边@位“奮厲有當世志”的曠世奇才，在腐朽的宋王朝，根本無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

蘇軾生活的時代是以歐陽修為首的北宋詩文革新運動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時代。他一生都在大力推進歐陽修所倡導的詩文革新，為肅清五代文弊進行了不懈的斗爭，是這一運動的最終完成者。他雖然沒有像劉勰那樣留下《文心雕龍》一類的皇皇巨著，但在不少詩文中提出了很多深刻的文學藝術主張，深入研究了文藝創(chuàng)作自身的特點和規(guī)律，構成了相當完整的文藝思想體系。他不僅強調文藝應真實地反映現實，而且強調不能滿足于形似即外表的真實，而要追求神似即精神實質的真實（見《傳神記》）。文藝作品不是純客觀地反映現實，而是在反映現實時總帶有主觀的抒情寫意色彩，是客觀事物“有觸于中而發(fā)于詠嘆”（《南行前集敘》）。文學作品應以情動人，應做到“詩從肺腑出，出則感肺腑”（《夜讀孟郊詩》），而離開了“有觸于中”，自己都沒有被客觀事物所感動，是談不上感動別人的。蘇軾在《文與可畫筼筜谷偃竹記》、《書蒲永升畫后》等文中，相當深刻地闡述了文藝作品的創(chuàng)作過程。他說，宋初畫家孫知微想畫湖灘水石，構思了一年，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紙筆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边@里已接觸到創(chuàng)作靈感的問題，“倉皇”、“甚急”、“如風”、“須臾”，正是靈感爆發(fā)、創(chuàng)作激情高漲的表現。而這種靈感爆發(fā)是建立在長期構思的基礎上的，沒有經營度歲，就不可能“須臾而成”。蘇軾也不滿足于一般地論述文道關系，而是直接強調作品的社會功用，要“有為而作”，要“言必中當世之過”（《鳧繹先生文集敘》）。他反對求深務奇的時文，主張“以西漢文辭為宗師”，堅持“詞語甚樸，無所藻飾”的文風（《上梅龍圖書》）。他主張作品風格要多樣化，反對王安石的“好使人同己”（《答張文潛書》），強調“成一家之言”（《答張嘉父》）。蘇軾一生的創(chuàng)作，實踐了他自己的這些主張。

蘇軾的詩現存二千七百余首，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雜言，古體、今體皆備，而尤以七言古體見長。蘇轍在《東坡先生墓志銘》中說：“公詩本似李杜，晚喜陶淵明?！睆膬热菘?，蘇詩確實具有杜甫詩的現實主義精神。這首先表現在他對國家民族命運的關心上，他從青年時代起就主張抗擊遼和西夏的侵擾，表示了“與虜試周旋”（《和子由苦寒見寄》）的決心；即使在貶謫期間，他也不忘“臂弓腰箭何時去，直上陰山取可汗”（《謝陳季常惠一揞巾》）。蘇軾也像杜甫一樣，時時不忘民間疾苦，本書所選的《都廳題壁》、《魚蠻子》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前者對因違反新法而被囚禁，除夕夜也不能與家人團聚的無辜百姓寄予了深切同情。后者反映了漁民“何異獺與狙”的非人生活，對統(tǒng)治者進行了血淚控訴。蘇軾這類作品往往與他反對王安石變法的政治主張糾纏在一起。但是，不管宋神宗和王安石的主觀愿望如何，由于吏治的腐敗，王安石變法確實起到了與民爭利的作用。蘇軾這類作品深刻反映了當時的實際，不能因為它與反對新法融為一體而予以否定。同情民間疾苦，就必然會對窮奢極侈的統(tǒng)治者不滿。他早年所作的《許州西湖》，揭露了在許州連年歉收的情況下，“使君欲春游”，就不惜“浚沼役千掌”，即不惜動用成千的民力來開浚許州西湖。特別可貴的是他晚年遠謫嶺南期間，仍寫下了著名的《荔支嘆》，揭露統(tǒng)治者為了贏得“宮中美人一破顏”，不惜造成“驚塵濺血流千載”，并指名道姓地揭露本朝大臣“爭新買寵”的丑態(tài)，甚至對在位的宋哲宗也敢于譏刺。由于蘇軾在神宗朝反對王安石，在哲宗朝反對司馬光，不肯“俯身從眾，卑論趨時”（《登州謝上表》），因此，他一生屢遭貶謫，寫下了大量抒發(fā)個人感慨的詩篇。這類詩的消極情緒最重，但也最感人，因為他有切身之痛，是他的肺腑之言。這類作品的現實意義就在于它反映了封建社會懷才不遇的知識分子的精神苦悶，有助于我們從一個側面認識封建社會的黑暗。蘇詩具有杜詩的現實主義內容，但卻不同于杜詩沉郁頓挫的藝術風格，他的多數詩篇都以明快直露為特征。從藝術風格看，蘇軾更接近李白，具有李白豪放不羈的浪漫主義特征。他步入仕途以前所作的《詠怪石》，已顯露出他那種縱橫馳騁、幻想奇特的本色；而仕途受挫以后所作的《游金山寺》，更是這種風格的代表作?！鞍驳梅虿钏?，三千強弩射潮低”（《八月十五日觀潮》），“眾峰來自天目山，勢若駿馬奔平川”（《游徑山》），像這類想象豐富、氣勢磅礴的詩篇，在蘇軾集中比比皆是。正如錢鐘書先生所說：“李白以后，古代大約沒有人趕得上蘇軾這種‘豪放’?！保ā端卧娺x注》第71頁）不過，以貶官黃州為界，蘇軾的詩風發(fā)生了明顯的變化。他后期的詩歌仍時露豪放本色，而更多的詩篇卻在學習陶潛詩的清新明凈，樸素自然，淡而有味。他知揚州時，曾和陶《飲酒》詩二十首；在遠謫惠州、儋州期間，幾乎遍和陶詩。他在給蘇轍的信中說：“吾前后和其詩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蘇轍《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蘇軾的和陶詩，有的與陶詩的內容相近，有的題材相似而主旨不同，有的只不過是借陶詩的題目和韻腳而自抒胸臆。蘇軾晚年的某些詩雖不以和陶為名，但風格也與陶詩相似。他在《與侄書》中說：“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彩色絢麗，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絢爛之極也?！边@是他的經驗之談，是他的創(chuàng)作道路的總結，他的詩歌就經歷了這樣一個由“崢嶸”到“平淡”的發(fā)展過程。

詞在中唐初興的時候，內容比較廣泛，格調也較清新。但到了晚唐、五代和宋初，詞的內容越來越狹窄，幾乎專寫兒女私情；格調也越來越低，充滿淫詞艷語。蘇軾以前的宋人如范仲淹、柳永、歐陽修等，對詞的題材已有所開拓，詞風也有所改變。蘇軾在前人成就的基礎上，加之他那廣闊的胸懷，豪邁的性格，所以一經步入詞壇，立刻帶來了新鮮空氣。蘇軾作詞一般認為是從通判杭州開始的。本書所選的《南歌子·八月十八日觀潮》，是可以準確系年的最早的蘇詞，已突破“詞言情”的藩籬，開始表現出蘇詞的豪放本色。而在擔任密州知州期間及其以后，蘇軾就更加自覺地創(chuàng)立豪放詞，有意寫得與“柳七郎（永）風味”不同，要“自成一家”。以前的詞都是寫給歌兒舞女唱的，他的詞卻“令東州壯士扺掌（拍手）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為節(jié)（節(jié)拍），頗壯觀也”（《與鮮于子駿書》）。他有意以詩為詞，認為詞即“古人長短句詩”（《與蔡景繁書》）。他在密州所作的《江城子·密州出獵》標志著豪放詞的成熟，而黃州所作的《念奴嬌·赤壁懷古》，更是豪放詞的千古楷模。但這種典型的豪放詞，在蘇詞中并不多，而更多的蘇詞是以清曠為特征。本書所選的《水調歌頭·丙辰中秋》、《念奴嬌·中秋》等，都寫得清新曠遠，飄飄欲仙，大有不食人間煙火的味道。蘇軾也有一些豪放詞寫得沉郁蒼涼，寄慨萬端，如《滿江紅·寄鄂州朱使君壽昌》、《八聲甘州·寄參寥子》等。辛棄疾后來大大發(fā)展了這類蘇詞的沉郁蒼涼的風格。可見，同為豪放詞，在蘇軾那里已有不同的風貌，為南宋豪放詞的發(fā)展開辟了廣闊的天地。但是，在現存三百四十余首東坡詞中，各種風格的豪放詞仍居少數，現存蘇詞的絕大多數仍屬婉約詞。蘇軾在詞史上的貢獻不僅在于創(chuàng)立了豪放詞，而且還在于發(fā)展了婉約詞。他擴大了婉約詞的題材。蘇軾以詩為詞不止表現在豪放詞中，也表現在婉約詞中，都能做到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蘇軾以前的詠物詞不多，蘇軾成功地創(chuàng)作了一些詠物詞，如詠揚花的《水龍吟》、詠石榴的《賀新郎》、詠孤鴻的《卜算子》、詠梅的《西江月》等。這些詞表面是詠物，實際是托物擬人，意在言外，耐人尋味。這類詠物詞對后世詞壇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南宋姜夔等人就創(chuàng)作了不少詠物詞。蘇軾還寫了一些描寫農村風光的詞，也開拓了詞的題材。東坡詞中也有不少言情詞，如托名思婦懷念遠人，實際是抒寫自己懷念妻子的《少年游·潤州作，代人寄遠》，悼念前妻王弗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等。這些詞不用花間派詞人的香詞艷語，而往往用白描手法抒發(fā)純真、熱烈的愛情，大大提高了言情詞的格調。蘇軾在詞史上的又一貢獻是使詞擺脫了音樂的附屬地位，把詞發(fā)展成為獨立的抒情詩。唐以前以詩為樂，按詩譜曲；唐宋則以詞為樂，按詞譜填詞，詞是音樂的附屬物。蘇軾作詞也遵守詞律，但他又敢于不受詞律的約束。貶低蘇詞的人常說它“不入腔”，“不協(xié)律”，是句讀不齊的詩。但正如晁補之所說：“居士詞橫放杰出，自是曲中縛不住者”（《苕溪漁隱叢話后集》卷三十三）。蘇軾歷來主張文貴自然，不愿以聲律害意。這在當時雖遭到一些人的非議，但從詞的發(fā)展史看，他使詞逐漸成為一種獨立的抒情詩體。特別是在詞譜失傳以后，詞人更只能沿著蘇軾的路子填詞。

蘇軾的散文現存四千余篇，無論數量和質量，在唐宋散文八大家中都是首屈一指的。杜牧的《阿房宮賦》已開文賦的先河，蘇軾則是文賦的完成者。文賦的特點是駢散結合，押韻不嚴，用曲較少，較之駢賦、律賦，它是一種更自由、更有生命的抒情賦。本書所選的前后《赤壁賦》、《黠鼠賦》，都頗能代表這種賦體的特色。蘇軾一生“身行萬里半天下”，所到之處，寫了不少游記。以前的游記多以記敘為主，通過景物描寫來抒發(fā)作者的思想感情，如柳宗元的《永州八記》。但宋人好發(fā)議論，特別是蘇軾，他的游記往往以描寫、記敘、議論、抒情的錯綜并用為特征，而議論占很大比重。他的《超然臺記》是先議論而后進入記敘，《凌虛臺記》是先記敘而后進入議論，《思堂記》除寥寥數語交代本事外，幾乎通篇都是議論?！妒娚接洝肥孜步宰h論，中間一大段描寫夜游石鐘山，算是記敘、描寫的成分較大的。但即使如此，它的記敘描寫也是為反駁李勃關于石鐘山山名由來的觀點服務的，實際是一篇駁論性質的游記。陳師道說：“退之（韓愈）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耳。”這就是針對蘇軾等的游記說的。蘇軾說他“平生不為行狀墓碑”（《陳公弼傳》），在東坡集中，碑傳文確實很少，但是寫得很好。本書所選的《方山子傳》，僅散記了陳慥早年的游俠生活和晚年的隱居生活中的幾件小事，就栩栩如生地為我們刻畫出這位“異人”的形象?！俄n文公廟碑》，更是用他的如椽大筆，充分肯定了韓愈的文章、政績及其對后世的影響，全文氣勢磅礴，感情充沛，在碑傳文中是不可多得的。東坡集中有大量的書簡和隨筆，信筆抒意，自由活潑，是明清小品的濫觴。袁宏道非常重視蘇軾這些小品，他說：“坡公之可愛者，多其小文小說，使盡去之，而獨存高文大冊，豈復有坡公哉！”（《蘇長公合集引》）蘇軾一生寫了很多政論、史論和奏議，這些文章雖不能算文學作品，卻富有文采。說理透辟，氣勢雄渾，縱橫恣肆，滔滔不絕，確有“孟軻之風”，最足以代表蘇軾的文風。

從上述可以看出，蘇軾是一位通才，是一位全能作家，在詩、詞、文等各個方面都是開派的人物，都作出了創(chuàng)造性的貢獻。他的散文與歐陽修一起，并稱歐蘇；他的詩與黃庭堅一起，并稱蘇黃；他的詞與辛棄疾一起，并稱蘇辛。不僅如此，他在書法、繪畫等藝術領域也是開派人物。在“蘇（軾）、黃（庭堅）、米（芾）、蔡（京，一說指蔡襄）”四大書法家中，他是名列前茅的。他善畫枯木竹石，大力提倡文人寫意畫，同文與可一起開創(chuàng)了湖州畫派。此外，蘇軾在學術領域內的成就也很高。他貶官期間的主要精力都用于撰寫《易傳》、《書傳》和《論語說》。他特別看重自己這三部學術著作。在他去世前不久給友人的信中說：“撫視《易》、《書》、《論語》三書，即覺此生不虛過……其他何足道！”（《答蘇伯固》）他用自己的人情說同“興天理，滅人欲”的北宋理學相對抗，常常譏諷程頤不近人情，是“鏖精陂里叔孫通”，即土頭土腦的迂儒。所謂洛蜀黨爭，除政見分歧外，主要就是圍繞著尊天理還是重人欲進行的。

最后想對本書作幾點說明：（一）全書按詩、詞、文分類編排。詩、詞、文內部按寫作時間的先后編排。個別不能確定寫作時間的，排在該類的最后。（二）蘇詩的選譯，著重于反映蘇軾的生平事跡，故選了他入仕以前作的《詠怪石》。提示也比較注意介紹他的行蹤，目的在于使讀者對蘇軾有比較全面具體的了解。蘇詞、蘇文的選譯，則更注意照顧各種不同的風格和體裁，背景介紹也較簡略，以免重復。（三）蘇軾的某些作品，特別是詞，正文前往往有較長的小序，一般都放在提示中意譯。如果序文較短，一般仍作題目對待，留在詞牌下，并在提示中略作說明。（四）作為通俗讀物，注釋和提示本不應引原文，但有的地方，不引原文，不易說清楚，特別是前人的一些評論，言簡意賅，故適當引用，以幫助讀者理解原文。

此書撰寫時間倉促，錯謬之處在所難免，敬祈讀者批評指正。

曾棗莊（四川師范大學文理學院）

曾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