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齡的駢文芻議

趙伯陶

摘要：清初的蒲松齡以文言小說《聊齋志異》千古不朽，并不以駢文寫作名世，當下研究清代駢文史的著作也很少提及蒲松齡的相關(guān)駢文作品。但在蒲松齡傳世文集中，駢文所占比重卻不低，舉凡碑記、序跋、題詞、代擬公文、書啟、婚書、雜文乃至擬表、擬判等文類中，皆可以尋覓到駢文的蹤影，有一些得意之作，還被收錄于《聊齋志異》的篇章中。擬表、擬判等姑且不論，包括代人之作在內(nèi)，蒲松齡駢文中的應(yīng)酬文章居大多數(shù)。如何看待其駢文寫作，因涉及《聊齋志異》的創(chuàng)作以及清代駢文的興盛諸多問題，并非無關(guān)緊要。

關(guān)鍵詞：蒲松齡　駢文　散文　《聊齋志異》

駢文，又稱駢儷文，若不討論其與先秦兩漢騷賦的淵源問題，漢魏以后的南北朝時期是駢文的興盛期。駢文以偶句為主，唯駢儷是求，以藻繪相飾，講究對仗和聲律，音調(diào)鏗鏘，因而易于諷誦。清李兆洛《駢體文鈔序》有云：“六經(jīng)之文，班班具存，自秦迄隋，其體遞變，而文無異名；自唐以來，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為‘駢儷’。而為其學(xué)者，亦自以為與古文殊路?！?sup>[1]在20世紀以后的文學(xué)史研究中，駢文的聲譽與地位遠沒有實用性較強的古代散文高，這一方面緣于其形式大于內(nèi)容的華麗修飾，另一方面則是與讀者的心理溝通容易產(chǎn)生隔膜，若無一番細致耐心的查考功夫，實難體會作者煞費苦心的修辭之妙。駢文講究使事用典、無獨有偶的意象紛呈，如同天花亂墜，卻又迂回宛轉(zhuǎn)、含蓄模糊，一望之下，難明所以。然而也許正是這種類似文字游戲的文學(xué)表達，令作者高自位置的虛榮心可以淋漓盡致地得到滿足，至于其功效究竟如何，則非作者慮所能周了。

一

清代一般被視為駢文的興盛期，有遠承唐宋、超邁元明的氣局。有論者將清代駢文的興盛與八股制藝取士相聯(lián)系，實則兩者的關(guān)聯(lián)性并不明顯。清吳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三回《蘧夫求賢問業(yè)，馬純上仗義疏財》中專事選評八股文的馬二先生曾說：“文章總以理法為主。任他風(fēng)氣變，理法總是不變。所以本朝洪、永是一變，成、弘又是一變。細看來，理法總是一般。大約文章，既不可帶注疏氣，尤不可帶詞賦氣。帶注疏氣，不過失之于少文采；帶詞賦氣，便有礙于圣賢口氣，所以詞賦氣尤在所忌。”馬二先生針對八股文的批評又說：“也全是不可帶詞賦氣。小弟每常見前輩批語，有些風(fēng)花雪月的字樣，被那些后生們看見，便要想到詩詞歌賦那條路上去，便要壞了心術(shù)。古人說得好，‘作文之心如人目’，凡人目中，塵土屑固不可有，即金玉屑又是著得的么？”^[2]盡管八股文風(fēng)在明清歷朝皆有所變化，或尚簡明，或尚繁縟，并非整齊劃一，但馬二先生的一番話基本與諸多考官對八股試卷的評判標準相一致，則可以肯定。類似的體認在《儒林外史》第三回《周學(xué)道校士拔真才，胡屠戶行兇鬧捷報》中也有明確的表達。升任廣東學(xué)道的周進與參加院試的童生魏好古的一番對話就頗耐人尋味：

那童生道：“童生詩詞歌賦都會，求大老爺出題面試?！睂W(xué)道變了臉道：“‘當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須講漢唐！’像你做童生的人，只該用心做文章，那些雜覽，學(xué)他做甚么！況且本道奉旨到此衡文，難道是來此同你談雜學(xué)的么？看你這樣務(wù)名而不務(wù)實，那正務(wù)自然荒廢，都是些粗心浮氣的說話，看不得了。左右的，趕了出去！”一聲吩咐過了，兩傍走過幾個如狼似虎的公人，把那童生叉著膊子，一路跟頭，叉到大門外。^[3]

小說中所謂的“雜覽”，也就是童生魏好古所說的“詩詞歌賦”，駢文等文體自在其內(nèi)，其寫作與八股制藝的沖突不言而喻。駢文的寫作通常以四六句為主，形同對聯(lián)，又講求粘對，追求聲律的和諧。至于用典使事，事典與語典不必像八股文須“代圣賢立言”，僅局限于戰(zhàn)國以前的時代。八股制藝中的“破題”“承題”“起講”“入手”之后，須有“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四個大的段落，而每個段落中都有兩股排比對偶的文字合成八股，故稱八股文。以段落為基礎(chǔ)兩相對偶，顯然與類似于對聯(lián)寫法的駢文不同，同時鉆研兩者，不但難以相輔相成，而且還可能有所妨害。小說中周學(xué)道目“詩詞歌賦”為“雜覽”一類，就說明了駢文與八股這兩種文體的本質(zhì)有所不同。

姜書閣先生《駢文史論》探討了律賦與八股文的關(guān)系：“我們還不能說律賦是八股文的直接來源，但八股文確是從律賦吸取了很多重要的工藝。而律賦是駢文，是駢文的律化，那么，也可以說八股文是從駢文輾轉(zhuǎn)演化出來得一個怪胎。我稱之為‘駢余’，毋寧還是給予它一個美名吧？”^[4]這一說法現(xiàn)在看來似較牽強。啟功先生《說八股》有云：“其實八股文對偶的一比一比中，散語較多，有也較隨便，寫完了一股，還須比照前股的尺寸，給它去配出下一股，豈不是自找麻煩。有時兩邊湊和長短，真要費許多力氣。當然也有一些一股中的駢句，和下股的駢句字數(shù)不太相同的?！?sup>[5]這一論述簡明扼要，令讀者對于對偶修辭在駢文與八股文中所呈現(xiàn)的不同樣貌一目了然。

有論者在討論清代駢文的“復(fù)興”態(tài)勢時，往往與清代嚴苛的文字獄相聯(lián)系，仿佛駢文在清代的興盛與當時考據(jù)學(xué)的發(fā)展有著共同的因子。如莫道才先生認為：“而作為少數(shù)民族統(tǒng)治全中國的統(tǒng)治者，清王朝采取了嚴厲的文化專制政策，大興文字獄，動輒革職，甚或棄市，株連九族，這使得文人在寫作時噤若寒蟬，謹慎異常，恰如龔自珍在《詠史》詩中所說的‘避席畏聞文字獄’。這樣，駢文這一重辭采、典故的文體成為了文人逃避社會現(xiàn)實的工具。”^[6]楊旭輝先生《清代駢文史》則用形象的語言審視駢文興盛與清代文字獄的關(guān)系問題：

文化檢察官，或是陰暗角落里的小人，一手操握滿紙典故、晦澀難讀而不知所云的詩文集，特別是其中有不少駢文，一手直指被枷帶鎖者，厲聲呵斥：“呔！從實招來！問汝辭賦何所攜？！”而駢文作者的回應(yīng)之詞卻異乎鎮(zhèn)定：“卻道從前盡陳跡！不過是一些陳谷子爛芝麻之類的斷爛朝報而已，別無他意，請大人明察定奪！”^[7]

以上所引觀點，筆者認為有低估文字獄制造者的智商以及皇權(quán)專制政體的極端殘酷性之嫌。駢文文體的典故串聯(lián)運用，適以造成文章意象的模糊性，極有可能倒執(zhí)干戈，授人以柄。而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康熙間戴名世《南山集》案、雍正朝查嗣庭科場試題案、乾隆時期胡中藻《堅磨生詩鈔》案，無一不書寫著封建專制皇權(quán)的荒謬絕倫。就此而論，清代駢文的興盛可謂與文字獄毫無關(guān)聯(lián)性，這與在文字獄陰影下清代眾多文人士大夫每喜逃避于考據(jù)學(xué)中的現(xiàn)象似乎不可同日而語。

蒲松齡生于明末，主要活動則在清康熙時代，其駢文寫作當具有歷史傳承性的重要因素，而非八股文研習(xí)的需求，更非文字獄陰影下的產(chǎn)物。

二

康熙九年（1670），三十一歲的蒲松齡曾應(yīng)同邑進士、揚州府寶應(yīng)縣知縣孫蕙之邀，出走江淮為幕不到一年，歷練人生之余，也大長了見識。寶應(yīng)縣在清代屬于“沖、繁”之區(qū)，縣衙事務(wù)雜亂，官場應(yīng)酬文字與公文往來大多須為人做幕者經(jīng)手處理，這一類為人作嫁的文字有時需要寫得冠冕堂皇，又要盡量避免陳詞濫調(diào)，不落舊套窠臼，駢文寫作就成為縣衙幕僚或稱師爺?shù)谋貍浔绢I(lǐng)。這一類文字在《聊齋文集》中不乏其例，如蒲松齡代孫蕙所擬《十一月二十三日賀濟南太守》一文就屬于標準的官場應(yīng)酬文字。^[8]這篇駢文開頭即云：“伏以北闕捧雙龍，日下煥紅輪之曉；東州嘶五馬，雨來隨朱轂之春。”結(jié)尾：“微忱恪具，短楮遙飛。敢祈臺鑒之淵涵，何任下情之榮藉。臨啟不禁鵠恭雀躍之至！”這無疑類似于一般套話，置于新官上任的賀啟中皆可適用，不必另起爐灶。駢文中另有云：“濟水冰寒，已有陽和之早到；淮流月映，預(yù)知光采之無私。”切合太守上任時的節(jié)候與地域，連帶點出孫蕙在淮河一帶的寶應(yīng)縣為邑令的地位，當是蒲松齡行文構(gòu)思中的巧妙處，屬于創(chuàng)造性思維。又如《正月二十六日迎淮揚道張》一文^[9]，也是蒲松齡為孫蕙代擬的迎候上司的駢體呈文，其中有“伏愿電霜交映，清萬里之芳塵；棨戟遙臨，散兩城之化雨”一類的應(yīng)酬話語，也有切合本地風(fēng)光的頌揚之偶句：“太微二十五星，映二十四橋之明月；長淮千百余里，流千百萬世之歌思?！彪m對句重復(fù)“千”字，對仗不甚工穩(wěn)，但屬于蒲松齡戛戛獨造之語而非挦扯前人成句則可以肯定。

賀啟一類無關(guān)具體事務(wù)的文字可用駢文寫作，裝飾門面而外，還可以令原本空洞無物的內(nèi)容熠熠閃光，完全倚賴華麗的形式得以傳揚四方。這可能是駢文這一文體突破時代鼎革因素，得以綿綿不斷流行于官場文牘的優(yōu)勢所在。然而在一些需要具體請示或指示的官場文件中，駢文就不切于用了。在上述《賀濟南太守》賀啟的前兩日，蒲松齡有為孫蕙代擬《上管糧廳》一文，就不用駢體而用散文了。如其中有云：“總之，所估板工，卑職日夜督催，可以無勞清慮；惟石工三段，共需石一萬七千余丈，途遠石少，采運維艱。前已將個中情狀并占山便宜，兩具詳情，萬懇鈞力詳轉(zhuǎn)，俾得石有定局，則諸料悉易事耳?！?sup>[10]有關(guān)河工繁雜事宜，若用駢文書寫，顯然不能敷用，也難以表達清楚；只有運用散體，方能一五一十且丁是丁、卯是卯地娓娓道來，具有付諸實踐的可能。

有學(xué)者曾經(jīng)用一巧妙的比喻形容駢文與散文兩種文體的區(qū)別：駢體如同一只裝飾華美的硬殼箱子，即使其中空洞無物，至少可以保持具有體面的外表；散體則如一只繡花軟口袋，倘若其中無有貨真價實的物品，就會塌癟疊折不成模樣。這一比喻生動傳神，將駢、散兩種文體的特征和盤托出，窮形盡相。蒲松齡在一些世俗應(yīng)酬文中，也喜以駢體為文。如《募建西關(guān)橋序》《募葬郝飛侯序》《鴛鴦谷募修橋序》《賀周素心生子序》《題時明府余山舊意書屋》《〈我曰園倡和詩〉跋》《唐太史豹巖先生命作生志》等文章，就全用駢體行文，堪稱心思費盡。蒲松齡《王如水〈問心集〉跋》一文，雖有散句，但大體以對偶為主，如：“惡之大者在淫，北雁晨鐘，切宜猛?。簧浦日邽樾?，西風(fēng)夜雨，更要深思?！?sup>[11]這種非散體文字的表達，頗類似于明中葉以來社會上流行的諸如明洪應(yīng)明《菜根譚》、吳從先《小窗自紀》一類清言小品的句式，與傳統(tǒng)駢文的文字有一定區(qū)別。蒲松齡另有一篇《王如水〈問心集〉序》，與上揭者堪稱姊妹篇，雖也用偶句，但以散句為主。如云：“舌劍筆鋒，逞文人之才技；迎風(fēng)待月，夸名士之風(fēng)流。習(xí)而安焉，率以為常者，不幾辱朝廷而羞當世士耶？《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咿唔兒曹，盛觸天怒，因假手于秦皇帝，舉天下而坑之，遂使不道之名，歸之一人，識者冤之矣！”^[12]可見在駢文寫作中，蒲松齡并非執(zhí)一而求，而是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常常以內(nèi)容優(yōu)先為寫作準則。

半散半駢的寫作，或曰駢文中不避散行文字，是蒲松齡重視文章實用性的體現(xiàn)?！锻醮迥夹薜夭赝醯钚颉穼儆谀季枰活惖奈母?sup>[13]，以勸捐錢財修廟為目的，需要簡明扼要說明事情原委，方有效用。此序先用駢句先聲奪人：“蓋以齋熏諷唄，是謂善根；建剎修橋，厥名福業(yè)。三生種福，沾逮兒孫；一佛升天，拔及父母。所謂無有際岸功德，具慧性者所不疑也。”此后又以若干駢句論述崇佛的必要性，接下即以散句切入主題：“王村大寺，其來已舊，宮殿巍峨，規(guī)模宏敞，相傳古叢林也。歷年既久，幾莽為墟?！焙箅m經(jīng)修繕，卻因資金不足，導(dǎo)致“地藏一殿，未遑修葺”，于是“某上人志大難酬，壯行不懼，意將洪宣諸號，獨抱旗鈴，廣募十方，不惜發(fā)體，愿固太奢，意亦良苦”。最后又以駢句收尾：“惟愿恒河八寶，并獻雞園；金像十圍，再輝雁塔。由此馨流花界，解八難于慈云；梵落梅梁，脫十纏于甘露。則挑腳之成功，即為善之快事也。”如此行文，重修地藏殿的意義與勸募的效果并著，堪稱皆大歡喜。

在蒲松齡的駢文寫作中，并非全由獨創(chuàng)，有一些屬于因襲前人或?qū)⒂嘘P(guān)套語略加變化而成，這就需要平時注意積累，甚至自籌《兔園冊》一類的筆記，以備撰寫駢文一類文章的不時之需。值得矚目的是，《聊齋文集》中有所謂“擬表”九十三篇、“擬判”六十六則，后者姑不論?！皵M表”每篇皆不同于“擬判”之篇幅短小，而動輒五六百字的駢文寫作，需要耗費作者的大量精力，絕非一蹴而就，輕易可以蕆事。況且從題目到內(nèi)容，“擬表”全為朝廷大計，涉及面極廣，比“四書文”一類的八股文章要難寫得多，費時費力，并不適于應(yīng)試諸生；退一萬步說，即使考生能夠在考試規(guī)定時間內(nèi)完成那樣詞采華麗的駢文，評卷的考官一時也難以判斷優(yōu)劣，絕不如評判八股文那樣有章可循。若考生“擬表”使事用典一旦出現(xiàn)“違礙”文字，考官又沒有及時發(fā)現(xiàn)，則極易引來殺身之禍。今天的研究者絕不能低估封建專制統(tǒng)治下文字獄的殘酷性?！镀阉升g全集·聊齋文集》卷十一中所收“擬表”如《擬上因亢旱恭禱南郊仍命大臣清理刑獄群臣謝表》《擬上以天下蕩平賜群臣宴賞賚緞匹有差群臣謝表》《擬上命將御制“孔子贊詞”并“四子贊詞”著翰林院書寫交國子監(jiān)勒石摹拓頒發(fā)各省群臣謝表》等，諸如此類的朝廷重大題目，一位鄉(xiāng)村塾師何所得而聞？退一步講，即使有所耳聞，草擬如此政治性極強的駢體文字，意欲何為？蒲松齡鄉(xiāng)試場屋屢敗屢戰(zhàn)，難以中式成為舉人，則與考中進士且選入翰林院作詞臣之距離還相當遙遠，可以說希望完全渺茫。預(yù)先做翰林詞臣的工作準備，非但是不急之務(wù)，且自旁觀者的視角而論，豈不荒唐可笑？蒲松齡當不會如此不通世故，為此無益且有一定風(fēng)險之舉。筆者認為這些駢體文字當非蒲松齡所自擬，或者系抄錄于他處，因其中載錄有關(guān)典故或掌故眾多，冠冕堂皇，可以備自家隨時參閱揣摩，以備不時之需。蒲松齡常年坐館畢際有家，畢家屬于官宦之家，當有條件抄錄到以上“謝表”一類的副本。蒲松齡另加抄錄存底，無非是擴充自家眼界的好學(xué)之舉，亦無可厚非。后人整理蒲松齡集，細大不捐，將“擬表”類的著作權(quán)完全劃歸蒲松齡，唯恐有所遺漏，也可以理解。然而若從文字風(fēng)格論，這些所謂“擬表”與蒲松齡流傳至今的駢文風(fēng)格乃至文章氣局迥然不同，非蒲氏之作當屬事實。我們今天研究蒲松齡及其《聊齋志異》的寫作，廓清其文集中所收“擬表”的著作權(quán)問題，雖仍有進一步詳加考論的空間，但既然探討蒲松齡的駢文寫作，就不可不辨。

在《聊齋文集》中，有一篇涉及婚啟的駢文，其題目即大有意味：“野人曹芳者，其侄女議婚于李氏，覆啟已倩人寫成矣，但其上只‘允親’二字，意甚其無文，托余再寫數(shù)行，以壯觀瞻。余因就兩字湊成數(shù)句，笑而付之?！?sup>[14]其文云：“貳好協(xié)鳩鳴，冰媒合而百年托愛；允臧葉鳳卜，鴛牒下而千里成歡。慶洽宗祊，喜溢門闌。恭維臺下：淄水高人，青蓮舊裔。畎畝足樂，已聞歌者如金；弓冶相傳，況復(fù)田中盡玉。弟材只堪食粟，寧舉烏獲之鈞；兄子未諳作羹，敢作南容之配。乃弗嫌于葑菲，遂永結(jié)于絲蘿。惟愿琴瑟鳴歡，兼祝熊羆吉兆?！边@篇駢文文體的允婚文啟雖不無套語陳詞，但以“青蓮舊裔”切合對方姓氏為“李”，又以“弓冶相傳，況復(fù)田中盡玉”兩句美化對方的普通農(nóng)家身份，也確實動了腦筋，并非信手拈來的“文抄公”之作?！读凝S文集》在此駢文婚啟之下，又有所謂《通啟》一篇，則是一篇普適性強的婚啟駢文，大約屬于倉促中無暇細思的應(yīng)急底稿一類文本，反映了清初農(nóng)村這一類文字需求量的巨大。

明末戰(zhàn)亂頻仍，人口劇減，但社會中讀書人的比例不斷增加也是事實。顧炎武《生員論上》有云：“一得為此，則免于編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齒于衣冠，得于禮見官長，而無笞、捶之辱。故今之愿為生員者，非必其慕功名也，保身家而已。以十分之七計，而保身家之生員，殆有三十五萬人?！?sup>[15]以“十分之七”這一比例計算，則明末的進學(xué)諸生可能已達50萬人之多。另據(jù)顧炎武《日知錄》卷一七《生員額數(shù)》：“至宣德七年，奏天下生員三萬有奇?！?sup>[16]宣德七年為公元1432年，下距17世紀中的明末不過一百六七十年，其間諸生數(shù)量已經(jīng)擴增至16倍之多，不能進學(xué)的童生數(shù)量當更數(shù)倍于生員，則明末的讀書人已達數(shù)百萬之眾，這在全國人口已達2億左右的17世紀初^[17]，也不是一個小數(shù)目。

駢文寫作有一定的門檻，并非從事八股舉業(yè)者全都擅長此道，但相互借鑒陳詞濫調(diào)，敷衍成文并不困難。普通百姓為裝潢門面，婚喪嫁娶皆需要用聲調(diào)鏗鏘的駢文張皇其事，上揭蒲松齡為“野人曹芳”所撰婚啟即可見一斑。清康熙以后，全國人口的增長速度加快，駢文的需求量也將大增，加之有關(guān)類書的問世與刻書業(yè)的發(fā)展，在如此社會基礎(chǔ)上，一些文人士大夫?qū)Ｒ庥隈壩牡膭?chuàng)作并力圖創(chuàng)新，就順理成章了。

清初尤侗、吳綺、毛奇齡、陳維崧、吳兆騫等，乾嘉間胡天游、袁枚、邵齊燾、汪中、吳錫麒、洪亮吉、孫星衍、孔廣森、曾燠、阮元等，皆以駢文稱家。博覽群書，熟記故典，是這些駢文家的基本功。即以陳維崧為例，其詞創(chuàng)作豪放，效法南宋辛棄疾，用典較密，這與其同時專意于駢文創(chuàng)作有一定關(guān)聯(lián)。蒲松齡的《聊齋志異》也擅長用典使事，這與他的駢文寫作當亦有所關(guān)聯(lián)。應(yīng)酬之作而外，蒲松齡的《聊齋自志》《陳淑卿小像題辭》《張視旋〈悼亡草〉題詞》《題時明府余山舊意書屋》《賭博辭》《為花神討封姨檄》《〈妙音經(jīng)〉續(xù)言》等皆可視為其精心之作，后三者且融入于其《聊齋志異》的小說創(chuàng)作中，可見作者對之愛不釋手之情懷。

三

《陳淑卿小像題辭》是一篇情濃意切的駢文之作，幾達八百字，融入了作者無限情懷，描寫男歡女愛甚至稍嫌刻畫：“引臂替枕，屈指黃檗之程；縱體入懷，腮斷明珠之串。紅豆之根不死，為郎宵奔；烏臼之鳥無情，催儂夜去。幸老采蘋之能解意，感女昆侖之不憚煩?！?sup>[18]于是有論者認為這篇文章是蒲松齡為自家紀念劉氏以外的另一位在患難中結(jié)褵的夫人陳淑卿而作。^[19]蒲松齡究竟有沒有第二位夫人，曾一度引來學(xué)界的爭論。馬振方先生經(jīng)過翔實的考證，認為這篇聲情并茂的駢文系蒲松齡代友人王敏入而作^[20]，終于結(jié)束了這場爭論。蒲松齡對于男女情懷理解尤深，正如其《聊齋志異》中的相關(guān)刻畫一樣出神入化?！稄堃曅吹客霾荨殿}詞》也是為友人一系列悼亡詩作所題寫，如：“因出鐘情之論，續(xù)為悼亡之詩。錦繡鋪成，淚隨聲至；心肝嘔出，文趁情生。燕燕飛來，昔年之華屋非故；真真喚去，重泉之粉黛如生。讀其文如鸚鵡枝頭，嗚咽而詢妃子；吟其詞似杜鵑月下，悲鳴而怨王孫?！?sup>[21]書寫恩愛夫婦陰陽兩隔的懷念之情，哀怨萬般，纏綿悱惻，堪稱淋漓盡致，具有感人至深的魅力。

蒲松齡將這種駕馭駢偶文字的能力運用于小說創(chuàng)作中，也往往有驚人之筆，如官府斷案的駢文判詞就極大豐富了小說的內(nèi)容，也是蒲松齡小說積極修辭的有效手段之一。《聊齋志異》卷七《胭脂》篇后的判詞，作者確實下了一番功夫，為使典用事與小說人物名字渾然天成，“胭脂”與“鄂秋隼”的取名的確大有講究，可見其精雕細琢的用心。如云：“胭脂身猶未字，歲已及笄。以月殿之仙人，自應(yīng)有郎似玉；原霓裳之舊隊，何愁貯屋無金？而乃感《關(guān)雎》而念好逑，竟繞春婆之夢；怨《摽梅》而思吉士，遂離倩女之魂。為因一線纏縈，致使群魔交至。爭婦女之顏色，恐失‘胭脂’；惹鷙鳥之紛飛，并托‘秋隼’。蓮鉤摘去，難保一瓣之香；鐵限敲來，幾破連城之玉。嵌紅豆于骰子，相思骨竟作厲階；喪喬木于斧斤，可憎才真成禍水！葳蕤自守，幸白璧之無瑕；縲紲苦爭，喜錦衾之可覆。嘉其入門之拒，猶潔白之情人；遂其擲果之心，亦風(fēng)流之雅事。”^[22]連續(xù)用典，反復(fù)陳說，有意為兒女情長鋪道開脫，以遮掩其背后兇殺案的殘暴血腥，并凸顯了斷案者的憐才與仁慈之心，可謂一舉數(shù)得。

卷四《馬介甫》屬于《聊齋志異》中有關(guān)悍婦、妒婦的題材，是文言小說中的名篇。“異史氏曰”后特意以平居所作駢文《〈妙音經(jīng)〉續(xù)言》為殿，深化了小說諷世勸世的菩薩心腸。所謂“妙音經(jīng)”，即謂佛經(jīng)中《妙音菩薩品》?！睹罘ㄉ徣A經(jīng)》簡稱《法華經(jīng)》，七卷二十八品，姚秦弘始八年（406）鳩摩羅什譯，是說明三乘方便、一乘真實的經(jīng)典，為天臺宗立說的主要依據(jù)。其中第二十四品為《妙音菩薩品》，講佛告華德菩薩關(guān)于妙音菩薩過去供養(yǎng)云雷音王佛的因果和處處現(xiàn)身說此經(jīng)典的本事。據(jù)《大日經(jīng)疏》卷一載，妙吉祥菩薩又稱妙德、妙音，以其大慈悲力之故，開演妙法音，令一切眾生得聞。清何垠注云：“此借梵語為房帷之戲謔耳?！?sup>[23]所見中肯?！独m(xù)言》中不乏雋語、冷語，作者幽默詼諧又以慈悲為懷，行文不拘一格，令讀者解頤。如云：“秋砧之杵可掬，不搗月夜之衣；麻姑之爪能搔，輕拭蓮花之面。小受大走，直將代孟母投梭；婦唱夫隨，翻欲起周婆制禮?！庇秩纾骸百I笑纏頭，而成自作之孽，太甲必曰難違；俯首帖耳，而受無妄之刑，李陽亦謂不可。酸風(fēng)凜冽，吹殘綺閣之春；醋海汪洋，淹斷藍橋之月。”^[24]串聯(lián)語典、事典，清新自然，一氣呵成，流暢的駢偶表達中竟然涵蓋有嚴肅的經(jīng)典《尚書·商書·太甲中》敘事，自能令讀者忍俊不禁。

卷二《黃九郎》是一篇反映封建社會男性同性戀現(xiàn)象的小說，作品描寫何子蕭對黃九郎情感之執(zhí)著，反映了封建社會士大夫階層的部分現(xiàn)實，對于揭露當時社會風(fēng)氣有一定的認識價值。蒲松齡本人對于同性戀常常抱有一種調(diào)侃戲謔的超然態(tài)度，并且于篇末不惜費時費力運用駢文形式以炫才，所謂“笑判”也者，并非是一種決絕的表示，而是具有一定的寬容度，這從卷二《俠女》一篇“異史氏曰”中的三言兩語亦可得到證明：“人必室有俠女，而后可以畜孌童也。不然，爾愛其艾豭，則彼愛爾婁豬矣?！?sup>[25]“笑判”篇幅不長，卻也是蒲松齡搜索枯腸之作，其中典故除取材于《尚書》《孟子》《韓非子》《左傳》《公羊傳》《三國志》《北齊書》《五代史》等典籍外，晉陶淵明《桃花源記》、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唐李白《蜀道難》，甚至唐元稹《鶯鶯傳》，也皆在提取事典的范圍，可見其用心之細。對于此類近乎游戲的文字，蒲松齡不無悚惕之情。卷八《周生》寫周生用駢文代替時縣令的夫人參禮碧霞元君，曾以狎謔之詞嘲諷時縣令的同性戀性取向，篇末“異史氏曰”有云：“恣情縱筆，輒灑灑自快，此文客之常也。然婬嫚之詞，何敢以告神明哉！狂生無知，冥譴其所應(yīng)爾?！?sup>[26]以自己文章的窮形盡相而快意無限，卻又畏懼神明的懲罰，非常準確地道出了作者自家的心態(tài)。

卷三《賭符》篇末“異史氏曰”，即其所作駢文《賭博辭》的照錄，對于當時農(nóng)村彌漫的賭博之風(fēng)深惡痛絕，而悲天憫人的勸善之心也灼然可見。如云：“既而鬻子質(zhì)田，冀珠還于合浦；不意火灼毛盡，終撈月于滄江。及遭敗后我方思，已作下流之物；試問賭中誰最善，群指無褲之公?！?sup>[27]調(diào)侃賭徒之衰相，暴露其狂賭入迷之心態(tài)，可謂頰上三毫，傳神寫照盡在阿堵中。借駢文寫作勸善戒賭，凸顯了這一文體實用性的一面；作者通過駢文寫作借題發(fā)揮，彰顯自家才學(xué)，則反映了這一文體文學(xué)表現(xiàn)力極強的一面。

卷三《諭鬼》一篇中尚為諸生的“石尚書”之“諭鬼文”，就有作者自炫其才的目的。通過妙手著文章，宣諭于惡獸或厲鬼，令其遵命遠遁或就此銷聲匿跡，唐代韓愈早開先河。唐憲宗元和十四年（819）的春天，官居刑部侍郎的韓愈因諫迎佛骨，被“夕貶潮陽路八千”，遠徙至嶺南做潮州刺史?！缎绿茣肪硪黄吡俄n愈傳》有云：“初，愈至潮州，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chǎn)且盡，民以是窮?！瘮?shù)日，愈自往視之，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溪水而祝之……”這就是其《鱷魚文》名篇的由來。據(jù)《韓愈傳》記述，“祝之夕，暴風(fēng)震電起溪中，數(shù)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28]正史即如是說，令人有真假莫辨的疑惑，但以文章驅(qū)物，如送窮神一類的佳作卻不絕于史，可見這一做法在古代文人思維中的根深蒂固?！吨I鬼》所錄之“諭鬼文”文字無多，謹錄于下，以見其全豹：

石某為禁約事：照得厥念無良，致嬰雷霆之怒；所謀不軌，遂遭鉞之誅。只宜返罔兩之心，爭相懺悔；庶幾洗髑髏之血，脫此沉淪。爾乃生已極刑，死猶聚惡。跳踉而至，披發(fā)成群；躑躅以前，搏膺作厲。黃泥塞耳，輒逞鬼子之兇；白晝?yōu)檠?，幾斷行人之路！彼丘陵三尺外，管轄由人；豈乾坤兩大中，兇頑任爾？諭后各宜潛蹤，勿猶怙惡。無定河邊之骨，靜待輪回；金閨夢里之魂，還踐鄉(xiāng)土。如蹈前愆，必貽后悔。^[29]

作者用四六駢文精心結(jié)撰，對仗工穩(wěn)，文采煥然，用典工巧，雖篇幅無多，卻聲色俱厲，讀來的確非同凡響！

在《聊齋志異》中，作者炫才意識最為濃厚者還要數(shù)卷四《絳妃》一篇。小說以第一人稱書寫，托以夢中與花神相會并為之寫作討伐風(fēng)神的檄文，其實就是為其《為花神討封姨檄》一文特意設(shè)置的小說情境?！读凝S志異》的最早刻本為青柯亭本，刊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距離蒲松齡去世已經(jīng)五十余年。青柯亭本將《絳妃》改名《花神》，作為全書之殿，排于第十六卷之末，而清人評注《聊齋》者悉據(jù)青本，故但明倫有評云：“一部大文將畢矣。先生訓(xùn)世之心，攄懷之筆，嬉笑怒罵，彰癉激揚?！瘪T鎮(zhèn)巒有評云：“殿以此篇，抬文人之身份，成得意之文章?！焙问仄嬗性u云：“此書之旨，在于賞善罰淫；而托之空言，無亦惟是幻里花神，空中風(fēng)檄耳?！s盡百余級，始至顛頭’全書歸宿，如是如是?！?sup>[30]其實，《絳妃》在手稿本中在第三卷，絕非作者殺青之作。然而但、馮、何三氏之評雖皆屬于郢書燕說，現(xiàn)在看來，仍有一定認識價值。康熙二十二年（1683），蒲松齡四十四歲，補廩膳生，長孫立德出生。這一年他在畢際有家設(shè)館已經(jīng)四年，《聊齋志異》的框架也在此前四年大體告成，有其《聊齋自志》以及高珩所作序可證。因當時作者生活尚較順心，心境較為平和，故能從容不迫地徜徉于前人類書與有關(guān)詩文之中，尋章摘句，連綴成篇。諷世之心，容或有之，但炫才之意，當為主因。古人駢文之作，就是以諸多歷史或文學(xué)典故為資糧，巧辦佳肴，串聯(lián)古人的有關(guān)情事傳達出自己內(nèi)心中之所想。作者融通古今、借鑒化用的巧思固不可或缺，如何縱橫捭闔、花樣翻新也是必不可少的功課。作為一篇駢文力作，蒲松齡苦心孤詣、精心結(jié)撰，的確非率爾操觚者比。

這篇討伐“封姨”的檄文佳句紛呈，如：“昔虞帝受其狐媚，英皇不足解憂，反借渠以解慍；楚王蒙其蠱惑，賢才未能稱意，惟得彼以稱雄。沛上英雄，云飛而思猛士；茂陵天子，秋高而念佳人。”^[31]運用虞舜、楚襄王、漢高祖、漢武帝的相關(guān)故事，巧喻風(fēng)威，思緒曼妙。其中“楚王”三句，意謂楚襄王受到風(fēng)的蠱惑，對于楚賢者的一次召問未得要領(lǐng)，于是僅滿足于對“大王雄風(fēng)”的自我陶醉。楚王，即楚頃襄王（前298～前263年在位），楚懷王子，名橫，曾與秦和親，后又欲與齊、韓聯(lián)合伐秦，終為秦所敗，質(zhì)太子于秦，在位三十六年卒。賢才，當謂楚國的一位獵者。據(jù)《史記》卷四〇《楚世家》，頃襄王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此人巧妙設(shè)喻，勸諫頃襄王果斷確定外交策略，但此人最終未獲重用，僅“遣使于諸侯，復(fù)為從，欲以伐秦”^[32]，終于導(dǎo)致失敗。所謂“賢才未能稱意”即指楚頃襄王雖有賢者在旁卻仍于外交與軍事上遭受挫辱。所謂“稱雄”，這里謂以“雄風(fēng)”（強勁的風(fēng)）之說自我陶醉，相對于當時楚國困頓的處境僅僅聊以自慰而已。所謂“雄風(fēng)”，語本戰(zhàn)國楚宋玉《風(fēng)賦》：“楚襄王游于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有風(fēng)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fēng)！寡人所與庶人共者邪？’”于是宋玉以“大王之雄風(fēng)”與“庶人之雌風(fēng)”不同為答，并形容雄風(fēng)：“清清泠泠，愈病析酲，發(fā)明耳目，寧體便人，此所謂大王之雄風(fēng)也。”^[33]蒲松齡所謂“賢才”何指？只有查考《史記》等相關(guān)文獻方能找到正確詮釋的路徑。目下《聊齋志異》諸多注本皆謂“賢才”就是指《風(fēng)賦》的作者宋玉，未能找出《史記》有關(guān)獵者的書寫內(nèi)容，就可能錯會了蒲松齡這三句話的原意。

《聊齋》個別篇章與作者駢文創(chuàng)作有水乳交融的聯(lián)系，不能忽視；小說文字的用典修辭技巧，也有借鑒駢文寫作方式的地方，由此更可見探討蒲松齡駢文寫作對于《聊齋志異》研究的重要性。

作者簡介

趙伯陶，男，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文藝研究》編輯部編審，從事中國古典文學(xué)以及傳統(tǒng)文化研究，近年出版專著《〈聊齋志異〉新證》等。

[1]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第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465頁。

[2]（清）吳敬梓：《儒林外史》，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77，第166～167頁。

[3]（清）吳敬梓：《儒林外史》，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77，第36～37頁。

[4]姜書閣：《駢文史論》，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6，第534頁。

[5]啟功等：《說八股》，中華書局，1994，第27頁。

[6]莫道才：《論清代駢文研究的幾個問題》，《廣西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2003年第3期。

[7]楊旭輝：《清代駢文史》，人民出版社，2013，第183頁。

[8]盛偉編校《蒲松齡全集》，學(xué)林出版社，1998，第1171頁。

[9]盛偉編?！镀阉升g全集》，學(xué)林出版社，1998，第1181頁。

[10]盛偉編?！镀阉升g全集》，學(xué)林出版社，1998，第1169頁。

[11]盛偉編校《蒲松齡全集》，學(xué)林出版社，1998，第1115頁。

[12]盛偉編?！镀阉升g全集》，學(xué)林出版社，1998，第1045頁。

[13]盛偉編?！镀阉升g全集》，學(xué)林出版社，1998，第1056～1057頁。

[14]盛偉編校《蒲松齡全集》，學(xué)林出版社，1998，第1285頁。

[15]（清）顧炎武：《顧炎武詩文集》，中華書局，1983，第21頁。

[16]（清）黃汝成：《日知錄集釋》卷一七，岳麓書社，1994，第600頁。

[17]《中國歷代人口統(tǒng)計一覽表》，http：//3y.uu456.com/bp-2d5efd0825c52cc58bd6be80-1.html。據(jù)《明熹宗實錄》卷四統(tǒng)計，明光宗泰昌元年（1620），全國有戶983.5426萬，總?cè)丝?165.5萬。這與2億左右的估計相差過多，這里不作辨析。

[18]盛偉編?！镀阉升g全集》，學(xué)林出版社，1998，第1110頁。

[19]田澤長：《蒲松齡與陳淑卿》，山東大學(xué)蒲松齡研究室編《蒲松齡研究集刊》第一輯，齊魯書社，1980。

[20]馬振方：《〈陳淑卿小像題辭〉考辨》，《文學(xué)遺產(chǎn)》1985年第1期。

[21]盛偉編?！镀阉升g全集》，學(xué)林出版社，1998，第1111頁。

[22]任篤行：《全校會注集評聊齋志異》，齊魯書社，2000，第1994頁。

[23]任篤行：《全校會注集評聊齋志異》，齊魯書社，2000，第1093頁。

[24]任篤行：《全校會注集評聊齋志異》，齊魯書社，2000，第1090～1091頁。

[25]任篤行：《全校會注集評聊齋志異》，齊魯書社，2000，第313頁。

[26]任篤行：《全校會注集評聊齋志異》，齊魯書社，2000，第2371頁。

[27]任篤行：《全校會注集評聊齋志異》，齊魯書社，2000，第622頁。

[28]（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一七六，中華書局，1975，第5262～5263頁。

[29]任篤行：《全校會注集評聊齋志異》，齊魯書社，2000，第594頁。

[30]任篤行：《全校會注集評聊齋志異》，齊魯書社，2000，第1113～1114頁。

[31]任篤行：《全校會注集評聊齋志異》，齊魯書社，2000，第1111頁。

[32]（漢）司馬遷：《史記》卷四〇《楚世家》，中華書局，1959，第1730～1731頁。

[33]（南朝梁）蕭統(tǒng)編《文選》，中華書局，1977，第19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