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明詞傳播的環(huán)境
文學創(chuàng)作離不開環(huán)境，文學傳播更離不開環(huán)境。人們是在各種各樣的環(huán)境中進行文學活動的，文學活動因環(huán)境的不同而自有差異。因此，我們需要討論明詞的傳播環(huán)境，借以了解明詞傳播的基本背景?？疾烀鞔膶W是在何種社會環(huán)境中傳播，這是明詞傳播與其他文體傳播的共同環(huán)境。明代詞壇是文壇的組成部分，明代的文壇狀況是明詞存在的基本環(huán)境。明詞的創(chuàng)作和傳播必然受當時文壇思潮的影響，這是明詞在當時文壇傳播的背景。因此，我們還需考察明詞傳播過程中文壇的整體情況如何，文壇主要思潮是什么？本章主要探討明詞傳播的社會環(huán)境和文壇背景兩方面的問題。
第一節(jié) 明代文學傳播的社會環(huán)境
傳播學者邵培仁先生指出影響傳播的主要社會環(huán)境因素有四：政治因素、經濟因素、文化因素、訊息因素。“如果上述因素呈現出良好的適宜和穩(wěn)定狀態(tài)，那么就會對大眾傳播活動起著促進、推動的作用；相反，就會產生消極的作用”，
明代文學的傳播自然也受社會環(huán)境的影響。從朱元璋建立政權開始，尤其是明代中后期，當時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等方面都出現了不少劃時代的變化。在中華大地廣袤的土地上不斷萌生出新現象、新思潮、新文化，而這一切無不影響著有明一代文學的傳播與創(chuàng)作。
一 政權穩(wěn)定 交通暢達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蒙古人失其鼎，正月初四日朱元璋在應天即位，建號洪武，拉開了明王朝的序幕。明王朝的魚鱗圖冊、廢除宰相、大規(guī)模移民等等耳熟能詳的典章故事讓我們聽到一個統(tǒng)一的封建王朝最初的聲音。盡管這個王朝外有倭寇侵襲，內有宦官專政，加上“問題皇帝”輪番登基，但由于有一套相對完善的文官制度，國家機器依然能有條不紊地運轉。明代近三百年，從朱棣興兵到倭寇滋擾，從土木堡之變到大禮之議，從寧王叛亂到東林黨禍，雖驚險不斷，卻少有政權不穩(wěn)的情況。關于明代中央集權的鞏固與統(tǒng)一，說者已眾，無需贅言。政權的穩(wěn)定為文學傳播提供了一個相對適宜的大環(huán)境。
國家統(tǒng)一，政權穩(wěn)定，交通也隨之暢達。不論是宦游，還是經商，或者是像徐霞客那樣履跡遍及四方，交通永遠是出行的基礎，而良好的交通狀況也是資訊傳播的有利條件。明代兩京至十三布政司有道路17條，兩京至所屬府道路11條，十三布政司至所屬州府道路53條，江北水路干線44條，江南水路干線76條。明代交通路程指南書籍及日用類書的《商旅門》中幾乎都有全國州府圖，交通線路說明等內容，有的還會詳細告知途經地的特產、風景及注意事項，類似今天的旅行“小貼士”。其時出行者總不在少數，否則何以有數量如此眾多，介紹如此詳盡的旅行指南出現？而便捷的交通也為信息的傳播提供了相當有利的條件，例如建陽崇化里書坊街，“每月俱以一、六日集”，建忠里洄潭“每月俱以四、九日集”，“書坊書籍比屋為之，天下諸商皆集”，其時該縣每月有四日匯聚天下書商，進行圖書貿易。試想，若非良好的交通條件，“天下諸商”如何能“皆集”于萬山之中的建陽？而水網縱橫的江南也有人為販書而以舟載書，送書上門，時號“書船”。便捷的交通讓更多的百姓可以走出家門，明人外出經商、仕宦的途中消遣時間的通俗讀物隨之興盛，娛樂書刊也是其中一種。娛樂書刊中的詞作、詞話也通過這種方式得到流傳。良好的交通條件也間接促進著福建、江浙等地書籍流通的興盛，自然也使詞籍的流通更加順暢。
政權的穩(wěn)定和交通的便捷也使國人與域外的頻繁交流成為可能。明初鄭和七下南洋，陳誠等人四使中亞，朝鮮、越南、日本、琉球等地的官民也通過各種渠道與中原往來不斷?！霸诔r，自十四世紀到二十世紀，存在大量的《朝天錄》或《燕行錄》，其數量應該在五百種上下。在越南，則有《北行紀略》、《北使通錄》、《往津日記》、《北槎日記》、《北行叢記》等。”其中親眼目睹過大明都市的撰寫者必然不少。國人也有出使朝鮮、越南并留下親歷記錄的，如倪謙的《朝鮮紀事》、湛若水的《交南賦》。洪武二年（1369）至崇禎七年（1634），有明一代共向朝鮮半島的王氏高麗和李氏朝鮮遣使159次，其中朝鮮時代就達141次。中國使臣在出使活動中，也注重文化交流，與朝鮮國王、大臣多有唱和，李氏朝鮮于景泰元年（1450）至崇禎六年（1633）間將這些作品編印成24部《皇華集》傳世。《皇華集》載有34首詞，這些作品通過所在國的記載得以流傳。雙方首次以詞唱和，是在憲宗成化十二年（1476）戶部郎中祁順出使朝鮮時，與朝鮮遠接使、議政府左參贊、《東人詩話》的作者徐居正唱和。嘉靖十六年（1537）翰林院修撰龔用卿、嘉靖十八年工科給事中薛廷寵分別出使朝鮮，均在《皇華集》中留有詞作。這些唱和也傳回中國，國家政權的穩(wěn)定是這些國事活動雅重文藝的前提，而中朝文人在國事活動中的唱和具備人際傳播的特質。
不過，中朝的交往并不僅僅局限在官方，朝鮮詞人的作品通過各種渠道流傳至中國，也引起國人極大的興趣，《古今詞統(tǒng)》、《名媛詩歸》、《花鏡雋聲》等總集中都收有朝鮮人的作品。明人編纂的《古今詞統(tǒng)》就載有成氏、俞汝舟妻等朝鮮人的詞作。《名媛詩歸》、《花鏡雋聲》也收有許景樊等朝鮮人的作品，許氏即許筠的姐姐蘭雪軒，是朝鮮文學史上頗負盛名的女作家。
在國內，交通的便捷同樣促進了人口的流動，使得商業(yè)發(fā)達，城市發(fā)展，市民階層隨之愈發(fā)壯大。信息傳播的便捷促進了民眾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人口的流動也造成了語文統(tǒng)一的需要，促進了民族共同語的形成與推廣。
二 文教普及 語文統(tǒng)一
文學作品的傳播有賴于人，具有一定文化素養(yǎng)的人，為文學作品的傳播準備了受眾條件?？趥魑膶W雖然對受眾文化素養(yǎng)要求稍低，但作為影響文學史主潮的書面文學則必然要求受眾能識文斷句。民眾能識字便是教育使然，當時文教之普及亦足可“度越漢唐”。
洪武二年（1369）十月，朱元璋詔諭臣下說：
朕恒謂治國之要，教化為先；教化之道，學校為本。今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圣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革污染之習。此最急務，當速行之。
其中對人才的渴求，對教育的重視昭昭可見。身處當時的楊榮稱頌道：“圣朝統(tǒng)一寰宇，自國都達于郡邑，皆建學立師，教育俊秀。仁義禮樂之化，旁洽海隅徼塞。人才之眾，風俗之美，度越漢唐，而比隆虞周。猗歟盛哉！”以當時實際觀之，似非過譽。明代學校以北京、南京之國子監(jiān)為首，地方州、府、縣、衛(wèi)、土司多設儒學，又有醫(yī)學、陰陽學等?？平逃?，其時官方教育體系是完備的。前代相對落后的“海隅徼塞”也人文日新，例如瓊州人邱濬《沁園春》詞序有云：“服嶺以南，由進士入官翰林者自予始。厥后二十五年，洗馬叔厚以會元進。又十年，邦祥以探花進。甫三年，編修可大又以榜眼進。繼此而又有編修伯誠者，源源而來?！?sup>連原先教育落后的嶺南地區(qū)都“源源而來”地涌現翰林，教育的地區(qū)差異較前代有所縮小。
獨立于官方學校之外的書院也是明代教育重要的組成部分，明人亦以學校、書院并舉。如天順五年（1461）李賢《進〈明一統(tǒng)志〉表》就說：“書學校、書院以重育賢?！?sup>全國各地書院林立，僅安徽一省就有一百余所書院，而日漸興盛的講會活動也使書院成為民間新思潮的策源地。萬歷三年（1575）勅諭：
若能體認經書，便是講明學問，何必又別標門戶，聚堂空談？今后各提學官，督率教官、生儒，務將平昔所習經書義理，著實講求，躬行實跡，以需他日之用。不許別創(chuàng)書院，群聚徒黨及號召地方游食無行之徒，空談廢業(yè)，因而起奔競之門，開請托之路。
冠冕堂皇的言辭下所掩蓋著的，大約正是對異乎官方意識形態(tài)之新思潮的擔憂。但書院的興起，確實為明人提供了更多的學習機會，使當時教育更加普及。
據陳寶良先生推斷，明代男性能讀、寫的比率在30％—45％之間，而女性識字率則為2％—10％。這一推斷應當是有道理的，弘治元年（1488）朝鮮人崔溥漂海南來，曾自浙江到北京，經遼東回到朝鮮，途經中國南北諸多地方。他對當時中國人文化水平的感性認識是：“江南人以讀書為業(yè)，雖里闬童稚及津夫、水夫皆識文字。臣至其地寫以問之，則凡山川古跡、土地沿革，皆曉解詳告之。江北則不學者多?！?sup>這說明，明代相當數量的普通百姓能夠讀寫文字，這些識文斷字者正是文學作品潛在的閱讀者。
雖然，由于理學本身的問題，科舉教育也給文學傳播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但總體上說，明代教育的普及對文學傳播是利大于弊的。教育的普及促使識字率的提高，識字率的提高擴大詞作者和閱讀者的基礎，這為明代文學的傳播準備了充分的傳播者和接受者。
明初，朝鮮人權近詠出“皇明四海車書同”（《代人贈段行人使還》），“山河萬國同文日”（《代人送國子周典簿卓》）之類的詩句。在域外士人看來，明代是車同軌、書同文的統(tǒng)一國家，語言文字的統(tǒng)一，正是其中的一部分。統(tǒng)一的語言文字也正是信息傳播的有利條件，而這也是朱元璋治國理念下的規(guī)劃之一。漢字的統(tǒng)一早在秦朝即已完成，朱元璋登基后則注意統(tǒng)一語音，十六卷本的《洪武正韻》就是洪武八年（1375）樂韶鳳、宋濂等人奉詔編成的。明太祖“以舊韻起于江左，多失正音，乃命翰林侍講學士樂韶鳳與諸廷臣以中原雅音校正之”。“以中原雅音校正之”云云，實際上就是為國民的口頭交流制定統(tǒng)一的語音規(guī)范。這也足見朱元璋本人對統(tǒng)一語音的重視。
明人語音的統(tǒng)一并不僅僅停留于理論上，在現實生活中，明朝口語也是統(tǒng)一的。利瑪竇說：“還有一種整個帝國通用的口語，被稱為官話（Quon -hoa），是民用和法庭用的官方語言?！薄斑@種官方的國語用得很普遍，就連婦孺也都聽得懂。”不過明人對官話的態(tài)度卻因人而異，王雅宜“不喜作鄉(xiāng)語，每發(fā)口，必官話，所談皆前輩舊事，歷歷如貫珠，議論英發(fā)，音吐如鐘”。而謝榛則認為“官話使力，家常話省力；官話勉然，家常話自然”。盡管對語言的統(tǒng)一，明人自身也有其不同的態(tài)度和處理方式，但不可否認的是李漁所謂“禁為鄉(xiāng)土之言，使歸《中原音韻》之正者是已”乃出于傳播交流的需要。
對語音統(tǒng)一的追求也影響到了明詞。據說詞韻最初起自宋代，有研究者認為《詞林韻釋》（又稱《菉斐軒詞林要韻》）即據南宋大晟樂府韻所編。然看法殊不相同，有人則以為其書是明人偽托。明人所編詞韻則有胡文煥《會文堂詞韻》，只是當時影響并不很大。沈謙有《詞韻略》，四庫館臣以為“詞韻舊無成書，明沈謙始創(chuàng)其輪廓”。鄒祇謨稱其“考據該洽”，“可為填詞家之指南”。雖然從創(chuàng)作實踐上說，明人填詞未必非按詞韻選字不可，詞韻書籍也要到清代才蔚為大觀，但明人已然注意到詞韻的使用。這對促進詞作傳播同樣是具有影響的，以方言押韻的詞作，在不同方言區(qū)的傳播可能出現相應的阻滯。
三 城市發(fā)達 經濟繁榮
城市是一個區(qū)域的經濟、政治、文化中心，它區(qū)別于散居的農村聚居形態(tài)，密集而流動的人口，繁榮的商業(yè)都是城市的典型特征之一。城市也是信息傳播的集散地。相對于農村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形態(tài)，城市與商品經濟是有著天然聯系的。劉石吉先生指出：“明清以來，江南許多市鎮(zhèn)（甚至村集）均經歷了‘都市化’的過程；而這種趨勢又明顯與商品經濟的發(fā)展具有交互影響的關系?！?sup>本就十分發(fā)達的蘇州，到明代中晚期都市化程度更加發(fā)達，并帶動了周邊市鎮(zhèn)的興盛。唐寅《閶門即事》詩描述蘇州的繁盛稱：“世間樂土是吳中，中有閶門又擅雄。翠袖三千樓上下，黃金百萬水西東。五更市買何曾絕，四遠方言總不同。若使畫師描作畫，畫師應道畫難工?！?sup>“翠袖三千”、“黃金百萬”足見一時物質之富足，娛樂業(yè)之發(fā)達。頸聯“五更市買何曾絕，四遠方言總不同”則是城市商業(yè)興盛和外來人口眾多的詩化表達。而王心一也從當地人的視角述說蘇州商業(yè)的發(fā)達，道：“錯繡連云，肩摩轂擊，楓江之舳艫銜尾，南濠之貨物如山。”
在中心城市影響下的市鎮(zhèn)也是一樣“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缎咽篮阊浴诽岬绞涉?zhèn)：
鎮(zhèn)上居民稠廣，土俗淳樸，俱以蠶桑為業(yè)。男女勤謹，絡緯機杼之聲，通宵徹夜。那市上兩岸絲牙行，約有千百余家，遠近村坊織成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賈來收買的，蜂攢蟻集，挨擠不開，路途無佇足之隙；乃出產錦繡之鄉(xiāng)，積聚綾羅之地。江南養(yǎng)蠶所在甚多，惟此鎮(zhèn)處最盛。
而彼時的江南以手工業(yè)興起的專業(yè)市鎮(zhèn)實在也不少。不唯富庶的江南，就是邊塞也有不少商品經濟極為發(fā)達的城市?！熬胚吶绱笸浞比A富庶不下江南”；又如肅州，“各類工匠搭有他們的店棚。他們的市場中有很多廣場”；“甘州比肅州大得多，人口更稠密”。商業(yè)與城市互為表里，相輔相成。
對于文學來說，城市也是文學傳播的最重要場域。方志遠先生的《明代城市與市民文學》（中華書局，2004年版）、戴健先生的《明代后期吳越城市娛樂文化與市民文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等均對此有所論述。詞本就與商品經濟發(fā)展密不可分，歌臺舞榭、秦樓楚館的城市元素正是唐宋詞興起最初的背景，王曉驪教授的《唐宋詞與商業(yè)文化關系研究》曾談到了這個問題，可以參考。而明詞傳播也和城市密不可分，更與商品經濟的發(fā)達密不可分。試想：明代歌妓詞人的生活背景就是城市；明代書坊也以金陵、杭州等地最密集；明代商品經濟發(fā)達的環(huán)太湖地區(qū)也正是當時詞學的中心。這一樁樁一件件，哪一樁哪一件是能脫離經濟狀況影響的？
四 市民階層興起 通俗文化昌盛
城市的發(fā)展必然要聚集大量的人員與財富，商品經濟的發(fā)展使得消費隨之興盛，服務業(yè)、娛樂業(yè)趨于發(fā)達。明代城市人口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到底有多大？古代人口史的研究給出了相關的回答，或許這些回答并非最終答案，但也可了解明代城市人口的基本狀況?！懊鞒踉诤槲鋾r期，以史籍所記人口再加上同數的婦女，人口亦應在1億以上?！薄懊魅f歷時（即公元1600年前后）人口當在2億以上?！?sup>有關明代城市人口的數量，曹樹基先生認為明初民籍人口的約十分之一居住在城市，且“明代后期的中國城市化水平不可能超過明初”。則終明之世，城市人口約占人口總數的10％。綜合王、曹之論推測，明代之城市人口總數在千萬以上，而這些人口還不包括因為種種原因來到城市的流動人口。例如遍布全國的商人，晉商、徽商、江右商幫自不必說，就是富庶的江南也吹起外出經商之風。吳縣“人生十七八，即挾資出商楚、衛(wèi)、齊、魯，靡遠不到，有數年不歸者”。這些流動人口對城市發(fā)達的影響是不可忽略的?！笆忻耠A層人數眾多，人員復雜，包括商人、作坊主、手工業(yè)工人、自由手工業(yè)者、藝人、妓女、隸役、各類城市貧民和一般的文人士子等?！?sup>這個階層的興起不僅僅是因為該階層的人口基數已經達到千萬以上，更因為他們對社會風氣的影響，他們已經成為一股新的社會力量。在明代中后期的江南，市民階層的聚合力直接表現在了他們?yōu)榫S護本階層權利而起的抗爭。例如萬歷間因蘇州稅監(jiān)孫隆大等議增織機稅銀引發(fā)的機戶皆閉門罷織；松江董其昌父子侵暴鄉(xiāng)民引發(fā)的“民抄董宦”等事件。而對社會風氣的影響，最直觀地表現在通俗文化上。
市民階層的興起，使得適應他們欣賞水平的文藝樣式不斷興盛繁榮起來。當時之時調、俗曲亦如“有水井處皆歌”的柳詞之于宋時。陳弘緒《寒夜錄》引卓珂月語稱《吳歌》、《掛枝兒》之類的俗調，為明代一絕。其時“不問南北，不問男女，不問老幼良賤，人人習之，亦人人喜聽之”。其時興起的戲曲和通俗小說也離不開市民階層的喜聞樂見。清人所謂“花部”、“亂彈”的弋陽腔、海鹽腔等在此時就甚有市場，王驥德曾嘆道：“數十年來，又有‘弋陽’、‘義烏’、‘青陽’、‘徽州’、‘樂平’諸腔之出。今則‘石臺’、‘太平’梨園，幾遍天下?！?sup>而專業(yè)的表演團隊以之謀生的人數也在在不少，如明季張瀚所說：“至今游惰之人，樂為優(yōu)徘，二三十年間，富貴家出金帛，制服飾器具，列笙歌鼓吹，招至十余人為隊，搬演傳奇；好事者競為淫麗之詞，轉相唱和；一郡城之內，衣食于此者，不知幾千人矣?！?sup>一時風氣可知之矣。表演藝術是這樣興盛，通俗小說也毫不遜色。當時不少文士就加入到了通俗文藝作品的創(chuàng)作、搜集中，馮夢龍、凌蒙初、鄧志謨等人都是顯例。一些書坊還推出了適合市民階層休閑娛樂的書刊，比如《國色天香》、《萬錦情林》、《燕居筆記》、《繡谷春容》等等。詞在這種背景下傳播，必然要受到當時風氣的影響。因此，“曲化”、“俗化”等“托體不尊”的問題就顯得較為突出，但明詞的這些特征也正是明詞區(qū)別于前代詞什之處。而通俗小說、戲曲的興盛也為寄生于這兩種文體中的詞作提供了良好的傳播途徑。
五 思想自由 人欲覺醒
市民階級的興起，使得這股力量對社會思潮起到了一定的影響，社會知識水平的普遍提高讓人們對社會、人生有更多的判斷能力，思想上更加自由開放；經濟發(fā)達帶來物質生活上的消費觀念變遷，而消費水平的提高客觀上促進了人們物質欲念的覺醒。
明代初年，國家以理學為統(tǒng)一思想的利器，不遺余力地推動程朱理學的發(fā)展，奉之為圭臬。朱子曾說：“圣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欲?！?sup>但是隨著明代中后期市民階層的興起，反映該階層主張的新思潮正如暗涌的地下長河，在程朱理學籠罩的地底激蕩，新學派正不斷醞釀。王陽明龍場悟道，發(fā)揮陸九淵“心即理也”的主張，反對“天理人欲”之說，肯定人的主體性和能動性；以王門后學、“灶戶”出身的王艮為代表的泰州學派，更升張“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大纛；至于“異端之尤”李贄，更明白宣稱“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李贄認為“穿衣吃飯”的“人欲”就是“人倫物理”，沒有“衣”與“飯”，人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更罔論“人倫物理”了。可以說，明代中后期的新思潮是以要求思想解放、個性自由為宗尚的。思想的自由使得人們不必再汲汲于克制，因為在宋儒們那里，連詩歌都是被排斥的，以為會影響對“理”的尋繹。而到明代中后期，情欲的覺醒，使得“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反映這些思想的小說、戲曲和詩文可以四下傳布。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存天理”與“去人欲”顯然不能一統(tǒng)天下了，“人欲”作為一個話題復活了。人們敢于享受經濟發(fā)展所帶來的成果，以致“人情以放蕩為快，世風以侈靡相高，雖逾制犯禁，不知忌也”。于是身處當時的文人看到了人們在生活需求上的變化，不時將他們生活的時代與前代生活對比，發(fā)出疑惑的聲音。“國初時民居尚儉樸，三間五架，制甚狹小?！薄俺苫院螅徽咧淤再肮?。”何良俊感慨“今尋常燕會，動輒必用十肴，且水陸畢陳；或覓遠方珍品，求以相勝”。這些豪奢的生活也為市民階層提供了更多的生活來源，陸楫就說：“只以蘇、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時而游，游必畫舫、肩輿，珍羞良醞，歌舞而行，可謂奢矣。而不知輿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而待爨者不知其幾。”這一方面是因為物質產品的豐富，商業(yè)物流的發(fā)達，使得尋常人家也具備了一定的消費能力；另一方面也是人欲覺醒的反映。而這在文學傳播上，道理相近。人們對文學的需求一方面是因為物質生活已經有所保障，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精神生活的需要。物質條件的改善也使得文學有了更加廣闊的市場，人們對文學的消費又促進著文學的生產和傳播。這也是為什么到了明代中后期，值得文學史大書特書的作家、作品不斷出現的原因之一。
第二節(jié) 明代文學主潮對詞學的影響
不論后人觀感如何，以《詩經》、《尚書》為源頭的正統(tǒng)詩文一直是中國傳統(tǒng)文壇的主角，明代文壇也不例外。有明近三百年的文壇宛如一座繁花似錦的植物園，二十四番花信風催出絢爛的大千世界，各體文學創(chuàng)作、各種文學主張、各家文學流派爭奇斗艷。當時的傳統(tǒng)詩文領域有延綿百年的臺閣體、前后相繼的七子派、睥睨群雄的公安派……但卻沒有哪個流派能夠一統(tǒng)文壇，不同的聲音和主張不斷形成。這些不同的聲音有時交織在一起，嘈嘈雜雜地讓明代文壇熱鬧非凡。聲音的穿透力讓人們無法抗拒，時人多多少少要受到這些聲音的影響，因而明代詞學研究與創(chuàng)作都與當時文壇的各種聲音不無關系，文壇思潮影響了詞學理論與創(chuàng)作，同時也影響著詞的傳播。
明代詩文理論的聲音盡管紛繁，但總體來說有兩大主旋律：復古與性靈。復古思潮是明代中前期的最強音，從劉基、宋濂的明道宗經到前后七子的復古運動，雖然其間主張各有不同，但追本溯源，學古以為新變是這一思潮最根本的部分。主導晚明的性靈詩學則從李贄“童心說”、徐渭“本色說”到公安派、竟陵派一脈相承，標榜靈趣，天真任情。另外，在聲勢日盛的市民文學領域，小說創(chuàng)作的興盛、戲曲理論的激辯、民間歌謠的登堂入室……精英文人直接參與創(chuàng)作、探討理論，形成了雅俗互動的態(tài)勢。我們后文有專章討論小說、戲曲與明詞傳播的關系，此處且按下不表，專談傳統(tǒng)詩文理論主潮對明詞的影響。
一 明道宗經思想及臺閣詞的潤色鴻業(yè)
明代中前期的文壇，在文學思想上側重明道宗經，在文學實踐上則以臺閣體較為突出。詞學與詞的創(chuàng)作，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當時文壇的文學思想和文學實踐的影響。明代中前期的詞論也重視明道宗經，強調美刺；當時文學的實踐中，也存在臺閣體詞作，重視粉飾太平、潤色鴻業(yè)。
起于田陌之間的朱元璋力倡實用之學。他在洪武二年（1369）對翰林學士詹同說：
古人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為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立辭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即使過于相如、楊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
明確主張文學有裨實用，無事浮藻，且其中已隱然有復古思想，欲以明白曉暢為標準，要求當時的翰林之文。所謂“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chuàng)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一時風尚所趨，竟致“國初人才，多質直樸醇，足以適用”。在這種背景下，號稱開國文臣之首的宋濂，就在文章中提到“當以圣人之文為宗”，“仁義道德之辭遂為詩家大禁，而風花煙鳥之章留連于海內”則“不亦悲夫”！我們認為，宋濂的言論正是明初文學理論側重實用，秉承“文以載道”傳統(tǒng)的反映，隱含著崇實務本、宗經法古的文學主張。
在這樣的背景下，明代中前期詞論也重宗經載道，強調詞對《國風》美刺傳統(tǒng)的繼承。時人黃溥談到《桂枝香·懷古》時以為“荊公此詞睹景興懷，感今增喟，獨寫出人情世故之真。而造語命意，飄然脫塵出俗，有得詩人諷諭之意”，即以詩人之旨解讀詞作，以漢儒“主文而譎諫”的詩文評價標準來研讀詞什，這本身采取的就是“宗經”的視角。程敏政談到瞿佑詞時以為其“長短句、南北詞直與宋之蘇、辛諸名公齊驅”的原因，正在瞿詞“非獨詞調高古，而其間寓意諷刺。所以勸善而懲惡者，又往往得古詩人之遺意焉”。宗經之意亦極為明顯。明道宗經在明初詞作中雖然并不突出，但是這個思想卻一直如地下潛流，直到明代后期依然延續(xù)。萬歷曾命詞臣以“仁、義、禮、智、孝、弟、忠、信”等二十八字為主題填詞，并為編選成冊。王祖嫡以自己所作的二十八字詞“時寓規(guī)諷”而自得。
王祖嫡的這次奉詔撰詞正是明代中前期臺閣應制文學的延續(xù)。臺閣文學是歷代宮廷文學在明代的集中表現。宮廷文學的作者多為文學近臣，不論是齊梁宮體、初唐上官體還是宋初西昆體的出現都與文學近臣的宮廷文學活動密不可分，而宮廷文學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弘揚教化為號召的。這類文學作品創(chuàng)作的直接動因是為朝廷歌頌功德，以昭明文物，其作品風格則多典雅雍容、紆徐醇正。但明代宮廷文學區(qū)別于前代的是：明代中前期內閣輔臣主導著當時的文學發(fā)展方向。從永樂初建內閣制度，到宣德以后，內閣官員正是執(zhí)掌權柄的股肱大臣。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歷仕四朝，執(zhí)文壇牛耳四十多年；“李東陽出入宋、元，溯流唐代，擅聲館閣”，領袖文壇近二十年，遂有茶陵一派。盡管詞在當時仍然不甚為人重視，但洪武初年廟堂鼓吹便選用了詞體，推尊詞體的萌芽已然顯現。與五代時“曲子相公”和凝入相后便銷毀詞作，以及北宋名公如歐陽修、晏殊輩諱言作詞不同，這個時期的臺閣文人們對小詞雖然不甚留意，但也不以填詞為愧。嘉靖時的首輔大學士夏言不但作詞，甚至還常以詞酬贈。
雖然臺閣詞在臺閣體詩文如日中天時，并不特別興盛，但詞什潤色鴻業(yè)、吟詠太平的性質與當時的臺閣詩文一致。以“三楊”為例，楊士奇、楊榮、楊溥并不特別重視詞，三人今傳詞作35闋。楊溥沒有詞作傳世，楊榮傳世詞作10首，楊士奇有25闋，楊榮和楊士奇在明代詞人中都不算高產的作者。但是楊士奇、楊榮的詞作有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潤色鴻業(yè)，歌功頌德。
楊榮傳世詞作共有五闋《西江月·端午賜觀擊球射柳》及五闋元宵詞，皆應景韻語。五闋《西江月》是一組詞，而五闋元宵詞則可能是不同時間創(chuàng)作的。我們引《西江月》的其二、其五，以觀楊榮作為臺閣領袖的詞作大概?！段鹘隆ざ宋缳n觀擊球射柳》其二云：
御座正臨仙苑，禁林大敞瓊筵。臂間長命彩絲纏。何必靈符丹篆。 處處龍舟競渡，家家簫鼓喧闐。萬方無事樂豐年。仰荷圣明恩眷。
其五云：
令節(jié)新頒寶扇，嘉言揮灑云箋。香羅細葛疊相鮮。劍佩趨陪金殿。 臣庶欣逢舜世，華夷共祝堯年?；蕡D鞏固福綿綿。磐石尊安永奠。
兩闋詞通篇雖然有“臂間長命彩絲纏”、“處處龍舟競渡”、“香羅細葛疊相鮮”等語句點明端午節(jié)主題，但全詞主要以頌圣為內容，這只要看“萬方無事豐樂年。仰荷圣明恩眷”及“臣庶欣逢舜世，華夷共祝堯年”兩句就不需要再進一步說明。這是臺閣詞一般的創(chuàng)作特點，作者一旦涉及可發(fā)揮的題材，總要為詞作加上一條“皇恩浩蕩”、“永享太平”的尾巴。
楊士奇的一組十闋《清平樂·賜從游萬歲山詞有序》也是典型的應制頌圣之詞。不過，我們不看他在這十闋詞中的“圣主恩深如?！?、“吾皇萬歲千秋”之類的口號，而看其詠雪詞的表現。楊士奇有《玉樓春·大雪志喜時甲寅十二月二十日也》，其詞云：
天公預作豐年瑞。柳絮梨花紛舞墜。九重城闕晃清輝，一統(tǒng)山河含淑氣。 郊原遍是瓊瑤地。梅蕊稍頭春早至。未論寅卯太平年，且賞嘉祥宣德歲。
一般文人詠雪，總以對雪景的描摹為主，楊士奇該詞雖也涉及雪景的描寫，卻幾乎可以退居次要地位。開闋便以瑞雪兆豐年為全詞定調，結拍又頌揚“太平年”與嘉祥歲。其詞粉飾太平、潤色鴻業(yè)的主題于此尤能得到顯現。
臺閣體詩文在弘治年間的李東陽時代繼續(xù)引領當時文壇風騷，但這一時期臺閣詞人的作品已經不僅僅是潤色鴻業(yè)，他們也創(chuàng)作一些其他題材的詞什。不過，歌功頌德依然是臺閣詞的重要內容。李東陽的詞作就以詠物寫景居多，也有一些唱和酬贈之作。但這些作品中也有每每以頌圣作為結尾。例如其《風入松·壽邃庵先生》就以“但愿堯年舜日，長歌圣主賢臣”結束全篇。這個結尾讓壽人主題淹沒在頌圣意涵之中。
正德期間已經是臺閣體詩文日薄西山的時代，當時閣臣如費宏等人仍然有《水調歌頭·內閣詠蓮房》這樣的詞作，并且集中也留有與后進唱和的作品。嘉靖時期前七子大力倡導復古，天下文風凜然一變，但臺閣詞卻依然在延續(xù)，只是更多地以酬贈唱和的形式出現，而不像三楊時代以應制為主了。其間最典型的就是以夏言為首的臺閣詞人群體間的唱和，詳見本文第八章的論述。嘉靖朝的夏言時代，臺閣詞人雖然也有應制頌圣之詞，卻已不是其詞作主流；他們交游和韻，以詞為交際工具的現象倒是越來越明顯。不過，即便是在交游酬贈之間，作者們往往也不忘粉飾太平，這正是臺閣詞人群體的一貫特征。夏言之后，臺閣官員盡管仍然有以詞應制的作品，但多已不成氣候了。此前，復古主義思潮已成為文壇主潮，并接過了影響明詞的司令棒。
二 文學復古思潮下明代詞人的尊體努力
對前代經典的尊崇，往往造就文壇上的復古思潮。弘治、正德年間，明代第一個聲勢浩大的文學流派——七子派尊崇漢魏詩文而掀起的復古巨浪是文學史家不能等閑視之的?！睹魇贰の脑穫餍颉氛f：“李夢陽、何景明倡言復古，文自西京，詩自中唐而下，一切吐棄，操觚談藝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詩文，于斯一變?！?sup>所謂“明之詩文，于斯一變”云云，雖稍顯夸張，但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七子派復古思想影響頗大卻是事實。盡管七子派中成員主張并不完全相同，如著名的“李、何之爭”就是前七子派領軍人物李夢陽、何景明之間的理論爭鳴，但并不影響“復古思潮”在當時的極度流行。復古論，在中國文學史上從來不曾間斷，哪怕有時虛與委蛇。李夢陽、何景明之前，章懋、王鏊、林俊、桑悅、邵寶、祝允明諸人都曾有類似主張。前后七子及其同時代的其他論者對詞論的影響主要有二：一是尊體時的上溯至南北朝，甚至先民時代的《擊壤》、《南風》；一是辨詩詞之體性，區(qū)別文體異同，強調詞的文體特性。然而，這兩個問題在當時詞論及實際操作中卻不無軒輊。
李夢陽一派最直接的主張就是復古，認為“學不的古，苦心無益”。不過，前七子并不完全像《明史·文苑傳》說的那樣，堅持“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李夢陽在《弘德集自序》中就曾回顧自己由“廢唐近體諸篇”而上溯古詩源頭，直追至《詩經》的經歷。李夢陽的主張在當時十分有市場，以至于王維楨愛屋及烏地盛贊其詩歌“七言律自杜甫以后，善用頓挫倒插之法，惟夢陽一人”。嘉靖中期崛起于文壇的后七子則更進一步主張黜初唐、晚唐乃至六朝之綺麗輕靡，而專尚盛唐之音，宣揚“詩知大歷以前，文知西京而上”，甚至要求為文“無一語作漢以后，亦無一字不出漢以前”。生活在前后七子之間的楊慎，雖然也以復古為尚，但是他譏諷何景明說：“何仲默枕籍杜詩，不觀余家，其于六朝、初唐未數數然也。與予及薛君采言及六朝、初唐，始恍然自失。乃作《明月》、《流螢》二篇擬之，然終不若其效杜諸作也?！?sup>可以說，弘治到嘉靖中期，文壇的主潮是復古，只是所“復”的對象到底是什么“古”，成為各家角力的焦點。興起于這個思潮中的詞論，在尊體上也沿著復古的路徑走起了緊跟風潮的步伐。
尊體首先要溯源，溯源直追《詩三百》。在“詩主中唐以上”的文論風氣下，大多數論者都將詞的起源直接與古代詩歌掛上鉤。以為“夫詩余者，古樂府之流也”，是漢魏樂府的嫡脈，而如從古樂府上溯，則可以直追《擊壤》、《南風》。甚至有人主張“詞始于漢，盛于魏晉隋唐，而又盛于宋”，而為這“始于漢”的詞找淵源，便是“壤歌衢謠發(fā)而為《卿云》、《南風》，為《風》、《雅》、《頌》，為《離騷》，為古樂府，為慢詞。嗚呼！亦極矣”。雖然明人在為詞溯源時，觀點并不統(tǒng)一，但“詞也者，固六義之余而樂府之流也”的論調是同一的，而個中緣由不能不說與當時的復古思潮相關。前七子論文主秦漢，后七子則“文知西京而上”；詩雖宗盛唐，但唐人詩歌并非無源之水，唐代著名詩人多學漢魏。何景明“枕籍杜詩”，而老杜“精熟《文選》理”，與老杜并雄之李白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如此，若溯詞之源頭，難免要直追上古三代。而魏晉六朝詩歌中，那些輕綺靡麗的作品又與《花間》、《草堂》有著風格上的相似性。因此，復古追源落實到魏晉六朝，就水到渠成了。后七子的領袖王世貞就說：
詞者，樂府之變也。昔人謂李太白《菩薩蠻》、《憶秦娥》，楊用修又傳其《清平樂》二首，以謂詞祖。不知隋煬帝已有《望江南》詞。蓋六朝諸君臣頌酒賡色，務裁艷語，默啟詞端，實為濫觴之始。
不過，這個觀點在陳霆、楊慎那里就已經形成。陳霆《渚山堂詞話·序》、楊慎《詞品·序》里都談到這個問題，而其源則又可以上溯到南宋朱弁的《曲洧舊聞》。也有論者對古樂府的質樸意遠和詞的要緲宜修之間的差距作出思考，周瑛說：“詞家者流出于古樂府，樂府語質而意遠，詞至宋纖麗極矣。今考之，詞蓋皆桑間濮上之音也吁，可以觀世矣?！?sup>從詞是“桑間濮上之音”的角度解釋，倒也多少能與詞之源出對上號。關于詞的六朝起源說之正誤且不去評論，至少在明代詞論中復古的思潮起到了極大的作用。從詞源于六朝，為樂府流亞的觀點出發(fā)，詞的傳播在當時也受到了一定的影響，詞總集中選錄六朝詩歌的現象也隨之出現。楊慎編《百琲明珠》就收入《江南弄》、《三洲歌》、《夜飲朝眠曲》等六朝樂府民歌。《唐詞紀》、《草堂詩余別集》等通代詞總集都選有唐前作品。這些總集的傳播，自然對明人詞體觀念薄弱造成進一步的負面影響。吊詭的是明人在混淆詩詞體裁的同時，又在復古思潮的影響下開啟了嚴辨詩詞的大門。
李夢陽曾說：“夫追古者未有不先其體者也?！?sup>“辨體”在當時是復古論對文壇的又一個重要影響。正如左東嶺先生指出的那樣：
復古觀念所導致的另一特點是，明代人寫詩特別重視“詩體”，這不僅可以從胡應麟的《詩藪》、許學夷的《詩源辨體》等以“辨體”為核心的理論探索方面清晰地顯示出來，還可以從明人別集的編撰體例大都是以文體為分類依據而凸現出來，更重要的是在創(chuàng)作中尤其強調各體詩的齊全以及體與體之間的區(qū)別。后人在評論明人詩歌創(chuàng)作成就時，也往往看重其在詩體上的優(yōu)勢，諸如高啟的七古、李東陽的樂府、李夢陽的五古、李攀龍的七律等等。
詩歌體裁的辨別必然對辨別詩詞之體產生影響。明人對詩詞異同的辨析時賢已有專門論述，我們略贅數語。明人對詞體與其他文體區(qū)別有明確認識，王世貞說：“之詩而詞，非詞也。之詞而詩，非詩也?！?sup>言下之意即詩與詞本身在體性上自有區(qū)別，按詩歌的創(chuàng)作方法作詞，并非詞之正宗。俞彥也強調詩詞之間的區(qū)別，他批評明人的詞作，認為“詞家染指，不過小令中調，尚多以律詩手為之，不知孰為音，孰為調”。俞彥認為詞不可以律詩的手法創(chuàng)作，顯然也是認識到詩歌可以不考慮音調，而詞必須注意音調。
明代詞家對詞體的辨析還體現在他們對詞體風格的認識上，不論是提出“樂府以皦徑揚厲為工，詩余以婉麗流暢為美”的何良俊；還是提出“婉約”、“豪放”概念的張綖，他們都認可詞的婉約、委曲、流麗。而這些因素也正導致《花間集》和《草堂詩余》在明代的大行其是。這兩部詞總集正好符合明人對詞體風格的認識。
辨體不光是區(qū)別詩歌的體性，它也對模擬前朝作品提出了要求。王廷相《劉梅國詩集序》指出：“詩貴辯體，效《風》、《雅》類《風》、《雅》，效《離騷》、《十九首》類《離騷》、《十九首》，效諸子類諸子，無爽也，始可與言詩?！?sup>這說明辨體的實際功用是在效法前人，而這也是“學而的古”的途徑。明代詞人仿效古體也所在多有，這些作品中，雖然也有效法豪放詞風的，但效法主體風格傾向婉約的詞人之作的占大多數。而追和婉約詞人作品，效法婉約詞風，也恰好是明人尊體在創(chuàng)作上的實踐。例如正德間的陳鐸《草堂余意》書名看上去像是總集，卻是他自己追和唐宋40余位詞人的作品。我們將《全明詞》所收陳鐸詞明確說明其效法、和韻的詞作列表如下：
表1-1 明人陳鐸和唐宋詞人韻作品一覽
從這個表中，不難發(fā)現，陳鐸的和韻對象主要集中在主體風格偏向婉約的唐宋詞人上。究其原因，毋庸說是受“學而的古”，“詞以婉約為正宗”指導。這種追效古人的作品在明詞里不是少數，雖然未必都在詞題或小序中反映出來，但明代中前期，詞風的婉麗是見而可知的。除陳鐸這樣刻意仿效群賢作品的之外，還有的詞作者專學一家，如張綖之學秦觀，被譽為“淮海再來”。到晚明，學蘇辛者漸多，易震吉之學辛棄疾，甚至于連孩子都取名為辛棄疾兒子的小名——“鐵柱”（辛詞有《清平樂·為兒鐵柱作》）。
總之，不論是將詞的起源上溯到與詩歌同時，還是辨別詞體特性，又或是在創(chuàng)作中積極效法古人，都是在復古思潮下作出的尊體行動。
三 中晚明詞學“主情論”的文學思潮背景
要緲宜修的風格，抒發(fā)情致的傳統(tǒng)是詞體的文體特性，亦是深入明人腦海的觀念。在中晚明詞論中，“主情論”的興起大概是最值得注意的現象了。這一論調重視詞的抒情屬性，主張詞應吟詠性情，大體上與當時文壇詩文理論不無關系，而陽明心學正是其思想基礎。左東嶺先生曾說：“如果認真追索明代中后期文壇上流行的文學思想，比如唐宋派與徐渭的本色說，李贄的童心說，公安派的性靈說，湯顯祖與馮夢龍的言情說，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過王陽明的影響。從此一角度講，說王陽明的思想是明代中后期諸多文學思想的哲學基礎是并不過分的?！?sup>王陽明的思想在中晚明文壇的影響大體如此。
明代中期的弘治、正德間，王門心學強調本心的思想在文學理論上影響日盛。陽明學人關注主體性靈的思想便成了當時文壇討論文學本質的一個重要依據。中晚明時期諸多論者在談到文學時，經常拎出一個“情”字，這正是時人對文學本質的思考總結。李夢陽認為：“夫詩有七難：格古、調逸、氣舒、句渾、音圓、思沖，情以發(fā)之。七者備，而后詩昌也?！?sup>在他看來，“情”是格、調、氣、句、音、思等六種詩歌要素的總領，是生發(fā)詩歌的最重要因素。“人不必同，同于心；言不必同，同于情”，“故其為言也，直宛區(qū)、憂樂殊，同境而異途，均感而各應之矣。至其情則無不同也。何也？出諸心者一也，故曰‘詩可以觀’。”人之處境不同、身份各異，因此發(fā)為言辭本自有別，但由于出自本心，故而其情則相同。前后七子論情大體相通，以為“情無定位，觸感而興，既動于中，必形于聲”。情是超越外在形式，體現詩文本質的內核。類似的主張在中晚明文學流派中并不罕見。唐宋派之茅坤以為“萬物之情各有其至”。李贄“童心說”的一個基點也在“聲色之來，發(fā)于情性，由乎自然”，發(fā)于情性的自然之聲色，“絕假純真”為“最初一念之本心”。湯顯祖使“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的法門也在乎一個“情”字。公安派之袁宏道《敘小修詩》也說“大概情至之語，自能感人，是謂真詩，可傳也”。這樣的例子若要一路舉證下去，恐怕很難卒章。而詞論中對“情”的重視也與中晚明文壇這股主情思潮密不可分。
孟稱舜的《古今詞統(tǒng)序》是研究明代詞學主情論的學者經常提到的，我們不避重復，再引一遍：
樂府以皦徑揚厲為工，詩余以宛麗流暢為美。故作詞者率取柔音曼聲，如張三影、柳三變之屬。而蘇子瞻、辛稼軒之清俊雄放，皆以為豪而不入于格。宋伶人所評《雨淋鈴》、《酹江月》之優(yōu)劣，遂為后世填詞者定律矣。予竊以為不然。蓋詞與詩、曲，體格雖異，而本于作者之情。古來才人豪客，淑姝名媛，悲者喜者，怨者慕者，懷者想者，寄興不一。（中略）兩家各有其美，亦各有其病，然達其情而不以詞掩，則皆填詞之所宗，不可以優(yōu)劣言也。
婉麗柔音，或清俊豪放并非詞與樂府的本質區(qū)別，詞與詩、曲，雖然體格不同，但都是作者由情而發(fā)，填詞家所宗惟“達其情而不以詞掩”。詞能達情則可，推衍至詩、曲皆然，因此，文學體裁、風格均非文學的根本屬性，只有“情”才是文學的根本。該觀點可謂淵源有自，明初劉基詞集名《寫情集》，葉蕃序之，論其詞，有“或憤其言之不聽，或郁乎志之弗舒，感四時景物，托風月情懷，皆所以寫其憂世拯民之心……靡不得其性情之正焉”之語。陳霆在《渚山堂詞話序》中反駁那些以為詞“纖言麗語，大雅是病”的觀點，認為：
以東坡、六一之賢，累篇有作?；掴种熳樱来笕逡?，江水浸云，晚朝飛畫等調，曾不諱言。用是而觀，大賢君子，類亦不淺矣。抑古有言，渥五色之靈芝，香生九竅；咽三危之薇露，美動七情。世有同嗜必至，必知誦此。
詞的本質功能是抒情，歐陽修、蘇軾、朱熹均不諱言，其理由正在詞之“美動七情”。襲用韓偓《香奩集》自序中的“咀五色之靈芝，香生九竅；咽三危之瑞露，春動七情”一句，來為歐、蘇、朱子吟詠詞篇的行為作注腳，著眼點與李夢陽之“人不必同，同于心；言不必同，同于情”，何其相似。而詞之抒情效果，在王世貞看來，居然到了“婉孌而近情也，足以移情而奪嗜”的地步。晚明云間宗匠陳子龍則“要將婉麗輕艷的詞風和深沉佚宕的情思相結合，于是便提出了‘用意’與‘命篇’這二難”，遂開后世“寄托”說之先河。在“主情”詞論影響下的詞話、評點，亦多有以“情”論詞的。
文學思潮是共時空下主導文壇的指揮棒，詞學理論在這根指揮棒下也必然要隨之起舞，進而影響到明詞的創(chuàng)作和欣賞，明詞創(chuàng)作和欣賞的傾向自然也會影響到明詞的傳播，這是一個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文學生態(tài)鏈”。因此，研究明詞的傳播不能不了解這個生態(tài)鏈最基本的狀態(tài)。
- 邵培仁《傳播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頁。
- 參趙秀麗《“角色失范”：明代“問題皇帝”研究》（華中師范大學2005年碩士論文），部分收入吳琦主編《明清社會群體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
- 韓大成《明代城市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44頁。
- 楊德政《（萬歷）建陽縣志》卷一，《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本，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265頁。
- 陳學文《論明清江南流動圖書市場》專門討論了湖州的書船貿易，文中并錄《（光緒）烏程縣志》卷二十九引《湖錄》所載之“書船出烏程織里及鄭港、淡（荻）港諸村落，吾湖明中葉如花林茅氏、晟舍凌氏閔氏、匯沮潘氏、雉城臧氏，皆廣儲簽帙。舊家子弟好事者，往往以秘冊鏤刻流傳。于是織里諸村民，以此網利，購書于船。南至錢塘，東抵松江，北達京口，走士大夫之門，出書目袖中，低昂其值，所至每以禮接之?？椭醋?，號為書客，間有奇僻之書，收藏家往往資其搜訪”及《書林清話》卷七湖人駕舟販書于汲古閣的情況，稱“織里人就以販書為業(yè)，他們駕著一葉書舟溝通了大江南北的圖書市場”（《浙江學刊》1998年第6期）。該文所論，尤能見其時圖書貿易之興盛，信息傳播之便捷。
- 徐雁平《“今世治學以世界為范圍”——張伯偉教授談域外漢籍研究》，《博覽群書》2005年第12期。
- 苗狀《明代出使朝鮮使臣的域外記志詩》，《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8輯，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版。
- 清代顧璟芳等編的《蘭皋明詞匯選》錄薛廷寵《謁金門》《蝶戀花》（綠楊枝上黃鸚?。┮约疤K世讓《菩薩蠻》（若到晚鐘春已過）、《憶王孫》（無端花絮隨曉風）等闋。只是顧璟芳等誤將朝鮮重臣蘇世讓當成了女子。詳參拙作《明代詔使與朝鮮〈皇華集〉中詞的創(chuàng)作、傳播》（2015年詞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2015年8月，河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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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漁《閑情偶寄·聲容部》，《續(xù)修四庫全書》影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間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86冊第595頁。
- 江順詒《詞學集成》卷四引戈載語云：“近秦敦夫先生取阮氏家藏《詞林韻釋》，一名《詞林要韻》，重為開雕，題曰宋菉斐軒刊本。而跋中疑為元明之季謬托，此書為北曲而設，誠哉是言也。”（唐圭璋《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254頁）此書所錄字及釋義多從《洪武正韻》。
-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835頁。
- 鄒祇謨《遠志齋詞衷》，唐圭璋《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663頁。
- 劉石吉《明清時代江南市鎮(zhèn)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2頁。
- 王衛(wèi)平《明清時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蘇州為中心》，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 唐寅《唐伯虎先生外編續(xù)刻》，《續(xù)修四庫全書》影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歷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35冊第27頁。
- 牛若鱗監(jiān)修《（崇禎）吳縣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xù)編》本，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版，第17頁。
- 馮夢龍著，顧學頡校注《醒世恒言》卷十八，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359頁。
- 謝肇淛《五雜組》卷之四，《明代筆記小說大觀》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563頁。
- 〔波斯〕火者·蓋耶速丁著，何高濟譯《沙哈魯遣使中國記》，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11頁、第112頁。
- 王曉驪《唐宋詞與商業(yè)文化關系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
- 王瑞平《明代人口之謎探析》，《鄭州大學學報》2001年第3期。
- 曹樹基《中國人口史》卷四“明時期”第九章，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69頁。
- 牛若鱗監(jiān)修《（崇禎）吳縣志》卷十，《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xù)編》本，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版，第893頁。
- 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四卷《緒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頁。
- 陳弘緒《寒夜錄》，《續(xù)修四庫全書》影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抄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4冊第700頁。
- 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二十五《時尚小令》，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647頁。
- 王驥德《曲律·論腔調》，《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四冊，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版，第117頁。
- 張瀚《松窗夢語》卷七，《叢書集成續(xù)編》本，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13冊第423頁。
- 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07頁。
- 李贄《李氏焚書》卷一《答鄧石陽》，《四庫禁毀書叢刊》影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集部第140冊第172頁。
- 張瀚《松窗夢語》卷七，《叢書集成續(xù)編》本，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13冊第423頁。
- 張袞修纂《（嘉靖）江陰縣志》卷四，《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本，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63年版，卷四第二頁。
- 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三十四，《明代筆記小說大觀》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146頁。
- 陸楫《蒹葭堂稿》卷六，《續(xù)修四庫全書》影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五年陸郯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4冊第640頁。
- 本節(jié)下文關于明代詞學的討論對岳淑珍《明代詞學研究》（河南大學2008年博士論文，2014年易名為《明代詞學批評史》，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及袁震宇、劉明今《明代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等論著有所借鏡。
- 《明實錄·太祖實錄》卷四十，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2冊第810—811頁。
- 范曄著，李賢注《后漢書》卷二十四《馬援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853頁。
- 談遷著，張宗祥點校《國榷》卷九，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703頁。
- 宋濂《浦陽人物記》卷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52冊第19頁。
- 宋濂《文憲集》卷十二《題許先生古詩后》，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23冊第612頁。
- 黃溥《詩學權輿》，《明詩話全編》本，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181頁。
- 瞿佑《樂府遺音·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北京圖書館藏明抄本，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版，集部422冊第47—48頁。
- 饒宗頤初纂，張璋總纂《全明詞》，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105頁。
- 張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八十五《文苑傳序》，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7307頁。
- 饒宗頤初纂，張璋總纂《全明詞》，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214頁。
- 周明初，葉曄《全明詞補編》，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67頁。
- 周明初，葉曄《全明詞補編》，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70頁。
- 周明初，葉曄《全明詞補編》，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22頁。
- 張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八十五《文苑傳序》，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7307頁。
- 袁震宇、劉明今《明代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142頁。
- 許容等監(jiān)修《甘肅通志》卷四十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58冊第697頁。
- 張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八十六，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7348頁。
- 王世貞《藝苑卮言》，《歷代詩話續(xù)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068頁、第1063頁。
- 楊慎《升庵全集》卷五十七《螢詩》，《萬有文庫》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688頁。
- 王九思《碧山詩余自序》，趙尊岳《明詞匯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858頁。
- 林俊《詞學筌蹄序》，周瑛《詞學筌蹄》，《續(xù)修四庫全書》影上海圖書館藏清初抄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5冊第391頁。
- 費寀《玉堂余興引》，趙尊岳《明詞匯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07頁。余意《“詞學吳中”與明代詞學之重建》（華東師范大學2006年博士論文）指該序為薛應旂代寀所作?！斗缴轿匿洝肪碇拧队裉糜嗯d引》下有“代鐘石先生作”六字。（《叢書集成續(xù)編》本，第116冊第728頁）當是，今從之。
- 王世貞《藝苑卮言》，唐圭璋《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85頁。
- 岳淑珍《明代詞學研究》，河南大學2008年博士論文，第161—163頁。
- 周瑛《詞學筌蹄序》，《續(xù)修四庫全書》上海圖書館藏影清初抄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5冊第392頁。
- 李夢陽《空同集》卷五十二《徐迪功集序》，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2冊第476頁。
- 左東嶺《明代詩歌的總體格局與審美風格的演變》，《中國詩歌研究》（第四輯），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31頁。
- 李康化《明代詞論主潮辨述》，《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99年第2期；張仲謀《明詞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51頁。
- 王世貞《藝苑卮言》，唐圭璋《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85頁。
- 俞彥《爰園詞話》，唐圭璋《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00頁。
- 王世貞《藝苑卮言》，唐圭璋《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86頁。孟稱舜的《古今詞統(tǒng)序》亦引其說。
- 王廷相《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二《劉梅國詩集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天津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清順治十二年修補本，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版，集部第53冊第104頁。
- 左東嶺《明代心學與詩學》，北京：學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54頁。
- 李夢陽《空同集》卷四十八《潛虬山人記》，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2冊第446頁。
- 李夢陽《空同集》卷五十九《敘九日宴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2冊第541頁。
- 徐禎卿《迪功集》附《談藝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8冊第778頁。
- 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罚虾＃荷虾９偶霭嫔?981年版，第188頁。
- 此處明人“主情論”的概況，主要參考了袁震宇、劉明今《明代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的相關論述。
- 卓人月匯選，徐士俊參評，谷之輝校點，《古今詞統(tǒng)》，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頁。
- 趙尊岳《明詞匯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456頁。
- 陳霆《渚山堂詞話》，唐圭璋《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47頁。
- 韓偓《香奩集自序》，董誥等編《全唐文》卷八二九，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8739頁。
- 王世貞《藝苑卮言》，唐圭璋《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85頁。
- 袁震宇、劉明今《明代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8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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