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房子，一個冬天的童話

1975年的冬天，是一個多雪的冬天。從十月份開始，阿勒泰草原一個禮拜吼一場大雪。雪將戈壁灘嚴嚴實實地封住，積雪最深的地方深達兩米。巡邏時，一不小心，連人帶馬就栽到雪坑里去了。位于中蘇邊界那被牧人稱為白房子，軍用地圖上稱作額爾齊斯河北灣邊防站的地方，成了一個與世隔絕的孤島。

一個放晴的中午，前面有兵團“斯大林一百號”推土機開道，邊防站來了一輛吉普軍車。車上走下來一位老軍人。老軍人個頭不高，大約有一米六二左右，但是很雄壯，或者用陜西話說很“魁”。他兩手總插在外衣口袋里，走起路來邁著標準軍人方步。胸膛前挺，一步邁出七十五公分。他和我見過的別的老軍人不同的地方是，上衣的上口袋別著兩支筆，一支鋼筆，一支圓珠筆。老軍人叫那狄，時任新疆軍區(qū)北疆軍區(qū)政治部主任。

他是老延安，大約是一九四六年到延安的，是滿族人。大約做過總政文化部電影局局長。后來因受羅瑞卿案牽連調(diào)到新疆。這次他是到邊防一線搞調(diào)研。那主任在邊防站住下以后，原來的日程是兩三天后就走，想不到，天空又飄起了鵝毛大雪，因此那主任一行只好住下來，一住就是十五天。我從事文學，或者說，我將自己的一生，與這件被稱為“文學”可詛咒的莫名其妙事情捆綁在一起，是因為那主任的這一次行程，或者說因為導致那主任滯留白房子的這一場大雪。

我是1972年12月14日在家鄉(xiāng)臨潼縣何寨公社東高村穿上軍裝的。16號到西安火車站集中，一群三百多名關(guān)中平原上的農(nóng)家子弟，被裝在一列剛拉過馬匹的鐵悶子火車上，冒著珍寶島和鐵列克提的硝煙，開往中蘇中蒙邊界。這批陜西兵在烏魯木齊改乘汽車時，被分為兩撥，一撥前往中蒙邊界，一撥前往中蘇邊界。我去的是中蘇邊界。那路途上所受的折磨，現(xiàn)在想起來還叫人害怕。我途中感冒了，使勁地嘔吐，腸腸肚肚好像要吐出來了。一排三十六個人，都坐在一輛卡車上，坐成四排，屁股底下坐著背包。大家面對面坐著，穿著臃腫的皮大衣，腳下氈筒，膝蓋與膝蓋，嚴嚴實實地交錯疊在一起。這時我要吐了，眼看就要噴到對面人的臉上去。這時我急中生智，從手上脫了皮手套下來，將它吐在手套里。穢物吐到手套里后，很快結(jié)成冰疙瘩。一天坐車下來，到了兵站，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將手套放到火墻上去消冰。冰疙瘩消了，再將穢物倒出來，這手套明天還要繼續(xù)往里吐。記得路過奎屯，在烏爾禾，在克拉瑪依，在布爾津，幾乎路途的每一個兵站里，我都做過這樣的事情。

這樣來到中蘇邊界，在漆黑的大雪飄飄夜晚，頂著界河對面的照明彈、泄光彈、穿甲彈、信號彈的各種光亮來到白房子。那里大致位置是附近有個喀納斯湖，大家都知道。那里是我們一連，叫白哈巴邊防站，沿著邊防線，下來是二連，扎木拉斯邊防站，下來就是三連，我的邊防站，下來是四連，克孜烏雍克邊防站，下來是五連，阿赫吐拜克邊防站。

那主任來到邊防站時，我已經(jīng)在這個充滿兇險、與世隔絕的邊防要塞，當兵快三年了。三年中我寫了不少的詩，在紙片上寫，在本子上寫。大約一種羅曼蒂克的情緒突然鉆入我腦子里，促使我寫下這些東西?！邦~爾齊斯河滾滾流向北冰洋，岸邊有一座中國邊防軍的營房”，就是我給邊防站辦的國慶節(jié)墻報上寫的詩。那時國內(nèi)有兩家公開刊物，一家是上海的《朝霞》，一家是北京的《解放軍文藝》。連隊訂有《解放軍文藝》，只要能找到，我就去看。在這五年中，我只看過一本小說，是前蘇聯(lián)叫《多雪的冬天》的書，是我從開巡邏車的司機的駕駛室里找到的。

《瞭望登記簿》，那上面往往會有“三號口有蘇軍潛伏哨兩名”，“蘇松土帶一側(cè)有裝甲車駛過”等字樣。這些填完，再填上“哨兵高建群”。填完《瞭望登記簿》，那槍還在火墻上消著，等到消透，還得一段時間，于是我就著那盞油燈，開始在一個小本上寫詩?，F(xiàn)在仍記得那天晚上寫的那首小詩，詩名叫《給媽媽》。

巡邏隊夜駐小小的山崗，

晚霞給他們披一身橘黃。

遠方的媽媽，如果你想念兒子，

請踮起腳尖向這里眺望——

那一朵最美最亮的云霞，

是巡邏兵剛剛?cè)计鸬幕鸸猓?/p>

巡邏隊行進在黎明的草原，

草原像一只偌大的花籃。

遠方的媽媽，如果你想念兒子，

請……

很明顯，這個面色黝黑，愁容滿面，因為騎馬巡邏而磕掉一顆門牙的士兵，是在想家了。遙想渭河畔那個小村子，想他的母親，想他的年邁的婆和爺。本該他是想用這一段時間來寫一封家信報平安的，結(jié)果寫成一首詩。正當我在巴掌大的小本上埋頭寫詩時，門開了，走進來兩個軍人。一個是那副主任，另一個是那主任帶來的干事，陜西人，叫侯堪虎，我們叫他“侯干事”。干部查哨、查鋪，這是一項傳統(tǒng)，是最正常不過的事情。那主任一行沒有睡覺，這時是凌晨一點，查完鋪后才去睡覺。

那主任問我在小本上寫什么。我說胡亂寫，槍還是在火墻上靠著，等著消冰，這段時間就沒有事，可以在小本子上胡亂畫。

那主任說他要看這個小本，看我在上面寫什么。我拼命地用手捂著，把這小本死死按在桌子上，不讓他看。我有些害羞，那些最初寫作者，當將作品拿出來示人時，大約就像我這滿臉窘態(tài)。那主任已經(jīng)伸出手來，抓到了筆記本的邊沿，但我仍把本子壓得更緊，堅持不讓他看。我說，這本寫得太潦草，等我明天將它謄寫清楚，再給那主任看。誰知他說他是政工干部出身，越潦草的字，他就越能認得。侯干事趕過來給他幫忙，搶走我手中的那個本子。

原來那主任是起了疑心，不知道我在那個小本上寫什么。原來那主任此行，是來搞調(diào)查的。與白房子毗鄰的吉木乃邊防站，連續(xù)三年跑過去三個士兵。其中有一個河南兵叫尤勝金，在莫斯科郊外的克格勃訓練營被訓練成特務(wù)。后來的兩伊戰(zhàn)爭，有個喬裝成阿拉伯人的著名國際特工，名叫“沙漠之狐”，那就是他。1991年，他在偷越我國國境刺探情報時，被我方戰(zhàn)士在邊境線上擊斃?！菗?jù)最新的說法，他并沒有死。前幾年新疆開烏洽會，他還來過，身份是俄國商人。是當年邊防站的指導員告訴我的。他說有關(guān)方面請他去辨認，他隔著玻璃窗，一眼就認出了他。

話說，在白房子暴風雪呼嘯的夜晚，三班的營房里，就著這如豆的燈光，雙方為寫詩的小本爭執(zhí)了好一陣子。爭執(zhí)的結(jié)果大家可想而知。這個懦弱的面色黝黑的小兵，乖乖地將手掌大的筆記本交出來。那主任接過了筆記本，他戴上老花鏡，就著燈光開始看起來，越看面色越嚴峻凝重，呼吸越急促。他大約想不到會是這么一個結(jié)局，大約想不到在這樣荒涼的、險惡的中蘇邊界一個小小邊防站里，在這古爾班通古特大沙漠的北部邊沿，竟然有一簇文學沖動，有一個不起眼的小兵在從事寫作，或者用大家在說的話說，在“搞文學”。

那主任看完了小本。他過來擁抱我。他的眼睛有些潮濕。他隨手將小本交給侯干事，讓侯干事用正規(guī)的稿紙將這些詩作謄清，然后寄往《解放軍文藝》社。他對我說：《解放軍文藝》的人我都認識，我原先是他們的領(lǐng)導。詩歌散文組組長叫李瑛，編輯有韓瑞亭、紀鵬、雷抒雁，等等。我寫一封推薦信給他們，告訴他們今天晚上發(fā)生的事情，告訴我此刻的感受。這就是那個冬天發(fā)生的故事。過去了四十余年，卻栩栩如同昨日。那主任拿著我的那個小本走了。我開始擦槍，擦完槍以后，上到鋪上去睡覺。那是班長睡的頭鋪。別人早在呼呼大睡，我睡在床上，用兩只手抱著兩個冰涼膝蓋，才慢慢地睡著了。幾天以后雪停了，那主任一行離開，仍然是兵團“斯大林一百號”開道，把雪壓實，吉普車跟在后面。第二年，也就是1976年八月號的《解放軍文藝》上，刊登了我那小本上三首詩，標題叫《組詩：邊防線上》，署名是“戰(zhàn)士高建群”。里面有《給媽媽》那首，另兩首是《裝蹄員的心》和《邊境線上的小河》。而我接到雜志，已經(jīng)是十月初的事情了。那年的九月九號，發(fā)生了一件大事，就是領(lǐng)袖毛澤東的去世。那天我?guī)ьI(lǐng)我們班種菜。一個合陽兵，是個馬倌，他騎馬跑來報告說，趕快回邊防站，鉆地道，準備打仗，毛主席“老”了。

這樣，我們?nèi)救藛T剃成光頭，穿著皮大衣，鉆進戈壁灘上原先挖好的水泥工事里。幾件換洗的衣服，一點零用錢，包成一個包裹，放進營房的儲藏室。包裹上寫下了家鄉(xiāng)地址和自己的姓名。一旦你陣亡，這包裹將由別人代你寄走。記得給領(lǐng)袖開追悼會的那天，下著大雨。全邊防站的人，一個挨一個，順著地道站了一里多長。一個小發(fā)電機在發(fā)電，隔一段有一個電燈泡。收音機里播放著哀樂。這時炊事員進來送飯，穿著往下滴水的雨衣，說外面正在下雨。

我接到雜志大約在十月初。人還在地道里。炊事員進來說，兵團的郵遞員騎著馬，站在圍墻外面喊著我名字。我走出地道，翻過沙包子，接過郵遞員從綠色郵包里拿出的兩捆雜志。除了雜志，還裝幾沓稿紙和一個《解放軍文藝》社的采訪本。那兩捆雜志不知道經(jīng)過多少人的手寄到這遙遠的邊防站，原先的包裝全磨光了，路途中又包裝過，又用繩子捆過。

這就是我的文學作品第一次變成鉛字經(jīng)過。人們說這叫“處女作”。這個意外發(fā)表鼓勵了我，或者說蠱惑了我。自那以后，我就一直傻乎乎地熱愛文學，從事寫作，直到現(xiàn)在。那主任回去后，還給我寄來了一些書。這些書是別人送給他，他又寄給我的，因為上面有作者的題簽。這些書有李瑛的《紅花滿山》，紀鵬的《荔枝園里》，兵團李幼蓉、楊牧、章德益等合出的《軍墾戰(zhàn)歌》，還有一位維吾爾作家寫的長篇《克孜勒山下》。后來我回到地方以后，還將我新發(fā)表的作品寄給那主任匯報，并且接到過他的回信。據(jù)說，他后來擔任新疆軍區(qū)政治部副主任、主任，被授予中將軍銜?，F(xiàn)在他可能大約已經(jīng)過世，關(guān)于他后來的事我是聽新疆回來的戰(zhàn)友說的。

我是1977年的4月10日，離開邊防站，坐著大卡車，從額爾齊斯河的冰層上回到哈巴河縣城，然后返回家鄉(xiāng)的。1987年，我寫出那部著名的小說《遙遠的白房子》，作為我對那段軍旅生活的紀念，作為我對領(lǐng)我走上文學道路的尊敬的那狄主任的一份回報。

我待過的那個邊防站，全稱叫額爾齊斯河北灣邊防站。當?shù)啬撩窠兴鞍追孔舆叿勒尽?，這是清朝以及國民黨統(tǒng)治時代的叫法。邊防站轄區(qū)內(nèi)一塊55.5平方公里的爭議地區(qū)。由于一直由我方控制，所以，在后來中蘇、中哈重新勘界、栽樁中，它劃歸為我方，成為不再爭議的中國領(lǐng)土。

那條叫做額爾齊斯河的注入北冰洋的河流，那座橫亙在中亞細亞地面的阿爾泰山，那塊干草原，那座白房子。它是如此深地楔入我的生命之中，每次想起它都會給我?guī)硪环N病態(tài)的深深的憂郁。白房子是我的夢魘之鄉(xiāng)，我的永遠的噩夢，我的十字架。許多年來，我像蝸牛一樣背負著我的十字架，走著我的蹣跚的人生。因為它，我才成為現(xiàn)在的我，獨特的我。

老兵沒有死亡，只有凋零

中國電視劇制作中心真值得叫人尊重。五年前，他們把我的長篇小說《最后一個匈奴》改編成三十集電視連續(xù)劇《盤龍臥虎高山頂》，一番熱播以后，取得了不錯的收視業(yè)績。爾后，他們又將我一部早年寫的中篇小說《遙遠的白房子》，組織了一個寫作班子，改編成三十集電視連續(xù)劇劇本。

劇本已經(jīng)出來。春節(jié)前，編劇老韓送來劇本，說在拍攝之前，讓我給改一改，圓滿圓滿，再就是給一個授權(quán)。

說到改本子，我滿口應(yīng)承，我說這是原作者的本分。如果他肚子里還有一些貨，他一定要掏凈，免得等拍出來以后，看著遺憾。我還說，這是對觀眾負責，也是對我自己負責。

于是我從甲午年春節(jié)，也就是大年初一那天開始，每天坐到電腦前拿個手寫板，邊看邊改，每天三集，直到正月初十晚上完成。我當然沒有大動，只是將那些對話，那些場景，那些我還一直念念不忘的生活積累，無私地奉獻出來，獻給這部即將開拍的電視劇。

劇本總地來說還是不錯的。增添了許多人物，鋪陳了廣闊背景，故事繼續(xù)沿著我小說的那個主干線行走，但是旁枝橫生，熱熱鬧鬧，人物粉墨登場，個性張揚，充滿了中國電視劇以前所沒有的許多元素。記得整整二十六年前，央視就有將《遙遠的白房子》改成電視劇的想法。我到央視去，當時的臺長楊偉光先生，在央視旁邊的財政部招待所里約見我，談過這事。想不到他們還一直念念不忘，時間過去這么久了，還記得這事。這真叫人感動。

這是第一件事，即改劇本和認可劇本的事。第二件是簽授權(quán)書，這才是編劇老韓找我的主要目的。老韓坐在我的工作室里，端著茶杯，談到這授權(quán)書，很緊張，明顯地能看出他壓力很大，我明白，他一是怕我不簽字，二是怕我漫天要價。

老韓說，為了拿出這個劇本，他們花了有十多年的時間了，五十多萬字的工作量，數(shù)不清的場景描寫，翻來覆去幾十次地改本子，他們硬是出于對這部名作的熱愛，咬著牙把它完成。

他還說，央視送審已經(jīng)通過，委托張紀中導演和他的團隊拍攝。開拍前，為穩(wěn)妥起見，又將劇本送呈新疆自治區(qū)宣傳部審查。審查意見已經(jīng)回來，意見主要有兩條：一是注意民族問題，二是注意與上合成員國組織的關(guān)系問題。現(xiàn)在，他們的團隊，正就這兩個問題修改或削弱某些部分。老韓還說，導演有信心，將它拍成一部類似電影《冰山上的來客》那樣的西部經(jīng)典。

我說，別的不說了，交給你們了，你們愿意怎么折騰就怎么折騰吧，作品一經(jīng)出版，變成鉛字，它就成為一個獨立體，有了它自己的命運。相信能拍好。至于轉(zhuǎn)讓費嘛，我停頓了一下，笑盈盈地伸出一個指頭。

“一個指頭是多少？”老韓很緊張。

我說：“不是六位數(shù)，也不是七位數(shù)，更不是八位數(shù)，而是——個位數(shù)！”

“一塊錢！”

“是的，一塊錢！希望你們拍好?！?/p>

老韓長出了一口氣，我也長出了一口氣。然后，我走過去點燃了一炷香。

就這樣，我簽了個一元錢轉(zhuǎn)讓費的合同。然后，我們喝酒。最后分手時，我讓老韓將我的最好的酒帶兩瓶去，送給導演，為他的拍攝以壯行色。

“守土有責，北方安寧”是我給這部電視劇定的主題詞。當年，它也是我寫這部小說時的主題詞。

我希望他們拍好。我感謝他們，能將我的作品借助影視“放大”，得到更多的受眾，這叫我高興。這些年來，我對中國的批評界已經(jīng)深深地失望，明白他們有限的視力很難關(guān)注到我的創(chuàng)作。我也對所謂的文學評獎之類早已心灰意冷，他們把中國文學引導得格局越來越小越弱。這就是為什么我重視影視劇改編的原因，我更看重后者，我把讀者對我的作品的認可當作最高褒獎。

1972年12月14日上午，在渭河畔那個小小的村莊，我的家鄉(xiāng)，我穿上軍裝，16日到縣上集中，17日從西安坐上鐵悶子車，于是，這三百多個關(guān)中子弟兵在那個多雪的冬天，踏上去新疆的路途。四天五夜之后，到達烏市。在烏市一個大劇場的戲臺上和過道里，合裝歇息一夜后，分別被裝進一長溜大卡車里，向北向北，五天以后，這三百多人中，一半的人到了中蘇邊界，一半的人到了中蒙邊界。從軍的年代就這樣開始了。

這三百多人或當兵三年，或四年，或五年，然后復員，從哪里來到哪里去，重新回到家鄉(xiāng)，回到他們的小村子去。我是1977年的4月10日離開邊防站的。從進站到離開，是四年半的時間。過去說是五年，那是大致的說法，嚴格地講來是“五個年頭”。

我計算了一下，從進站到離開，這五個年頭，我一共得到的供養(yǎng)費不到一千元。第一年，津貼費每月十一塊，第二年每月是十二塊，第三年每月是十三塊，第四年是十五塊，第五年是二十塊。然后復員時，復員費是六十塊。再就是醫(yī)療補助是八十塊。這就是五年中這個士兵得到的全部供養(yǎng)。

醫(yī)療費這事的得到很有趣。營部派了個獸醫(yī)，到各邊防站巡回，給每個退伍兵檢查身體。醫(yī)療補助費最高是一百塊，最低是四十塊。獸醫(yī)姓許，大家都叫他許醫(yī)生，而不叫他許獸醫(yī)。因為他談了幾個對象，領(lǐng)到部隊后，大家叫一聲許獸醫(yī)，對象一聽，就不高興了，抬腳走人了，所以他忌諱人家叫他“獸醫(yī)”。他是天津人。

我敲了敲邊防站醫(yī)務(wù)室的門，喊了聲“報告”，推門進去，并且很響亮地叫了聲“許醫(yī)生”。許醫(yī)生問我有什么病，叫我一一道來。我說我的大門牙掉了，在一次摔馬中磕掉的。許醫(yī)生真誠地說，這個醫(yī)療補助只能是四十塊，你再說說看。于是我說我有關(guān)節(jié)炎，不但關(guān)節(jié)疼，而且涼氣竄到腰眼上，腰都直不起來了。

許醫(yī)生聽到這話，就高興了。他說這是慢性病，可以拿到八十元醫(yī)療補助費，于是他就在表上填寫了。臨出門時，他對我說，關(guān)節(jié)炎到了內(nèi)地，不用治療，就會好的。正應(yīng)了許醫(yī)生的話，關(guān)節(jié)炎到了內(nèi)地之后，果然不治自愈了，但是，當晚境漸來以后，它突然重新發(fā)作，回到了我的身上，而且變得異常的嚴重。濕邪之氣從膝蓋竄到腰間，腰疼得直不起來，蹲在坐便器上起不來，彎腰穿襪子也做不到，晚上睡覺時，腰蜷得像一個弓一樣。接下來，腰輕了，濕邪之氣又竄上了肩周，胳膊抬不起來了，肩胛那地方，滲涼滲涼，僵硬僵硬。

我相信那三百多名退伍士兵，我的鄉(xiāng)黨，他們的身體狀況大約和我都差不多。有些甚至還不如我，因為他們大都生活在農(nóng)村，那里條件更差一些。當年我懷著一種很重要的崇高感，一種界樁的后面就是祖國的信念，在那塊孤寂的要塞上，守了五年，當你回到內(nèi)地后，你發(fā)現(xiàn)你其實什么都不是，你的崇高很可笑，很滑稽，沒有人買你的賬，也沒有人關(guān)心你。每當看到美國大片《第一滴血》時，我就不由得有無限悲涼之感，我能體會到那主人公為什么那樣行事。

現(xiàn)在流行著一首樸樹的歌，歌詞中說：那些花兒——你們在哪里呀——你們都老了嗎？這曲調(diào)，這歌詞，叫我聽了每每流淚不已。

是的，他們都老了，都在生活的某一個角落待著。他們不說他們是誰，你永遠不會知道。當年我們心中那位至高無上的政委，后來轉(zhuǎn)業(yè)渭北地面一家煤礦，擔任個什么職務(wù)，后來這煤礦被股份制改造，由別人承包，他淪為下崗者，每月領(lǐng)取一千三百元的工資。前幾年，他來報喜說，國家把他收回來了，進入勞保系統(tǒng)，現(xiàn)在每月可以拿到三千多塊錢了。營長好像轉(zhuǎn)業(yè)到渭南的市屬自來水公司，也已經(jīng)退休多年了，戰(zhàn)友們聚會，看見垂垂老矣的他，唯一叫人能記起當年的他的，是他一笑時，嘴里露出的那顆鐵質(zhì)的假牙。

大部分是農(nóng)村兵，他們重新回到他們生活的那個小圈子里去了。他們都已經(jīng)滄桑得不成樣子了，有一小部分人已經(jīng)死去。如螻蟻如草芥般死去。幾乎每過一段時間，就會傳出他們中某一個人死去的消息。

通常為我?guī)硐⒌氖菓?zhàn)友老段。老段比我們大一兩歲，入伍前是民辦教師，后來回去后，轉(zhuǎn)成了正式工，然后在西安一家紡織廠做個小領(lǐng)導。當年我在西安鐘樓簽售《最后一個匈奴》時，他聞訊趕來，這樣我通過他，和戰(zhàn)友們有了一些聯(lián)系。

他當兵的那地方不在北灣，而在界河的源頭，那個名叫阿赫吐拜克的邊防站。他在站上當文書。站的對面，界河對岸，有個俄羅斯小城，叫阿連謝夫卡。我的白房子小說中，那個有著無頭烈士墓的墓碑，就豎在那座城里的廣場上。

我在2012年秋天重返白房子時，曾經(jīng)去過阿赫吐拜克，登上瞭望臺看那座小城。望遠鏡中，小城較之當年前蘇聯(lián)時期，已經(jīng)蕭條了許多。當年阿連謝夫卡城車水馬龍、人來人往，這一次，我搜索了半天，只看見一個穿著裙子，臀部肥大的婦女，走進一座建筑物中去。

阿赫吐拜克是白色的沙山的意思。這個邊防站距北灣卡倫是50公里，我在給編劇韓老師的短訊中，詳盡地描繪了那塊地方的地理位置。

我說，阿赫吐拜克向西走30公里，是克孜烏營科（紅柳）邊防站，再往前走20公里，是位于額爾齊斯河北岸的北灣（白房子）邊防站，過了額爾齊斯河，再往前走80公里，是吉木乃邊防站。依次再往前走，沿邊境一線，就是博爾塔拉、塔城、伊犁的諸多邊防站了。而由阿赫吐拜克向東南，即進入阿爾泰山，它們依次是扎木拉斯邊防站，白哈巴邊防站。白哈巴就是喀納斯湖那地方，而翻過阿爾泰山第一峰奎屯山，再往前走，就是中蒙邊界的紅山嘴邊防站了。

上面我談到戰(zhàn)友老段。因為老段，才引出上面這些話題。不過還是回到老段吧，此一刻，我覺得，戰(zhàn)友才是最重要的。我們城里幾個，經(jīng)常聚會的地方是老侯的烤肉攤。記得，那一年，當聽到經(jīng)中俄、中哈的重新勘界、劃界、定樁，55.5平方公里的白房子爭議地區(qū)，將永久劃歸中方，成為不再爭議的永久中國領(lǐng)土時，我們幾個，在老侯的烤肉攤前嚼著烤肉，喝著燒酒慶祝。這時老段說了一句話，說得我們熱淚盈眶。

老段說：“當年，如果那場中蘇戰(zhàn)爭爆發(fā)，此刻，我們都躺在一個烈士陵園里。我提議，為我們都還活著，為我們有兒有女，為我們還能在這里嚼著烤肉，喝著燒酒干杯！”

這句話，讓我們這些滿臉滄桑的老兵，雙目潮濕，熱淚漣漣。

老侯在白房子時期是炊事員。他們家是“文革”中從西安回到原籍合陽縣落戶，所以從合陽當兵后，又回到了西安，然后在一個工廠當工人。后來工廠破產(chǎn)，老侯下崗，于是在工廠門口擺了個烤肉攤。我給他寫了個牌子“新疆退伍老兵侯老大烤肉”，掛在攤前的一棵道旁樹上。

“侯老大烤肉”在那條街很有名。侯老大本人也好像是個名人，整條街都知道他。每天晚上，五點鐘以后，烤肉攤支起，煙熏火燎中，老侯坐在那里，兩手攤開，翻動著鐵釬子。他蓬松的頭發(fā)，黑白相間，臟兮兮地遮住了半個臉。胡子刮得精光，露出黑胡茬子和尖尖的下巴，眼睛瞇著，被煙熏得紅勾勾的。鼻孔里，鼻涕不時流出來，然后騰出翻動釬子的手，用手背一抹，一吸溜。老侯的生意很好。我曾經(jīng)說過，我好多次回新疆，每次一路吃過去，最后還是回來吃老侯的烤肉，覺得他烤得好。

老侯的肉烤得好，害得街邊別的烤肉攤沒了生意，于是，他們就經(jīng)常來尋釁滋事。后來雙方鬧到派出所里。派出所說，你個侯老大，一點眼色也沒有，別人沒法活，肯定要來鬧你！老侯聽了，明白了這道理，第二天起，每晚只烤到十一點就收攤，他一收攤，別處的生意也就起來了。

草根百姓，弱勢群體，難免經(jīng)常要受到市容的騷擾。有一次我在現(xiàn)場，眼睜睜地看著一輛工具車，開著高音喇叭，從街口一路走來，小商小販們嚇得四處逃竄。我看老侯怎么辦。老侯不逃，說實話，他也沒辦法逃，人行道上，擺著個烤肉攤，還有一堆高高低低的桌凳。只見老侯，兩手抱在胸前，面無表情地蹲在馬路旁邊的臺階上。眼睜睜地看著他的烤肉攤，他的高高低低的桌子凳子被抬上工具車。

我站在老侯旁邊，沖城管們喊道：“這個人你不敢惹，他當過兵，是個二？！在部隊上，連營長的碗都敢甩！”城管白了我一眼，沖老侯說：“侯老大，明天你到所里來，領(lǐng)回你的爐子，接受罰款！”

老侯聽了這話，像放悶氣一樣“哼”了一聲，然后沖我苦笑了一下。

通常我們在老侯烤肉攤前聚會的，還有一個戰(zhàn)友，他是老樊，當年是白房子邊防站的衛(wèi)生員。老樊是西安人，當年插隊，來到我老家的公社，后來接兵的來了，就糊里糊涂地跟著我們一起當了兵。因為在部隊上是衛(wèi)生員，所以回來就安排在了醫(yī)院里當了醫(yī)生。他是個老實本分人，平日話不多。我的母親有心臟病，他就把醫(yī)院里的氧氣瓶，搬來放在我家里，給母親用。他也已經(jīng)退休了，被醫(yī)院返聘回去。

正是在這個烤肉攤前，在戰(zhàn)友的聚會中，我零零碎碎地聽到那些農(nóng)村戰(zhàn)友們的消息。而最近幾年，我聽到的最多的消息是，戰(zhàn)友們正在發(fā)起簽名、請愿活動，要求民政部門給這些當年參加過中蘇邊界武裝沖突的退伍老兵生活補助。而最近的一次，也是在這烤肉攤前，老段報告說，經(jīng)過老兵們幾年來的跑動、上訪、鬧事，終于現(xiàn)在得到了一個結(jié)果：從現(xiàn)在開始，民政部門將登記人數(shù)，給每個尚健在的農(nóng)民戶籍的白房子老兵，每個月補助一百塊錢！

“是一百塊錢嗎？”

“是一百塊，錢雖然不多，但是大家都會滿意。覺得這起碼是對老兵的一種尊重！多一個總比少一個好。人家要不給你，你白看人家兩眼?！?/p>

就在老段說這些話的時候，旁邊一位小年輕的手機鈴聲，正在唱著樸樹的《那些花兒》。因此這支歌就深刻地印到我腦子里了。

是的，那三百多個白房子老兵就這樣在城里或鄉(xiāng)里的某一個角落，慢慢老去，如草芥，如螻蟻。無聲無息，無香無臭。

其實，公允地講來，他們和周圍的普羅大眾比起來，不見得差，當然也不見得好，庸常的生活，平凡的人生，如此而已。只是，當我從灰色大眾蕓蕓眾生中將他們提取出來，將他們就近描寫時，才突然有了一種蒼涼的感覺，一種隱隱的痛楚。

閱歷會留下烙印。他們大約都會和我一樣，關(guān)節(jié)炎發(fā)作時，會徹底徹夜地失眠、呻吟。大約在箱子的最底層，會壓上一件舊軍裝，或舊軍帽。會有一把蠅刷子，那棕毛是自己騎的那匹馬的馬尾上剪下來的，而把兒，是用戈壁灘上一棵野蘋果樹的樹身做成的。他們通常在看到一匹旅游點上正在使役的馬匹以后，眼前會突然一亮。他們的嘴邊，會偶然蹦出幾句草原諺語來，比如“不要和騎走馬的打交道”，比如“馬背上摔下來的是膽小的”，比如“騎兵的小命系在馬肚帶上”等等。

我們曾經(jīng)常常相約，要重返白房子，但是說歸說，他們都沒有回去過，倒是我，常常回去。這原因是我有個會，接個什么電話，屁股一抬，飛機票一買，就走了。用他們的話說，就是我的腿長。而作為他們來說，好像把這重返的事看得很莊嚴，很沉重，不停地約，還要成立一個團，拖家?guī)Э冢蛇@個的老婆擔任團長，那個的老婆擔任秘書長，集資、買票，聯(lián)系住宿等等，這樣說了一年又一年，直到現(xiàn)在還沒有成行。我對他們說，這是個最簡單不過的事情，機票一買，直飛烏市，不用出機場，聯(lián)運票直接到阿勒泰，四團的車來一接，直接到哈巴河縣城，然后各個邊防站再來接你們。電視劇開拍時，我將請戰(zhàn)友一起去參加開拍儀式。

我們還有一個戰(zhàn)友，現(xiàn)在在哈巴河縣城，這大約是我們這一撥兵中，留在那個地方的最后一個人了。他叫陳新才，原先在部隊里放電影，后來提干，曾經(jīng)在縣武裝部做過政委，后來轉(zhuǎn)業(yè)到當?shù)兀隹h上的政協(xié)主席?，F(xiàn)在已經(jīng)退休。我2012年回去的時候，就是他陪我到各邊防站去的。

我最近一次回邊防站，是2012年的八九月間。

我是1972年冬天奔赴白房子的，到了2012年，恰好是四十周年，當我在一個場合說出，一個白房子老兵想在四十周年之際，重返白房子時，我得到了幾位西安朋友的響應(yīng)，幾位作家、出版家表示要和我一塊去，這樣，我們聯(lián)絡(luò)了自治區(qū)宣傳部接待，然后飛往烏魯木齊，再飛往阿勒泰。

當一步一步走近白房子的時候，我的情緒變得暴躁、易怒，難以控制。對同行的人來說，這只是一次旅行，普通而又普通，但是對于一位老兵來說，這是又一次地走進青春，走進歲月，走進那沉重恐怖得令人窒息的年代。在走進白房子的前一天，我們在哈巴河縣城小憩，然后中午時分，在哈巴河古河道那片十幾公里寬的白樺林中，一座蒙古包里用餐。

中亞細亞的陽光，明亮，透徹，陽光透過白樺林灑在地面上，灑在人身上，給人一種異樣的、夢幻般的感覺。飯還沒有熟，所有的人都被白樺林美景吸引，順著條條林間小道走向密林遠處，蒙古包里只有我一個人，疲憊、蒼老，心事重重。蒙古包里有一個卡拉OK機，正在不停地播送著一支歌。

這支歌就是樸樹的《白樺林》。

以前我聽過這首歌。那歌里有一種異樣的東西，宿命的東西，每每聽得我為之心疼。以前我不知道這是為什么，現(xiàn)在，在這片白樺林里，在這離白房子90公里遠近的地方，尤其是在第二天就要重回白房子之時，我突然明白了這歌那魔咒般的音樂語言，是在說什么。

這是一個陣亡了、埋在白樺林里的二戰(zhàn)士兵，夜半三更之際，從墳?zāi)估锶饺阶叱?，用他褪色的嘴唇，為他的愛人歌唱?/p>

他說，你答應(yīng)過的，你會來找我的！那么愛人呀，我在等你，在墳?zāi)沟倪@邊等你，在霧氣升騰的白樺林里等你！在世界的另一端等你！歸來吧，我的永遠的愛人！

聽著這歌，我雙淚迸流，打濕了前襟。我在這一刻想起戰(zhàn)友老段在侯老大烤肉攤前說過的話：

“假如當年那場中蘇戰(zhàn)爭爆發(fā)，我們現(xiàn)在都在一個烈士陵園里待著！”

老段說的當年那場有可能爆發(fā)的中蘇戰(zhàn)爭，是指1973年3月14日蘇聯(lián)武裝直升飛機越界事件。當時雙方劍拔弩張，已經(jīng)到了臨界點上。蘇方照會說，由此不可避免地引起的一切嚴重后果，由中方負責。只是后來由于兩個國家的克制，交還飛機，戰(zhàn)爭才沒有爆發(fā)。

我說，幸虧那場戰(zhàn)爭沒有爆發(fā)，要不，中國文壇也許會少了一個不算太蹩腳的小說家的。蒙古包里，四處觀光的人陸續(xù)回來了，他們看到淚流滿面的我，心情也都開始變得沉重。

第二天我們啟程，這樣我又重回了一次白房子。

那塊惹是生非的爭議地區(qū)，現(xiàn)在已經(jīng)永遠歸中國所有。這由于我們的堅守：由于自白房子第一位站長馬鐮刀開始的歷任站長、歷茬士兵的堅守，它成為不再爭議的中國領(lǐng)土。

在1997年中俄中哈重新勘界、劃界，栽樁中，它秉承的原則是“誰現(xiàn)在實際占有，原則上歸誰”的精神，所以說，馬鐮刀和他的士兵們，老高和我的戰(zhàn)友們，我們的堅守是值得的。這個最終結(jié)局是我們堅守的結(jié)果。

那是喀拉蘇干溝，那是阿克別克河，那是額爾齊斯河，它們都在靜靜地流淌著，一如往昔，只是這個老兵，已經(jīng)滿臉滄桑了。漠風起了，打濕了我的眼睛。在白房子，我們并沒有做過多地逗留。這里于我來說，已經(jīng)是很陌生了。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我十年前重返白房子時見過的人，現(xiàn)在一個都沒有了，連當時誰是連長誰是指導員，現(xiàn)在的他們都說不清楚了，更何況我是一個四十年前的人。四十年前，他們還都沒有出生。

下午，我們離開白房子，親愛的戰(zhàn)友，步履已經(jīng)有些蹣跚的陳新才一直陪著我，送到哈巴河縣城，再送到布爾津。在布爾津歇息一夜后，第二天，我們和他告別，前往克拉瑪依、奎屯、伊犁、庫爾勒、烏魯木齊，十天以后返回。

此行中，在阿勒泰，在烏魯木齊，我見到了幾位當代最好的哈薩克族作家，他們希望我為哈薩克民族寫一部史詩，就像我寫過的《最后一個匈奴》一樣?！肮_克”是遷徙者、避難者的意思，這個偉大的游牧民族歷史上經(jīng)歷過許多的遷徙，許多的磨難，他們還是第一個“胡漢和親”的民族，好像是細腰公主或者解憂公主嫁給了烏孫王。他們在兩千年前的歐亞古族大飄移時代，民族的名字叫作“烏孫”。

我對這些朋友說，你們自己寫吧。你們更接近腳下的大地，我已經(jīng)有些老了，寫不動了！我還真誠地說，一個民族，要讓它的心靈變得更加強大，需要有經(jīng)典作品來支撐，需要有二百個自己的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來支撐，這樣心靈會變得更加廣闊而強大，更能經(jīng)得起風風雨雨。

我還想將兩首歌獻給親愛的讀者，這是我為編劇家老韓提供的，要他用到電視劇《白房子》中去。一首歌是一支游牧民族的古歌。俄羅斯作家普希金在他的小說《上尉的女兒》中曾經(jīng)引用過這首歌。歌詞如下：

我的地方，

小小的地方！

并不是我自己要來，

也不是馬兒載了我來，

是那，

可詛咒的命運，

它把我?guī)淼摹?/p>

另一首歌，是一首著名的哈薩克族民歌，名叫《燕子歌》。這首歌，是在烏市時，尊敬的哈薩克族女作家、自治區(qū)文聯(lián)副主席伊爾克西為我們即席唱出的。她唱得真好，深情，動人，且有一絲淡淡的哀傷。她本人也給人一種高貴的感覺。歌詞如下：

燕子啊，

聽我唱個我心愛的燕子歌，

親愛的聽我對你說——說燕子??！

燕子啊，

你的性情愉快親切又活潑，

你的微笑好像星星在閃爍。

啊——

眉毛彎彎眼睛亮，

脖子勻勻頭發(fā)長，

是我的姑娘燕子啊。

燕子啊，

不要忘了你的諾言變了心，

我是你的你是我的燕子啊。

燕子啊，

聽我唱個我心愛的燕子歌，

親愛的聽我對你說——說燕子呀。

燕子啊，

你的性情親切愉快又活潑，

你的微笑好像星星在閃爍。

啊——

眉毛彎彎眼睛亮，

脖子勻勻頭發(fā)長，

是我的姑娘啊。

燕子啊，

不要忘了你的諾言變了心，

我是你的你是我的燕子??！

除了歌曲以外，我還請導演在三十集電視連續(xù)劇《白房子》結(jié)尾時這樣處理。我說這是巴爾扎克式的敘事方法，即把前面所有鋪張開來的線頭，到結(jié)束時挽個疙瘩，將所有的藝術(shù)打擊力量，放在最后，“啪”的一聲結(jié)束。結(jié)尾時是二十個戰(zhàn)死在白房子的士兵的墓碑，一身素白的女主人公從戈壁采來火紅的紅柳花穗，黑梭梭花穗放在方尖碑前。劫后的北灣卡倫廢墟上，士兵們在打土塊，一座白房子悲壯地又站立起來了。殘陽如血，古爾班通古特大沙漠一片死寂。

對馬背民族的一種遙祭

“你知不知道有一種感覺叫荒涼？”這是一首流行歌曲里的話。是的，我當時就這種感覺。“荒涼”不僅僅是因為身處一塊荒涼地域的原因，而且是由于在我的一瞥中，我看到了人類的心路歷程。我因此而顫栗以至近乎痙攣。那已經(jīng)是整整20年前的一幕了。當我得知我逡巡北方的那一塊地域，正是匈奴部落遷徙所經(jīng)的地方。他們于公元二世紀啟程，自陜北高原與鄂爾多斯高原的接壤地帶，途經(jīng)中亞細亞、黑海、里海，于五世紀時，匈奴的一支，成為歐羅巴大陸上一個叫“匈牙利”的國家。我曾經(jīng)與一位叫穆哈默德·阿里·馮富寬的詩人探討過這種遷徙心理，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個流浪民族的后裔。他說，他們普遍有一種深刻的孤獨感，他們擔心一覺醒來，自己突然像沙漠里的潛流河一樣消失。

我的尊敬的朋友、散文家劉成章，這個無可奈何地承認自己身上有匈奴血統(tǒng)的人，在羅馬尼亞訪問時，曾經(jīng)接受過羅作協(xié)主席夫人深情的一吻。夫人是匈牙利人，她緊緊地擁抱著這位越過兩千年的時間和歐亞大陸這樣的空間，來到她身邊的兄弟。她希望劉成章先生還她一個吻。你能夠抵擋一個女人的請求嗎？你能夠按捺住這兩千年積淀的感情在此一刻的噴發(fā)嗎？劉成章照我們所認為應(yīng)當那樣做的做了。這一刻，也許這個小小寰球上發(fā)生過許多更為重要的事情，例如愛國者號攔截飛毛腿號，例如經(jīng)過三年禁賽的馬拉多納重披戰(zhàn)袍，例如西方七巨頭在法蘭克福秘密會談，但是，這一吻遠比那些爛事兒更加美麗和深刻。

在我當年騎馬逡巡北方的地方，一條干涸了的河流的旁邊，有一片公墓。龐大原木堆成的木塔，一座挨一座，占了半個戈壁。木頭已經(jīng)發(fā)黑、發(fā)干，只是在炎陽的炙烤下，它們還十分堅硬。我請教過不止一個的哈薩克學者，問這片墳?zāi)故钦l的。他們說，這不是哈薩克的，它顯然屬于在他們之前來過這里的，一個匆匆而過的民族。那么，今天我想，它會不會是匈奴民族的呢？以上所談的，完全是和《最后一個匈奴》無關(guān)的話題。我無意于追究那已經(jīng)走失了的歷史，也沒有閑情逸致去憑吊歲月。我是在解釋我的長篇小說由來。因為它的世紀史，是在兩個大背景下展開的，一個是革命的背景，一個是陜北大文化的背景。陜北的地域文化中，隱藏著許多大奧秘。畢加索式的剪紙和民間畫；令美國研究者贊嘆的絕不同于溫良、敦厚、歌樂升平、媚俗的中國民間舞蹈的那個安塞腰鼓；以赤裸裸的語言和熱烈的口唇唱出來的陜北民歌，響遏行云的嗩吶；450萬堂吉訶德式、斯巴達克式的男人和女人。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境內(nèi)的所有紅色根據(jù)地都損失殆盡，而陜北依然立于天地間。毛澤東一行在這塊黃金高原使事業(yè)達到大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解開這些大奧秘的鑰匙叫“圣人布道此處偏遺漏”。這是清廷光緒特使、翰林院大學士（大約還是梁啟超的岳丈）王培視察陜西省，在陜北視察后奏折上的一句話。遺漏的原因是由于在兩千年的封建歲月中，這塊地域長期處在民族戰(zhàn)爭中的拉鋸戰(zhàn)之中。退而言之，儒家文化并沒有給這塊高原以最重要的影響，它的基本文化心理的構(gòu)成，是游牧文化與農(nóng)耕文化的結(jié)合。而作為人種學來說，延安以北的黃土丘陵溝壑區(qū)和長沙沿線風沙區(qū)，大約很難再有純正的某一個民族的人種（盡管大家履歷表上都一律填寫著漢族），他們是民族交融的產(chǎn)物?！褡褰蝗谟袝r候是歷史進步的一種動力，這話似乎是馬克思說的。評論家肖云儒先生又將他這一閱讀心得轉(zhuǎn)告于我。

陜北高原最大的一次民族交融，也就是說構(gòu)成陜北地域文化最重要的一次事件，是在漢，即公元二世紀。南、北匈奴分裂（也許昭君出塞是導致這次分裂的原因），北匈奴開始了我們前面談到的那一次長途遷徙，南匈奴則永遠地滯留在高原上了。劉成章先生如果有意做一次回溯的話，他也許會發(fā)現(xiàn)他正是滯留在高原上的后裔之一。史載，漢武帝勒兵十八萬，至北方大漠，恫喝三聲，天下無人敢應(yīng)，劉徹遂感到?jīng)]有對手的悲哀，勒兵乃還。我想那時，南匈奴已經(jīng)臣服，北匈奴也已經(jīng)遷徙到了我逡巡北方的那個地方了。我的長篇中那個農(nóng)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交會所生的第一個兒子，他的第一聲啼哭便帶著“高原的粗獷和草原的遼闊”。這種交會構(gòu)成了有別于中國其他地域的一種人類類型心理。如果我是一個嚴肅的學者和小說家，我只能做出這種解釋，我也只能以此作為出發(fā)點，來破譯這塊玄機四布的土地上的各種大文化之謎。

我的世紀史正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展開的，人物和二十世紀陜北高原上的幾乎所有重大歷史事件，正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表現(xiàn)的。如果沒有這個背景，所謂的史詩只是徒具形式而已。另一個背景是革命。這里，仍然可以使我們延續(xù)“你知不知道有一種感覺叫荒涼”這個話題。革命是促使歷史進程前行的一種方法。當進程已經(jīng)不滿足于溫良恭儉讓式的改良的時候，它求助于歷史的手術(shù)刀。于是，風暴開始了，時代激情呼喚和驅(qū)使一部分人去義無反顧地獻身、英勇卓絕地斗爭，去為自己的利益和隸屬于自己的階級的利益而戰(zhàn)。“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列寧的這句話放在這里是合適的。發(fā)生在中國二十世紀的產(chǎn)業(yè)工人、農(nóng)民以及同盟者所進行的革命，習慣上稱之為無產(chǎn)階級革命，或共產(chǎn)主義運動。它正屬于上面所說的。這是人類的優(yōu)秀的思想家們和行動家們，為了尋找合理的生存秩序和完善的社會制度，一次勇敢意義的嘗試和實踐。這種實踐過程目前仍在繼續(xù)。

值得驕傲的是，陜北這塊地方，曾經(jīng)有13年的時間，成為這個歷史大動作的中心舞臺。因此，我的世紀史必須將這場輝煌放在它的大背景下，或者更準確地說，如果以革命歷史題材來框這件作品的話，它乃是以誠實的筆觸，表現(xiàn)了革命在這塊土地上發(fā)生和發(fā)展的過程。責任編輯朱珩青女士認為：作者給予了革命一個全新的審美視角，他告訴人們，革命不是外來的，是從土地本身自然而然地產(chǎn)生的，民國十八年的那場大旱較之造成李自成揭竿而起的那場崇禎年間大旱，嚴重許多倍，因此一定會有革命產(chǎn)生的，不同的是，二十世紀的這場革命，由于有了共產(chǎn)主義因素的介入，使它有了行動綱領(lǐng)和終極目標。

在北京座談會上，中國權(quán)威的長篇小說研究專家蔡葵先生說，他認為作者試圖尋找歷史的“框位”這個問題，種種的因素“框”定了，歷史只能這樣走而不能那樣走，這一方人類族群只能這樣走而不能那樣走，每一個單個的人亦只能這樣走而不能那樣走。蔡葵先生所說的“框位”，大約就是我在“后記”中所談的“歷史的行動軌跡”。我感謝蔡葵先生的深刻，我在題贈給他的書中，稱他為“大師”。

暮鼓晨鐘，歲月輪回，人類已經(jīng)走了它的文明史的相當一段時間了。二十世紀所進行的革命，我的小說所表現(xiàn)的這一幕大劇，是人類進程中的一截鏈條中的一環(huán)。人類還得繼續(xù)前行，對真理探索是沒有窮盡的，但是，這個探索是以目前的一切為基礎(chǔ)的。為什么當年我騎著黑走馬站在歐羅巴與亞細亞之交，注視滿目荒涼的那一刻，永恒的愁苦表情，便像命定的印記一樣，凝固在我的前額。為什么呢？因為我看見了人類生存的不易，看到了人類處境的艱難，看到了人類的心路歷程，充滿了荒涼的感覺。不同膚色，不同信仰的人類族群，都如是。那種強烈的孤獨感和痛苦感，并不僅僅存在于遷徙的民族中，它同樣存在于定居的民族中，它是人類共有的一種無法排遣的情緒。

《最后一個匈奴》中那些斯巴達克式、堂吉訶德式的當代英雄們，他們所忘我獻身的事業(yè)或垂之以久遠，或風行于片刻，那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人們曾經(jīng)理想過、追求過，并且在這宗教般的獻身中因為自我價值的實現(xiàn)而得到了最大的人生滿足。

長篇小說《最后一個匈奴》面世前后，有許多的事情發(fā)生。這也許是命運使然，是小說本身的命運，亦是小說作者本身的命運。哎，小說面世已經(jīng)二十多年了吧！二十多年是個不算太短的時間概念。它的啟動是在1979年4月19日。當時，陜西作協(xié)恢復名稱恢復活動后開的第一次創(chuàng)作會叫“新作者會”。會上，我和一位叫臧若華的北京女知青商量，要合作寫一本關(guān)于陜北高原的長篇史詩。大約是那年年底，若華女士去了香港定居，這部書就只好由我獨立完成了。她留給我的所有資料，是那個剪紙小女孩的口頭傳說和變成文字的包裹在小說中的那三千多字的短篇《最后一支歌》。我開始了自己夢魘般的寫作歷程，像一個陀螺一樣自轉(zhuǎn)。十多年之后，到了1991年，小說已經(jīng)完成一大半了。但是小說稿突然丟失了。

這事現(xiàn)在叫我想起來還覺得詫異。1991年7月，中國作協(xié)通知我到西安領(lǐng)取莊重文文學獎。那時我在延安報社工作，臨行前，一位青年評論家朋友來我家，提出要把稿子帶走去看。待我回來，他說稿子丟了，被小偷偷了。我在那一刻五雷轟頂，有一種世界末日的感覺。我主動找了許久，跑遍了這座城市每一個公用廁所，并且和能聯(lián)系到的小偷、包括小偷組織的頭兒商談，還是沒有找到，小說手稿從人間蒸發(fā)了。我站在陽臺上熱淚盈眶，那時的我多么虛弱呀！我明白這是命運，我不應(yīng)該被打倒，我要從頭再來！這樣我只好從頭寫起。

行文到這里，我突然厭倦了自己這種傷感的情緒。本來我還想談?wù)勗撔≌f后來吃官司、再后來某文學獎評選落選的事。兩件事前后有關(guān)系。但是我決定不說了，這里只說高興的事。我感激尊敬的編輯家朱珩青女士。她說，能寫出《遙遠的白房子》的作者，肯定能寫出驚人的長篇的。這樣我和作家出版社簽約。該書寫作途中，她又專程來催稿。她先是到四川尋找周克芹的遺稿，接著又從西安來到延安催稿。她對我說，世界上的事情件件都很重要，但是對你來說，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把《最后一個匈奴》這項“工程”完成。1993年5月19日，北京《最后一個匈奴》座談會上，她穿著一套西裝裙，站在會場的門口迎接來賓，年過半百的她像小女孩一樣，夢幻般地微笑著。這一幕，也許我會記到死亡的那一刻。

北京座談會上，國內(nèi)的評論界大腕幾乎悉數(shù)到場，他們給予《最后一個匈奴》以高度評價，給予這位涉世不深的寫作者以真誠的鼓勵，那年我整三十九歲。因為來的人太多了，我這里不一一寫出來了，我怕記不全，丟掉了誰。不過有兩個人我要特別說一下。一個是作家出版社常務(wù)副主編秦文玉。他已經(jīng)于十多年前走了，在福州出的車禍。那是一個多么真誠多么敬業(yè)的編輯家呀！他主持會時，那嘶啞的聲音長久地回蕩在我耳邊。另一個是《光明日報》社高級記者、散文家韓小惠，除報道《最后一個匈奴》在北京出版以外，還報道了陜西后來相繼出版的幾本書的消息?！蹲詈笠粋€匈奴》以及由它引發(fā)的文學界“陜軍東征”，代表了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的一個高度。那是種種因素共同締造的結(jié)果，有必然也有偶然的。1990年中國作家年會在延安召開，馬烽在會上評價陜西文學底蘊深厚，必將有所作為，為當時的文學創(chuàng)造了較為寬松的創(chuàng)作環(huán)境。1985年，陜西作協(xié)召開了由路遙主持的長篇小說促進會，號召大家寫長篇小說，口號是“文學的最后較量是長篇小說的較量”，鼓勵大家像巴爾扎克、托爾斯泰學習，以柳青、杜鵬程這樣的陜西文學優(yōu)良傳統(tǒng)承擔者、創(chuàng)造者為榜樣。隨后，路遙寫出《平凡的世界》，接著《最后一個匈奴》《白鹿原》《廢都》先后問世。在媒體會后，《光明日報》上發(fā)表文學“陜軍東征”的報道，由此掀起“陜軍東征”的大浪潮。這也是紙質(zhì)文學的最后一次輝煌，后來就開始悲催地邊緣化了。

記得有一次，在北京見到柳萌老師，他問我怎么看當前的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我說“陜軍東征”時期曾經(jīng)達到過一個高度，后來又從這個高度滑落了。該書給出版社帶來了可觀的收入。記得作家出版社常務(wù)副主編王文平對我說，那一年該社的工資、獎金、年終獎，主要靠的這本書。關(guān)于《最后一個匈奴》小說的話題，說到這里為止。

矗立高原文化的紀念碑

豐富的生活閱歷，苦難的童年經(jīng)歷，對我來說是人生最重要的第一堂課，或者說是第一本教科書?？嚯y，是你能夠接觸到的人類生存的本質(zhì)。當人們問高爾基，一個作家最好的早期訓練是什么時，高爾基長嘆一聲說：不幸的童年！

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自然災(zāi)害時期，原本富庶美麗的關(guān)中平原鄉(xiāng)下也遭遇大饑饉。我祖輩世代居住在靠渭河邊的小村子。我出生在那里，也目睹和親身經(jīng)歷了關(guān)中平原那段悲慘的苦難。沒有經(jīng)歷過長夜的人不足以語人生。我經(jīng)歷過許多事，可以說苦難伴隨著我的一生。我曾經(jīng)說過，一個人一旦不幸被文學所綁架，被藝術(shù)所綁架，他就注定了一生都是悲劇性的命運。我的大半生，其實一直是在兩個文化背景下行走，一個是農(nóng)耕文明，一個是游牧文明。當年在中蘇邊境，一個荒涼的邊防站服役時，當敵人的坦克成扇形向邊境線包抄過來的時候，我是火箭筒射手。按照教科書上的說法，當一個射手發(fā)射到第十八顆火箭彈的時候，他的心臟就會因為這十八次劇烈震動而破裂。但是，我還是在碉堡里為自己準備了十八顆。那是一種崇高的感覺，希臘悲劇式的感覺，你只有經(jīng)歷了，你才能知道。我在一篇文章中說，所幸的是由于雙方的克制，那一場邊境沖突沒有繼續(xù)，所以我現(xiàn)在還活著。要不，中國文壇或許會少了一位不算太蹩腳的小說家的。

我在陜北生活了30年，陜北黃土高原、渭河平原和遙遠遼闊的新疆大地，是我精神家園和永遠的故鄉(xiāng)?！哆b遠的白房子》《最后一個匈奴》《大平原》等書，是我獻給新疆、陜北、渭河平原的禮物，以表感恩之情。我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在渭河邊，我度過了卑微和苦難的少年時代。蒼涼青春年華則獻給了額爾齊斯河邊的馬背和崗哨，站在亞細亞大陸與歐羅巴大陸之交，倚著界樁，注視著阿提拉大帝和成吉思汗遠去的背影。我又曾在延河流淌過的那個城市生活工作過近30年，走遍了高原嘗遍了草。正是這三條河流構(gòu)成了我文學作品的主要源泉和基本面貌?！闭沁@些特殊的練歷，使得我作品里一直充盈著莊嚴而恢宏的英雄主義，我不否認在軀體里流淌著紅色血液和來自大地、來自民間的智慧氣息。我是這塊土地上自然而然地生長出的一棵樹。

在當年我和著名作家畢淑敏、周濤先生，三人隨央視拍攝《中國大西北》系列專題片時，我從1997年到2007年，十年間，足跡踏遍了陜甘寧青新西北五省區(qū)，深入廠礦企業(yè)、田間地頭。在那些年間，我出版了《我在北方收割思想》《西地平線》《胡馬北風大漠傳》《羅布泊大涅？》《阿拉干的胡楊》等五部作品。《西地平線》《阿拉干的胡楊》被選入高中、大學課本，我被《中國作家》雜志推出為當代最具影響的12位中國作家之一。

我不知道我為什么癡迷于這一類題材和這一種思考。我常常覺得自己像一個女巫一樣，從遠處的曠野上撿來許多歷史殘片，然后在斗室里像拼魔方一樣將它們拼出許多式樣。我每有心得就大聲疾呼，激動不已。那一刻我感到歷史在深處笑我。這是我在《胡馬北風大漠傳》題記里的一段話。我把這種癡迷的原因歸結(jié)為使命和自己是一個世界主義者。

有很多讀者問我為什么鐘愛匈奴這個題材，我覺得和我在新疆當兵的經(jīng)歷有關(guān)。作為北方人，骨子里多少流淌著游牧民族的血液。喜歡寫游牧民族的故事，不僅因為我從小在陜北長大，更和在新疆5年騎兵的經(jīng)歷有關(guān)（我是中國最后一代騎兵，騎兵這個兵種就是在我們手里消失的）。我真正對游牧民族的了解，還是在新疆，作為中國最后的騎兵曾經(jīng)在草原上、古墓旁穿梭，和游牧民族打5年的交道，在后來寫長篇小說《統(tǒng)萬城》時，我把自己很多生活經(jīng)歷都融入其中?！督y(tǒng)萬城》是匈奴民族留在大地上的最后一聲白天鵝的絕唱，而匈奴民族在亞歐大草原上的幾百年飄蕩，也許是世界史上最悲壯的史詩。

二十年多前出版的《最后一個匈奴》小說，是我在黃陵縣委掛職期間創(chuàng)作的，上世紀90年代，《最后一個匈奴》在中國文壇引起不小轟動，被稱為“陜軍東征”的“三駕馬車”之一。當年的“陜軍東征”至今依然被認為是新時期當代文學最重要的事件。1977年我從騎兵部隊退役，寫出了《白房子》等小說。之所以創(chuàng)作《最后一個匈奴》，也是對古匈奴民族精神的一種敬仰，是對馬背民族的一種遙祭，也可以說是對騎兵生涯的另一種緬懷。我說過：“當一個高貴的馬上民族有一天脫離了馬背，而必須在大地上匍匐行走時，高傲的性格和卑微的境地所形成的反差，會日夜撕裂著它的胸膛?！?/p>

《最后一個匈奴》是我為陜北高原建造的一座紀念碑，呈現(xiàn)了在陜北這塊特殊地域里匈奴曾留下的深深足跡，是一部帶有希臘式悲劇色彩和崇高感的高原悲壯史詩。我當年在寫這部作品時，就深刻感覺到游牧文化對中華文明的影響，尤其是陜北地區(qū)。我認為陜北是游牧文化和農(nóng)耕文化的交匯點，抑或是一個拉鋸之帶。在中國歷史上兩千年封建社會中，有一半的時間是被游牧文化經(jīng)營，另外一半時間則是由農(nóng)耕文化經(jīng)營。如果說，《最后一個匈奴》是寫農(nóng)耕文明替代了游牧文明，那么《大平原》則是講工業(yè)文明替代了農(nóng)耕文明。

事情但凡做到八分，就叫圓滿

在三十集電視連續(xù)劇《盤龍臥虎高山頂》的開機儀式上，央視制片人李功達先生說，如果不把高老師的《最后一個匈奴》這部中國文學的紅色經(jīng)典，變成一部電視連續(xù)劇，那是中國電視人的羞愧，是我們中央電視臺的失職。楊作新的扮演者潘粵明、黑白氏的扮演者劉濤，在開機儀式上發(fā)言說，央視有信心把它打造成中國電視劇創(chuàng)作的一部代表作，他們則有決心把它打造成自己個人的一部代表作。

他們做到了，完完全全地做到了。我在看了樣片以后，給李功達先生打電話說，我看了前五集，流了四次淚，我經(jīng)常說長篇小說要“宏大敘事”，什么叫宏大敘事，這就叫宏大敘事。我還向演員們致敬！我看到一群表演天才在演繹人物，這些人物比我小說中的人物更鮮明、更具有戲劇張力，他們將小說中的戲劇因素挖掘出來，像吹氣球一樣無限放大。記得拍攝期間，我曾經(jīng)三次前往陜北去“探班”，地凍天寒，山溝里鉆著一群傻乎乎的人，面色呆滯，目光狼狽，像回到過去年代。我記得，只有當年（1979年冬天或1980年春天）拍《黃土地》時，我才有過這種感覺。根據(jù)小說改編的三十集電視連續(xù)劇《盤龍臥虎高山頂》，先在央視八套黃金劇場首播，連播三次，接著在黑龍江衛(wèi)視地方臺首播，繼而在各地方臺播出。

我對陜西省的廣電局長說，文學必須向影視“就范”，向網(wǎng)絡(luò)“就范”。我說，我的母親不識字，我都寫了三十本書了，母親一個字也沒有看過，但是當小說變成電視劇以后，她每天晚上都看，臉上洋溢著幸福，上衛(wèi)生間也是一路小跑。八十歲的她，每年開春，每年入冬，都要住兩次院，可是2011年的春天，因為忙著看電視劇，連生病都忘了。不過電視劇有一個遺憾，就是名字不如叫《最后一個匈奴》那么響亮。世界上的事情，總不能盡善盡美，能夠播出，能夠產(chǎn)生影響，這就算不錯了。世界上的事情，但凡能做到八分，就叫圓滿了。

隨后，我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大平原》，也被改編成四十集電視劇。運作者基本上還是那個團隊，即央視電視劇制作中心的李功達先生出任制片人，不過，投資方變了?！侗P》劇給投資方帶來了豐厚的回報，正如以前小說給出版社帶來豐厚的回報一樣。但愿《大平原》的拍攝也能做到如此。因為我的勞動而給別人帶來收獲，給社會創(chuàng)造財富，這總是一件叫人高興叫人體面的事。一部小說，一旦變成鉛字，便有了它自己的命運。作為原作者，他唯一適合做的事情就是三緘其口，作壁上觀。讓它去經(jīng)歷吧。包括小說的經(jīng)歷，也包括這部電視劇的經(jīng)歷。在這里，我就是以一個局外人、一個旁觀者的角色向劇組獻上敬意。這個敬意還獻給當代最好的小說家之一、本劇編劇葛水平女士，還獻給尊敬的導演延藝先生、梁彤女士。

2011年，我還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即給匈奴民族的唯一都城、匈奴民族在行將滅亡前發(fā)出最后一聲絕唱的地方，陜北高原的統(tǒng)萬城，寫了一個電影文學劇本。歷史上的匈奴民族，有著太多的故事可以提起。南匈奴的赫連勃勃建立了統(tǒng)萬城，而與他同時代的北匈奴人阿提拉大帝差點攻陷羅馬城，改寫西方文明歷史。當英雄美人走過，這是多么的輝煌，在電影劇本中，透過女薩滿的眼睛將南北匈奴的故事連接，穿越時空寫了赫連勃勃，也寫了偉大的阿提拉大帝。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在歷史上聲名赫赫的民族，卻隨著赫連勃勃和阿提拉大帝的離世，淡出了歷史的舞臺。我們應(yīng)該以寬容之心，來看待所有民族為自己的生存而進行的斗爭，來定語筆下的匈奴民族。

我原來想把這電影叫《統(tǒng)萬城》，導演則將它定名叫《最后的匈奴王》。這部電影是大制作，類似于《約瑟王》《木馬屠城（特洛伊）》那樣的大片。電影將來擬請聯(lián)合國秘書長題寫片名，通過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向全世界發(fā)行。電影的拍攝，除了藝術(shù)的目的之外，它還有一個功利的目的，即能對統(tǒng)萬城申請世界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一事，有所幫助。也許，那也是我的文學生涯的又一件重要作品，一件東方與西方溝通和對話的作品。

我說過，“匈奴”這個話題，是全人類的一根大筋，一抽動它，東方的和西方的每個人，都會痙攣起來。匈奴民族因為消失而存在，那血脈在如今不同國家、不同膚色、不同種族的人們的血管里，繼續(xù)澎湃著。我決定將長篇小說的名字叫成《統(tǒng)萬城》。我要調(diào)動我的所有積累、所有激情、所有藝術(shù)才能寫好它。我那年五十八歲，寫完這本書當年還是以為，也許是我向長篇小說這種藝術(shù)形式做最后一次致敬！在生日那天，我把自己關(guān)在工作室里，畫了一天畫。一邊繪畫一邊思考，我給自己定了個“步入晚年三原則”。這三原則是：第一，到退休年齡就退休，絕不拖泥帶水；第二，絕不欺行霸市，永遠低調(diào)做人；第三，抓住剩余的人生，再寫點好小說再畫點好畫。

在寫完《大平原》之后，就一直有不少媒體說將是我的封筆之作。好在幾年后，我又寫完并出版了長篇小說《統(tǒng)萬城》，那本被著名評論家李星先生謬贊為堪稱史詩之作的小說，我個人也突破了以前的封筆說法。我在北京時，亞馬遜網(wǎng)采訪，問過以前的封筆問題，我回答說：演員在謝幕之后，如果觀眾的掌聲熱烈，會把他重新召喚回舞臺。

而我在去年又拿起筆來，再寫一本重要的書，寫世界各文明板塊的發(fā)生和發(fā)展以及流變，寫世界三大宗教的發(fā)生和發(fā)展以及流變，寫儒釋道三教合流的中華文明的準宗教的發(fā)生和發(fā)展以及流變。要用小說的形式來寫。小說的名字我第一次在這里披露吧，叫作《我的菩提樹》——漢傳佛教落地生根，菩提樹下眾生歡宴。

一個童養(yǎng)媳將我生在土炕上

在我生日的這一天，我每年都要送給母親一個紅包，感謝她生了我，感謝她為我的來到人世上，疼過一回?，F(xiàn)在生孩子條件好多了，往醫(yī)院里一住，有專業(yè)的人員幫助。六十多年前的農(nóng)村，生孩子是一件難事，所以老百姓有“人生人，怕死人”的說法。生孩子又好像很隨意，大部分是生在土炕上的，還有的生在砬道窯里，正磨糧食推著個磨棍，突然肚子疼往下一蹲，解開褲帶，孩子就生下來了。有的是生在田地里的，農(nóng)婦正勞動著，就地就生了。有些女人拉撒，甚至把孩子生在茅坑里。我是生在自家土坑上的。就是那種用土坯砌的，冬天可以燒熱的土炕。記得，奶奶常說個謎語叫我猜：一頭老牛沒脖項，有多沒少都馱上，說的就是這種土炕。

我生在黃昏，用母親的話說，就是天麻糊黑，人喝湯的時候。用一把做衣服的剪刀，在青油燈的火苗上烤一烤，算是消毒，然后用這剪刀剪掉臍帶，只聽“哇”的一聲哭聲，這孩子就算出生了。人們說，母親生我時，面無血色，臉色黃得像黃表紙，聽到哭聲，她欣慰地笑了，說：你把為娘可害苦了！唉，我又一個討債鬼來了！在去年的春天，我的孫女出生了。她生在羊年，是一個羊?qū)殞?。說到這里，總讓人有一種奇異的感覺，韭菜割過一茬又長一茬的感覺！羊年是好年，中國的老百姓有“羊馬年廣收田”的說法。那年我接到通知說，我的長篇小說《統(tǒng)萬城》獲得了中華圖書獎，我對該書的責任編輯韓霽虹女士說：我不該獲這個獎，因為最近為寫一本書的緣故，我又系統(tǒng)地閱讀了我們的老古董，從而對文學又有了些新的認識，它們才是高山，《統(tǒng)萬城》只是小丘，它們才是大廈，《統(tǒng)萬城》只是包廂，應(yīng)該把最高的褒獎給它們。

我去年寫作的這本《我的菩提樹》書，共寫108章，取佛祖脖子上掛的108顆念珠之意。那時已經(jīng)寫到55章了，并打算在羊年底完成了它。另外根據(jù)我的早年一個中篇小說改編的三十集電視連續(xù)劇，央視八頻道正在拍攝，佑護我吧！希望能夠拍好，拍成一個類似《冰山上的來客》那樣的西部經(jīng)典。大半生以來我正直地活著，崇高地活著，淡泊地活著，卑微地活著，守著一個文化人的底線和本分。如果讓我重新出生一次，我仍然愿意出生在關(guān)中農(nóng)村的那個土炕上，由一位做過童養(yǎng)媳的卑微的農(nóng)婦帶我出世，如果要讓我重新選擇一次職業(yè)，我仍然會選擇一個寫作者，活著的時候向這個世界發(fā)出響亮的聲音，死后這聲音仍會在空中回旋一陣子！

我一直把寫“大部頭”，當作自己的主要任務(wù)。也在寫作長篇之余，寫一寫散文作品，大家還都說不錯。有一些約稿，例如有一篇寫成吉思汗游牧文化的，是我在鳳凰世紀大講堂演講的手稿。又有一篇是為《北京文學》寫的，好像叫《走失在歷史迷宮中的背影》，還獲得過“老舍文學獎”。還有一篇《擁抱可可西里》是一家有名的雜志，叫《讀者》，它約我寫的。我把這些東西湊到一起，就變成了一本書。我寫了十本散文集，2014年出版的《你我皆有來歷》，那是第九本?！赌阄医杂衼須v》這本書的文章，是湖南文藝出版社的龔湘海先生帶人從我家的電腦里摳出來的，他們自己拿回去編輯。他們還要把我的七八部長篇，二十幾部中篇，九部散文集出一套叫作《高建群作品》的叢書。

說到書畫，確實是書畫同源，我的書法，我的繪畫，用《文心雕龍》里的話說，詩不能盡，溢而為書，書不能達，變而為畫。詩歌已經(jīng)不能讓你盡興了，激情奔涌，我寫書法吧，書法還不能夠盡興地表達，那我畫畫吧，用更具象的形式表達吧?！赌阄医杂衼須v》中沒有一幅插圖，甚至連前言結(jié)語都沒有，是因為編輯和我兩地遙遠，溝通不多，后來我寫了一個序，叫做《六十初度，馬齒徒長》。如果要再版，我還是想要有個序，畫幾幅畫在上面。

我理解的文學藝術(shù)，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創(chuàng)作者，他的作品是蘸著他的血寫的。陜北高原年節(jié)的時候，要抬著豬羊，扭著秧歌去拜祭山神廟、土地廟，這叫“獻牲”。一個作家的從事藝術(shù)實際上就是把自己當祭品，為繆斯獻上。我在當年寫《最后一個匈奴》的時候，感到自己像一架瀕臨失控的航天器一樣，最后差一點回不到地面了。我在寫作《大平原》結(jié)束后，中風住了21天的醫(yī)院，也許只有這樣的創(chuàng)作，才有可能寫出來一點真正意義上的藝術(shù)作品。相形之下，那種散文結(jié)集的書，像《你我皆有來歷》《生我之門》，就輕松很多。長篇寫作是生一場大病，散文寫作只是一場感冒而已。

因為習慣，我一直堅持手寫，不用“鍵盤寫作”，但不完全拒絕新潮時尚的新技術(shù)。我寫小說時候，還用手寫，而且是用蘸水筆蘸著墨水寫，我總感到鍵盤上的字不是我的，是公共情人，她一站到街上誰招手就和誰走。我一直學不會電腦，但是現(xiàn)在來說，我還是羨慕那些會打字的人，我的兒子給我裝了個手寫板，《你我皆有來歷》里面的許多文章都是用手寫板寫的，盡管用了高科技，但還算是用手寫的。我還學會了手寫發(fā)短信和微博。一個朋友給我建立了一個“高看一眼”工作室，有兩百多個群友，每天我都在上面胡說八道。朋友說：“年過六十，當罵且罵！”我說：“善?！蔽疫€說：我們的老古董，《三言兩拍》里說，天下最厲害的是三張口：一是乞丐的口，吃遍四方；一是媒婆的口，傳遍四方；一是文人的口，罵遍四方。《你我皆有來歷》開篇，就是“成吉思汗的上帝之鞭”。讀者看過我作品，都覺得我似乎獨獨鐘情于游牧精神。那篇文章，在2007年被評為全國散文十佳，名列第七，我和一位教授在《南方周末》報刊，就該文還發(fā)生一場舌辯，有些是他對的，有些是我對的。游牧文明是一個很大的話題，如果有時間，我還會在以后慢慢講的。

我曾稱自己被文學“綁架”了40年，現(xiàn)在花甲之后的生活，平時除了寫作，我基本上沒有什么愛好，長年累月的寫作，已經(jīng)把我變成了一個廢人?，F(xiàn)在的工作基本上是對半對半，寫小說占一半時間，寫字畫畫占一半時間，有時候鉆到畫畫里出不來，眼前都是具象，高僧大德接踵而來，有時候又不會畫畫了，又進入一種小說的敘事情景中。我記得路遙當年也是這樣，如果一離開長篇小說的敘事情景，他說“句號是在引號的外面還是里面，我都弄不清了”。別的就是看看電視，有時候遇到一本好書讀一讀，不過失望的時間多一點，現(xiàn)在的書雖然多，好書并不多，包括那些所謂的獲獎作品?，F(xiàn)在的很多年輕作家有才華，有激情，未來是他們的，許多年前，我曾經(jīng)對寫《上海寶貝》作者衛(wèi)慧和寫《糖》作者棉棉說，每一朵鮮花都有開放的權(quán)利，至于這花開得大與小，艷與素，那是另外的問題，她很感激我的包容?，F(xiàn)在我有些老意了，我對媒體不止一次地說過，我們這一代人行將老去，這場宴席將接待下一批饕餮者。這是我對年輕一代的希望。不過年輕的一代要有一個強大的胃，像個接收器一樣，一路走來接受一些新鮮的東西。

我們的語文課本里盡是些弱不禁風的東西，魯迅先生還有點剛烈，上海人見了心里不舒服，要把魯迅從教科書里趕走。我們的高考作文盡是些胡扯淡的題目，要我說吧，我們把前人的文化里面最優(yōu)秀的東西好好繼承，即使你不懂，當口歌念也好，慢慢地大了就懂了。去年我為了寫這本書，又把《詩經(jīng)三百首》，把司馬遷的《史記》，把基督教的《圣經(jīng)》瀏覽了一遍，感覺到了一種崇高，這些偉大作品產(chǎn)生出來的氣場令人變得崇高和純粹。讓我們的孩子們學些經(jīng)典的東西吧！還有各民族的民間傳說，包括那些遠古傳說，那是我們的根。

我在二百眼泉子里汲水

我的小孫女出生了，她是多么地弱小呀！世界是一片叢林，她將要從叢林中穿行，開始自己漫長而又漫長的一生。她將要經(jīng)歷許多事，有些事會是難事，有些事甚至會是些難以跨越的塄坎。我是老江湖了，我經(jīng)歷過許多事，我遍體鱗傷，我老而不死是為賊。在我活著的時候，我會佑護她，但是，我不能陪她到老呀！

這樣我決定寫一本書，一本類似遺囑那樣的書，當孩子在叢林中形單影只，茫然四顧時，當孩子生平中遇到難事，遇到翻不過去的塄坎時，她打開這本書，在里面尋找智慧，尋找自保和自救術(shù)。這本書會是一項工程，它大而無當，它試圖告訴孩子說，在她出生之前，這個世界都發(fā)生過哪些重要的事情，出現(xiàn)過哪些值得記憶值得尊重值得香火奉之的人物，世界文明尤其是中華文明都產(chǎn)生過哪些古老智慧，等等。

這本遺囑小而言之，自然是為孩子寫的，是為一個有著古老姓氏的家族的子嗣們寫的，然而大而言之，是不是可以這樣說，它同時是為這個東方民族寫的，是為這個正在行進中的國家寫的。我們希望她好，因為這里是我們的家園，因為這里是我們的祖邦，地底下埋葬著我們的祖先，鄉(xiāng)間道路上行走著我們的后人。

以上是開場白，或叫鄉(xiāng)間社戲里所說的那種開場鑼鼓。下面進入這個前言的正文，而正文從世界的遠處說起，從一個叫霍金的人說起。

英國天文物理學家霍金大約是這個世界上，活著的人中，最有智慧的人了。他坐在輪椅上，佝僂著身子，兩手扶著輪椅，一顆外星人一樣的頭顱傾斜著，兩眼空洞無物，茫然地望著天空，好像那目光要洞穿什么，又仿佛什么都沒有看見?！叭松卸嗌贆C緣，站在這里，向星空仰望！”這好像是中國詩人郭小川的詩句，這詩句好像是為了現(xiàn)在還沒有故去，還在仰望星空的那位霍金寫的一樣。

霍金前一陣子，說了一句驚人語。這話叫“哲學已死”。這話在坊間引起一陣大熱鬧?；艚疬@話，是在什么情景下說的，說給誰的，我不甚了了。不過他的這個句式結(jié)構(gòu)，斬釘截鐵的語氣，和百多年前的那個狂人，寫過《查拉斯圖拉如是說》一書的尼采很相似。

尼采在一百多年前說，上帝死了，你知道嗎。說這話的口吻，仿佛他是一個先知。

“好作大言”一句，是人們說給中國的古代圣賢莊子的，不過用這話來說尼采，說給霍金，同樣合適。

其實這個句式結(jié)構(gòu)，兩千五百多年前的一個中國人也說過，這就是老子李耳。老子說：“周禮已死，丘先生難道不知道嗎？五百年前的那些立言者，尸骸早已腐朽，他們那一堆老骨頭，埋在了哪里，現(xiàn)在都無從尋找了。假如周公旦能活到今天，面對這個和五百年前完全不同的時代，相信他也一定會有一些新的思考的?！?/p>

這段話就是老子與孔子，兩個儒家代表人物與道家代表人物，偉大相遇時，對話的開頭部分。我們知道，這次對話所產(chǎn)生的最重要的成果是，孔子根據(jù)老子的建議，將東周王朝藏書樓的那些典藏（老子時任皇家藏書館館長），搬上他的牛車，拉回曲阜老家，而在晚年，則用這些典藏，編出《詩經(jīng)》《易經(jīng)》《禮經(jīng)》《樂經(jīng)》《書經(jīng)》《春秋經(jīng)》等等六經(jīng)，從而為我們的上古初民時代，保存了一部分彌足珍貴的民族記憶，古老智慧。簡言之，是對上一個兩千五百年的一個總結(jié)，亦是對下一個兩千五百年的一個開啟。

這話這里不說。現(xiàn)在，再回到這本書的這個“前言”上來。

這里仍然用尼采的一段話來說事。好作大言的尼采，說過一句令人神往的話，他說，我要用十句話說出，別人用一本書所表達出的內(nèi)容，和一本書所沒有表達出的內(nèi)容。

在我寫作《我的菩提樹下》一書的長達兩年的時間中，面對長達五千年的世界各文明板塊的發(fā)生史和流變史，面對長達五千年的中華文明板塊的發(fā)生史和流變史，我把它們強按在我的案頭，規(guī)則地、和諧地裝入一本書中時，我的腦子里時時回旋著的，正是尼采這一段話。它給我以激勵，勉勵我用盡自己的全身力氣，完成一件顯然不能夠勝任的工作。

我要規(guī)則，我要簡約，我的筆觸要犀利如投槍，從歷史的關(guān)節(jié)緊要處、起承轉(zhuǎn)換處穿腸而過。我絕不允許拖沓、疲軟，在某一個迷人的港灣逗留太久。一切都以點到為止為宜。因為我要用十句話來說出一本書的內(nèi)容，用一本書說出我案頭現(xiàn)在放置著的、用作參考書的二百本書的內(nèi)容。記得大約在近二十年前，金庸先生來西安，先是華山論劍，再是碑林談藝。在西安碑林博物館，座談中，面對碑刻四布的這個廟堂，他對我說，他有一個大想法，或者叫大野心，即把中國的二十四史，用小說這種藝術(shù)形式，重寫一遍，那將是一項浩大工程。

記得我當時有些詫異。我說，二十四史，能用小說這種虛構(gòu)的藝術(shù)形式來重寫一遍嗎？怎么寫呢？他說，能寫的。選一些歷史上的重要事件——影響歷史進程的事件，然后，選一個人物，用這個人物的敘事視角，從這件事的中間穿腸而過，這樣，事件就寫出來了，而人物性格，也因為行動而飽滿起來。這樣人物也就出來了。

記得席間，我寫了一幅字贈金庸先生，叫作“袖中一卷英雄傳，萬里懷書西入秦”。后來，電視臺導演小郭送金庸先生去機場時，金庸先生對郭導說，他這次西安之行，最大的收獲是見到高先生，與他討論了匈奴民族這個話題——匈奴民族這個動搖了東方農(nóng)耕文明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根基，深深影響世界文明進程的偉大游牧民族，怎么說一聲消失，就從歷史進程中消失了，而且消失得無影無蹤，這件事真叫人費解。后來，《文學報》則以“萬里懷書西入秦”一句，做了金庸此行報道的通欄標題。

這本書的這樣寫作，大約還受到張賢亮先生的重要影響。張先生已經(jīng)作古，愿他安息。

大約1991年，中國作協(xié)的一個文學獎在西安頒發(fā)，獲獎?wù)叱乙酝?，陜西還有賈平凹先生、楊爭光先生。張先生則是評委。記得，那天晚上，我陪張先生去西安街頭吃夜市。東新街兩側(cè)都是紅燈籠，我陪著他，一家一家地去吃，他的七歲的男孩跟著。

張先生剛從貴州講學回來，談到文學的史詩創(chuàng)作，他說，他對貴州作家們說，要寫斷代史，把一個民族的斷代寫出來了，把這個民族的歷史也就寫出來了，云貴川渝十萬大山中，生活著十萬有苗。這里生活著的各少數(shù)民族，家里窮得一貧如洗，連買鹽巴的錢都沒有，巴掌大的一塊平地上，種幾棵老玉米，就靠這個為生計。然而，這些民族的女人們，頭上卻頂著十幾斤重的銀首飾，昂貴，華美。這說明了什么呢？說明歷史上一定發(fā)生過一場大的變故，從而令他們遠遁到山里，淪落到今天這個境遇。將那場大變故寫出來，也就是說，將那個斷代寫出來，這個民族的史詩也就寫出來了。

是的！張賢亮先生已經(jīng)作古，愿他安息。他在去世前，曾給我寫過一個條幅，叫做“大漠落日自輝煌”。你見過落日在沉入西地平線那一刻的悲愴情景嗎？血紅血紅的落日，像一個勒勒車的大車輪子一樣，停駐在蒼茫的西地平線上，將它最后的一絲光芒，奮力地投放到曾經(jīng)經(jīng)歷過的地方去。此一刻大地一片死寂。此后，落日躍三躍，倏然消失。消失得好像從未出現(xiàn)過一樣。

云貴川渝地面，流行一種古老的儺堂戲，那演出儺堂戲的古戲臺兩側(cè)，往往有一副對聯(lián)，上聯(lián)叫“于斯一席之地可家可國可天下”，下聯(lián)叫“雖然尋常人物能文能武能鬼神”。這副對聯(lián)，也許是解開大西南地面儺文化的一把鑰匙。關(guān)于這本書的寫作，著名的編輯家，我的《大平原》一書的責任編輯韓敬群先生，也給過一條重要的提示。他說，巴爾扎克說過：歷史是一顆釘子，在上面掛我的小說。巴爾扎克這話說得好極了，對極了，確實是寫過無數(shù)好小說的人的過來者之言。一定要有釘子，這釘子要準確得絲毫不差，清晰得歷歷可見，爾后，所有的小說想象，所有的虛構(gòu)飛翔，它的出發(fā)點、發(fā)力點、落腳點都在這顆釘子上。

現(xiàn)今的那些耗費巨資拍攝的電影，為什么讓人覺得蒼白無力，虛張聲勢，就是因為它們沒有找準釘子，或者說找到了，但沒有在釘子上敲上出應(yīng)有的重量，沒有對這歷史的釘子予以應(yīng)有的尊重。

雖然我努力地這樣寫，但是我明白《我的菩提樹》不是一部小說，或者說不是一部教科書上所定義的那種小說。它是三種文體的一個混合物。在這兩年的寫作過程中，每當向前推進而無法把握時，我就請教案頭上的三本書，看它們?nèi)绾螖⑹拢绾巍盎笄澜鐬檎浦兄铩薄?/p>

這三本書一本是《史記》，一本是《圣經(jīng)》，一本是今人阿諾德·湯因比的《人類與地球母親——一部敘事體世界歷史》。可以說，《我的菩提樹》是這三種文體的一個混合物。在這里，作者覺得形式已經(jīng)退居其次了，讓位于內(nèi)容了。怎么能淋漓盡致地表達，怎么能我手寫我心，就怎么來——我想把自己對世界的認識和思考，如是地表達出來。如此而已。

我將《我的菩提樹》的副標題叫作“一部敘事體的東方文明發(fā)生史和流變史”，即是出于以上的考慮。這本書分為三部，第一部叫《蘇格拉底如是說》。西方古典哲學的偉大奠基者之一蘇格拉底，他說了什么呢？他說：哪一條路更好，唯有神知道。是的，在那遙遠的信息不通，人類的腳力又無法遠屆的洪荒年代，世界各文明板塊，基本上都是在各自的蛋殼里孕育和發(fā)展起來的文明，它們在各自的道路上前行著，至于哪一條道路更好呢，誰也不知道。

第二部則叫《鳩摩羅什如是說》。漢傳佛教的偉大奠基者之一高僧鳩摩羅什，他說了什么呢？他在圓寂時說：可以毫不夸口地說，天下的經(jīng)書，三中有二是我鳩摩羅什翻譯的。如果我的譯經(jīng)符合原經(jīng)旨意的話，火化時舌頭不焦。非但不焦，且有蓮花從口中噴出。

第三部叫《玄奘如是說》。漢傳佛教的偉大奠基者之一，高僧玄奘，也就是民間所說的唐僧，他在圓寂時都說了什么呢？他說，我早就厭惡我這個有毒的身子了，我在這個世界上該做的事情都已經(jīng)做完了。該是告別的時刻了。既然這個世界不能久駐，那么就讓我匆匆歸去吧！

這就是這本書的內(nèi)容。

它用相當?shù)钠?，對世界各文明板塊的發(fā)生及流變，遙致敬意。繼而，寫了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的發(fā)生，在這其中，以著重的篇幅描繪了佛教的發(fā)生過程。

繼而，寫了儒釋道三教，在中華文明板塊的偉大相遇。而其中，又以濃墨重彩，描繪了三位佛門高僧：廣游五印第一人法顯法師的故事和傳略。西域第一高僧鳩摩羅什東行長安城草堂寺譯經(jīng)和弘法，他的故事和傳略。話本小說《西游記》中的唐僧，即高僧玄奘，他的西行求法經(jīng)歷，他的故事與傳略。

我在這里直追道家的源頭，直追儒家的源頭，直追佛家的源頭，描寫了它們的發(fā)生及流變。而在這塊三教合流的土地上，并眼到手到筆到，對這個東方文明板塊飽含敬意，做了一番莊嚴巡禮，甚至于直達三皇五帝，直達中華文學的偉大源頭——《擊壤歌》。

時間在走著，歷史的大車輪子在軋軋地滾動。一切都是瞬間，你我皆是過客。（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夢亦如電，應(yīng)作如是觀。）

過客的我們所能做到的事情，就是把我們這一個時間段過好，過得有點意義。把我們所能悟到的霍金式的智慧，用訴諸筆墨的方式告訴后人。這應(yīng)當有點身后遺囑的感覺吧！原諒我們，我們的智慧有限，思維只到這里！

我們這一代人行將老去，這場宴席將接待下一批饕餮者。

馬上，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一百周年了。它應(yīng)當進入它的成熟期了，它應(yīng)當有它成熟期的標志性作品出現(xiàn)了。《我的菩提樹》也許就是這樣的一本書。

另則，好像是希拉里·克林頓說過這話吧。她說，你們永遠不要擔心中國，它現(xiàn)在是世界第二大經(jīng)濟體，即便有一天，它成為世界第一大經(jīng)濟體了，它也不會成為世界領(lǐng)導者。因為它是一個跛足的巨人，它缺少文化，缺少文化輸出和價值觀輸出。它沒有一本書普遍出現(xiàn)在歐美普通家庭的書架上。

這些話叫我們羞愧，給我們警策。叫我們這些被叫作文化人的人無地自容。哦，但愿這本書，這本名曰《我的菩提樹》的書，在變成諸種外文，尤其是英文之后，能叫那些歐美普通家庭的書架，為它騰一個小小的角落吧！

這個東方文明板塊，正在走著它的命定的行程。讓我們?yōu)樗８?，為它祈禱?！镀刑針洹愤@本書，就是一次對它的莊嚴巡禮，一次虔誠致敬。前不久，我去一個地方，參加西王母誕辰的祭祀儀式，那西王母大殿的兩側(cè)，有一副對聯(lián)，上聯(lián)叫“中天高掛半鉤月”，下聯(lián)叫“曾照洪荒第一年”。我在這副對聯(lián)前唏噓良久，雙目潮濕。

每一條道路都引領(lǐng)流浪者回家——《大平原》臺灣版前言

在北京研討會上，一位著名批評家說，《大平原》是老高行將步入晚年的時候，用文學的形式，為自己尋找一條歸鄉(xiāng)之路。

我同意李建軍先生的這句話。

《大平原》是我的重要作品之一。

家族中的許多傳奇性的人物，活著的時候，都曾經(jīng)將他們的故事講給我聽。如今他們已經(jīng)紛紛謝世了，在三尺地表之下永緘其口。每年清明節(jié)我為他們上墳的時候，都覺得因為沒有能將故事寫出來，而難以面對。

我的伯父，小說中的那個著名的關(guān)中刀客形象，在行將就木之時，對我說，你難道也會像我們一樣，將那些家族秘密，重新帶入墳?zāi)箚幔?/p>

這就是我寫《大平原》的原因。

我這大半生，有三個精神的棲息地，一個是我從軍的阿勒泰草原，一個是我成長的陜北高原，一個是我的出生地、我的桑梓之地渭河平原。

我為阿勒泰草原寫出了震動中國文壇的中篇小說《遙遠的白房子》，該作現(xiàn)在還被公認為新時期文學產(chǎn)生以來最好的中篇小說。我為陜北高原寫出了高原史詩《最后一個匈奴》。如今，很好，我兌現(xiàn)承諾了，我完成了《大平原》。

我有一個羅曼蒂克的想法，在一篇《請將我一分為三》的文章中，我說，如果我死了，請將我的骨灰一分為三，一份灑入渭河，一份灑入延河，一份灑入額爾齊斯河。

我的妻子在看了這篇文章后，不同意我的話，她說那時候我這樣做了，她怎么辦？她魂歸何處？

好在，我距離大行還有一段時日，那么，到時候再說吧！

《大平原》在2011年的茅盾文學獎評選中，止步于第五輪，即在一百七十多部作品中名列第二十三名。

在第二年，也就是2012年的全國五個一工程獎評獎中，《大平原》加冕，榮獲長篇小說第一名。五個一工程獎應(yīng)當是最高的政府獎。小說的深厚的歷史感和現(xiàn)代感，它的宏大敘事風格，受到了評委們的認可。

普希金說，現(xiàn)在這個世界上，已經(jīng)沒有什么事情，能震蕩我的心靈了。于我老高來說，亦是如此。

我寫過一篇文章，叫做《我把讀者的認可當作對我的最高褒獎》。此一刻，我將這話再說一遍。

《大平原》這部小說，小而言之，它是一部渭河平原的百年滄桑史，中國式的《百年孤獨》。它通過一個家族三代人的不平常的際遇，反映了一個時代的變遷史，刻畫了一群栩栩如生的人物。而大而言之，《大平原》則是唱給中華農(nóng)耕文明的一支贊歌和挽歌。

夕陽凄涼地照耀著這塊沖積平原，照耀著這塊后稷當年掘第一锨土的地方。村口那棵百年老槐，被人們在樹身上扎了些輸液的針頭，然后用起重機吊起來，放在平板車上。平板車緩緩地駛出人們的視野，消失在平原的盡頭。

在世界工業(yè)化、都市化的進程中，村莊將不可避免地被夷平，成為城市的一部分。而那棵曾經(jīng)被國民黨用來吊著打過我的大媽、被共產(chǎn)黨用來在樹蔭下燒過大鍋飯的老槐樹，它將被連根拔起，移栽到城里的街心花園，成為一棵風景樹。

在《大平原》中，我以宗教般的虔誠，為你介紹了我的家族人物，我的爺爺奶奶，我的大伯，我的父親，我的母親顧蘭子。

在寫作的途中，我的案頭上始終燃著香，然后在香煙纏繞中，他們?nèi)饺阶叱觥?/p>

我的祖母是一位鄉(xiāng)間美人。當她躺進棺木里的時候，在最后一眼的告別中，兒孫們才發(fā)現(xiàn)了這一點。他們遺憾自己太粗心了，在她生前，竟然沒有能認真地看一眼她，并將自己的所看告訴她。

我的祖父是一位鄉(xiāng)間哲學家，當他躺進棺木里的時候，突然又睜開眼，對這個世界說，我的名字為什么叫“高發(fā)生”，我現(xiàn)在是明白了——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沒有道理，它的發(fā)生就是它的道理。說完，他重新閉上眼，抬手示意將棺木蓋兒為他蓋上，送他走。

貫穿整部小說的一個人物，是我的母親顧蘭子。記得在北京研討會上，小說研究者們說，她雖然出場晚了點，但是是小說中的一號人物。

花園口決口，豫東大地成為一片澤國，六歲的小女孩顧蘭子，被擔在擔子里，開始了她的逃難生涯?；认x一般的逃難隊伍，在那年冬天，黃河結(jié)冰以后，從黃河風陵渡地面，逃到陜西，然后逃到國民黨行政院為他們設(shè)置的逃難目的地——黃龍山設(shè)治局。然后有一半人死于霍亂，另一半人僥幸逃離黃龍山。

國民黨干過許多沒名堂的事情，炸開花園口，讓豫東幾十個縣成為澤國，讓豫東數(shù)十萬百姓淪為魚鱉，就是其中之一。

《大平原》一書在大陸出版以后，黃龍縣政府請我到那里去，他們要將高家當年逃荒居住的那三孔窯洞，為我建一個文學紀念館。

這個名曰“白土窯”的村子，已經(jīng)在新農(nóng)村改造中整體搬遷，搬到大的一個村子里去了。被遺棄的這個村子，將要被夷為平地，重新成為農(nóng)耕地。而顧蘭子居住的那個“安家塔”，已經(jīng)變成玉米田了。

我對鎮(zhèn)長說，給我建文學館，這事就算了吧，只將那三孔窯洞留下，門口豎一個簡單介紹的牌子就行了。有一個窗口，放我的電影、電視劇，向游客贈送《大平原》這本書。

我還說，希望能將“白土窯”這個村子保留下來，變成一個“黃河花園口決口河南省扶溝縣難民逃荒紀念館”，然后，在公路旁豎一個雕塑群，再現(xiàn)當年挑擔子、推小車的河南花園口難民，來到這里的情景。

那三孔窯洞，在畔底下。畔的二道塄上，有三棵老梨樹。據(jù)說這三棵樹，就是爺爺當年栽的。我專門從那樹上，摘了些梨，拿回西安給我的母親——年已八十的顧蘭子吃。這梨難吃極了，當?shù)厝苏f，這叫“牛腿梨”，現(xiàn)在品種改良，它早就已經(jīng)被淘汰了。

畔上還有一個碾盤。畔頂上不遠處，澇池旁，還有一棵高大的柳樹。顧蘭子說，這碾盤她記得，那大柳樹她也記得；她生下的兒子，也就是我，為什么這么聰明，就是因為她懷我時，到這棵神樹下討神水喝的緣故。

黃龍人說，我是在黃龍出生的，這里是我的家鄉(xiāng)。我說，我好像是在關(guān)中平原、在高村出生的，生在天傍黑，人們喝湯的時候。回到西安后，我問母親。顧蘭子說，兩種說法都對。懷你，是在黃龍山，懷孕三月頭上，回到高村。

我一直有一個想法，想陪母親回黃龍山一趟。可是三次都要出發(fā)了，顧蘭子卻突然心臟病發(fā)作，住進醫(yī)院。后來她說，你們就饒了我吧，對于你們來說，那些僅僅只是故事，只是傳說，可是對于我來說，那里是我的傷心之地。我都這一把年紀了，求求你們，就不要勾起我的傷心事了。

我聽了，只好作罷。

親愛的臺灣的讀者們，這本名曰《大平原》的書，要在臺灣出版了，我有一種神圣的感覺。在陳曉琳先生的主持下，風云時代已先期出版了我的《最后一個匈奴》《統(tǒng)萬城》，現(xiàn)在，不勝榮幸之至，他們又要出版我的《大平原》了，作為一個作者，這是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前面那兩本書，都出得棒極了。捧著沉甸甸的書，我流下了眼淚。我在那一刻感受到了文學殿堂的輝煌和莊嚴。到了我這個年齡，世界上已經(jīng)沒有能叫我激動的事情了。但是捧著他們印刷的這散著墨香、包含著編輯家心血的書，我仍然激動不已，難以自持。

哎，文學，一個叫我們敬畏、叫我們恐懼、叫我們迷惑不解的東西。西班牙小說家烏納穆諾說，圣殿之所以輝煌莊嚴，因為那里是人類共同哭泣的地方。捧著這臺北寄來的書，我就是這種感覺。

我還將有一些書要在臺灣出版。我真幸運，遇到了這么好的編輯家，遇到了這么好的讀者。

前年，也就是2010年的中秋期間，作為大陸的一個社會名流訪問團的一員，我曾來過臺灣。

我的感覺是，臺灣所有的人，所有的建筑，所有的氣氛環(huán)境，都讓我覺得親切極了，稔熟極了。在南投縣的那個陜西村，烏面將軍廟前，那一群張大嘴巴看戲的婦女，她們褐色的圓臉龐，大屁股，碌碡腰，多像我家鄉(xiāng)高村的村姑。

而那些男人們，更像我的隔山兄弟。隔山兄弟是一種民間的叫法，意思是指同父異母或同母異父的兄弟。我看著這些臺灣的男人們，那種從骨子里生出的親切感，與那種禮儀上的陌生感，都讓我突然想起“隔山兄弟”這句話。

話到這里，附帶說一句，老死于臺灣的于右任老先生，是我的親戚。我內(nèi)人的三姑，嫁給了于右任的侄兒。1964年社教期間，于右任曾給家鄉(xiāng)陜西三原縣寫信，說他一生走了許多路，腳下最愛穿的是家鄉(xiāng)的布鞋。這樣，于家的媳婦兒，我的三姑便做了兩雙布鞋，寄往臺灣。布鞋是圓口的，黑織貢呢鞋面，千回百納的鞋底（農(nóng)家把那叫“倒鉤針”）。

吟唱著“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xiāng)，故鄉(xiāng)不得見兮，永志難忘”的客死異鄉(xiāng)的于右任先生，這大約是他在過世前，與家鄉(xiāng)的最后一次聯(lián)系了。

我希望兩岸永遠不要有戰(zhàn)爭。戰(zhàn)爭絕對不是一個好東西，不論傷到誰，都叫我心疼。那是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損失。我相信人類越來越智慧了。

教堂里的鐘聲響了。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喪鐘在為亡者而鳴的同時，也就是在為你、為我而鳴。我們中的每一個人死了，都是人類總體利益的損失。

作為一個文化人，我希望兩岸的政治家們都要有這個思維，這個高度，這種大悲憫情懷。

這篇《大平原》臺灣版序言，寫得有些長了，那么就此擱筆吧。后天，我將為長篇小說《統(tǒng)萬城》的事，啟程去北京。

三件事，一是一月九日，去搜狐網(wǎng)作客；一是一月十日，參加《統(tǒng)萬城》一書的首發(fā)儀式新聞發(fā)布會；一是一月十一日，舉行簽名售書活動。

那么就此擱筆吧。

謝謝生活！謝謝生活慷慨地給予了我這么多！

化大千世界為掌中玩物

我的母親不識字。我寫了二十本書，母親卻一個字也沒有看過。于是有一天我說，讓我畫畫給你看吧！母親屬雞，今年是雞年，所以今年新年伊始的時候，我畫了一只大紅公雞貼在母親床頭。那大紅公雞迎著太陽，高視闊步，引頸高歌。畫的兩邊還擬了一副聯(lián)。上聯(lián)曰：玉猴一步三叩首祈福祈祿祈壽；下聯(lián)曰：金雞一日三啼鳴早安午安晚安。橫批再加上“甲申乙酉”字樣。母親看著這畫，喜不夠，愛不夠，早上睜開眼看，晚上睡覺前看。

我的繪畫，是將自己胸中的那些具象，借助水墨，向外噴濺。古人說“塊壘在胸，不吐不快”，我的繪畫正應(yīng)了這話。我這大半生到過許多地方，看見過許多“雄偉的風景”（東山魁夷語）；我還寫過大量的小說，腦子里塞滿了諸多大俊大美驚世駭俗的文學形象，它們呼喊著要從我的胸膛里奪路而出，我只是順應(yīng)它們的愿望，援筆引出而已。

比如說吧，我畫過《阿爾泰山的成吉思汗之鷹》，那山，那草原，那西伯利亞冷杉，我的小說《白房子》中出現(xiàn)過的那鷹，當它們與西征歐亞大平原的成吉思汗的名字聯(lián)系在一起時，便有了一種神奇感和崇高感。如果，你給這畫上再題一句：“這樣的山崗正是為這樣的雄鷹準備著的，而這樣的雄鷹正適宜在這樣的山崗棲息”，然后將它送給遠行的朋友，于是便成為一件最好的禮品。

又比如，你給一張不大的畫面上，畫上三幅人身蛇尾圖案。第一幅圖下說，這是二十年前著名陜北民間剪紙藝術(shù)家白風蘭老大娘為我畫的，白風蘭已經(jīng)作古，她的墓頭已長出萋萋荒草。第二幅圖下說，這是十年前我在新疆高昌古城一座漢將軍墓中見到的，專家說這叫《伏羲女媧交媾圖》，乃中華民族最早的生殖崇拜圖騰。第三幅圖下說，這是兩年前中日美英法德六國科學家破譯出的人類基因密碼圖，即著名的蝌蚪圖。這些話說完了，最后再聒噪一句：三幅圖案何其相似乃爾，嗚呼，中華古文明中有多少大神秘，我們真不知道！

再比如，我到香積寺去拜佛。茶間，我請本昌高僧為我解惑。本昌大師伸出十個指頭，說出“佛觀一缽水，八萬四千蟲”十字真言。于是我據(jù)此，畫出一個一手高托著缽，一手拎著打狗棍的托缽僧形象。旁邊再加上一行腳注，說這圖畫的來龍去脈，并試圖解釋這“佛觀一缽水，八萬四千蟲”的意思。

還比如，“花開見佛”這四個字，我常寫，但是不知道出處。今年五月我去安康，才知道這是一個安康籍的和尚叫懷讓的說的。九華山祖師問眾弟子，何時可見我佛。眾弟子皆不能答，惟獨安康籍弟子懷讓答曰：花開時可見我佛！祖師遂傳衣缽給懷讓。懷讓后來修成正果，創(chuàng)凈土宗，世稱七祖懷讓?！盎ㄩ_見佛”亦成為佛家一句偈語。于是我先畫一個仰頭望天的青年和尚，再畫滿天飄飄落下的紅花，再畫一束徐悲鴻式的、王子武式的柳條。那柳條在和尚的一側(cè)，自上貫下。當然，也沒忘了寫上一段話。

以上是五例。類似這樣的題材構(gòu)思，這兩年堆積起來，在我已經(jīng)有三百多個了。它們都已經(jīng)變成了畫，現(xiàn)在就在我的房間里堆著。夜來翻開它們，我常常覺得很奇異，很奇妙，有“化大千世界為掌中玩物”的感覺。

中國畫講究用墨。墨分六色，一個丹青高手玩到最后，其實就是在用水用墨上去分高下了。開始時的我，只注意到自己的傾訴，注意畫面的大和諧，而不去計較筆墨。后來在畫《托缽僧》、畫《花開見佛》時，我表達思想之外，更注意到水墨的干濕濃淡。這一著意而為之，果然大見效果。而我則從豐子愷的追隨者變成了林風眠的追隨者。

我從骨子里講還是一個小說家，畫畫在我只是余事而已。詩不能盡，溢而為書——書不能達，變而為畫。這段話前一句是《文心雕龍》中的，后一句是書法家茹桂先生的，它們或許能說明我染指畫壇的緣故吧！至于我自己，懵懂不知，只能聽命于愿望的指引，聽命于手中的一支禿筆，而已而已！

聽我新翻楊柳枝

我給人寫字，不喜歡趟熟路子，往往，筆墨備齊后，我拍拍自己的大肚皮。肚子里冒出來的第一句話，就是我要寫的內(nèi)容?！拔业亩亲泳褪且蛔⌒蛨D書館！”——這是我在西北大學講課時，拍著自己的肚皮，說過的話。這話不好，有些自負，不過真正的缺點是永遠難改的，所以我也沒有辦法，只能徒呼“奈何”而已。

那年行旅到寧夏，名作家張賢亮請客。席間，我為張先生寫出“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的句子，旁邊一行小注，小注說：“當年赳赳武夫岳飛，誓要踏破賀蘭山，而終于不得破，今天手無縛雞之力的一介書生張賢亮，禿筆縱橫當代文壇，倒真的把賀蘭山給踏破了。”

那次寧夏之行還有幸見到張夫人馮劍華女士。馮女士是作家、編輯家，據(jù)說，張賢亮復出后發(fā)在《朔方》的第一篇小說就是馮女士做的編輯。我印象中光彩照人、充滿文化感的馮女士，那天有些落寞之色，這叫人心痛，據(jù)說是夫妻之間有點不合，分居著。那天，我為馮女士寫出“騎驢過小橋，獨嘆梅花瘦”的句子。這句子好像是賈島的。我的憐香惜玉心情，不知道嫂夫人是否能領(lǐng)會。

新疆作家周濤，心高氣傲，有“橫亙在祖國西北邊疆的一座奇異山峰”之稱。那年他來西安，酒高之際，我為他寫出“氣吞萬里如虎”的句子。后來周濤說，他愛這字，但又不宜在客廳掛，嫌太招搖，于是將字掛在書房里。

魏明倫先生穿一身中式服裝，拿一把扇子，似乎有追六朝古風的味道，那次在深圳，魏先生求我在他的扇子上寫幾個字，于是我寫出“江湖居士閑處老，落落乾坤大布衣”的句子，旁邊并有小字落款如下：前一句是古句，出處記不清了，后一句是徐悲鴻拍于右任馬屁的句子，今天我為魏先生寫出，算是拍一回馬屁。云云。

那年有一位農(nóng)村小學的老師，拿來于右任先生的一句話，叫我寫，這兩句話叫“立腳怕隨流俗轉(zhuǎn)，高懷猶有故人知”。這兩句話真好，我推測，這話當是于老先生為一位老朋友寫的，從此這話我也常常給人寫了。于老先生是我的一位轉(zhuǎn)彎抹角的親戚，因此我寫時也有一份感情在內(nèi)。

我鄉(xiāng)間的那些族人們，也常常來索字。一次，一位堂妹夫拿來一副民間的楹聯(lián)，叫我寫。上聯(lián)叫“書田無稅子孫耕”，下聯(lián)叫“荊樹有花兄弟親”。我寫了，如今大約這字用水泥刻在他家的門框上。不過“書田無稅”這句話現(xiàn)在是不準確了，因為出書也要上稅的。

那一年，書法家茹桂先生從舊書堆里搜出兩句清人的句子，十分欣喜，遂將心得告訴我。句子叫“不解養(yǎng)生偏得壽，頗思離世乃成名”。于是我為那些老者寫字時，常常寫這兩句。另者弘一大師李叔同的“莫嫌老圃秋容淡，猶見黃花晚節(jié)香”兩句，也是吉祥順耳的話，我也常寫。不過我寫得最多的，還是“德者壽，仁者健，賢者安”這句，這是我將古人的三個意思揉在一起去說。

不過我最喜歡做的事情，還是給女孩子寫字。贊美生活是一位作家的天職，是不是這樣？！我寫得最多的一句話，叫“美人香草，金石文章”，這句話能寫出金石味來，最好。往往，旁邊還要加上一副落款：“那年北京，楚圖南先生謂我，以美人喻香草，香草喻美人，古來有之?！边@樣寫了，才算圓滿。

不過我最近常為女孩子寫的，是郁達夫先生的兩句詩，叫“曾因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累美人”。這句話最初我是為電視臺的一個女主持人寫的。這排骨美人那天闖進我家里索字，我嚇壞了，我說你快走，你知道今天是什么節(jié)嗎？那天是情人節(jié)。情急中的我，突然想起郁達夫這兩句詩，于是倉促寫就，墨跡未干，就請這排骨美人走了。以后這字，我也常常寫。

還有一次，在一個場合上，我為一個陜北女孩寫字。她是米脂人，貂蟬的老鄉(xiāng)，于是我在一張“鏡心”上寫出：“貂蟬出世時，月朦朧，花三年不發(fā)。中國民間閉月羞花一說，自此得之?！边@段話博得一片掌聲。后來一位陜北女孩開個“蕎麥園”飯館，要我給大堂里寫一幅字，并且指明要寫這字。

我最得意的一幅字，亦是在一個熱鬧場合中，情急寫出來的。四尺整張鋪開，要字的人說先生你隨便寫。那時我剛從敦煌回來，于是信手寫下“洗禮”兩個大字，旁邊還有許多空白，于是我亂石鋪街，一路寫來，小字這樣寫：“敦煌莫高窟壁畫中，有一印度高僧，每日黃昏，來到恒河邊上，開腸破肚，以冀在這日日必備的洗禮中，洗盡凡塵，即達大覺悟之境?！?/p>

弘一大師李叔同圓寂前，手書的“悲欣交集”四字，我亦常常鸚鵡學舌，寫給索字者。往往，底下再加一幅小注：“弘一大師圓寂時，手書‘悲欣交集’四字，告別塵世，緣何“悲”之，又緣何‘欣’之，個中感覺，非過來人而不可知也！”

陜西省政府官方網(wǎng)“陜西通”上說：“高建群先生的書法，是學富五車的大文化人，偶露之冰山一角矣！”這話太大，我不敢承受。我的本行還是寫小說，寫字只是余事，逗天下人一樂而已。我甚至常常自我譴責沉溺于書法是一種文化人的惡習?！段男牡颀垺防镎f“詩不能盡，溢而為書”，大約，是因為我無力在文學領(lǐng)域里去表現(xiàn)，于是尋找一條逃避的通道而已。

前階段，金庸先生來西安，先是華山論劍，再是碑林談藝。碑林談藝中，電視臺約了我、賈平凹先生、魏明倫先生與金庸對話，席間，我把自撰的一副楹聯(lián)書贈金先生。聯(lián)曰：袖中一卷英雄傳，萬里懷書西入秦。此上聯(lián)是清代臺灣愛國詩人丘逢甲的句子，下聯(lián)是誰的，我記不太清了。據(jù)說金先生十分喜歡這副楹聯(lián)。我是地主，既然客人喜歡，我也就自然高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