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jié)　從大學教席到職業(yè)寫家

1936年夏天，在辭去山東大學教員職位之后，老舍同家人生活在青島市黃縣路6號的一個僻靜處所，成為職業(yè)寫家。在相對而言較為平靜的創(chuàng)作環(huán)境下，這一時期的老舍寫作出了大量文學作品。1937年8月，隨著抗日戰(zhàn)爭的爆發(fā)，作為職業(yè)寫家的老舍被迫開始了長達八年的流浪抗戰(zhàn)旅程。

一、職業(yè)寫家之夢與戰(zhàn)火下的抉擇

早在1934年年初，還是齊魯大學教員的老舍在為自己擬定的年度計劃中，透露出有關文學創(chuàng)作的夢想與障礙：“沒有職業(yè)的時候，當然談不到什么計劃——找到事再說。找到了事做，生活比較穩(wěn)定了，野心與奢望又自減縮——混著吧，走到哪兒是哪兒；于是又忘了計劃。過去的幾年總是這樣，自己也鬧不清是怎么過來的。至于寫小說，那更提不到計劃……1934年了，恐怕又是馬虎地過去。不過，我有個心愿：希望能在暑后不再教書，而專心寫文章，這個不是容易實現(xiàn)的。自己的負擔太重，而寫文章的收入又太??；我是不能不管老母的，雖然知道創(chuàng)作的要緊。”此時的老舍，雖然因過度疲勞而開始患上背疾，時常痛至無法翻身，但為了“職業(yè)寫家”這個夢想的實現(xiàn)，他開始練拳以強體。1934年7月，老舍辭去齊魯大學教職一位；同年8月，他的職業(yè)寫家之夢進入嘗試階段。彼時的老舍專程前往上海尋求生存空間和創(chuàng)作機會，對他而言：“我不是去逛，而是想看看，能不能不再教書而專以寫作掙飯吃。我早就想不再教書?！?sup>但是現(xiàn)實很快讓他失望，因為“一·二八”的原因，上海的文藝界生存狀況十分艱難，他幾乎不可能單靠寫作養(yǎng)家糊口。為了生計，老舍只得再度接受教員聘書，換往山東大學任職，成為職業(yè)寫家的夢想暫時擱淺。

時至1936年，也就是“七七事變”的前一年，因局勢的再度動蕩和頻繁的風潮，山東大學的教學任務無法正常進行，又基于對被開除學生的義憤，因此，和其他諸多教員一樣，老舍最終選擇在同年夏天辭去職務。這一次，老舍決心留在青島，單憑寫作的微薄收入生活。而《駱駝祥子》則拉開了他作為職業(yè)寫家的正式序幕。有關祥子的素材，是老舍在1936年春天從朋友那里聽到的，經過再三的醞釀和實地考察，同年暑假，在辭去山東大學的教職后，即開始了《駱駝祥子》——這本被老舍自認為“最令自己滿意的作品”的寫作。

彼時在青島專職寫作的老舍，平均每天可作2000余字。在平日，除了一日三餐與會見文藝界朋友之外，他幾乎把全部時間和精力都投入到閱讀、思考與文學創(chuàng)作之中。雖然低廉的稿費讓老舍在物價水平極高的青島生活得極為拮據，但對于創(chuàng)作而言，清貧的生活反為他提供了一種心無旁騖的心境與情境，這是老舍難得的一段黃金創(chuàng)作時期。其時，老舍筆下產生了大量作品，理論性較強的如《談幽默》(1936)、《景物的描寫》(1936)、《事實的運用》(1936)、《人物的描寫》(1936)、《言語與風格》(1936)、《理想的文學月刊》(1937)、《“幽默”的危險》(1937)，等等；記錄生活點滴的如《大明湖之春》(1937)、《五月的青島》(1937)、《這幾個月的生活》(1937)，等等。在小說方面，除創(chuàng)作了《我這一輩子》(1937)等作品以外，《駱駝祥子》(1936)在《宇宙風》開始連載，《文博士》(1936)也在《論語》開始連載；而收錄了7個短篇小說的《蛤藻集》(1936)亦開始出版發(fā)行。與此同時，老舍還常常收到青年讀者們的習作，他不顧自己強大的工作量和多病之軀，見縫插針地為這些作品進行修改或引薦。

縱觀20世紀30年代初期的中國，對外方面，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了對我國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上的全面侵略，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與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之后，日軍對我國華北地區(qū)的進一步蠶食激起了全國人民要求“抗日救國”的一致呼聲，但國民黨卻壓制民眾高漲的抗日熱情。艱難生存的勞苦大眾目睹了國民黨政府在軍事上無作為的昏庸腐敗，以及在外交上妥協(xié)求榮的賣國行徑，終在局面的緊張與黑暗下掀起了自“五四運動”之后的又一個反帝愛國新高潮。時至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軍挑釁炮擊宛平城和盧溝橋，時稱“七七事變”；次日，中國共產黨向全國發(fā)表堅決抗日的宣言，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共同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對中國的侵略。

在如此動蕩的時局下，正在為《宇宙風》和《方舟》的連載寫作《病夫》與《小人物自述》的老舍，不得已中斷了已開始的兩部長篇小說的創(chuàng)作，他必須盡快抉擇是去是留：一方面，若時局再惡化下去，則日軍的海上艦隊必定封鎖入?？?，我軍則必以拆毀膠濟鐵路為對策，青島將成為孤城，鑒于此，離開青島，走為上策；另一方面，老舍的母親彼時留守北京，時局變化莫測所導致的交通險阻讓老舍母子無法合家團聚；同時，其妻又懷有身孕，并在當年8月1日產下女兒，不宜長途跋涉；社會氛圍方面，日愈混亂的局面讓青島的書報全面?？?，文藝界人士只得紛紛南下，尋求出路；此外，老舍原本決意暫去的上海，也因局勢日益困厄，不利前往。

走到十字路口的老舍，此時卻收到齊魯大學文學院對他發(fā)出的任職邀請。幾經權衡之后，在同年8月13日，也就是日本侵略軍大舉進攻上海、抗日戰(zhàn)爭全面打響之際，老舍及家眷先后遷居至濟南，開始擔任齊魯大學文學院系主任一職。這一時期，因為貧苦的出身與一以貫之的愛國情操，老舍切膚地關心著人民的疾苦和民族的存亡，并積極熱切地融入到以筆為槍的抗日洪流中。如果說老舍面對此前“革命文學”的影響，卻并沒有參與到各種文學論戰(zhàn)之中，他更多呈現(xiàn)的是一位笑中帶淚、用幽默去諷刺舊生活種種弊病的愛國進步作家——而并非一位愛國革命作家，那么此時的老舍，隨著生活軌跡的即將改變，預告他必將以一副新的面貌呈現(xiàn)于世人面前，其作品內容也即將走入一個新的局面。

隨著日寇入侵山東以及國民黨方面因避戰(zhàn)而導致的接連失利，濟南的局勢進一步惡化，齊魯大學的師生先后疏散離校，眾多友人亦紛紛南下并力勸老舍同往。此時的老舍再次走到了需要抉擇的十字路口：一方面，濟南已籠罩在戰(zhàn)火威脅的陰影之下，而作為其生命與精神故都的北平業(yè)已淪陷，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亦相繼陷入孤境，對老舍而言，一己安危不足惜，但重要的是寫作的基本環(huán)境已沒有保障，因此有必要轉移創(chuàng)作的陣地以求得繼續(xù)奮戰(zhàn)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老舍家中的長子只有4歲，小女才3個月大，妻子身體尚且疲弱，他也無法拖家?guī)Э谠趹?zhàn)亂的國土上奔波——這種兩難境地始終困擾著他。

最終，老舍毅然選擇暫別妻兒、獨自南下。作出這樣的決定，基于兩點：第一，對老舍而言，戰(zhàn)火中隨時降臨的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若被攻進城中的敵軍所俘虜，則關乎一個作家的人格與尊嚴之保全——這也是老舍一直以來極為珍視的氣節(jié)。因而面對濟南的淪陷，他在自傳中說道：“我在濟南，沒有財產，沒有銀錢；敵人進來，我也許受不了多大的損失。但是，一個讀書人最珍貴的東西是他的一點氣節(jié)。我不能等待敵人進來，把我的那點珍寶劫奪了去。我必須趕緊出走。”第二，常言道“國家不幸詩家幸”，但殊不知詩家的“幸”也是需要基本生存作為保障的。作為文學巨匠及語言大師的老舍，作品的創(chuàng)作及語言的雕琢都需要相對寬容與平定的客觀環(huán)境作為依托，但彼時的局勢卻無法給予他這種基本的保障。只有轉移陣地，老舍才能有繼續(xù)以筆為槍，為危難中的百姓、民族以及國家奮筆疾書、全力抗爭的可能性。

1937年11月15日黃昏，濟南城附近的黃河鐵橋在敵軍的狂轟中被炸毀，日本逼近濟南，形勢極其危急。老舍話別深愛的妻兒，懷揣僅有的50元錢，離開了位于濟南的家。在友人的協(xié)助下，老舍登上了南下的列車，從此開始了長達八年的流亡之路，亦是革命抗爭之路。

二、武漢時期：人民至高與國家至上

1937年11月18日，老舍懷抱著“國難當頭，抗戰(zhàn)第一，我們不能老把個人和家庭掛在心上……我要手里的一支筆為神圣的抗戰(zhàn)服務”的心態(tài)，在途經了徐州、鄭州等城市之后，于3日后抵達漢口。

彼時的武漢地位極其特殊：抗戰(zhàn)初期，全國各地的文藝界人士紛紛流亡至此，在短暫的避風港內為“抗日”這個共同目標而奮戰(zhàn)。在老舍看來，自己的南下時代始于：“黃鶴樓頭莫訴哀，酒酣風勁壯心來，奇師指日收河北，七步成詩戰(zhàn)鼓催?！?《到武漢后》)由親身所見、所聞、所感的苦難與哀慟出發(fā)，老舍呼喊道：“唱吧，詩人！民族之心，民族之琴，在正義的弦上，調好勝利的歌音。如閃如雷的字句，教人人怒吼狂奔，教這四萬萬五千萬，結成一個抗戰(zhàn)的決心！”(《怒》)老舍的犧牲精神和英勇氣概很快在武漢傳為佳話。當日軍戰(zhàn)火燃燒至大半個中國的時候，匯集在武漢的愛國作家們，充分意識到成立一個以抗日為宗旨的作家聯(lián)合組織的重要性。此時，代表中國共產黨來到武漢、負責抗日相關指揮工作的周恩來同志，帶領各派愛國作家，為推進成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簡稱“文協(xié)”，下同)的工作而攜手奮進。

1937年冬，在作家陽翰笙同志與馮乃超同志的提議下，組建“文協(xié)”的呼聲在武漢文藝界得到強烈共鳴，而此刻居住在武昌華中大學游國恩先生家的老舍，自然成為眾人眼中入選“文協(xié)”的重要人選。在眾人的力薦下，老舍亦對加入“文協(xié)”表現(xiàn)出極大的熱忱，積極投入到與建立“文協(xié)”相關的5次臨時籌備會中。1938年2月24日，“全國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籌備大會”正式舉行，被推選為正式籌備員之一的老舍在會上向全體與會者呼吁：“我們要振作起來，參加這大時代的斗爭，各以全部的力量，向同一目標，做最大最高的發(fā)揮，老幼新舊一致攜手……共同上前，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與此同時，在家住武昌千家街福音堂的馮玉祥先生及好友誠邀之下，老舍移居千家街，與何榮、樓適夷、老向、吳組緗等作家共同生活。這時期的老舍，每日接待眾多文藝界來客，共談抗戰(zhàn)文藝，快速完成各種抗戰(zhàn)相關作品的約稿，批閱青年文藝者的作品，等等。

1938年3月27日，在漢口總商會禮堂，“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正式成立。700多名來自全國各地的愛國作家共聚一堂，彼此結下真摯友誼并共商以筆伐敵之大計。在成立大會上，憑借最高選票數當選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第一屆理事的老舍，在空襲爆炸聲中宣讀了由他和吳組緗共同撰寫的文協(xié)成立宣言：“我們的文藝力量定會隨著我們的槍炮一齊打到敵人身上……最辛酸、最悲壯、最有實效、最不自私的文藝，就是我們最偉大的文藝。它是被壓迫的民族的怒吼，在刀影血光中，以最深切的體驗、最嚴肅的態(tài)度，發(fā)出和平和人道的呼聲?！?sup>會議通過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的會章和成立宣言，標志著中國文藝界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最終形成。

1938年4月4日“文協(xié)”第一次理事會在馮玉祥公館舉行，老舍在此前發(fā)表的入會宣言，顯露出其謙遜的品格與強烈的作家使命感：“我是文藝界中的一名小卒，十幾年來日日操練在書桌上與小凳之間，筆是槍，把熱血灑在紙上……全國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成立了，這是新的機械化部隊。我這名小卒居然也被收容，也能隨著出師必捷的部隊去作戰(zhàn)，腰間至少也有幾個手榴彈打碎些個暴敵的頭顱……生死有什么關系呢，盡了一名小卒的職責就夠了！”會上，老舍被選為常務理事兼總務部主任，統(tǒng)領“文協(xié)”的大小事務，從此主持“文協(xié)”工作直至抗戰(zhàn)勝利。

作為非黨派人士的老舍之所以能夠擔當“文協(xié)”重任，其原因可謂本人影響力與外部制衡功用的共同結果。

首先，該統(tǒng)一戰(zhàn)線作為文藝組織，聚集了各派人物，為了防止領導權旁落國民黨之手，在陽翰笙與馮乃超的推舉下，經由黨組織與周恩來同志批示——黨應當把“文協(xié)”的領導權掌握在自己手中。

其次，老舍無黨派人士的特殊身份以及在文藝界的聲望，使他在客觀上可以成為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的傳話人，以及與全國大眾的紐帶。這為共產黨落實在彼時所不便的種種決策提供了便利。

最后，該組織的民眾團體性質決定了其運作經費還要依靠外界。而老舍謙遜與威望并存、真誠與勇氣并重、人格與學養(yǎng)兼?zhèn)涞姆N種品性讓他可以周旋于左、中、右三派成員之間。老舍自己就曾說過：“‘外圓內方’，‘外’不‘圓’，就轉不動；‘內’不‘方’，就喪失了立場?！?sup>

老舍對于組織的安排欣然接受并傾盡全力。正是他在艱難時期的全心付出，讓抗戰(zhàn)文藝界的大團結得以實現(xiàn)。因此從武漢時期開始，老舍便帶領著“文協(xié)”開展各種活動、貫徹落實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各項政策。

首先，當時的國民黨雖然承諾給予“文協(xié)”經費，實際上卻克扣甚多，導致“文協(xié)”運轉艱難。因此，老舍不但不拿工資、稿酬，還得經常親自奔走到國民黨中宣部去求情、說好話，以此籌措經費，并無畏地與國民黨以及各路特務打交道。

其次，面對生活有困難的文藝工作者們，老舍總是想盡各種辦法幫助他們，如組織義賣活動或賣掉手稿為他們籌備補助金和醫(yī)藥，等等。

再次，老舍繼續(xù)創(chuàng)作與抗戰(zhàn)相關的通俗作品，針砭時弊、鼓舞人心。如政論《是的，抗到底》(1937)、《寫家們聯(lián)合起來》(1938)等；如鼓詞《張忠定計》(1937)、《游擊戰(zhàn)》(1938)等；如雜文《抗戰(zhàn)與教育》(1938)、《有仇必報》(1938)等；如京劇《烈婦殉國》(1938)、《王家鎮(zhèn)》(1938)等；如通俗小說《兄妹從軍》等；如直接論述通俗文藝的《通俗文藝散談》(1938)、《談通俗文藝》(1938)等。

最后，1938年5月4日，在老舍的帶領下，“文協(xié)”會刊《抗戰(zhàn)文藝》在武漢創(chuàng)刊，它在此后成為了大后方文藝抗戰(zhàn)運動的重要陣地。譬如同月14日，由老舍、茅盾等18位作家聯(lián)名簽署的《致周作人的一封公開信》在《抗戰(zhàn)文藝》上發(fā)表，公開譴責周作人投降的賣國行徑；譬如在作品審核方面，老舍總是盡心交涉用稿事宜，并在審稿環(huán)節(jié)嚴格把關，為抗戰(zhàn)的宣傳備好一切文字武器。在老舍等人的堅持下，《抗戰(zhàn)文藝》堅持刊載戰(zhàn)時文藝工作者們的個人創(chuàng)作、對時局的探討文章以及思想論戰(zhàn)論文，成為在抗日時期唯一堅持至戰(zhàn)爭勝利的文藝刊物，讓彼時的讀者和后來的研究者了解到當時的文藝斗士是如何為了人民和國家而堅持抗日的。

1938年年中，臺兒莊大捷，“文協(xié)”派理事郁達夫和盛成攜帶“還我河山”的錦旗以及《告慰臺兒莊勝利將士書》赴前線慰勞將士。當得知前線將士無書可讀時，大家一致認為創(chuàng)作適合兵將閱讀的通俗抗戰(zhàn)讀物很有必要。同時，也為了貫徹“文章下鄉(xiāng)，文章入伍”的口號，“文協(xié)”開始大力號召眾文藝工作者們寫作通俗文藝作品，以起到面向大眾的抗日宣傳作用。在此風潮下，積極響應號召的老舍率先與當時武漢著名大鼓演唱家山藥旦以及董蓮枝相熟識，在向他們學習大鼓的過程中，又多次為他們寫作通俗唱詞，并屢次修改自己的作品以適合表演的需求。在以通俗文藝為抗戰(zhàn)武器的道路上，老舍向前邁進著。

南下武漢，與眾多以抗日為己任的文人交往，成為了老舍人生一次新的開始與歷練：逐步淡化自己一貫堅持的自由主義以及遠離政治氣氛的立場，從較為個體的姿態(tài)中走出，滿懷愛國救亡的熱忱，握著發(fā)散出針砭時弊光芒的筆桿，融入革命的洪流之中，在抗日時期與人民和國家的呼吸共鳴。因而，武漢時期的文學創(chuàng)作，老舍將精力重點放在了通俗文藝的創(chuàng)作上，譬如寫鼓詞、舊體詩、拉洋片詞、抗戰(zhàn)京劇、話劇……只要有利于宣傳抗戰(zhàn)思想的文藝形式他都悉數實踐。

對政治一度保持清醒距離的老舍，在這一時期的表現(xiàn)，與其說是選擇了共產黨，不如說是選擇了始終站在——為人民謀福利的“人民至高”與為國家謀平安的“國家至上”——立場上。在逐步認識到共產黨可以給人民的幸福和國家的解放帶來希望之后，老舍“跟隨”共產黨共同奮戰(zhàn)的心意也愈加堅定。正如他自己所言：“我不是國民黨，也不是共產黨，誰真正地抗戰(zhàn)，我就跟誰走，我就是抗戰(zhàn)派！”

三、重慶時期：漫漫八方風雨路

1938年夏天，隨著九江淪陷，且武漢的戰(zhàn)略位置又無險可守，加之文藝活動的宣傳需求，同年7月30日，老舍帶著“文協(xié)”的印鑒，與何容、老向、蕭伯青先期乘船離開武漢。航經宜昌，又在空襲和痢疾的折磨中輾轉等候，直到8月14日，他們終于抵達重慶。彼時的重慶人滿為患，老舍及同行者被安置在青年會的機器房內暫住。當“文協(xié)”的成員陸續(xù)來到重慶之后，他們在臨江門租來的簡陋會所開始了新的工作。

彼時，周恩來同志時常邀請老舍到位于重慶曾家?guī)r的八路軍辦事處用餐。期間，周恩來同志會就當下局勢進行剖析，老舍因而日益體會到國民黨的腐敗無能以及共產黨在解放區(qū)所領導的革命事業(yè)之偉大。由此對比，老舍感情的天平進一步向共產黨所領導的抗爭道路傾斜；同時，他也更加確信只有共產黨才能挽救危難中的民族。因此，重慶時期的老舍在文藝抗戰(zhàn)之路上繼續(xù)高歌邁進。

在立場覺悟方面，1938年12月，面對梁實秋在《中央日報》副刊發(fā)表的《編者的話》中所公開鼓吹的“文藝與抗戰(zhàn)無關”論，老舍代表“文協(xié)”起草《致枙中央日報枛公開信》，對梁實秋發(fā)起論戰(zhàn)，表達了自己堅定不移的借文藝抗戰(zhàn)的立場。

在自身創(chuàng)作領域，老舍繼續(xù)寫作大量與宣傳抗戰(zhàn)相關且不拘形式的通俗文藝作品，如通俗文藝集《三四一》(1938)等，單篇作品《制作通俗文藝的苦痛》(1938)、《抗戰(zhàn)中的通俗文藝》(1938)、《文章下鄉(xiāng)，文章入伍》(1941)等，鼓詞《識字運動》(1940)等，話劇《殘霧》(1939)、《國家至上》(1940)、《張自忠》(1940)，等等。

在配合支援抗戰(zhàn)輿論的諸多活動中，老舍均積極參與。如1944年7月8日，老舍與郭沫若、茅盾、夏衍等聯(lián)名致電廣西黨政軍學商各界，聲援桂林文化界發(fā)動的“保衛(wèi)東南運動”；又如在抗戰(zhàn)勝利后的1945年11月23日，老舍與郭沫若、茅盾、葉圣陶等聯(lián)名致函美國援華作家委員會賽珍珠及全美作家，呼吁美國朋友協(xié)助阻止美軍插手中國內戰(zhàn)；等等。

在發(fā)揮“文協(xié)”效力與影響力的層面，老舍繼續(xù)主持大局并攜眾人向前邁進。一方面，“文協(xié)”多次舉辦或參與到通俗文藝講習班、詩歌座談會、戲劇晚會等各類文藝活動中；另一方面，“文協(xié)”還積極參加與抗戰(zhàn)相關的各項活動，如出席文化勞軍大會，等等。當時的艱難時局亦讓作家的生活日益維艱，老舍多次籌劃相關活動為作家謀福利，如發(fā)表文章《給文藝作家以實際幫助》(1940)、《怎樣維持寫家們的生活》(1940)等，支持“文協(xié)”發(fā)起的“保障作家生活”的運動。他積極參與重慶文化界發(fā)起的“捐款慰勞抗日戰(zhàn)士運動”并帶領“文協(xié)”號召作家們賣字捐款，他本人亦將《面子問題》(1940)手稿賣出并代表“文協(xié)”首次捐出勞軍款500元。此外，由老舍主要負責的“文協(xié)”期刊《抗戰(zhàn)文藝》自發(fā)刊之后，便屢遭經費、局勢與內容方面的阻礙：一方面，它既要達到宣傳抗戰(zhàn)的目的，又要達到一定的文藝水平；另一方面，由于局勢艱難，經費緊張，所以在重慶時期換用土紙印刷，有時候還被迫脫期。但在困境中它始終沒有停刊，一直堅持到日本投降，其間老舍功不可沒。

作為資深作家的老舍，在重慶時期，尤其是在20世紀40年代初期移居至北碚后，除了抗戰(zhàn)文藝的創(chuàng)作之外，亦再次呈現(xiàn)出個性化創(chuàng)作的一面：一方面，他見縫插針地在文學寫作的理論方面繼續(xù)深入探究，如發(fā)表文章《略談人物描寫》(1941)、《文藝的工具——語言》(1944)，等等，并經常舉辦文藝演講會，講授小說創(chuàng)作方法等；另一方面，戰(zhàn)時的北碚因地理環(huán)境相對封閉、政治氣氛相對平定，許多學校與機關遷至此處，因而成為了陪都后花園，給老舍提供了一個較為適宜的寫作空間。老舍于1942年夏移居北碚，1943年11月與趕赴北碚的妻兒團聚，在蔡鍔路“文協(xié)”宿舍樓上，一家人居住至1946年2月。環(huán)境的改善和家人的陪伴讓老舍在戰(zhàn)時迎來了一個難得而短暫的自由創(chuàng)作期。每天，老舍早起鍛煉、養(yǎng)花，而后寫作至午時，下午會客并處理文協(xié)事務，晚上創(chuàng)作并回復來信，風雨無阻，從不間斷。期間，老舍亦重拾記錄生活酸甜點滴的妙筆，在1944年間連續(xù)創(chuàng)作了如《戒酒》《戒煙》《戒茶》《貓的早餐》《衣》《行》《帽》《狗》等作品。此外，雖然備受酷熱與病痛的折磨，但彼時相對穩(wěn)定的生活環(huán)境亦讓輟筆于長篇小說多時的老舍重新開始動筆創(chuàng)作。老舍從1943年7月開始寫作長篇小說《火葬》。此后，雖然身體狀況日益惡化，且局勢艱難，但在友人和家人的鼓舞下，老舍于1944年10日至1945年9月，在《掃蕩報》上連載長篇巨著《四世同堂》的第一部《惶惑》。

在重慶的歲月里，老舍還奔走八方，積淀下對其人生觀、革命觀和文藝觀等影響至深的眾多生活歷練。

1939年5月3日至4日，敵機轟炸重慶，結合當下的抗戰(zhàn)局勢和宣傳之需，“文協(xié)”理事會決定派老舍參加由“文協(xié)”總會組織的北路慰問團，前往西北戰(zhàn)區(qū)進行慰問。老舍所參加的作家戰(zhàn)地慰問團于1939年6月28日從重慶出發(fā)，直至12月8日返回，歷時近半年，途經逾18500里，足跡遍布8個省和5個戰(zhàn)區(qū)。期間，老舍隨同仁一起深入陜甘寧解放區(qū)，勞軍慰民，考察戰(zhàn)時國情，并兩次訪問延安，拜會了毛澤東同志和朱德總司令。1940年夏，老舍在創(chuàng)作的長詩《劍北篇》中，記錄了這段歷程與感悟，充滿了對革命圣地延安的歌頌。老舍在日后對臧克家提及這次遠征時說道：“嶄新的天地，嶄新的人，真是大開眼界，也大開心竅呀?！?sup>

1941年8月26日至11月10日，老舍前往昆明對“文協(xié)”云南分會進行考察和指導。在西南聯(lián)大，他進行了總題為《抗戰(zhàn)以來文藝發(fā)展的情形》的4次講演，完成了話劇歌舞混合劇《大地龍蛇》的寫作，在游歷風土人情的同時與馮友蘭、沈從文等文人密切來往，后作系列散文《滇行短記》來記錄這段歷程。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無條件投降，歷時8年的抗日戰(zhàn)爭結束。在文藝界人士的一致要求下，是年10月14日，“文協(xié)”召開理事會，決定將本該隨抗戰(zhàn)的結束而完成使命的“文協(xié)”，更名為中華全國文藝界協(xié)會，簡稱仍為“文協(xié)”，使之成為文藝斗士們永久的紀念。

從離開武漢抵達重慶的1938年8月起，到1946年3月離開重慶前往美國，在戰(zhàn)時陪都的艱苦歲月中，老舍始終全力以抗戰(zhàn)為己任，其人格魅力、文學成就，尤其是對抗戰(zhàn)所作出的種種努力得到了所有同仁的充分認可。1944年4月，在郭沫若、茅盾等20余人的倡議下，“老舍創(chuàng)作20周年”紀念活動在重慶舉行。期間，郭沫若賦詩《民國三十三年春奉賀舍予兄創(chuàng)作二十周年》、茅盾作文《光輝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胡風提筆《在文協(xié)第六屆年會的時候祝老舍先生創(chuàng)作二十年》等，以此紀念抗戰(zhàn)時期老舍在八方風雨的洗禮中所走過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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