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晚清駐外外交官的文學創(chuàng)作，是中國近代文學發(fā)展史上一種獨特的文學創(chuàng)作。晚清時期的西學東漸與西力東侵，極大地影響了中國近代轉型的歷史進程，晚清駐外外交官文學創(chuàng)作所誕生的歷史階段，正是處于這一轉型過程的初始階段?！跋瞥跗鹑粘灵w，山雨欲來風滿樓?！遍]關鎖國的“天朝上國”在西方列強的不斷侵凌之下早已風聲鶴唳，草木皆兵，面對世界外交的大格局，晚清政府被迫打開國門，開始融入世界近代外交。于是，晚清帝國外交官們紛紛登上歷史的舞臺，他們駐使國外，肩負著考察異域實情的使命，試圖通過出使域外了解更多強國之策以力挽帝國頹勢，因此也就出現了晚清駐外外交官文學創(chuàng)作的勃興。

晚清外交官駐使國外的著述，有日記、筆記、短篇游記、詩文和專門的史地著作等，在這些作品當中，對于涉及文學作品的品類，前人已經做過一些相關統(tǒng)計。梁啟超在《西學書目表》（1896）所附錄的“中國人所著書”，共羅列西學著作119種，其中游記49種，使西日記著作則占了大半。清末王錫祺輯刊的《小方壺齋輿地叢鈔》（1877～1897）共三編三十六帙，收書1400余種，雖是清代輿地（國內地理與國外地理）著譯的集大成，然而對當時刊行于世的西方記述還有不少的遺漏。新中國成立后，鐘叔河對近代中國人出國見聞所產生的作品，搜求最廣，所知最多，其自述曾前后瀏覽過1911年以前中國人親歷西方（也包括明治維新后的日本）的記述多達300多種。另據楊易粗略統(tǒng)計，在1898年前，至少有53位晚清外交官的118部有關外國情況的著述刊行于世。其中以涉及日本的最多，達15部；英國居次，為8部；俄國7部。以日記形式刊行的有28部；筆記、雜記、瑣記等23部；政略、志略、紀略等15部。

晚清駐外外交官在中國近代西學東漸的歷史潮流下出使西洋、東洋，他們目睹了東西洋社會與中國社會的種種差異，并以包括文學在內的各種著述，抒發(fā)了他們直面東西洋社會時的種種新奇發(fā)現和感受。晚清駐外外交官關于東西洋世界的文學書寫，其文體形式多樣，內容豐富，是近代中國文學發(fā)展史上獨特的文學現象，但學術界長期缺乏對此現象的整體觀照。因此，在何種范疇上對晚清駐外外交官文學創(chuàng)作進行概念界定，是對晚清駐外外交官文學創(chuàng)作進行系統(tǒng)研究和合理闡釋的必要前提。

尹德翔認為，晚清外交官關于西方世界的著作，內容紛雜，形式多樣，學術界并沒有固定的專有名詞包舉囊括之。從傳統(tǒng)目錄學講，這些作品除短篇詩文外，應歸于史部地理類外紀之屬（四庫全書分類法），但“外紀”這個概念過于寬泛，不能體現這類作品的內容特性。鐘叔河有時使用“載記”一詞（岳麓書社版《走向世界叢書》凡例），然而傳統(tǒng)上“載記”專指記載歷朝各代僭亂遺跡的史籍（《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六十六），用于晚清國人關于西方的見聞記述，并不妥當。單從日記來說，固然可以使用陳左高“星軺日記”這個提法，但這一提法不夠通俗，也不能加上“西方”等限制構成一新的專有名詞，用來指稱“出使西方的日記”。朱維錚用“使西記”一詞概括出使西方的外交官的日記和筆記雖然名實相副，然亦未能為學界普遍采用。所以尹德翔認為，以“使西日記”作為晚清出使（和隨使）西方各國日記的稱謂，最為合適。本書則認為，尹德翔等人使用“使西日記”一詞，只能對晚清外交官的日記這種文體進行涵蓋，而對于其他的詩、文、奏折、上書、序跋等文體尚無法包舉，因此也只是對晚清外交官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某一種文體所進行的觀照。

有鑒于此，本書提出用“使外文學”這一概念來界定晚清駐外外交官的文學：“使外文學”是由出使異邦的外交官所創(chuàng)作的文學，是以異域文化為主要文學書寫對象的創(chuàng)作現象，反映了異質文化碰撞所帶來的自我與他者文化關系的思考，是文學書寫異質文化的一種話語表達方式。使用“使外文學”這一概念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考慮。

（1）肯定晚清駐外外交官文學創(chuàng)作的豐富性，以便于對其作品進行更為系統(tǒng)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尋求對晚清使外文臣的“使外文學”創(chuàng)作進行整體觀照的合理性，并以黎庶昌的“使外文學”作品為個案，對黎庶昌“使外文學”創(chuàng)作對中外異質文化的觀察、認證與選擇做出闡釋。

（2）突出晚清駐外使臣的身份特質，以便于對創(chuàng)作主體有更全面的認知。晚清使外文臣具有的特殊的多重文化身份特征，是影響創(chuàng)作主體對中外異質文化認證與選擇的主觀關鍵性因素。晚清使外文臣往往集傳統(tǒng)士人、外交官、文學創(chuàng)作者、學者等身份于一身，因此他們的身份特征就呈現多種文化身份的混合特質。他們一方面保持著中國傳統(tǒng)文人的身份特征，在體認“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家國關系的儒家傳統(tǒng)文化濡養(yǎng)之下，他們在個人與國家的關系上，不斷地進行傳統(tǒng)身份的合理定位。另外，晚清使外文臣又是晚清國家政治的參與者，在中國傳統(tǒng)的道統(tǒng)里面，他們無疑要考慮和不斷調整自己文人與官員的身份界定。更為特殊的是，在出使異邦的域外環(huán)境中，晚清使外文臣所面對的是中外文化的相異背景，這種相異背景所造成的沖擊，又使晚清使外文臣常處于身份調試的尷尬與兩難處境當中。通過分析晚清使外文臣的“使外文學”創(chuàng)作，可以從中窺視作為晚清帝國意識形態(tài)代表的使外文臣，在自我與他者存在巨大文化差異性的時代氛圍中所具有的典型心態(tài)，這種心態(tài)以強烈的自卑與自尊、羸弱與堅強構成矛盾的綜合體，展示出晚清文人，尤其是使外文臣一段特殊的心態(tài)歷程和歷史文化景觀。

（3）顯示“使外文學”這種文學范式的特殊美學意義，以便于論證這種新的文學范式的合理性。對于晚清駁雜的“使外文學”創(chuàng)作進行研究，可以借助一些新穎的研究方法和理論，對“使外文學”進行不同主題的分析比較，比如說現代性體驗、身份認同等，這些都有待于進一步的探索和深入。也可以在比較文學形象學視域下對“使外文學”進行跨文化研究，在解讀其文學價值的同時，了解近代中國使外文臣認識西方的過程，借以觀照近代中國社會自身文化形象的衍生和構建。比較文學形象學的研究對象是一國文學中對異國形象的塑造或描述，這一形象是在文學化、社會化的過程中得到的對異國認識的總和。這就要求在重視文學文本內部研究的同時，超出文學領域并進入歷史、文化、社會心理等領域，跨學科性是這一研究最鮮明的特點，呈現為一種非常開放的研究姿態(tài)，晚清“使外文學”的研究可以在此思路上做進一步的探索。從整體上而言，晚清“使外文學”作品，無論是其創(chuàng)作主體，還是其書寫對象，抑或其文學書寫形式，都具有相當明顯的多重性文化特征。

由于駐外使節(jié)遠離故土家園，身處異域他鄉(xiāng)，又肩負著出使的國家使命，因此這些使外文臣的國家民族意識與文化身份意識變得愈加強烈，他們的“使外文學”作品既毫無疑問地傾心于倚重中國傳統(tǒng)“文以載道”的文學精神，又難以“喜其穎異”地尋求對于異域的新異追求。作為創(chuàng)作主體的使外文臣的民族文化屬性、現實環(huán)境、個性品質以及精神訴求等，都體現了使外文臣融入世界、與世界文化交流對話的轉型歷史時期的特點。與此同時，“使外文學”中傳統(tǒng)文學的思想性在異質文化交流環(huán)境中，也獲得了從近代向現代轉型的重要啟示?！笆雇馕膶W”具有了中國文學同世界文化與文學對話的異質文化因素，但晚清駐外外交官的“使外文學”并不只是關于異質文化的客觀認識，更是一種主觀意識主導下的跨文化文學書寫。

晚清“使外文學”，是使外文臣離開自身主體文化空間體驗異域客體文化空間的記錄。在出使者主體文化結構與駐使國客體文化結構的相互比較和交流中，“使外文學”不僅指向于講述異域這個“他者”形象，也會在一種“歸化”心理機制中講述中國這一“自我”形象。這種形象描述的交叉性和復雜性，既是文化差異的燭照，又是文化身份的認證。文化差異的燭照，沖擊著“使外文學”創(chuàng)作主體固有的文化結構模式，迫使其更深入地進行文化辨析與思考，并做出相應的調整，顯示出文化主體的文化自卑。而出使者的文化身份確認，主要表現為出使者在接觸異質文化以后，通過比較與思考，對自身文化和異域文化相互關系所做出的認證。正如尹德翔所說，這種認證可以從三個層面來理解：“從認證條件來說，是出使者主體與異域文化對象的遇合；從認證過程來說，具有容納與排斥的不同情況；從認證結果來說，則會產生優(yōu)勢認證與劣勢認證的不同結果?！?sup>出使者的文化認證，則顯示出文化主體的文化自信。

從晚清外交官的“使外文學”作品來看，其中的文化認證呈現出較為復雜的狀態(tài)，一部作品可能既有優(yōu)勢認證又有劣勢認證，創(chuàng)作者往往在自卑中有自豪，在自信中又有失落，每一位晚清使外文臣的“使外文學”作品，幾乎都能體現出這樣的文化心態(tài)，這正是晚清社會文化轉型的思想濫觴，部分晚清駐外外交官在不知不覺間已成為這一歷史時期的文化先覺者。

本書正是在對“使外文學”的概念界定及闡釋基礎之上，選擇黎庶昌這樣一位晚清極具代表性的駐外外交官的“使外文學”作為研究對象。在晚清眾多駐外外交官中，黎庶昌是較為特殊的一位。

首先，黎庶昌出生于西南邊地，成長于傳統(tǒng)文化較為自足的貴州遵義沙灘，沙灘在清末逐漸形成了邊地省份特有的“沙灘文化”現象，鄭珍、莫友芝、黎庶昌正是這一時期“沙灘文化”的杰出代表，在中國文學史，學術史上均占有一席之地。鄭、莫、黎三家互為師友，時常切磋問學，交流詩藝，三家在晚清近百年間涌現了幾十位詩人和學者，并且都有文集問世，造就了極為罕見的地域文化現象，堪稱西南文學界的執(zhí)牛耳者。鄭珍、莫友芝被譽為“西南碩儒”，而黎庶昌則是曾國藩文人集團中桐城派文學中興的重要代表。后世以“鄭、莫、黎”并稱，是對三人文學創(chuàng)作與學術成就的肯定，其實就沙灘文化圈這個地域以及三家的親緣關系而言，鄭珍、莫友芝與黎庶昌的成就并不相同。鄭珍、莫友芝的主要成就在詩詞音韻、文獻考據等學術上，而黎庶昌的主要成就除學術以外，其散文創(chuàng)作和外交表現，更常為人所贊譽。即便以學術而言，雖然三人均被籠統(tǒng)地稱為“黔中學術代表”，但實際上，鄭、莫二人始終未曾脫離乾嘉學派對音韻、訓詁、考證的注重，而黎庶昌則十分強調“通經將以致用，非茍為訓詁已也”的治學之道。因此，鄭、莫、黎在學術思想上各異其趣，如果要認真梳理這樣一些問題，就必須對他們三人的學術思想進行細致的比較研究。當然，這些問題并不是本書的重點，但是通過這樣的觀照，能夠展示“沙灘文化”的多面性，這種地域文化的多樣性，是本書闡述黎庶昌走出沙灘，以寬宏心態(tài)面對世界，并勇敢地接受世界先進文明的一個重要背景。同時，“沙灘文化”所孕育的傳統(tǒng)文化對于黎庶昌的學養(yǎng)以及文學創(chuàng)作風格等方面的影響，也為闡釋黎庶昌的文學創(chuàng)作風格及其對中國近代散文發(fā)展的意義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資源參考。

其次，從晚清使外文臣的地域文化身份特征來看，大多數使外文臣都來自東南沿海較早開展對外交流的地區(qū)，或者是文教較為發(fā)達的省份，從地緣文化角度來說，“沙灘文化”應該是中國多元地域文化中值得重視的一個。在人們通常關注中原文化、沿海文化的研究視野中，黎庶昌來自西南內地的這種文化背景，提供了一種晚清西南內地關于中外異質文化的別樣思考，無論是對于理解晚清的“使外文學”創(chuàng)作，還是黎庶昌的“使外文學”創(chuàng)作，都是一個重要的參照。1898年之前，在晚清派駐英、俄、美、法、德、日六國的公使當中，黎庶昌是西南地區(qū)唯一一個擔任過公使的人，其在晚清的文學創(chuàng)作及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他同時也是影響晚清中國西南洋務的重要人物。

再者，黎庶昌作為晚清的一名外交官，1876年以三等參贊身份隨郭嵩燾出使英國，在歐洲從事外交工作近五年時間。1881年、1887年又兩次受命以駐日公使身份出使日本，在日本從事外交工作達六年之久。所以無論是對西洋文化還是東洋文化，黎庶昌都有相當的體悟。他對東西洋異質文化的見解和分析，呈現許多迥異之處。在近代中國，黎庶昌的“使外文學”創(chuàng)作在對異質文化的初步考察與比較中所體現出的文化觀，既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又具有一定的獨特性，探討黎庶昌的文學創(chuàng)作及其文化觀，可以為理解近代中國在中西文化沖突和交流的過程中，中國傳統(tǒng)士人對待異質文化的復雜心理狀態(tài)提供一個參考。

晚清駐外外交官黎庶昌是桐城派的散文名家，是“曾門四弟子”之一，其文學創(chuàng)作所采用的文體，主要還是中國傳統(tǒng)的詩、文，因此，其書寫異質文化的“使外文學”創(chuàng)作，實際上具有相當的傳統(tǒng)文學的因素，這就需要借鑒傳統(tǒng)文學的理論和批評方法加以分析。同時，黎庶昌的“使外文學”創(chuàng)作又具有承前啟后的特點，對于中國近代散文的發(fā)展來說，具有一定的開創(chuàng)意義，因此也需借鑒現代文學的理論和批評方法加以觀照，以此對黎庶昌的“使外文學”做出合理定位。

黎庶昌一生際遇堪稱奇特，為文也富有雄奇浩博之氣。他以外交官身份出使異國之后，以異域文化為文學書寫對象，描繪異域風情的“使外文學”作品，不僅內容充實，而且文風雄肆飄逸，早已脫離傳統(tǒng)“桐城派”文章的束縛，已能獨樹一幟。吳汝綸在《答黎莼齋》一文中寫道：

某尤服余編內外（筆者注：指出使東西洋的作品），以為尊著極盛之詣，非他家所有。曾、張（筆者注：指曾國藩、張裕釗）深于文事而耳目不逮；郭、薛（筆者注：指郭嵩燾、薛福成）長于議論，經涉殊域矣，而頗雜公犢筆記體裁，無篤雅可誦之作。余子紛紛，愈不足數。此數百年不朽之大業(yè)。其內、外編中，大率皆淳意高文，擇言馴雅，足以輔余編而行遠。有文如此，即功名不著，亦不為虛生；況如我公，樹立磊磊，足以振蕩區(qū)宇者乎！欽服無以。

黎庶昌雖曾追隨曾國藩，位列桐城派中興作家之一，但其所作《西洋雜志》，正如吳汝綸所言“非他家所有”。黎庶昌“使外文學”作品“非他家所有”的獨特性，主要體現為他以外交官、文學家、學者以及西南內地士人的身份，在對中西異質文化的書寫中，如何處理中西異質文化的沖突和矛盾，如何對中西異質文化進行認證與選擇，其創(chuàng)作對于中國近代散文發(fā)展具有的示范性意義等方面，都具有獨特的參考價值。

《西洋雜志》是黎庶昌以西洋社會為主要文學書寫對象的“使外文學”代表作。本書對《西洋雜志》中的中西文化關系進行系統(tǒng)的闡釋，以期在自我與他者的文化認知關系中，分析黎庶昌對于西洋文化的種種考察及其文化取向，探索其思想脈絡，從而比較全面地理清黎庶昌使外文臣多重文化身份特征及其出使西洋五年前后的思想變化過程。受傳統(tǒng)士人、外交官、文人、學者等多重文化身份意識的影響，黎庶昌在《西洋雜志》中，對西洋文化進行了多層面的考察，他從先進西洋的鏡像中反觀自身，其文化取向部分傾向于西方，凸顯了其多重文化視野中的變革意識。通過西洋文化與中國文化的相互比較，在自我與他者文化關系的思考中，黎庶昌突破了自身原有的“夷狄”成見，并借助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之力，對西洋文化進行了巧妙的化用。

此外，在日本明治時期，黎庶昌兩次出使日本，與日本文士有著十分密切的文字交往，并與日本朝野文士進行了大量的詩文唱和，其與東洋文士之間的詩酒宴集及其詩文唱和，蔚為一時之盛。雖然黎庶昌駐使日本時期，日本的漢學以及漢文學已漸趨衰弱，但是黎庶昌與日本朝野文士的詩文唱和為中日文學交流注入了一劑強心劑，這也是黎庶昌“使外文學”創(chuàng)作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黎庶昌與日本文士的詩文唱和，也受其多重文化身份的影響，這種影響突出地表現在黎庶昌對中日文化關系的呼應、認證及其文化交往策略的選擇上。正是由于黎庶昌兼具的多重文化身份，其與日本文士的文字交往，才對日本明治時期漢學的發(fā)展產生了一定的推動作用。盡管黃萬機先生等人搜集輯刊的《黎星使宴集合編》、《黎星使宴集合編補遺》等集子已公開出版發(fā)行，這些集子較為完備地搜羅了黎庶昌與日本文士唱和的詩文資料，但學界對這些詩文資料的研究、相關論文尚且罕見，更遑論論著的問世。其主要原因一則可能由于資料的不完備，研究難以系統(tǒng)進行；二則可能對于黎庶昌與日本、朝鮮文士的詩文唱和作品并不關注，所以未做仔細的梳理和論述。可見，對于黎庶昌的研究尚留有明顯的空白，而這種狀況也為本書提供了重要的學術研究空間，可以使這一領域的研究缺失得以彌補。本書擬從中外文學文化關系角度出發(fā)，對黎庶昌與日本、朝鮮文士的詩文唱和加以論述，力圖在黎庶昌多重文化身份意識下對中日文化關系的認證及其文化交往策略的選擇、黎庶昌與日本文士的文字交往對日本漢學的影響等問題上，獲得新的認知。

總之，從黎庶昌“西洋借鏡”與“東洋唱和”的“使外文學”創(chuàng)作中，既可以對黎庶昌對西洋文化的比較、認證與選擇進行解析，也可以從他在東洋與日本文士的詩文唱和中，窺見日本明治時期中日文學交流的盛況，探析其間的文化交流機制及其文化心態(tài)。

黎庶昌的“使外文學”創(chuàng)作，無論是文還是詩，在對中外異質文化的書寫中，都體現出了黎庶昌使外文臣的多重文化身份特征，并且也具有黎庶昌鮮明的個性色彩，反映了黎庶昌對于自我與他者關系的特殊思考及其身份建構。因此，中國傳統(tǒng)文化背景與出使東西洋的使外經歷，是黎庶昌“使外文學”創(chuàng)作的特殊文化背景。黎庶昌獨特的外交經歷及其文學創(chuàng)作，是中外文學文化關系研究領域中獨特的個案。

在近代中國，黎庶昌“使外文學”作品在對異質文化的初步考察與比較中所體現出的文化觀，既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又具有一定的獨特性。探討黎庶昌的文學創(chuàng)作及其為文心理機制，可以為理解近代中國在異質文化沖突和交流過程中，國人對待異質文化的復雜心理狀態(tài)提供一類參考。同時，黎庶昌“使外文學”創(chuàng)作的新變化，也為中國近代散文的發(fā)展提供了新的因素，是中國近代散文新變的先聲。

一 黎庶昌及其創(chuàng)作簡介

黎庶昌（1837～1898），字莼齋，別號黔男子，貴州遵義沙灘人，是近代著名的散文家、詩人、學者，同時是中國晚清最早一批接觸西方文明的外交官之一，其出使東西洋的外交經歷長達11年之久。

1861年（咸豐十一年），由于地方戰(zhàn)亂，貴州鄉(xiāng)試停止，黎庶昌遂北上赴順天府鄉(xiāng)試。當時正值英法聯軍進攻北京，太平天國占據南京，清政府早已內憂外患，交困異常。1862年（同治元年），慈禧太后下詔求言，黎庶昌以廩貢生資格上兩道《上穆宗毅皇帝書》，他大膽條陳和剖析社會利弊，建言改良主張。清廷降旨準以知縣補用，發(fā)交曾國藩主政之江南大營差序。黎庶昌在曾國藩幕府隨營6年，深得曾國藩信任和贊賞，與張裕釗、吳汝綸、薛福成三人師從曾國藩，并稱“曾門四弟子”。后曾國藩調任，黎庶昌則留江蘇候補并署理吳江、青浦知縣，揚州荷花池榷務等職。

1876年（光緒二年），迫于英國政府的外交壓力，清政府開始向各國派遣外交大使。黎庶昌被舉薦，首次隨郭嵩燾出使英國，是中國最早的一批駐外使臣之一。1877年（光緒三年），黎庶昌改任駐德使館參贊，隨劉錫鴻駐使柏林；第二年奉調赴巴黎，任駐法使館參贊；1880年，黎庶昌又任駐西班牙參贊，在馬德里駐使一年多，直到1881年回國，先后擔任駐英國、法國、德國、西班牙四國參贊，在歐洲5年，并游歷英國、法國、德國、比利時、荷蘭、瑞典、西班牙、葡萄牙、奧地利、摩納哥十國，注意考察歐洲各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地理和民俗風情等，將其見聞與思考匯集為《西洋雜志》一書，被譽為“貴州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1881年（光緒七年），44歲的黎庶昌擢升為道員，受賜二品頂戴，并被派遣駐任日本國公使。三年后，歸國丁母憂。1887年（光緒十三年）服闋，再度派駐日本。先后兩度擔任駐日本公使共6年，在此期間，率中國使團成員與日本、朝鮮等東亞文士詩酒宴集，在春秋佳日進行詩酒宴集多達11次，所得詩文1000余首/篇，其規(guī)模之大，不僅為明治時期中日詩文唱和之盛，而且就其范圍來說，也是中、日、朝三國文士少有的詩文唱和。1884年（光緒十年），黎庶昌將出使東西洋的所見所聞加以梳理，以富國強兵為目的，向清政府遞呈《敬陳管見折》，主張整飭內政，酌用西法。

在任駐日公使期間，黎庶昌廣交日本朝野文士，于春秋兩季之“上巳”與“重陽”佳節(jié)，設文酒宴會，領首詩詞酬唱。詩作共輯為6集，日方參與宴集的有111人，其中有詩文唱和的日本人士95人、中國使館人員及參與宴集詩文唱和的中方人士共63人，中日雙方唱酬詩文數量眾多。據現有資料來看，共有中國、日本、朝鮮三國官員及其文士的詩詞作品1170首、文60篇、賦1篇、曲20支、評語49則。黎庶昌與日本朝野人士的唱和，是日本明治時期中日詩文唱酬的高潮。

黎庶昌駐日期間，還特別注意搜尋中國國內早已散佚的歷代古籍文獻，得唐、宋、元、明各代珍本共計26種，并輯成《古逸叢書》200卷，裝幀成60冊，其中含唐本《玉篇》零本3卷半、《文館詞林》13卷半、宋本《史略》6卷、《太平寰宇記補闕》5卷半等。這些被學術界譽為“海外奇寶”的古籍文獻的收集整理工作為我國古漢語、歷史地理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幫助。

黎庶昌自日本任滿回國后，1891年（光緒十七年）出任川東道員兼重慶海關監(jiān)督。在重慶海關監(jiān)督任上，曾出資創(chuàng)建云貴會館，并以個人名義出資在重慶創(chuàng)設川東洋務學堂，這是近代西南地區(qū)的第一所洋務學堂，主旨在于培養(yǎng)熟悉洋務的出國留學人才，并選拔優(yōu)秀學生赴倫敦留學，從而開了西南學子留學歐洲的先例。川東洋務學堂將算學、外語及自然科學、技術等內容先后納入其教學范疇，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學生的技能，拓寬了學生的視野，為四川官立學堂之始。辛亥革命的“大將軍”、《革命軍》一書的作者鄒容就肄業(yè)于川東洋務學堂。

1894年，中日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黎庶昌奏請再次東渡扶桑以排遣國難，未能如愿。黎庶昌慷慨捐廉俸萬金，以酬報國之愿。每聞戰(zhàn)事失利，庶昌或痛哭流涕，或終日不食，以致后來一病不起。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家鄉(xiāng)遵義大旱，黎庶昌會集在渝同鄉(xiāng)捐款白銀兩萬兩，購米運往遵義賑災。次年，遵義復旱，時黎庶昌已病歸故里，聞訊之后即電請云貴總督賑災，得撥銀兩萬兩救濟。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冬，黎庶昌病逝于遵義沙灘禹門家中，時年61歲，《清史稿》卷446有其傳略。

黎庶昌，字莼齋，貴州遵義人。少嗜讀，從鄭珍游，講求經世學。同治初元，星變，應詔上書論時政，條舉利病甚悉，上嘉之。以廩貢生授知縣，交曾國藩差序。國藩素重鄭氏，接庶昌延入幕，歷署吳江、青浦諸邑；兩管榷關，稅驟進。光緒二年，郭嵩燾出使英國，調充參贊。歷比、瑞、葡、奧諸邦，著書以撮所聞見，成《西洋雜志》。晉道員。

七年，命充出使日本大臣。值議琉球案及華商雜居事，其外部井上馨持甚堅，庶昌翻復辯論，卒如所議。明年，日本將襲朝鮮，庶昌電請速出援師為先發(fā)制人計。師至，日艦知有備，還，言歸于好。中國古籍，經戎燼后多散佚，日藩族弆藏富，庶昌擇其足翼經史者，刊《古逸叢書》二十六種。中法易約，條列七事進。尋遭憂歸，服闋，仍故官。

十七年，除川東道。川俗故暗僿。既蒞事，設學堂，倡實業(yè)，建病院，整武恤商，百廢具舉。中東事起，庶昌曰：“日本蓄謀久矣，朝鮮猶其外府也。戰(zhàn)固難勝，讓亦啟侮?！蹦顺几媪邪钭h，以維持屬國，愿東渡排難，當事者弗納。及戰(zhàn)事殷，財詘，庶昌首輸萬金，請按職列等差，亦不報。二十一年，詔陛見。駐渝法領事聞其將去，留辦教案，代者多方困之。遘疾，遂去官。未幾，卒。川東民建祠溈郡祀之。

黎庶昌強調經世致用，志在事功，自稱“雅不欲以文士自期，亦遂不以此期諸僚友”。所以他為學論文“不屑為無本之學”，而是力主“因文見道”。黎庶昌不僅在外交工作、古籍整理、教育改革方面勇于實踐且卓有成效，其文學創(chuàng)作也是成就斐然，其一生著述達20多種。已刊行的作品有《拙尊園叢稿》（6卷）、《西洋雜志》（8卷）、《丁亥入都紀程》（2卷）、《海行錄》（1卷）、《黎星使宴集合編》（6冊）、《遵義沙灘黎氏家譜》（1卷）、《黎氏家集》（40卷）、《曾文正公年譜》（12卷）、《全黔國故頌》（24卷）、《續(xù)古文辭類纂》（28卷）、《古逸叢書》（200卷）、《古逸叢書敘目》（1卷）、《宋本〈廣韻〉校札》、《春秋左傳杜注?？洝罚?卷）等。另有未刊書稿多種，但多已散佚。此外，黎庶昌在擔任青浦知縣期間，倡議編修《青浦縣志》，并籌集經費資助青浦人熊其英編撰完成《青浦縣志》33卷。

民國初年王文濡編著《續(xù)古文觀止》（1924年上海文明書局鉛印本，2003年岳麓書社再版）收有黎庶昌《讀王弼〈老子注〉》、《〈何忠誠公編年紀略〉書后》、《卜來敦記》等美文。2006年，馮驥才主編《中華散文精粹：明清卷》又收黎庶昌《卜來敦記》和《讀王弼〈老子注〉》；黎庶昌所作《游鹽源記》、《夷牢亭圖記》等，也曾入選《清文觀止》等多家選集。

二 黎庶昌研究學術史回顧及現狀分析

就筆者目前所掌握的資料來看，1950～2014年，涉及黎庶昌的研究論著共有300多種。1980～2014年，公開發(fā)表的研究黎庶昌的論文有近100篇，現做一簡要回顧。

（一）相關研究論著

在涉及黎庶昌的論著中，對黎庶昌及其文學創(chuàng)作的關注和研究狀況大致有以下幾種情況。

1.《黎庶昌評傳》

1989年黃萬機先生的《黎庶昌評傳》，是第一部關于黎庶昌的評傳，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部關于黎庶昌的評傳。《黎庶昌評傳》對黎庶昌進行了較為全面的系統(tǒng)論述，論著以流暢、生動的筆觸，論述了黎庶昌的家世、經歷及其政治思想、學術成就、散文特色等，并附錄黎庶昌的年譜簡編和著作簡介，從而將其方方面面展現于讀者面前。該書廣泛參閱了黎庶昌原著及有關研究文獻資料，形成了一部二十余萬言的研究論著，不僅奠定了黎庶昌研究的堅實基礎，而且一開始就在學術界把研究黎庶昌的水平提到了一個相當的高度。因此，多年以來，一直缺乏學者從這一高度上的繼續(xù)突破，在傳統(tǒng)學術研究視野和思維習慣之下，若不考慮另辟蹊徑，拓寬研究領域和觀察視野，要推動黎庶昌研究的繼續(xù)向前發(fā)展確實是困難重重。

2.對黎庶昌文學創(chuàng)作的評價

1981年，鐘叔河主編的《走向世界叢書》是一個很好的開端，該叢書收錄了黎庶昌的《西洋雜志》，鐘叔河對其為文態(tài)度和為文風格都做出了中肯的評價，他說：“黎氏抱著‘經世致用’的明確目的和對人文地理的濃厚興趣，仗著一支‘繪影繪聲’的筆桿子，在《西洋雜志》中向國內介紹了歐洲各國的國政民俗、經濟社會、交通途徑、風土人情。盡管他思想上傾向性不強，政治態(tài)度毋寧說略近保守，文章也不像薛福成那樣多發(fā)議論、提倡改革，但也許正因為如此，這些‘客觀’的、平實的記敘，更容易使當時多數讀者樂見喜聞，起到了讓中國人打開眼界、了解世界的作用?！?sup>

1999年，郭預衡在《中國散文史》一書中辟有黎庶昌的專題評述，他從為人、為文的時代特色等角度評價黎庶昌說：“庶昌論文，推崇桐城，尤其推崇曾國藩”；并說“庶昌為人，志在用世”。在談到《卜來敦記》時郭預衡說：“這樣的文章，和《拙尊園叢稿》諸作相比，是更有新的時代特色的。這里沒有因物興感的守拙安愚的自我排遣情緒。和中國歷來的記游之文相比，觸景生情，感受也是不同的?！?sup>

1999年，周中明的《桐城派研究》一書在談及曾國藩及“桐城—湘鄉(xiāng)派”的“中興”時，專節(jié)介紹了“曾門四弟子”——張裕釗、吳汝綸、黎庶昌、薛福成。周中明認為，黎庶昌為文追求“雄奇萬變”，說黎庶昌“論文遠師姚鼐，近法曾國藩”，其散文“以法度謹嚴，氣健詞雄見長”。

1999年，艾筑生的《20世紀貴州散文史》以“承前啟后的創(chuàng)作——從《西洋雜志》看黎庶昌散文的藝術特色”作為一個章節(jié)，對黎庶昌散文創(chuàng)作的特色和杰出地位給予了關注。艾筑生認為：“在貴州近代散文史上，《西洋雜志》有著特別的意義。這意義首先在于該書的出版標志著貴州散文創(chuàng)作從‘古文’向‘今文’的轉變；從文章內容與作法都標志進入近代的開始。”

2000年，郭延禮在《近代西學與中國文學》一書中介紹了黎庶昌和薛福成的國外記游散文，并稱他們的散文創(chuàng)作是“散文新變的先聲”。他說：“在桐城派的散文家中有兩人最先走出國門并在散文創(chuàng)作上表現了新變的趨向，他們就是薛福成和黎庶昌?！?sup>他評價黎庶昌散文說：“黎庶昌曾出使外國，于西方邏輯學似有接觸，表現在他的散文中條理明晰，邏輯性強，并帶有思辨的特色?！?sup>并對黎庶昌的《卜來敦記》這樣評價說：“這篇游記，不僅具有桐城派傳統(tǒng)筆法的‘雅潔’，而且在寫法上頗類似現代游記?！?sup>

2003年，田望生在《百年老湯：桐城文章品味》一書中對黎庶昌的散文《卜來敦記》進行賞評，稱其“記敘如畫，議論雄奇”，并認為黎庶昌散文“以法度謹嚴，氣健詞雄見長”。2004年，陳左高的《歷代日記叢談》一書收黎庶昌《西洋游記》和《丁亥入都紀程》，并對《西洋雜志》評價道：“此書確是十九世紀中國人研究西歐社會之珍貴資料，亦可以說是研究中西關系史之參考文獻?！?sup>

2006年，譚家健的《中國古代散文史稿》一書在評述清代后期散文時，對黎庶昌評價說：“他的散文最具特色的是國外游記。”在介紹黎庶昌《卜來敦記》時他又借此肯定黎庶昌的散文：“是對桐城派雅潔傳統(tǒng)的繼承和發(fā)展”。

3.對黎庶昌外交活動的研究

2003年中華書局出版了日本學者伊原澤周的《從“筆談外交”到“以史為鑒”——中日近代關系史探研》一書，在這本著作中，伊原澤周以“論黎庶昌的對日外交——以琉球·朝鮮問題為中心”“書生外交官——黎庶昌的文化業(yè)績”為標題的這兩篇文章，細致梳理和評述了黎庶昌在中日外交中的活動和業(yè)績。

綜合以上專著研究的學術回顧可以看出，國內研究者在充分發(fā)掘和利用黎庶昌所留下來的檔案資料基礎上，從不同的角度對黎庶昌進行了研究，奠定了黎庶昌研究的深厚基礎。但是從已有研究狀況來看，對于在“桐城派”散文創(chuàng)作領域能夠獨樹一幟，并且一生有過三次外派經歷的晚清外交官和散文家黎庶昌來說，專著的研究力度和深度都還有待拓展和加強。以往研究主要側重介紹黎庶昌的外交經歷和海外見聞，對于他在出使前后，對西方認識的轉變、文學創(chuàng)作風格的變化以及其創(chuàng)作對于出使國的影響等問題的研究尚顯薄弱。特別是在晚清近代化和出使國外的文化交流大背景下，對黎庶昌文學創(chuàng)作進行整體研究方面，還缺乏較為系統(tǒng)的研究論著。

中國向近代轉變的過程艱難而緩慢，為何那樣艱難而緩慢？這與晚清各階層官員有無關系？像黎庶昌這樣有機會接觸西方并傾向于學習“先進西方”的晚清駐外外交官，他們本可以在中國早期近代化過程中發(fā)揮更大的作用，是什么阻礙了他們的進一步發(fā)展？從對黎庶昌的個案研究出發(fā)，進而探討晚清使外文臣這一特殊社會群體，或許能夠從中得到中國近代化艱難歷程的一些啟示。

（二）相關研究論文

研究黎庶昌的論文大致涉及以下方面。

1.對黎庶昌個人成長和發(fā)展的研究

相關論文有：張祥光的《從發(fā)交曾國藩“悉心察看”到關懷成才——讀〈曾國藩全集〉之日記書信中與黎庶昌有關的內容后》，文章對黎庶昌與曾國藩的關系進行了評述。文章指出：在曾國藩幕府，黎庶昌直接得到了曾國藩的教誨?！对鴩分幸灿腥沼浻涗浟嗽鴩c黎庶昌的交往及書信往來，從中可以看出曾國藩對黎庶昌的賞識和培養(yǎng)。在曾國藩的關懷提攜下，黎庶昌沉穩(wěn)地步入仕途。陳福桐的論文《南宋陳同甫對黎庶昌的影響》一文指出：黎庶昌上皇帝第一書收尾幾句這樣寫道：“昔宋當南渡之后，君臣上下安于一隅，惡聞恢復之說，陳亮（同甫）以一書生猶數上書陳當時利害，欲以感悟孝宗”，這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陳同甫對黎庶昌影響之深，細讀兩位先賢的上皇帝書，黎庶昌實踐了對伯父雪樓先生以陳同甫自況的表態(tài)，由此，對于黎庶昌的個性特征就有了更深一層的理解。劉毅翔的論文《貴州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黎庶昌》指出：“如果說在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是指曾在廣東主持禁煙進行抗英斗爭并主持編譯《四洲志》一書的欽差大臣林則徐，那么，在貴州，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應當算得上自1876年12月起出使歐洲日本達十二載，并撰有西洋雜志等書的中國駐外使臣黎庶昌?！?sup>其他論文還有：黃江玲、孔祥輝的《“沙灘文化”的杰出代表黎庶昌》，石尚彬的《家學·家教·家風——紀念黎庶昌先生誕辰170周年》，劉學洙的《黎庶昌放眼看西洋》，蔣相浦的《黎庶昌先生的愛國精神》，楊祖愷的《黎庶昌〈丁亥入都紀程〉讀后》等。

2.對黎庶昌散文創(chuàng)作的研究

相關論文有：成曉軍的《試論黎庶昌對曾國藩文學觀的繼承和發(fā)展》。該論文指出：隨著時勢和環(huán)境的不斷變化，尤其是對曾國藩博采各家學說之長、兼蓄并用思想的理解和接受，黎庶昌逐漸改變了原有的“文以載道”的觀點，尤其對桐城派文體的弊端提出了批評。丁慰慈的《讀黎庶昌的〈西洋雜志〉》一文指出：黎庶昌所輯《西洋雜志》，其中包羅豐厚，觀察入微，刻畫細膩，把握要領。其理解力之強，用心之細，令人嘆服。論文將黎庶昌《西洋雜志》分為外交、政治、經濟、軍事、教育文化、天文地理以及歐陸攬勝七大類進行了分類評述。但文章也指出了黎庶昌散文創(chuàng)作的缺陷，作者認為：“讀《西洋雜志》若干固有名詞譯音，若德皇之‘開色’，總統(tǒng)之‘伯理璽天德’，市長之‘美亞’，水泥之‘塞門得’等等，讀書時皆非從洋文中摸索不能辨其意。此外，黎氏篇章之信手拈來，不成渠范，雜亂無章，難以產生通盤性之系統(tǒng)觀念?！?sup>尹德翔的論文《美文還從形象說——黎庶昌〈卜來敦記〉的形象學解讀》對黎庶昌的《卜來敦記》從形象學角度進行解讀，為黎庶昌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論文提出：“《卜來敦記》所塑造的西方的烏托邦形象，客觀上已經包含了對晚清社會現實的質疑和批判意義。黎庶昌在文章中真正艷羨的，不是西方，而是古人的境界；他通過西方形象對中國現實的發(fā)問，不能從西方，而只能從湯武和周孔的榜樣中求解。面對國內風俗壞亂、國外列強威逼的危急形勢，同、光時代絕大多數士人不是把學習西方文化，而是把恢復正統(tǒng)儒家教化作為解決現實問題的根本出路，黎庶昌雖然在西方歷練數年，仍然不能擺脫這一道德主義的窠臼?！?sup>其他的相關論文還有：黃萬機的《黎庶昌及其〈拙尊園叢稿〉》、王燕玉的《黎庶昌及其散文》、邵燕祥的《關于黎庶昌二題》、關賢柱的《淺談黎庶昌的〈續(xù)古文辭類纂〉》、鐘叔河的《黎庶昌關于西洋風土的記述》等。

3.對黎庶昌思想的研究

相關論文有：成曉軍的論文《試論黎庶昌對曾國藩洋務觀的繼承和發(fā)展》，對黎庶昌所受曾國藩思想的影響進行了詳細評述。論文指出：通觀黎、曾二人洋務思想及其言行顯示出許多共同點和不同點，即黎庶昌的洋務觀基本來源于曾國藩但又有所發(fā)展。危兆蓋的論文《黎庶昌的文化觀》指出：黎庶昌的外交生涯對他的文化觀產生了相當的影響，并分析了黎庶昌出使西歐前后文化思想的變化。論文認為：黎庶昌在中西方文化問題上，沒有采取非此即彼的簡單粗暴的認知態(tài)度，而是試圖找出中西文化的共同性，這種思維方式無疑比非此即彼的是否推理要深入一層，而且不會出現過于偏激的結論。論文還指出黎庶昌是試圖從文化的道德觀上解釋中西文化差別的。張海鵬的《析黎庶昌〈敬呈管見折〉》一文指出，《敬呈管見折》表明一個從封閉環(huán)境中走向世界的中國人，面對中國和世界事物所做的思考，并對《敬呈管見折》所提出的六條改革建議進行了仔細的分析。其他論文還有田玉隆的《評黎庶昌“論世務”疏：上穆宗毅皇帝第二書》、丘鑄昌的《試論黎庶昌的變革思想》、黃萬機的《黎庶昌革新思想初探》等。

4.對黎庶昌外交文化的研究

戴東陽的《甲申事變前后黎庶昌的琉球策略》一文以晚清的琉球外交事件為觀察對象論述了黎庶昌在這一事件當中的作為。論文指出：1881年中日琉球交涉中斷后，駐日使臣黎庶昌力謀貫徹清政府“存球祀”意旨，最初將球案作為獨立的外交問題單獨對待。甲申事變后，隨著朝鮮通商開港政策陷入困境，黎庶昌又將琉球與朝鮮問題相聯系，提出“朝鮮·琉球交換”論。1887年第二次使日后，由于朝鮮問題始終未息，其琉球策略大要不離“朝鮮·琉球交換”論。黎庶昌的球案交涉，早期有聲有色，后期則主要限于提出書面策略。這與日本通過情報系統(tǒng)對清政府的球案政策有充分把握而立場漸趨強硬有相當關系。楊艷、李仕波的論文《試論黎庶昌的文化外交》則從文化外交的角度論述了黎庶昌的外交特色。論文指出：作為清廷最早的外交官，黎庶昌的外交風格表現為文化外交，即以文化為紐帶，通過深切體察駐在國情況，了解駐在國的文化，在這個基礎上，努力做到彼此認同，再以這種認同感為基礎，與駐在國人士建立深厚的友誼，以期達到外交目的。黎庶昌在對外交涉中，已經顯現了他文化外交的雛形；而黎庶昌的文化外交，在日本表現得特別成熟而且有實效。黎庶昌的外交風格成為清末文化外交的典型，也促使黎庶昌圓滿地完成了外交使命。其他相關論文還有：李華年、蔡汝鼎的《清光緒八年平定朝鮮李昰應之亂與黎庶昌的文化外交》，賈熟村的《中國近代外交家黎庶昌》，牛仰山的《晚清駐日公使黎庶昌的外交公關》，邱學宗《論黎庶昌出使日本的貢獻》等。

5.對黎庶昌與日本文士關系的研究

相關論文有：〔日〕石田肇的《三島中洲與黎庶昌》、王寶平的《日本國會圖書館藏黎庶昌遺札》、〔日〕石田肇著，陳履安編譯的《藤野海南與黎庶昌的交往和友誼》、王慶成的《黎庶昌與日本》、龍先緒的《黎庶昌與日本文士之交游》等。這些論文對黎庶昌與日本文士的交往關系進行了資料考證，提供了黎庶昌任駐日公使期間與日本文士友好交往的一些珍貴資料。

綜觀研究黎庶昌的論文，到目前為止，許多學者已對黎庶昌一生各個階段以及他的各種著述、事跡進行了分門別類的研究。譬如，有人專門論述其維新思想的形成，有人專門研究其走向世界，有人專門研究其《西洋雜志》，有人專門探討其與日本文士的交往，有人專門研究其《拙尊園叢稿》，也有人專門論述其《古逸叢書》或《續(xù)古文辭類纂》，等等。毫無疑問，這些分門別類的研究是完全必要的，并且也在不斷地拓展著黎庶昌研究的領域，應該說，經過種種分門別類的細致研究之后，整個黎庶昌研究將會更加深入。

從辯證的方法論上說，事物的聯系是多方面的，因此，對于事物的觀察，既需看到它各個方面的綜合影響，也應重視它與其他事物的交叉聯系。針對黎庶昌文學創(chuàng)作各個方面所做的分門別類的研究顯然屬于前者，因此，為使整個黎庶昌研究更加深入，還應更加關注黎庶昌文學創(chuàng)作與其他事物交叉關系的互文性。從現有研究成果中不難發(fā)現，幾乎絕大多數研究都是沿著黎庶昌一生的經歷和事跡這條主線來進行的，其研究視角，具有縱向觀察的鮮明特色，這種觀察，自然可以理清黎庶昌一生各個階段的事業(yè)、成就及其對社會的貢獻，卻不太容易說明他的事業(yè)、成就曾受過何種外在因素的影響，他與同時代人相比又有哪些突破與獨到之處，從而準確定位他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比如，黎庶昌的一生，成就涉及領域較多，既涉及文學、外交，還有革新思想和政治識見。在這些成就中，究竟哪些方面真正反映了歷史發(fā)展的方向并有所突破，哪些方面又只是因襲前人或同時代的陳規(guī)舊說而并無新意，這些都是值得深究的問題。又如，鄭珍、莫友芝、黎庶昌既為姻親，又均以貴州先賢垂范于后世。然而，三人之“賢”到底有何異同？他們在學術思想上的具體差異到底何在？諸如此類的問題，若仔細琢磨起來，學術界現有的研究仍有些囫圇吞棗，似是而非。出現這樣的情況，或許正是由于研究意識上只關注縱向而缺乏橫向比較，只注重研究人物自身的方面而忽視了人物與其他相關人物和事件的比較。在歷史人物評價坐標結構上，人物自身的活動可以是縱軸，而整個社會背景和歷史發(fā)展進程和動態(tài)則是橫軸，縱軸和橫軸往往具有許多重要的交叉聯系點，因此，只有將這些交叉聯系點進行系統(tǒng)的梳理，才能夠更加準確、全面和恰如其分地給歷史人物應有的定位。所以本書把黎庶昌一生的文學創(chuàng)作置于中國近代化以及晚清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背景中加以考察，既符合黎庶昌文學創(chuàng)作自身發(fā)展的實際，又能夠從橫向文化層面發(fā)現和展示黎庶昌文學創(chuàng)作的多維層面和其與他者迥異的鮮明特點。

基于對以上研究問題的認識，本書的寫作就特別關注黎庶昌的文學文化背景，而這種文學文化背景正是理解黎庶昌文學創(chuàng)作的起點。黎庶昌不僅深受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熏染，還由于其特殊的外交經歷，他接受了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啟迪。就黎庶昌的學術和文學創(chuàng)作來說，他早期受沙灘文脈的孕育滋養(yǎng)，已有中國傳統(tǒng)儒學思想的深厚積淀。后來追隨曾國藩，得以師承桐城—湘鄉(xiāng)派，受其文風濡染，黎庶昌“因文見道”“權時達變”的文論思想得以進一步發(fā)展，這些文論思想又與其“經世致用”、救國圖強的思想緊密縫合在一起。應該說，黎庶昌的文學實踐是具有改革性質的，而在這一點上，他與同時代的薛福成等人頗為相似，他們都超越了桐城派的思想和文風規(guī)范，并且成為近代散文“新變的先聲”。同時，在晚清外交的大背景下，黎庶昌的文學創(chuàng)作與其對東西洋文化的體認關系密切，黎庶昌破除“夷狄”成見的過程，正是晚清知識分子從封閉文化中突破自身狹隘民族思想而逐漸融入世界的一種典型，也反映出創(chuàng)作主體進行文化身份重新建構的艱辛，這些都是黎庶昌“使外文學”創(chuàng)作的重要歷史文化素質。

1. 梁啟超：《西學書目表》，時務報館代印，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
2. 鐘叔河：《書前書后》，海南出版社，1992，第119、144頁。同書另一處（第153頁），作者稱“我喜歡近代人物的外國游記，陸續(xù)搜集了兩百多種”。
3. 北京市檔案館編《北京檔案史料一九九九·一》，新華出版社，1999，第217頁。
4. 陳左高：《中國日記史略》，上海翻譯出版公司，1990。
5. 郭嵩燾等：《郭嵩燾等使西記六種》，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
6. 尹德翔：《東海西海之間——晚清使西日記中的文化觀察、認證與選擇》，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第 1頁。
7. 歸化：原指民族傳統(tǒng)不同的個人或群體被融入社會上占支配地位的文化的過程。翻譯中的“歸化”則喻指在翻譯過程中把原文文化特色盡量轉換到譯入的語言和文化中去。通過“轉換”，原文的諸多表達手段能夠向目的語文化靠攏，甚至融為一體。在翻譯過程中，原文與譯文相互影響，原文的語言特色和文化特色或者有所消失，或者與譯入語的語言和文化趨同或近似。參見肖坤學、陸道夫主編《大學英語通用翻譯教程》，暨南大學出版社，2012，第49頁。
8. 尹德翔：《東海西海之間——晚清使西日記中的文化觀察、認證與選擇》，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第 13頁。
9. 關于“沙灘文化”，范同壽在《貴州歷史筆記》（貴州人民出版社，2008）一書中梳理了這一概念，并認為這一概念的提出尚不完善。黎鐸在《“沙灘文化”概念的思考》（《教育文化論壇》2010年第2期）一文中，對作為地域文化范疇的遵義沙灘文化這一概念是否成立進行考察，通過分析其文化構成要素及內涵，探討其時間、空間界限，認為沙灘文化這一地域文化概念，是能夠成立的。
10. 1859年，曾國藩在為莫友芝父親所做墓表中稱莫為“通許、鄭之學，充然西南碩儒矣”。轉引自劉建強《曾國藩幕府》，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5，第343頁。現代著名學者章士釗《訪鄭詩》云：“西南兩大儒，俱出牂牁巔。經巢尤篤實，纂述紛云煙。墨色莽暗淡，不過六十年。何況未刊稿，留與何人箋？”轉引自黃滌明《黔貴文化》，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第163頁。
11. 黃萬機：《黎庶昌評傳》，貴州人民出版社，1989，第237頁。
12. 黎庶昌：《拙尊園叢稿》，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八輯，臺灣文海出版社，1967，第262頁。
13. 王云五主編《吳摯甫全集二》，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第427頁。
14. 黎庶昌等著，孫點編次，黃萬機點?！独栊鞘寡缂暇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
15. 黎庶昌等著，孫點編次，黃萬機、張新民、〔日〕石田肇點校，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貴州省遵義市委員會宣教文衛(wèi)委員會編《黎星使宴集合編補遺》，貴州人民出版社，2001。
16. 廩貢生，指府﹑州﹑縣的廩生被選拔為貢生，亦用以稱以廩生的資格而被選拔為貢生者。
17. 陳福桐：《黎庶昌——貴州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貴州文史叢刊》1992年第3期。
18. 中國文史出版社編《二十五史 卷十五清史稿（下）》，中國文史出版社，2003，第2139頁。
19. 鐘叔河：《從東方到西方——走向世界叢書〈敘論集〉》，岳麓書社，2002，第381頁。
20. 郭預衡：《中國散文史》（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第594頁。
21. 郭預衡：《中國散文史》（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第596頁。
22. 郭預衡：《中國散文史》（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第598頁。
23. 周中明：《桐城派研究》，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第366頁。
24. 周中明：《桐城派研究》，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第366頁。
25. 艾筑生：《20世紀貴州散文史》，貴州民族出版社，1999，第16頁。
26. 郭延禮：《近代西學與中國文學》，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0，第113頁。
27. 郭延禮：《近代西學與中國文學》，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0，第113頁。
28. 郭延禮：《中國文學的變革：由古典走向現代》，齊魯書社，2007，第161頁。
29. 田望生：《百年老湯：桐城文章品味》，華文出版社，2003，第257頁。
30. 陳左高：《歷代日記叢談》，上海畫報出版社，2004，第145頁。
31. 譚家?。骸吨袊糯⑽氖犯濉罚貞c出版社，2006，第536頁。
32. 張祥光：《從發(fā)交曾國藩“悉心察看”到關懷成才——讀〈曾國藩全集〉之日記書信中與黎庶昌有關的內容后》，《貴州文史叢刊》2008年第2期。
33. 陳福桐：《南宋陳同甫對黎庶昌的影響》，《貴州文史叢刊》1993年第6期。
34. 劉毅翔：《貴州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黎庶昌》，《貴州社會科學》199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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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成曉軍：《試論黎庶昌對曾國藩洋務觀的繼承和發(fā)展》，《貴州社會科學》199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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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張海鵬：《析黎庶昌〈敬呈管見折〉》，《貴州社會科學》199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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