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一 厲鶚的詩才與詩名

“不諧不隨，亦激亦容；執(zhí)纛其文，布衣其人?！贝耸质枪P者對清代著名詩人厲鶚之概括，亦可作為本書稿全貌之縮影。“不諧不隨，亦激亦容”，既指厲鶚不諧于俗的個性特征，亦指厲鶚不折不從的詩學態(tài)度?！皥?zhí)纛其文，布衣其人”，這是一組矛盾，亦是厲鶚身上富有趣味性、可探討性的一個命題。厲鶚不同于王士禛、沈德潛等有政治背景的在朝詩人，厲鶚的特殊之處在于其終身布衣的社會身份。王士禛、沈德潛等人能被稱道于詩壇，既因其詩藝詩論之高超，同時也或多或少得益于其官位。而厲鶚并無有力的政治背景與社會地位，卻能在康乾時期被奉為詩壇掌纛者，其影響力的傳播完全依賴自身的創(chuàng)作，僅以其文字發(fā)聲而贏得享譽南北之聲名，這恰恰是厲鶚迥異于常人之處。以一介布衣之身，卻能主盟詩壇十數(shù)載，可謂一個特殊的文學現(xiàn)象，同時也是值得深入探賾的文學話題。

本書選擇“厲鶚與康乾詩壇”為研究對象的原因有二：一是厲鶚詩才之高、詩名之盛，二是厲鶚參與詩壇社事之多、影響之深。

厲鶚著有詩文集《樊榭山房集》^[1]，其名篇佳作不勝枚舉，如《湖樓題壁》《歸舟江行望燕子磯作》《春寒》《虎阜即事》《曉至湖上》等。時人與近人對厲鶚詩歌藝術的肯定與激賞之語頗多，如杭世駿《符南竹傳》云：“樊榭稱詩介江淮以南，無敢抗手者?！?sup>[2]汪沆《符藥林農(nóng)部五十壽序》云：“二十年來東南以詩名者，必首推予師樊榭先生。”^[3]全祖望《厲樊榭墓碣銘》云：“余自束發(fā)出交天下之士，凡所謂工于語言者，蓋未嘗不識之，而有韻之文，莫如樊榭?！?sup>[4]從厲鶚崛起于詩壇一直到他辭世后的數(shù)百年間，有不少人對他予以關注、加以點評，相關點評還可見于沈德潛《清詩別裁集》、杭世駿《詞科掌錄》、全祖望《鮚埼亭集》、袁枚《隨園詩話》、姚鼐《惜抱軒尺牘》、陳文述《頤道堂集》、陳昌圖《南屏山房集》、法式善《存素堂文集》、王慶勛《詒安堂詩稿》、袁翼《邃懷堂全集》、吳榕園《浙西六家詩鈔》、張維屏《國朝詩人征略》、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張應昌《彝壽軒詩鈔》等文獻?？梢姡瑓桖樀脑娒麖目登恢绷鱾鞯郊蔚?，乃至民國。雖眾人點評之語褒貶不一，卻無法掩蓋厲鶚在清詩史中有著一席之地的事實。厲鶚既是公認的清代詩壇大家，因此有必要對其人其詩做一個系統(tǒng)的觀照。

厲鶚參與的詩壇社事不但能反映其本人參與詩歌活動之頻繁，同時也能反映出康乾詩壇活動之概貌?？涤呵饲宕r期，詩歌創(chuàng)作與詩人吟社活動極為昌盛。詩壇大家王士禛、朱彝尊、施閏章、宋琬、查慎行、趙執(zhí)信、沈德潛、袁枚等都崛起于此盛世。因此，不少研究者認為厲鶚是“清初六大家”至“乾隆三大家”之間承先啟后的詩人。厲鶚一生主要活動于三大詩壇，即杭州詩壇、揚州詩壇、津門詩壇，參與過《南宋雜事詩》《韓江雅集》《絕妙好詞箋》等酬唱之作的書寫。厲鶚在不同時期輾轉于不同壇坫，于時于地，各有側重。若以厲鶚本人成長的時間順序為主線，以厲鶚詩歌活動的地域轉換為輔線，縱橫交錯，于個人而言，可勾勒出厲鶚創(chuàng)作之歷程；于集體而言，可梳理康乾詩壇吟社之風貌?？傊?，可用厲鶚弟子汪沆之語來總括厲鶚與詩壇互動之盛況：“憶前此十余年，大江南北所至，爭設壇坫，以先生為主盟。一時往來通縞纻而聯(lián)車笠。韓江之雅集、沽上之題襟，雖合群雅之長，而總持風雅，實先生為之倡率也。”^[5]

“厲鶚與康乾詩壇”，看似只是對厲鶚其人其詩其事的研究，實則是以這樣一個個案研究為實例，以期對清代詩人、詩歌、詩壇的研究起到一個“窺一斑而知全豹”的作用。首先，本書是對詩人厲鶚創(chuàng)作歷程作出系統(tǒng)全面的梳理，分階段地還原厲鶚詩歌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歷程，深化人們對厲鶚詩藝成長軌跡的認識。其次，本書將深入探賾厲鶚在康乾詩壇中的詩壇地位與詩史意義，以期人們能更多地關注類似的詩人個體與詩壇社事的雙向互動的研究。再次，基于厲鶚本人在清代詩壇的重要地位，本書希望在厲鶚研究基礎上，能為清代詩歌研究略盡綿薄之力。以上乃本書研究的目的與意義之所在。

二 厲鶚研究現(xiàn)狀概述

學界對厲鶚的關注從20世紀80年代起至今，從未間斷過，尤其是近幾年來學界對厲鶚的關注度有所提升。王小恒《厲鶚研究綜述》（《甘肅聯(lián)合大學學報》2009年第4期）、李最欣《厲鶚研究的回顧和前瞻》（《湘南學院學報》2006年第6期）二文曾對厲鶚相關的研究現(xiàn)狀作出過梳理。基于近年來的一些新出成果，我們需要對厲鶚相關研究文獻作出一番新的梳理?？傮w而言，學界所關注的重點大致集中在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厲鶚生平細節(jié)研究，包括性格、科舉、交游等。主要有如下成果：周瀟《厲鶚的生平性情與創(chuàng)作心態(tài)》（《青島大學師范學院學報》2004年第1期），何春環(huán)《風塵恥作吏，山水事幽討——論厲鶚的人格特征及對其詩詞風格論的影響》（《江淮論壇》2005年第3期），鄭幸《丁敬與厲鶚交游考論》（《浙江樹人大學學報》2005年第5期），王小恒《厲鶚入京考——兼論其心態(tài)嬗變》（《甘肅聯(lián)合大學學報》2007年第1期），張兵、王小恒《厲鶚揚州交游考略》（《西北師大學報》2008年第3期）等。

其次，厲鶚詩歌創(chuàng)作及其詩學思想研究。朱則杰《論厲鶚的詩》（《杭州師院學報》1983年第3期）是國內(nèi)最早關注厲鶚詩歌的論文，該文深入分析了厲鶚山水詩及其產(chǎn)生的原因，突出了厲鶚在清代詩壇的重要地位。此后，學界對厲鶚詩歌的研究興趣呈現(xiàn)上升趨勢，較有代表性的論文有王英志《厲鶚山水詩特點初探》（《海南大學學報》1998年第2期），趙杏根《論浙派詩人厲鶚》（《文學遺產(chǎn)》2000年第3期），張兵、王小恒《厲鶚與浙派詩學思想體系的重建》（《文學遺產(chǎn)》2007年第1期），田曉春《語言·主題·審美——厲鶚詩特質抉要》（《社科縱橫》1998年第1期）等。此外，還有6篇碩士學位論文，分別是王小恒《厲鶚的文學思想與詩詞創(chuàng)作》（2007年西北師范大學）、易萍《厲鶚詩歌研究》（2010年湘潭大學）、周宇巍《厲鶚詞意象研究》（2014年延邊大學）、范夢姣《厲鶚文學思想研究》（2014年湖南師范大學）、李玉鵬《厲鶚〈樊榭山房集〉詩歌研究》（2014年廣西師范大學）、袁靜蘭《論厲鶚的孤寂幽僻詩風》（2016年湘潭大學）。對厲鶚詩歌創(chuàng)作的研究，一般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山水詩的清幽、佛寺詩的孤寒、學問詩的用典等。除藝術分析外，不少學者深入著眼于厲鶚詩學思想的研究。厲鶚詩學思想的研究熱點主要在于其唐宋之爭，從厲鶚個例出發(fā)，可以輻射至有清一代唐宋之爭之流變，厲鶚作為宋詩派的重要代表，無疑是該場詩學論爭中重要的一環(huán)。厲鶚對宋詩的態(tài)度無需多加論爭，但他對唐宋的態(tài)度如何？張兵、王小恒《厲鶚與浙派詩學思想體系的重建》，張麗華《乾嘉時期唐宋詩之爭流變史》等都認為厲鶚持有“宏通的宗唐宗宋觀”。本書對厲鶚的“唐宋互參”是持保留意見的，故此如何辯證地看待厲鶚對唐詩態(tài)度的保留與取舍，也將成為本書的一個研究難點。

再次，厲鶚與詩壇關系研究。不局限于個案細節(jié)的研究，將厲鶚置于廣闊的時代背景與復雜的詩壇生態(tài)中，是厲鶚研究進入成熟化的標志。如嚴迪昌《誰翻舊事作新聞——杭州小山堂趙氏的“曠亭情結”與〈宋雜事詩〉》（《文學遺產(chǎn)》2000年第6期），以厲鶚等人撰寫《南宋雜事詩》為切入點來審視清代“盛世”文網(wǎng)酷密之際士人的生態(tài)與心態(tài)。又如嚴迪昌《往事驚心叫斷鴻——揚州馬氏小玲瓏山館與雍、乾之際廣陵文學集群》（《文學遺產(chǎn)》2002年第4期），“旨在通過揚州馬氏小玲瓏山館養(yǎng)護士心、蔽避風雷于險危時世之人文功德的個案舉證，以及對雍、乾之際廣陵文學集群相濡以沫、相知以心，人格自持、個性自葆景觀的掃描辨認，解釋清代特定的波詭云譎時期文學領域的‘空洞’現(xiàn)象與‘法’外補苴”。其選題、論證、結論皆可謂入木三分。方盛良《清代士商互動之文化原生態(tài)個案考論——厲鶚與“小玲瓏山館”》（《文學評論》2007年第4期），則是從士人與商人互動的角度切入，從而將厲鶚與揚州詩壇的交往上升到商業(yè)文化與文學相融合的文化意義上的高度，以揭示清代初期揚州詩壇特有的文學風貌。相關論文還有劉世南《厲鶚與浙派》（《蘇州大學學報》1994年第2期）、田曉春《憑仗君扶大雅輪——從樊榭集外書札一通之考證論厲鶚在雍、乾詩壇的地位》（《西北師大學報》2004年第2期）、王小恒《厲鶚及其浙派與清中期江浙詩人集群研究》（《青海師范大學學報》2015年第6期）、王小恒《論查禮在浙派詩文化活動中的東道主地位及其貢獻——兼論浙派宗主厲鶚的水西緣》（《圖書與情報》2016年第4期）、朱萬曙《小玲瓏山館：一個“有意味”的文學空間》（《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6年第6期）等。

除論文外，還有幾部專著里有部分章節(jié)提及厲鶚與詩壇的關系。如張仲謀《清代文化與浙派詩》（東方出版社1997年版），首次以“一祖三宗”為框架將浙派劃分為四階段，從浙派嬗變的角度對厲鶚的詩史意義給予定位。此前劉世南《厲鶚與浙派》與張仲謀的論題相似，但劉文主要著墨于厲鶚的詩論與詩歌特色的介紹，而未就浙派內(nèi)部發(fā)展嬗變與傳承肌理進行分析。故此張仲謀對“浙派后期巨匠”厲鶚的詩史地位的研究，當屬可貴。惜具體到厲鶚在浙派內(nèi)部肌理傳承中如何承上啟下，其嬗變作用如何體現(xiàn)等問題，并未在該書中得以具體論證與呈現(xiàn)，故此這個問題也將成為本書研究的一個重難點。謝海林《清代宋詩選本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七章“《宋詩紀事》編纂研究”以《宋詩紀事》為切入點，詳細論述了厲鶚在揚州詩壇的交游網(wǎng)絡及其形成原因、內(nèi)部特點等諸多問題，堪稱以厲鶚及其《宋詩紀事》為中心，采取點面結合的研究方法來研究詩人厲鶚與詩壇的典范。

最后，厲鶚相關文獻資料研究。如對厲鶚的軼詩文的搜集、補充、考證。主要成果有李國慶《厲鶚題識匡謬一例》（《文獻》1992年第4期）、閔豐《厲鶚集外佚文輯釋》（《文獻》2015年第2期）等。又如圍繞厲鶚所輯《宋詩紀事》的相關文獻研究，論文有方建新《〈宋詩紀事〉小傳標點訂誤八則》（《文獻》1995年第2期）、劉漢忠《〈宋詩紀事〉拾遺》（《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6年第1期）等。較為重要的是厲鶚年譜的修訂，厲鶚現(xiàn)存年譜較為簡略，如朱文藻《厲樊榭先生年譜》（吳興劉氏嘉業(yè)堂1915年刻本）、陸謙祉《厲樊榭年譜》（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孫克寬《厲樊榭年譜初稿》（《大陸雜志史學叢書》第5輯第4冊），這三部年譜內(nèi)容皆略顯單薄，只廓清厲鶚生平之大概，且朱文藻、陸謙祉二譜中存在個別舛誤，因此對厲鶚原有年譜的考訂與補充也將成為本書的一部分。

綜上所述，以厲鶚為主要研究對象的相關論文共90余篇，數(shù)量不可謂不多，成果不可謂不豐碩。但也存在如下幾個問題：第一，詩人厲鶚個案研究深度不夠。多停留于采點式的局部問題的研究。綜觀厲鶚一生，其創(chuàng)作能力演變、詩藝成長歷程、詩名傳播軌跡等問題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視與探討。第二，詩人厲鶚與康乾詩壇研究的廣度不夠。對厲鶚詩壇社事的研究稍欠全面。厲鶚參與的詩壇社事，由南至北分別有南屏詩社、韓江雅集、沽上題襟，可以分別對三大壇坫社事進行綜合系統(tǒng)的考察。第三，詩人厲鶚在康乾詩壇的詩史意義與詩壇地位探討的不足?？蓮拇H傳承的角度來具體厘清厲鶚在清代詩學傳承中的作用。

厲鶚乃清代詩壇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因此的確需要對其生平事跡、詩歌藝術、詩學思想、詩名傳播、詩壇活動、詩史地位等方面展開全方位的研究，使我們對這位清代詩壇大家有一個更加系統(tǒng)且深入的認識。

三 本書的主要內(nèi)容與范圍

本書以“厲鶚與康乾詩壇”為研究對象，力求緊扣“詩”的主題，呈現(xiàn)“詩人”厲鶚的方方面面，包括詩人生平考述、詩歌創(chuàng)作、詩學思想、詩壇活動、詩史地位等方面。雖是從個案出發(fā)，但力求不囿于個案本身，將研究視野擴展至整個康乾詩壇乃至清代詩壇，以期對清代詩歌研究有更為深刻的認識。本書研究的基本范圍與基本內(nèi)容主要如下：

第一章“厲鶚生平考述”側重對厲鶚生平文獻資料的爬梳。分別從厲鶚家世背景、入京入仕、性情特征、個人年譜等四個方面展開。家世考述交代了厲鶚的至親與妻妾的相關情況。生平經(jīng)歷考述了厲鶚一生的五次科考：康熙六十年會試、雍正二年會試、雍正十一年博學鴻詞省試、乾隆元年博學鴻詞、乾隆十三年以舉人入都謁選知縣。這對以往文獻認為厲鶚共入仕三次的說法提出了質疑并且予以糾正。性情特征的平議主要是對學界認為厲鶚性情“不諧于俗”的說法做出了新的補充與詮釋?！安恢C于俗”應是厲鶚經(jīng)歷各種人生困境之后不得不妥協(xié)的結果，是其先天個性與后天遭遇相結合的產(chǎn)物，而非人們認為的“天性使然”這么簡單。年譜考訂是針對現(xiàn)存的兩部年譜——朱文藻《厲樊榭先生年譜》、陸謙祉《厲樊榭年譜》中的舛誤之處，予以考辨與校正。

第二章“厲鶚詩歌創(chuàng)作”探討的是厲鶚詩歌的內(nèi)容與藝術。包括山水之什、懷人之作、自況之詩、題詠之篇、余論等五個方面。山水詩的風格主要在于清空幽冷，包括總體詩風之“清”、遣詞造句之“琢”、想象瑰麗之“新”、南北山水詩風之“異”等四方面論述。懷人詩可根據(jù)書寫對象的不同，分為悼亡詩與懷友詩，詩風深情綿邈。自況詩主要是反映厲鶚個人生存境遇與日常生活面貌的詩歌，較為突出的是描寫貧窮、羈旅、疾病等三方面的詩歌。題詠詩主要集中討論題畫詩，題畫詩的特點表現(xiàn)為再創(chuàng)畫境的延伸、借畫抒懷的詠懷、流于晦澀的用典、品評畫藝的點評等四個方面。余論里談的是厲鶚詩歌其余三個特點：赤子之心的性靈化、少關民瘼的個人化、格局狹小的偏仄化。

第三章“厲鶚詩學思想”考察的是厲鶚主要的詩學思想與詩學立場，包括尚清說、學問論、“唐宋互參”辨、“詩紀事體”觀等四個方面。厲鶚是較為典型的性靈與學問并舉的作家，其較為突出的詩學思想主要有尚清說與學問論。厲鶚推崇詩歌創(chuàng)作之“清”，包括人品之清與詩品之清兩部分。厲鶚也主張以學問入詩，學問的內(nèi)涵和外延包括群籍之學、閱歷之學、典故之學等三方面。學界言及厲鶚于唐宋之爭的態(tài)度時，多謂其為“宏通的宗唐宗宋觀”、“唐宋互參”。然而，厲鶚對唐詩的肯定并不等同于“唐宋互參”或宗唐，厲鶚之所以不否定唐詩是與當時杭州詩壇的詩學淵源息息相關。還有值得注意的是，從《宋詩紀事》的成書體例可以看出厲鶚詩學思想中對“詩紀事體”的推崇。

第四章“厲鶚詩壇活動”旨在揭示厲鶚詳細的詩壇社事活動。以時間軸為縱線，以地域為橫線，將厲鶚個人成長與詩壇影響兩方面合二為一，交叉論述，將其一生詩壇活動分為三個階段，分別是嶄露頭角期（1715～1724）、聲名鵲起期（1724～1742）、總持風雅期（1742～1752）。第一階段，康熙后期至雍正前期，以在杭州創(chuàng)作《南宋雜事詩》為中心。分析了厲鶚參與創(chuàng)作《南宋雜事詩》的原因，挖掘出《南宋雜事詩》的傳播與厲鶚詩名崛起之間的關系。第二階段，雍正前期至乾隆前期，以立足揚州為中心。分析了厲鶚長期寓居揚州的原因、雅集唱和的具體經(jīng)過，探討了厲鶚與“揚州二馬”馬曰琯、馬曰璐之間的關系，從而進一步挖掘雙方各自代表的文人與商人的結合而產(chǎn)生的士商互動的文化現(xiàn)象。第三階段，乾隆前期至厲鶚下世，活躍于杭州、揚州、天津由南至北三大壇坫，是厲鶚詩壇生涯的巔峰時期。首先，對于杭州詩壇而言，厲鶚乃南屏詩社之職志，其突出影響在于改變了自清初以來杭州詩壇的詩學宗尚，由清初“西泠十子”的宗唐轉向承接黃宗羲等人的宗宋。其次，對于揚州詩壇而言，以厲鶚、陳章為代表的布衣詩人，與以程夢星、胡期恒為代表的致仕詩人，交往密切，呈朝野合流之勢。再次，對于天津詩壇而言，厲鶚與查為仁同撰《絕妙好詞箋》，確立了厲鶚在天津詩壇的地位。至此，厲鶚詩壇之影響不再囿于東南一隅，而是享譽南北。乾隆前期直至厲鶚下世，厲鶚的詩壇影響力臻于頂峰，杭州、揚州、天津各地詩壇謂之“憑仗君扶大雅輪”。

第五章“主盟：厲鶚與寒士詩群”主要從厲鶚作為寒士詩群的盟主，來揭示厲鶚的詩壇地位與影響。首先，了解以厲鶚、金農(nóng)、陳章、丁敬等人為代表的寒士詩群的總體風貌，主要體現(xiàn)在不流于俗與落拓于世兩方面。同時，也指出厲鶚之所以能主盟寒士詩群的原因。其次，揭示朝野對峙的詩壇局面。朝、野雙方代表詩人分別為沈德潛與厲鶚，對峙的核心在于詩學思想的沖突：門派之爭、詩教與性情之爭。門派之爭體現(xiàn)在：厲鶚有“不當有派”、“世有不以格調派別繩我者”之論，而格調說恰恰出于沈德潛，說明厲鶚并不贊同沈德潛的格調說與分門別派論。詩教與性情之爭體現(xiàn)在：沈德潛詩歌以溫柔敦厚為旨，有濃重的政治倫理色彩，語言沖融懿美。厲鶚以性情自娛為旨，多流連山水以抒己懷，語言清寒冷峭。再次，研究寒士詩群的詩史意義。相較于在朝詩人，寒士詩人的意義體現(xiàn)在他們更加強調詩歌創(chuàng)作的純粹性，包括對創(chuàng)作動機的純粹性的認同與對創(chuàng)作身份平等性的認同。另外，寒士詩人的意義還體現(xiàn)在他們的生存與政治保持了游離性，呈現(xiàn)了政治主流詩群以外的另一種生存方式。

第六章“遞嬗：厲鶚與浙派”主要從厲鶚作為狹義浙派的奠基者的角度，來論述厲鶚的詩壇地位與影響。厲鶚在浙派的發(fā)展與演進過程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可以從承先、嬗變、啟后、流衍等四個方面展開。承先，是指厲鶚轉益多師而自成一家。厲鶚師承周京、徐逢吉、蔣淑眾人，是為轉益多師；厲鶚的師承并非一味地沿襲，而是獨創(chuàng)其“厲氏”詩風，是為自成一家。嬗變，是指厲鶚在杭州詩壇的代興過程中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他引領了詩壇宗尚之由唐入宋之轉變，也促進了清初宗宋詩風的崛起，從而促成了狹義浙派的崛起。啟后，是指厲鶚的弟子在詩歌創(chuàng)作與詩學思想上對厲鶚的追隨。厲鶚弟子奉“厲氏”詩風為圭臬，汪沆學其堅瘦清瑩、符之恒承其刻峭峻厲、張旸得其清微蕭淡。流衍，是指厲鶚對以汪氏振綺堂為中心的文人的影響。在乾隆、嘉慶、道光年間，振綺堂對厲鶚進行了一系列追憶吟誦的活動，如編寫年譜、存目刻書、步韻追和、懸像設祀等，足見厲鶚對詩壇影響之久遠。

附錄“厲鶚年譜新編”?，F(xiàn)有幾部厲鶚年譜不甚詳實，且有不確之處，因此有必要對厲鶚年譜予以重新編訂?？疾炫c厲鶚相關的史傳、詩文、年譜、方志、墓志、筆記等文獻，修訂“厲鶚年譜新編”，作為本書重要的文獻佐證與補充。

這里還需要明確一下本書的研究范圍與概念的界定。

首先，是詩人厲鶚與詞人厲鶚的問題。本書的研究對象是詩人厲鶚。厲鶚所學所著十分龐雜，他是一位集詩人、詞人、學者、史學家等多重身份于一體的人，其中詩與詞的成就尤為突出，可謂并駕齊驅。學界對詞人厲鶚的研究起步較早，研究成果也頗為豐盛，具體可參看《厲鶚詞學研究綜述》^[6]一文。之所以要特地提及詞人厲鶚與詩人厲鶚，是因為厲鶚許多詩的創(chuàng)作與詞的創(chuàng)作都是同步的，并且具體到創(chuàng)作理念、審美取向、創(chuàng)作手法上，二者都有互通之處，有時甚至難以做到舍此論彼。但基于本書的研究對象是詩人與詩壇，又考慮到詞這方面研究成果頗多，為避免重復論述，故如非必要，厲鶚的詞學思想、詞學創(chuàng)作、詞學活動等一系列問題將不被納入本書的研究范圍。但在本書討論“沽上題襟”這一問題時，我們會將厲鶚創(chuàng)作《絕妙好詞箋》作為討論對象。原因在于《絕妙好詞箋》是厲鶚在津門文學活動中的主要成果之一，討論《絕妙好詞箋》將更有助于我們理解詩人厲鶚與津門詩壇之間的關系。

其次，是“康乾詩壇”的時間跨度問題。這里的“康乾”應是指康熙末期至乾隆前期，具體上限約在康熙五十三年（1714），下限則是厲鶚的卒年乾隆十七年（1752）。我們據(jù)現(xiàn)存的厲鶚年譜以及厲鶚的詩歌創(chuàng)作，考證出厲鶚步入詩壇的時間約在康熙五十三年（1714），但真正與詩壇眾人頻繁往來并活躍于詩壇應是在雍正朝至乾隆前期。若以厲鶚對詩壇的影響力作為切入點，亦可將書名擬為“厲鶚與雍乾詩壇”。但恐失于全面，為求完整，故仍從以“厲鶚與康乾詩壇”為名。

再次，是“康乾詩壇”的地域界限問題。厲鶚主要的詩歌活動都集中在江浙的杭州、揚州一帶。又因考慮到他與天津津門詩壇曾有密切聯(lián)系，故不能以“厲鶚與康乾江浙詩壇”一語概之。所以，這里所說的“康乾詩壇”不是全國性的范圍，而是以天津、揚州、杭州為主的南北東部沿海地區(qū)。

四 本書的研究方法與思路

其一，立足文獻，考辨文獻，史論結合。首先，大量搜索查考與厲鶚相關的文獻資料，除厲鶚本人所有作品外，旁涉其友人作品，另涉相關史傳、詩集、文集、詞集、曲集、小說、筆記、墓志、方志、年譜、詩話、詞話等。其次，在文獻搜集的基礎上，去偽存真，對文獻進行合理的辨別，讓準確的文獻充分為研究所用，對存在舛誤的文獻予以考證校訂。再次，不停留于淺層次的文獻的羅列與堆砌，帶著問題意識來考察文獻史料，史論結合，層層遞進，得出結論。

其二，時間縱向，地域橫向，縱橫交錯。對厲鶚詩壇活動與詩史意義的解讀，不停留于直線化或平面化的解讀，而是以時間為縱線，以地域為橫線，致力于縱橫交錯、時空合一的立體化的考察。

其三，微觀探尋，宏觀展示，點面結合。本書的研究中心是厲鶚個案，但其研究外延可輻射至康乾詩壇許多重要詩人與詩社，因此要采用微觀與宏觀相結合的研究方法。

[1]厲鶚著，董兆熊注，陳九思標校：《樊榭山房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杭世駿：《道古堂文集》卷三十四，《續(xù)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426冊，第540頁。

[3]汪沆：《槐塘文稿》卷二，《清代詩文集匯編》第30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456頁。

[4]全祖望撰，朱鑄禹匯校集注：《鮚埼亭集內(nèi)編》卷二十，《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363頁。

[5]汪沆：《槐塘文稿》卷二，第454頁。

[6]柯貞金、譚新紅：《厲鶚詞學研究綜述》，《古典文學知識》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