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小說發(fā)展體系變化格局的初顯

小說發(fā)展體系由創(chuàng)作、傳播、理論、官方文化政策與讀者五個要素組成，它們相互制約平衡，小說發(fā)展則由其形成的合力所推動。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各要素所起作用的大小各不相同，而在一定的條件下，某要素甚至可起到?jīng)Q定性的作用，傳播環(huán)節(jié)的變化引起整個體系的動蕩就是較為典型的例證。

在近代以前，小說發(fā)展體系的大變動發(fā)生于明代嘉靖、萬歷時，起因則是當時印刷業(yè)的迅猛發(fā)展。我國最早的長篇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在明初即已問世，可是在大約一個半的世紀里，只有很少人才有緣得見。這是因為它們當時只是在靠手抄本流傳。試想，一部《三國演義》有七十余萬字，抄寫是件十分麻煩的事，稍不小心就難免錯訛，而且即使有了十本、二十本乃至百本手抄本，它的流傳范圍又能有多大？口傳更是極為艱難的事，若非經(jīng)過如說書先生那般長期正規(guī)的訓練，何人又能生動而完整地轉述故事內(nèi)容？在文學史上，詩詞賦曲之類，靠口誦筆錄便可廣泛流傳，歷史上“洛陽紙貴”、“旗亭畫壁”、“凡有井水處，必能歌柳詞”等故事，都已形象地說明了這一點，而小說在傳播方面異于其他文學體裁的重要特點，就是須刊刻成書方能廣泛流傳?！度龂萘x》與《水滸傳》都是直到印刷業(yè)已大發(fā)展的嘉靖朝才有刊本行世，隨后則是萬歷朝通俗小說創(chuàng)作的興盛，而在此之前，通俗小說創(chuàng)作自明初以來已停滯了近二百年。萬歷朝能出現(xiàn)繁盛，一是因為有了《三國演義》與《水滸傳》為樣本，后來的作者明白了創(chuàng)作的方向與方法；二是當時印刷業(yè)的發(fā)展，足以支撐通俗小說的繁榮，而《三國演義》與《水滸傳》刊行后廣受歡迎，也保證了發(fā)現(xiàn)新財源的書坊主刊刻通俗小說的積極性。明代文言小說的演進也有著類似的情況。唐宋傳奇曾達到了很高的水準，可是從明初到明中葉，由于它們一直未被刊刻流傳，人們都無緣得見，該時期文言小說的藝術水準就顯得較明顯的幼稚與粗糙，直到嘉靖朝《世說新語》、《太平廣記》等作在明代首次刊行后，文言小說的創(chuàng)作才開始呈現(xiàn)出向唐宋傳奇?zhèn)鹘y(tǒng)的回歸。通常小說史的關注，是對作品序列及其流變的考察，它可用“創(chuàng)作——創(chuàng)作”的公式作概括，但實際上小說的變遷，卻是依據(jù)“創(chuàng)作——傳播——創(chuàng)作”的公式，傳播環(huán)節(jié)一旦斷裂，定將嚴重影響后來創(chuàng)作的規(guī)模、風格與水準，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它是小說生存與發(fā)展的先決條件。

若細究明代小說這一時期的變化，可以發(fā)現(xiàn)先是傳播環(huán)節(jié)的突進，打破了它與其他要素的平衡，經(jīng)歷動蕩與磨合后，小說發(fā)展體系重新進入新的穩(wěn)定狀態(tài)，這一狀態(tài)一直持續(xù)到近代的同治朝。如第一章所述，在進入近代后的一些年里，五個要素都在發(fā)生變化，而同治末年，又是傳播環(huán)節(jié)率先打破了系統(tǒng)的原有平衡。

第一節(jié) 申報館的嘗試

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72年4月30日），上海的《申報》創(chuàng)刊。這并不是上海第一家中文報刊，在此之前的墨海書館所辦的《六合叢談》創(chuàng)刊于咸豐七年（1857），這份月刊的主要內(nèi)容是介紹些文學或科學常識，以及宣傳基督教義；后又有字林洋行所辦的《上海新報》，創(chuàng)刊于咸豐十一年（1861），先是周刊，后改為三日刊，它雖也刊載些新聞消息，但主要內(nèi)容卻是商情與廣告。《申報》創(chuàng)刊時是雙日版，七天后自第5號改為日報，周日休刊。它是英國人美查集資所辦，自創(chuàng)刊之日起，就已決心跳出《上海新報》以洋行為發(fā)行基礎的套路，努力爭取廣大中國讀者的認可。讀者愈多，報紙聲望將愈高，其經(jīng)濟狀況也將愈好，故而《申報》不再像《上海新報》那般主要刊載商情與廣告，而是“凡國家之政治風俗之變遷、中外交涉之要務、商賈貿(mào)易之利弊，與夫一切可驚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聽聞者，靡不畢載”。它還表示將刊載文學作品，創(chuàng)刊號上就有征集稿件的宣布：“如有騷人韻士有愿以短什長篇惠教者，如天下各名區(qū)竹枝詞及長歌紀事之類，概不取值?！?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07/20162213498295.png" />與當時刊載自己的作品需要交付刊刻費或版面費相較，“概不取值”自然對文人們很有吸引力?？d文學作品的口子一開，小說見諸報章便成了順理成章之事，果然，《申報》很快就走到了這一步。

同治十一年四月十五日（1872年5月21日），《申報》開始連載《談瀛小錄》，該作是英國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記》部分內(nèi)容的輯錄，此時距該報創(chuàng)刊僅三周。其后，又刊載美國歐文的《一睡七十年》，和連載馬里亞特小說的編譯《乃蘇國把沙官奇聞》。同年十月十一日（11月11日），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文藝刊物《瀛寰瑣紀》出版，稍后，該刊第三卷開始連載英國翻譯小說《昕夕閑談》。于是，申報館在短時期內(nèi)，以一連串舉動創(chuàng)下了中國小說史上的四個第一：

首先，這些作品以新引入的西方先進印刷設備與技術刊印，打破了數(shù)百年來傳統(tǒng)印刷一統(tǒng)天下的格局。盡管在當時，人們一時還未能領會到它快捷、便利與價廉的絕對優(yōu)勢，但它的出現(xiàn)已在表明，在小說傳播領域，傳統(tǒng)的雕版印刷技術被新的生產(chǎn)技術與設備所取代的時代即將開始。

其次，申報館是中國文學史上以報刊傳播小說的第一家，在此之前，作品刊刻成書后通行于世，是歷來小說行世的傳統(tǒng)方式。中國報業(yè)的發(fā)展此時還處于初始階段，其前景卻不可估量。報刊，特別是日報，它通過自己的銷售系統(tǒng)可迅速地發(fā)行到各地，同時它的發(fā)行量遠高于單行本，它刊載小說，意味著小說的讀者群將迅速擴容，并可在創(chuàng)作、傳播與讀者之間，開通便捷的交流渠道，加強小說發(fā)展系統(tǒng)的這三個要素的互動與約束。申報館的舉動，使人們看到在傳統(tǒng)的傳播方式之外還有著廣闊的天地。雖然它實際嘗試的時間不長，但已預兆著小說傳播將出現(xiàn)全新且輝煌的前景，而且這必然會導致創(chuàng)作以及相關環(huán)節(jié)都發(fā)生新的變化。

再次，申報館開創(chuàng)了小說連載的形式。報刊版面有限，連載卻可以容納長篇巨著。報刊可借受讀者歡迎的小說擴大銷路，這樣的作品即使篇幅再長，也可借助報刊獲得更廣泛的傳播，兩者互相促進，相得益彰。以往的小說閱讀，都是一卷在手，讀到哪里暫停全憑自己的意愿，而小說載于報刊后，進度與節(jié)奏全由連載的篇幅大小與時間長短所決定。這種傳播方式出現(xiàn)的初期，讀者的閱讀習慣將會是它推廣的障礙，但它的推廣又是不可阻擋之事，故而必將反過來影響到讀者閱讀習慣的改變。

第四，翻譯小說首次進入大眾視野。此前也曾有《意拾喻言》（《伊索寓言》）與《天路歷程》等作，但它們譯自外國人，或非嚴格意義上的小說，或為宣傳基督教義的讀本，翻譯小說進入閱讀市場實是申報館的創(chuàng)舉。

申報館的舉動意義非凡，它使小說傳播環(huán)節(jié)發(fā)生重大變革，將重造小說發(fā)展的態(tài)勢。全新的前景似已隱約可見，然而小說創(chuàng)作或翻譯并沒有簡單地以此為起點順勢推進，相反，其后的走勢圖卻是盤整與沖折，前后約花費了三十年的時間，小說才逐漸走到了變革的臨界點。申報館率先進行了嘗試，但又很快就鳴鑼收兵。報載小說只持續(xù)了三個多星期便戛然而止，《昕夕閑談》連載的時間要長一些，但等《瀛寰瑣紀》一終結，便也不再見下文。人們要在報上再次讀到小說，則要等到十年后《滬報》對《野叟曝言》的連載。

當自己的競爭對手還熱衷于刊載商情與廣告之時，《申報》創(chuàng)刊僅三周就開始刊載小說，而且在短時間內(nèi)就接連推出三篇，如此急迫的舉措，表明了刊載小說是創(chuàng)辦時就已定下的計劃，可是稍作嘗試后又匆匆中止，顯然又是在現(xiàn)實壓力下的一種決策的改變。其中的原因不難尋得：英國商人美查創(chuàng)辦申報館是為了獲取利潤，正如他先前辦其他實業(yè)一樣；他或許也有將西方小說輸入中國的愿望，但報載小說的首要目的是活潑版面，有助于報紙的行銷。此法并非美查的首創(chuàng)，而是借鑒西方辦報的經(jīng)驗。這位英國商人對西方報刊因刊載小說而盛行應有深刻印象，三十多年后《申報》重又開始刊載小說時，就曾枚舉了這類事例：

往者英國有兩大小說家焉，一曰迭根斯，一曰薩克禮。迭根斯之創(chuàng)為日刊新聞也，特設一欄，題曰：意大利土產(chǎn)。繼易一欄，題曰：叢詁，其中所載皆小說也。迭根斯嘗操觚于周刊新聞，載同盟罷工事，題為《艱難時》。其時有一少女，父因負債入獄，女極盡孝養(yǎng)，迭根斯亦綜其事實而為之揭于報欄。繼又描寫法國革命之慘狀，最后又著《大希望》、《互相友》諸篇，俱陸續(xù)刊之于報，此報紙登載小說之一證也。同時又有薩克禮者，年少于迭根斯，而善為小說之名則與之相埒?！煤笥种端娜藛袒份d之于《孔哈魯》雜志，比其晚年，又著短篇小說，題曰《辣維哀賽維脫哇》，亦載之于《孔哈魯》雜志，而《辣溫特》、《阿巴脫》、《派巴斯》等報皆轉載之，是又報紙登載小說之一證也。

刊載小說以活潑版面，從而有助于報紙的行銷，這不僅為西方的辦報實踐所證實，而且在中國讀者適應了這種新的傳播方式后，它也同樣被證明為正確的規(guī)律。在《申報》停止刊載小說的三十多年后，報紙刊載小說者已是比比皆是，原因就在于這樣可帶動購報者的增加，后來有的報社還公開講述了這其間的關系，如自從刊登“實能助讀者諸君清興”的小說，僅一個星期，“定購新聞者已漸漸增加，”又如因刊載小說，報紙“直攻不上的賣，每天多印兩萬多張”。包天笑曾在《時報》上發(fā)表數(shù)十篇小說，他在回憶錄中總結當年辦報經(jīng)驗時也直言：“小說與報紙的銷路大有關系”。

可是，為什么刊載小說帶動銷路的規(guī)律在西方行得通，后來中國的報界也暢行此道，偏偏在《申報》創(chuàng)刊時卻是艱難重重呢？為了尋得答案，須對當時的實際情況作具體分析。

首先，小說載于報刊是具有廣闊前景的傳播方式，但習慣于小說單行本閱讀的中國讀者初次面對時，卻會有一時難以接受之感，何況在當時中國，報刊本身也是人們剛接觸到的新事物。而且，以往欣賞小說時，是一卷在手，想看到哪里停下全隨自己的心意?？墒菆罂B載的小說一次一般只刊登千字左右，想知曉下面的情節(jié)，日報得等明日，刊物則要等到一個月后，誰耐煩受這個罪？這有點像說書中的“且聽下回分解”，但說書先生畢竟是講完一個相對完整的故事后才會叫停，而報紙刊載多少卻是受版面大小的限制。報載小說，特別是小說連載，與中國讀者長久養(yǎng)成的欣賞習慣不合，初接觸時人們難以適應，效果自然狀況不佳。

其次，《申報》率先推出的三篇作品不是出自本土，而全是外國小說。明清兩代百姓們閱讀小說已較普遍，但在長期的過程中，他們已形成自己的閱讀習慣與審美趣味，猛地與翻譯小說打照面，難免會產(chǎn)生對“異味”的本能排斥。事實證明，翻譯小說要在中國順暢地傳播，需要經(jīng)歷一個磨合的階段，即使在光緒三十一年（1905）后翻譯小說開始風行之時，市面上能看到的基本上都是“譯述”、“意譯”、“演譯”之類，作品框架、敘事方式、表述風格等都已作了適應中國讀者口味的處理，甚至故事內(nèi)容都會因此而變更，直到近代即將結束時，才出現(xiàn)了些較為忠實于原著的譯作。《申報》其實也考慮到翻譯小說傳播方面的這層障礙，刊載作品時也作了一定的處理。例如英國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記》部分內(nèi)容的輯錄，就被改名為《談瀛小錄》連載，并說是某寧波人因船在海南島附近遭遇颶風，最后漂到了小人國。作品未署作者名，也未說明此作是外國小說的改編，編者還故弄玄虛地作了一番所謂的解釋：

昨有友人送一稿至本館，所傳之事最為新異，但其書為何人之筆，其事為何時之事，則友人均未周知。蓋從一舊族書籍中檢出，觀其紙墨霉敗，幾三百余年物也。今節(jié)改錄之以廣異聞云爾。

不愿明言這是外國名著，估計是想避免翻譯小說剛引入中土時讀者可能產(chǎn)生的隔閡感，而聲稱“幾三百余年物也”，則是想引起人們的好奇心。此篇連載并不完整，四月十八日（5月24日）之篇末云“尚有妙文，容俟下期續(xù)布”，但未見后續(xù)，這可能是讀者反映并不如意的緣故。接著，《申報》又于四月二十二日（5月28日）刊載了《一睡七十年》，這是對歐文小說的改編，但編者仍是未署名與不作說明，并同樣加上了有意誤導讀者的按語：

昔陳摶善睡，每睡必數(shù)百年或千年不等。又王質(zhì)入山樵采，遇二人對弈，觀之忘返。洎終局，而所執(zhí)之斧柯已爛。此皆言神仙之事，語殊荒誕不可考。茲有友人談及一事，似與此二事相類，不知其真?zhèn)危嗖恢獮楹螘r事也。

至于四月二十五日（5月31日）至五月初十日（6月15日）連載的《乃蘇國把沙官奇聞》，是根據(jù)馬里亞特的小說而編譯，但篇中既云“回鶻”，又云“出師青海”，仍在引導讀者產(chǎn)生這是中國小說的錯覺。篇末又有“記其事以廣異聞”之語，其意與《談瀛小錄》篇末語完全一致。小心抹去一些外來痕跡的做法表明，編者對讀者長期以來所形成的欣賞習慣和審美趣味有所顧忌，有意修飾處理的目的是想盡量減少傳播時的障礙，但作品的構想與情節(jié)走向無法變動，中國讀者不習慣的異味無法全數(shù)抹去，這些作品遭到拒絕也是情理中事。

再次，《申報》嘗試失利，與它當時的閱讀對象也有很大關系。據(jù)《申報》自己所言，它創(chuàng)刊后經(jīng)過十個月的努力，“計每日所銷不下三千余張，亦云多矣”。這里的“多”，當是與相對于其時《上海新報》每日僅印400份而言，但每日三千余張與后來《申報》的發(fā)行量相較，實在是個很小的數(shù)字。這三千余張是誰在閱讀？《申報》給出的答案是“蒙各士商不棄弇鄙，肯賜垂青”。“士商”是《申報》初期的主要讀者群，“商”者主要關心報上的廣告與行情，而從這兩類內(nèi)容來看，當是與洋務有一定關系的中國商人，當時這一群體在上海已有一定影響，但人數(shù)還畢竟有限。“士”是指傳統(tǒng)的中國文人，該群體人數(shù)要多得多，且能左右社會輿論的動向，故而也是《申報》著意爭取的讀者?？墒?，在同治年間的文人們自幼接受的是中國傳統(tǒng)的封建教育，其中絕大多數(shù)人根深蒂固的觀念是“子不語怪力亂神”，小說是他們的鄙視對象，無論中國的或外國的皆是如此，對外國小說的抵觸恐怕更甚?！渡陥蟆穭倓?chuàng)刊不久就刊載小說，此前顯然沒有且也難以對自己的讀者群組成及其喜好作較深入的調(diào)查，它推出小說后遭到冷遇自然是在所難免。

以上所述中的任何一個因素都可以使刊載小說的計劃受挫，更何況三個不利條件都同時存在，申報館提升人們讀報興趣，從而擴大報紙銷售，增長利潤的初衷注定無法實現(xiàn)。鑒于這次教訓，《申報》后來在三十五年里都不再刊載小說，直到幾乎所有日報都刊載小說且有明顯效益時，它才于光緒三十三年（1907）正月恢復了小說刊載。不過，《申報》的重新起步雖較遲，卻能在短短的五年里，以252種小說（含48種翻譯小說）的刊載居于全國日報的首位，但這已是后話了。

日報刊載小說的嘗試遭到挫折，但美查似乎一時無法接受西方的經(jīng)驗在中國行不通的現(xiàn)實，《瀛寰瑣紀》的創(chuàng)辦并刊載小說，似可說明他仍心有不甘。《瀛寰瑣紀》創(chuàng)刊于同治十一年十月十一日（1872年11月11日），此前一個月，《申報》就已先行廣告，號召“文壇健者、儒林文人惠贈瑤章，共襄盛舉”?！渡陥蟆反藭r的讀者群是“士商”，《瀛寰瑣紀》鎖定的作者群與讀者群則是“士”，希望借助他們的影響力，使報、刊相輔相成，共同提高銷量。這一特點在征稿的標準與內(nèi)容上也明顯體現(xiàn)，標準是“凡此紀事而纂言，莫不標新而領異”，內(nèi)容的要求則是“議分鄉(xiāng)校，愿考見夫濟世之經(jīng)猷；源討楹書，愿采輯夫證今之學問。下至方言里語，足備談諧，雜筆小詩，亦供嗢噱”，而“備中朝之史料，名敢托夫稗官；廣異域之談資，陋不嫌夫蠻語。瑣聞兼述，用附《搜神》、《志怪》之余；碎事同登，不薄巷議論街談之末”，則表明小說也將是刊載的內(nèi)容之一。果然，在《瀛寰瑣紀》的創(chuàng)刊號上，讀者就讀到了《程勿卿尋親記》、《素云小記》與《顧四小傳》三篇文言小說，而后兩篇還被譽為可與明人梅鼎祚的《青泥蓮花記》比肩，“其余艷史俱不及也”?！跺粳嵓o》前幾卷多有文言小說的刊出，而該刊最引人注目者，是從第三卷開始連載的翻譯小說《昕夕閑談》。

《昕夕閑談》是英國作家愛德華·布威·利頓的長篇小說《夜與晨》的上半部，這次申報館沒有躲躲閃閃地將作品偽裝為本土作品，而是老老實實地承認這是英國小說。在連載的前一周，申報館刊登廣告向讀者大力推薦，鑒于日報刊載翻譯小說已遭挫折，故此次推薦似已經(jīng)有所反省而具有一定的針對性。首先是爭取讀者觀念上的認同，故云“據(jù)西人云，伊之小說大足以怡悅性情，懲勸風俗”。這一宗旨，與中國傳統(tǒng)士人所秉持的小說應有勸善懲惡的觀念完全相符，閱讀時大可不必有什么顧慮，而“據(jù)西人云”一語，表明這是外國人自己說的，可使那些士人誤以為自己的小說觀已是全球通行，從而減少對外國小說的抵觸情緒。其次，強調(diào)“英國小說則為華人目所未見、耳所未聞者也”，此語旨在勾起人們的好奇心。雖然“子不語怪力亂神”，但圣人也說過“雖小道，必有可觀焉”，既然此書可增知識，廣見聞，購買觀閱，又有何妨？最后，廣告又特作說明道，“此番所譯，僅取其詞語顯明，片段清楚，以為雅俗共賞而已，以便閱之者不費心目而已”，這是在努力消除讀者的擔心，保證閱讀時不會產(chǎn)生什么障礙?？傊陥箴^是為大家做了件大好事：“本館不惜翻譯之勞力，任剞劂之役，拾遺補缺，匡我不逮，則本館幸甚?！弊鞔朔N種說明，就是為了鼓動起人們的閱讀興趣，同時申報館又幾乎不加掩飾地引誘人們成為長期的固定讀者：“所冀者，各賜顧觀看之士君子，務必逐月購閱，庶不失此書之綱領，而可得此書之意味耳?！?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07/20162213498295.png" />“務必逐月購閱”，可謂是此廣告畫龍點睛之語。

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1873年1月15日），《瀛寰瑣紀》第三卷出版，《昕夕閑談》開始連載，而篇首則是譯者“蠡勺居士（蔣其章）”所作的《〈昕夕閑談〉小敘》，此篇實為近代小說史上重要的小說理論論文，盡管其目的是為了爭取讀者，擴展《瀛寰瑣紀》的銷路。此文首先指出小說具有獨特的魅力：“妝點雕飾，遂成奇觀，嬉笑怒罵，無非至文。使人注目視之，傾耳聽之，而不覺其津津甚有味，孳孳然而不厭也?！奔热贿@種文學體裁具有可引人入勝、易引起讀者共鳴的特點，那就不應遭到否定與鄙視，蔣其章?lián)说贸龅慕Y論可能會使許多人大吃一驚：“其感人也必易，而其入人也必深矣。誰謂小說為小道哉？”圣人說，“雖小道，必有可觀焉”，蔣其章卻直接做翻案文章，認為作為一種文學體裁而言，小說并非“小道”，這是近代小說史上首次公開地為提升小說的地位而呼吁。他繼而又分析道，小說之所以會遭到鄙視，是因為以往作品的描寫與形容，大多含有誤導甚至教唆讀者的內(nèi)容，故而為正統(tǒng)輿論所不容。蔣其章將這些內(nèi)容概括歸納為四種弊端：弊端一為“導淫”，“徒作風花雪月之詞，記兒女纏綿之事”；弊端二為“誨盜”，“徒作豪俠失路之談，紀山林行劫之事”；弊端三為“縱奸”，“徒寫奸邪傾軋之心，為機械變詐之事”；弊端四為“好亂”，“徒記干戈滿地之事，逞將帥用武之謀”。為此，蔣其章提醒作小說者“不可視為筆墨煙云，可以惟吾所欲言也”，而應做到“邪正之辨不可混，善惡之鑒不可淆”。蔣其章分析后得出這樣的結論：“去此四弊，而小說乃可傳矣?！彼囊馑己苊靼?，承認以往的作品有很多弊端，但不能因為具體作品的弊端，就錯誤地引申為對小說這一文學體裁的否定。

在很長的時間里，蔣其章對小說的新見解并未得到呼應，直到三十年后的光緒二十八年（1902），人們才在《新小說》創(chuàng)刊號上讀到梁啟超那篇《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兩相對照，可以發(fā)現(xiàn)，關于小說的地位、小說對社會的影響、對舊小說的批判以及小說體裁可用于對社會的正面引導等方面，兩篇論文的旨意及論述方式都有不少相似之處，當然，梁啟超論文的論述內(nèi)容更豐富，有充沛的激情與恢宏的氣勢，且?guī)в猩鐣邮帟r代的新意。蔣其章關于“導淫”、“誨盜”作品的批判，雖是抽象而言，但實際上使人感覺到對《紅樓夢》、《水滸傳》等作的否定，而梁啟超對這些小說的批評，則是指向明確且言辭激烈。批判以往的小說之后，梁啟超是提出新小說以改良群治的主張，蔣其章卻是順勢向讀者推薦《昕夕閑談》：

今西國名士撰成此書，務使富者不得沽名，善者不必釣譽，真君子神彩如生，偽君子神情畢露，此則所謂鑄鼎像物者也，此則所謂照渚然（燃）犀者也。因逐節(jié)翻譯之，成為華字小說書，名《昕夕閑談》，陸續(xù)附刊。其所以廣中土之見聞，所以記歐洲之風俗者，猶其淺焉者也。

所謂“富者不得沽名，善者不必釣譽”以及“偽君子神情畢露”，這部作品體現(xiàn)的全然是純正的中國歷來主張的勸善懲惡精神。

為了使讀者們接受這部英國小說，蔣其章在翻譯時又盡量地將作品本土化，此處且以書中對英國人詩歌的翻譯為例：

有美一人兮在山之阿，有郎遐思兮若隔銀河。若隔銀河兮牽?？椗荒暌欢荣馔絾灸魏?。喚奈何兮可人不至，可人不至兮安可蹉跎。永夕朝兮永今夕，愿偕永好兮何必涕泗而滂沱。

這樣的詩歌翻譯可以說是完全本土化了，只是不知其含義與原文相距幾何。熟悉《三國演義》的讀者會發(fā)現(xiàn)，此翻譯格式是套用了書中第四十五回里周瑜佯醉時對蔣干的吟誦：“丈夫處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慰平生兮吾將醉，吾將醉兮發(fā)狂吟?！痹谛≌f翻譯的形式上蔣其章也是煞費苦心，他將作品重新分割為五十二節(jié)，并給每節(jié)加上了自擬的雙句對偶標題，如上引詩歌的那一節(jié)標題就是“聚友朋良宵開夜宴，吟詩句雅館說風情”，它的前一句又似在套用《紅樓夢》的回目“榮國府元宵開夜宴”。而且，除最后一節(jié)外，各節(jié)均以一懸念收尾，并寫上諸如“后事如何，且看下回續(xù)談”之類的套語，從形式上看，一如中國歷來的章回小說。中國小說傳統(tǒng)的評點手法也為蔣其章所采用，大概是為了增加熱鬧感，他作為譯者署名“蠡勺居士”，評點時則署名“小吉羅庵主”，而其評點，則是模仿金圣嘆評點《水滸傳》與張竹坡評點《金瓶梅》方式，分析作品中“烘云托月”、“獨繭抽絲”、“雙鑒取影”等寫作技巧，依據(jù)中國的小說觀念與評點方式詮釋英國的小說，這倒也是個創(chuàng)舉。蔣其章有時似乎還忘記了這是部英國小說，寫出“作者其得力于芥子園之各種才子書耶”之類的評語。

光緒元年二月初六日（1875年3月13日），《瀛寰瑣紀》第二十八卷出版，這是該刊的最后一卷，也是《昕夕閑談》的最后一次連載。此書的故事其實尚未完結，蔣其章也承諾“仍當陸續(xù)翻譯，以供眾覽”，可是實際上這只是敷衍讀者的一句空話?！跺粳嵓o》在第二十八卷后改刊為《四溟瑣紀》，它出版十二卷后又改刊為《寰宇瑣紀》，光緒三年（1877）五月，《寰宇瑣紀》出版到十二卷時停刊。在此期間，《昕夕閑談》的續(xù)篇始終未曾現(xiàn)身。這里不妨將三個刊物刊載小說的情況作一比較：《瀛寰瑣紀》二十八卷始終都有小說刊載或連載，《四溟瑣紀》十二卷中刊載了10篇，而《寰宇瑣紀》十二卷中僅刊載2篇。由此可以看出，申報館對刊物刊載小說的興趣是越來越淡薄，而《寰宇瑣紀》?？巧陥箴^出版這一樣式文學刊物歷史的終結。創(chuàng)辦這類刊物的目的是吸引文人以擴大報刊的銷路，一旦發(fā)現(xiàn)這是賠本的買賣，停刊便是必然的結果?！跺粳嵓o》每本售價八十文，刊載作品均不付稿酬，僅贈送作者刊物一本。第一卷刊印了二千本，這表明申報館對該刊也有贏利的盤算。第一卷出版十日后，“除發(fā)售各處之外，申地館中尚余五百余本”，有人據(jù)此認為第一卷很快就賣出一千五百本，銷路頗佳，但這實是個誤解。那一千五百本只是已送往外地各售報處或代售處，它們?nèi)翡N售不了，還是得回籠到申報館。事實上《瀛寰瑣紀》、《四溟瑣紀》與《寰宇瑣紀》銷售了三十年還在廉價促銷，原先每冊售價八十文，此時只售三十文，它們在當時的銷路如何，由此也可推知一二。

刊載小說的文學刊物?？?，《申報》也不再刊載小說，但這并不意味著申報館與小說不再有交集，相反，它是另辟蹊徑與小說結緣，而這次是發(fā)現(xiàn)了座金礦，為自己的發(fā)展找到了厚實的經(jīng)濟基礎。

第二節(jié) “新瓶裝舊酒”式的改革

《申報》創(chuàng)刊伊始，就表示愿意免費刊登文人雅士的作品，這樣既可抬高報紙的聲望，又可吸引文人們的關注與購買。同時，《申報》又十分注重刊登廣告，以便維持并逐漸增強經(jīng)濟實力，當時幾乎每天頭版都有廣告刊登的收費標準：“足五十字或五十字以內(nèi)者，刊一天取資二百五十文，第二天取資一百五十文。字如多，每加十字，照加錢五十文，一禮拜后，每字照第一天減價一半。”按此計算，即使刊登一首七律，加上題目與作者名，就相當于近四百文廣告費的版面，當時《申報》售價八文，即等于白印五十份報紙。隨著報紙社會影響日益擴展，廣告業(yè)務越做越紅火，《申報》自然不愿意擴大免費刊載文學作品的版面。對文人來說，在《申報》刊登作品“概不取值”，無疑是開辟了一條簡捷的擴大作品影響的新途，于是他們的積極性頓時被調(diào)動起來。這些文人可能并不清楚，可供刊登詩文的版面從一開始就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圍內(nèi)，文學來稿隨《申報》迅速擴大的社會影響而遞增，越來越多的稿件被積壓，自然會給辦報人造成了一定的壓力，申報館曾解釋說，“凡送稿已久而未及刊行者，其中別有苦心，尚希諸君子原諒為荷?！?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07/20162213498295.png" />所謂“苦心”，版面與利潤的考量當占相當大的成分。

那些作者及其影響圈卻多是值得關注與爭取的讀者，《瀛寰瑣紀》的創(chuàng)辦可使被積壓的作品有個發(fā)表處，確也可平息投稿人的不滿。同時，創(chuàng)辦這個刊物可擴大《申報》在縉紳間的影響，士大夫的關注與推介，又可轉化為報館的利潤?！跺粳嵓o》每本售價八十文，第一卷刊印了二千本，表明申報館對這本刊物也有贏利的盤算?？墒巧陥箴^失算了，《瀛寰瑣紀》以及后來的《四溟瑣紀》、《寰宇瑣紀》銷路都不見佳，它們漸漸成了“雞肋”，在申報館印刷力量不足之時，這些刊物愆期的現(xiàn)象也隨之出現(xiàn)。《瀛寰瑣紀》創(chuàng)刊時就聲稱“每月以朔日出書一卷”，以往這三家文學期刊都被認為是按期，至少是按月出版，但事實并非如此。《瀛寰瑣紀》自第四卷起總要愆期一個月以上，第十六至第二十二卷更是要拖延二至三個月。其后的《四溟瑣紀》與《寰宇瑣紀》同樣始終愆期，甚至還創(chuàng)下延誤半年乃至七個月的記錄。愆期了就得向讀者作解釋，可是申報館多是講得含含糊糊，或是“因他事忽忽，開手稍遲”，或是“為因歲事忽忽，開手稍晚”，不過《四溟瑣紀》第四卷出版延誤了三個月時，申報館的解釋透露了何謂“他事”：“嗣因《經(jīng)藝新畬》、《（詩句）題解韻編》四集二書亟于排印，暫將《瑣紀》停緩?！?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07/20162213498295.png" />原來，申報館是因為印刷其他書籍而耽擱了文學期刊的出版。

這一解釋，透露了當時申報館印刷力量的不足。美查創(chuàng)辦《申報》時籌資銀1600兩，憑此就創(chuàng)辦一份近代化報紙實是艱難。馬光仁主編的《上海新聞史》曾評論說：“同年王韜和黃平甫在香港籌出《循環(huán)日報》，出資盤進英華書院原屬倫敦會的印刷設備，代價是二萬一千元。美查辦《申報》時集資一千六百兩，按當時兌率折成銀元，約二千三百元，是《循環(huán)日報》投資的11％?！泵咳铡渡陥蟆返陌l(fā)行須得保證，剩下的印刷力量既要出版文學期刊，又要印刷書籍，實在難以周全。美查的投資，已物化為印刷機器、紙張與廠房等，他當然要憑借這些去追逐最大的利潤。就在《四溟瑣紀》與《寰宇瑣紀》出版嚴重延誤的兩年間，申報館出版了不少書籍，其中小說就有二十余種，《螢窗異草》的初、二、三集還需再版，《快心編》后來更是印到第四版。申報館對文學期刊顯然已興趣不再，它一再愆期以致最后停刊是不可避免之事。

申報館一直沒有放棄對小說的關注，經(jīng)過兩次嘗試與挫折，又轉向小說單行本的出版，這次終于成功地開辟了新的財源。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1874年11月5日）《申報》上《新印〈儒林外史〉出售》的廣告，宣告了美查新嘗試的開始：

本館新印《儒林外史》一書，裝成八本，?？本ぃ瑪[刷細致，實為妙品。其書中描摹世態(tài)人情，無不窮形盡相，活現(xiàn)毫端，如鄉(xiāng)紳之習氣、衙署之情形、名士之陋、書生之呆、公子闊官之脾氣、娼妓幫閑之口吻、游方把勢之身，假真宛鑄鼎象物，殊可噴飯解頤，尤妙在雅俗皆宜，有目共賞。乃因原板久毀，都中活字版印者訛字既多，板身復大，于榻畔燈前、舟唇車腹中取閱殊覺不便，故特仿袖珍版式，以便攜帶，閱者諒之。本館此書于十月初一日即禮拜一發(fā)售，計零賣每部價洋五角正，本埠由各送報人分賣，別埠亦屬經(jīng)理《申報》人代賣。士商欲購者，請即知會各賣報人；再者，此書分寄各埠，僅止印一千部，既為聚珍版，所印亦已隨印隨拆，不能隨意再刷矣，故貴客欲買者，請即來購定可也。

由上述廣告可得知，用新法印成的《儒林外史》不只是在申報館出售，而且還借助了《申報》的銷售系統(tǒng)，即廣告中所說的“本埠由各送報人分賣，別埠亦屬經(jīng)理《申報》人代賣”。申報館不僅在新法印刷方面占優(yōu)，它的銷售系統(tǒng)與方式也是以往任何一家書坊無法與之相比。于是，這次銷售獲得了圓滿的結果：“不浹旬而便即銷罄，在后購閱者俱以來遲弗獲為憾?！?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07/20162213498295.png" />不到十天即已售得500個大洋，約合350兩銀；而按每日印報3000份，每份錢十文計，《申報》一個月銷售所得共為380兩銀。這組數(shù)字的對比，必定會給美查的經(jīng)營理念造成極大的沖擊。半年多后，申報館又重印《儒林外史》一千五百部，這次又是順利售罄，而“來購者猶踵趾相接”，于是后來又有第三版問世?！度辶滞馐贰方舆B再版都順利售出，這與用報刊刊載小說的挫折恰成鮮明對照。獲得成功的原因很簡單：傳統(tǒng)小說為大眾喜聞樂見，龐大的讀者群是其銷路的保證；其時出版業(yè)還是以雕版印刷為主體，小說書價較為高昂，而采用先進印刷設備與技術印出的書籍不僅美觀、便于觀覽，且書價低廉，它在市場上具有極強的競爭力。從此，用先進印刷設備與技術出版?zhèn)鹘y(tǒng)小說成了申報館的重要業(yè)務，這一策略可稱之為“新瓶裝舊酒”。

申報館又創(chuàng)下了中國小說史上的一個“第一”，即率先用先進的印刷設備與技術出版?zhèn)鹘y(tǒng)小說的單行本?？梢韵胍姟度辶滞馐贰返某晒︿N售使申報館如何欣喜，新的生財之道可使它在競爭中脫穎而出，從而在經(jīng)濟上擺脫困境。申報館在經(jīng)濟實力增強后，便致力于擴大再生產(chǎn)，添置了“排印各書籍較為便捷”的印刷設備準備放手大干。創(chuàng)辦之初的介紹西方小說等嘗試已完全終止，申報館的經(jīng)營戰(zhàn)略已迅速轉向，現(xiàn)在它青睞的是中國傳統(tǒng)的舊小說。轉向的動因是利潤，而讀者的愛好或嫌棄，決定了利潤的有無或多寡。

認準新財源后，申報館盡其所能且不斷擴充印刷設備，接連不斷地出版小說。繼《儒林外史》之后，號稱“足與漢唐諸小說家齊驅”的《遁窟讕言》很快上市，相應廣告宣傳的重點是“或錄鬼狐之變幻，則盡相窮形；或摹兒女之衷情，則追魂攝魄”，作者王韜則介紹說，是申報館熱情地向他索討稿件，他才交付出版。繼而，申報館又排印出版《快心編》，其廣告強調(diào)此書中土已失傳，是從日本重新引入排印，出售僅此一家；又突出該書描述的故事“俱新奇可喜，幾令人拍案叫絕”，而且“又無淫亂等詞，是以無論何人均可披閱”。這部清初“天花才子編輯”的小說很快成了暢銷書，后來還三次再版。重印成本更低，價格又維持不變，收益自然相應地更高。后來申報館出版的小說如《風月夢》、《紅樓補》、《小豆棚》等，也都是一印再印。據(jù)不完全的統(tǒng)計，在約二十年里，申報館共出版原已傳世的作品三十九種，其中通俗小說二十三種，文言小說十六種。在這些作品中，還有一些是久已不傳之作，甚至是幾近失傳，于是申報館的出版又具有搶救性的意義。

在中國，小說讀者的數(shù)量歷來相當可觀，申報館起步時以新法出版的那些小說影響雖大，但對整個閱讀市場而言，它占據(jù)的份額還很小，當時小說出版仍以雕版刊行為主體。為了擴展財源，申報館進入了擴大再生產(chǎn)的快車道。光緒二年（1876），它開設點石齋書畫室（后改稱點石齋書局），引入照相石印法；光緒十年（1884）又開設擁有凸版全張印刷機的圖書集成局，美查新設這些機構的目的是盡可能多地出版書籍，小說則是其中的重要組成。出版快速、版本精美、價格低廉，且可借報紙不斷刊載廣告造勢，以舊式印刷術刊印小說的書坊即使頑強抵抗也無法與之抗衡，匯珍樓版的《野叟曝言》每部售價六元行世時，申報館以先進的印刷設備重印此書，每部售價僅一元。如此懸殊價格差距，兩者如何競爭？眾多讀者的爭相購買，使申報館在小說出版領域獲得了遠高于平均率的利潤，這就刺激了其他資金向此領域強勁進入，申報館的獨占地位很快受到了挑戰(zhàn)。此后僅上海一地，以先進設備與技術涉足小說出版的機構就不斷涌現(xiàn)。光緒七年（1881），徐潤等人集股創(chuàng)辦同文書局，購石印機12架，雇傭工人500人，后來徐潤還開設了鉛印印刷局廣百宋齋。光緒八年（1882），凌佩卿創(chuàng)立鴻文書局，這也是出版小說的重要機構。光緒十三年（1887），李盛鐸創(chuàng)辦蜚英館，它與點石齋、同文書局在石印界恰成鼎立之勢，上海之外的地區(qū)該技術也在推廣：“石印書籍肇自泰西，自英商美查就滬上開點石齋，見者悉驚奇贊嘆。既而寧、粵各商仿效其法，爭相開設?！?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07/20162213498295.png" />加入競爭的還有多家書局，同樣擁有出版優(yōu)勢的新聞報館、滬報館，在每日出報的同時也都緊咬小說市場的利潤不松口，印刷先進如今也成了它們號召讀者的資本。同時，新興的代客印書業(yè)務又降低了進入市場的門檻，無力購置印刷設備的書局或個人同樣可加入出版、銷售小說的競爭。到了光緒二十年（1894）左右，上海以先進的印刷設備與技術出版小說已有相當規(guī)模，那些出版機構輪番上陣，幾乎將傳統(tǒng)的舊小說重版殆盡，申報館已不再獨擅風流。激烈的競爭已在所難免，如《七俠五義》的風行使新出的《小五義》、《續(xù)小五義》的行情看漲，一時間善成堂、泰山堂、上海書局、珍藝書局、新聞報館以及申報館紛紛加入戰(zhàn)團，如此密集的銷售大戰(zhàn)在中國小說出版史上還是頭一遭。競爭迫使出版者讓利，讀者群則因書價的下跌而相應擴大。美查并不知道，自己追逐利潤的沖動，已按下開始沖擊已維持數(shù)百年的小說發(fā)展體系平衡按鈕。以往小說多以雕版行世，其價格約束了讀者群的規(guī)模，讀者、創(chuàng)作與出版之間也基本上一直保持著平衡。如今以先進的印刷設備與技術出版?zhèn)鹘y(tǒng)小說，低廉的價格將使讀者群的規(guī)模與組成都要發(fā)生變化，創(chuàng)作、出版乃至小說理論就會面對新的要求，并因約束力變化而相應調(diào)整，小說發(fā)展的態(tài)勢必將異于數(shù)百年來基本不變的模樣。

在先進的印刷設備與技術的沖擊下，雕版印刷為主體的傳統(tǒng)印刷業(yè)被擠垮是毫無懸念，而以同樣設備與技術出版小說的同行卻是強勁的競爭對手。申報館對此似是一開始就有所準備，從后來實踐可看出，它有三個策略以應對局面。首先是敏銳地觀察市場動態(tài)，搶占先機并擠壓同行的銷售空間。光緒二十年（1894），上海書局出版了《繪芳錄》，此書原是光緒六年（1880）申報館花費重金購得而出版，怎能坐視他人攫為己有，于是申報館旗下的申昌書室便迅速重印，與初版相較，此次又“更延名手，繪成圖象，冠諸卷端”，以增強其競爭力。《小五義》與《續(xù)小五義》的出版與再版也類似于此。光緒十六年（1890）五月，北京文光樓刊出《忠烈小五義傳》即《小五義》，而僅過了四個月，申報館的翻刻本就已在市場上銷售，宣傳的廣告絕口不提原刊者文光樓，只是含糊地稱“本館覓得都中善本”。盡管文光樓一次性就刷印了五千余部，但估計只在北京一帶銷售，南方知者甚少，否則申報館也不至于公然隱去文光樓之名。一年后，文光樓又推出《續(xù)小五義》，申報館又是迅速跟進，并廣而告之：“本館前印《小五義》一書早已不脛而走，寰宇風行。茲又覓得《續(xù)小五義》，以新鉛字排印，公諸同好?！?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07/20162213498295.png" />文光樓之名，仍是隱去不提。在南方，申報館率先出版這兩部小說，獲得市場的熱烈歡迎，“未及一稔，篋笥已空”，行情如此明朗，其他書坊書局也相繼跟進。但申報館并未因已獲利而退出競爭，而是在售罄后又重印這兩部小說，特別使同行大吃一驚的，是它還宣布兩書均降價30%，原售五角的《小五義》降為三角五分，《續(xù)小五義》則從五角五分降為四角，理由是重印“成本較前稍減，是以格外從廉出售”。同行們受到了沖擊，而申報館在競爭中仍然保持著優(yōu)勝者的地位。

其次是借助各種社會關系或宣傳工具，想方設法搜尋稿源，在推出新作方面保持競爭優(yōu)勢。當聽說“賓月樓主人”手中有套《聊齋續(xù)編》（即清嘉慶時宋永岳所著之《志異續(xù)編》）時，申報館鑒于《聊齋志異》的風行，認為此書“可壽諸梨棗”，即發(fā)函云：“乞即寄來，亟圖窺全豹也?！?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07/20162213498295.png" />后來“賓月樓主人”信與書同時寄出，但申報館先只收到信，便又趕緊詢問：“惟《聊齋續(xù)編》八冊卻未收到，向信局查問，均稱無有，未知執(zhí)事究寄交何所，特藉報布知，乞即查明，示復為盼?！?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07/20162213498295.png" />焦急盼望之情，溢于言表。再過四天，書終于收到，申報館“歡喜無量”，立即安排出版，再過一個多月，此書已印成銷售，售價三角五分，新法印書之快速與售價低廉由此可見。申報館還向讀者介紹說，此書與《聊齋志異》相較，“筆墨雖不若留仙之幽秀，而述異搜奇且微寓彰癉之旨，實有過之無不及也”，并仔細交代了購買方式。

《林蘭香》的訪求與出版也是較典型的一例，這部六十四回的長篇小說約問世于康熙年間，“隨緣下士”所撰。申報館最初只搜尋到一部殘本，感到有出版價值，便登報向社會征集全本，并保證“俟印成后定當酬謝也，其原本亦即奉繳不誤”。那張報紙剛與讀者見面，效果即已顯現(xiàn)，“至早九點鐘時，已蒙醉六堂書坊將全部送來”。申報館在第二日趕緊登報宣布，“故諸君如有藏而愿寄者，盡可毋庸，以省郵程往返之煩也”，同時又再次向大眾征集圖書，同時又擴展至征集有關圖書的信息：“諸君如有知易于銷售各書籍，即鄴架無存，亦望函示本館，以便出告白訪尋?！?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07/20162213498295.png" />這則廣告講得很清楚，申報館只對“易于銷售”的圖書信息感興趣。這部《林蘭香》很快就出版銷售，申報館對該書的概括倒也較為恰當：“是書專仿《紅樓夢》之體，而變化刪簡之，言情諸節(jié)皆若隱若現(xiàn)，具有匣劍惟燈之妙?！?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07/20162213498295.png" />從登報征集到印出發(fā)行正好是一個月，其效率之高，令人驚嘆。后來，其他書坊也出版了這部小說，但不管怎樣，申報館已占獲取利潤的先機。為了保持這方面的優(yōu)勢，申報館花了不少心思向社會征求書稿，后來它出版的小說中，有不少即是尋訪所得。當聽說有人耗時十年寫成《繪芳錄》，該書合有《紅樓夢》與《品花寶鑒》之長，“而兼去其兩病”，便“懸重金以購，果不旬日而得。翻閱一過，知人言不謬，用即付諸手民”。該書完稿當在光緒四年十二月，而申報館于光緒六年（1880）正月即已在銷售，從獲得信息到尋訪再到出版，前后歷時僅一年。其他小說如清初徐震所撰之《女才子》是“本館特從友人處覓得”，見南山人所著之《茶余談薈》是“本館特蒐訪印行”，而一些世無刊本的作品，也經(jīng)申報館之手而遍傳于世。申報館擁有當時發(fā)行量最大的報紙，它通過《申報》向社會征集作品，這是其他出版小說的書局無法具備的優(yōu)勢，這就保證了它能在激烈的競爭中位于前列。

最后，當各種印刷機構紛紛加入以新法出版小說的行列時，申報館明白不可能獨占自己所開辟的市場，這時它采取的策略之一，是幫助尚未具備條件者也參與競爭。它新增了代客印刷銷售的業(yè)務：“本館可代客印書，即照字數(shù)定價，較之刻字費亦更廉。且板字極明，印刷又甚捷便。如貴書鋪有賜顧者，請來面議可也?！?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07/20162213498295.png" />申報館清楚競爭者的增加不可避免，而主動提出代客印書，既可獲取新的利潤，同時又可使自己的印刷設備充分利用，而且還可對他人的出版有某種程度的掌控權，這算盤打得不可謂不精。清嘉慶時梓華生所著的《昔柳摭談》就是“疁城樂善居士出資托本館代行印售”，而《東周列國志》則是“雙梧書屋主人交來全稿，托本齋石印”，而且“如欲躉售者，請至本齋取閱樣本，再當議價也”。此處“本齋”，是指申報館旗下的點石齋。就整個行業(yè)來看，競爭者是增加了，但它們是在申報館扶助下出版小說，故而是增強了申報館的競爭實力。遠高于社會平均率的利潤必然刺激其他資金進入小說出版領域，申報館并不回避面臨的挑戰(zhàn)，相反，它還從中發(fā)現(xiàn)了新的商機。資金雄厚者希望自己擁有先進的印刷設備與技術，而購買則須與外國洋行打交道，這在當時是頗費周折的事。申報館瞄準了這一需求，登報自薦，愿當同行的中間商：

舍舊謀新，人情之常，實循環(huán)之道也。夫西法印書，最為時尚，既省料惜工，靈快捷速，價廉物美，奚啻倍盡。今新法漸次通行，不數(shù)十年而刻板之舊制將無所用矣。茲本館與英國制造印字器具者恒有交易，凡欲取用新法，皆可代為購辦。其機器、鉛字、大錘等物，并為代購。油墨、鉛胚、小種鉛字并鉛邊胚子等物，即向內(nèi)隨要購買可也。申報館內(nèi)美查啟。

幫助同行獲取先進的印刷設備與技術，這豈不是在干扶助自己競爭對手的傻事？其實不然。正如上面廣告所言，“今新法漸次通行，不數(shù)十年而刻板之舊制將無所用矣”。這是不可阻擋的大趨勢，無論申報館是否出面做中間商，普遍采用先進的印刷技術與設備都將是必然的結果。既然如此，那么居間代同行購買，就成了可有新利潤進賬的好事。而且，申報館“與英國制造印字器具者恒有交易”，這是它做中間商的優(yōu)勢，若眾多同行都委托申報館代辦，那么出版印刷業(yè)對先進的印刷技術與設備的采用，甚至日后的升級換代，申報館還是能有一定的掌控權。從這一角度來看，申報館算計的精明仍處于領先地位。

當然，當小說出版領域群雄并起時，申報館不可能持續(xù)其壟斷地位，要時時處處領先也非易事，但作為“新瓶裝舊酒”模式的首創(chuàng)者，它在小說出版史上的地位與功績應予充分肯定，而在約二十年內(nèi)傳統(tǒng)小說被重印殆盡，則可視為該模式的顯著效果之一。

“新瓶裝舊酒”是個奇妙的結合，即形式全新，內(nèi)容卻是舊物，而讀者在欣賞傳統(tǒng)小說時，也接受了這種新的印刷形式。除小說單行本外，這種結合又以另一種形式展現(xiàn)在人們面前。光緒八年四月初二日（1882年5月18日），上海新誕生了一家日報，即《滬報》，它后曾改名為《字林滬報》。這家日報創(chuàng)辦僅三周，即在當年四月二十五日（1881年6月10日），刊載了一則“刊印奇書告白”，宣布將連載《野叟曝言》：

《野叟曝言》一書，海內(nèi)皆知其名，惜無從購取其本。近見坊間所刻，每部定價六元，而其中缺誤，舉不勝屈，且有指為元（原）缺者自三、四行至二、三回不等。本館今購求善本，其中略有脫誤之處，延請名手，一一補足，務使毫無缺憾而后已。自下禮拜一為始，每日于本報后增加兩頁，將此書排日分登，且篇幅較寬，合之可作新聞，分之可成卷帙。且取價仍不加增，不過一年，可窺全豹。統(tǒng)計價值，既較坊間售買不全書本為廉，且更得閱各處新聞，實屬一舉兩得。諸君請即前來預定，以便多印。倘日后追買前報，本館雖多印若干紙，深恐不能遍給也。字林滬報館主啟。

此前，申報館自光緒三年（1877）六月至光緒六年（1880）三月，曾五次刊載啟事，點名搜求《野叟曝言》的書稿，但所得“惜中多殘缺，未便排印”，但那些啟事則成了擴大這部小說影響的廣告，推高了大眾的期望值。捷足先得者是毗陵匯珍樓，它于光緒七年（1881）十月出版了木活字本《野叟曝言》。夏敬渠的這部小說創(chuàng)作于乾隆年間，直到此時才首次面世，上述廣告中“海內(nèi)皆知其名”一語，透露了它受歡迎的程度，但六元一套的售價，卻使廣大讀者無力問津。在匯珍樓版行世半年后，《滬報》宣布將以每日連載《野叟曝言》的方式，滿足大眾的閱讀需求，不過它并沒告訴讀者，蔡爾康跳槽到《滬報》時帶來的這部書稿，原為申報館搜尋所得。為了連載小說，《滬報》將每天以書版型格式添印兩頁，讀者在瀏覽新聞的同時，又可閱讀小說，而且將刊載小說的這兩頁累積起來，還可以裝訂成冊?！稖麍蟆愤€特地聲明，另增連載小說的那兩頁為附送，報紙仍照原價銷售，這樣只要堅持一年（實際上連載時間是長達兩年半），不花分文就可以擁有一部《野叟曝言》了。當然，要達此目的還有個前提，就是趕緊來訂閱《滬報》，“倘日后追買前報，本館雖多印若干紙，深恐不能遍給也”。《滬報》此舉獲得讀者十分熱烈的反響，“購者踵趾相接”，“前數(shù)日之報，業(yè)已銷售一空，追補者尚復紛紛不絕”，于是又“重排前八頁”，但追補者須得付費，“每張取價四十文”，這種報紙熱銷的景象至少持續(xù)了好幾個月仍然是盛況不減?？d小說推高了報紙的銷售量，于是附送小說成了《滬報》的傳統(tǒng)，如光緒二十年（1894）附送《七俠五義》，光緒二十一年（1895）附送《蜃樓外史》等。為了堅持這項業(yè)務，《滬報》還向社會征集作品，征稿要求是“新奇可喜、雅俗共賞，而又為世所不經(jīng)見之書”，從而借連載小說以吸引更多的讀者。《滬報》在嘗試新的傳播方式方面一如《申報》，但小說題材與內(nèi)容的選擇，卻是以廣大讀者喜聞樂見為標準。無論是《野叟曝言》還是《七俠五義》，其內(nèi)容都會引起讀者的閱讀沖動，而且作品風格與長期以來積淀而成的審美趣味與閱讀習慣毫無相悖之處，更何況報上刊載是不另收分文，這便與購買單行本形成了相當可觀的價格差，這對讀者來說也是強有力的誘惑因素，而透過這表面現(xiàn)象，可以看到起關鍵作用的乃是先進的印刷裝備與技術，它使新的傳播方式開始為大眾所接受。

《滬報》獲得了成功，一時間卻無跟進者，原因是其時世上報紙種類甚少，而上海另一家日報《申報》對刊載小說已無興趣。率先跟進的是光緒二十三年（1897）創(chuàng)刊的《游戲報》，它刊載了些文言小說，這時距《滬報》的成功已有十五年。次年，《采風報》創(chuàng)刊，它開始連載孫家振的《海上繁華夢》；再過一年是《便覽報》創(chuàng)刊，它連載了《空心大老官傳》與《玉京秋水記》等作。自光緒二十七年（1901）起，新創(chuàng)刊并刊載小說的報紙開始增多，《笑林報》隨報附送《仙俠五花劍》，《寓言報》隨報附送《澹園述異》，《世界繁華報》排日連載《庚子國變彈詞》。除了上述小報外，這些年里也有兩家大報加入了刊載小說的行列。上海《中外日報》光緒二十四年（1898）創(chuàng)刊后連載了《莊諧選錄》等筆記小說，而廣州的《東華日報》連載了《羊石園演義》?？墒牵饩w十九年（1893）正月創(chuàng)刊的《新聞報》卻對刊載小說無動于衷，它直到光緒三十二年（1906）才開始刊載小說，那時已是無報無小說的局面了。

申報館注意到《滬報》的成功，可能是因十年前的挫折而仍心存疑慮，它沒讓《申報》恢復刊載小說，而是由旗下的點石齋創(chuàng)辦了旬刊《點石齋畫報》，該報從第六號開始連載王韜的《淞隱漫錄》。連載開始時，編者提醒讀者注意兩點，第一這是“增附”，“而價洋仍從五分”；第二是“書凡十六卷，閱者茍自卷首以迄卷終逐期裒集，絕不零落間斷，將來抽出裝訂全書，是于閱畫報之外，可多得一部新書也”。這兩條全都是襲用《滬報》連載《野叟曝言》的手法，與當年《瀛寰瑣紀》連載《昕夕閑談》的方式全然不同，可見《滬報》的成功對申報館還是有相當?shù)拇碳?，而“延善丹青者，即書中意繪成圖幅”，使圖與文相得益彰，以助讀者閱覽的興趣，這確是申報館的創(chuàng)新。據(jù)作者王韜介紹，這是由于“尊聞閣主人屢請示所作，將以付之剞劂氏”，看來此作也被列入申報館尋訪作品的計劃。申報館對這部作品的安排是先在刊物上連載，連載結束后再結集出版單行本，即一部作品賺兩次錢，這一打算不可謂不精明。在《點石齋畫報》之后，又有創(chuàng)刊于光緒十八年（1892）的《海上奇書》，這是韓邦慶個人經(jīng)辦的期刊，由申報館代售，主要內(nèi)容是連載他的長篇小說《海上花列傳》。此作用蘇州話書寫，嚴重地限制了讀者面。自第九期開始，原先的半月刊改為月刊，而出到第十五期終于?？Ｔ谶@一時期內(nèi)，刊載小說最為成功的當屬《時務報》，這家創(chuàng)辦于戊戌變法前夕的旬刊呼吁變法維新，言論新穎犀利，在不少士人與官員中引起強烈反響，而該刊從創(chuàng)辦直至?？膬赡昀铮质冀K刊載西方的偵探小說，這些作品隨變法政論不僅傳播于通都大邑，甚至僻壤窮陬也時見蹤影。受其影響，戊戌變法時創(chuàng)辦的一些刊物也刊載小說，它們的匯合，終于形成了一定的聲勢。

總之，新的傳播方式與新型的小說要在大眾中廣為流傳，遇到的最大障礙是中國讀者已有的欣賞習慣，而“新瓶裝舊酒”，即將先進的印刷設備與技術，以及新的傳播手段與傳統(tǒng)的小說相結合，則是克服此障礙的最有效的方式。讀者讀到的仍是熟悉的作品，而且其低廉的價格又極其誘人。價格的降低意味著閱讀門檻的降低，讀者群的規(guī)模因此而逐漸擴大，慢慢地其主體不再局限于士人或商人，讀者群組成的改變又將使占主流地位的小說觀念隨之而變。當人們對新的傳播方式逐漸習慣后，對“新瓶裝新酒”也就慢慢地不再反感。光緒二十二年（1896）《時務報》刊載西方偵探小說就已通行無阻，意味著人們已開始歡迎這類新作品，當然，這與編者選擇的那些故事可讀性強也有著莫大的關系。新的傳播方式在小說領域站穩(wěn)腳跟之際，又是列強進一步侵略中國之時，社會急劇動蕩，國家存亡的危機日益加深，眼前發(fā)生的眾多事件為小說創(chuàng)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在此特定的時機，人們也希望讀到能觀照自己生活的作品。各種條件已經(jīng)具備，創(chuàng)作貼近現(xiàn)實的格局也就開始顯現(xiàn)。

第三節(jié) 時勢劇變與創(chuàng)作互動

自同治末年起，大約花費了三十年的時間，在上海有兩個改造已基本完成。對印刷業(yè)來說，從西方引入的先進的印刷設備與技術基本上取代了傳統(tǒng)的雕版印刷，在上海的閱讀市場上，用新法印刷的書籍已占據(jù)主流地位；同時，報紙與雜志已成為社會生活中的平常事物，小說新?lián)碛械膫鞑ネ緩?，即由報刊刊載的形式已開始為人們普遍接受。這兩個改造的完成，為近代小說隨后的突飛猛進的發(fā)展奠定了堅實的物質(zhì)基礎。在這段時期里，物質(zhì)層面的準備已先于小說創(chuàng)作的需要，但先進的設備與技術并沒有被閑置，這兒的缺口是由大量印刷傳統(tǒng)的舊小說作了填補。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傳統(tǒng)小說都可用新法重印一次，出版者還須得根據(jù)由讀者口味決定的市場動向作篩選。可供刊印的作品畢竟有限，于是過了一段時間，為追逐利潤而更新的印刷力量就顯得似有富余了。這就是當時為什么報上常有“搜求秘籍，排印成書，以便公諸同好”一類廣告的重要原因?！读痔m香》等小說都是申報館通過“搜書”廣告征集到后出版的，又如乾嘉時張南莊的《何典》、乾隆時尹慶蘭的《螢窗異草》，都是申報館征集到后出版，才結束了它們以抄本流傳的歷史。當然，其時新創(chuàng)作的小說也在搜求的范圍之內(nèi)，如宣鼎的《夜雨秋燈錄》及其《續(xù)錄》，俞達的《青樓夢》，王韜的《遁窟讕言》等。創(chuàng)作《澆愁集》的鄒弢曾回憶說：“稿甫脫，即為坊賈攜去，其中大半點堪未精，書出重閱，頗不滿意，至今悔之。”由此可見，那些擁有印刷力量的出版者，尋覓新書稿的心情是何等之迫切。

出版者尋覓新書稿的迫切心情源于大眾迫切的閱讀愿望，同時也是應對市場激烈競爭的需要。我有人無，則利潤盡進我家，尋覓稿源也須得下手快，許諾重，故而報上那些征集書稿的廣告中，時常可見“俟印成后定當酬謝也”、“本館不惜重酬”、“爰懸重金以購”等話語也就不足為奇了。傳統(tǒng)小說中可刊行者已出版殆盡，向未刊行者也已盡可能地搜羅，出版者的目光自然要投向新創(chuàng)作的小說，而讀者也希望能讀到新的作品，特別是描寫自己身邊生活的故事，或描寫當下風雨飄搖的時局及其進程與結果的小說。當時新出的小說多有貼近現(xiàn)實的特色，而其中較引人注目者，是重又現(xiàn)身的時事小說。

時事小說是社會矛盾與沖突趨于白熾化，且統(tǒng)治者已無力嚴密控制意識形態(tài)領域時的產(chǎn)物，它早先曾出現(xiàn)于時局急劇動蕩的明末清初，入清后隨著社會逐漸安定而絕跡。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清末的社會矛盾與沖突更甚于明末，外國列強的入侵更使國家陷于生死存亡的危機，社會矛盾與民族矛盾已日益尖銳，統(tǒng)治者對意識形態(tài)領域控制也已力不從心。在此風雨飄搖之時，時事小說必然會重新現(xiàn)身。所謂時事小說，它有以下幾個特點：首先是以講述故事的形式描寫眼前正在發(fā)生的國家大事，其內(nèi)容與時代相平行，作品出版與事件發(fā)展在時間上的差距較小，故而具有一定的新聞性。當信息傳播不暢或政府有意封鎖新聞時，它可承擔使大眾了解局勢并作出判斷的功能。其次是描寫當時的重大政治事件，具有政治性與轟動性，能吸引大眾的關注。再次是作品通俗，能在最大范圍內(nèi)使人們了解事件經(jīng)過與結局，同時又以自己的政見引導廣大讀者的傾向，從而形成有可能影響朝政的社會輿論。最后是真實性，作品的具體內(nèi)容可以有虛構，但在描寫事件的主要過程和結局以及其間主要人物的參與態(tài)度和命運時，不可因作者主觀上的好惡而擅作篡改。社會的急劇動蕩直接影響到廣大百姓的日常生活，這時他們不能不關心國家大事，各種里巷瑣語也在悄悄流傳，此時問世的時事小說自然會受到人們的青睞，廣大讀者在非常時期的需求，同樣是刺激時事小說崛起的重要原因。

清末時事小說的出現(xiàn)始于光緒二十一年（1895），那年正月，苦心經(jīng)營多年的北洋水師在對日作戰(zhàn)中全軍覆沒，繼而日軍又侵占遼東；三月，清政府被迫訂立割地賠款、喪失主權的《馬關條約》，使中國面臨空前的民族危機。消息傳來，康有為聯(lián)合十八省一千二百余舉人聯(lián)名上書光緒帝，要求拒和、遷都、變法。五月，日本入侵臺灣，中國軍民的抗擊堅持了近半年。就在這一年里，孫中山創(chuàng)立興中會，并發(fā)動了首次廣州起義；康有為在上海創(chuàng)立“專為中國自強而立”的強學會，倡導維新變法；袁世凱開始在天津小站督練新建陸軍，開中國近代陸軍之先河。這一連串事件意味著中國社會將進入一個天崩地解的時代，它迫使大眾關心時局，描寫正在發(fā)生的大事件的小說也隨之問世，而人們關注的焦點，首先集中于臺灣因日本侵略而爆發(fā)的戰(zhàn)事。

日軍在《馬關條約》簽訂后即入侵臺灣，清廷卻嚴令沿海諸省不得接濟臺灣軍民抵御侵略的行動，當然也不愿意讓世人知道那兒發(fā)生了什么事。可是就在臺灣鏖戰(zhàn)最激烈之際，熱情歌頌臺灣軍民抗擊日寇侵略的幾部小說接連問世，這不僅打破了新聞封鎖，實際上也起了號召人們支援正在艱苦奮戰(zhàn)的臺灣軍民的作用。日軍侵犯臺灣才一個月，描寫臺灣劉永福黑旗軍抗擊日軍的《劉大將軍平倭戰(zhàn)記》初集就已問世。半個月后，該書二集又出版，開卷就可見臺灣全省地圖，以激起讀者對割讓寶島的痛心，書中還載有二十幅反映情節(jié)的圖畫，便于識字不多的讀者瀏覽。初、二兩集與臺灣戰(zhàn)事同步，寫作與出版完成于一個多月間，可算是小說史上問世最為迅捷的時事小說，但倉促寫就，其內(nèi)容之粗糙可以想見。小說以報上所載臺灣戰(zhàn)事的重大事件為框架，但其間八卦陣圖、小姐統(tǒng)兵、道士作法、埋棺轟倭、狗陣蹈坑之類，卻是剪裁歷來小說故事的內(nèi)容作填充鑲嵌。其時全國百姓群情激憤，期盼臺灣軍民的勝利，這些故事迎合了他們的情緒。應該肯定作者與出版者的愛國熱情，同時也須承認，牟利也是重要動機，如此快捷就是為了趕在最易銷售的時刻出售，而且他們確實是如愿以償。又過了半個月，該書的第三集也已出版：

今將臺南、臺北近日戰(zhàn)事情形繪以圖說，付諸石印。書面用外國顏色雞皮紙為記。詳載出榜招賢、豪杰歸心、疑兵破倭、拘民當兵、陣困倭奴、倭國喪師等情節(jié)。奇文快事，有目共賞。因近有將二集更易者，請認五色面紙分辨是幸。每部售洋一角四。初集一角，二集一角，如合購初、二、三集，收洋三角。零躉批發(fā)，格外公道。在上海四馬路五層樓內(nèi)售書處文宜書局。函購原班回件不誤。宏仁堂啟。

廣告中“因近有將二集更易者，請認五色面紙分辨是幸”一語，透露出這部小說因銷路甚佳而正遭到盜版，兩者的主要差異只是盜版書的封面未用“五色面紙”。宣布二集發(fā)行的廣告載于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二十九日（1895年7月21日）的《新聞報》，該報六月十二日（8月2日）的廣告宣布三集開始發(fā)行，其中提到二集的盜版書已在市面上流行，這是在短短的十二天里發(fā)生的事，盜版速度之快令人瞠目。售廣利速且正版供不應求是導致盜版書急速跟上的根本原因，此現(xiàn)象表明急切希望了解臺灣戰(zhàn)況進展的廣大讀者對這類作品極為歡迎，盡管他們可能也知道作品中一些情節(jié)是虛構編造，但仍樂意閱讀。

不久，《臺戰(zhàn)演義》也開始流行，作品中日軍屢屢中計，其蠢笨使人可笑，而不少情節(jié)過于離奇，細讀后就難免生疑。不過，作品描寫的畢竟是黑旗軍大敗日軍，關心戰(zhàn)事的讀者明知書中虛構不少，但仍讀得津津有味，所以報上廣告稱“始可笑，繼可疑，終乃大快”。廣告還強調(diào)作品的可信性，說該書出自劉永福的幕僚，“故能言之鑿鑿也”。作品結尾稱：“剿滅倭賊，克服臺北、澎湖等處，可拭目待矣?！边@種樂觀的希望，也為讀者所共有?！秳⒋髮④姲賾?zhàn)百勝圖說》也出版于光緒二十一年（1895）六月，該書為“憤而有作”的產(chǎn)物，寫作宗旨為“傳劉大將軍諸將士之不朽功業(yè)，備志倭奴全軍覆亡情節(jié)”。它描寫臺灣戰(zhàn)事時有意聯(lián)系歷史上戚繼光平倭等故事，從而揭示日本侵略的一貫野心：“倭人狠貪，好犯上國，累朝入寇。唐時幾遭薛將軍滅盡種類，明時受創(chuàng)于戚將軍，目今屢敗于劉將軍?！庇质珍洰敃r臺灣的《上總署衙門全稿》、《臺紳布告中外檄文》等各種文件，這許多文件大陸各省的民眾一般都無緣得見，它們的收錄有助于讀者真實地了解事態(tài)發(fā)展，這也表明關注戰(zhàn)事的讀者并非全著眼于故事情節(jié)。作品框架基本真實，內(nèi)容則是近日的消息、傳說以及作者編造的糅合，基調(diào)高昂激奮，可激起讀者同仇敵愾的心情。標榜“圖說”是該書特色，圖文并茂，既可激起讀者的閱讀熱情，又增加作品的通俗性，面向更多的讀者。作者“藜床舊主”（管斯駿）聲稱“撰成一百六十回，先以三十二圖說錄正，付之石印”，但自三十三回以下后并未見，這可能是后來臺灣淪陷，民眾的閱讀高潮已過的緣故。

該年七月，又有《臺灣巾幗英雄傳》初集問世，內(nèi)容為總兵孫秉中在臺北保衛(wèi)戰(zhàn)中戰(zhàn)死后，其夫人張秀容毀家助餉，召集舊部，抗拒日寇侵略。作者介紹道，張秀容托仆人楊明六將孩子帶到蘇州，“投親托孤，代求撫育”，而作者的舊仆楊福是楊明六的侄子。由這層關系知悉張秀容抗日事跡后，盡管“茲當火傘高張，流金爍石”，“揮汗疾書，據(jù)事直敘”，即借此告訴讀者，書中的內(nèi)容真實可靠。這些作品一時間如此暢銷，其原因是民眾急切希望了解臺灣戰(zhàn)況的進展，這表明社會的動蕩、國家的危亡，已使讀者的注意力與興奮點轉移至現(xiàn)實問題。在“竹隱居士”為《臺灣巾幗英雄傳》所作的序中，首句便是“臺灣割與倭奴，普天共抱不平”，而其結語則云：

彼世之居高位、享厚祿者，第知養(yǎng)尊處優(yōu)，營私肥己，據(jù)仕路之要津，棄江山如敝屣，猶以為度量寬宏，功資燮理，儼然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自命為大丈夫者也。孰不知其遺大投艱，畏難茍且，周旋委曲，竟如妾婦從夫逞計，千古遺羞，萬人唾罵哉。

猛烈抨擊的矛頭直指“據(jù)仕路之要津”的朝中權貴，表明作者與讀者都因戰(zhàn)敗與割地賠款求和的刺激，進而思索這一切之所以發(fā)生的原因，并開始公開表示對朝廷的不滿。

臺灣軍民的抗爭堅持了四個多月后，盼望臺灣局勢能出現(xiàn)奇跡的希望破滅了，但抗日題材的創(chuàng)作卻未終止，講述明代戚繼光平倭的《蜃樓傳》正問世于此時?，F(xiàn)實戰(zhàn)場上不斷敗退時，復習歷史上的故事卻可以幫助人們確立最終勝利的信心，也可提供梳理辨析紛亂頭緒的借鑒。作者還特別強調(diào)，平倭初期失利就是因為朝中權奸擅竊國政，古今對照，讀者會立即想到批判矛頭在現(xiàn)實生活中的指向。其時又有在想象中戰(zhàn)勝倭寇的作品，較典型的有《夢平倭奴記》，篇首按語稱創(chuàng)作是為了“以快眾人之心”，而篇題中的“夢”字，卻也正突出了對現(xiàn)實的無奈。《仙俠平倭演義傳》則是糅合才子佳人與神魔、狹義小說的內(nèi)容，創(chuàng)作的重點已是供讀者們娛樂?？墒沁@樣的作品也在描寫平定倭亂，并與朝中“奸權害國”緊密聯(lián)系，也從一個側面顯示出時局劇變對創(chuàng)作的影響。

與前面幾部時事小說不同，《中東大戰(zhàn)演義》從日本入侵朝鮮一直寫到臺灣軍民抗擊日寇及其失敗，整個戰(zhàn)事中各歷史事件的頭緒、前因后果、發(fā)展變化及轉折等都交代得比較清楚。此書出版時戰(zhàn)爭已經(jīng)結束兩年，作者不再以快讀者之心為職責，而是較從容地辨析梳理并作相應的反思。光緒二十三年（1897），此書以《說倭傳》為名出版時流播似尚不廣，但三年后人們似乎突然對這部小說發(fā)生了興趣，《申報》與《新聞報》也都刊載廣告介紹，其原因就在于這期間接連發(fā)生了戊戌變法失敗與庚子國變等重大事件。變法圖強的希望破滅了，人們還預感到一場更深重的災難即將襲來，他們不得不關注迅速發(fā)展的局勢，憂慮國家的前途，而觀察與思考時，又不能不與五年前的那場戰(zhàn)敗相聯(lián)系。此時讀者們急于閱覽的并不是《臺戰(zhàn)演義》那般激情多于理性的作品，而是需要對當年戰(zhàn)爭進展及其后局勢演變的有條理的敘述，以及相應的客觀評價與分析。此書后改名為《中東大戰(zhàn)演義》再版，正迎合了人們的這種需求。

按《說倭傳》問世時間，它仍可歸于時事小說，而社會劇變的一再發(fā)生，相應的時事小說就不斷問世。戊戌變法失敗后不久就出現(xiàn)《捉拿康梁二逆演義》等作，而辛丑條約簽訂僅兩個月后，《世界繁華報》便開始連載《庚子國變彈詞》，后又結集出版。李伯元在自序中說，他創(chuàng)作的目的是憤于社會不思反省：“和議既成，群情頓異，驕侈淫佚之習，復中于人心，敷衍塞責之風，仍被于天下，幾幾乎時移世異，境過情遷矣?！彼€在《例言》中強調(diào)真實性，“是書取材中西報紙者，十之四五；得諸朋輩傳述者，十之三四；其為作書人思想所得，取資敷佐者，不過十之一二耳。小說體裁，自應爾爾，閱者勿以杜撰目之”。不過，作品并非純客觀的記錄，而有其傾向性，即所謂“彰善癉惡，自有微權”，這與作者的寫作宗旨相一致。

甲午中日戰(zhàn)爭是中國近代史歷程的重要節(jié)點，同時也是近代小說史發(fā)展過程中的重要轉折點之一，其顯著標志則是創(chuàng)作開始貼近現(xiàn)實，而隨后而來的戊戌變法、庚子國變等重大政治事件的接連發(fā)生，使社會愈發(fā)動蕩，國家的災難愈發(fā)深重，亡國滅種的危險愈發(fā)臨近。身處災難之中的中國人都開始程度不同地感受到這一點，對小說創(chuàng)作來說，無論是作者還是讀者，眼光都已無法離開復雜多變且關系自己身家性命的動蕩現(xiàn)實。此時相繼問世的《中東大戰(zhàn)演義》、《捉拿康梁二逆演義》與《庚子國變彈詞》等作，其作者的立場與視角互有差異，但他們都是在努力地梳理與交代那些事變中各事件的頭緒、前因后果、發(fā)展變化及轉折等，既是作者自己的反思與憂慮憤懣的傾吐，同時也滿足了讀者了解自己身陷其中的各事件來龍去脈的渴望。

社會劇變持續(xù)加劇之時，講史演義創(chuàng)作出現(xiàn)了新的動向，即開始講述與現(xiàn)實政治發(fā)展與變化關系甚大的本朝歷史事件，這種以文學形式進行的歷史反思，其實是當時社會反思的一種表現(xiàn)?！读治闹夜形餮萘x》從荷蘭占領臺灣一直寫到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結束，“源源本本，詳述無遺”，雖然售者聲稱“酒后茶余，可資談助”，可是酒后茶余的談資從名人軼事、風花雪月，轉為談論自鴉片戰(zhàn)爭以來各大政治事件，正從一個側面顯示了此時對歷史的反思深入人心。《掃蕩粵逆演義》是第一部描寫太平天國全過程的小說，“自洪逆造反起始，至賊匪蕩平為止，其間一切情形，歷歷如繪”。《羊石園演義》描寫了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時廣東軍民抗擊英軍侵略的故事，它先在《東華日報》上連載，后又結集出版，此書甚受歡迎的原因不難理解：“此事為吾粵人一大艱厄，中國權力之失，實起點于此，不可以不傳?！?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07/20162213498295.png" />這三部小說描述了中國近代史最初二十多年里最重大的三個歷史事件，它們的問世與流傳，表明了人們開始探究為何中國會在短短的數(shù)十年間就從一個泱泱大國淪落到受列強欺凌的弱國，而對歷史的反思，很快又將轉化為要求社會變革的動力。

在甲午戰(zhàn)爭前已流行的創(chuàng)作流派此時也有所變化?！镀邆b五義》等俠義公案小說擁有龐大的讀者群，他們的喜好刺激了這些作品的續(xù)書相繼而出，《彭公案》出到“八續(xù)”，《施公案》更是出到“十續(xù)”。俠義公案小說的內(nèi)容原本與現(xiàn)實有一定的距離，但在社會急劇動蕩之際，該流派也與時局掛上了鉤。此時問世的《李公案奇聞》，其內(nèi)容雖不脫為官清正，公平斷案一類，但該書主人公已不是古人，而實指光緒間的李秉衡。庚子國變時，李秉衡任巡閱長江水師大臣，他率軍北上抵抗八國聯(lián)軍，戰(zhàn)敗自殺。清廷曾優(yōu)詔賜恤，后屈服于聯(lián)軍的淫威，詔褫職，奪恤典?！昂藓奚痹谧髌沸蛑兄毖源耸拢骸肮侨馕春锩右?；詔墨未干，而恤典撤矣。紀功無錄，歸獄有辭，豈始愿之所及乎？”此時還連續(xù)有幾部講述劍俠故事的作品問世，如《仙俠五花劍》，“狎鷗子”為該書寫的序中指出了它們與時局的關系：

紅羊劫急，白馬盟新。強暴跳梁，桀黠構扇。弱肉爭食，公道何存！言者頰鳴，聞之眥裂。痛中原之板蕩，借箸誰籌；制南越之猖狂，請纓無路。人情洶洶，無意夢夢，蘭成無取樂之方，屈子有《離騷》之作。則欲消磨歲月，開拓心胸，代梁父之吟，下東坡之酒，舍其編其奚屬哉？

“弱肉爭食，公道何存！”那些作家也痛心于國家危機的深重，但又看不到出路，只能寫些幻想中的劍俠故事算是慰藉，而這些作品出現(xiàn)于有關義和團各種傳聞流播之際，其間也應有某種聯(lián)系。

此時問世頗多的狹邪小說，其基調(diào)與慷慨激昂的時事小說正相反，且也已不同于該流派早期的《花月痕》、《品花寶鑒》那般較多地出于作者的臆想，“以談釵黛而生厭，因改求佳人于倡優(yōu)；知大觀園者已多，則別辟情場于北里”。此時所出諸作多是實寫十里洋場的紙醉金迷，從一個側面較真實地顯示了當時殖民地、半殖民地上海的某種社會風尚。此時上海繼續(xù)迅速發(fā)展，資金與人口的大量流入，使它很快呈現(xiàn)出一個大都市的風貌。國家危難在不斷加重，此時上海的冶游生活卻異常發(fā)達，夜夜燈紅酒綠，觥籌交錯，狹邪小說創(chuàng)作依托于此而繁榮，且喜讀者眾。俞達的《青樓夢》是“甫脫稿而傳抄者已濡毫以待”，盡管作者強調(diào)此非“導人狹邪之書”，而是描寫“美人淪落，名士飄零”，但許多人感興趣的卻是“名士”混跡于妓院的故事。狹邪小說中的重要作品《海上花列傳》此時開始較廣泛地傳播，但原因卻異于韓邦慶的初衷。該書的藝術成就與社會意義被略過，或宣傳“人生行樂，不外乎吃著嫖賭，吃著賭各處仿佛，惟嫖則上海為最勝”?；驈娬{(diào)該書“將萬種迷惑柔軟情形逐節(jié)細表，編成演義，使人皆知妓之迷術，應對有方，不為所困”；推銷的廣告甚至宣稱該書還有實用的功效：讀后又可懂得妓女的蘇州話，“庶可彼此對談，不致茫然草董，豈非醒迷妙訣，極佳快事?！?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07/20162213498295.png" />書也被改名為《海上看花記》或《海上百花趣樂演義》，韓邦慶的精心之作被宣稱成嫖妓啟蒙教科書了。孫家振的《海上繁華夢》也是不斷再版，他在自序中稱創(chuàng)作動機是“冀當世閱者，或有所悟”，但他描摹十里洋場的紙醉金迷時，暴露遠多于勸懲，局騙賭術諸事尤發(fā)揮無遺，出版商便將其當作嫖妓防騙術推銷：“痛抉花叢弊害，形容蕩子癡迷，與夫賭棍拆梢密騙人等種種作為之處，閱之如見其人，足資懲勸”，此時走紅的又有描寫上海林黛玉、陸蘭芬、金小寶、張書玉等四位名妓的《海上名妓四大金剛奇書》，它一面世就有多家書局盜版翻刻；兩個多月后其續(xù)集又行世，“所有姘藏馬夫、戲子爭風吃醋等事，莫不描摹盡致，并于四大金剛之外所有上海一切淫妓行狀盡皆羅致書中，亦歷歷如繪”。作者刊登的廣告已不再說些正俗勸懲之類的話，強調(diào)的只是“所印無多，望速賜顧”。一時間，描寫妓家故事似成風尚，《夢游上海名妓爭風傳》、《野草閑花臭姻緣》、《歡樂夢》、《海上時新名妓演義》等接踵而出，這類書的暢銷，正從一個側面較真實地顯示了當時殖民地、半殖民地上海的某種社會風尚。

以上幾類作品，都屬傳統(tǒng)小說范疇，內(nèi)容與旨趣各不相同，甚至反差極大，但與先前的創(chuàng)作格局相比，都不同程度地顯示出了越來越關注現(xiàn)實的趨向，而且小說創(chuàng)作的數(shù)量開始展現(xiàn)出加速度態(tài)勢。若究其原因，那么對日戰(zhàn)敗、戊戌變法失敗以及庚子國變和八國聯(lián)軍入侵等極其重大的事件接連發(fā)生，中國社會與政治格局出現(xiàn)激烈動蕩，小說各流派的創(chuàng)作正是在這些強烈刺激下開始了貼近現(xiàn)實的轉向，這也是其時翻譯小說重現(xiàn)于世并開始呈現(xiàn)連續(xù)運動態(tài)勢的原因。顯然，如果印刷主體還處于雕版階段，那么來自社會與政治方面的刺激再強烈，小說創(chuàng)作雖會有相應變化，但由于物質(zhì)生產(chǎn)條件方面的限制，數(shù)量將不會有較快速度的增長，對社會的影響也必將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圍內(nèi)，讀者的數(shù)量及其成分構成也因此少有變化，后來小說創(chuàng)作極為繁盛的局面因缺少此鋪墊也不可能出現(xiàn)。若從小說發(fā)展體系的角度作考察，出版印刷方面已率先快速發(fā)展，此時又遇上社會與政治格局的激烈動蕩，創(chuàng)作的內(nèi)容受此刺激開始轉向現(xiàn)實，其間讀者的需求也是促使其轉向的推動力，同時統(tǒng)治者已無暇顧及小說。發(fā)展體系中各要素的變化都已相當明顯，但各自的程度不同，它們也沒形成相互制約的平衡，而其中變化相對而言較為滯后的是占主流地位的小說觀念。盡管它已有所變化，而且要求變革的創(chuàng)作實踐與理論探索已經(jīng)萌生，但還需要有人以此積聚為基礎，以全新的創(chuàng)作與更高層次提出新的理論主張，恢復小說應有的地位，充分肯定其功用。隨著小說體系變化的不斷推進，這種變革不久即將出現(xiàn)，那就是使近代小說面貌陡然一變的“小說界革命”。

1. 《同治七年江蘇巡撫丁日昌查禁淫詞小說》，轉引自王曉傳（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1. 《申報》光緒五年閏三月十三日（1879年5月3日）刊載《新增禮拜日〈申報〉》，宣布周日也照常出報。

1. 申報館：《本館告白》，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72年4月30日）《申報》。

1. 申報館：《本館條例》，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72年4月30日）《申報》。

1. 此為英國作家愛德華·布威·利頓的長篇小說《夜與晨》的上半部。

1. ?。骸洞鹂蛦柋緢蟾娇≌f》，光緒三十三年正月十四日（1907年2月26日）《申報》。

1. 中興日報社：《本報特別告白》，宣統(tǒng)元年四月十一日（1909年5月29日）《中興日報》。

1. 耀亭：《江城》篇首語，宣統(tǒng)二年八月二十三日（1910年9月26日）《北京新報》。

1. 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 未署名：《〈談瀛小錄〉按語》，同治十一年四月十五日（1872年5月21日）《申報》。

1. 未署名：《一睡七十年》篇首語，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1872年5月28日）《申報》。

1. 未署名：《乃蘇國把沙官奇聞》篇末語，同治十一年五月初十日（1872年6月15日）《申報》。

1. 申報館：《本館告白》，同治十二年二月初二日（1873年2月28日）《申報》。

1. 申報館：《刊行〈瀛寰瑣紀〉自敘》，同治十一年九月十三日（1872年10月14日）《申報》。

1. 蘅夢庵主（蔣其章）：《〈花史〉跋》，同治十一年十月十一日（1872年11月11日）《瀛寰瑣紀》第一卷。

1. 申報館：《新譯英國小說》，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1873年1月8日）《申報》。

1. 蠡勺居士（蔣其章）：《昕夕閑談》卷三第一節(jié)“聚友朋良宵開夜宴，吟詩句雅館說風情”，同治十三年五月初二日（1874年6月15日）《瀛寰瑣紀》第十八卷。

1. 小吉羅庵主（蔣其章）：《昕夕閑談》卷一第一節(jié)“山橋村排士遇友，禮拜堂非利成親”篇末評語，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1873年1月11日）《瀛寰瑣紀》第三卷。

1. 小吉羅庵主（蔣其章）：《昕夕閑談》第三卷末跋語，光緒元年（1875）二月《瀛寰瑣紀》第二十八卷。

1. 申報館：《本館告白》，同治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1872年11月22日）《申報》。

1. 申昌書畫室：《各種書籍照碼折扣出售》，光緒三十年八月初四日（1904年9月13日）《申報》。

1. 申報館：《本館告白》，同治十一年九月十八日（1872年10月19日）《申報》。

1. 申報館：《刊行〈瀛寰瑣紀〉自敘》，同治十一年九月十三日（1872年10月14日）《申報》。

1. 申報館：《告白》，同治十三年五月初二日（1874年6月15日）《申報》。

1. 申報館：《告白》，光緒元年二月初六日（1875年3月13日）《申報》。

1. 申報館：《告白》，光緒元年七月十六日（1875年8月16日）《申報》。

1. 申報館：《〈儒林外史〉出售》，光緒元年四月十五日（1875年5月19日）《申報》。

1. 申報館：《重印〈儒林外史〉出售》，光緒七年二月十七日《申報》。

1. 申報館：《本館告白》，光緒元年六月二十九日（1875年7月31日）《申報》。

1. 申報館：《本館告白》，光緒元年三月十六日（1875年4月21日）《申報》。

1. 王韜：《〈遁窟讕言〉序》，載《遁窟讕言》，申報館光緒元年（1875）版。

1. 申報館：《新印〈快心編〉出售》，光緒元年十一月十三日（1875年12月10日）《申報》。

1. 通俗小說：《儒林外史》、《西游補》、《快心編》、《林蘭香》、《后水滸傳》、《臺灣外紀》、《雪月梅傳》、《何典》、《后西游記》、《鏡花緣》、《西湖拾遺》、《三國演義》、《野叟曝言》、《蕩寇志》、《三寶太監(jiān)西洋記》、《紅樓復夢》、《風月夢》、《紅樓補》、《東周列國志》《封神演義》、《花月痕》、《續(xù)今古奇觀》、《海公大紅袍全傳》。文言小說：《潛庵漫筆》、《影談》、《六合內(nèi)外瑣言》、《蟲鳴漫錄》、《聊齋續(xù)編》、《驚喜集》、《香飲樓賓談》、《聞見異辭》、《桯史》、《昔柳摭談》、《蟫史》、《客中異聞錄》、《螢窗異草》、《女才子書》、《小豆棚》、《三異筆談》。

1. 本文此后提及的“申報館”，實是包含點石齋與圖書集成局在內(nèi)的申報館出版系列。

1. 委宛書傭：《秘探石室》，光緒十三年正月十三日（1887年2月5日）《申報》。

1. 申昌書室：《新印繪圖〈繪芳錄〉告成》，光緒二十年十月十一日（1894年11月8日）《申報》。

1. 申報館主人：《新印〈小五義〉出售》，光緒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1890年11月4日）《申報》。

1. 申報館：《新印〈續(xù)小五義〉出售》，光緒十七年六月二十日（1891年7月25日）《申報》。

1. 申報館主人：《新書減價》，光緒十八年五月初三日（1892年5月28日）《申報》。

1. 尊聞閣主（錢昕伯）：《復賓月樓主人》，光緒三年正月二十二日（1877年3月6日）《申報》。

1. 尊聞閣主（錢昕伯）：《復賓月樓主人書》，光緒三年二月十七日（1877年3月31日）《申報》。

1. 尊聞閣主（錢昕伯）：《復賓月樓主人書》，光緒三年二月二十一日（1877年4月4日）《申報》。

1. 申報館：《〈志異續(xù)編〉出售》，光緒三年四月初十日（1877年5月22日）《申報》。

1. 申報館：《訪覓〈林蘭香〉》，光緒三年五月十一日（1877年6月21日）《申報》。

1. 申報館：《林蘭香已獲》，光緒三年五月十二日（1877年6月22日）《申報》。

1. 申報館：《〈林蘭香〉印齊出售》，光緒三年六月初九日（1877年7月19日）《申報》。

1. 申報館主：《新印〈繪芳錄〉出售》，光緒六年正月初六日（1880年2月15日）《申報》。

1. 申報館：《發(fā)售〈女才子〉告白》，光緒三年九月十四日（1877年10月20日）《申報》。

1. 申報館：《印售〈茶余談薈〉》，光緒五年十二月初四日（1880年1月15日）《申報》。

1. 申報館：《代客印書》，同治十一年六月初四日（1872年5月9日）《申報》。

1. 申報館：《印售〈昔柳摭談〉助賑》，光緒三年十月二十八日（1877年11月22日）《申報》。

1. 點石齋：《增像全圖〈東周列國志〉》，光緒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86年12月16日）《申報》。

1. 美查：《發(fā)賣印書各器》，光緒二年正月十六日（1876年2月10日）《申報》。

1. 申報館主人：《搜訪〈野叟曝言〉》，光緒五年十一月初九日（1879年12月21日）《申報》。

1. 光緒七年十一月十五日（1882年1月4日）《申報》刊載蘇州千頃堂與上海讀未樓《新印〈野叟曝言〉出售》廣告稱：“計每部四本，白紙者價洋七元五角，竹紙者六元正?！?/li>

1. 字林滬報館主：《刊印奇書告白》，光緒八年四月二十五日（1882年6月10日）《滬報》。

1. 字林滬報館：《補印奇書告白》，光緒八年六月二十七日（1882年8月10日）《字林滬報》。

1. 字林滬報館：《搜訪異書》，光緒九年十月二十四日（1883年11月23日）《字林滬報》。

1. 《〈便覽報〉目錄》，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初三日（1899年9月7日）與八月十三日（9月17日）《中外日報》?！侗阌[報》今已失傳，光緒三十四年（1908）上海裕記書莊曾出版“聽雨樓主人編輯”的《上海空心大老官》，不知與《便覽報》所載有何關系。

1. 申報館：《第六號〈畫報〉出售》，光緒十年閏五月初四日（1884年6月26日）《申報》。

1. 王韜：《〈淞隱漫錄〉序》，光緒十年閏五月初五日（1884年6月27日）《點石齋畫報》第六號。

1. 申報館：《搜書》，光緒元年七月二十七日（1875年8月27日）《申報》。

1. 鄒弢：《三借廬筆譚》卷十二“芥航”，《筆記小說大觀》第26冊，廣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

1. 申報館：《訪覓〈林蘭香〉告白》，光緒三年五月十一日（1877年6月21日）《申報》。

1. 申報館：《蒐訪〈野叟曝言〉》，光緒六年二月十三日（1880年3月23日）《申報》。

1. 申報館主：《新印〈繪芳錄〉出售》，光緒六年正月初六日（1880年2月15日）《申報》。

1. 宏仁堂：《繪圖〈劉大將軍平倭〉真三集》，光緒二十一年六月十二日（1895年8月2日）《新聞報》。

1. 汗青館主人：《〈臺戰(zhàn)實紀〉續(xù)集》，光緒二十一年六月初四日（1895年7月25日）《新聞報》。

1. 文宜書局：《繡像〈劉大將軍百戰(zhàn)百勝圖說〉》，光緒二十一年六月二十日（1895年8月10日）《新聞報》。廣告稱書共一百六十回，但作品篇首作者《識語》又云“共撰一百六十八回”。

1. 古鹽官伴佳逸史（易金唐）：《〈臺灣巾幗英雄傳〉自序》，載《臺灣巾幗英雄傳》，上海書局光緒二十一年（1895）版。

1. 藜床臥讀生（管斯駿）：《新輯〈林文忠公中西演義〉》，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1900年6月5日）《新聞報》。

1. 遭劫余生：《〈掃蕩粵逆演義〉序》，載《掃蕩粵逆演義》，光緒二十二年（1896）上海書局版。

1. 儂影小郎：《本館自序》，載《羊石園演義》，光緒二十五年（1899）東華日報館版。

1. 恨恨生：《〈李公案奇聞〉序》，載《李公案奇聞》，中國戲劇出版社1991年版。

1. 狎鷗子：《〈仙俠五花劍〉序》，載《仙俠五花劍》，笑林報館光緒二十七年（1901）版。

1.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六篇“清之狹邪小說”，《魯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

1. 申報館：《〈青樓夢〉出售》，光緒五年正月十八日（1879年2月8日）《申報》。

1. 金湖花隱：《〈青樓夢〉序》，載《青樓夢》，光緒五年（1879）申報館版。

1. 理文軒：《繪圖〈海上花列傳〉全書》，光緒二十一年九月初八日（1895年10月25日）《新聞報》。

1. 江南書局：《新編〈海上百花趣樂演義〉》，光緒二十七年四月初十日（1901年5月27日）《新聞報》。

1. 笑林報館：《繡像〈海上繁華夢〉新書初集出版》，光緒二十九年四月十五日（1903年5月11日）《新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