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傅蘭雅征文征到了什么

正當(dāng)小說創(chuàng)作開始向貼近現(xiàn)實轉(zhuǎn)向之時，光緒二十一年（1895），英國傳教士傅蘭雅舉辦了一次征集“時新小說”的活動。這應(yīng)是近代小說史上值得注意的一個事件，但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治近代小說者似無人提及此事，而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這次小說征集活動突然又得到極高的評價。美國學(xué)者韓南充分肯定傅蘭雅的征文活動，后來又提出“傅蘭雅的競賽的確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晚清小說的總體方向”。韓南的觀點得到了許多學(xué)者的贊同，也頗有些人撰文呼應(yīng)，或稱其為“近代小說理論的起點”，或贊其“吹響了由傳統(tǒng)舊小說向近代新小說轉(zhuǎn)變的號角”。可是那些充分肯定的評判問世之時，對于傅蘭雅怎樣組織這次小說征集活動，是些什么樣的人在應(yīng)征寫稿，他們的應(yīng)征稿思想傾向與藝術(shù)水準如何，又有怎樣的形式與內(nèi)容，當(dāng)時的研究者們其實都還一無所知，因為傅蘭雅在征集小說活動結(jié)束后不久便離開中國，那批稿件也被他帶到美國，后來便杳無音信。美國學(xué)者韓南論及“可能162篇手稿全部已佚”時曾言：“如果它們還存在，單單以這個數(shù)字來看，它們會給當(dāng)時的小說界開辟怎樣的一個新天地！”人們在未知那些應(yīng)征小說的情況時就給予極高的評價，其主要依據(jù)是傅蘭雅征集小說時的那則啟事，他征集的是“時新小說”。此概念與光緒二十八年梁啟超倡導(dǎo)“小說界革命”時提倡的“新小說”僅差一字，由此而認定“新小說”是由那些“時新小說”發(fā)展而來。

2006年11月，美國加州大學(xué)柏克萊分校東亞圖書館在搬遷時，意外發(fā)現(xiàn)了傅蘭雅帶至美國的那些塵封已百余年的應(yīng)征稿件。雖然只是發(fā)現(xiàn)了150篇，尚有12篇下落不明，但傅蘭雅征文活動的基本面目據(jù)此已可知曉，故而引起了研究界的關(guān)注。五年后，這批稿件由周欣平主編，取名為《清末時新小說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編者書前的序言仍延續(xù)韓南的見解，稱傅蘭雅的征文活動“激發(fā)了晚清小說變革的端緒，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晚清譴責(zé)小說發(fā)展的先聲”，“促成了中國現(xiàn)代小說的萌芽”。隨著這套書的出版，有關(guān)論文也相繼發(fā)表，這次征文活動被充分肯定則一仍其舊。有人認為傅蘭雅此舉“拉開了晚清新小說創(chuàng)作的序幕”，或者定位為“啟發(fā)了晚清小說乃至譴責(zé)小說的發(fā)展方向?！庇械膶W(xué)者認為，傅蘭雅的征文活動“喚起了中國作者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激發(fā)了參與者的現(xiàn)代民族國家想象”，而“這批參賽作者應(yīng)當(dāng)算作中國現(xiàn)代小說的第一批作者”。

可是，縱觀光緒二十一年（1895）以后的小說創(chuàng)作，并沒有發(fā)現(xiàn)傅蘭雅征集的“時新小說”在其間有何影響。這也容易理解，因為當(dāng)時那些“時新小說”并未發(fā)表，且稿件在征文活動后不久即被傅蘭雅帶至美國，后來創(chuàng)作小說者都無緣讀到那些作品，它們又怎么可能“啟發(fā)了晚清小說乃至譴責(zé)小說的發(fā)展方向”呢？也不知“這批時新小說在當(dāng)時沒有出版，然而對時人的影響和后續(xù)事件的刺激作用卻不容低估”之語由何而來。問題已被提升到如此高度，那就應(yīng)該具體分析論證那些“時新小說”與“新小說”之間的關(guān)系，而不是只給出一個簡單的評價。如果傅蘭雅征集“時新小說”的活動在近代小說史上并無什么影響，那么對它只要有一定關(guān)注即可。為此，有必要根據(jù)那150篇應(yīng)征作品以及各相關(guān)資料，對傅蘭雅征集“時新小說”活動的性質(zhì)、過程、影響以及在近代小說史上的地位作出恰如其分的評價。

第一節(jié) 征集“時新小說”的宗旨及其經(jīng)過

征集“時新小說”的活動由傅蘭雅（JohnFryer）發(fā)起，他是19世紀來華的一位傳教士、翻譯家和學(xué)者。1861年自倫敦海格柏理師范學(xué)院畢業(yè)后，傅蘭雅接受英國圣公會派遣來華擔(dān)任香港圣保羅書院校長，兩年后受聘為北京京師同文館英文教習(xí)。同治四年（1865），傅蘭雅來到上海任英華書院校長并主編字林洋行的中文報紙《上海新報》。從同治六年（1867）至光緒二十二年（1896），傅蘭雅應(yīng)聘擔(dān)任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譯館首席翻譯，與眾多的中國專業(yè)人士合作翻譯以科學(xué)、工程和軍事方面為主的百余種西方著作，還創(chuàng)辦了介紹自然科學(xué)知識的月刊《格致匯編》，他還榮膺清政府贈與的三品文官頭銜。傅蘭雅長期生活在中國，他即將離開中國赴美任教前，還舉辦了頗受研究近代小說者關(guān)注的征集“時新小說”的活動。

光緒二十一年五月初二日（1895年5月25日），傅蘭雅在上?！渡陥蟆飞峡d了一則《求著時新小說啟》：

竊以感動人心，變易風(fēng)俗，莫如小說。推行廣速，傳之不久，輒能家喻戶曉，氣習(xí)不難為之一變。今中華積弊最重大者，計有三端：一鴉片，一時文，一纏足。若不設(shè)法更改，終非富強之兆。茲欲請中華人士愿本國興盛者，撰著新趣小說，合顯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立案演說，結(jié)構(gòu)成編，貫穿為部，使人閱之心為感動，力為革除。辭句以淺明為要，語意以趣雅為宗。雖婦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述事務(wù)取近今易有，切莫抄襲舊套。立意毋尚希奇古怪，免使駭目驚心。限七月底滿期收齊，細心評取。首名酬洋五十元，次名三十元，三名二十元，四名十六元，五名十四元，六名十二元，七名八元。果有嘉作，足勸人心，亦當(dāng)印行問世，并擬請常撰同類之書，以為恒業(yè)。凡撰成者，包好彌封，外填名姓，送至上海三馬路格致書室，收入發(fā)給收條。出案發(fā)洋，亦在斯處。英國儒士傅蘭雅謹啟。

在中國，征集小說并非是傅蘭雅的首創(chuàng)。其實早在明末崇禎年間，陸云龍出版了擬話本小說集《型世言》后，為撰寫二集，便在出版《皇明十六家小品》時印上了“刊《型世言二集》，征海內(nèi)異聞”的廣告，并開列了杭州與南京交付稿件的地點。光緒初年，上海也曾有過有獎?wù)骷≌f的活動。其時有“寓滬遠客”者拿出圖畫十幅，“尚祈海內(nèi)才人，照圖編成小說一部，約五萬字，限于十二月十五日以前，繕成清本，由申報館轉(zhuǎn)交”，并表示將從來稿中選出“文理尤佳者”送二十元，次卷送十元。相比之下，傅蘭雅的征文活動有值得注意的新內(nèi)容，他要求人們圍繞鴉片、時文、纏足“撰著新趣小說”，力陳此三者之弊害，“并祛各弊之妙法”，因為這三弊“若不設(shè)法更改，終非富強之兆”，這是傅蘭雅公開宣稱的舉辦活動的宗旨，而之所以征集的是小說，那是出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感動人心，變易風(fēng)俗，莫如小說”。

自清咸豐十一年（1861）來到香港起算，傅蘭雅在中國已度過三十四個年頭，這次向社會征集小說，是他在中國籌劃的最后一次活動。為了活動的順利進行，傅蘭雅在宣傳造勢方面作了不少努力。五月初二日刊載的那則啟事，后來又在當(dāng)月的初五日、初七日、十二日與十六日在《申報》上接連刊載，同時又刊載于美國傳教士林樂知主辦的《萬國公報》。從福建省的教會刊物《會報》轉(zhuǎn)載這則啟事來看，他似乎與各省的教會刊物也聯(lián)系過，轉(zhuǎn)載者恐怕也不只是福建省的教會刊物。

此外，傅蘭雅又用英文另撰“有獎中文小說”為題的廣告刊載于教會所辦的《教務(wù)雜志》：

總金額一百五十元，分為七等獎，由鄙人提供給創(chuàng)作最好的道德小說的中國人。小說必須對鴉片、時文、纏足的弊端有生動地描繪，并提出革除這些弊病的切實可行的辦法。希望學(xué)生、教師和在華各個傳教士機構(gòu)的牧師多能看到附帶的廣告，踴躍參加這次比賽；由此，一些真正有趣和有價值的、文理通順易懂的、用基督教語氣而不是單單用倫理語氣寫作的小說將會產(chǎn)生，它們將會滿足長期的需求，成為風(fēng)行帝國受歡迎的讀物。收據(jù)會寄給所有在農(nóng)歷七月末之前寄送到漢口路四百零七號格致書室傅蘭雅密封好的手稿。

《申報》與《萬國公報》上所載啟事屬于廣而告之的性質(zhì)，它面對的是社會上所有的閱報人，而《教務(wù)雜志》上這則廣告的讀者則是特定的人群，即文中所提及的教會學(xué)校的學(xué)生與教師，以及“在華各個傳教士機構(gòu)的牧師”，而由這些牧師，又可聯(lián)系到他們所接觸的教徒。顯然，傅蘭雅已設(shè)計了這次征集小說活動的組織系統(tǒng)，即各地的教會機構(gòu)，而教徒們則是他設(shè)想中參加活動的主要力量。在教會的刊物上，傅蘭雅介紹了在《申報》上未曾說出的意思，他要征集的是“用基督教語氣而不是單單用倫理語氣寫作的小說”，并希望這些作品能“成為風(fēng)行帝國受歡迎的讀物”。這也是傅蘭雅舉辦這次活動的宗旨，只不過他只是在教會內(nèi)部向大家表露。很顯然，傅蘭雅征集小說的活動，從一開始就帶有濃重的宗教色彩，在某種意義上也可看作是一次對傳教活動的檢閱。

一個月后，傅蘭雅在英文《教務(wù)雜志》上發(fā)表的文章中摘錄了艾德博士對有獎小說征文的一段評論，借以再次強調(diào)鴉片、纏足和時文是當(dāng)時中國最大的弊害，認為“任何一種都夠?qū)懸徊扛腥酥辽畹拈L篇小說”，而且深信“中國人有這方面的能力”：

一篇寫得好的小說會在大眾頭腦中產(chǎn)生永久性的巨大影響，《黑奴吁天錄（湯姆叔叔的小屋）》在喚醒民眾反對奴隸制上就非常有效。中國現(xiàn)在罪惡猖獗，鴉片、纏足和時文，任何一種都夠?qū)懸徊扛腥酥辽畹拈L篇小說。為了讓這些悲慘遭遇引起各階層人士的注意，就應(yīng)該通過文字描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畫面，從而達到震撼人心的效果。毫無疑義，中國人有這方面的能力。

此時距征文啟事發(fā)布只有一個月，還不可能收到應(yīng)征者的來稿，但傅蘭雅的期望值卻已在升高。上述文字之所以被引用，表明他確實在希望能收到“感人至深的長篇小說”，而且那些作品能“達到震撼人心的效果”。從引文中最后一句話來看，傅蘭雅似乎認為活動的圓滿成功已觸手可及了。

按征文啟事的規(guī)定，來稿“限七月底滿期收齊”。收到應(yīng)征者的稿件后，傅蘭雅又邀請沈毓桂、王韜、蔡爾康等知名人士，用了三個多月的時間進行審閱與篩選。沈毓桂曾在申報館任職，后又協(xié)助林樂知編《萬國公報》，分任華文主筆；王韜早年曾游歷歐洲，創(chuàng)辦了香港的《循環(huán)日報》，創(chuàng)作過《遁窟讕言》等小說；蔡爾康也曾在申報館任職，后任《滬報》主筆，參與籌建《新聞報》，擔(dān)任第一任主編。由這三位著名人士主持評選，自能取信于大眾。當(dāng)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96年1月13日），傅蘭雅在《申報》上刊載“時新小說出案”啟事，宣布征文活動結(jié)束：

前求著小說，共收一百六十二卷，現(xiàn)已評定甲乙。本議只取七名，旋因作者過多，特增取至二十名，皆酬潤資。計茶陽居士五十元，詹萬云卅元，李鐘生廿元，青蓮后人十六元，鳴皋氏十四元，望國新十二元，格致散人八元，胡晉修七元，劉忠毅、楊味西各六元，張潤源、枚甘老人各五元，殷履亨、倜儻非常生各四元，朱正初、醒世人各三元，廖卓生、羅懋興各二元，瘦梅詞人、陳義珍各一元半。余另列一紙，可至格致書室取閱，酬洋亦至該處領(lǐng)取。傅蘭雅啟。

按常理推斷，一次較大規(guī)模的社會活動在宣布順利結(jié)束之時，應(yīng)該有番興高采烈地稱頌才對，可是這則啟事只是純客觀地羅列了獲獎人的名單與所獲獎金數(shù)，對征集、評選的過程，以及應(yīng)征稿件的狀況，竟未一字提及，讀后也一點感受不到舉辦者對于活動順利結(jié)束的喜悅，這與當(dāng)初的征文啟事流露的懇切、期待或自信的心情甚不協(xié)調(diào)。這次征文活動到底是圓滿成功還是結(jié)果很不理想，從這則啟事里看不出主辦者的絲毫評價。當(dāng)年細心的讀者也許會好生奇怪，如果是圓滿成功，為何主辦者未表示出丁點喜悅？如果是結(jié)果不理想，為何得獎人數(shù)卻從原先約定的七名猛增至二十名？評選當(dāng)自有標準，它不應(yīng)因參加應(yīng)征者人數(shù)多寡而變化。得獎人數(shù)猛增，那應(yīng)是優(yōu)秀稿件實在太多，難以割舍，可是現(xiàn)在公諸于眾的理由卻只是說“因作者過多”，竟未提及稿件之優(yōu)劣，這顯然是企圖安撫應(yīng)征者渴望得獎的情緒，人們據(jù)此可以猜測，來稿的實際情況恐怕不妙。

當(dāng)這一大批稿件置于傅蘭雅的案頭時，他的心情可能相當(dāng)復(fù)雜。有這么多人踴躍應(yīng)征，這會使他高興；教徒們一致地表示了向教會的效忠之情，這也會使他感到欣慰；可是來稿多不符合征文的初衷，這又會使他沮喪。有些來稿似乎是符合征文啟事中“合顯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的要求，但提出的舉措真正能有效施行的卻是沒有；傅蘭雅征集的是小說，但來稿的大部分卻是議論、詩詞、歌謠之類。這次活動該如何收場，如何向社會各類人群交代，便成了頗費躊躇之事。傅蘭雅先是在《申報》上接連三天刊載《時新小說出案》，客觀地介紹了獲獎人的名單與所獲獎金數(shù)。這是應(yīng)急式的處理，以慰焦慮等待的應(yīng)征者，而后來向社會報告自己對這次征集小說活動的評價，其處理就顯得有點戲劇性。

在《申報》刊載《時新小說出案》啟事的三個月后，即光緒二十二年（1896）二月，傅蘭雅又分別在英文《教務(wù)雜志》第二十六期和《萬國公報》第八十六冊上刊載了征文活動結(jié)束的消息。在這兩家刊物上發(fā)表征集“時新小說”活動結(jié)束的消息時，都對這次征文活動作出了評價，但兩者卻是一為熱情稱贊，一為不客氣地批評，而無論稱贊還是批評，都是出于活動發(fā)起者傅蘭雅之手，只是由于刊載的雜志不同，同一人對同一事又幾乎是同時作出的評價竟有極大的差異，這實是令人好生奇怪的事。

在《萬國公報》刊載的啟事抬頭為“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小陽春中旬格致匯編館英國儒士傅蘭雅謹啟”，也就是說，在十一月二十九日《申報》發(fā)表啟事之前，供《萬國公報》刊載的這則啟事也已撰成，可是傅蘭雅就是一直拖著不發(fā)表，直到他臨離開中國前才向社會發(fā)布。與《申報》上僅客觀地介紹獲獎名次不同，《萬國公報》第八十六冊上刊載的《時新小說出案》這樣寫道：

蒙遠近諸君揣摩成稿者，凡一百六十二卷。本館窮百日之力，逐卷披閱，皆有命意。然或立意偏畸，說煙弊太重，說文弊過輕；或演案希奇，事多不近情理；或述事虛幻，情景每取夢寐；或出語淺俗，言多土白；甚至辭尚淫污，事涉狎穢，動曰妓寮，動曰婢妾，仍不失淫詞小說之故套，殊違勸人為善之體例，何可以經(jīng)婦孺之耳目哉？更有歌詞滿篇、俚句道情者，雖足感人，然非小說體格，故以違式論。又有通篇長論、調(diào)譜文藝者，文字固佳，惟非本館所求，仍以違式論。然既蒙諸君俯允所請，惠我佳章，足見盛情，有輔勸善之至意，若過吹求，殊拂雅教。今特遴選體格頗精雅者七卷，仍照前議，酬以潤資。余卷可取尚多，若盡棄置，有辜諸君心血，余心亦覺難安。故于定格之外，復(fù)添取十有三名，共加贈洋五十元。庶作者有以諒我焉。姓氏潤資列后。……（其名單同光緒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申報》所載“時新小說出案”，略）按：其余姓氏，并無潤筆，《公報》限于篇幅，不克備登。

這則刊載于《萬國公報》上的啟事主要是給中國人，特別是應(yīng)征者以及關(guān)心這次征文活動者的交代，而不少教徒則是這份刊物的讀者。征文之初，傅蘭雅曾許下“果有嘉作，足勸人心，亦當(dāng)印行問世”的許諾，如今面對應(yīng)征者所表示的希望自己作品刊于報端的壓力，傅蘭雅必須講明他們?yōu)楹挝茨艿锚勀酥廖茨芸d的原因（實際上一篇也未曾刊載）。傅蘭雅首先告訴應(yīng)征者，所有稿件都得到了認真處理，即所謂“窮百日之力，逐卷披閱”。接著，這則啟事便歷數(shù)來稿之不足或弊病，啟事里講了六條，其實可歸納為五條：一、“立意偏畸”。對于鴉片、時文與纏足，征稿啟事要求是“合顯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但來稿卻多著重于鴉片做文章，或?qū)Ｕ摾p足，也有將此三害分別論說，一同寄上。二、“演案希奇”與“述事虛幻”。這是指來稿有意虛構(gòu)稀奇古怪，甚至荒誕不經(jīng)的情節(jié)，違背了征稿時“述事務(wù)取近今易有”，“立意毋尚希奇古怪”的要求。三、“出語淺俗”。雖然征稿時要求“辭句以淺明為要”，但這句是同“語意以趣雅為宗”一起提出的，現(xiàn)在一些來稿“言多土白”，俗不可耐，且不符合通俗之要求。四、“仍不失淫詞小說之故套”。這類來稿“辭尚淫污，事涉狎穢，動曰妓寮，動曰婢妾”，與征文“感動人心，變易風(fēng)俗”之初衷相違背，自然不可錄用。五、“非小說體格”。傅蘭雅要征集的文稿實際上是指類似傳統(tǒng)的通俗小說的作品，可是來稿中的三分之二卻是“歌詞滿篇、俚句道情”或“通篇長論、調(diào)譜文藝”，這類作品明顯“違式”，自然列于摒棄之列。來稿即使如此，傅蘭雅還是得遵循先前的約定，遴選出得獎?wù)?。他不食前言，選出七篇作品頒獎。這七篇中，除第一名“茶陽居士”與第五名“鳴皋氏”的作品已佚外，現(xiàn)可見的五篇乏善可言，所謂“體格頗精雅”實為過譽之評價，這七篇之下大量作品的水準，由此也不難想知。不過，為了照顧應(yīng)征者的情緒，傅蘭雅又挑選了十三篇，追加五十元為獎金。最少者只拿到一元半。雖聲稱“可取尚多”，說出的理由卻是以免“有辜諸君心血”。來稿中，可歸諸小說者共五十二篇，其中二十人獲獎，比例如此之高，傅蘭雅實際上是降低標準而求之，即他所說的“若過吹求，殊拂雅教”。此舉使獲獎人數(shù)猛增至先前許諾的三倍，對應(yīng)征者已盡可交代，對社會也可宣稱征文活動順利結(jié)束。

傅蘭雅赴美任教前，又在英文《教務(wù)雜志》上刊載征文活動結(jié)束的消息。這次報導(dǎo)是用英文寫成，與《萬國公報》上用中文寫成的啟事相對照，可發(fā)現(xiàn)兩者對同一次活動的評價完全對不上號，而它們都出自傅蘭雅之手。《教務(wù)雜志》上的報導(dǎo)這樣寫道：

中文有獎小說結(jié)束了。有不少于一百六十二位作者參加了競賽，其中一百五十五人討論了鴉片、纏足和八股文這三種弊病，有的寫了四至六卷。我對諸多參賽者所費的時間、心力與金錢毫無回報而深感不妥，所以又增加了十三名獲獎?wù)撸麄兎窒砹砑拥奈迨劷?。這樣，獎金共達二百元。優(yōu)等獎名單在《申報》上公布，一百六十二個人的名單及啟事也已經(jīng)發(fā)布，并在《萬國公報》和《傳教士評論》上公布。另外還會轉(zhuǎn)寄到各教會所在地。至少有一半征文的作者和教會學(xué)校或大學(xué)有關(guān)?？傮w來說，這些小說達到了所期望的水平?！@次征文大賽中也有人寫出了確實值得出版的小說，希望今年年底能夠出版其中一些，以便為讀者提供有道德和教育意義的消遣讀物。

這篇用英文寫成的報導(dǎo)，主要閱讀對象是英美人士，其中相當(dāng)一部分是教會人士。傅蘭雅即將赴美國伯克萊大學(xué)任教，他的專業(yè)是東方學(xué)。因此，對英美人士宣稱自己這次征文活動的成功與價值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他在報導(dǎo)中完全給予肯定性的評價。傅蘭雅當(dāng)然清楚來稿中的三分之二連小說都不是，但他卻宣稱“總體來說，這些小說達到了所期望的水平”，其中有些甚至“確實值得出版”。傅蘭雅還特地強調(diào)“至少有一半征文的作者和教會學(xué)?；虼髮W(xué)有關(guān)”，他本人是位傳教士，為今后的發(fā)展前途計，向英美世界，特別是教會組織宣傳自己在華的傳教業(yè)績當(dāng)然也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節(jié) 教會組織、教徒參與的活動

這些矛盾以及不同內(nèi)容的消息發(fā)布時間的選擇，都反映了傅蘭雅為難與尷尬的心情。在他看來，這次征文活動是既成功又不理想。所謂成功，是因為它的各個環(huán)節(jié)，從在各報刊刊載啟事、得到各地教會協(xié)助、收到162篇來稿、組織人員審閱、最后宣布得獎名單，一步步走來都算順當(dāng)。他后來高比例安排獲獎數(shù)，也是有意讓世人以為這次征文活動十分圓滿。另一成功之處，是教會的組織力量得到了體現(xiàn)。傅蘭雅在英文《教務(wù)雜志》上刊載的啟事明確表示希望“在華各個傳教士機構(gòu)的牧師”能動員教徒們“踴躍參加這次比賽”，從應(yīng)征者中教徒比例如此之高可以斷定，傅蘭雅并不只是“希望”，而是實實在在地對那些牧師們做了發(fā)動與宣傳工作，牧師們也確實響應(yīng)了他的號召。

教徒們的稿件幾乎都是交給傳教士們，再由他們寄往或帶往上海，而閱讀那些來稿或應(yīng)征者寫給傅蘭雅的信，可以了解當(dāng)時各地教會如何宣傳并組織教徒們參與這次征文活動。宋永泉本人就是位傳教士，“傳道數(shù)年于山陬僻壤，在在與鄉(xiāng)村小民同其起居”，當(dāng)在《萬國公報》與福建《會報》上看到傅蘭雅刊載的啟事后，他便以身作則，決意“仿《天路歷程》寓意之例”，寫了篇《啟蒙志要》參加應(yīng)征。同時，各地傳教士也在采用種種方法通知教徒參加征文活動，山東濟南府的李鳳祺是“前于后五月間，適有友人在浸禮會抄示題紙”，這是當(dāng)?shù)亟虝诎l(fā)布消息，而教徒們奉命輾轉(zhuǎn)相告；福建惠州府的賴作枬，是“本閏夏中浣，日側(cè)游園，忽接大英國傅君即蘭雅翁‘求著時新小說啟’一題”，不難想見這啟事由誰轉(zhuǎn)交到他的手里；廣東巴色會的古恩綸則是“本年夏間，有友人寄來《求著時新小說》一紙”，這是那些教友們在互相通知；浙江紹興府的祝鑒堂“茲因五月間有美國甘先生將招著小說之啟授仆”才動了參加征文活動的念頭，這是傳教士在直接授意。山東青州府張德祥的情況也類似：“余方看《新約》一書，忽有人送題到，上有三題，命作時新小說。”當(dāng)?shù)亟虝扇藢⑹轮苯铀偷浇掏降募依?，他們的工作可謂周到盡心，而“命作”二字，可見傳教士已將此事當(dāng)作業(yè)布置。湖北孝感縣的福音會堂是這次來稿的大戶，該會堂的陶牧師還親自將教徒們的那些稿件送至上海格致書室傅蘭雅處。那15篇稿件使用的都是統(tǒng)一的稿紙與信封，連稿件的題目也都是統(tǒng)一標為《鴉片時文纏足小說》，統(tǒng)一組稿的印記十分明顯，也顯示了福音會堂的用心?？上У氖悄切└寮?，除了趙懷真的那篇還可算作小說，其余的全都是數(shù)百字的議論，而且內(nèi)容也大同小異，均是些“要食救主魚餅，不吸毒煙鴉片；要讀圣神《書》、《約》，不尚虛假時文；要學(xué)夏娃大腳，不可愛小纏足”之類，這就算完成了傅蘭雅“合顯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的布置。當(dāng)收到這批由當(dāng)?shù)啬翈熡H自護送到滬的文稿，真不知那位“傅老先生”閱后會有何感想。山東濟南府長老會的高書五也與湖北孝感縣的陶牧師一般熱心，“寄耕子”就寫道：“光緒乙未，適游濟南，有舊友濰邑高君書五攜《萬國公報》一卷示余”，他也因此參加了征文活動?？墒歉邥褰M織來的4篇稿件，或為韻文，或為議論，偏偏傅蘭雅需要的小說卻是一篇也無。灤州李景山所寫的《道德除害傳》是由唐山耶穌教會的德牧師轉(zhuǎn)交的，但這篇也不是小說。各地教會的操辦認真無可懷疑，正是他們的努力，使傅蘭雅能收到近百篇稿件，盡管其中多數(shù)不是小說，但這個基本數(shù)量畢竟能保證征文活動達到了規(guī)模效應(yīng)，使傅蘭雅能夠宣稱這次活動已圓滿成功。

征文活動的參加者約有三分之一不是教徒，他們屬于自發(fā)來稿者的“散戶”，其消息來源主要靠平日的讀報?！案裰律⑷恕笔恰斑m閱申江日報”得知征文一事，他既“仰欽英國大儒”，又為“厚予花紅”所吸引，于是便撰寫小說應(yīng)征?！笆菝吩~人”撰寫的小說名為《甫里消夏記》，第一回的回目便是“余菊英遣愁看《申報》，傅蘭雅設(shè)法興中華”，這顯為他消息的來源。他們文中不乏恭維之詞，但所提交的確為小說，分別為第七名與第十四名獲獎?wù)?。其他如“停云館主”，他也是“見《申報》英國傅蘭雅君招人作戒煙文”，才動筆撰寫應(yīng)征。

就現(xiàn)存的150篇作品作統(tǒng)計歸類，我們可將來稿的分布情況以下表顯示。表中被歸入“教徒”者，是根據(jù)來稿的署名稱呼，以及作品中稱頌“天主”之類的內(nèi)容作判斷；表中的地區(qū)，則以當(dāng)時的行政區(qū)劃作歸類：

“時新小說”應(yīng)征稿狀況歸類表

由上表可看出，這150篇作品中，教徒來稿占了61.33%（實際情況可能還更多些），可是這一來源的稿件中，小說僅占32.60%。得獎的20篇小說中，4篇已佚，所余16篇得獎小說中，教徒的作品只有5篇，占31.25%。從另一角度看，教徒92篇作品中，得獎?wù)哒?.43%，而非教徒58篇作品中，得獎?wù)哒?8.97%，即得獎比例為教徒的3.5倍。由此看來，傅蘭雅和他邀請審閱的人士，在評定時并未因應(yīng)征者是教徒就另眼相看。

那么，這些教徒在作品中寫了些什么呢？我們不妨先考察那些得獎作品。望國新的作品直接以《時新小說》命題，為獲獎之第六名，全書四十回，前二十回集中講述鴉片的弊害，后二十回分別以十回的篇幅批評纏足與時文。書中兩個主人公對立而設(shè)，一名“明更新”，一名“尚喜故”，他們的命名含義，一望便知，但所謂“更新”與“喜故”的實質(zhì)差異，只是在于是否信奉上帝而已。該篇名曰“小說”，可是不僅沒有貫串全書的故事，就連零星插入的小故事也鮮見，通篇是靠對話、議論支撐。如敘至廢時文，最后一回就寫明更新竭力勸化文國華，不斷講述信奉上帝的益處，還送他一本《圣經(jīng)》，于是廢時文的目的就算達到了：

（文國華）卓志信道，與教中諸友時常往來，久而愈堅。后國華亦領(lǐng)洗進教，引妻率子同歸教主，又竭力引導(dǎo)許多儒士。國華信主之后，以《圣經(jīng)》為緊要，以時文為末節(jié)。

這篇所謂的“小說”，通篇彌漫著說教的氣味，連它的回目也是“改煙良方從天來，須奉救主蒙赦罪”、“各國圣賢皆天降，耶穌之教超萬圣”之類。獲第八名的那篇也直接以《時新小說》為名，為表明自己的教徒身份，其署名為“青州府臨淄縣教末胡晉修撰著”。作品的內(nèi)容是描寫石南崗考取秀才后便學(xué)壞了，整日出入花街、賭場、煙館，后因誤傷人命，逃亡在外。作者借其經(jīng)歷，穿插了鴉片、時文與纏足的弊害。后來石南崗接受洗禮入教，一改以往惡習(xí)，失散多年的弟弟也回來了，“自此兄弟叔嫂，早晚在家禮拜真神，圣日赴禮拜堂贊美上帝?！?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07/20162373556528.png" />總之，只要信奉上帝，三害盡可革除。

獲獎作品尚且如此，余者則等而下之。不少教徒將這次參加征文活動，當(dāng)做了向教會表忠心的機會。李景山寫《道德除害傳》，就是想表明這樣一個態(tài)度：

我們要常常的讀《圣經(jīng)》，那《經(jīng)》上的言語，都是他的吩咐，全是他的命令。若能照著他的話去行，就可以修身治家，可以治國平天下，可以趕去諸般大害，可以救活自己靈魂。

福建的魏開基寫《悟光傳》，首先是開宗明義：“魔能入人心以行其奸”，“幸主心仁慈，主道廣布，能救人脫其害，且能使人得其益，而要非信主者不能也?！?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07/20162373556528.png" />山東青州府的“無名氏”撰寫了《時新小說》二篇，通篇盡是諸如“天父賜良知我們，我們無恩可報，感謝，感謝”之類頌揚上帝之語，而且篇中凡書及“上帝”、“天父”二詞，均頂格書寫，以示尊崇。同為青州府的王連科，在他的《時新小說》第一回中就描寫胡為“猛然覺悟”，領(lǐng)《圣經(jīng)》加入教會，“一旁喜的那他老娘拍手打掌的說：‘可好了，可好了！俺一家人家有了出頭之日了。’”署名為“大王堂支會人”的張佃書寫了篇《無名小說》，文中稱將五經(jīng)四書、諸子百家與《圣經(jīng)》相較，“不若此之淺而易見也”，并特意說明作品中“講道之處，皆由《圣經(jīng)》脫化而出”，即若要革除三弊，全得依仗《圣經(jīng)》。陳效新也是以《時新小說》名篇，他在篇末則稱頌道：“夫天父也，救主也，圣神也，三位合一上帝也。誠以此信德神通，確乎天人至寶也。冀學(xué)而明，明而誠，興盛富強之旨在是。”湖北曹東陽的《回原純古傳》全為唱詞，而篇首的“俚歌”則唱道：“改弦易轍家國富，定在悔悟信深深。一人悔改百人遵，百人遵時千人承。千而萬斯遍天下，人人皈依道岸登。不特上帝心喜悅，更免罪魔入沉淪。從滋蘭雅大愿舟，渡盡天民朝至尊?！?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07/20162373556528.png" />最后兩句將傅蘭雅贊至極尊崇的地位，而所謂“渡盡天民”，似是希望全中國的百姓都成為教徒?！皷|海逸人”的《警世奇觀》，則以篇末詩點題：“生平作事枉徒然，今是昨非信可言。一旦皈依遵上帝，兒孫世世福綿延?！?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07/20162373556528.png" />這些人的注意力全在向教會表忠心上，并不在意寫出的文字是否是小說。

為了自己的稿件能夠入選，一些教徒還煞費苦心，別出心裁，以圖傅蘭雅之青目。孝感縣福音會堂的趙理齋一口氣寫了四篇，或韻文，或議論，最后還從《新約》中集錄了三十八個“圣潔”以及耶穌異跡之出處，借此表示對上帝的熱忱與忠心。此稿確有與眾不同之處，但因與小說毫無關(guān)系而落選。山東即墨的董文訓(xùn)特地寫信傾訴自己的艱辛，希望以此能打動傅蘭雅給予獎勵：他是全靠擠時間才寫成《嶗山實錄》應(yīng)征，因為“鄉(xiāng)間以度日為要，弟子助父兄做莊稼”。既然寫作如此不易，他感到理應(yīng)得到回報，明確提出，“弟子所望者登報”，若不能得到名次，也希望傅蘭雅能幫忙，“即登《月報》、《畫圖新報》”。福建的沈桂香聲稱自己為應(yīng)征“早作夜思，兢兢業(yè)業(yè)，不計其勞”，他不僅在篇前寫信給傅蘭雅，“伏愿傅蘭雅夫子及考閱列位夫子，發(fā)慈悲心，行陰騭事，細心評閱，刊行于世。”篇末又再次懇求：“千萬懇求傅蘭雅先生及閱書列位先生大發(fā)婆心”。他在信中還炫耀自己有非同一般的官場關(guān)系：“小生客歲五月初八日，曾與母舅王總起程到上海接福建提督黃大人到任，并游賞光景。”提督可是一省的最高軍事長官，沈桂香顯然希望這一點能使傅蘭雅在評閱時高抬貴手。此舉或可證明這位應(yīng)征者對官場上的一套似有所了解，但如此熱衷卻暴露了自己對《圣經(jīng)》一點兒也沒有參透。福建惠州府的賴作枬也有類似舉動，他的應(yīng)征作品只是篇議論文，與小說無關(guān)，值得注意的是他在開篇處自我介紹了曾經(jīng)做過“德領(lǐng)事府憲西席”的經(jīng)歷，表示早已與西洋人有淵源關(guān)系；山東濟南府的李鳳祺抬出了更顯赫的西洋人士，他寫信告訴傅蘭雅，自己“光緒初年曾以文字謁見教師李提摩太，頗垂青目，愿即延請?；丶椅淳?，頓遭兄喪，又因家母不愿遠游，遂即辭卻”。盡管炫耀了自己曾得到過大名鼎鼎的李提摩太的賞識，可是他這篇稿件仍然落選了。相比之下，廣東汕頭浸信會的教徒傅紹中能擺出的關(guān)系就比較可憐，他曾呈書當(dāng)?shù)乜h令宣講基督教義，“縣令檢閱，頗覺愜心”，還派了三位師爺看過他。傅紹中便以為自己所作非同一般，故而提出了“仆意欲登諸《月報》”的要求。當(dāng)然，多數(shù)人擺不出這樣或那樣的關(guān)系，于是他們便直接對“傅老先生”歌功頌德，如“今有英國大儒士傅蘭雅先生，心懷濟世，念切生民，廣救沉淪之輩，深憐陷溺之人”，或恭維他“盱衡當(dāng)世，曠覽輿情”，而傅蘭雅征文之舉，則被稱頌為“固先生救世之苦心所積而形也”，“茍非其愛我中國之深，而望我中國之切，安能有此？”甚至還稱頌為“是必惟救世主出，見中國之眾遭荼毒，盜虛聲，受縛束，種種情形，不忍坐視”，至于聲明自己是“在教人”，希望傅蘭雅判卷時能有所優(yōu)惠，則幾乎是教徒們來稿的共同特點。在這方面，倒是一些非教徒顯得較為豁達，作《戒煙文》的“停云館主”在給傅蘭雅的信中就表示：“如不入式，覆瓿可也。若以為可，仍有潤筆之賜，請交賑局?！?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07/20162373556528.png" />作《今燕虐其民》的“退思堂主人”也在篇前短簡聲明：“若其可用，或蒙獎給潤筆，即請轉(zhuǎn)交賑局，鄙人遙遙拜賜而已。”

傅蘭雅《求著時新小說啟》的要求是“撰著新趣小說，合顯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即以小說的形式，通過講述故事，既要同時充分暴露鴉片、時文與纏足的弊害，而且還要設(shè)計革除三者弊害的方法。就“小說”一條而言，大部分來稿無法達到要求，更遑論“新趣”。若不論來稿是否為小說，那么在揭露鴉片、時文與纏足弊害方面基本上都能做到，只是不少來稿講得較為抽象籠統(tǒng)，但能“合顯”者只是少數(shù)。至于“祛各弊之妙法”，則可謂是五花八門，這里不妨作一歸類考察。對于革除鴉片、時文與纏足的弊害，教徒們所能想出的方法高度一致，即大家都去信奉上帝。其中一些人講得十分空泛，仿佛只要捧讀《圣經(jīng)》，按其吩咐去做，問題就全解決了；只要信奉了上帝，就百害無侵，什么鴉片、時文、纏足，都不在話下。正如湖北孝感縣福音會堂的教徒湯純所言：“以上帝之身為身，則道成人身，而鴉片無庸，時文無庸，纏足亦無庸，何至害身？水火除，刀兵息，瘟疫遠，又何以害世耶？”這些教徒認為，中國大地上三害橫行，就是由于大家不信教，“我華人久違上帝，親近魔鬼，應(yīng)招上帝詛咒，故有婦女纏足之慘”，傅蘭雅要祛除的弊害，原來竟是上帝懲罰中國人的招數(shù)。至于嗜食鴉片，則又與中國人信奉佛教有關(guān)：佛教是印度傳來的，鴉片也是印度傳來的，“試看鴉片所結(jié)之實，仿佛釋迦侔尼之首，且拜佛人與吸煙人之性體，無不若合符節(jié)?！?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07/20162373556528.png" />在那些教徒看來，“肯悔罪改過，相信救主耶穌，依從天道”是能否革除那些弊害的前提，因為“真實的福祿壽喜都在天道之中，藏在天上的，勿肯悔改的人不能求的，求不到的”。教徒們自以為提出的祛除弊害的方法理由十足，因為“而要非信主者不能也”。有的來稿還提出了信奉上帝后革除三弊害的具體做法：“如若有志，欲祛斯害。一則中華人民當(dāng)戒鴉片，而祈食嗎嗱，愿嘗魚餅；二則中華儒士宜棄時文，而勤讀《圣經(jīng)》，專看《書》、《約》；三則中華女子不必纏足，而皆學(xué)利亞，應(yīng)效夏娃。是害必可去，利必能獲?！焙毙⒏锌h福音會堂的來稿中，有五篇都提出了這同樣的解決方法。

既然革除鴉片、時文與纏足弊害的關(guān)鍵在于是否信奉上帝，那么順理成章的推論，便是“引之信奉耶穌教為第一妙策”，“夫教中有良規(guī)，宜效法而行之”，如纏足之害，“現(xiàn)在中國奉教之女子多不纏足，即經(jīng)纏之婦女，亦多放釋”，他們似乎認為，這是頗有點說服力的典型例證。在他們看來，采用此法可從兩方面著手，一是大開國門，主動將傳教士們請進來：“請西國教士，播圣道于國中，以變易人心然后始可得其盡善盡美焉?！?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07/20162373556528.png" />二是要求百姓們?nèi)既虢?，因為“士農(nóng)工商入其教者，勢必講此道，行此理。信此道者，亦自去其邪，歸其正矣。若望富強本國，變易風(fēng)俗，感動人心，莫此為妙”。有的教徒還進一步提出，既然信奉上帝，信仰就不能多元化，佛教、道教等其他宗教就必須摒棄，誠所謂“同尊上主，共事一神。更賴中保，將富強可待，郅治日臻。天國可到，天?？上?，豈不懿歟？”當(dāng)然，教徒們還不敢觸犯眾怒，與孔夫子為敵，他們清楚自己面臨的現(xiàn)狀是中國的多數(shù)人“以為天下獨中國為圣朝，亦獨孔子為圣人，此外皆蠻夷戎狄也”，故而“常視耶穌正教為異端”。生活在這一環(huán)境之中，再加上能應(yīng)征寫稿者本人很可能也是儒生，故而竭力從中調(diào)和，而他們所能提出的主張，也只是孔子與耶穌可以并存，而且能夠統(tǒng)一，按他們的說法，這叫“承道統(tǒng)圣生孔子，識天意教傳耶穌”。但他們的感情又傾向于耶穌，因此強調(diào)的重點便是，“若設(shè)法使教會興旺，這一切弊病自能掃除”。

只要信奉上帝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提出這種主張的頗似偏執(zhí)的宗教狂，但實際上更可能是癡迷于信教的無知鄉(xiāng)民。稍有知識的教徒固然也將信奉上帝視為第一要義，但似乎知道中國的事情復(fù)雜得很，要徹底革除鴉片、時文與纏足這三害，國家就應(yīng)該改革。在華的傳教士們在講授上帝福音的同時，也宣揚了西方的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優(yōu)越，于是那些接受了傳教士宣傳的教徒便很自然地提出了革除三弊的根本之計，那就是向西方學(xué)習(xí)，這是他們將中國與西方作比較后得出的結(jié)論：

為國之要，在于因時變通；變通之要，不外持其源本。源本者，仿佛西人式樣也。中國吸煙，西人無一吸者；中國作文，西人講求各學(xué)；中國纏足，西人與各國均是本足，不受捆縛苦楚。西國不較中國勝嗎？

經(jīng)由傳教士們的反復(fù)宣講，教徒們?nèi)虢毯笏枷氚l(fā)生了很大變化，用自己的話來說，他們已是“素慕英國風(fēng)化”，因此希望一切都向西方學(xué)習(xí)，山東青州府的教徒楊掄杰為此還以“奉行西法”為題專門寫了一節(jié)。在當(dāng)時的中國，許多人還根本不清楚西方諸國是怎么回事，羨慕西方政治文化的更是很少的一些人，針對這一現(xiàn)狀，有教徒在來稿中就設(shè)計了實現(xiàn)自己理想的途徑，即“請西師遍布國中，國學(xué)鄉(xiāng)學(xué)一齊并舉”，據(jù)說只要讓西方人掌控中國的教育，“不獨鴉片之下三弊可除，即百弊亦從此而遞次全消”。作者似也考慮到自己的設(shè)計會遭到強烈的反對，于是又寫道：“使各當(dāng)?shù)莱际?、搢紳儒士，其有不服以西學(xué)者，應(yīng)宜亟出心裁，切勿相延觀望，以誤國家”。這話說得很含蓄，但主張動用國家機器采取強制手段，不允許有不同意見的意味還是不難體會的。這里需要指出的是，并非只有教徒才主張效法西方，即使是非教徒，一些人在來稿中也同樣提出了“求西國之新法，更中國之舊章”的主張。這表明在當(dāng)時的中國，要求變法維新已開始逐漸成為相當(dāng)一部分人的共識，要求全盤西化的思想在此時也已開始萌生。

上述主張都涉及中國與西方關(guān)系，而在這方面，有二篇來稿值得一提。一篇是載于《清末時新小說》第九冊的《游亞記》，作者方中魁記敘了法國教士艾德普夫婦與幕維敦，在中國士人莫人俊陪同下游歷中土?xí)r的身經(jīng)目睹之事，“中國之弊政、頹風(fēng)，亦于此見焉”。篇中論及鴉片之害時，莫人俊與艾德普有這樣一段對話：

（莫人?。┮蜣D(zhuǎn)問德普道：“聞?wù)f西國好善之士，因鴉片煙一物為害華人如此之甚，心內(nèi)殊抱不安，每設(shè)會勸國家禁此鴉片，不知西國國家能俯從否？”德普道：“此事西國國家斷不能從。因印度一隅，土產(chǎn)惟有鴉片，每年所收煙稅，約可得銀千余萬。英國國家恃此以治印度之民，以理印度之地。一旦將鴉片煙禁絕，此項巨款，一時從何處籌出？”

要求西方國家不將鴉片販賣到中國，這完全是正當(dāng)?shù)?，正義的，但卻被西方人一口回絕了，盡管他們非常清楚鴉片的罪惡。那么，中國要革除鴉片之弊害，又該如何著手進行呢？篇中艾德普提出了個方法：“中國必先自行禁煙，俟禁煙之效大著，中國吃煙之人既少，然后西人乃肯不販煙來華矣?！痹谡f這種話時，他們似乎忘了，當(dāng)年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的原因，就是中國自行禁煙，眼見財路被斷絕的英國人并不是“乃肯不販煙來華矣”，而是用大炮轟開了中國的國門。西方國家源源不斷地將鴉片輸入中國，卻要求中國“先自行禁煙”，這純是一種強盜邏輯。作者在應(yīng)征設(shè)想革除鴉片弊害的方法時，實際上已將批評矛頭直指傅蘭雅的母國英國，傅蘭雅發(fā)起這次征文活動，恐怕未曾想到會出現(xiàn)這樣的結(jié)果。

在篇中，認為英國販賣鴉片是合理的艾德普又向莫人俊推薦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這時兩人的對話頗值得一錄：

得普道：“禍亂之事，西國從前亦時有之。自改立民主之后，君民從此相安，百姓似可永免兵革之禍矣?！比丝〉溃骸案牧⒚裰髦?，中國一時恐辦不到。惟聞西國國中皆設(shè)有上下議政院，國內(nèi)諸事，皆須議院議準，然后施行。此最可以通上下之情，而達君民之隱。此事中國似亟宜仿行?！?/p>

最后，全盤接受該主張的作者在篇末又再次強調(diào)：“予謂中國現(xiàn)今之亟務(wù)，當(dāng)以開設(shè)議院為首。”其理由是“開設(shè)議院之后，然后上下之情通，君民之體合，乃可徐議改革諸事矣”。所謂“開設(shè)議院”，這也是主張效法英國，眾多來稿提出的種種革除三弊的方案中，惟有此篇明確提出了改變政體的意見，不過作者自己可能并沒有意識到，他已觸及到一個十分重大的問題。

廣東長樂巴色會的鐘清源也認為，中國要革除鴉片之弊害，就須得英國禁販鴉片。他的《夢治三癱小說》載于第十冊，其篇末寫道：

惟印煙尚有販運至各?？谡撸烀窨纸K易誘民，乃疏奏圣上，請英國禁止。圣上喜允，即命天民為正欽使，新猷為副使，往英國議禁印煙。船至倫敦京，見禮拜堂林立，一禮拜堂適敲晨鐘，崇拜上帝，不覺猛醒，始知身在長樂本教堂床上，所經(jīng)諸情，原是一場空夢，其鐘聲即本教堂晨鐘，集人崇拜上帝者。乃起整衣靧面，入禮拜堂崇拜上帝?；刈o房，尋思前夢，猶歷歷可記，覺雖是夢，亦得一酬平生空愿。恨未曾見其究竟，英國能否俯從禁煙之議？

讓皇上派出欽差去英國談判禁煙事，這純屬幻想，而要英國放棄巨大的經(jīng)濟利益同意禁煙，作者自己也感到是不可能事。他看清了鴉片成為中國一大弊害的癥結(jié)之一，卻找不到解決問題的辦法，于是只好設(shè)一夢境加以描寫。這篇作品與前所述的《游亞記》都不能算是小說，它們未獲獎是情理中事；如果這兩篇都寫成道地的小說，不知身為英國傳教士的傅蘭雅可會讓它們得獎？

鐘清源構(gòu)思的由皇上派欽差赴英談判一節(jié)，表明了他是將革除三害的希望寄托于皇上或朝廷，這實際上也是許多來稿的共同主張。在他們看來，只要皇上頒布一道圣旨，曉諭全國，三害便可立馬革除。而且，若無皇上出面，那么種種革除三害的妙法，也都只是紙上談兵，即所謂“欲除三害，一舉而三善皆得者，惟我皇上而已”?！疤以赐阶印苯舆B寫了十五則文言小說，取名為《法戒錄》寄給傅蘭雅，他在篇末的《跋》中將這層意思表述得更清楚：

此惟有權(quán)者能之耳。假使當(dāng)路諸公，整躬率物，推己及人，酌乎時勢之宜，定為矩護之準，奏之朝廷，以遍布于天下，則上行下效，又何患陋俗之難革哉？

他希望朝廷動用國家機器，以強制手段革除三害。如禁煙，就下令“不取土稅，不準商販，不許種鶯（罌）粟，不準開煙館”；禁時文，則是“不以時文取士，不以時文課讀。凡清明傳世之稿，均收之以付一炬”，選拔人才改考各種實學(xué)，并恢復(fù)漢魏時的“舉孝廉方正”之法；禁纏足也是“明申禁令，勸諭天下”，他甚至還別出心裁地建議“皇宮之嬪妃倡于前，官府之妻女效于后”，這樣百姓們“萬無不遵之理”，若再有不從者，則堅決“懲戒”。

應(yīng)征者都能歷數(shù)鴉片、時文與纏足的弊害，但寫到革除之法時，許多人流露的意思便是“伏乞皇上圣鑒施行”。不過教徒們寄希望于皇上時，并沒有忘記他們還有個主宰是上帝，甚至是將上帝置于更重要的地位。因此，有求于皇上，為的借助他的皇權(quán)，“設(shè)法使教會興旺”，從而保證“這一切弊病自能掃除”。有的教徒既歌頌“皇恩浩蕩”，同時又說“全備贊美，榮歸上主”，努力設(shè)法調(diào)和皇上與耶穌的關(guān)系，這也許是當(dāng)時中國所有教徒都面臨的問題。有位教徒還特地作了這樣一番論述：

仆以為英國之事，自下而上，則權(quán)屬于下；中華之風(fēng)，自上而下，則權(quán)操于上。欲革中華之弊，仍借君上之權(quán)，濟以耶蘇（穌）之道，其庶幾乎？

論及皇上與耶穌的關(guān)系，這位作者由此又想到了中國與英國的關(guān)系，他希望皇上“尚論古制，自議新法，并無受制英國之事。庶兩國之猜嫌不起，三事之大害易除”。這位教徒隱隱約約地覺察到，倘若中國與英國的關(guān)系處理不好，革除三害之事，實行起來可能還會有麻煩，這恐怕也是想到鴉片是英國人販來的緣故吧。不過，他又樂觀地認為，只要皇上下旨，問題終究可以解決：“請我皇上敕令各省府縣，速掛牌諭，俾黨庠州序，咸知三事之害，立即革除，不革者以抗命論。”

在中國的封建時代，臣民們將解決問題的希望寄托于皇上或朝廷，這是很自然的想法，他們以為只要皇上頒發(fā)一道詔書，那么一切弊害都會被迅速革除。三年后，康有為奏請光緒帝下詔變法，沿襲的就是這條思路，而這種簡單而天真的盤算，很快被無情的現(xiàn)實打得粉碎。這意味著那些應(yīng)征者設(shè)想的種種方案，實際上都是不著邊際的空談。不過在眾多來稿中，楊味西的作品表現(xiàn)了對現(xiàn)實的清醒認識。他描寫一位“陳善人”熱心于革除三害，最后他將自己的經(jīng)驗作了總結(jié)，希望能由朝廷出面，在全國推廣。經(jīng)過一番周折，他終于能上朝面見圣上，呈上自己的奏章，可是結(jié)果呢？

陳善人將除害救弊表章呈上退班，仍回客寓，惟望皇上允許，便是天下的大幸。探聞得表章已錄，陳善人在客寓里心腸極熱，靜候消息。乃過了五六日，竟無消息。陳善人只得仍在客寓俟候，眼都望穿了。過了一月有余，仍是寂寂無聞。陳善人心里思想，若是朝廷允許，那三大害就可以除了，百姓免得苦難，國家又可以富強，關(guān)系甚重大，只得仍在客寓里俟候，但不知俟候到何日何時，方才可以有信息呢。

很顯然，作者的意思是說皇上與朝廷大臣們對此并無興趣，這或許是他在現(xiàn)實生活中領(lǐng)悟到的心得，也可視為他對革除三害前景的展望。

第三節(jié) 傅蘭雅征集小說活動的意義

就征集小說而言，僅三分之二來稿非小說這一點，就已很難宣稱這次征文活動的成功。所得非所望，而究其原因，傅蘭雅本人得承擔(dān)一定的責(zé)任，因為那則啟事只是說“撰著新趣小說”，又說“立案演說”，他不清楚“小說”在當(dāng)時仍是較混雜的一個概念，不同的人對“小說”體裁屬性的理解互異。莊子的“飾小說以干縣令”、桓譚的“殘叢小語”、《漢書·藝文志》的“小說者，街談巷語之說也”，以及清乾隆中《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將小說歸為“敘述雜事”、“記錄異聞”與“綴緝瑣語”三類的說法，其時在人們心中都甚有影響，那些應(yīng)征者也不例外。山東濟南府長山縣的優(yōu)廩膳生李鳳祺，在給傅蘭雅的信中就表示了自己的疑惑：

其難小說體例不一。其上者如《琵琶記》、《綠牡丹》、東坡《藝林雜志》、漁洋《池北偶談》、《西域聞見錄》、《灤陽消夏錄》、《如是我聞》、《姑妄言之》、《紅樓夢》、《聊齋志異》以及各種衍義，皆可以小說名之。其下者則《義俠傳》、《響馬傳》、《史公案》、《劉公案》、《包公案》以及《千里駒》。各種帶唱詞者，筆墨雖卑，摹撫卻難。其顯以小說命名者，惟索隱小說、愈愚小說三（二？）門；同狀小說，近今惟洪逆建都小說。此外別無多見，然未必婦孺易知易曉。

李鳳祺開列的作品中，有通俗小說，有文言小說，但也有戲曲、雜錄，而所謂“各種帶唱詞者”，恐怕將鼓詞、道情、評彈之類全都歸入了小說，在今人視之，概念頗為雜亂，但卻符合《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小說的定義，這也是當(dāng)時許多人對小說的看法。山東即墨的董文訓(xùn)論及他看過的小說時則云：“《三國》、《聊齋》、《今古奇觀》、《西廂》、《西游》、《水湖（滸）》等等，固能開人心胸，長人智識，卻非能移世俗，去惡行，亦要皆古之才子以文詞見長，博學(xué)邀名耳。次如那些《桃花庵》、《金釵記》，取文詞無文詞，要詩書無詩書，以及那些淫詞小調(diào)、唱本等等，尤為如此。人覽之，非直不增人智慧，長人德行，且令人敗德喪行，并于國有害無益?！?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07/20162373556528.png" />他對小說體裁的理解，與李鳳祺完全一樣。傅蘭雅顯然是以西方人的定義來理解小說的含義，而且并不清楚其時中國人觀念中的“小說”，竟會是許多文學(xué)體裁糾纏在一起。他在啟事中只是籠統(tǒng)地說征集“小說”，這就難怪收到的來稿中大部分不是他所想要的作品。在這一類作品中，又有相當(dāng)大一部分只熱衷于宣揚基督教義，這其實也是傅蘭雅自己造成的，前所述他在刊于英文《教務(wù)雜志》上刊載的“有獎中文小說”的廣告中，就明確地表示要征集的是“真正有趣和有價值的、文理通順易懂的、用基督教語氣而不是單單用倫理語氣寫作的小說”。那些教徒未必會去看英文雜志，但向他們布置作業(yè)的傳教士們肯定是在明確地貫徹這一精神。

急于求成也是征集小說不順利的重要原因。傅蘭雅是五月初刊載啟事，七月底截稿，一共三個月的時間。由于幾乎是命題作文，應(yīng)征者一般不會有現(xiàn)存的稿件或半成品，他們必須是從構(gòu)思開始現(xiàn)作，三個月的時間實難寫出較像樣的小說。如有的學(xué)者曾將“飲霞居士編次，西泠散人校訂”的《熙朝快史》當(dāng)作受傅蘭雅征文影響而創(chuàng)作的實例，其實此書實為朱正初應(yīng)征稿《新趣小說》的修改本，這篇八回的小說在獲獎名單中與“如皋醒世人”的《醒世新書》并列第十二名。此篇后來又經(jīng)過約半年的修改，才另以《熙朝快史》為名由香港起新山莊出版。該書前八回承襲《新趣小說》，但回目與內(nèi)容都作了不少修改，其后又增寫四回，才成了較完整的可出版的作品。同樣被當(dāng)作受傅蘭雅征文影響而創(chuàng)作的實例是“綠意軒主人（詹熙）”的《花柳深情傳》，這篇作品其實也很可能是應(yīng)征稿。作者聲稱得知傅蘭雅征文的消息后，在兩個星期中就完成了這部八萬字三十二回的作品，兩年后出版時，據(jù)說只是作了些“于前后文略為補綴”的修改，這種說法很不可信，多為作者的自夸。在關(guān)注寫作的時間因素時，我們還必須考慮到，一百多年前信息傳遞十分不便，應(yīng)征者又散布于全國各地，他們多不能及時獲知征稿一事。不少應(yīng)征者在給傅蘭雅的信中都指出這一點。如李鳳祺得知征文消息是“后五月間”，賴作枬是“閏夏中浣”，張德祥則是“歲在乙未，后五月丁巳”，即閏五月十七日，他們幾乎都是在閏五月中旬，即一個半月后才知道遠在上海的傅蘭雅舉辦了這次活動。董文訓(xùn)雖是“在前五月底見報”得知消息，但“因至放伏學(xué)考書，未得功夫作”，直到閏五月十六日放假才開始動筆。不管他們何時開始寫作，七月底截稿的大限不能逾越，鑒于當(dāng)時的郵政通信情況，都至遲須得七月中旬完成，然后輾轉(zhuǎn)托人，將作品寄往上海。廣東長樂鐘清源的《夢治三癱小說》，卷封的題署便是“長樂教堂七月初二付”，而有些稿件在六月下旬即已送出。正因為如此，我們在作品扉頁上看到“急交莫誤是幸。中七月底滿期”，以及“隨到隨送，請勿遲滯”之類的囑托就不以為奇了。時間緊迫，應(yīng)征者無法從容構(gòu)思與寫作，下筆匆匆，作品之粗率便在難免。正如“青蓮后人”所言，“是篇匆促成書，未遑細繹。其中起伏照應(yīng)，以及前后篇法，自知多失枝脫節(jié)之處”。李鳳祺也埋怨“惟限期太迫，不能詳酌去留”，按他最初的構(gòu)思，“至少亦須五六十回，方能暢敘明白”，現(xiàn)在只能采取節(jié)縮的辦法，即“今仍將原定主意，逐節(jié)點到，撙為三十回。先將寫就幾回托為奉上?？傄云咴碌诪槎?，先交仲牧師處，不敢逾限”。明知構(gòu)思與寫作需要時間，也明知當(dāng)時中國消息傳播與郵政通信并非四通八達，傅蘭雅為何只給應(yīng)征者們這么一點時間？有人曾認為，傅蘭雅在自己即將赴美任教的情況下，匆忙舉辦這次征文活動有搜集教學(xué)資料的私人目的，此推測或不無道理，或也可認為他是想通過這次活動增加自己任伯克萊大學(xué)教職的籌碼?？傊水?dāng)是赴美任教的準備之一。行期在即，傅蘭雅無法將征文的截稿期限再往后寬限，于是就苦了那些不明就里的應(yīng)征者，而傅蘭雅所能收到的，也只可能是一大堆無法讓他滿意的稿件。

在《申報》上刊載《時新小說出案》時不作任何評價，征文在英文《教務(wù)雜志》上宣布征文活動圓滿成功，在《萬國公報》上公布得獎?wù)呙麊螘r對應(yīng)征作品提出了一連串批評，那么，對這次“求著時新小說”活動究竟應(yīng)如何評價？對此，我們似應(yīng)從不同的層面分別評判。就所期望產(chǎn)生的社會影響，或就發(fā)動教會組織來稿的效果而言，傅蘭雅可以認為在這兩方面都已獲得一定程度的成功，可是他征集的畢竟是小說，從最后收到的眾多稿件的質(zhì)量來看，傅蘭雅是很難流露出滿意的笑容。只是籠統(tǒng)地宣稱征集“小說”，卻不知當(dāng)時中國人們對“小說”概念理解的雜亂；規(guī)定的緊迫期限，使得應(yīng)征者只能匆匆完稿；在相當(dāng)大的程度上依靠教會組織那些熱衷于贊美上帝的教徒們應(yīng)征，這三條已先天地決定了征集“時新小說”難以成功。

至于來稿中可視為小說的作品，它們不論得獎與否，其實與當(dāng)時行世的作品一樣，都屬于中國傳統(tǒng)小說的模式，在形式與內(nèi)容上都沒展現(xiàn)出什么新的元素，所不同的是，這些作品顯示出的寫作能力與技巧更為木訥笨拙，謀篇布局是在按鴉片、時文與纏足三塊呆板地拼湊，行筆粗率乃至粗俗，言語稚嫩，甚至是似通不通。若要說這些作品“激發(fā)了晚清小說變革的端緒”，“促成了中國現(xiàn)代小說的萌芽”與“拉開了晚清新小說創(chuàng)作的序幕”，恐怕很難令人信服，作出這些判斷時也并無具體的資料為支撐。而且，這批作品當(dāng)時并沒有發(fā)表，它們隨即被傅蘭雅帶至美國，直到2011年結(jié)集為《清末時新小說集》出版后，人們才得以一見。從光緒二十二年（1896）到宣統(tǒng)三年（1911），征文活動之后的創(chuàng)作小說者都無緣讀到這批來稿，它們又有何神通去影響近代小說的發(fā)展？

如果僅只就傅蘭雅征文活動本身而言，給予很高歷史地位的評價是否就合適了呢？細觀傅蘭雅的征文啟事，不難發(fā)現(xiàn)他涉及文學(xué)的論述并無新意。早有人指出，該啟事一開始所說的“感動人心，變易風(fēng)俗，莫如小說。推行廣速，傳之不久，輒能家喻戶曉，氣習(xí)不難為之一變”，類似的觀點在明清兩代常有人提起，傅蘭雅只是在承襲已有的說法而已。至于定下主旨征文的方式，同樣也并非傅蘭雅的新發(fā)明。清康熙間，江蘇巡撫湯斌就曾在一則禁毀淫穢小說的告示中這樣寫道：

若曰古書深奧，難以通俗，或請老成純謹之士，選取古今忠孝廉節(jié)、敦仁尚讓實事，善惡感應(yīng)，懍懍可畏者，編為醒世訓(xùn)俗之書，既可化導(dǎo)愚蒙，亦足檢點身心，在所不禁。

湯斌也是定下主旨請大家寫小說，只不過他所定的主旨是“忠孝廉節(jié)、敦仁尚讓”。其目的是“醒世訓(xùn)俗”，亦即傅蘭雅所說的“變易風(fēng)俗”，而為了能起“化導(dǎo)愚蒙”的作用，他也要求作品通俗。在這幾個方面相對照，傅蘭雅的《求著時新小說啟》與二百年前湯斌的告示在文學(xué)上的意義并無實質(zhì)上的差異，而且以往也并非只有湯斌一人有這樣的主張。

這里還須指出，傅蘭雅將鴉片、時文與纏足判為“今中華積弊最重大者”，而且“若不設(shè)法更改，終非富強之兆”。不管有意還是無意，此判斷與當(dāng)時中國的實情不符，而他的著意宣傳，則是對大眾的誤導(dǎo)。當(dāng)時阻礙中國走向“富強”的兩大關(guān)鍵，在外是列強的侵略，它們力圖將中國變?yōu)樽约旱闹趁竦?，在?nèi)則是滿清政府的腐敗統(tǒng)治。這兩者不除，不僅“終非富強之兆”，而且中國還必將一步步走向沉淪的深淵。身為英國的傳教士，又榮膺滿清政府三品文官的頭銜，身份與地位決定了他不可能去涉及這兩條。即使就傅蘭雅所說的鴉片、時文與纏足而言，它們確是社會的弊害，但“康乾盛世”時中國是世界上最富強的國家，此時時文與纏足的現(xiàn)象即已存在，顯然并非是妨礙富強的根本原因。至于鴉片，這恰恰是傅蘭雅的母國源源不斷地向中國輸入，中英之間的兩次戰(zhàn)爭也都是以“鴉片”而命名。當(dāng)然，如果撇開這些不論，那么應(yīng)該承認，傅蘭雅在啟事中明確針對鴉片、時文與纏足，要求大家寫小說“合顯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這做法還確實是有一定的新意。

傅蘭雅以“時新小說”為題發(fā)起征文活動，如此稱呼自己要征集的作品自有其道理，他所突出的“時新”一詞，是“眼前正在發(fā)生”之意，來稿中的小說故事取材于寫作者眼前發(fā)生之事，即所謂“述取近今易有之事”，但其形式與內(nèi)容上都與傳統(tǒng)小說無異，證明征文者與應(yīng)征者對“時新”一詞的理解完全一致。“時新小說”與后來的“新小說”含義迥然不同，但由于它們只相差一字，便導(dǎo)致了一些研究者將兩者相聯(lián)系甚至作出前者影響后者的誤判?！靶滦≌f”是梁啟超提出的概念，其定義為“專在借小說家言，以發(fā)起國民政治思想，激厲其愛國精神”，他所創(chuàng)辦的小說?？缎滦≌f》即以此為名。在該刊創(chuàng)刊號之首篇《論小說與群治之關(guān)系》里，梁啟超又明確提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創(chuàng)刊號所載之《洪水禍》、《東歐女豪杰》與《新中國未來記》諸篇新小說，無論內(nèi)容還是形式都與傳統(tǒng)小說迥然不同，而其主旨，又都不離政治。梁啟超提出“新小說”之概念并創(chuàng)辦《新小說》，有其明確的思想為指導(dǎo)：傳統(tǒng)小說是中國群治腐敗之總根源，但小說經(jīng)改良后，可“新民”，可“改良群治”，可成為服務(wù)于政治的利器。他希望“新小說”在從國家政體到社會風(fēng)俗等全方位改良中發(fā)揮作用，而要承擔(dān)此重任，小說也要作全面改良。傅蘭雅的征文則是只針對三個特定的社會弊病，絲毫沒有改良小說的設(shè)想，故而來稿中的小說類也一律是歷來的傳統(tǒng)形態(tài)。由此可見，梁啟超主張的“新小說”與傅蘭雅所說的“時新小說”，無論是內(nèi)容、形式還是意義都很難尋覓有何交集。若要尋找兩者的相類之處，那么在過于強調(diào)創(chuàng)作須為社會服務(wù)的功能，以及概念先行與命意創(chuàng)作方面，它們倒有著某種的一致性，但這種小說發(fā)展過程中的消極因素，是中國“教化為先”傳統(tǒng)的體現(xiàn)，并非是“新小說”對“時新小說”的承襲。

甲午戰(zhàn)敗與庚子國變之后，《馬關(guān)條約》與《辛丑條約》等一系列喪權(quán)辱國條約的簽訂，使中國一步步走向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淵，其間力圖救亡的戊戌變法又失敗了。“新小說”正是這一連串強刺激的產(chǎn)物，它的出現(xiàn)以必要的歷史條件為前提。當(dāng)然，“小說界革命”之思想與實踐也有其淵源，但那是嚴復(fù)、夏曾佑《國聞報附印說部緣起》等論述，以及《時務(wù)報》、《清議報》與《杭州白話報》等報刊的嘗試，正是依靠它們的直接鋪墊與烘托，才可能產(chǎn)生“新小說”的概念以及相關(guān)的理論和創(chuàng)作實踐。這些是“小說界革命”的預(yù)前準備，若與此相較，傅蘭雅“時新小說”征文活動的指導(dǎo)思想或所要求的形式、內(nèi)容，其實并不在一個范疇之內(nèi)。

若要明確傅蘭雅征文在近代小說史上的地位，我們還須將它置于當(dāng)時的小說環(huán)境中作考察。在光緒元年（1875）到光緒二十年（1894）的這段時間里，報載小說還相當(dāng)少，主要是《滬報》（后曾改名為《字林滬報》）連載《野叟曝言》、《七俠五義》等作品，均為傳統(tǒng)小說。就小說單行本而論，文言小說一仍以往之傳統(tǒng)與風(fēng)格，至于通俗小說，這二十年出版的作品主要集中于三個流派。一是狹邪小說，如有《青樓夢》、《風(fēng)月夢》、《花月痕》、《海上花列傳》等。二是俠義公案小說，如有《兒女英雄傳》、《三俠五義》、《小五義》、《續(xù)小五義》、《武則天四大奇案》、《彭公案》、《施公案后傳》等。三是講史演義，如有《左文襄公征西演義》、《前明正德白牡丹傳》、《永慶升平前傳》、《永慶升平后傳》、《圣朝鼎盛萬年清》等。這些作品情節(jié)較曲折，且多為人們習(xí)慣的套路，頗能滿足讀者的娛樂需求，但遠離現(xiàn)實的社會生活，卻是它們共同的特點。甲午中日戰(zhàn)爭的爆發(fā)，使小說創(chuàng)作格局開始出現(xiàn)變化，喪權(quán)辱國的《馬關(guān)條約》的簽訂，特別是臺灣的割讓，更是強烈的刺激。此時創(chuàng)作的形式雖與傳統(tǒng)小說無異，其內(nèi)容卻開始直接關(guān)注現(xiàn)實，更甚者內(nèi)容已與時代相平行。《劉大將軍平倭戰(zhàn)記》與《臺戰(zhàn)演義》出版于臺灣軍民頑強抵抗日軍侵略之時，它們都還在書首列臺灣山海全圖，激發(fā)人們痛失寶島的悲憤，而《臺灣巾幗英雄傳初集》描寫臺灣軍民抗御日寇戰(zhàn)事時，尤渲染巾幗英雄的風(fēng)采。當(dāng)時清廷的官方立場是禁止沿海諸省接濟臺灣軍民，也不愿意世人知道那兒的事態(tài)變化。于是這些作品又打破了新聞封鎖，同時也是對艱苦奮戰(zhàn)的臺灣軍民的聲援。全面反映甲午中日戰(zhàn)爭過程的《中東大戰(zhàn)演義》問世略遲，但它將清廷官吏昏庸無能、冒功吞餉、貪生怕死的種種丑態(tài)悉數(shù)道來，這些也是統(tǒng)治者竭力遮蓋的。迅速反映重大政治事件的時事小說只出現(xiàn)于階級或民族矛盾都已白熾化的明清鼎革時與清亡前夕，正是社會的劇烈動蕩刺激了創(chuàng)作，刺激了讀者的關(guān)注，而這些事件發(fā)展過程的曲折復(fù)雜，人物命運的萬千變化，即使是照樣寫來，也都是生動的、頗具可讀性的作品。

國家危難趨于深重，小說創(chuàng)作相應(yīng)地開始傾向于社會現(xiàn)實與政治事件，傅蘭雅征文活動就發(fā)生于這樣的環(huán)境之中。此時傅蘭雅已意識到甲午中日戰(zhàn)爭的戰(zhàn)敗，使中國的政局與思潮開始發(fā)生變化。就在他于《申報》刊載《求著時新小說啟》的前三天，即1895年5月22日，他給美國加州大學(xué)校長凱洛格的信中寫道：“最近的中日戰(zhàn)爭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時局，這使我在中國政府里的職位比過去更牢靠。在中國的上層階級中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強烈追求西方知識的潮流”。若再作具體的時間比較，可以發(fā)現(xiàn)《馬關(guān)條約》簽訂于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95年4月17日），它立即在中國國內(nèi)激發(fā)極大的憤怒的反響，而傅蘭雅的《求著時新小說啟》首載于上?！渡陥蟆返臅r間是光緒二十一年五月初二日（1895年5月25日），兩者相差僅一個月。在當(dāng)時的小說界，對中日戰(zhàn)爭的反應(yīng)可以說是立時顯現(xiàn)，描寫臺灣戰(zhàn)事的小說以及《中東大戰(zhàn)演義》等作品的相繼問世，表明矛盾日趨尖銳的社會現(xiàn)實與政治事件促使人們就此而創(chuàng)作，而且抨擊列強凌辱與政府腐敗逐漸成為作品的重點內(nèi)容?？墒峭瑫r發(fā)生的傅蘭雅征文活動，卻是要求人們將創(chuàng)作的焦點轉(zhuǎn)移至鴉片、時文與纏足。這些固然是亟應(yīng)革除的弊害，卻不是當(dāng)時社會問題解決的關(guān)鍵所在。我們并無意苛責(zé)傅蘭雅，批評他有意轉(zhuǎn)移人們的注意力與興奮點，但事實上他規(guī)定主題的征文活動，所起的客觀效果確是如此。獲獎之第二名詹萬云就曾寫道：“（中國）國日以困，民日以貧，人才日以不振，以視他國之骎骎之富強、日盛月新者，不可同日而語矣”，使中國落到這步田地的原因，就在于傅蘭雅所指出鴉片、時文與纏足，只要革除這三弊害，“中國從此可轉(zhuǎn)弱為強，變貧為富”。他認為使中國人意識到這一點功莫大焉，因而又稱頌“是皆傅君嘉惠我國之厚意也”。有的作者受其影響，還煞費苦心地回避列強侵略中國的事實，如李鐘生的《五更鐘》提及鴉片輸入中國時，只提產(chǎn)地印度，而只字不提英國的武力侵略，而第二回寫到“林總督遭讒到西域”，作者編造出“其時新疆伊犁一帶兵變”，奸臣上奏“非林某不能鎮(zhèn)壓”，于是林則徐被調(diào)往新疆。英國為強行向中國輸入鴉片而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一事，竟被抹得無影無蹤。鴉片之罪惡與英國的關(guān)系遭徹底切割，而傅蘭雅將這篇稿件定為獲獎第三名之作。

傅蘭雅的征文活動以及那一百五十篇文稿的最大價值，在于它們的文獻意義。對傅蘭雅關(guān)于這次征文的各種敘述和那些文稿的內(nèi)容作辨析梳理后，我們可從一個方面了解到外國傳教士的思想和活動、各地教會組織的運轉(zhuǎn)、教徒們的心態(tài)、社會中下層人們對國家現(xiàn)狀與前途的思索，以及他們對文學(xué)的理解等等，這些都是珍貴的第一手資料。若僅就文學(xué)而言，與光緒二十一年（1895）及其稍后的小說創(chuàng)作狀況作對照，看不到傅蘭雅征文活動對它有何影響，而考察自此以后小說創(chuàng)作發(fā)展的走向，可發(fā)現(xiàn)它對傅蘭雅的活動與設(shè)想也是毫不理會，而是按自己的規(guī)律繼續(xù)前行。不過，傅蘭雅的征文活動仍有其積極意義，因為它畢竟含有順應(yīng)小說創(chuàng)作應(yīng)向社會現(xiàn)實傾斜的時代要求的成分，或者說，傅蘭雅及應(yīng)征者所代表的社會群體活動，可以看作是要求小說創(chuàng)作向社會現(xiàn)實傾斜的時代呼聲以一種特殊形式的體現(xiàn)。這是傅蘭雅征文活動的文學(xué)意義之所在，同時也應(yīng)是它在近代小說史上定位的依據(jù)。

1. 抽絲主人：《續(xù)集〈海上名妓四大金剛奇書〉出售》，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1898年9月5日）《采風(fēng)報》。

1. ［美］韓南：《中國近代小說的興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5月版。

1. ［美］韓南：《中國近代小說的興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5月版。

1. 周欣平：《〈清末時新小說集〉序》，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寓滬遠客：《〈有圖求說〉出售》，光緒三年十月十七日（1877年11月21日）《申報》。

1. 宋永泉《啟蒙志要》稱：“茲逢英國傅公蘭雅于《萬國公報》、閩省《會報》大示，欲請中華人士愿本國興盛者，撰著新趣小說云云”。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八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此段譯文據(jù)周欣平《〈清末時新小說集〉序》，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此段譯文據(jù)周欣平《〈清末時新小說集〉序》，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此段譯文據(jù)周欣平《〈清末時新小說集〉序》，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宋永泉：《啟蒙志要》，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八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李鳳祺：《無名小說》所附信函，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八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賴作枬：《時新小說》篇首語，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十三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古恩綸：《中國宜力除鴉片、時文、纏足三大害以覘富強之兆說》篇首語，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十三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祝鑒堂：《論鴉片煙、論時文、論裹足》所附信函，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十二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張德祥：《鴨（鴉）片、時文、纏足》篇首語，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十四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毛芝生：《戒鴉片時文纏足小說》，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十四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寄耕子：《寄耕閑論序》，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十四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李景山：《道德除害傳》，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七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格致散人：《啟達觀道人閑游記》，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二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瘦梅詞人：《甫里消夏記》，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五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停云館主：《戒煙文》篇前短簡，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十四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望國新：《時新小說》第四十回“富強之基在斯教，得明救道畢生從”，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二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胡晉修：《時新小說》，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三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李景山：《道德除害傳》，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七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魏開基：《〈悟光傳〉序》，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八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無名氏：《時新小說》，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十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王連科：《時新小說》，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十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張佃書：《無名小說》，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十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陳效新：《時新小說》，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十二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曹東陽：《回原純古傳》，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九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東海逸人：《警世奇觀》，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七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趙理齋：《鴉片時文纏足小說》，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十四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董文訓(xùn)：《嶗山實錄》，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八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沈桂香：《時新小說》，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六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賴作枬：《時新小說》篇首語，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十三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李鳳祺：《無名小說》，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八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傅紹中：《〈除鴉片要論、時文略論、戒纏足淺說〉序》，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十四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醒悟子：《無題》，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十四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李星舫：《〈時新小說〉序》，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十二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桃源徒子：《〈法戒錄〉序》，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十二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古恩綸：《中國宜力除鴉片、時文、纏足三大害以覘富強之兆說》，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十三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湯鸞翔：《鴉片時文纏足小說》，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十四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趙榮林：《鴉片時文纏足小說》，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十四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停云館主：《戒煙文》篇前短簡，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十四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退思堂主人：《今燕虐其民》篇前短簡，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十四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湯純：《鴉片時文纏足小說》，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十四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侯中識：《鴉片煙流毒問答、纏足致害問答、時文踵弊問答》，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十四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陳之珊：《除弊興利中國說》，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十四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魏開基：《悟光傳》，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八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周務(wù)三：《鴉片時文纏足小說》，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十四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該冊所載孝感縣福音會堂趙禹臣、秦誠意、毛芝生、趙齊賢的四篇來稿，都表示了同樣的意思。

1. 林文玉：《四子講弊新說》，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十四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羅懋興：《石琇全傳》，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五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汪可人：《時新小說》，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五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譚堯堦：《無題》，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十四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古恩綸：《中國宜力除鴉片、時文、纏足三大害以覘富強之兆說》，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十三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李鳳祺：《無名小說》，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八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郭子符：《驅(qū)魔傳》，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九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沈立喆：《時新小說》，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十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楊培之：《鴉片、纏足、時文》，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十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楊掄杰：《時新小說》，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七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鄧維新：《無題》，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十四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林芳田：《無題》，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十四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趙地倜儻非常生”的《瓢賸新談》第二十二回“談往事出使歐洲，議禁煙返輪英國”也提出同樣設(shè)想。作者虛構(gòu)了英國女王親臨上、下議會，會議三次后作出嚴禁將鴉片輸入中國的決議。后來英國煙商企圖暗殺中國使臣，結(jié)果被中國俠客用“奇門遁甲”制服。

1. 梁國勛：《鴉片纏腳文章》，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十三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桃源徒子：《〈法戒錄〉跋》，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十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汪可人：《時新小說》，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五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郭子符：《驅(qū)魔傳》，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九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萬國和：《鴉片論、時文論、纏足論》，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十三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楊培之：《鴉片、纏足、時文》，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十三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楊味西：《時新小說》，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三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李鳳祺：《致傅蘭雅的信》，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八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董文訓(xùn)：《〈嶗山實錄〉自序》，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八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綠意軒主人（詹熙）《〈花柳深情傳〉自序》云，在得知傅蘭雅征文事后，他“遂于二禮拜中，成此一書”，其子在旁“逐日抄錄”。如此趕時間，顯是為了應(yīng)征，且蘇州與上海近在咫尺，比其他應(yīng)征者方便得多。然而《自序》未提及應(yīng)征事，或是因故稿未寄出，或是已應(yīng)征，恰屬162篇中已佚作品?！蹲孕颉放懦鰰r間表，一再說明自己“未遑改削”，此書“藏諸行篋者三年”，只是后來出版時作了些“于前后文略為補綴”的修改。如此強調(diào)，是為了證明“予作是書，竊謂開風(fēng)氣之先”，然敘述間幾處破綻，二禮拜成書之說甚可疑。

1. 李鳳祺：《致傅蘭雅的信》，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八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賴作枬：《時新小說》，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十三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張德祥：《鴨（鴉）片、時文、纏足》，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十四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董文訓(xùn)：《致傅蘭雅的信》，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八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鐘清源：《夢治三癱小說》卷封題署，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十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李景山：《道德除害傳》扉頁題詞，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七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青蓮后人：《捫虱偶談》信封識語，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二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青蓮后人：《〈捫虱偶談〉例言》，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二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李鳳祺：《致傅蘭雅的信》，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八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許軍：《傅蘭雅小說征文目的考》，《山西師大學(xué)報》2012年第1期。

1. 湯斌：《湯子遺書》卷九“蘇松告諭”，轉(zhuǎn)引自王曉傳（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1. 汪可人：《撰著時新小說序》，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六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新小說報社：《中國唯一之文學(xué)報〈新小說〉》，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十五日（1902年8月18日）《新民叢報》第十四號。

1. 此段譯文據(jù)周欣平《〈清末時新小說集〉序》，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詹萬云：《〈澹軒閑話〉自序》，載《清末時新小說集》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