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眾聲喧嘩的明代文壇上，陸時雍是生活在這個王朝末世的一位頗具特色的學者和詩論家。

陸時雍（1612—？），字仲昭，號澹我，后又自署字昭仲。桐鄉(xiāng)（今屬浙江）人。崇禎癸酉（1633）貢生。祖父陸明，一生無功名。父陸吉，萬歷壬午（1582）舉人。曾歷興化、高密知縣，昌平州太守等職。陸時雍少年聰穎好學，性情兀傲而與世寡合?！耙馄埾嘣S，風雨話言無倦意；所不可，終日接不交一言”（周拱辰《圣雨齋集·陸征君仲昭先生傳》）。嘗醉心科舉，卻每每失意。“每下第，輒噭然而哭曰：‘孺子雍，而忘而父之食無糜乎！’知己為之流涕?！保ㄍ希┢鋫粗睿梢韵胍?。其好友周拱辰《陸征君仲昭先生傳》記兩人交游讀書情形后說：“吾兩人窮愁著書，冀藏名山?！庇挚梢娖渲緲I(yè)所在。陸時雍生當末世，才情卓越卻淪落不偶，百感交集而歌哭無端，“常對影慟哭，望空漫罵，室人知友進軟語侑之不可得”。崇禎年間被薦舉入京，卻“意殊不屬，卒以淪落”。后因事牽連，死于獄中。其著作除所編《詩鏡》外，見于著錄的尚有《韓子注》、《揚子注》、《淮南子注》、《法言新注》、《楚辭新疏》（一名《楚辭疏》）、《陸昭仲詩集》等。

陸時雍《詩鏡》包括《古詩鏡》三十六卷，《唐詩鏡》五十四卷，凡九十卷。選錄漢魏以迄晚唐詩歌，略施評點。卷首列《詩鏡總論》一篇，共一百一十九則，闡明其總體詩學主張。近人丁福保繼清人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后，輯有《歷代詩話續(xù)編》一書，收錄《詩鏡總論》一卷，并言：“其論漢魏迄唐各家詩，確有見地，非拾人牙慧者所可比擬?！?/p>

《詩鏡》作為明代最后一個大型詩歌選本，“其采摭精審，評釋詳核，凡運會升降，一一皆考見其源流，在明末諸選之中，故不可不謂之善本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這與其“大旨以神韻為宗，情境為主”（同上）的論詩主張或選詩標準關(guān)系密切。

陸氏《詩鏡總論》由于是其大型詩歌選本前的標明宗旨之作，故與一般傳統(tǒng)詩話大多內(nèi)容駁雜不同，而多議論感悟，孤發(fā)獨明之見?；蛟u騭詩人，或衡定作品、詩句，或作詩史把握；指點利病，賞心析疑。凡此都一以神韻為宗，情境為主。詩道一貫而具統(tǒng)系，斷語片言時見珍異。

第一，以神韻為核心，獨標天然真素，主情而斥意，主韻而不主法。

陸時雍明確提出：“絕去形容，獨標真素，此詩家最上一乘?！边€舉出杜甫“桃花一簇開無主，不愛深紅愛淺紅”的詩句，表明“余愛其深淺俱佳，惟是天然者可愛”。崇尚真誠無飾的天然之致，不假外在人力的刻意經(jīng)營，所謂“人力不與，天致自成”。素樸也好，艷麗也罷，只要“真”就好。因此他反對“過求”：“每事過求，則當前妙境，忽而不領(lǐng)?！薄霸娭圆≌撸谶^求之也，過求則真隱而偽行矣”。李白“不真”在于逞才，杜甫“不真”在于用意，高適、岑參、元稹、白居易等都有“過求”之弊，都未臻天然真素之境。

與獨標真素的主張一致，陸氏極力崇“情”而斥“意”。他說：“一往而至者，情也；苦摹而出者，意也。若有若無者，情也；必然必不然者，意也。意死而情活，意跡而情神，意偽而情真。情意之分，古今所由判也?！痹陉懯峡磥恚姼钁摫憩F(xiàn)創(chuàng)作主體的性情之真，是本之自然而生，而與刻意經(jīng)營或表現(xiàn)某種主觀意圖判然有別。因此他極力反對有意為詩，這在其具體評論中鮮明地體現(xiàn)出來。

陸氏強調(diào)情真的同時，又拈出了“韻”字。所謂“詩之可以興人者，以其情也，以其言之韻也”。認為“情欲其真，而韻欲其長”，二者是詩道的根本。而“韻”尤為重要：“有韻則生，無韻則死；有韻則雅，無韻則俗；有韻則響，無韻則沉；有韻則遠，無韻則局。”韻之特點在于其如絲竹鉦磬的悠然不盡的韻味。創(chuàng)造詩韻則“物色在于點染，意態(tài)在于轉(zhuǎn)折，情事在于猶夷，風致在于綽約，語氣在于吞吐，體勢在于游行，此則韻之所由生矣”。詩歌之佳，全在這種神韻流動。所謂“凡情無奇而自佳，景不麗而自妙者，韻使之也”?！霸娭眩鞣魅顼L，洋洋如水，一往神韻，行乎其間”。這隱約流動的神韻自然不是執(zhí)著于某種具體詩法可以獲致的，它貫注于作品之中，超然于詩法之外。陸氏不無辯證地說：“余謂萬法總歸一法，一法不如無法。水流自行，云生自起，更有何法可設？”

第二，從其核心的論詩主張出發(fā)，陸氏品評自漢魏迄晚唐的詩歌創(chuàng)作，構(gòu)建了一道靈光絡繹的詩學風景。

陸氏標舉神韻，并以此建立相關(guān)的審美標準來評判詩人詩作。大略而言，它主要包括了對詩人、詩派、詩史的批評和詩篇品評及摘句褒貶兩大方面。

陸氏說詩，能從大處把握詩人性情才力，進而論其詩情詩藝。柳宗元、韓愈詩歌創(chuàng)作不同，他卻由詩觀人：“讀柳子厚詩，知其人無與偶。讀韓昌黎詩，知其世莫能容?！笨兹谛郧榭怪?，以“魯國之男子”自詡，而其《臨終詩》卻無生氣。李白、杜甫性情才力不同，“放浪詩酒，乃太白本行。忠君憂國之心，子美乃感輒發(fā)”。對一人一派的詩藝概括，多能得其神髓而洞悉要害?！俺跆扑慕堋敝煌瑸椋骸巴醪呷A，楊炯雄厚，照鄰清藻，賓王坦易。”其同則在于“調(diào)入初唐，時帶六朝錦色”。

陸氏對詩之作詩史性批評，主要表現(xiàn)在對一人或一派的縱向評論和對詩（體）之藝術(shù)風格的宏觀的階段性把握上。傅玄詩歌大多是擬漢魏樂府之作，而“傅玄得古之神。漢人樸而古。樸之至，妙若天成；精之至，粲若鬼畫”。這是就一人詩歌的擬古與變古的描述?！八慕堋痹姼柚械穆稍?，“多以古脈行之”，不如漢魏六朝的風華爛漫，則是就一派一體的評說。而對唐詩之初、盛、中之藝術(shù)嬗變，則有“初唐承隋之余”、“盛唐鋪張已極，無可復加，中唐一反而之斂也”的精要概括。在作詩史性評論時，陸氏或溯源或?qū)Ρ?，體現(xiàn)出無比精微而又宏闊的審美感受力。

對詩篇的品評或摘句褒貶，尤能見出陸氏的精鑒妙賞、審美趣味和批評眼光。如對《白頭吟》“寄興高奇，選言簡雋”的評價，對班固《明堂》諸篇“質(zhì)而鬼”的批評，對杜甫《飲中八仙歌》“格力超拔”的贊語，等等，不一而足，均大多切中要害而洞徹藝理。至于摘句褒貶，更是所在多有。如對“相去日以遠，衣帶日以緩”，評之曰“其韻古”；對“攜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評之曰“其韻悠”；對“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評之曰“其韻亮”；等等，可說一語破的而識見不凡。

總括言之，陸氏以“真”、“情”、“韻”的論詩觀構(gòu)筑其詩學統(tǒng)系，品評詩人、詩作或詩歌發(fā)展等諸多方面，縱橫交織為陸氏獨具個性的批評風景和美的網(wǎng)絡。

許多論者已經(jīng)指出，一方面，在明人詩歌批評好立門戶、喜歡標榜，擬古之風盛行的情形下，陸時雍生當此風猶烈的明末，而能不墜宗風，擺落講究詩法格套的窠臼，重在探究詩歌的審美特征和審美趣味，直指詩歌的藝術(shù)本質(zhì)，確實是一位富有獨見和個性的詩論家；另一方面，明代后期由格調(diào)說向神韻說的轉(zhuǎn)化已是大勢所趨，陸氏遠承司空圖韻味說、嚴羽妙悟說，近取胡應麟、公安派、竟陵派一些觀點，折衷融會而建立其以神韻為宗的詩學觀，很好地完成了這一轉(zhuǎn)化，而與清人王士禛的“神韻說”接軌。

但盡管如此，我們也應看到，陸氏在某些方面仍存在著偏弊而未盡公允。四庫館臣曾對其評價《孔雀東南飛》一詩，“譏其情詞之紕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就致以不滿。此外如對杜甫的多有貶斥、對唐詩的整體指摘等等，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詩鏡總論》原文以中華書局版丁福?！稓v代詩話續(xù)編》本為底本，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本對比參校，遇有異文，在相關(guān)注釋中予以說明。分段一仍其舊。為便于讀者檢索，取每一節(jié)開首幾字為題編成目錄。注釋部分包括字詞句的注解和古代文化常識的詮釋及詩人簡介。同時為便于讀者理解陸氏對一些詩篇的評點，對所涉詩篇或詩句進行全篇注錄，個別長篇或組詩作了簡化處理。具體而言，注釋力求準確、簡明，不作繁瑣引證。詩人簡介主要參考中華書局出版的《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先秦漢魏晉南北朝卷》（曹道衡、沈玉成編撰）、《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唐五代卷》（周祖主編）二書。對所涉及的詩篇，以中華書局版《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逯欽立輯校）和《全唐詩》為主要文本依據(jù)，復參考相關(guān)的別集、名家選本，參訂字句，而大體以通行為原則。

陸氏行文，本自簡潔而又妙悟精微；加之以神韻說詩，益增幽眇。故對其意會差可，而言傳匪易。本書評析部分，就每一則的主旨先提其要，然后進行具體解析。在解析時，除就其文本內(nèi)涵逐層分解外，時作必要引證：或明其“來龍”，以溯其立說之源；或略補“去脈”，以證其立說之異代回應。對于所涉及的詩篇、詩句，略作賞析。再者，有時聯(lián)系《詩鏡》中的評語，力圖相互貫通。至于對陸氏立說的具體評判，盡量持“理解之同情”的態(tài)度，說明其所以如此立說之故，然后略作評價。總的原則是，陸氏立說之偏失固有其必然原因，而其獨至之處更足以使我們對詩歌之美有深切的解悟。

對于這樣一部詩學經(jīng)典，向無完整的注解和評析，研究論著也十分有限。筆者不揣谫陋，敢獻真愚，對之注釋評析，自覺以蚊力負山，聊黽勉為之。在寫作過程中，盡量吸納已有研究成果，融入相應的注解與評析當中。在此，一并對這些研究者致以誠摯的謝意。至于本書的錯謬之處一定不少，期盼方家與讀者批評指教，因為這是出于我們對這部經(jīng)典的共同敬畏。

李子廣

2013年8月于呼和浩特市竹園小區(q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