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jié) “滿洲國”

○民國脈絡中的關內(nèi)/關外 ○清遺民與傀儡政權 ○現(xiàn)代國家要素的缺失 ○領土 ○主權 ○國民 ○國際承認狀況

現(xiàn)代東北的命運，特別是“九一八”事變前的東北，與張作霖（1875—1928）家族緊密相連。1922年4月，羽翼豐滿的張作霖進軍關內(nèi)，發(fā)動第一次直奉戰(zhàn)爭。失敗后，退回東北，自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宣布東北自治。1924年9月，張作霖發(fā)動第二次直奉戰(zhàn)爭，擊潰直系軍閥，控制了北京的北洋政府。1927年6月18日，張作霖就任北洋軍政府陸海軍大元帥。1928年4月，在蔣（蔣介石）、馮（馮玉祥）、閻（閻錫山）、桂（李宗仁）四大軍事集團的攻擊下，奉軍全線崩潰。6月2日，張作霖的北京第32屆北洋軍政權解散。中華民國首都南遷南京。6月28日，南京國民政府宣布，改直隸為河北，改京都市政公所為北平特別市政府 ¹ 。中華民國史上的北京北洋軍閥統(tǒng)治時期終結。

日本一直在策劃和實施“滿蒙獨立運動”，即把內(nèi)蒙東部和東北從中國分裂出去，建立由日本托管的滿蒙王國 ² 。由于張作霖一直不肯配合日本鯨吞中國東北的計劃，日本方面決定利用張作霖從北京返回奉天 ³ 的機會，再次對其實施暗殺。1928年6月4日清晨5時，張作霖乘坐的專列駛至奉天皇姑屯附近，日本關東軍引爆預埋的炸藥。張作霖身受重傷，送抵奉天當日即不治身亡。7月，張作霖的繼承人張學良（1901—2001）毅然通電全國：擁護國民黨領導中國統(tǒng)一。1928年10月10日，整頓后的國民黨政府再次于南京成立。12月29日，東北終于廢止原北京北洋軍政府時期的紅黃藍白黑五色旗，改用南京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至此，“北伐戰(zhàn)爭”結束，中國在形式上實現(xiàn)了統(tǒng)一。

張學良的這一易幟之舉，使得日本誘降東北地方執(zhí)政者脫離中央政府的計劃徹底落空。日本決定鋌而走險，武裝占據(jù)中國東北。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關東軍在奉天北郊柳條湖制造南滿鐵路爆炸事件，謊稱系中國士兵所為，悍然出動軍隊進攻奉天和長春。

“九一八”事變，拉開了日本武裝侵華和中國抗戰(zhàn)的序幕。四個月后，東北三省淪陷，東北人民也開始了長達十四年之久的殖民地生活。第二年，日本炮制的傀儡政權“滿洲國”出籠，所轄地域包括黑龍江省、吉林省、遼寧省以及內(nèi)蒙古的東部和河北省的北部地區(qū)，正式以獨立“國家”的面貌出現(xiàn)。

早在“九一八”事變以前，1931年4月，日本參謀本部就已制定了統(tǒng)治東北的三種預案：建立名義上受中國政府管轄，實際上親日的政權；建立脫離中國政府的親日的“獨立國”；直接將中國東北并入日本版圖   ⁴ 。經(jīng)過日本軍政各方勢力的博弈，日本最終決定采用第二種形式，即在中國東北“建立以宣統(tǒng)皇帝為元首，領土包括東北四省及蒙古，得到我國支持的新政權”，其“國防和外交由新政權委托日本帝國掌握，交通、通訊的主要部分也由日本管理” ⁵ 。企圖通過控制在滿洲建立的“新國家”，永久攫取中國東北的資源，使人多地少的日本獲得廣闊的生存空間，同時，也使其成為日本軍隊南進進一步侵略中國、北進攻擊蘇聯(lián)的基地。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加快建立東北占領區(qū)政府的步伐。

1932年1月6日，日本政府制定的《滿蒙問題處理方針要綱》重申，先拼湊一個脫離中國的傀儡政權，然后再把它裝扮成一個“獨立國家”。東北是中國滿族清王朝的發(fā)祥地。在具體操作上，日本利用歷史資源，秘密把清朝遜位皇帝溥儀（1906—1976）從天津日租界運送至東北，以確保其在中國東北所炮制的傀儡政權具有合法性。

1月28日，為配合“滿洲獨立”計劃的實施，也為轉移國際視線，日軍悍然在中國南方挑起戰(zhàn)事，出兵進攻國際大都會上海。

2月25日，《新國家組織大綱》出籠，對即將成立的“新國家”做出了具體的規(guī)定。即，國名：“滿洲國”；元首稱號：執(zhí)政；國旗：紅藍白黑滿地黃的五色旗；年號：大同；首都：長春，改稱新京；“新國家”的政治：“民本主義” ⁶  ?！皾M洲國”實行“共和體制”。兩年后，改“帝制”，元首改稱“大滿洲帝國皇帝”。1934年3月1日，“滿洲國”改稱“大滿洲帝國”，年號改“康德”，并為溥儀舉行了登基典禮       ⁷ 。

3月1日，日本炮制的《建國宣言》以“滿洲國政府”的名義發(fā)布，正式宣告“滿洲國”成立：“滿蒙舊時，本另一國，今以時局之必要，不能不謀自立，應即以三千萬民眾之意向，即日宣告與中華民國脫離關系，創(chuàng)立滿洲國。” ⁸

3月6日，溥儀與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1876—1945）的代表板垣征四郎簽訂“湯崗子溫泉密約”。密約規(guī)定：“（一）滿洲國的治安維持及國防委以日軍；（二）國防上所必需的鐵路、港灣、水路、航空路的管理及新建均委以日本；（三）任命日本人為滿洲國參議，中央、地方的官署也要任用日本人。他們的選任、解任需經(jīng)關東軍司令官的同意；（四）以上宗旨及規(guī)定是將來兩國締結正式條約時的基礎?！?nbsp;⁹ 在這個以書信形式簽訂的密約上，溥儀簽字的時間改為3月10日。延后四日的目的，是掩飾日本占領軍主導的事實，制造傀儡政權主動把主權出讓給宗主國的假象。

3月9日，溥儀如期在新京就任“滿洲國”“執(zhí)政”。

9月15日，日本駐“滿洲國”大使武藤信義與“滿洲國”國務總理鄭孝胥     ¹⁰ 簽訂《日滿議定書》。《日滿議定書》聲稱：“滿洲國根據(jù)其住民之意思，而乘一獨立國家之事實?！钡浴皽珝徸訙厝芗s”為藍本的《日滿議定書》附件《日滿密約》，揭示出其傀儡政權的實質(zhì)：“日本為滿洲國之管理國，對該國負責指導保護及開拓富源之責?！薄皾M洲國皇帝在國內(nèi)操有無上之權威，但為便利于行使主權起見，須受日本人之監(jiān)督?！?nbsp;¹¹ 《日滿議定書》及其附件明文規(guī)定，日本實際掌握“滿洲國”的政治、軍事、經(jīng)濟權力。

“滿洲國”“建國精神”的流變及其始作俑者鄭孝胥的命運是這一狀況的寫照。日本在東北建立起以清遺民為招牌的“滿洲國”，鄭孝胥稱之為“后清”，躊躇滿志地出任總理大臣，提出“皇帝為政治之本位”“孔子為文化之本位”的“王道”思想，將其作為建設“王道樂土”的“建國精神”和“建國綱領”，并建立起類似傳統(tǒng)私人書院模式的王道學院，在小圈子里自得其樂地講授、研究復辟“建國”的道統(tǒng)。但政權運作與“建國精神”空談，完全是兩回事。掌握實權的日本官員，與“滿系”官員的矛盾不斷。1935年5月21日，失望、失落的鄭孝胥再次提出辭職后獲準。此后，“建國”宣傳口號改變，日本“皇道主義”和“惟神之道”的“建國精神”，取代了鄭孝胥旨在承繼中國儒家?guī)浊暌詠淼牡澜y(tǒng)的“王道主義”。至此，鄭孝胥通過建立“滿洲國”實現(xiàn)“王道”理想、建立“王道樂土”的幻想破滅。“王道樂土”因其中國本土色彩而不容于去中國化的日本殖民地“滿洲國”      ¹² 。

為了使軍事占領東北的既成事實合法化，日本殖民者一直在不懈地進行法制建設，主持制定了《暫時援用以前法律事項》《政府組織法》《諸官制》《人權保障法》等一系列“滿洲國”法令，力圖與中華民國并立接軌，與國際統(tǒng)一接軌。如《政府組織法》規(guī)定，“滿洲國”實行立法、行政、司法、監(jiān)察四權分立的“四院體制”。即由國務院執(zhí)掌行政權，立法院代表立法權，法院行使司法權，監(jiān)察院職司監(jiān)察及審計 ¹³ 。其基本架構除將行政院改稱國務院，以及不設考試院外，與同時期中華民國政府接近。

“滿洲國”的許多規(guī)定，雖照搬現(xiàn)代民主國家的形制，但由于其殖民地的性質(zhì)，不可能通過這些法規(guī)證明其獨立國家屬性。

領土、主權、國民是構成現(xiàn)代國民國家的三大要素。

第一，領土?！皾M洲國”是日本憑借軍事占領在中國的領土上建立的區(qū)域管理機構，中國合法政府中華民國政府不予承認。1932年3月，南京國民政府對日本炮制“滿洲國”的行徑提出強烈抗議。1935年1月，開始與“滿洲國”建立通郵、通車、通航及貿(mào)易聯(lián)系。5月31日，中國政府與日本簽訂的《塘沽協(xié)定》默認“九一八”事變后日軍侵華現(xiàn)狀，受到中共及國民黨十九路軍、東北軍、華北軍的反對。但在善后談判中，特別是在中國內(nèi)地與東北淪陷區(qū)通郵、通車等問題上，一直堅持通車事宜委托民間機構出面，要求“滿洲國”發(fā)往關內(nèi)的郵件使用不帶“國號”“國徽”的郵票，以避免造成承認“滿洲國”的印象     ¹⁴ 。在1936年7月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蔣介石的報告《外交的限度與組織國防會議之意義》宣示，中國要“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任何國家要來侵擾我們領土主權，我們絕對不能容忍，我們絕對不訂立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協(xié)定，并絕對不容忍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事實”。報告把對日忍讓的最低限度具體界定為：決不簽訂承認“偽國”即“滿洲國”的協(xié)定，“假如有人強迫我們預定承認偽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后犧牲的時候” ¹⁵ 。1937年全國抗戰(zhàn)爆發(fā)后，南京國民政府對“滿洲國”的政策是拒絕承認、不談收復     ¹⁶ 。

第二，主權。就“滿洲國”自身的內(nèi)在權力運作體制而言，日本人直接出面擔任“滿洲國”的各級官史，他們的“內(nèi)部指導”遍布“滿洲國”的各個部門，“滿洲國”的最高統(tǒng)治者實際上是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早在1932年2月末，日本軍方?jīng)Q定560名“日系”官員進入即將出臺的傀儡政權中央政府，本莊繁司令官對他們的訓示是：“要以滿洲人之心情，著滿洲人之服裝，吃同樣食物，胸懷躬行實踐民族協(xié)和之覺悟?！?nbsp; ¹⁷ 日本內(nèi)閣1933年8月8日確立的《滿洲國指導方針要綱》規(guī)定，“對滿洲國的指導，在現(xiàn)行體制下，在關東軍司令官兼帝國駐滿大使的內(nèi)部統(tǒng)轄下，主要通過日籍官吏實際進行” ¹⁸ 。也就是說，“滿洲國”從上層到基層的各級機構的最終決定權，均由外國人日本人掌控，沒有自己的獨立行政權，是依附于宗主國日本的殖民地?！皾M洲國”政府只是主權控制在日本權力系統(tǒng)中的傀儡政權。

第三，國民。在“國民”范圍的界定問題上，《滿洲國建國宣言》規(guī)定：“凡在新國家領土之內(nèi)居住者，皆無種族歧視、尊卑之分別。除原有之漢族、滿族、蒙族及日本、朝鮮各族外，即其他國人，愿長期居留者，亦得享平等之待遇，保障其應得之權利，不使其有絲毫之侵損?！?nbsp;¹⁹ 這一所謂“五族協(xié)和”的“建國”理念，強調(diào)“滿洲國”由滿、漢、蒙古、日本和朝鮮五個民族構成，其排列順序時有變動。如，為了“慶祝建國十周年”，1942年9月15日發(fā)行的紀念郵票的第二枚，圖案為漢、滿、日、朝、蒙五族少女攜手行進圖。對于“五族協(xié)和”，還有另一種分類法：在“滿洲國”，占壓倒多數(shù)的漢族被包括在滿族內(nèi)，將滿、蒙、朝鮮、白俄、日本稱為五族，“五族協(xié)和”或“民族協(xié)和”與“王道樂土”一起，成了“滿洲國”高唱的口號            ²⁰ 。“五族共存、機會均等、平等待遇”，但在實際操作中，卻無法自圓其說。

具體來看，“滿洲國”的“五族”并沒有囊括東北的所有中國人：大興安嶺地區(qū)的鄂倫春人和達斡爾人，黑龍江及其支流烏蘇里江流域的赫哲人等少數(shù)民族。外國人中，還有主要聚集在哈爾濱的俄蘇人、猶太人。

據(jù)“滿洲國”成立時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東北的中國人中，漢族以及蒙古族、滿族等占了絕大多數(shù)，達22，696，446人。外國居民包括朝鮮人（595，607人）、日本人（144，234人），以及來自沙俄、蘇聯(lián)的俄蘇人²¹，來自歐洲各國的猶太人等，約為75，884人。到1940年，滿洲總人口升至43，202，889人，其中，“滿洲國人”部分，40，858，473人，包括漢族36，870，987人，占“滿洲國人”的90.2%、滿洲總人口的85.3%，其余為“滿洲族”（2，677，288人）、蒙古族（1，065，792人）、回族（194，473人）等?！叭毡救恕辈糠郑?，271，495人，包括內(nèi)地人（日本本島人）819，614人，朝鮮人（被強加為日本外地人的身份）1，450，384人，其他（臺灣人）1，497人。另有第三國（3，732人）以及無國籍的人口（69，180人） ²²。到1945年，在滿日本人己達150萬左右，朝鮮人約為2，163，115人 ²³ ，在“滿洲國”人口中占有相當?shù)谋戎亍?/p>

日本殖民者在具體界定在滿外國人的國籍時，俄蘇人、猶太人比較清楚，日本人、朝鮮人、臺灣人則十分棘手。朝鮮早在1910年就被日本占領，朝鮮人像臺灣人一樣，名義上已劃歸日本國民。如果把日本人、朝鮮人悉數(shù)歸入“滿洲國人”，等于把宗主國國民降格為殖民地國民，許多當事人難以認同；如果移民滿洲的日本人、朝鮮人均保留日本國籍，其總人口體量太大，“滿洲國”傀儡政權的性質(zhì)昭然若揭。因此，由“滿洲國”不同部門起草的“滿洲國”國籍法草案，先后有七個之多，但均未能作為法規(guī)面世 ²⁴。也就是說，直至日本戰(zhàn)敗，“滿洲國”也未能炮制出能夠證明其“獨立”國家屬性的國籍法。

的確，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日本曾以條約的形式，放棄在滿治外法權，先后簽訂《日本與滿洲國關于日本國臣民在滿洲國居住和滿洲國的課稅等條約》（1936年6月10日）、《日本國滿洲國關于撤銷在滿洲國的治外法權和轉讓南滿鐵路附屬地行政權條約》（1937年11月5日），并且加以大張旗鼓的宣傳。1937年，“滿映”曾專門攝制《廢除治外法權》專題紀錄片。在“滿洲國”1937年度的財政預算中，添加了廢除治外法權的專項經(jīng)費 ²⁵ 。而事實上，日本殖民當局從未打算讓日本人以平等身份納入滿洲：“日本人在滿洲的地位，不是僑民而是主人，雖具有日本與滿洲的二重國籍，但不是要使‘日本人滿洲化’，而是要使‘滿洲人日本化’?！?nbsp;²⁶ 這表明，在“國民”的層面上，日本的“滿洲國”獨立國家論無法自圓其說。

由此，從領土、主權和國民三個內(nèi)部要素來看，“滿洲國”都不具備現(xiàn)代獨立國家的要素。

就外部關系而言，現(xiàn)代獨立國家的一個重要指標是國際承認。

1932年3月12日，溥儀擔任“滿洲國”執(zhí)政后的第四天，“滿洲國”外交部總長謝介石    ²⁷ 便通電日、英、美、法、德、意、蘇聯(lián)、澳大利亞、比利時、丹麥、荷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波蘭、葡萄牙、捷克等十七個國家，宣布“新國家”“滿洲國”立國的合法性及其外交方針，希望建立正式的外交關系，承諾將保障各國僑民之生命財產(chǎn)安全，開展與各國之間的通商貿(mào)易，維護滿洲門戶開放等 ²⁸。

1932年9月15日，在國際聯(lián)盟對于“九一八”事變的調(diào)查報告發(fā)布前夕，日本匆忙與“滿洲國”簽訂《日滿議定書》，正式承認“滿洲國”，以造成既成事實。

10月2日，國際聯(lián)盟的《李頓調(diào)查報告書》公開發(fā)表。報告書態(tài)度曖昧：既承認中國對東三省的領土主權，反對建立“滿洲國”，同時，也不認定日本軍事行動的侵略性質(zhì)，反對恢復“九一八”事變前的行政狀況，主張對東北實行國際共管，日本在其中享有特殊地位 ²⁹ 。

1933年2月24日，國聯(lián)特別大會決議以42票贊成、1票反對通過。決議承認中國對“滿洲”的統(tǒng)治權，要求日軍撤退至“滿鐵”附屬地，同時，譴責日本發(fā)動“九一八”事變、炮制“滿洲國”的行徑，比《李頓調(diào)查報告書》前進了一大步。3月27日，在日內(nèi)瓦國聯(lián)全體會議上，日本頑固地堅持殖民擴張立場，斷然拒絕了國際仲裁，宣布退出國際聯(lián)盟，公開與國際社會決裂。

當時世界上約有80個獨立國家或政權，包括傀儡政權。1937年以前，除日本外，只有美洲的薩爾瓦多（1934）承認“滿洲國”。1937年，德、意、日三國締結防共協(xié)定，繼而在1940年9月簽訂軍事同盟條約。法西斯軸心國聯(lián)盟建立后，日本的盟友意大利（1937）、德國（1938）相繼承認“滿洲國”。1940年3月30日，在日本的策動和操縱之下，汪精衛(wèi)南京偽政權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成立，年底與“滿洲國”建交。1941年10月22日，“滿洲國”又將其北京通商代表部改為大使館分館，把上海通商代表部、天津辦事處改為“滿洲國”總領事館，把濟南辦事處改為“滿洲國”領事館。

承認“滿洲國”的大國還有蘇聯(lián)。“九一八”事變后，蘇聯(lián)政府對中國給予同情，并于1932年12月12日，與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恢復了正常的外交關系。但由于1917年“十月革命”后的蘇聯(lián)政府，一直堅持其享有原沙皇俄國在中國東北的中東鐵路的殖民利益，對中國國難的聲援基本上止于道義的層面，在具體的外交事務中取中立主義立場。及至1933年，蘇聯(lián)同“滿洲國”建立起領事關系。到1935年3月23日，蘇聯(lián)又違反1924年5月1日與北京政府簽訂的《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xié)定》及《中蘇暫行管理中東鐵路協(xié)定》，與日本、“滿洲國”簽訂《蘇滿關于中東路轉讓基本協(xié)定》，單方面將中東鐵路出售給“滿洲國”。蘇聯(lián)從中獲得1.7億日元轉讓費及其他有利條件。1941年4月13日，《日蘇中立條約》簽訂。這表明，在國際博弈中，本國的利益和自身的安全是首選。

美國從1903年開始，陸續(xù)在奉天、大連、營口、丹東等地設立領事館?！皾M洲國”建立后，美國的領事館均照常運轉，但在“滿洲國”問題上一直堅持“不承認主義”的立場。

這樣，截止到1943年，與“滿洲國”有外交關系的國家或政權，達到23個 ³⁰，遠未獲得國際承認的大多數(shù)。

但在日本駐軍的控制下，“滿洲國”一開始就按照國家機器的規(guī)格，建立起嚴密的行政系統(tǒng)。正如魯迅對于日本軍國主義所做的描述那樣：“他們那邊的壓迫法，也真有組織，無微不至，他們是德國式的，精密，周到?！?nbsp;³¹ 到1937年，為配合日本加快滅亡中國的步伐，“滿洲國”又全面轉向戰(zhàn)時體制。5月8日，國務總理張景惠發(fā)布《改革大綱》，本著“從建國初期統(tǒng)治階段，向正規(guī)的日滿一體化統(tǒng)治階段”過渡的原則 ³² ，對“滿洲國”政權機構做了大幅度的調(diào)整、改革?！皾M洲國”國務院原九個部改組為外務、內(nèi)務、興安三個局和治安、民生、產(chǎn)業(yè)、經(jīng)濟、交通、司法六個部。

在構建更有效的日滿一體殖民行政體系的同時，日本也在“滿洲國”建立起政治思想宣傳教化組織，試圖在中國東北占領區(qū)推進為殖民政權服務的政黨政治。

1932年4月，日人山口等人在奉天日本忠靈塔前集會，宣布成立“滿洲協(xié)和黨”。其綱領為：“（一）清除舊軍閥的封建性專制殘余，打破妨礙新國家建設之三民主義或共產(chǎn)主義思想，代之以協(xié)和主義之普及；（二）新政府尚有空中樓閣之處，為謀求施政之暢達，有必要組成一個能夠正確反映民意，正確向民眾傳達政府措施之國民組織。當時在滿系的一部分人中間存在著一種看法，認為滿洲國只是一時的，將來還會重新由中國統(tǒng)治。所以，現(xiàn)在有必要盡快高舉新五色旗，提高國家意識；（三）排除日本人優(yōu)越感及權益主義，避免走統(tǒng)治臺灣、朝鮮之道路，謀求建國精神之徹底普及。”  ³³ 其主旨顯而易見：以民間組織的面貌出現(xiàn)，力圖彌補政府行政的缺失，肅清中國人的中國意識，為殖民政權的長治久安服務。

滿洲協(xié)和黨很快為殖民當局所接納。1932年7月25日，在日本關東軍的主持下，將其改組成官民一體的國民組織“滿洲國協(xié)和會”，由“滿洲國”政府各級首腦擔任各級協(xié)和會的領導人。協(xié)和會支持日、滿、蒙、鮮、漢“五族協(xié)和”，企圖通過“宣德達情”式的說服和吸引手段，改造民眾的思想，協(xié)力實現(xiàn)“共存共榮”的“王道樂土”。在“滿洲國”的中后期，協(xié)和會發(fā)展成為“滿洲國”唯一的政治組織，在思想宣傳、民眾組織等方面，積極配合“滿洲國”政府，為鞏固日本在中國東北的殖民統(tǒng)治效力。

“滿洲國協(xié)和會”的經(jīng)驗，后來被作為典范推廣到新的日本占領區(qū)。華北淪陷后，日本殖民當局把前“滿洲國”實業(yè)部大臣、外交部大臣、協(xié)和會理事長張燕卿 ³⁴ 調(diào)至北京。1937年12月14日，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北京成立。僅僅過了十天，12月24日，與“滿洲國協(xié)和會”相類似的政治組織新民會便粉墨登場，張燕卿擔任副會長，并在北京設立“中央指導部”。華北新民會的任務是在所謂的“肅清之區(qū)”即淪陷區(qū)“發(fā)揚新民主義，培育民眾，矯正思想，訓練民眾，使民眾安居樂業(yè)，與新政權相符而行” ³⁵ 。它自成體系，基層組織延伸到華北社會的各個層級，經(jīng)營出版、演劇，既是“翼贊”華北偽政權的“教化”機構，又是實施各項政令的政治團體，同樣在奴化教育和殖民統(tǒng)治中扮演重要角色。從“滿洲國”調(diào)至北京新民會的還有日人小山貞知  ³⁶ ，進一步向華北推行協(xié)和會的運作模式。

綜上所述，“滿洲國”形式上遵循獨立國家的體制，施政權則完全由日本關東軍掌控，是近代中國日本殖民地的組成部分。站在中國的立場上，從未對其予以承認，世界上的多數(shù)國家也未承認其獨立國家的地位。隨著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暨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滿洲國”土崩瓦解，早已成為歷史。不過，作為統(tǒng)治中國東北13年的區(qū)域政府，它有疆域和邊界管理 ³⁷ ，有國號、紀年、政府、軍隊、法律制度及行政機構，有社會構架和管理系統(tǒng)，有政治、經(jīng)濟、文化，也包括文學藝術，有必要作為單獨序列加以專門研究。

放在日本侵華史的背景下，人們往往約定俗成地用“淪陷區(qū)”“殖民地”等語匯泛稱日本占領區(qū)，也包括“滿洲國”。這沒有多大的問題。在做規(guī)范的學術研究時，往往會對不同體制的日據(jù)區(qū)做細分 ³⁸ 。

注解：

11930年5月，國民政府頒布的《市組織法》取消特別市和普通市的區(qū)分。1931年4月，城市行政機構改稱北平市政府，城市隨之改稱北平市。北平淪陷后，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于1938年4月17日又改北平為“北京特別市”。

2日俄戰(zhàn)爭后，旅大地區(qū)成為日本的租借地。1915年，袁世凱中國政府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其中《關于南滿洲及東部內(nèi)蒙古之條約》及相關附件，允許日本在東北境內(nèi)開采煤礦等。1919年，日本改變旅大租借地都督府的官制，軍政部獨立為關東軍司令部，防務范圍從關東州擴展到南滿沿線鐵路，為全面侵占東北做軍事準備。

3沈陽稱謂沿革：1634年，清太宗皇太極改沈陽為盛京。1657年，在沈陽設奉天府。1923年，張作霖設立奉天市政公所。1929年，張學良將奉天市改為沈陽市。1932年“滿洲國”建立后，沈陽市改稱奉天市。戰(zhàn)后，改奉天為沈陽。

4日本國際政治學會編：《太平洋戰(zhàn)爭之道》第2卷《滿洲事變》，朝日新聞社1962年版。第24頁。轉引自史桂芳：《近代日本人的中國觀與中日關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175頁。

51931年9月22日日本關東軍編制的《滿洲問題解決方案大綱》。轉引自胡德坤：《中日戰(zhàn)爭史（1931—1945）》（修訂本），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2頁。

6見姜念東等：《偽滿洲國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7頁。

7即使如此，“滿洲國”也與大清王朝復辟無關。在日本人的設計中，滿洲皇帝是附屬于日本天皇的兒皇帝。溥儀不得著清朝龍袍，而是穿日本關東軍陸?？沾笤獛浄?。溥儀的皇宮稱作帝宮，以示低于日本天皇皇宮。

8孫繼武、鄭梅主編：《“九一八”事變資料：日本外交文書選譯》第2卷，吉林省內(nèi)部資料，2000年，第159頁。

9日本NHK（廣播協(xié)會）編，李洪杰、馬金森譯：《“滿洲國”最高的隱秘·皇帝的密約》，中國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80頁。

10鄭孝胥（1860—1938），號海藏，福建省閩縣人，“同光體”詩人，曾任清朝政府駐日本神戶大阪總領事，廣西邊防大臣，安徽、廣東按察使，湖南布政使。早年倡導維新變法，參與清末預備立憲運動。辛亥革命后，自稱遺民，與民國為敵。1923年9月來到北京任溥儀的老師一職。1925年隨溥儀潛至天津日租界，1931年11月潛赴東北，任“滿洲國”開國總理大臣兼文教部總長等。他在新京病逝，有傳言說系被日方毒殺。著有《蘇戡公最后遺稿》（1938）、《海藏樓詩集》（2003）等。

11《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草訂日滿密約（1932年5月）》，見章伯鋒、莊建平主編《抗日戰(zhàn)爭》第6卷《日偽政權與淪陷區(qū)》，四川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頁。

12“王道樂土”的提法似乎也被當作關內(nèi)日本占領區(qū)的流行殖民宣傳口號。這是日據(jù)期同時代人的無意跨域傳播，還是后人的比附想象？其旅行傳播軌跡值得追蹤、深究。

13“滿洲國”的《政府公報》，1932年4月1日。

141935年1月10日，中國關內(nèi)和東北淪陷區(qū)之間的郵政業(yè)務恢復。信件的傳遞通過建立在山海關和古北口的一家機構進行。郵票和郵戳不使用“滿洲國”的名稱?！皾M洲國”發(fā)行了一種既無“滿洲”字樣，也沒有溥儀肖像的特殊郵票，用于中國關內(nèi)的郵政業(yè)務。國民政府為避免承認偽滿，對恢復以后的郵政業(yè)務非常謹慎，比如，拒絕發(fā)往“新京”的信件，而要求先將其地址改為“長春”。鐘放：《“滿洲國”承認問題與國民黨的對日政策》，《外國問題研究》2010年第3期。

15《全會之重要文件·蔣委員長重要演詞》，《國聞周報》第13卷第28期，1936年7月20日。

16參見鐘放：《關于“滿洲國”外交承認的幾個理論問題》，《外國問題研究》2010年第4期。

17［日］“滿洲國”史刊行會編，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滿洲國”史總論》，1990年，第256頁。

18《現(xiàn)代史資料11·滿洲事變（續(xù)）》，美鈴書房1972年版，第589、590頁。轉引自王道平主編：《中國抗日戰(zhàn)爭史（上卷）》，解放軍出版社2005年版，第419頁。

19吉林省檔案館編：《溥儀宮廷活動錄（1932—1945）》，檔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296頁。參見“滿洲國”國務院法制局編纂：《滿洲國法令輯覽》，滿洲日報社1932年版，第5頁。

20［日］山根幸夫著，程兆奇譯：《偽滿建國大學和“五族協(xié)和”》，《中國研究》1998年11月號。

21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沙皇俄國在中國東北修筑中東鐵路，以及1917年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爆發(fā)后，俄國（蘇聯(lián)）移民快速增長，到1922年，僅黑龍江省的俄僑人數(shù)就達到20萬。日本殖民者獨占東北后，俄蘇僑民人數(shù)銳減，1940年約61，403人。見《黑龍江省志（第69卷）·外事志》第69卷，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頁。以及哈巴羅夫斯克國家檔案館《檔案第849號》第1卷第21件。轉引自詹麗：《東北淪陷時期通俗小說研究》，吉林大學2012年博士論文，第105—110頁。

22取自“滿洲國”“國務院”編制的《康德7年度臨時國勢調(diào)查報告》。日本“滿洲國”史編纂刊行會編：《“滿洲國”史（各論）》，滿蒙同胞援護會1971年版，第226—227頁。

23王成敬：《東北移民問題》，《東方雜志》第43卷第14號（1947）。高承濟：《韓國移民史研究》，章文閣1973年版，第88頁。轉引自鄭羽洛：《近代轉換期韓國漢文學家的中國體驗研究——以“滿洲”地區(qū)為中心》，《當代韓國》2013年第3期。

24詳見呂秀一：《“滿洲國”的國籍問題與日本的政策》，《東疆學刊》2009年第4期。

25金煒主編：《我們怎能忘記——中華民族恥辱史》，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年版，第1094頁。

26王子衡：《偽滿日本官吏的秘密手冊》，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全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39輯，文史資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57頁。

27謝介石（1878—1954），臺灣新竹人。祖籍福建。日本明治大學畢業(yè)。清代曾任福建法律講習所總教習、督辦川漢鐵路大臣隨員、吉林法政學堂教習等職。民國時期，任吉林督府政治顧問、直隸巡案使署外交辦事員、直隸交涉公署會辦、張勛秘書長等。1914年由日本國籍改為中華民國國籍。“滿洲國”成立后任外交部總長，1935年任駐日大使，1937年隱退。抗戰(zhàn)勝利后在北京入獄。1949年因在“滿洲國”時期秘密幫助過東北抗日聯(lián)軍被釋放。

28《盛京時報》1932年3月16日，第2版。

29上海申報《國聯(lián)調(diào)查團報告書》1932年版，第102頁。

30承認“滿洲國”的其他國家或區(qū)域政權還有法國、西班牙、羅馬尼亞、保加利亞、芬蘭、克羅地亞、波蘭、匈牙利、斯洛伐克、丹麥、泰國、緬甸、菲律賓、梵蒂岡、中國蒙疆德王偽政權以及自由印度臨時政府。

31《魯迅書信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版，第663頁。

32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合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偽滿愧儡政權》，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274—281頁。

33參見日本“滿洲國”史編纂刊行會編：《“滿洲國”史（總論）》，株式會社謙光社1973年版，第257—258頁。

34張燕卿（1898—1951），河北人，晚清重臣張之洞之子，日本學習院文科畢業(yè)。1922年從政，1931年官至長春市政籌備處處長、吉林實業(yè)廳廳長。淪陷后附逆。戰(zhàn)后逃往日本，客死他鄉(xiāng)。

35日章：《新民會與宣撫班統(tǒng)合為一》，《新民報半月刊》第2卷第6期，1940年3月15日。

36小山貞知（1888—1968），1910年來華，任職于“滿鐵”、濟南。1917年赴北京，在日本的軍事機構坂西公館受訓，結交了坂垣征四郎、橘樸等日后的軍政要人。1932年“滿洲國”成立后，擔任協(xié)和會的理事。1941年6月，出任新民會顧問。1946年7月被國民政府逮捕，后被作為A級戰(zhàn)犯移送回東京巢鴨拘留所。1953年假釋出獄。

37有當年的東北淪陷區(qū)青年回憶說：日偽成立“滿洲國”，山海關便成了恥辱的“國境線”。他在北京讀書。1943年的寒假回撫順家鄉(xiāng)父母身邊過春節(jié)，要到駐京的“滿洲國大使館”辦理“出國證”。見王恩濤：《1943年我偷越“國境線”》，《世紀》1995年第5期。

38參見本書第十一章《日據(jù)區(qū)文學研究方法問題：整體與局部》第一節(jié)《宏觀結構：四個共時/歷時差異維度》中的“維度一：臺灣/‘滿洲國’/淪陷區(qū)三種統(tǒng)治模式間的共時殖民政體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