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吳秀明

假如將迄今為止種類繁多的中國語言文學“選本”進行分類，我以為大體可分為非專業(yè)與專業(yè)兩種類型。前者，主要針對非中文專業(yè)的學生而言，也包括社會上的一般語言文學愛好者，它側重于作品的詩學價值；后者，則主要針對中文專業(yè)的學生而言，它除了詩學價值外，還要兼及史學價值。本叢書屬于后者，它帶有專業(yè)化、專門化的性質和特點，其初衷是為他們提供詩、史兼?zhèn)?，并與現(xiàn)行的“通史”（語言史、文學史）教材相配套的一套“選本”，以滿足厚基礎、寬口徑、高素質和創(chuàng)新型專業(yè)人才培養(yǎng)的需要。這也是中文核心主干課程的主要教材。按時下的類型劃分，不妨稱之為研究型教材。

眾所周知，現(xiàn)有的中文專業(yè)學生使用的“選本”盡管在選擇的標準、內容、形態(tài)、方式等方面各具特色，存在著不少差異，但在基本范式和總體思路上彼此卻表現(xiàn)了某種驚人的同構性：那就是選文的對象和范圍都鎖定在文學作品上，它向我們呈現(xiàn)的幾乎都是清一色的、當然也是美輪美奐的經(jīng)典之作。所謂的“選本”，其實就是“文學作品選”，它也只向“文學作品”開放，其所內含的“詩學”指向是非常明確的。文學作品作為特定歷史階段文學創(chuàng)作的表征和載體，它凝聚了時代思想藝術的精華，對中文專業(yè)的學生來說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尤其是近些年因諸多原因導致的審美貧乏癥，在往往只記住概念、名詞而對作品整體美、內在美不知何物的情況下，更是具有非同尋常的特殊意義。也因這個緣故，我對近些年來各高校一改舊觀而普遍重視經(jīng)典作品的教學理念表示理解和贊賞，并認為將來還有繼續(xù)強化之必要。不過話又說回來，這僅僅是中文教育的一個方面而不是全部，它也不能包辦和取代其他。實踐表明，作為一個傳統(tǒng)基礎系科，中文教育的空間還是很大的，各個專業(yè)彼此間的辦學目標、層次、規(guī)格也不盡相同。特別是一些學術積累比較深厚、師資力量比較雄厚、辦學水平比較高的系科，更是已在這方面作出了不少探索，這也是當下中國乃至海外中文教育的客觀歷史和現(xiàn)實。而對研究型教學來說，到底如何在讀好、讀懂、讀深經(jīng)典作品的同時增加學生的根源性學養(yǎng)，培育他們良好的研究習慣與學風，為將來繼續(xù)進行專業(yè)深造和可持續(xù)發(fā)展打下扎實的基礎。一句話，到底如何拓寬學生的思維視野和知識結構，培養(yǎng)他們發(fā)現(xiàn)問題、提出問題的能力，這是當前中文教育亟須解決的一個問題，也是研究型教材的主旨所在。

浙大中文系推出的這套涵蓋文藝學、語言文字學、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5個二級學科、總計12卷的《中國語言文學核心課程作品與史料選》，就試圖在這方面進行探索。我們編選的這套“選本”，看似好像只是在“作品”之外增加了一些“史料”，但它卻反映和體現(xiàn)了我們對教學、研究及人才培育理念上的一些新的思考。

一、這套“選本”強調客觀呈現(xiàn)，注重歷史還原

這里所說的呈現(xiàn)和還原，當然包括“選本”所選的文學作品在這方面的功能價值——文學作品尤其是現(xiàn)實主義文學作品，誠如經(jīng)典作家所說的那樣，它的“書記官”的功能價值，使它在反映歷史和現(xiàn)實生活的畢肖酷似上往往達到連史家都嘆服不已的程度；但主要還是指被我們特別引進的這些文獻史料：如序跋、詩話、傳記、碑文、筆記、書信等，現(xiàn)代以降的如社團、傳媒、文件、講話、批示、社論、紀要、評論等。這些形態(tài)各異史料的編選，不僅有效地拓寬了原有“選本”的內涵和外延，使之在整體構成上產(chǎn)生了革命性的擴容，而且還以其物化的形式引領我們穿越時空隧道，返回到彼時彼地的那個時代的語境與場域，與“作品”形成了富有意味的對話關系。史料作為中國語言文學的載體，它原本就是屬于歷史的，在它身上積淀了豐富的歷史信息；而文獻史料作為史料的重要組成部分（還有一種史料是實物史料），它憑借語言文字同時兼具能指與所指的雙重功能，在還原和營造歷史尤其是歷史現(xiàn)場感方面還有自己獨到的優(yōu)勢。因此它特別適用于文學作品的歷史解讀，歷來備受重視，成為自古至今人們解讀文學作品的重要參考和佐證。從某種意義上講，作品與史料是一對孿生體，它們彼此具有難以切割的血緣聯(lián)系。如果說作品是懸浮在空中的一種空靈的感性存在，那么史料就是緊緊扎根在大地之上的一種具體切實的物態(tài)存在。也正因此，史料的有無、多少以及真實與否，史料意識的自覺與否以及實踐運用的程度如何，不僅直接關涉和影響著具體作品的解讀，而且也反映乃至決定著整體中文教育的水平和質量。中文教育的睿智與睿智的中文教育，都十分注意作品與史料之間的內在關聯(lián)，而不是將它們彼此孤離割裂。王國維所謂的治學“三互證法”，即“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取地下之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證”，⁽¹⁾ 可以說是對此的精辟概括。他的《宋元戲曲考》以及陳寅恪的《元白詩箋證稿》、梁啟超的《古書真?zhèn)渭捌淠甏?、胡適的《中國章回小說考證》、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鄭振鐸的《中國俗文學史》、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阿英的《晚清小說史》、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姜亮夫的《楚辭通故》、夏承燾的《唐宋詞人年譜》等作，都可以稱得上是這方面的典范。在他們那里，史料經(jīng)過發(fā)掘、勘誤、訂正、轉化、處理，不僅具有“獨立存在”的價值，而且成為還原歷史、破譯作品奧秘的一個重要的載體。許多長期以來的語言文學之“司芬克斯之謎”，也因之得到了合理解釋。

北大中文系教授溫儒敏有感于“專業(yè)閱讀”存在的經(jīng)典作品與當代讀者之間的“歷史隔膜”，在十年前曾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主張，叫“三步閱讀法”，其中第二步為“設身處地”，就是借助和調動文學史及文化史知識，再融會自己的想象，努力“回到作品產(chǎn)生和傳播的歷史現(xiàn)場”。⁽²⁾ 我們之所以在“選本”中增加了史料，其實也就是借助于史料“設身處地”地“回到作品產(chǎn)生和傳播的歷史現(xiàn)場”。在這里，史料一方面可以很好地起到營造歷史氛圍的作用，這對因“歷史隔膜”造成的各種主觀隨意或過度闡釋無形之中形成一種防范和反彈；另一方面它也引導我們情不自禁地進入到特定的歷史規(guī)定情境之中，以“了解之同情，……必神游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同一境界，……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³⁾ 從而對作品作出更加精準到位、也更合乎情理的解讀。當然，重視史料之于還原歷史以及參證和解讀作品的功能，絕非意味它可以取代對作品的藝術分析，用所謂的“史學價值”來代替“詩學價值”，那同樣是不可取的。在“作品與史料”或者說在“文學與史料”的關系問題上，我還是比較贊賞一位年輕學者的這樣一種說法：“勇敢地跨出樊籬，而更豐富地回返自身?！?sup>(4) 這可能更合適、更接近溫儒敏所說的“專業(yè)閱讀”，也更符合中國語言文學的屬性和趣味。

二、這套“選本”倡導研究意識，培養(yǎng)學術興趣

這也是研究型教學的題中應有之義。它主要體現(xiàn)在選文以及選文的注解上，也體現(xiàn)在對史料的選擇上。在這些地方，本“選本”努力倡導研究意識，體現(xiàn)研究理念：一方面用研究的眼光進行選與注，在選什么、怎樣選問題上體現(xiàn)史家的眼光，學者的思維和素養(yǎng)，使之超越庸常而具有一定的學術含量；另一方面調動和激發(fā)學生的學術興趣，從選文、注解特別是從史料那里切入探尋問題，進行必要當然也是初步的學術訓練。這里所謂的研究，就史料而言，主要有以下兩個向度：（一）立足史料，以史料為基點向社會學、歷史學、文獻學、文化學、政治學、心理學輻射出去廣泛地涉及彼時彼地的“社會關系總和”，從那里尋找質疑和問題的點，在“跨界”的反觀中達到對研究對象的新的認知，當然也包括新發(fā)現(xiàn)或新引進的地下新史料、域外新史料；以此為基點研求問題，不僅可以開拓一個新的學術領域，而且還能進而演化為一個“時代學術之新潮流”（陳寅恪語）。20世紀上半葉中國四大文獻史料甲骨文、敦煌遺書、居延竹簡、大內檔案發(fā)現(xiàn)對中國文學研究產(chǎn)生的重大影響，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二）通過史料與作品之間的關系，特別是它們彼此之間潛在的矛盾、抵牾和裂縫，從中思考、質疑和發(fā)現(xiàn)新的問題，形成問題意識。如南朝梁顧野王所撰《玉篇》中的“今上以為”一詞條，以往的一些語言研究者往往將“今上”解讀為當時的“梁武帝”，認為這是顧野王在引用梁武帝的看法，藉以說明當時對異體字的重視。而最近有學者在對《玉篇》殘卷全面校勘和語詞及書寫分析的基礎上，對此作出了全然不同的正確解讀——原來此處的“今上以為”實際是“今亦以為”的訛誤，⁽⁵⁾ 于是最終證否了抄本里唯一的“今上以為”與“梁武帝的看法”有關的猜想。大量事實表明，中國語言文學中的很多問題往往都源于史料，正是對這些本源性的史料的精心收集、整理和研究，特別是對這些史料與作品裂縫的敏銳發(fā)現(xiàn)、質疑和把握，人們才從習見的話題中翻出新意。這也可以說是迄今為止浙大中文系不少優(yōu)秀學生學位論文或學年論文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吧。像2005屆一位本科生的畢業(yè)論文《論明初詩僧姚廣孝及其詩文》，就是在老師的指導下在編寫《姚廣孝年譜》的基礎上將其置于元末明初風云變幻的語境下進行考察，令人信服地作出了自己的結論。該文后以《詩僧姚廣孝簡論》為題刊發(fā)于《文學評論》2006年第5期。這就從一個側面證實研究意識培養(yǎng)的重要和必要。

當然，文學研究是很復雜的，它的如何進入和展開因人因對象而異，有不同的范式和路徑，也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作為一個“選本”，它對學生研究意識的培養(yǎng)主要是引導，而不是剛性的指令，且在本科階段不可操之過急，對學生提出不切實際的太高要求。但無論如何，強調研究意識的培養(yǎng)，強調對本源性史料尊重的實事求是學風，強調必要的學術訓練，對學生來講不僅十分必要，而且須臾不可或缺。可能是受西方文化和學術思想的影響，也與現(xiàn)行的體制有關，中文教育長期以來重“思想闡釋”而輕“史料考據(jù)”。尤其是“三古”（即古代文學、古代漢語、古典文獻）以外一些新興或比較新興學科以及相關課程，這個問題似乎顯得更突出，也更嚴重。這就使中文教育尤其是某些作品的解讀無形之中被空殼化了，它似乎變成了某種“思想”的簡單符號或工具而失去了自身的主體性。這種“思想”在以前是政治學、社會學的，它也被強行納入政治學、社會學視域中進行解讀；現(xiàn)在則被納入現(xiàn)代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視域中進行解讀，從觀念、思維到概念、術語完全是西式的。一切都效法西方，以是否符合剛引進的西方某某主義為取舍標準，而很少顧及作品的“歷史語境”和自身的實際情況，更沒有很好地考慮與中國固有、迄今仍然富有價值的傳統(tǒng)思維理念和研究方法的對接。這樣的解讀貌似時尚，實則是用虛蹈空洞的所謂“思想”（準確地說是“西方思想”）代替具體而微的藝術分析。這樣一種不及物的研究，它往往不可避免地對作品進行粗暴圖解和肢解，顯然是不可能真正發(fā)現(xiàn)美、洞察美的。為什么現(xiàn)在不少中文系學生對經(jīng)典作品反應比較冷漠，感受不到其中妙處，先入為主地用某種所謂的“思想”去套作品，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需要指出，在時代整體學術風氣的影響下，中文教育重“思想闡釋”而輕“史料考據(jù)”的現(xiàn)象在最近一些年程度不同地有所改正。在文藝學、現(xiàn)當代文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那里，開始出現(xiàn)了由單一的“思想闡釋”向“思想闡釋”與“史料考據(jù)”的雙向互融的方向發(fā)展。這是很可喜的，它標志著中國語言文學教學和研究出現(xiàn)了重大的“戰(zhàn)略轉移”。但這僅僅是開始，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由于西學在中國的強勢存在，也由于學術浮躁風的盛行，上述現(xiàn)象還沒從根本上得到改觀。據(jù)說前幾年有人在做“重返80年代”研究時去采訪韓少功，曾把新時期的一次重要的文學自覺運動“尋根文學”，說成是因為政治“壓力之后的不得已而為之”的，弄得韓少功很郁悶很生氣。⁽⁶⁾ 這里之所出現(xiàn)這樣的誤讀，主要原因在于它不是從“事實”（“史料”）而是從“思想”出發(fā)進行。陳寅恪先生在1936年曾批評“今日中國，舊人有學無術；新人有術無學，識見很好而論斷錯誤，即因所根據(jù)之材料不足”。⁽⁷⁾ 陳氏所說的“學”指史料，“術”指方法。舊人只有材料而沒有好的方法，失之僵滯，固然難有所為，但新人不依據(jù)材料簡單套用外國理論進行研究也同樣不可取。陳氏的批評需要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三、這套“選本”突出教學性質，明確教材定位

這一點在開頭就已作了明確定位，并且在前面也多少有所涉及。落實到編選上，就是突出和強調中國語言文學歷時演變的規(guī)律和特點，通過其發(fā)展流程的客觀呈現(xiàn)，與“通史”教材的配套對接，形成彼此互動互補的關系。這不僅在作品選擇上打破原有單一的“語言文學經(jīng)典”取舍標準，而是采用“語言文學經(jīng)典”與“語言文學史經(jīng)典”雙線兼容的編選原則。這樣，一些當年曾產(chǎn)生重要影響而思想藝術諸方面存在明顯欠缺或不足的作品就被我們納入了視野。如劉心武的《班主任》，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它在藝術上當然不免粗糙，還明顯打上那個時代的烙??；但從當代中國語言文學史的角度看，卻是無法完全繞開的一個代表作。史料也同樣如此，為體現(xiàn)歷時演變的規(guī)律和特點，既注重與文學史的發(fā)展流程吻合，特別選取對于文學史發(fā)展起到關鍵作用的“經(jīng)典史料”，也關注具有原創(chuàng)價值的新出土和域外新傳入的“新史料”。如“古代文學卷”中的唐代文學駢文部分，就恰當?shù)乩昧舜笤娙送踔疁o墓志、韋應物墓志，與邊塞詩人岑參密切相關的新疆吐魯番出土的“馬料賬”，還有日本正倉院的《王勃詩序》中所收的《滕王閣序》等。這與以前同類教材中的“作品匯評”和“資料長編”式完全不同?，F(xiàn)有的中文“選本”往往大同小異而內涵又比較緊仄，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教師的教學，也不利于拓寬學生的知識結構。我們這樣做，其意是想選擇這樣一種“文史互證”、“雙線兼容”的新的范式，更好地反映中國語言文學豐富復雜的存在和發(fā)展，與“通史”教材對接；同時也為教師和學生進一步的闡釋與發(fā)掘，留下足夠的空間。

總之，在選什么、怎樣選問題上，包括內容、體例、篇幅，也包括作品與史料以及彼此內在關系和邏輯關聯(lián)等，都與“通史”教育乃至整個中文教育大系統(tǒng)聯(lián)系起來予以通盤考慮，服從并服務于教學和人才培養(yǎng)的需要，按照教材編寫規(guī)律和原則辦事。也就是說，一方面要考慮“選本”自身的獨立性、新穎性和完整性，努力構建適合專業(yè)教育需要的一種新的范式；另一方面又要考慮與“通史”教育相連接，成為“通史”很好的配套教材。也只有與“通史”聯(lián)系起來進行綜合考慮，“選本”所選的有關“作品與史料”才能被有效地激活，充分凸顯其意義和價值。從中文教育和教材編寫的角度看，“選本”與“通史”應該是相輔相成，它們分則各自成章，合則融合無間，是一個既獨立又統(tǒng)一的有機的整體。

當然這是就總體而言，具體到各學科、各分卷情況也不完全相同。如語言文字學與文藝學，作品與史料往往就連結在一起，很難區(qū)分和切割。就說文學吧，彼此的差異也頗大。如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特別是古代文學，其作品與史料具有較強的經(jīng)典性、恒定性；它們所選的作品，往往既是“文學經(jīng)典”又是“文學史經(jīng)典”，是二個“經(jīng)典”的合一。而在現(xiàn)當代文學那里，作品與史料則表現(xiàn)出明顯的非經(jīng)典性（或泛經(jīng)典性）、不穩(wěn)定性，其所謂的“文學經(jīng)典”與“文學史經(jīng)典”經(jīng)常是分離的，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只能稱之為“文學史經(jīng)典”而很難說是“文學經(jīng)典”。這里有學科方面的原因，也與它們彼此的生存和發(fā)展的社會文化語境有關。這無疑給我們編選帶來了一定的難度。中國語言文學原本就是一個無限豐富復雜的浩瀚世界，為了尊重并還原呈現(xiàn)這種原生態(tài)，以滿足研究型教學和人才培養(yǎng)之需，我們采取求同存異的原則，即在保持全書基本統(tǒng)一的前提下，盡量尊重各學科的特點和各分卷主編的個性。

這套“選本”凝聚了浙大中文系諸多同仁的心血，也融入了他們對教學、研究和人才培養(yǎng)的諸多思考。從2010年下半年醞釀、提出并分頭編選，最后復又討論、定稿，在此期間我們各司其職而又通力合作。借此機會謹向同仁們表示由衷的感謝，正是大家敬業(yè)、支持和努力，才使這一編寫計劃得以圓滿完成。同時，我還要感謝浙大出版社副總編樊曉燕女士、黃寶忠先生以及責編宋旭華先生，他（她）們自始至終、傾心盡智的參與、謀劃和把關，也對本叢書的編選及其按時保質出版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促進作用。

浙大中文系從1920年之江大學國文系“源頭”算起，迄今已有近百年歷史。與海內外諸多兄弟院系一樣，浙大中文系目前既面臨良好的發(fā)展際遇，又遭遇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zhàn)。在這樣一個新的歷史“拐點”上，如何在繼承傳統(tǒng)、教書育人的基礎上，根據(jù)時代社會發(fā)展的需要，為國家培養(yǎng)具有較深厚基礎和較強創(chuàng)造精神的中國語言文學方面的人才，這是時代賦予我們的光榮使命，也是我們應盡的職責。我們這次推出的這套由集體合作編寫的“選本”，就是冀望在這方面有所作為。研究型教學和教材編寫是近些年議論較多的話題，也是不少同行感興趣而又眾說紛紜的一個話題。作為一個傳統(tǒng)老系，我們愿意在這方面進行探索，也很希望聽到來自各方面的聲音，以期將來重版時把它修訂得更好一些。

2012年2月5日于浙大中文系

--------------------

(1)陳寅?。骸锻蹯o安先生遺書序》，《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220頁。

(2)溫儒敏、趙祖謨主編：《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專題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6－29頁。

(3)陳寅恪：《馮友蘭枙中國哲學史枛上冊審查報告》，《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79頁。

(4)金理、楊慶祥、黃平：《以文學為志業(yè)——80后學者三人談》，《南方文壇》2012年第1期。

(5)參見姚永銘：《可疑的“今上”——枙原本玉篇殘卷枛校讀劄記一則》，《漢語與漢語教學研究》第2期，日本櫻美林大學孔子學院，東京東方書店2011年7月。

(6)參見：《文學批評的語境與倫理——第二屆“今日批評家”論壇紀要》，《南方文壇》2012年第1期。

(7)卞僧慧：《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36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