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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边@是北宋婉約派詞人秦觀《踏莎行》的開頭幾句。其中，“桃源”乃為“桃花源”的縮寫。而桃花源名聲的鵲起與遠播則得益于東晉田園詩人陶淵明所寫的那篇名記。這種文士因賦予景物以思想靈性顯名，景物由承載人文精神增重，互為依存、相得益彰情景，在中國歷史上源源呈現(xiàn)，一直不曾中斷，乃至成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潤澤千秋后人，實是一道悖意充盈的哲思奇觀。如武漢黃鶴樓與崔顥的《黃鶴樓》，八百里洞庭湖濱的岳陽樓和范仲淹的《岳陽樓記》，黃岡的赤鼻磯同蘇軾的《念奴嬌·赤壁懷古》及前、后赤壁賦等，莫不是相互借助提攜、滲洇浸潤，有機姻結為景表文里、密不可分的代代憑吊、追思勝境？

那么，陶淵明記述的桃花源在何處？抑或其原型取自哪里呢？關于這一點，本來，緣因該記中所寫武陵漁人和作者遠祖系武陵傒族蠻人，往日我一直以為就是湖南桃源縣的桃花源，從未有過絲毫懷疑。孰知，后來偶然讀到的一些書籍文字，卻令我大感驚詫——有人推言陶公記的是地處皖南深山腹地的黟縣地方，也有的說其原型在北方弘農(nóng)、上洛一帶，為當時“塢壁”生活的寫照。尤其是李奇瑞先生更斷然肯定，陶淵明筆下桃花源的原型為其家鄉(xiāng)附近、廬山腳下的康王谷“因為康王谷亦稱桃花源，不但楚懷王之子康王熊繹曾因秦亂避難谷中，而且康王谷的自然環(huán)境與陶氏所描述的桃花源極其相似……《桃花源記》活脫便是廬山康王谷導游圖了……形似一至于斯，我們完全可以認定康王谷正是桃花源的地理原型”。（李奇瑞《何處桃花源？》）等等。

至此，不由人不困惑。進而，心神游移，不自覺地丟棄了原本固有的清晰認定，陷入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迷茫。

不過還好，這種迷茫的時間并不長。少頃，筆者遂警悟到這是因只注意、拘泥于別人關于自然地理原型的敘說，忽視了另一面而跌入了一個誤區(qū)。其實，《桃花源記》中呈現(xiàn)的不只是可由一些地方對照、疑似的自然地理環(huán)境，更重要的是展示了一種社會環(huán)境，即小國寡民生活的怡然狀態(tài)與圖景。倘若我們僅糾葛于地理環(huán)境而窮論其原型所屬，那么，天下無處不芳草，偌大中華酷如陶公所述桃花源的何止一處兩處？要那樣，豈不讓唯利是圖、紛拿古代文人作招牌致富的當下各地爭執(zhí)不下！故而，桃花源的地理原型取自哪里，顯然已并不重要，實際倒是自秦以降，那種“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相命肆農(nóng)耕……秋熟靡王稅……童孺縱行歌，斑白歡游諧”的怡然自樂的社會生活恐已少有，甚至絕跡難覓而讓人繾綣不已。

認識到這點，我旋即品咂出當年少游在郴州驛館那一陣喟嘆中的苦澀味道，且更恍然明白，他“桃源望斷無尋處”所望斷難尋的原來更主要的還是陶公描述的那樣一種社會生活美景！

我們不能說北宋的這位淮海居士對七百年前的陶潛有幽怨之情，但卻不可否認秦觀《踏莎行》與陶潛《桃花源記》之間的淵源關系。誠如其他隔代無緣謀面的文人間援引詩文辭賦所釋理念訊息傳承個人理想、交融情感思想，他們兩人亦因作品心有感應，擁有了一個共愿。這個共愿和兩顆心靈感應的焦點當然就是桃花源自然環(huán)境里的怡然自樂生活。只是，在這里，少游因心理準備不足，在遭受仕途阻扼時內(nèi)心產(chǎn)生迷幻，模糊了虛擬與真實的界限，竟水中撈月、鏡里摘花地到現(xiàn)實中去尋找陶公的臆想之境，以致久覓不得，陷入深深的迷茫。所以，表面看秦觀之迷茫和陶潛沒有直接因果關系，宋人的失望也不應讓晉人埋單，可實難排除其虛擬之桃花源對秦氏的迷幻有極深長的影響因素。而且非特秦觀，綜觀一千多年來的中國歷史，有多少文人士大夫不是癡迷陶公杜撰的這一勝境而苦苦尋求不得的呢？

由此，我遂生好奇，究竟是什么讓這位印象中灑脫、飄逸的田園詩人于晚年擎筆橫空寫出這篇否決一切專制王朝，滿是超世逾空瑰麗民生勝景、令世代國人魂牽夢縈、魅力雋永不褪的《桃花源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