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書是2012年秋我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講義，題目是《東亞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啟超——以梁啟超與日本在文明史上的關系為中心》。從2012年10月18日到12月6日，在歷史系文北樓309教室，我與清華大學的學生們共度了八個周四的下午（14：20—16：00）。

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為紀念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三位奠立了清華文科基石的大師，設立了“梁啟超紀念講座”“王國維紀念講座”“陳寅恪紀念講座”，邀請外國學者進行講演。2010年10月12日，“梁啟超紀念講座”第一期“變革時期中國的文化與歷史——全球現(xiàn)代性的視角”由美國學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教授開講。2011年，法國學者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教授（學士院院士）作第二期講座，題目是“面向自由和科學理性：清末民初中國留法學生的經(jīng)驗與他們對中國的現(xiàn)代認同的貢獻”。我的講座是繼這兩位學者之后的第三期。

2011年11月，國學研究院副院長劉東教授通過高瑩瑩博士向我發(fā)出“梁啟超紀念講座”的邀請。高瑩瑩博士現(xiàn)在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員，與我是故交。當我還在日本的孫文紀念館任館長的時候，她在神戶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攻讀博士學位，同時兼任孫文紀念館的外聘研究員。此次講座，她從最初的聯(lián)系事宜到講稿的翻譯都做了大量的工作，翻譯方面自不必說，對我在中國生活的各方面也提供了無微不至的照顧。

本次講座共分八次課程，每次連同翻譯在內(nèi)約100分鐘。我從事梁啟超研究已近二十年，對于明治日本在梁啟超學識形成的過程中所發(fā)揮的作用，目前可以說已經(jīng)有了基本的理解，所以我非常愉快地接受了這次邀請，并定下題目為“東亞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啟超”。八次課程的講義內(nèi)容可參見本書的目錄。在每次課程中，清華大學歷史系的張勇教授都作為討論人列席，他不僅給我提供各種幫助，還參加課后的座談答疑，總會使我有所啟發(fā)。在答疑環(huán)節(jié)甚為熱心回應我的是歷史系戚學民教授。聽講的學生為“研究生及感興趣的本科生”，人數(shù)在最初的課程上大約有50名，后來保持在30名左右。

講義以及課堂的翻譯都由高瑩瑩博士承擔。值此書出版之際，我對原來講義中簡單帶過的一些內(nèi)容進行了補充，第八講加入了課程結束后造訪中華書局時見到的《梁啟超年譜長編》“第一稿”，并對部分內(nèi)容進行了重寫。這里所說的“第一稿”，是趙豐田1934年秋完成的“約一百余萬字”的原稿，油印本《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是1936年5月在第一稿基礎上壓縮至67萬字的“第二稿”。

清華大學的校園非常大，讓人感覺教學場所散落在一片大森林中。學校給我提供了設施完備的宿舍（甲所），還為我在國學研究院所在的“立齋”提供了一間研究室。邀請方劉東教授和國學研究院院長陳來教授自不必說，辦公室康寬蕊主任在各項手續(xù)以及飲食等生活方面都給予了非常周到細致的安排。李穎繁女士在電腦設備等瑣事上給我提供了各種幫助。她還在我到達清華之后的第二天帶領我參觀校內(nèi)的各類設施，其中還包括校醫(yī)院，以備我身體不適時前往。在清華的日子大都是晴好天氣，又承蒙各位周到的照顧，所以順利完成講座而無須就醫(yī)，這于我于邀請方都是不錯的事情。

我到達中國后不久，10月23日在清華大學召開了名為“梁啟超與現(xiàn)代中國”的研討會。與研討會同期舉辦的還有“南長街54號”（即梁啟勛故居）收藏的重要檔案展覽，就其內(nèi)容研討會上也作了討論。梁啟勛故居收藏的資料中有大量未曾公開的內(nèi)容，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我多年的故交湯志鈞、劉桂生、耿云志、姜義華、歐陽哲生、吳銘能等許多教授都參加了研討會，所以也得以與他們一敘舊誼。

研討會上，清華大學副校長謝維和教授致開幕詞，然后每位學者就新出資料的意義以及他們關注的問題發(fā)表了自己的意見。我在會上介紹了日本新發(fā)現(xiàn)的梁啟超信函，也就是2006年公開的現(xiàn)寄存在高知市立自由民權紀念館的山本憲（號梅崖，1852—1928）舊藏文書。其中有九封是梁啟超的信函（均為梁啟超來日早期——1898年10月至1901年11月之間的信函，其中一份只有信封）。借此機會，在高知大學吉尾寬教授的全力幫助下，自由民權紀念館（松崗僖一館長）將信函復制本贈送給了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有機會成為雙方交流的橋梁，我也甚感歡喜。

11月26日至30日，清華大學召開了梁啟超系列演講會。北京大學中文系夏曉虹教授，及清華大學陳來、劉東、張勇教授，還有我，分別進行了演講。在主辦方負責人劉東教授的安排下，我成為第四位演講人。為了讓聽課學生以外的聽眾也容易產(chǎn)生興趣，我把本書第八講的內(nèi)容稍作修改進行了演講，不過成書時已調(diào)整恢復為原來的樣子。

12月3日，在劉東教授的介紹下，在國學院從事梁啟超研究的博士后謝偉銘女士陪同我一起參觀了中華書局，目的是一睹趙豐田完成的“第一稿”。帶領我們參觀的是俞國林先生。據(jù)他介紹，由梁家提供的“梁任公年譜材料（第一稿即原始稿）”共22冊（趙豐田在“梁年譜”上海本的“前言”中記載的是“第一稿二十四冊”），分冊裝訂全部現(xiàn)存于中華書局。不過由于搬入新社大樓，收藏情況也隨之混亂，目前能看的只有第1—10冊（同治十二年至光緒三十四年[1873—1908]）和第22冊（民國十七年至十八年[1928—1929]）。沒能看到全套書當然非常遺憾，但能夠有機會見到“第一稿”對我而言已經(jīng)是意外之喜了。我在能夠閱讀的范圍內(nèi)進行了調(diào)查，并復印了一些需要的地方。受益于此，本書第八講中提到的《梁啟超年譜長編》的所有稿本、版本，全部得見。

本書所用的圖表中，移情閣和吳錦堂（圖5.1）由孫文紀念館（安井三吉館長）提供，吉野作造（圖6.1）的照片由吉野作造紀念館（佐佐木源一郎館長）提供。在此一并致謝。

本書為課程講義的譯稿，所以一定兼具講義的優(yōu)點和缺點。懇請各位讀者不吝批評。

狹間直樹

1. 德里克教授的講演經(jīng)整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名為《后革命時代的中國》（講學社叢書/02）。——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