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他的“古今中外法”

毛澤東同志關于批判地繼承民族文化遺產(chǎn)，吸收和借鑒中外一切優(yōu)秀文化的著名學說是我們大家熟知的。根據(jù)何其芳同志在《毛澤東之歌》中的回憶，1942年在延安舉行的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同志口頭的講話和后來經(jīng)過整理發(fā)表的文章是有某些表達形式上的差異的，也有不少生動譬喻，在講到必須繼承中外一切優(yōu)秀文化的時候，毛澤東同志歸納為“古今中外法”，譬喻說：屁股坐在中國的現(xiàn)在，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國。

一位外國學者曾盛贊毛澤東同志的繼承民族文化的觀點，那是在60年代初舉行的“北京科學討論會”上，這位非洲學者在文學組的發(fā)言中談到民族傳統(tǒng)文學以及有關的問題時，對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說的清理古代民族文化是發(fā)展民族新文化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的論斷，十分贊賞，這位學者還批評了某些西方學者所持的“歐洲中心論”以及由此而來的高傲態(tài)度。這位非洲學者是在歐洲接受高等教育的，當時他的祖國還未獨立，正在進行民族解放斗爭。由于這位學者是結合他的感性體會來作出理性評價，說來很親切，很有感染力。

此前不久發(fā)生了一場離開毛澤東同志關于繼承民族文化的學說，片面地、粗暴地否定很多文學遺產(chǎn)的批判運動，那就是1958年發(fā)生的學術思想批判運動，這個運動又是在一個片面的口號即“厚今薄古”的影響下發(fā)生的。但就是在1958年，毛澤東同志關心過當時全國唯一的專門發(fā)表古代文學研究文章的?？豆饷魅請蟆飞系摹段膶W遺產(chǎn)》?？?。這個?？木庉嫴吭瓕僦袊骷覅f(xié)會古典文學部，后古典文學部撤銷，改屬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即今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編是陳翔鶴同志。不知是什么原因（或許是同當時過“左”的文化氛圍有關），那年秋天，《文學遺產(chǎn)》編輯部忽然接到終刊的指令，終期后第三天，又傳達了毛澤東同志的意見，說是毛澤東同志見到?？瘑⑹潞蠛懿毁澇桑罄^續(xù)出刊，一期也不能停。

我是在1955年到文學研究所工作的，參加的第一個集體科研項目是《紅樓夢》研究，那時就聽一位同志說，毛澤東同志認為《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形象是否是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新人的萌芽這個問題可予以討論。到了60年代初，又聽一位同志說，毛主席在一次談話中提出了《紅樓夢》描寫四大家族的見解。對于前一個問題，當時所內(nèi)的一些同志大抵認為從賈寶玉形象的思想性格還不能構成新人萌芽說，與此有關，《紅樓夢》也難以被稱之為“市民文學”。對于后一個問題，在我們的討論中出現(xiàn)了兩種看法，一種看法認為，說《紅樓夢》描寫了四大家族的興衰，是符合這部小說的實際的；還有一種意見認為，《紅樓夢》中寫有賈、史、王、薛四個貴族家庭，但主要描寫的是賈家，即榮、寧二府，因此不妨把毛澤東同志的見解理解為《紅樓夢》描寫了以賈府為代表的四個貴族家庭的興衰。持這種看法的同志還猜度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四大家族”帶有即興發(fā)揮的成分，因為據(jù)有的同志說，毛澤東同志在1963年的一次會議上發(fā)表這個見解時，在座的人中有《中國四大家族》的作者，毛澤東同志對著那位作者說：你寫了一本《中國四大家族》，我看《紅樓夢》描寫的也是“四大家族”。

當時文學研究所內(nèi)的這種討論，本來是很正常的。堅持毛澤東同志的文藝學說的正確原則和是否贊同毛澤東同志就某個古代作家、作品發(fā)表的具體論點，這是有嚴格區(qū)別的。對這方面的一些具體論點表示贊同與不贊同，或者在贊同的前提下持若干相異看法，這同樣也是正常的。在50年代中期，文學研究所內(nèi)還傳達過毛澤東同志的一個意見，大意是說，在中國何時進入封建社會這個問題上，不應當根據(jù)《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chǎn)黨》一文中的周秦封建社會的論點去批判不同的見解。

不能也不必要求研究者都同意毛澤東同志就我國古代作家、作品發(fā)表的具體見解，但正如我們大家所知道的，毛澤東同志在這方面確實發(fā)表過不少精辟的論點。這從一個方面說明他十分熟諳我國傳統(tǒng)文化。

作為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著作中，提出和闡述了批判地繼承文化遺產(chǎn)的正確原則和科學學說，我想這同他熟諳我國傳統(tǒng)文化這點也密不可分。

當然，毛澤東同志提出繼承文化遺產(chǎn)的學說，也總結了“五四”以來的歷史經(jīng)驗。應當說，“五四”以來文化界的一些著名人物，在繼承文化遺產(chǎn)問題上也提出過比較正確的觀點，但在沖擊舊文化的同時確也存在矯枉過正現(xiàn)象。毛澤東同志在他的著作中曾指出，“五四”時期一些領導人物的形式主義方法，即好的絕對地好、壞的絕對地壞的形而上學方法。這種形而上學方法也確實產(chǎn)生過很大的影響，也就帶來了輕視文學傳統(tǒng)的弱點。正是總結了這種歷史經(jīng)驗，同時結合著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若干具體情況，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說到清理古代民族文化的重要意義時，把發(fā)展民族新文化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相提并論。

同樣也是總結了“五四”以來文學運動的經(jīng)驗，毛澤東同志又強調(diào)吸收、借鑒外國的優(yōu)秀文化，這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闡述得十分清楚。

在人們的實踐和認識中總會發(fā)生迂回曲折現(xiàn)象，即使有了正確的理論，也并不注定在實踐中不會產(chǎn)生偏差。新中國成立以來，在一個時期內(nèi)，我們確實又比較忽視吸收國外的文化經(jīng)驗，這其實是對毛澤東同志的“古今中外法”的偏離，也是對“五四”文化精神的偏離，新時期以來，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文化界扭轉了這種忽視現(xiàn)象，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在一段時間內(nèi)，在不同的程度上又出現(xiàn)了對外國文化的一種盲從現(xiàn)象，形式主義方法也一度流行。因此，完整地理解并實踐毛澤東同志的“古今中外法”，需要我們永遠奮斗不懈，也永遠是我們的光榮任務。

（原載《人民日報》1993年12月16日，文藝評論副刊紀念毛澤東誕辰100周年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