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學的研究與文藝理論的發(fā)展

為了紀念文學研究所成立50周年，《文學評論》編輯部約我寫一篇短文。往事如煙，前塵依稀，我竟不知道應當寫些什么，卻想起多年來所內(nèi)外研究古代文學的同行不時向我問起，文學研究所一成立就決定的由何其芳同志主編中國文學史著作的計劃，緣何未能實現(xiàn)？這雖是一個具體問題，卻涉及時勢的變化，其間包括政治的壓力與干擾和認識的堅持與轉換，而認識上的堅持與轉換又涉及文學史研究的重大目的，涉及有助于既成文藝理論的豐富和發(fā)展問題。作為一段歷史，不妨記述。

我是在1955年10月到文學研究所的，那時文學史編寫計劃已經(jīng)受到?jīng)_擊。我到所后，聽說何其芳同志曾經(jīng)打算主持編寫一部中國古代文學史，他帶領了幾位青年同志，并決心親自深入地去熟悉材料，占有材料，從《詩經(jīng)》《楚辭》開始，研究下去，寫出一部文學史。但著書寫史本身實際上還不是他的最終目的，1958年他在《論〈紅樓夢〉序》中曾有所說明：“我之所以有志于研究中國文學史，最初的出發(fā)點倒是為了現(xiàn)在的。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以后，由于工作的需要，我放棄了我所比較熟習的創(chuàng)作，開始從事文學批評。后來深感到?jīng)]有研究過我國的和世界的文學史，僅僅根據(jù)一些已成的文藝理論和當前的文學現(xiàn)狀寫批評文章，很難寫得深入，很難對于理論有所豐富和發(fā)展。我又還感到我國文學史上的許多杰出的作品還不曾得到足夠的估價，科學的說明；如果在這方面能研究出一些結果來，對于創(chuàng)作，對于文學愛好者，以至對于提高民族自信心，都會大有益處。我是抱著這樣一些想法來從事古典文學研究的?！笔聦嵣?，1952年他在《〈西苑集〉序》中已經(jīng)說到他“對于文藝又缺乏經(jīng)常的系統(tǒng)的研究”，是他從事理論批評工作的一個“限制”。

由于上面說到的原因，《論〈紅樓夢〉序》中他沒有重申他的愿望，那就是他在1955年寫的《胡適文學史觀點批判》中就提出的愿望：通過對中國文學史的研究，特別是研究其中帶有規(guī)律性的現(xiàn)象，作出科學說明，上升到理論，形成系統(tǒng)，就可能會豐富乃至發(fā)展已成的文藝理論。而這種愿望，他是不止一次在研究所內(nèi)說過的。當然，這不僅是他一個人的愿望，也不只是文學研究所內(nèi)與他同事的人和在他指導下工作的人的愿望，實際上應當是所有文學史研究者和文學理論研究者的愿望。

1953年2月文學研究所正式成立（1952年籌備成立）的時候，由于鄭振鐸所長身兼多職，不常在所，何其芳同志實是常務副所長。他要親自參加寫作，并且由他任主編的文學史寫作計劃當然也就是當時文學研究所的重要的乃至是列于首位的研究計劃。

這個研究計劃不久即被打破，這在《論〈紅樓夢〉序》中也曾說到：“1953年2月到文學研究所工作的時候，我打算研究中國文學史。當時正準備紀念屈原，我就從研究他開始，寫出了我的第一篇關于我國古典文學的論文。接著研究宋玉，但沒有寫文章。后來又研究《詩經(jīng)》。歷時數(shù)月，還沒有把它的面貌和問題弄清楚，《紅樓夢》研究批判就開始了。緊接著是批判胡適和胡風的運動。以后，我的研究計劃改為研究清初的小說，寫出關于《儒林外史》和《紅樓夢》的論文?！?/p>

到了1957年12月，文學研究所內(nèi)部就所的方針任務展開了一場“群眾性”大討論，在討論過程中，要求研究所工作重點放在研究和編寫文學史和文藝學方面的呼聲很高，這種呼聲主要來自在討論中被稱作“系統(tǒng)派”的研究人員（我也屬“系統(tǒng)派”）。但在最終的結論中，“系統(tǒng)派”被認為有脫離實際或者是有輕視當前文藝運動之嫌。這個結論是有來頭的。盡管如此，在當時制定的十年計劃中，研究并編寫出一部包括新的研究成果和少數(shù)民族文學的多卷本的中國文學史仍列在第二位，它的主持人也就是主編還是何其芳同志。

到了1958年3月“厚今薄古”口號出來后，古典文學再一次遭到冷落，這在當時主要在高校開展的“學術批判運動”中表現(xiàn)得最為明顯。從那年《文學研究》第3期發(fā)表的首篇文章《致讀者》看，此時文學研究所受到相當大的壓力，這種壓力首先就表現(xiàn)在對文學研究所主辦的刊物的批評上，那篇《編者按》中說到：“不少讀者對本刊第三期（按：指1957年的第3期）特別不滿意，這固然是由于當時全國學術界投入轟轟烈烈的反右斗爭，組稿很困難；我們不得不把過去積存的一些關于我國古典文學的稿子都一起發(fā)表，以免脫期。今天看來，這樣處理是不妥當?shù)??！庇终f：“本刊過去存在的‘厚古薄今’的傾向也是這樣來的。從我們的思想方面來檢查，在‘厚今薄古’的方針提出之前，我們對于文學研究工作中這一問題的認識是不明確的。因此，在組織關于現(xiàn)代文學和當前文學理論問題的稿子方面，編輯部雖然也曾作過一些努力，但沒有拿出更大的力量來作?！?/p>

從比較多地發(fā)表古典文學研究論文到側重發(fā)表評論文學現(xiàn)狀和研討文藝理論的文章，這種轉換乃至成為刊物改名的原因之一，1959年《文學研究》改名《文學評論》，第1期的《編后記》中說：“我們這個刊物這一期以《文學評論》的新名字和讀者們見面了?！段膶W研究》為什么要改名《文學評論》呢？主要是為了使刊物的名稱更符合它的內(nèi)容。讀者們大約還記得去年第三期上登過一篇編輯部的《致讀者》罷。在那篇短文里我們曾談到本刊的改進意見和具體要求，也還談到本刊今后將以大部分篇幅來發(fā)表評論當前文學作品和文學理論問題的文章。這說明刊物的內(nèi)容早已有了大的改變；現(xiàn)在來改名，就完全是必要的了?！?/p>

那年春節(jié)，我到上海探親，王平凡同志囑我去拜訪已經(jīng)決定調(diào)文學研究所工作的唐弢同志，交談中說起刊物改名之事，唐弢同志說：其實也不必改名。他那時不可能了解研究所受到的壓力之大。

正是在1958年8月寫成的《論〈紅樓夢〉序》中，何其芳同志對研究古代文學發(fā)展規(guī)律的問題的看法有了變化。他以前總是說，研究古代文學的發(fā)展規(guī)律，不僅有利于社會主義文學的發(fā)展，還可豐富已成的文藝理論。這時他卻說：“研究我國古代文學的結果，對于我們今天的文學運動，到底還是只能作為借鑒。封建社會的文學發(fā)展的規(guī)律，并不適用或者并不完全適用于今天的文學。要找出能夠指導我們今天的文學發(fā)展的規(guī)律，還是主要要研究‘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史，還是主要要總結無產(chǎn)階級領導的文學運動的經(jīng)驗?！彼杂羞@種改變，是受到當時批評“教育的主要規(guī)律是從教育史的研究中得出來的”觀點的影響，那種批評意見認為，先前的教育規(guī)律不適用于今天。

到了1959年至1960年之際，在經(jīng)歷了“反右傾機會主義”的政治運動后，何其芳同志在《歡迎讀者對我們的批評》一文中，又一次重申了這種認識的改變，并且更明白地說明了改變的緣由。這時已是1960年初。就在這篇文章中，他追溯到1957年那次關于方針任務的討論，文中說：“在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八年的整風運動中，文學研究所討論方針任務的時候，曾經(jīng)批評了研究工作中存在的脫離政治脫離實際的傾向，厚古薄今的傾向。正是為了改變這種錯誤傾向，在那次整風運動結束以后我們才組織了一些人來進行對于開國十年來的文學工作的研究。然而由于以前的脫離政治脫離實際的傾向和厚古薄今的傾向的結果，加上在思想上這種錯誤傾向還沒有徹底克服，我們在研究十年來的文學工作的時候就仍然抱有一些不正確的看法，而在寫出的慶祝建國十周年的文章中就仍然暴露出來了以上的缺點和問題。在這次學習八中全會文件以后開展的整風運動中，我們更深入地檢查了文學研究所的方針任務上的問題。我們相信，我們的研究工作中的脫離政治脫離實際的傾向和厚古薄今的傾向，這一次一定能夠得到徹底的克服了?！?/p>

《歡迎讀者對我們的批評》是一篇在巨大壓力下寫出的文章，它同1959年文學研究所同人寫的幾篇文章有關。那年第5期的《文學評論》設有“慶祝建國十周年特輯”，共計五篇文章，它們是：《對十年來新中國文學發(fā)展的一些理解》（毛星）、《十年來的古典文學研究和整理工作》（吳曉鈴、胡念貽、曹道衡、鄧紹基）、《十年來的外國文學翻譯和研究工作》（卞之琳、葉水夫、袁可嘉、陳燊）、《老舍近十年來的話劇創(chuàng)作》（鄧紹基）和《試談李季的詩歌創(chuàng)作》（卓如）。

當時誰也沒有想到，這一特輯竟然引起一場風波，關于這場風波詳細的來龍去脈（尤其是當時整風運動中批評我所的諸多內(nèi)部情況），由于當時所內(nèi)黨和行政主要負責同志的陸續(xù)去世，今天已不可能詳知，但從1960年第1期《文學評論》發(fā)表的兩篇文章，也可窺知不少信息，那兩篇文章是：《對〈對十年來新中國文學發(fā)展的一些理解〉一文的意見》（少知）和《歡迎讀者對我們的批評》（何其芳）。這兩篇文章雖然并沒有放置在顯要位置，卻也受人注意。“少知”是誰，當時和現(xiàn)在，我都不知道，而且我一直認為，那篇文章只是一個由頭，我還一直認為，何其芳同志文章題目中“歡迎讀者”的“讀者”并不僅僅指讀者，而且主要也不是指讀者。何其芳同志文章中說：“在學習八中全會文件后開展的整風運動中，我們根據(jù)這位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對我們的批評，檢查了我們?nèi)ツ陮懙膸灼獞c祝建國十周年的文章?！本臀业睦斫?，文中所說“其他一些同志”的含義雖不算廣，但更為重要，更有來頭，才是壓力來源之因。何其芳同志文章中所說的“幾篇慶祝建國十周年的文章”包括上述《文學評論》發(fā)表的五篇中的前三篇，加上1959年第10期《文學知識》上毛星同志執(zhí)筆的《歡呼新中國文學的重大成就和發(fā)展》以及1959年第18期《文藝報》上發(fā)表的何其芳同志自己撰寫的《文學藝術的春天》。

何其芳同志的《歡迎讀者對我們的批評》一文中說：“我們寫的幾篇慶祝建國十周年的文章缺點大致就表現(xiàn)在這樣三個方面：關于文學方面的形勢的看法，對思想斗爭的重要性認識不足，而且不適當?shù)貜娬{(diào)了反對簡單化；關于十年來新中國文學的成就敘述不全面，肯定不夠；對待文學遺產(chǎn)偏于強調(diào)繼承而不強調(diào)批判。有的文章的缺點主要是在這一方面，有的文章的缺點又主要是在那一方面，情況并不一樣。但綜合起來，大致是這樣。這都是一些重要的問題，原則性的問題?！?/p>

何其芳同志這篇文章在發(fā)表前曾在一部分同志中傳閱。由于文章中說了“缺點”是“原則性的問題”，我當時是難以理解的，我認為為了強調(diào)提高質量而反對簡單化，為了取法乎上，著重探討經(jīng)驗，而不做不恰當?shù)膹垞P，沒有什么原則性的缺點問題。那時我只能就我參加執(zhí)筆的那篇《十年來的古典文學研究和整理工作》來說，我并不認為它沒有缺點，但我也沒有發(fā)現(xiàn)它有“原則性”的缺點。那篇文章的第四部分（談古典文學研究聯(lián)系實際的問題）是我執(zhí)筆的，第二部分（談反傾向斗爭）是我根據(jù)其他同志起草的稿子修改而成的。全文經(jīng)過最后審定，交付編輯部發(fā)稿以前，由我最后通讀，并酌情作了若干文字上的修改。如果今天再來審視這篇文章，斗爭批判論說不少，時代痕跡十分明顯，比如反傾向斗爭那一部分，文中說到了兩個方面：“這種批判和斗爭有兩個主要方面，即對資產(chǎn)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斗爭和對庸俗社會學、簡單化的錯誤傾向的批判?！钡呛纹浞纪镜摹稓g迎讀者對我們的批評》一文卻認為這種“并列”是不對的，“但不應該把這種缺點和這種傾向（按：指庸俗社會學和簡單化）同資產(chǎn)階級思想和修正主義思想等量齊觀，或混為一談”。由此他也檢討了他自己文章中的這種“并列”現(xiàn)象。還說：“和關于文學方面的形勢的看法有聯(lián)系的，是我們寫的好幾篇慶祝建國十周年的文章都不適當?shù)貜娬{(diào)反對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中的簡單化，相對地減弱了或放松了對于文學上的修正主義和其他資產(chǎn)階級思想的批判。”又說：“黨的八屆八中全會又向我們指出，對于實現(xiàn)繼續(xù)躍進來說，當前的主要危險是右傾機會主義的思想。我們寫的慶祝建國十周年的文章，忽視了這些指示，沒有集中地去反對文學上的資產(chǎn)階級思想，反對文學上的修正主義，反對文學上的右傾思想，卻把反對簡單化同反對資產(chǎn)階級思想和修正主義并列，或者只是批評了簡單化?！?/p>

據(jù)我當時的了解，當時文學研究所幾位同志所寫的上述紀念建國十周年的文章，在文藝界的一個會議上，幾乎成了人人批判的靶子，最嚴厲的言詞是：“黨要反右，你們卻反左！”正是從我當時了解的這種情況出發(fā)，我始終認為，何其芳同志的那篇《歡迎讀者對我們的批評》是在政治壓力下寫成的。

我現(xiàn)在來回顧這件舊事，倒也并不僅僅為了在40年后說明一個政治壓力左右學術探討的事實——這樣的事實在那個歷史年代是并不罕見的。我更重要的目的還是為了說明，何其芳同志的這篇文章，再一次透露了一個信息：古典文學研究對社會主義文學和對文藝理論發(fā)展的重要意義又一次被忽視，遭打擊。用今天的話語來說，那就是進一步邊緣化。

何其芳同志在寫《歡迎讀者對我們的批評》的時候，早已不再兼任古代文學研究組組長，而且基本上不再研究古代文學史。這一年，當我被臨時借調(diào)到其他一個單位工作期間，我聞知古代文學研究組的中、青年學人，強烈地要求編寫一部三卷本中國文學史，這個計劃落實了，但何其芳同志已不可能實現(xiàn)他早先的愿望，他不能親自參加編寫，不能當主編了。

如果就思想認識來說，上述那種把從教育史中研究得出的規(guī)律視為不適用于今天的觀點，明顯是有片面性的，何其芳同志受這種片面觀點影響，改變自己的觀點，也顯然是不妥當?shù)?。但如果了解到那個歷史時期的政治情況，就會對這種改變有切實的認識。關于這點，我在20世紀80年代初寫的《建國以來繼承文學遺產(chǎn)的一些問題》中有所說明，這里就不再多說了。

但何其芳同志很快又回到了原先的認識上去，1963年他再次堅持了1955年的觀點。1997年，我在為《中國古典文學學術史研究》一書所作的序文中說到：“我國各民族的古典文學凝結著古人的聰明智慧，而百年來的古典文學研究也昭示了后人的聰明智慧。前者是創(chuàng)造，后者實也是創(chuàng)造。文學研究決不是文學創(chuàng)作的婢女，實為至理名言。”我在寫這幾句文字之際，想起的是何其芳同志的《文學藝術的春天》一文中涉及古典文學研究的話語，他說：“文學研究并不是文學創(chuàng)作的‘婢女’。它本身是一種獨立的科學。”又說：“真正科學地、細致地去研究我國古典文學發(fā)展的歷史、解決一些在發(fā)展規(guī)律上和作家作品的評價上有爭論的問題，并以研究的成果來豐富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边@本是一篇在1959年至1960年之際受到過很多批評的文章，但作者在1963年修改以便結集時，并沒有刪掉這些話?？梢?，在政治壓力的干擾下，他在研究文學遺產(chǎn)問題上的重要觀點的轉換，終究是暫時的。但1963年以后，整個文藝界行將迎來一場更大的災難了，他當然不可能再來研究、編寫中國文學史著作了。

最后，我要引錄何其芳同志1955年撰寫的《胡適文學史觀點批判》中的一段話：

只有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南，才有可能逐漸解決我國文學史上的許多復雜和困難的問題。我們的文學史上需要解決的問題是那樣眾多，以至我們粗粗一望，就象展開在我們的面前的許多地方都還是未曾開墾的土地。這需要長期的辛勤的工作。但這個工作做好了，卻又可以反過來豐富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中國文學史上是有一些問題為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過去所不曾處理過的，深入地加以研究和解決，就必然不只是可以證明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的正確，而且能夠以一些具體的內(nèi)容來豐富它。比如，在歐洲的文學史上，封建社會的文學是不很出色的，而中國許多偉大的作家和作品卻都產(chǎn)生在封建社會，這就是一個顯著的差異。

像這樣的在古代文學史研究上的戰(zhàn)略觀點，就它提出的時間來考察，具有一種十分重要的創(chuàng)意，因而也就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

光陰似箭，如上所述往事見聞已經(jīng)過去40余年。自我們的國家進入新時期以后的20多年來，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已經(jīng)有了重大進展。為了古代文學學科的新發(fā)展和新建設，學人們結合中國古代的創(chuàng)作實際，同時結合傳統(tǒng)的文學理論，正在進行著建立中國式的古典詩學、中國式的敘事學和中國式的闡釋學等宏觀系統(tǒng)理論的努力，這樣的境界的出現(xiàn)，既是古代文學學科興旺發(fā)達的一種重要標志，也說明我們的古典文學研究確實是翻開了歷史新的一頁。那么，我的這篇文章，就不只是沉重的回憶，也是興奮的展望。

2002年11月2日

（原載《文學評論》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