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此刻正坐在瑞士山地小農(nóng)舍的地下室書桌前。這間小農(nóng)舍是用《柏林諜影》的收入建造起來的，位于距離伯爾尼[2]九十分鐘火車車程的山間鄉(xiāng)村里。伯爾尼這座城市，是我在十六歲的時候，從英國公學逃離出來之后來到的地方，而且，我后來在伯爾尼大學就讀。一到周末，我們這一大幫學生，有男生也有女生，其中大部分都是伯爾尼本地人，就會像洪水一樣涌入高地[3]。大家擠在山間的小棚屋里睡覺，盡情地滑雪。就我所知，我們都非常正直：男生在這邊，女生在另外一邊，從未遇見過出雙入對的情況；或者，就算他們真有過這種事，我也從來不曾參與其中。

這座小農(nóng)舍坐落在山村上方。透過窗戶，如果我抬頭向上望，便可以看見艾格峰、僧侶峰和少女峰，以及最為漂亮的希爾伯峰和略矮些的小希爾伯峰：這兩座可愛的圓錐形冰山的尖頂，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在名為“焚風”[4]的溫暖南風下屈服，逐漸消融。不過，短短幾天之后，便會再現(xiàn)出如蒙著面紗的新娘般的圣潔光輝。

在這里，我們所擁有的諸多守護神當中，還包括無所不在的作曲家門德爾松——你可以跟隨門德爾松步道的箭頭指向行走。要知道，詩人歌德也走過這條路，雖然他最遠似乎只走到過勞特布倫嫩[5]的瀑布；以及詩人拜倫，他最遠則走到了翁根恩阿爾卑。不過，拜倫討厭這里，聲稱我們這兒風暴肆虐森林的場景“令我想起我自己，還有我的家人們”。

在這些守護神當中，我們最為敬畏的一位，毫無疑問是恩斯特·蓋茨。他于一九三〇年創(chuàng)辦了勞伯峰滑雪賽，自己則贏得了障礙滑雪賽的冠軍，這些都為這座小山村帶來了名氣與財富。曾經(jīng)有一次，我甚至也瘋狂到去報名參加了比賽，結(jié)果由于毫無實力和無法掩飾的恐懼，不出所料地栽了個大跟頭。根據(jù)我的研究，恩斯特不滿足于只作為滑雪比賽之父，他還為我們的滑雪板鑲上了鋼邊，給滑雪板固定器安裝了鋼臺?；蛟S我們每個人都應該為這一切而感謝他。

此時正值五月，我們在短短一周之內(nèi)便經(jīng)歷了四季：昨天下了幾英尺厚的初雪，還沒有哪個滑雪者想到要去享受一番；今日則是毫無遮攔、灼熱難忍的大太陽天，積雪幾乎消失無蹤，春日里的花朵又忙忙碌碌地選擇了盛開。然而，如今到了傍晚，呈現(xiàn)出佩恩灰[6]顏色的雷雨云，已經(jīng)如拿破侖的大軍一般，準備涌進整個勞特布倫嫩山谷了。

而且，很可能就在雷雨之后，過去幾天里讓我們松了口氣的焚風又會卷土重來，天空、草地、樹林瞬間褪去了色彩，農(nóng)舍則開始發(fā)出咯吱作響的聲音，顯得焦躁不安，木頭燃燒生出的滾滾濃煙從壁爐里冒出來，侵襲過我們的地毯——這張地毯不知是在哪個少雪的冬季，某個雨天的午后，我們在因特拉肯花了大價錢買下來的。每一處從山谷里傳來的哐當轟鳴，或是短促的聲響，都響亮得如同抗議者們慍怒的呼喊。所有的鳥類都被困在自己的巢穴之中，只有不聽命于任何人的黃嘴山鴉是個例外。在焚風期間，不要開車，不要求婚。如果你感到頭疼，或是有種想要殺了你鄰居的沖動，還請寬心，這不是宿醉，這些都是焚風作祟。

這座農(nóng)舍，雖然規(guī)模較小，在我八十四年的生命當中，卻占有不成比例的極大分量。我在年少時期——那時距離這座農(nóng)舍建成還很遙遠——就來到了這個村莊里。先是滑雪，穿上白蠟木或者山核桃木做成的滑雪板，弄好海豹皮制作的摩擦條[7]，方便攀登上山，然后再將皮革滑條綁好，從山上滑下來。接著就是夏天的時候，和我那位博學的牛津大學導師維維安·格林在山間漫步，他后來出任了林肯學院的院長，也是我打造喬治·史邁利內(nèi)心世界的靈感源泉。

史邁利像維維安一樣喜歡瑞士的阿爾卑斯山，像維維安一樣在這片風景當中找到了慰藉，就跟我和作為自己靈感來源的德國保持著終身的、不可調(diào)和的關系一樣，這些都不是巧合。

容許我絮絮叨叨地講我那任性父親龍尼的是維維安；在龍尼再次制造出比以往更為壯觀的破產(chǎn)狀況時，也是維維安為我籌集了必要的資金，把我拉回學校，完成了學業(yè)。

住在伯爾尼的時候，我結(jié)識了經(jīng)營伯爾尼高地最古老旅館業(yè)主的家族的后裔。多年以后，如果不是憑借他所發(fā)揮的影響力，我壓根就不會被允許在這里建造這座農(nóng)舍，絕對不會。那時就跟現(xiàn)在一樣，沒有任何外國人可以在這座村莊里，擁有哪怕是一平方米的土地。

同樣，也是在伯爾尼，我在英國情報界跨出了宛如嬰兒學步般的第一步：有人傳送給我不知道是什么內(nèi)容的情報，后來也不知道傳送到了誰的手上。最近，我常常一有空就尋思，如果當初沒有逃離公學，或者逃到不同的方向去，我的人生又會是什么樣的呢?，F(xiàn)如今，我突然發(fā)現(xiàn)，我人生中后來發(fā)生的各種事情，都是緣于一個青春期時的沖動決定：一心想著以最快也最可行的路線逃離英國，這才得以擁抱德國這個靈感來源，將它作為我的代理母親。

我在學校并不失敗，遠非如此：我是很多活動的指揮者，學校競賽的贏家，極具潛力的金童。至于那次離家出走，同樣也是慎重考慮過的。我沒有咆哮尖叫，只是這樣說道：“父親，隨便你要拿我怎么樣，我不會回去了。”有很大的可能，我是把自己的困境歸咎到了學校的頭上——順帶連英國也一起怪罪了——然而，這件事真正的動機，其實是想不惜一切代價從我父親的掌控中逃離出來，不過，當著他的面，這點實在難以啟齒。很多年之后，理所當然的，我也看到我的孩子們做了同樣的事情，不過他們處理得更加巧妙，因此也就少了許多無謂的爭吵。

但這些都無法回答最為核心的問題——若當初采取了別的方式，我的人生又將走向什么樣的方向。沒有伯爾尼，我也許會被英國情報機構(gòu)招募去當一名十幾歲的跑腿小弟，做著被行業(yè)里稱為“東一鎯頭西一棒子”式的差事？那時我還沒有讀過毛姆的《阿申登故事集》[8]，不過肯定已經(jīng)讀了吉卜林的《基姆》[9]，以及諸如喬治·亨提[10]之流所寫的各種愛國主題冒險故事。唐佛德·耶茲[11]、約翰·巴肯[12]和賴德·哈格德[13]說的怎么可能會有錯？

當然，在戰(zhàn)爭結(jié)束后不到四年時間里，我就搖身一變，成了西半球最愛自己祖國的英國人。就讀大學預科期間，我們這些男孩個個都是專家，能夠從身邊人當中指認出德國間諜來。我甚至算得上是我們中間非常優(yōu)秀的反間諜行動人員之一。在我們那所公學，愛國主義的熱情簡直大到無邊無際。我們參加“特種部隊”——就是穿上全套制服的那種軍訓——每周兩次。公學的年輕教師們都是剛從戰(zhàn)場歸來的，皮膚曬得黝黑，每到“特種部隊”時間，便佩戴起他們?nèi)康膭渍?，開始炫耀。我的德語老師參加過一場非常不可思議的、沒有任何人知道的神秘戰(zhàn)爭。就業(yè)指導老師則教導我們?yōu)榈酱笥⒌蹏b遠的前哨戰(zhàn)場去奉獻終生做準備。在我們那座小鎮(zhèn)中心的修道院內(nèi)，掛滿了在印度、南非和蘇丹等地的殖民地戰(zhàn)爭中損毀的軍旗碎片，戰(zhàn)爭結(jié)束后，這些碎片經(jīng)由可愛女性之手編織成漁網(wǎng)，再現(xiàn)榮耀。

因此，當這種偉大召喚化身為一位從伯爾尼英國大使館簽證處走來的、名叫溫迪的三十多歲慈母般的女士時，我一點也不感到驚訝。理所當然，這個不自量力的、在國外大學讀書的十七歲英國男生啪的一下立正敬禮，說道：“隨時愿意為您效勞，女士！”

比較難以解釋的是，在“德語”這個詞語對大多數(shù)人而言等同于“無比邪惡”的那個年代，我卻選擇全心全意地去擁抱日耳曼文學。正如我飛向了伯爾尼一樣，這種擁抱決定了我后來生命的旅程。沒有這個決定，我就永遠不會在我那位猶太難民身份的德語老師的堅持下，于一九四九年造訪德國，也永遠不可能目睹魯爾區(qū)那些被戰(zhàn)爭夷平的城市；后來也不會病得像條狗一樣躺在柏林地下、德軍臨時野戰(zhàn)醫(yī)院的納粹國防軍床墊上；或者在營房惡臭依舊時，造訪達豪集中營和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然后再回到伯爾尼安寧祥和的生活中，繼續(xù)擁抱我的托馬斯·曼[14]和赫爾曼·黑塞[15]。我敢肯定，如果那樣，我也絕對不會被派往被盟軍占領的奧地利去從事情報工作，或是之后在牛津大學研究日耳曼語言文學，前往伊頓公學任教，以低階外交官身份為掩護、派駐波恩的英國大使館，更不會寫出以德國為主題的小說了。

早期沉浸于與德國相關的那些事情所帶來的影響，如今于我而言已經(jīng)非常明晰了。那些經(jīng)歷給了我一塊折中的領地；助長了我無可救藥的浪漫主義思想，以及對于抒情表達的熱愛；它逐步灌輸給我的理念是：一個人從生到死的旅程，是一段永無止境的學習——這不是什么新穎的觀點，或許也很經(jīng)不起推敲，不過我依舊深信不疑。后來，當開始學習歌德、倫茨[16]、席勒、克萊斯特[17]和畢希納[18]的戲劇時，我發(fā)現(xiàn)，不僅僅是那種堪稱經(jīng)典的德國式嚴肅與樸素令我感同身受，他們神經(jīng)質(zhì)一般的過激行為也同樣令我心有戚戚。在我看來，在這兩者之間游刃有余的訣竅就是，把其中一種特質(zhì)偽裝成另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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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nóng)舍本身已經(jīng)接近五十歲高齡。我的孩子們在他們的成長時期里，每個冬季都會過來滑雪，我們在這里共度了最美好的時光。有時我們也在春天過來。也是在這里……我想，那應該是一九六七年的冬天，我和西德尼·波拉克[19]一起度過了與世隔絕，卻極為有趣的四周時間。西德尼·波拉克是電影導演，導過《窈窕淑男》《走出非洲》——以及我最愛的那部《孤注一擲》。當時，我們倆正在研究該如何把我的小說《德國小鎮(zhèn)》改編成電影劇本。

那年冬天的雪下得很完美。西德尼從來沒有滑過雪，之前也從未到過瑞士?？鞓返幕┱邆円砸环N漫不經(jīng)心的姿態(tài)嗖嗖地從我們陽臺旁呼嘯而過，這樣一幕美妙場景，實在是令他受不了。他也很想成為他們當中的一員，而且——一刻都不能等。西德尼希望我能指導他學習滑雪，不過，感謝上帝，我打電話把馬丁·愛普叫來了：馬丁是一名滑雪教練，也是一位堪稱傳奇的登山向?qū)В鞘澜缟蟽H有的幾個獨自攀登上艾格峰北坡的人之一。

來自美國印第安納州南本德市[20]的世界一流導演，和出身瑞士阿羅薩[21]的世界一流登山家一拍即合。西德尼做任何事都絕不會半吊子，不過短短幾天時間，他就成了一名很有水平的滑雪者。并且，他滿懷著另一個迫切的愿望——想給馬丁·愛普拍一部電影。這個念頭很快就蓋過了他拍攝《德國小鎮(zhèn)》的愿望。艾格峰將會扮演命運之神。我來寫劇本，馬丁扮演他自己，西德尼則負責給自己綁好安全帶，爬到艾格峰的半山腰進行拍攝。就這樣，他先打電話給自己的經(jīng)紀人，講了馬丁的事情。然后又打電話給自己的分析師，講了馬丁的事情。雪依舊下得很完美，消耗著西德尼的能量。我們認為，洗完澡之后的夜晚，是創(chuàng)作的最佳時間。無論是不是這樣吧，反正，最后這兩部電影哪部都沒有拍成。

后來，讓我感到有些意外的是，西德尼把農(nóng)舍借給了前來給電影《下半生賽跑者》勘景的羅伯特·雷德福[22]。唉，遺憾的是我沒見到他。不過，這件事之后許多年，只要我到村子里來，身上都仿佛佩戴著“羅伯特·雷德福之友”的徽章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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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都是我回憶里的真實故事——你們當然有權(quán)質(zhì)問，對一個處于美其名曰“生命黃昏”的從事創(chuàng)作的作家來說，什么是真相，什么又是記憶呢？對律師而言，真相就是不加修飾的事實。至于這些事實能否被發(fā)現(xiàn)，又是另一回事。對一個從事創(chuàng)作的作家而言，事實就是原材料，并不是對他進行監(jiān)工的工頭，而是他的工具，他的工作就是讓這些事實可以被傳唱吟誦。真正的真相會騙人，如果真相確實在某處的話，那也不會存于事件表象，而是在其細枝末節(jié)之中。

真的有“純粹的記憶”這種東西嗎？我很懷疑。即使當我們堅信自身冷靜客觀，忠于赤裸的事實，不會因為自私自利的緣故進行修飾或者刪改，純粹的記憶仍然如同一塊濕潤的香皂一樣滑溜，難以抓住?；蛘咧辽賹ξ叶允沁@樣，一輩子都在不斷混合自身經(jīng)歷和想象力之后，確實就是這樣。

每回想起一些值得一提的故事，我就會從自己當年在報紙上各處發(fā)表的文章里摘取一段當時的對話或者描述，因為，對我而言，這些讀起來依舊很新鮮，也因為之后的記憶不如當年這些文章一樣清晰與銳利。比如，我對于前克格勃首腦瓦季姆·巴卡京[23]的描述便是如此。至于另外一些情況，我很大程度沿用了當時我所寫下的內(nèi)容，只是在各處稍微整理了一下，少量添加了一些補充潤飾，讓這些情節(jié)看起來更加清晰，或者更合時宜。

我并不希望令我的讀者認為，閱讀本書便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我的作品——或者，換句話說，正因為對我的作品有部分程度的了解，從而期待其中存在某些零星注釋的對應片段。無論如何，請放心：我絕沒有刻意去偽造任何一起事件或者一段故事。掩飾是必要的，但是，偽造，則是斷然不可能的。一旦我的回憶里出現(xiàn)搖擺不定的情況，我都會特別加以注明。最近，有一本談論我人生的書出版，其中僅用很小篇幅提及了一兩則故事，所以，我當然很愿意自己再談一遍，用我自己的聲音來講述，竭盡可能地傾注我自己的情感。

書中有些片段，我在當時并沒有意識到其中的重要性，可能也是因為某位主演的離世才意識到。在這段漫長的人生旅途中，我沒有養(yǎng)成記日記的習慣，只是在各個地方寫下少量旅行筆記，或是隨意記錄了幾行如今無法還原的對話——只有這些留存。比如，我在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領導人亞西爾·阿拉法特被逐出黎巴嫩之前，曾與他相處過一段日子。之后，我前往他在突尼斯居住的白色旅館拜訪他，卻未能見上面。又隔了幾個星期，同樣在這個小城里，駐扎在同一條馬路上距他幾英里之外的地方，他的數(shù)位高級將領遭到了以色列暗殺小組的狙殺。

擁有權(quán)力的男人和女人們，他們都很吸引我。因為這些人就在那里，而且我也很想知道是什么促使他們做出這樣那樣的舉動。不過，在那些有他們在的場合，我所能回想起來的，不過是我在他們面前似有見地地點頭，適時地搖頭，以及試著講一兩個笑話來緩解緊張情緒而已。只有到了會面結(jié)束，回到我的旅館房間之后，我才會掏出我那本寫得亂七八糟的筆記本，試圖把我剛才看到的、聽到的理出個頭緒來。

其他一些在我旅行中保留下來的、書寫潦草的筆記，大部分都不是關于我個人的記事，而是記錄了我在各處探險時陪伴在我身邊的、保護著我的那些虛構(gòu)角色。這些筆記都是以他們的角度（而不是我的角度）、他們的筆法寫下來的。那次，當我蜷縮在湄公河畔的壕溝里，人生第一次聽見子彈射進位于我上方的泥灘時，用顫抖的手在骯臟的筆記本上傾訴憤慨之情的并不是我，而是我那位英勇無畏的、虛構(gòu)出來的英雄，戰(zhàn)地記者杰里·威斯特貝。對他而言，被子彈擊中只是日常生活必經(jīng)的磨難。我曾經(jīng)以為只有我在這種事情上是個例外，直到后來，我遇見了一位知名的戰(zhàn)地攝影記者，他坦白地告訴我，只有通過相機鏡頭凝視戰(zhàn)場，他才能擺脫恐懼。

好吧，恐懼從來沒有離我而去，不過我能理解他的意思。

* * *

如果你運氣夠好，作為一名作家在出道伊始便取得了成功，就像我當年出版《柏林諜影》時那樣，那你這余生就會被分為“墜落前”和“墜落后”兩個階段?；仡^去看，那些在探照燈逮到你之前所寫的書，讀起來就像是你天真無邪年代的作品；在這之后所寫的書，則是你的低谷時期，就像是一個人面對審判時的奮力掙扎。“太過用力了。”評論家們大聲說道。我從來沒覺得自己太過用力，在我看來，我所獲得的成功，恰恰是因為我竭盡全力地把最好的自己表現(xiàn)了出來，而且，就整體而言，無論這“最好”是好是壞，都是我的成果。

況且，我熱愛寫作。我熱愛我此時此刻正在做的事情，五月，烏云密布的一個清晨，躲在狹小的書桌前，像個男子漢一樣奮筆疾書。山間的雨水順著窗戶急促滑落，此刻并沒有理由要撐著傘、拖著沉重的步伐走到火車站去。因為《紐約時報國際版》要到午飯時間才會送到。

我喜愛邊行走邊寫作，散步的時候，搭乘火車的時候，或是在咖啡館的時候，先是記錄在筆記本上，然后急匆匆地走回家，仔細審視自己的戰(zhàn)利品。當我在漢普斯特德[24]的時候，荒野公園里有一張我最喜歡的長凳，藏在一棵枝繁葉茂的大樹下，遠離其他的座椅，我很愛在這里隨便寫寫東西。我一直都只用手寫。這么說或許有些傲慢，但我更偏愛這種已經(jīng)流傳了百年的、傳統(tǒng)而非機械化的書寫方式。我身體內(nèi)住著的那個退步已久的繪畫藝術家，真的很享受涂鴉文字所帶來的樂趣。

我最喜歡的就是寫作的私密性，這也是我從來不參加集體文學活動的原因。只要可以拒絕，我都會選擇遠離各種采訪，雖然從過往記錄來看，實際情況并非如此。有時候，通常是在夜里，我真希望自己從未接受過任何采訪。首先，你虛構(gòu)了自己，接著你又相信了虛構(gòu)的這個自己。這可是個與擁有自知之明互不相容的過程。

在進行研究之旅的時候，某種程度上，我因為現(xiàn)實生活中的另一個名字而得到保護。在旅館簽名時，完全不用擔心是否有人認出了我的名字：可是，沒有人認出來的時候，我又擔憂地苦想這是為什么。當我想從對方那里取材，不得不老實交代自己的身份時，結(jié)果也各種各樣。有的人會拒絕再次信任我，但有的人接下來會莫名其妙地把我捧到情報組織頭頭的位置，即便我反駁說自己只做過最低階的情報工作，他的回應卻是令人感到無可奈何的“你當然會這么說，不是嗎？”。然后，他會不斷地說些我不想要、不能用，或是聽過也不記得的“知心話”，只不過是誤以為我可以把這些話傳達給“我們都知道是誰”的某個人。這種既嚴肅又詼諧的困境，我遇到過好幾次。

但是，在過去的五十年里，被我這樣炮轟式詢問的可憐人們——從制藥企業(yè)的中層行政主管到銀行職員、傭兵，以及身份各樣、程度不同的間諜——大多數(shù)都對我表現(xiàn)出了寬容和慷慨。這其中最為寬容慷慨的，莫過于戰(zhàn)地記者和海外特派記者了，他們保護了寄居在他們翅膀之下的小說家，相信他擁有著他其實從來都不曾有過的勇氣，還允許他貼身相伴。

如果沒有大衛(wèi)·格靈威的忠告和陪伴，我簡直難以想象自己是如何開啟在東南亞與中東的短暫訪問的。格靈威是被《時代周刊》《華盛頓郵報》與《波士頓郵報》多次授予勛章的東南亞特派記者。膽怯的新手想搭上他這輛馬車簡直是天方夜譚。一九七五年一個下雪的早晨，他坐在這座農(nóng)舍的餐桌前吃早飯，享受著暫時離開前線的片刻休息。這時，他接到華盛頓辦公室打來的電話，說被圍攻的金邊[25]馬上就要淪陷在紅色高棉手中。我們這座山村沒有馬路可以下山，只能先搭乘小火車去轉(zhuǎn)乘較大的火車，接著再轉(zhuǎn)搭更大的火車，從那里轉(zhuǎn)去蘇黎世機場。轉(zhuǎn)瞬之間，他就從一身阿爾卑斯度假裝扮換成了戰(zhàn)地記者的粗布衣衫和老舊絨面鞋，與他的妻女吻別，迅速下山前往火車站。我則拿著他的護照，一路小跑，緊跟在他的后面。

格靈威之所以會如此出名，是因為他是最后一位降落在被圍攻的美國駐金邊大使館屋頂?shù)拿绹浾?。一九八一年，我在連接約旦與約旦西岸的阿倫比橋[26]患了痢疾，格靈威粗暴地帶著我穿過等待通關的大批煩躁不安的旅客，憑借著純粹的意志力一番交涉，使我們順利通過檢查站，成功送我過了橋。

重讀曾經(jīng)描寫過的一些片段時，我意識到，不知是因為過于以自我為中心，還是為了使故事情節(jié)更加鮮明，我刻意省去了當時也在場的其他一些人物。

我想起和蘇聯(lián)物理學家，同時是政治犯的安德烈·薩哈羅夫[27]與他的夫人葉蓮娜·邦納[28]在餐館里的談話。餐館位于當時還叫列寧格勒的那個城市里。我們處于人權(quán)觀察組織的保護之下，他們派了三名成員和我們坐在一桌，一起忍受來自克格勃的幼稚干擾。他們派了一隊人馬假扮成攝影記者，在我們附近轉(zhuǎn)圈游蕩，他們拿著那種老式的、帶有鎂光燈的攝像機，不停對著我們的臉開閃光。我由衷希望，當天參加這場聚會的其他一些人也會在別的地方，留下他們自己對這具有歷史性意義的一天的記錄。

我回想起了尼古拉斯·艾略特[29]，他是雙面間諜金·菲爾比[30]多年的好友兼同事。他在我倫敦家中的客廳里高視闊步，手托一杯白蘭地。我還記起，我的妻子當時也在場，坐在我對面的扶手椅上，和我一樣被他迷住了。

直到我寫至此處，才記起那天晚上，艾略特帶了他的妻子伊麗莎白來吃晚餐，同時還有一位我們都很喜愛的伊朗客人。這位客人講一口近乎完美的英語，僅有小小一點，甚至可以說是得體的語言缺陷。當我們這位伊朗客人離開之后，伊麗莎白轉(zhuǎn)向尼古拉斯，眼神發(fā)亮，非常興奮地說道：

“你有沒有注意到他的口吃，親愛的？就和金一樣！”

關于我的父親龍尼的冗長篇章將會放在本書的后面，而不是開頭的章節(jié)里。因為我不想讓他像他自己所期望的那樣，強行躋身上游。盡管我花了大量時間去為他苦惱，不過他仍舊像我母親一樣，是個謎團。除特別注明外，書中所有故事都是嶄新的。如有必要，我也會改變一下名字。因為雖然故事的主角們或許已經(jīng)離世，不過其后人和繼承人們可能并不能理解其中的玩笑意味?？傊覈L試整齊有序地、以各種不同主題進行分類的方式來梳理自己的人生道路，盡管并不是按照時間順序進行的編年紀事，不過這倒更像是生命本身行進的路線：越走越寬，直到進入毫無連貫性存在的狀態(tài)。有些故事則干脆變成了它們留存在我腦海中的樣子：獨立存在，足以支撐它們自身，不與我意識中的任何明確指向相關聯(lián)，僅僅講述它們于我本身的意義。它們使我警惕、恐懼或是感動，讓我在半夜驚醒，使我哈哈大笑。

隨著時間流逝，我所描述的某些經(jīng)歷，在重讀的時候，會使我的眼睛仿佛“當場”[31]捕捉到了一小段歷史。我想，年紀較大的人應該都會有這樣的感受。通篇重讀，從鬧劇到悲劇，又從悲劇到鬧劇，我覺得也許多少有些不可靠吧，卻不能確定這是為什么?？赡茏屛矣X得不可靠的正是我自己的人生。不過，事到如今，想要對此做些什么也已經(jīng)太遲了。

* * *

有許多事情我從來都不愿意寫，每個人的人生中都會有這樣的事情。我先后有過兩位非常忠誠且摯愛的妻子，對她們，我有無限的感謝，也有很多的歉意。我一直都不是個模范丈夫和模范父親，對于表現(xiàn)成那樣也不感興趣。愛對于我而言，來得太晚了，是在很多次失誤之后才到來的。我沒有給我的四個兒子提供良好的道德教育。關于我在英國情報機構(gòu)的工作（當然主要都是在德國執(zhí)行），我也不希望再添加額外的說法，畢竟，已經(jīng)有其他某些人在其他某些地方發(fā)表過并不準確的報道了。一方面是因為我對自己曾服務過的機構(gòu)還保留著老派的忠誠態(tài)度，另一方面則是由于我已經(jīng)向愿意同我合作的男士和女士們做過保證。我們之間達成的共識是，這一保密承諾沒有任何具體的期限，將會一直延續(xù)到他們的兒女及后代。我們所從事的工作既不驚險，也不戲劇化，但對于這些簽了約定的人們而言，卻牽涉到痛苦的、觸及靈魂深處的反省過程。無論這些人此刻是否健在，保密的承諾依舊不變。

間諜的工作，自我出生以來，就對我有著極大的吸引力，我想，這就像是大海之于福雷斯特[32]，或者印度之于保羅·斯科特[33]。我在曾經(jīng)熟知的秘密世界之外，試圖為我們所居住的這個更為寬廣的世界創(chuàng)造一個大劇場。這個想法最初源自想象，然后尋求實體，接著再次回到了想象，最后便來到我此刻就座的書桌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