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詩文，寓物托諷，庶幾流傳上達(dá)”

——“東坡烏臺詩案”新論

南京大學(xué) 鞏本棟

對于發(fā)生在北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的那樁著名的“東坡烏臺詩案”，學(xué)界已有較多的研究積累。^a然今日重勘此案，細(xì)味其詩，似仍有問題值得進(jìn)一步思考和認(rèn)識。以蘇軾這樣的大文學(xué)家而遭受如此嚴(yán)酷的文字獄，歷來論者多為其鳴不平，這當(dāng)然可以理解，因為人們熱愛東坡。然而，平心而論，在這些被作為東坡諷刺新法證據(jù)的詩歌中，雖有一些是無中生有、捕風(fēng)捉影，以此加罪于東坡，不免冤屈。但其中多數(shù)的作品意在諷諫卻也是事實，而且東坡自己對此也并不諱言。多年以后（元祐三年，1088），東坡回憶起此事，就說道：“昔先帝召臣上殿，訪問古今，勅臣今后遇事即言。其后臣屢論事，未蒙施行，乃復(fù)作為詩文，寓物托諷，庶幾流傳上達(dá)，感悟圣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誹謗，臣遂得罪。然猶有近似者，以諷諫為誹謗也?！?sup>a意思很明白，他是在相關(guān)政見未得到朝廷重視的情況下，才又創(chuàng)作詩文，用比興寄托的方式來諷諫朝政，希望能得到皇帝的關(guān)注的。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認(rèn)為他誹謗朝政，并以此追究罪責(zé)，雖然是把“諷諫”誣蔑為“誹謗”，也并不是完全無中生有。如果我們要全面考察“烏臺詩案”，那么東坡的這個話，不應(yīng)忽略。它是我們認(rèn)識這些作品的出發(fā)點。

一 “吾窮本坐詩”：“東坡烏臺詩案”的來龍去脈

東坡“烏臺詩案”的始末雖大致清楚，然有些細(xì)節(jié)似還應(yīng)補(bǔ)充。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東坡考取進(jìn)士，嘉祐六年（1061），又通過賢良方正能言極諫科的考試，授官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通判。在進(jìn)入仕途后的最初幾年中，應(yīng)該說東坡還是很順利的。然而從熙寧二年（1069）始，情況有所變化。宋神宗是一個很想有所作為的皇帝，他繼位后任用王安石為相，主持變法革新。東坡與王安石政見不合。道不同不相為謀，便要求到外地去做官，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和湖州任通判或知州。他每到一處，都十分關(guān)心百姓疾苦，多方興利除弊，希望有所作為。在杭州，他率領(lǐng)軍民疏浚西湖，興修水利。在徐州，開采煤礦，抗洪救災(zāi)。在密州，抗旱滅蟲，救民于厄難。他的這種身先士卒、敢于任事的精神和作風(fēng)，深受百姓愛戴。在地方官任上，東坡既能體察民情，對王安石變法實行過程中出現(xiàn)的問題，也就看得比較清楚。像涉嫌朝廷放貸的青苗法、與民爭利的食鹽專賣法、鼓勵人告密的手實法等等，東坡都極為反感，于是便作詩對新法實行過程中存在的弊端進(jìn)行批評和諷諫。

最先把東坡作詩諷刺新法舉報給朝廷的，是他的朋友沈括。^b沈括在中國歷史上是著名的科學(xué)家。他是杭州人，晚年寓居鎮(zhèn)江，他的《夢溪筆談》是一部很了不起的科學(xué)著作。但是，他的為人太過嚴(yán)苛。熙寧六年（1073），沈括以檢正中書刑房公事的身份到浙江巡查新法實行的情況。沈括去了以后，問到東坡最近有何詩作，東坡就把一些詩作謄錄了送給沈括。沈括回去將東坡的詩稿細(xì)看了一遍，便隨手把里面批評新法的詩句一一挑出來，貼上標(biāo)簽，上交神宗，說這都是誹謗朝政的，應(yīng)嚴(yán)加處理。這就為東坡后來的被捕遭查，埋下了禍根。^a沈括是個書呆子，他曾笑話杜甫的《古柏行》詩“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兩句，說“四十圍，乃是徑七尺，無乃太細(xì)長乎”^b。可見是不太懂詩的。

元豐二年（1079）七月初，負(fù)責(zé)監(jiān)察百官的御史臺的官員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迎合神宗之意^c，接連上章彈劾東坡。彈劾的導(dǎo)火索是他們對東坡四月上任湖州知州時上表中的兩句話“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jìn)；老不生事，或能牧養(yǎng)小民”極不滿意。認(rèn)為東坡是攻擊朝政，反對新法。個中最刺痛神宗和新黨一派神經(jīng)的，是“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jìn)”一句。“愚不適時”是不滿新法，不滿朝廷，宋神宗即位后最大的新政就是變法，東坡現(xiàn)在卻把自己放到了與其對立的位置上，神宗自然不悅。而“難以追陪新進(jìn)”，又與在位的朝廷大臣構(gòu)成了尖銳的對立。自熙寧二年（1069）宋神宗任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設(shè)三司條例司，推行新法，到元豐二年，時間已過去了十年，反對新法的雖非東坡一人，但像東坡這樣，始終明確反對新法、與新派對立而且還忍不住要說的則并不多見。^d這讓神宗及新派人物都大為惱火。故李定等人認(rèn)為要嚴(yán)加懲處。加之李定等人為政作風(fēng)原就近于酷吏，于是，一場政治厄難的發(fā)生勢在難免了。為了達(dá)到其目的，李定等人事先搜集東坡的詩集，四處網(wǎng)羅東坡與他人往來的詩文和證據(jù)，只要與東坡有過文字交往的，幾乎都不放過，更不用說與東坡有著多方面來往的王詵、王鞏等人了。他們確乎不僅僅是要懲罰東坡，而且是想借此機(jī)會對所有不滿新法的人作一次嚴(yán)厲的清算。^e黨爭的色彩導(dǎo)致了事件處理的偏激，也影響了后來的整個審查過程。一得到神宗的許可，他們就派遣悍吏星夜趕赴湖州，抓捕東坡。當(dāng)時情景極為可怕，據(jù)當(dāng)時在場的代理知州祖無頗對東坡被捕時情景的回憶，是“頃刻之間拉一太守如驅(qū)犬雞”^a。東坡自己后來也寫道，當(dāng)時李定等“選差悍吏皇甫遵將帶吏卒就湖州追攝，如捕盜賊。臣即與妻子訣別，留書與弟轍處置后事。自期必死。過揚(yáng)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監(jiān)守不果。到獄即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獄，有所約敕，故獄吏不敢別加非橫”^b。他們抓住東坡的一些詩文，大作文章，斷章取義，無限上綱，說他反對新政，對抗朝廷，說他對皇帝不恭不敬，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在獄中的連續(xù)數(shù)月的嚴(yán)詞逼供，使東坡的身心受到極大的摧殘。^c

一位才華橫溢、坦誠正直、積極有為、享譽(yù)朝野的士大夫，竟然因為作詩而被殺害，無論從哪個角度說都難以令人接受。以言治罪，既不符合自古以來儒家傳統(tǒng)的詩教，也不符合宋朝立國以仁義治天下的祖宗家法，更不符合人之常情常理。所以，與東坡被捕同時，朝野上下的一些敢言之士站出來為東坡說話的不在少數(shù)，其中既有范鎮(zhèn)、張方平這些舊黨中的人士，也有像吳充、王安禮、章惇等這樣的新黨人物，東坡的弟弟蘇子由上書表示愿削職為民以保兄長的性命，已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也出來替東坡說情，說：“豈有圣世而殺才士者乎？”^d太皇太后曹氏也建議神宗放了東坡。幾經(jīng)周折，東坡遂以“謗訕朝政及中外臣僚”之罪結(jié)案，降兩官，貶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tuán)練副使，本州島安置，不得簽書公事，以戴罪之身，即日押出國門。其他凡與東坡有往來詩文者，也受到不同的處分。鬧得沸沸揚(yáng)揚(yáng)的“烏臺詩案”，到此了結(jié)。

然而，對“烏臺詩案”中所涉的作品究應(yīng)如何認(rèn)識和解讀，卻歷來論說紛紜。問題的焦點不在于這些作品中是否有譏諷，而在于怎樣看待這種譏諷，即是“諷諫”還是“誹謗”？其實，諷諫與誹謗也只在善、惡一念之間。若是出于對國家社稷的前途與命運(yùn)的憂心，自是諷諫；若出于個人或少數(shù)人的私利，則可視為誹謗。東坡自然屬于前者。

二 “坐觀不救亦何心”：《烏臺詩案》所反映的對百姓疾苦的同情

曾給東坡帶來禍患的詩文，卻引起了當(dāng)時和后來許多士人的興趣，流傳很廣，包括當(dāng)時御史們搜羅上交的《元豐續(xù)添蘇學(xué)士錢塘集》中的作品和獄中審訊東坡的卷宗，都基本保存下來了。南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卷四十二至四十五收了《烏臺詩案》中的許多作品，算是節(jié)錄本。周紫芝見過一種名為《詩讞》的刻本。他說：“予前后所見數(shù)本，雖大概相類，而首尾詳略多不同。今日趙居士攜當(dāng)涂儲大夫家所藏以示予，比昔所見加詳，蓋善本也?！?sup>a周必大《二老堂詩話》中也記載有“當(dāng)時所供詩案，今已印行，所謂《烏臺詩案》是也”^b。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一“小說家類”則著錄有：“《烏臺詩話》十三卷，蜀人朋九萬錄東坡下御史獄公案，附以初舉發(fā)章疏及謫官后表章、書啟、詩詞等?！?sup>c蔡正孫《詩林廣記》后集卷四亦有所載。至清，又有李調(diào)元《函海》本《烏臺詩案》。張鑒的《眉山詩案廣證》^d，搜羅材料更為豐富。另，《烏臺詩案》亦有《叢書集成》初編本等。這都為我們今天研究“烏臺詩案”提供了最基本的文獻(xiàn)。

東坡因作詩系獄冤枉不冤枉呢？確有被冤枉的一面。

熙寧五年（1072），東坡在杭州作過兩首詠檜詩，即《王復(fù)秀才所居雙檜二首》。第二首寫道：“凜然相對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此詩《烏臺詩案》未錄，然據(jù)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后集卷三十記載：“東坡在御史獄。獄吏問曰：‘根到九泉云云，有無譏諷？’答曰：‘王安石詩：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雌洹洱埲率吩姡┐她埵且?。獄吏為之一笑?！焙髞頄|坡被貶黃州后，仍有人以此詩句誣陷他。王鞏《聞見近錄》載：“王和甫嘗言，蘇子瞻在黃州，上數(shù)欲用之。王禹玉輒曰：‘軾嘗有此心?！┯邢U龍知’之句。陛下龍飛在天，而不敬，乃反欲求蟄龍乎？’（略）上曰：‘自古稱龍者多矣，如荀氏八龍，孔明臥龍，豈人君也？’”^a連宋神宗都不以為然的事，居然仍有大臣把它作為東坡對皇帝不敬的把柄，豈不冤枉。

熙寧六年八月，東坡在杭州觀潮，寫下了一組絕句，其中第四首寫道：“吳兒生長狎濤淵，冒利輕生不自憐。東海若知明主意，應(yīng)教斥鹵變桑田。”詩后有東坡的自注：“是時新有旨禁弄潮?！币驗楫?dāng)時屢有邀一時之名，或貪圖獎賞的年輕人因弄潮而淹死的事情發(fā)生，所以皇帝有旨禁止弄潮。東坡的這后兩句詩正是為此而發(fā)的。他用《神仙傳》中麻姑自“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為桑田”的話，意思是說，東海若知朝廷有此旨意，可能就把東海變?yōu)樯Ｌ锪?，弄潮之風(fēng)俗方能根除。這與皇帝的旨意是完全一致的。然監(jiān)察御史里行舒亶卻說這兩句是諷刺農(nóng)田水利法的（在審查中，這種對詩意的理解是“再勘方招”，可見非東坡本意）。傳說農(nóng)田水利法實行之后，便有人向王安石建議，梁山水泊，方圓數(shù)百里，若能將泊中水放掉，便可得良田數(shù)千畝。安石問，哪里能容得下這么多水呢。劉貢父說，此事容易，只需在梁山泊之旁開鑿一個同樣大小的水池即可。安石大笑。^b這當(dāng)然是諷刺王安石的。舒亶可能是聯(lián)想到了此事，于是認(rèn)為東坡的詩也是諷刺新法的，這也是冤枉。

這一年初冬，大概杭州的天氣較暖，一寺院中有數(shù)朵牡丹花開放。知州陳襄作四絕句，東坡亦和作四首。第一首說：“一朵妖紅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閑花得少休。”^c審查中御史認(rèn)為，“化工”是指朝廷大臣，此詩便是諷刺大臣屢變新法，令小民不得安閑。其實第二首詩中就有“漏泄春光私一物，此心未信出天工”的句子，意思是說，這幾朵牡丹花的開放，不過是偶然現(xiàn)象，不太可能是天工造化的結(jié)果。否定了上一首“化工只欲呈新巧”的聯(lián)想，哪里是諷刺朝廷大臣呢？

然不必諱言，除去上述幾首詩，其余則多含諷刺。據(jù)宋人朋九萬所編的《烏臺詩案》，自熙寧二年至元豐二年，東坡詩文中被御史們列為攻擊朝政直接罪證的作品，大約詩歌五十首，文十馀篇。就其主要內(nèi)容看，所涉無非兩類：一是批評新法，二是諷刺朝臣。對于御史們的指責(zé)，前面已談到，東坡并不完全否認(rèn)，他所不能認(rèn)同者，“以諷諫為誹謗”也。所以，我們既不必糾結(jié)于東坡是否曾批評新法、諷刺朝臣，也無須刻意為東坡辯護(hù)。但東坡的批評既然是出于善意，那么，這些作品中雖有對新法、對朝中臣僚尖銳的批評和辛辣的諷刺，然從中我們可以更多地感受到的，卻是他對下層百姓的同情和對國家社稷的命運(yùn)與前途的那份責(zé)任感與憂患意識，是他對儒家士大夫志節(jié)的堅守和自我心態(tài)的調(diào)整，以及對讒佞、矯激等不良士風(fēng)的糾正。這也許是我們今天重新審視東坡《烏臺詩案》所尤應(yīng)關(guān)注的吧。

最初，蘇軾在詩中所表達(dá)的，只是一種對朝廷新政的不滿，是忠言直諫卻不被采納的牢騷和憤懣，并無具體的批評和指責(zé)。像他在《送錢藻出守婺州得英字》所寫：“吾君方急賢，日旰坐邇英。黃金招樂毅，白璧賜虞卿。子不少自貶，陳義空崢嶸。古稱為郡樂，漸恐煩敲搒。臨分敢不盡，醉語醒還驚?！?sup>a意謂方今正是用人之際，你為何要出守外任呢？何況既是遠(yuǎn)出為郡，那就將不免鞭笞催督百姓，哪有什么樂趣可言。這里當(dāng)然對新法有微辭，然也只是在表達(dá)一種隱隱的擔(dān)憂而已。他對新派的批評，也并不具體。比如他說：“但苦世論隘，聒耳如蜩蟬?！?sup>b說：“異趣不兩立，譬如王孫猿。”^c說：“士方在田里，自比渭與莘。出試乃大謬，芻狗難重陳?！?sup>d主要還是一種對新進(jìn)之士的反感。

待到熙寧四年（1071）到任杭州之后，蘇軾開始觸及新法實行過程中存在的一些具體問題，他的批評也變得具體、尖銳起來。雖然他在赴杭任的路上剛說過：“我詩雖云拙，心平聲韻和。年來煩惱盡，古井無由波。”^e“作詩聊遣意，老大慵譏諷?！?sup>f然以蘇軾之性格，“我褊類中散，子通真巨源”^g，面對新法實行中出現(xiàn)的弊端和給百姓帶來的痛苦，他是不會視而不見的。比如他在初至杭州所作的《李杞寺丞見和前篇復(fù)用元韻答之》中便說道：

獸在藪，魚在湖，一入池檻歸期無。誤隨弓旌落塵土，坐使鞭棰環(huán)呻呼。追胥連保罪及孥（自注：近屢獲鹽賊，皆坐同保徙其家），百日愁嘆一日娛。白云舊有終老約，朱綬豈合山人紆。人生何者非蘧廬，故山鶴怨秋猿孤。何時自駕塵車去，掃除白發(fā)煩菖蒲。麻鞋短后隨獵夫，射弋狐兔供朝晡。陶潛自作五柳傳，潘閬畫入三峰圖。吾年凜凜今幾余，知非不去慚衛(wèi)蘧。歲荒無術(shù)歸亡逋，鵠則易畫虎難摹。^a

這里當(dāng)然有對鹽法、保甲等新政的不滿，但詩人不肯鞭棰督責(zé)，追捕鹽販，收坐同保，甚至想棄官歸去，他所“愁嘆”的，還在下層百姓的疾苦。

再如《山村五絕》：

竹籬茅屋趁溪斜，春入山村處處花。無象太平還有象，孤煙起處是人家。

細(xì)雨蒙蒙雞犬聲，有生何處不安生。但令黃犢無人佩，布谷何勞也勸耕。

老翁七十自腰鐮，慚愧春山筍蕨甜。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

杖藜裹飯去匆匆，過眼青錢轉(zhuǎn)手空。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qiáng)半在城中。

竊祿忘歸我自羞，豐年底事汝憂愁。不須更待飛鳶墮，方念平生馬少游。^b

這是一首組詩，五首詩是一個整體，自不應(yīng)斷章取義。第一首反用唐牛僧孺“太平無象”的話，寫出山村平安寧靜的自然和生活景象。期盼天下太平，是詩人的美好愿望，也是整首組詩情感抒發(fā)的基調(diào)和前提。第二、三兩首詩都被指為諷刺鹽法。北宋鹽業(yè)專營，本就是朝廷的一大宗進(jìn)項。為了保持官營的絕對壟斷性，官府禁止私鹽，販鹽者有時便武裝押運(yùn)，以抵抗官府。而食鹽官賣，銷售層層加碼，價格上漲，且流通渠道不暢，反使偏遠(yuǎn)地方的百姓無鹽可食。故前一首用西漢龔遂事，說但能鹽法寬平，令人不至于帶刀帶槍地去販私鹽，而是賣刀買犢，從事農(nóng)耕，哪里還需要派人勸農(nóng)呢。后一首中“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兩句，是更直接地批評鹽法。東坡說，哪里是百姓聽高雅的音樂聽得入迷，連吃東西都分不出什么味道來了呢，分明是幾個月沒鹽吃了。詩中所表現(xiàn)的，是東坡對山村百姓貧困生活的同情，他希望朝廷能改變目前的做法。第四首中“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qiáng)半在城中”兩句，當(dāng)然也是對青苗法的批評。因為青苗法的施行，雖本意或能給農(nóng)民提供一些小額貸款，幫助生產(chǎn)，但實行過程中官府卻只想著賺錢，在一些農(nóng)家子弟到城里借貸或交稅的時候，故意搞些娛樂活動，吸引農(nóng)民消費，把錢花掉，根本起不到幫助生產(chǎn)的作用，等到秋天還得再連本加利地還給官府。所以東坡在詩中諷刺青苗法的實行，不過是讓常常在城里游逛的農(nóng)家子弟落一個說話口音也像城里人罷了。這也是希望朝廷能糾正新法實行中的弊端。至于第五首詩，雖然有些牢騷，但詩人所憂心的，決不只是一己的進(jìn)退，而是國家能否真正太平，農(nóng)民能否安居樂業(yè)，與第一首詩正相照應(yīng)。

又如，熙寧十年（1077），東坡時在徐州知州任，京東提點刑獄李清臣因天旱去沂山求雨有應(yīng)，作詩送與東坡，東坡和作一首，題曰《和李邦直沂山祈雨有應(yīng)》：

高田生黃埃，下田生蒼耳，蒼耳亦已無，更問麥有幾。蛟龍睡足亦解慚，二麥枯時雨如洗。不知雨從何處來，但聞呂梁百步聲如雷。試上城南望城北，際天菽粟青成堆。饑火燒腸作牛吼，不知待得秋成否？半年不雨坐龍慵，共怨天公不怨龍。今朝一雨聊自贖，龍神社鬼各言功。無功日盜太倉谷，嗟我與龍同此責(zé)。勸農(nóng)使者不汝容，因君作詩先自劾。^a

在這首詩中，龍神被御史們指為大臣，“半年不雨坐龍慵”，是責(zé)備朝臣不作為。其實，詩人憂心的是“高田生黃?！薄案鼏桘溣袔住焙汀梆嚮馃c作牛吼，不知待得秋成否”，他要責(zé)備的是自己無能為力。

還比如《次韻劉貢父李公擇見寄二首》：

白發(fā)相望兩故人，眼看時事幾番新。曲無和者應(yīng)思郢，論少卑之且借秦。歲惡詩人無好語（自注：公擇來詩皆道吳中饑苦之事），夜長鰥守向誰親（自注：貢父近喪妻）。少思多睡無如我，鼻息雷鳴撼四鄰。

何人勸我此間來，弦管生衣甑有埃。綠蟻濡唇無百斛，蝗蟲撲面巳三回。磨刀入谷追窮寇，灑涕循城拾棄孩。為郡鮮歡君莫嘆，猶勝塵土走章臺。^a這里雖也有對花樣翻新的變法的諷剌，但詩人更關(guān)注的還是朋友詩中所寫到的“吳中饑苦之事”；雖也有對朝廷削減公使錢過度的不滿，然令詩人痛心的還是蝗災(zāi)、干旱和棄嬰隨處可見的凄慘景象。這不能不令人想到詩人此前和賈收的那首《吳中田婦嘆》：“今年粳稻熟苦遲，庶見霜風(fēng)來幾時。霜風(fēng)來時雨如瀉，杷頭出菌鐮生衣。眼枯淚盡雨不盡，忍見黃穗臥青泥。茅苫一月隴上宿，天晴獲稻隨車歸。汗流肩赪載入市，價賤乞與如糟粞。賣牛納稅拆屋炊，慮淺不及明年饑。官今要錢不要米，西北萬里招羌兒。龔黃滿朝人更苦，不如卻作河伯婦?！?sup>b兩首詩對讀，無疑更能見出東坡的悲憫情懷。其憂慮之深、諷刺之辛辣、筆觸之尖銳，更甚于他作。

這首詩竟然逃過了御史們的審查，我們真應(yīng)當(dāng)替東坡慶幸。

即使并非寫農(nóng)村題材的作品，東坡也總是時時表現(xiàn)出對下層百姓的同情。比如東坡的那首《戲子由》：

宛丘先生長如丘，宛丘學(xué)舍小如舟。常時低頭誦經(jīng)史，忽然欠伸屋打頭。斜風(fēng)吹帷雨注面，先生不愧旁人羞。任從飽死笑方朔，肯為雨立求秦優(yōu)。眼前勃蹊何足道，處置六鑿須天游。讀書萬巻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shù)。勸農(nóng)冠蓋鬧如云，送老虀鹽甘似蜜。門前萬事不掛眼，頭雖長低氣不屈。余杭別駕無功勞，畫堂五丈容旗旄。重樓跨空雨聲遠(yuǎn)，屋多人少風(fēng)騷騷。平生所慚今不恥，坐對疲氓更鞭棰。道逢陽虎呼與言，心知其非口諾唯。居高志下真何益，氣節(jié)消縮今無幾。文章小伎安足程，先生別駕舊齊名。如今衰老俱無用，付與時人分重輕。^c

這首詩被御史們指責(zé)頗多。首先是對科舉試律令的批評。北宋與唐代一樣，進(jìn)士科舉考試是考詩賦。王安石變法，改以經(jīng)義、策論取士，不擅經(jīng)義策論的，考律令、《刑統(tǒng)》、判案也可以入仕。舉子們讀書的范圍越來越小，越來越功利，當(dāng)然不好，所以東坡作詩諷刺，慨嘆不讀書就能做官，讀書多的反不如讀書少的仕途得意。其次是對朝中新進(jìn)的鄙視。因為無論是對志“氣不屈”的子由的稱揚(yáng)，還是對自己“氣節(jié)消縮”的自嘲，都是以侏儒、優(yōu)旃或陽虎等為參照的。然這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詩中對朝廷派遣官員四處察訪的譏諷，是以不忍“坐對疲氓更鞭棰”為前提的，在字里行間流露出的，仍是對下層百姓的同情。其他像“疲民尚作魚尾赤，數(shù)罟未除吾顙泚。”^a“居官不任事，蕭散羨長卿。胡不歸去來，滯留愧淵明。鹽事星火急，誰能恤農(nóng)耕。薨薨曉鼓動，萬指羅溝坑。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纓。人如鴨與豬，投泥相濺驚。下馬荒堤上，四顧但湖泓。線路不容足，又與牛羊爭。歸田雖賤辱，豈失泥中行。寄語故山友，慎毋厭藜羮。”^b雖然是“督役”者的身份，但當(dāng)詩人完全混跡于泥濘中的勞役人群的時候， 早已是“人如鴨與豬”，詩人的感情與百姓似乎更接近了，他的反對開鑿運(yùn)鹽河耽誤農(nóng)事，與其說是從政治上所作的判斷，倒不如說是從其切身的體驗出發(fā)為百姓做出的呼喊。

三 “不可與合，又不可以容”：《烏臺詩案》所反映的蘇軾心態(tài)

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制度歷來都是以人治為特色的，所以，每一時代的人們總是期盼著圣賢的出現(xiàn)，而當(dāng)社會政治矛盾比較尖銳的時候，人們的目光自然也會集中到人事問題上。蘇軾不滿新法，也不滿朝廷新進(jìn)之人。他既不愿依附權(quán)臣新貴，也不肯屈己從人，那種矛盾復(fù)雜的心態(tài)，最是能反映出黨爭背景下士人進(jìn)退維谷的尷尬狀況。他在詩歌中對新黨之士進(jìn)行諷刺，實際上也正是他自己內(nèi)心矛盾的自我開釋與寬慰。只是這些諷刺有時過于辛辣，便不免得罪者多，這也成了他之所以被御史們特別嫉恨的重要原因之一。

熙寧六年（1073），東坡在杭州任上時曾作《次韻答章傳道見贈》一首。詩曰：

并生天地宇，同閱古今宙。視下則有高，無前孰為后。達(dá)人千鈞弩，一弛難再彀。下士沐猴冠，已系猶跳驟。欲將駒過隙，坐待石穿溜。君看漢唐主，宮殿悲麥秀。而況彼區(qū)區(qū)，何異壹醉富。鶢鶋非所養(yǎng)，俯仰眩金奏。髑髏有余樂，不博南面后。嗟我昔少年，守道貧非疚。自從出求仕，役物恐見囿。馬融既依梁，班固亦事竇。效顰豈不欲，頑質(zhì)謝鐫鏤。仄聞長者言，婞直非養(yǎng)壽。唾面慎勿拭，出胯當(dāng)俯就。居然成懶廢，敢復(fù)齒豪右。子如照海珠，網(wǎng)目疏見漏。宏材乏近用，巧舞困短袖。坐令傾國容，臨老見邂逅。吾衰信久矣，書絕十年舊。門前可羅雀，感子煩屢叩。愿言歌緇衣，子粲還予授。^a詩中“馬融既依梁，班固亦事竇。效顰豈不欲，頑質(zhì)謝鐫鏤”數(shù)句，是被御史們拈出作為東坡攻擊大臣的重點證據(jù)的材料。東坡在供狀中解釋道：“所引梁冀、竇憲，并是后漢時人，因時君不明，遂躋顯位，驕暴竊威福用事，而馬融、班固二人皆儒者，并依托之。軾詆毀當(dāng)時執(zhí)政大臣，我不能效班固、馬融茍容依附也?！?sup>b這里當(dāng)然有牢騷，有不平，但同時又是詩人自我心態(tài)的調(diào)整和袒露，不完全是要去詆毀別人。詩中先以老莊泯高下、混智愚、齊生死、一古今的思想為說，然后談到自己出仕前尚能守此自然之道，而出仕后就不免為外物所役了。在現(xiàn)實生活中，詩人的應(yīng)對方式是既不欲隨波逐流，依附權(quán)貴，也不愿婞直強(qiáng)項，觸其逆鱗。所以，也就只剩忍辱退避的“懶廢”一途了。這種情形正反映了北宋黨爭背景之下士人的可悲心態(tài)。

《烏臺詩案》中還有一首被御史們作為重要證據(jù)的詩，即《徑山道中次韻答周長官兼贈蘇寺丞》：

年來戰(zhàn)紛華，漸覺夫子勝。欲求五畝宅，灑掃樂清凈。學(xué)道恨日淺，問禪慚聽瑩。聊為山水行，遂此麋鹿性。獨游吾未果，覓伴誰復(fù)聽。吾宗古遺直，窮達(dá)付前定。餔糟醉方熟，灑面呼不醒。奈何效燕蝠，屢欲爭晨暝。不如從我游，高論發(fā)犀柄。溪南渡橫木，山寺稱小徑（自注：太平寺俗號小徑山）。幽尋自茲始，歸路微月映。南望功臣山，云外盤飛磴。三更渡錦水，再宿留石鏡。緬懷周與李，能作洛生詠。明朝三子至，詩律嚴(yán)號令?；@輿置紙筆，得句輕千乘。玲瓏苦奇秀，名實巧相稱。九仙更幽絕，笑語千山應(yīng)。空巖側(cè)破甕，飛溜灑浮磬。山前見虎跡，候吏鐃鼔競。我生本艱奇，塵土滿釜甑。山禽與野獸，知我久蹭蹬。笑謂候吏還，遇虎我有命。徑山雖云遠(yuǎn)，行李稍可并。頗訝王子猷，忽起山陰興。但報菊花

開，吾當(dāng)理歸榜。^a

這首詩也寫于熙寧六年。詩中“奈何效燕蝠，屢欲爭晨暝”兩句，原有本事。東坡此年曾到杭州所轄諸縣例行巡查，快到臨安縣時，縣令蘇舜舉前來迎接。蘇舜舉本是與東坡同年的進(jìn)士，十分熟悉。一見面自然無話不說。蘇舜舉便與東坡講了自己前些天去州府卻被“貓頭鷹”押回的事。東坡笑問其故，蘇舜舉說，我草擬了一個不同人戶免役錢交納的計算條例，上呈州府，結(jié)果大家都不以為然，轉(zhuǎn)運(yùn)副使王庭老反倒著人將我趕出城來。東坡又問這“貓頭鷹”的稱呼從何而來。舜舉說，我聽過一個小故事。燕子以日出為早晨，日落為夜晚，蝙蝠則相反，以日落為早晨，以日出為夜晚。二鳥爭執(zhí)不下，便去找鳳凰評理。半路遇到一鳥，此鳥告訴燕子說，你們不用去了，今天鳳凰休假了，都是貓頭鷹代理事務(wù)。蘇舜舉用這個故事諷刺王庭老等不辨事理，東坡也就把它寫到了詩里。御史們因此便認(rèn)為東坡是諷刺朝廷大臣，甚而上綱至“指斥乘輿”，則遠(yuǎn)離事實了。詩中固有對奉行新法者的不滿，然詩人選擇的仍是退避。在這首招游詩中，他起筆就說自己近年安貧樂道之心漸漸勝過了馳逐名利之欲，所以才會有此山水之行。眾人皆醉，你蘇舜舉又何必去與他們爭競個晨昏呢，倒不如隨我去作山林之游的好。其心態(tài)的低沉消極令人可悲。

《烏臺詩案》中對新進(jìn)之士的諷刺，常是通過比興寄托的方式進(jìn)行的。如《次韻黃魯直見贈古風(fēng)二首》：

嘉谷臥風(fēng)雨，稂莠登我場。陳前漫方丈，玉食慘無光。大哉天宇間，美惡更臭香。君看五六月，飛蚊殷回廊。茲時不少假，俯仰霜葉黃。期君蟠桃枝，千歲終一嘗。顧我如苦李，全生依路傍。紛紛不足慍，悄悄徒自傷。^b

此詩“以譏今之小人勝君子，如莨莠之奪嘉谷也”，又“言君子小人進(jìn)退有時，如夏月蚊虻縱橫，至秋月息。比庭堅于蟠桃，進(jìn)必遲；自比苦李，以無用全生”。^c雖不免過于坐實，然御史們的解讀倒也能切中要害，道出其比興之義。詩末說：“顧我如苦李，全生依路傍。紛紛不足慍，悄悄徒自傷?！毙膽B(tài)抑郁、低沉，可以想見。

再如《和錢安道寄惠建茶》：

我官于南今幾時，嘗盡溪茶與山茗。胸中似記故人面，口不能言心自省。為君細(xì)說我未暇，試評其略差可聽。建溪所產(chǎn)雖不同，一一天與君子性。森然可愛不可慢，骨清肉膩和且正。雪花雨腳何足道，啜過始知真味永。縱復(fù)苦硬終可錄，汲黯少戇寬饒猛。草茶無賴空有名，高者妖邪次頑獷。體輕雖復(fù)強(qiáng)浮泛，性滯偏工嘔酸冷。其間絕品豈不佳，張禹縱賢非骨鯁?？ㄓ?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9/16/18405930148184.png" />不易致，道路幽險隔云嶺。誰知使者來自西，開緘磊落收百餅。嗅香嚼味本非別，透紙自覺光炯炯。粃糠團(tuán)鳳友小龍，奴隸日注臣雙井。收藏愛惜待佳客，不敢包裹鉆權(quán)倖。此詩有味君勿傳，空使時人怒生癭。^a

建茶以比君子，草茶則是小人。君子“森然可愛”，小人則“體輕浮而性滯泥”，“乍得權(quán)用，不知上下之分，若不諂媚妖邪，即須頑獷狠劣”。^b雖用比興，卻界限清楚，一揚(yáng)一抑，褒貶分明，諷刺辛辣。所以他也有些擔(dān)心，“此詩有味君勿傳，空使時人怒生癭”。忍不了要說，又不欲人傳，在黨爭情勢下的矛盾心態(tài)是真實的。

《烏臺詩案》中也有較直接地抨擊那些道貌岸然的利祿之徒的，像《和劉道原寄張師民》所寫的：“仁義大捷經(jīng)，詩書一旅亭。相夸綬若若，猶誦麥青青。腐鼠何勞嚇，高鴻本自冥。顛狂不用喚，酒盡漸須醒?！?sup>c自然屬之。然東坡對此所表達(dá)的，也不過是不愿與之為伍，待其酒盡而醒罷了。而《烏臺詩案》中更常見的，還是“獨鶴不須驚夜旦”，“敢向清時怨不容”式的自潔自怨^d（《和劉道原見寄》），是“君不見阮嗣宗臧否不掛口。莫夸舌在齒牙牢，是中惟可飲醇酒。讀書不用多，作詩不須工，海邊無事日日醉，夢魂不到蓬萊宮”式的自嘲、自毀和自解。^e幽怨、無奈，其心態(tài)也十分復(fù)雜。

熙豐年間，當(dāng)大多數(shù)詩人的創(chuàng)作都盡量避開新法、新政等敏感話題的時候，東坡卻選擇了勇敢地面對。唐人杜甫“逢祿山之亂，流離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dāng)時號為‘詩史’”。^a東坡以其對國家社稷的責(zé)任感和憂患感、以其坦誠正直的品格和辛辣的詩筆，真實地反映了熙豐變法這一重大的政治和社會題材，反映了熙豐新法實行的實際狀況和實行過程中存在的弊端，取得了獨特的成就，因而也同樣具有“詩史”的意味。熙、豐時期，是東坡詩歌創(chuàng)作發(fā)展的重要階段，《烏臺詩案》中的作品，是蘇詩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四 “人間便覺無清氣”：“烏臺詩案”的政治影響和文學(xué)接受

如果說《烏臺詩案》中的詩作有重要的文學(xué)史意義的話，那么，作為政治事件的“烏臺詩案”，則幾乎少有可取。

“烏臺詩案”是一個政治事件，是北宋黨爭背景下的產(chǎn)物?？鬃釉唬骸靶∽雍文獙W(xué)夫《詩》?！对姟罚梢耘d，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yuǎn)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sup>b在詩歌中諷剌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丑惡現(xiàn)象，反映現(xiàn)實，以補(bǔ)察時政，原是詩歌創(chuàng)作的重要政治功能，是自《詩經(jīng)》以來的中國古代詩歌創(chuàng)作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是很正常的。然而，在北宋新舊兩派的思想政治斗爭中，東坡在詩歌中對新法的一些正常的批評，卻被上綱上線，深文周納，成了他反對新法、攻擊朝廷大臣的罪證。圍繞新法的爭競與以新法為界限的政治派別的對立，二者糾纏在一起，不但險些將東坡置于死地，而且株連了一大批與東坡有交往的士大夫。王詵被追兩官、勒停。蘇轍貶監(jiān)筠州（今江西高安）鹽酒稅，王鞏貶監(jiān)賓州鹽酒務(wù)，張方平、司馬光等以下二十二人分別罰銅三十或二十斤，章傅等四十七人則免予處分。自宋初太祖即立碑太廟，立約盟誓，“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c。然東坡竟因作詩批評新法而被拘禁審查，幾乎喪命，且連累多人?！白孀诩曳ā睆拇吮黄茐?，因政治態(tài)度不同引發(fā)出政治派別的對立，新舊兩黨的界限由此而分明，兩黨之間的恩怨也愈發(fā)加深，宋神宗與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皆難辭其咎。元豐八年（1085），隨著神宗皇帝的去世，宣仁皇后高氏垂簾聽政，司馬光等舊派執(zhí)政，盡廢新法，章惇等新黨中人也一一被排斥外任。觀元祐初舊黨人士頻頻上書抨擊新黨，亦絕不留情，必欲盡逐之可知。待到哲宗紹圣親政，新黨重又上臺，倡言紹述，政治翻覆，變本加厲，新黨以更加嚴(yán)厲的手段打擊舊黨，新舊黨爭終不可解。

“烏臺詩案”的出現(xiàn)，也不只是在政治上產(chǎn)生了很多負(fù)面的影響，在文學(xué)史上也開啟了一個詩歌諷諭傳統(tǒng)被踐踏、文學(xué)創(chuàng)作可以被橫加干涉、無端打擊的先例?！盀跖_詩案”過去僅十年，在北宋政壇上就出現(xiàn)了第二次“烏臺詩案”——“車蓋亭詩案”，只是這次的主角換成了新黨中的蔡確。元祐四年（1089）四月，知漢陽軍吳處厚箋釋鄧州知州蔡確詩《夏中登車蓋亭絕句十首》上呈，以為其中有五篇詞涉譏訕，“而二篇譏訕尤甚，上及君親，非所宜言，實大不恭”^a。緊接著諫官吳安詩、劉安世、梁燾等亦接連上疏，要求嚴(yán)懲蔡確。這簡直與東坡“烏臺詩案”時的情形完全相同。且看吳處厚的兩篇箋疏：

矯矯名臣郝甑山，忠言直節(jié)上元間。釣臺蕪沒知何處，嘆息思公俯碧灣。（蔡確《夏中登車蓋亭絕句十首》其七）

“右此一篇譏謗朝廷，情理切害，臣今箋釋之。按唐郝處俊封甑山公，上元初曾仕高宗。時高宗多疾，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徳。然帝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謫見于天，下降災(zāi)于人。昔魏文帝著令，不許皇后臨朝，今陛下奈何欲身傳位天后乎？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應(yīng)謹(jǐn)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宜持國與人，以喪厥家?！墒鞘戮?。臣竊以太皇太后垂簾聽政，盡用仁宗朝章獻(xiàn)明肅皇太后故事。而主上奉事太母，莫非盡極孝道；太母保圣躬，莫非盡極慈愛，不似前朝荒亂之政。而蔡確謫守安州，便懷怨恨，公肆譏謗，形于篇什。處今之世，思古之人，不思于它，而思處俊，此其意何也？借曰處俊安陸人，故思之，然《安陸圖經(jīng)》，更有古跡可思，而獨思處俊。又尋訪處俊釣臺，再三嘆息，此其情可見也。臣嘗讀《詩·邶風(fēng)·綠衣》，衛(wèi)莊姜嫉州吁之母上僭，其卒章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屨咧^此思古之圣人制禮者，使妻妾貴賤有序，故得我之心也。今確之思處俊，微意如此?！?/p>

喧豗六月浩無津，行見沙洲束兩濱。如帶溪流何足道，沉沉滄海會揚(yáng)塵。（《夏中登車蓋亭絕句十首》其十）

“今聞得安州城下有涢河，每六七月大雨，即河水暴漲，若無津涯；不數(shù)日晴明，即涸而成洲。故確因此托意，言此小河之漲溢能得幾時，滄海會有揚(yáng)塵時。又‘滄海揚(yáng)塵’，事出葛洪《神仙傳》。此乃時運(yùn)之大變，尋常詩中多不敢即使，不知確在遷謫中，因觀涢河暴漲暴涸，吟詩托意如何？”^a

其捕風(fēng)捉影，曲意比附，上綱上線，與“東坡烏臺詩案”中御史們的做法相比，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車蓋亭詩案”過去兩年，東坡再次遭到誣陷。早在元豐八年（1085），東坡被批準(zhǔn)退居常州，曾作七絕一首，本意在歌吟豐年，而對朝政絕無惡意。詩曰：“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不料六年以后，卻被御史中丞趙君錫、殿中待御史賈易拈出，作為神宗皇帝去世不久，東坡暗自慶幸的罪證，加以彈劾。其做法與“車蓋亭詩案”如出一轍，牽合比附，令人齒冷。^b

不過，作為政治事件的“烏臺詩案”和這一事件的特殊產(chǎn)物《烏臺詩案》，在文學(xué)史上也有其特別的意義。作為政治事件，它深刻影響了東坡的人生道路和文學(xué)創(chuàng)作發(fā)展（關(guān)于這一方面，學(xué)界多有論述，此處且略）；作為記錄這一事件的“詩案”，其中雖有穿鑿附會，無限上綱的成分，但畢竟“猶有近似者”。這就在某種程度上為我們了解這些作品提供了一些基本的背景材料，客觀上有助于我們理解東坡詩歌創(chuàng)作的內(nèi)容和發(fā)展。東坡的狀詞，在后人看來，似乎就如同東坡詩中的自注，甚至等同于東坡自撰的一部自道創(chuàng)作“本事”和解讀詩意的“詩話”，于是其文學(xué)和文獻(xiàn)價值大為上升，至于這部“詩話”產(chǎn)生的御史們嚴(yán)辭逼供的背景，卻逐漸淡化了。

南宋初趙次公的《東坡先生詩注》便時稱“先生詩話”，施元之、顧禧《注東坡先生詩》引《烏臺詩案》，更是徑作《烏臺詩話》。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一“小說家類”著錄此書，亦作《烏臺詩話》。既是詩話，為注家所引就很正常了。南宋的蘇詩注本、選本，像趙次公《東坡先生詩注》、王十朋《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施元之、顧禧《注東坡先生詩》等注本，凡注東坡熙豐年間的相關(guān)詩作，便多引《烏臺詩案》。^a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二論蘇詩，就中即節(jié)選《烏臺詩案》。蔡正孫《詩林廣記》后集卷四選蘇詩，亦節(jié)錄《烏臺詩案》。更不用說后世的各種蘇詩注本、選本了（如《唐宋詩醇》《宋詩紀(jì)事》等）。他們幾乎都不約而同地接受了《東坡烏臺詩案》中對蘇詩的解讀，因為他們認(rèn)為這是詩人的夫子自道。

有些作品，若非《烏臺詩案》客觀上為后人解讀蘇詩提供了重要的“本事”和文獻(xiàn)數(shù)據(jù)，則后人難解。如《送杭州杜戚陳三掾罷官歸鄉(xiāng)》：

秋風(fēng)摵摵鳴枯蓼，船閣荒村夜悄悄。正當(dāng)逐客斷腸時，君獨歌呼醉連曉。老夫平生齊得喪，尚戀微官失輕矯。君今憔悴歸無食，五斗未可秋毫小。君今失意能幾時，月啖蝦蟆行復(fù)皎。殺人無驗中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徇時所得無幾何，隨手巳遭憂患繞。期君正似種宿麥，忍饑待食明年麨。^b

《烏臺詩案》詳載此詩創(chuàng)作緣由。熙寧五年（1073），杭州裴姓家女孩墜井而亡，時裴家女傭夏沉香在井旁洗衣，裴家告至官府。州曹掾杜子房等三人判夏氏杖二十。次年，本路提刑陳睦以為不當(dāng)，命秀州通判張若濟(jì)重審此案。張殺夏氏，三曹掾被罷官。東坡以為張若濟(jì)判案過于嚴(yán)苛，因作此詩。詩中“殺人無驗中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兩句下，趙次公注就說得很明白。他說：“平時讀此詩未痛解，及觀先生《詩案》而后釋然。蓋杭州錄事參軍杜子房、司戶陳珪、司理戚秉道，各為承受勘夏香事，本路提刑陳睦舉駁，差張若濟(jì)重勘上件，三員官因此沖替。‘月啖蝦蟆行復(fù)皎’，言陳睦、張若濟(jì)蒙蔽朝廷?！畾⑷藷o驗中不快’，《詩案》作‘終不決’。意者欲致夏香以死罪，而杜、陳、戚三掾不敢以死處之，則殺人為無憑驗，終不決也?！?sup>c不但以詩案中材料得解詩意，且以詩案校訂了原文。若非有夫子自道，則終是難解。

其他如《次韻周開祖長官見寄》中寫道：

俯仰東西閱數(shù)州，老于岐路豈伶優(yōu)。初聞父老推謝令，旋見兒童迎細(xì)侯。政拙年年祈水旱，民勞處處避嘲謳。河吞巨野那容塞，盜入蒙山不易搜。仕道固應(yīng)慚孔孟，扶顛未可責(zé)由求。漸謀田舎猶懷祿，未脫風(fēng)濤且傍洲。惘惘可憐真喪狗，時時相觸是虛舟。朅來震澤都如夢，只有苕溪可倚樓。（略）^a

《東坡烏臺詩案》東坡供狀曰：“‘政拙年年祈水旱，民勞處處避嘲謳。河吞巨野那容塞，盜入蒙山不易搜。事道固應(yīng)慚孔孟，扶顛未可責(zé)由求?！嗽娮匝赃w徙數(shù)州，未蒙朝廷擢用，老于道路，并所至遇水旱、盜賊，夫役數(shù)起，民蒙其害。以譏諷朝廷政事闕失，并新法不便之所致也。‘事道固因慚孔孟，扶顛未可責(zé)由求’，以言已仕而道不行，則非事道也。故有慚于孔孟?？鬃迂?zé)由求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嵵^顛仆也。意以譏諷朝廷大臣不能扶正其顛仆?！?sup>b若無《烏臺詩案》所存案卷，詩意亦恐終嫌模糊不清。

另如《和劉道原寄張師民》《次韻答邦直、子由》《送錢藻知婺州》《送蔡冠卿知饒州》等等，沒有《烏臺詩案》提供的材料，其詩意亦未必易解，也是很顯然的。

總之，東坡因作詩批評新法，譏刺新黨，至被糾彈抓捕，雖有冤枉，但也事出有因，所謂“以諷諫為誹謗也”。我們今天重讀這些詩作，重要的不是要為東坡辯護(hù)，而是應(yīng)客觀分析，既指出其諷諫朝政、不滿新黨的一面，更應(yīng)看到在上述諷諫、抨擊背后所蘊(yùn)含和反映的，一位正直的儒家士大夫?qū)ο聦影傩盏耐楹忘h爭背景之下其自身矛盾復(fù)雜的心態(tài)?！稏|坡烏臺詩案》在東坡詩歌的創(chuàng)作歷程和宋詩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時也在客觀上為后人解讀東坡詩歌提供了相關(guān)的“本事”，具有重要的文獻(xiàn)價值和文學(xué)意義。

a 近三四十年以來，研究成果頗多，像王水照先生的《蘇軾的政治態(tài)度和政治詩》（文載《文學(xué)評論》1978年第3期，又收入其《蘇軾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版）、陶道恕先生的《“烏臺詩案”新勘》（文載《文學(xué)遺產(chǎn)增刊》第14輯，1982年）、劉德重先生的《關(guān)于蘇軾“烏臺詩案”的幾種刊本》（載《上海大學(xué)學(xué)報》2002年第6期）、內(nèi)山精也先生的《東坡烏臺詩案流傳考——圍繞北宋末至南宋初士大夫間的蘇軾文藝作品收集熱》《“東坡烏臺詩案”考——北宋后期士大夫社會中的文學(xué)與傳媒》（載其所撰《傳媒與真相——蘇軾及其周圍士大夫的文學(xu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莫礪鋒先生的《漫話東坡》第七章《烏臺詩案》（鳳凰出版社2008年版）、李裕民先生的《烏臺詩案新探》（載《宋代文化研究》第17輯，2009年）、美國學(xué)者蔡涵墨教授的《1079年的詩歌與政治：蘇軾烏臺詩案新論》《烏臺詩案的審訊：宋代法律施行之個案》（載《中國古典文學(xué)研究的新視鏡——晚近北美漢學(xué)論文選譯》，卞東波編譯，安徽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等，從不同角度對“烏臺詩案”事件及作品作了論述，皆可參閱。

a 張志烈、馬德富、周裕鍇：《蘇軾全集校注·蘇軾文集校注》（以下再引簡稱《蘇軾文集校注》《蘇軾詩集校注》等）卷二十九《乞郡札子》，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216頁。

b 李裕民先生認(rèn)為此事不可能是沈括所為（參其《烏臺詩案新探》），然我們?nèi)哉J(rèn)為事出有因。

a 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三百一，元豐二年十二月庚申引王铚《元祐補(bǔ)錄》。

b 沈括：《夢溪筆談》卷二十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62冊，臺灣商務(wù)印書館1986年版，第 833頁。

c 李裕民：《烏臺詩案新探》。

d 司馬光是始終反對新法的，但退居洛陽后便不再發(fā)聲，故東坡寄詩有“撫掌笑先生，年來效喑啞”（《寄題司馬君實獨樂園》）之句。

e 有學(xué)者認(rèn)為，此案的動機(jī)“還有一種可能，這個案子在某種意義上是想通過敲打王詵，最終指向宣仁圣烈皇后”，“她贊同舊黨的政治態(tài)度是眾所周知的”（蔡涵墨：《1079年的詩歌與政治：蘇軾烏臺詩案新論》，載《中國古典文學(xué)研究的新視鏡——晚近北美漢學(xué)論文選譯》，卞東波編譯，第163頁）?？梢詤⒖肌?/span>

a 孔平仲：《談苑》卷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37冊，第 122頁。

b 《蘇軾文集校注》卷三十二《杭州召還乞郡狀》，第3375頁。

c 蘇頌：《蘇魏公集》卷十《元豐己未三院東閣作》十四首其五“卻憐比戶吳興守，詬辱通宵不忍聞”句下自注：“時蘇子瞻自湖守追赴臺劾，嘗為歌詩，有非所宜言。頗聞鑴詰之語?！痹谶@種情況下，東坡自覺難以逃過此劫，曾寫下了兩首絕命之詩。詩曰：“圣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jié)來生未了因。”（《獄中寄子由二首》其一） “柏臺霜氣夜凄凄，風(fēng)動瑯珰月向低。夢繞云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歲神游定何處，桐鄉(xiāng)知葬浙江西?！保ā丢z中寄子由二首》其二）與蘇轍和妻兒告別，令人不忍卒讀。

d 周紫芝：《太倉稊米集》卷四十九《讀〈詩讞〉》，《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41冊，第346—347頁。

a 《太倉稊米集》卷四十九《讀〈詩讞〉》，第347頁。

b 周必大：《二老堂詩話》，何文煥《歷代詩話》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667頁。

c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30頁。

d 清光緒十年（1884）江蘇書局刊本。

a 王鞏：《聞見近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37冊，第207頁。

b 參王辟之《澠水燕談錄》卷十等。

c 《蘇軾詩集校注》卷五《和述古冬日牡丹四首》其一。

a 《蘇軾詩集校注》卷六，第494頁。

b 《蘇軾詩集校注》卷六《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第498頁。

c 《蘇軾詩集校注》卷六《廣陵會三同舍各以其字為韻仍邀同賦·孫巨源》，第601頁。

d 《蘇軾詩集校注》卷六《廣陵會三同舍各以其字為韻仍邀同賦·劉莘老》，第604頁。

e 《蘇軾詩集校注》卷六《出都來陳所乘船上有題小詩八首不知何人有感于余心者聊為和之》其八，第541頁。

f 《蘇軾詩集校注》卷六《廣陵會三同舍各以其字為韻仍邀同賦·劉貢父》，第598頁。

g 《蘇軾詩集校注》卷六《廣陵會三同舍各以其字為韻仍邀同賦·孫巨源》，第601頁。

a 《蘇軾詩集校注》卷七，第631—632頁。

b 《蘇軾詩集校注》卷九，第867—870頁。

a 《蘇軾詩集校注》卷十五，第1503頁。

a 《蘇軾詩集校注》卷十三，第 1304—1306頁。

b 《蘇軾詩集校注》卷八，第804頁。

c 《蘇軾詩集校注》卷七，第642—643頁。

a 《蘇軾詩集校注》卷十七《次韻潛師放魚》，第1837頁。

b 《蘇軾詩集校注》卷八《湯村開運(yùn)鹽河雨中督役》，第766—767頁。

a 《蘇軾詩集校注》卷九，第833—834頁。

b 朋九萬：《東坡烏臺詩案》“次韻章傅”條，《叢書集成》初編本，商務(wù)印書館1939年版。

a 《蘇軾詩集校注》卷十，第992—993頁。

b 《蘇軾詩集校注》卷十六，第1773頁。

c 《東坡烏臺詩案》“和黃庭堅古韻”條。

a 《蘇軾詩集校注》卷十一，第1051—1052頁。

b 《東坡烏臺詩案》 “謝錢顗送茶”條。

c 《蘇軾詩集校注》卷七，第662頁。

d 《蘇軾詩集校注》卷七，第657頁。

e 《蘇軾詩集校注》卷六《送劉攽倅海陵》，第505頁。

a 孟棨：《本事詩·高逸》，丁福保：《歷代詩話續(xù)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5頁。

b 《論語·陽貨》，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78頁。

c 陸游：《避暑漫抄》，陶宗儀：《說郛》卷三十九上，《四庫全書》本。

a 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四百二十五，元祐四年四月壬子，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0270頁。

a 《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四百二十五，元祐四年四月壬子，第10270—10273頁。

b 參《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四百六十三元祐六年八月、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上所載。

a 施、顧注蘇詩引《烏臺詩案》的篇目、數(shù)量、異同等具體情況，可參見李曉黎：《百家注和施顧注中的〈烏臺詩案〉》，載《西南交通大學(xué)學(xué)報》2016年第2期。

b 《蘇軾詩集校注》卷十，第1017頁。

c 王十朋：《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二十，《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潘氏藏宋務(wù)本堂刊本。

a 《蘇軾詩集校注》卷十九，第2050頁。

b 《東坡烏臺詩案》“寄周邠諸詩”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