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中國文學史上，《楚辭》是繼《詩經(jīng)》而起的詩歌發(fā)展中的又一個高潮。尤其是它的代表作者，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屈原，更在中國人民心中留有不可磨滅的印象。而作為他的斗爭實錄，由他的丹心碧血所凝結(jié)而成的一系列光輝辭作，則不僅在文學史上產(chǎn)生了衣被百代的深遠影響；而且其中所表現(xiàn)的詩人屈原的精神氣質(zhì)也已深入到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tǒng)之中，對我們的民族性格、民族心態(tài)的形成與發(fā)展都起過不可忽視的作用。因此我們認為，在當前振興中華的偉大進程中，讓更多的人了解屈原及其光輝辭作是很有意義的事情。

“楚辭”這個名詞，最早見于漢代司馬遷的《史記·酷吏列傳》，它本來是一種詩體的名稱。這種詩體和它以前的《詩經(jīng)》相比頗有不同。例如《詩經(jīng)》以四字句為典型句式，句中節(jié)奏為“二二”；楚辭的典型句式則有六字與五字兩種（語氣詞“兮”除外），句中為“三三”、“三二”節(jié)奏。又如語氣詞“兮”，在《詩經(jīng)》雖已出現(xiàn)，但數(shù)量不多；而楚辭運用“兮”卻是有規(guī)律的，因而成了語言形式的一個顯著特征。再如楚辭有濃郁的地方色彩，這也和經(jīng)過周王朝樂官統(tǒng)一加工的《詩經(jīng)》有所不同。宋人黃伯思說：“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詞。”（《東觀馀論·校定楚詞序》）這不但較為全面地指出了楚辭的地方色彩，而且說明楚辭的得名還是與它的地方色彩有關(guān)的。

楚辭這種詩體本來是在民間產(chǎn)生的。雖然最初的情況已失傳無考，但早在公元前六世紀中葉，楚國就出現(xiàn)了從越人土語翻譯成楚辭形式的《越人歌》（見《說苑·善說》篇）。稍后數(shù)十年，又出現(xiàn)了同為楚辭形式的《孺子歌》（見《孟子·離婁下》）。再有就是《楚辭》中的《九歌》，一般研究者都認為它本是楚國的民間祭歌，后來才由屈原作了修改和加工。根據(jù)祭歌的傳承具有穩(wěn)定性這一點來推想，原來的《九歌》很可能曾經(jīng)流傳了相當長的時間。由此可見，楚辭這種詩體在楚國民間早已形成，流行的范圍也相當廣泛。偉大的詩人屈原就是在學習楚國民歌的基礎(chǔ)上，接受并發(fā)展了這一新的詩體，寫出了一系列光輝的辭作。而在屈原之后，楚國又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皆好辭而以賦見稱”（《史記·屈原列傳》）。到了漢代，賈誼等人繼續(xù)以楚辭這種詩體來寫作。在這種情況下，“楚辭”一詞又成為屈原以下一些作者所作詩歌的名稱。

屈原等人所作的楚辭，本為單篇流傳。到西漢末年劉向編校群書，把屈原、宋玉、賈誼、淮南小山、東方朔、莊忌、王褒諸人所作的楚辭，加上他自己的一篇《九嘆》，編成一集。于是，《楚辭》便成為一部書的專名。后來，東漢王逸給劉向所編的《楚辭》作注，并加進他自己寫的一篇《九思》，并命名全書為《楚辭章句》，這就是現(xiàn)在所能見到的最早的《楚辭》注本。漢代以后，給《楚辭》作注的人很多，其中最有影響的注本是南宋洪興祖的《楚辭補注》和朱熹的《楚辭集注》。楚辭之所以得到流傳，并為人們所深刻了解，是與各個時代的注釋研究工作分不開的。

下面著重說說偉大詩人屈原的情況。

屈原名平，字原，是戰(zhàn)國時代楚王室的遠房宗族。他出生在公元前353年（即楚宣王十七年，周顯王十六年）^[1]。根據(jù)《史記·屈原列傳》及其它有關(guān)材料的記載，屈原是一個很有才能的人，他“博聞強志，明于治亂，嫻于辭令”。在楚懷王時期，他擔任過左徒和三閭大夫兩項官職。三閭大夫掌管五族三姓（昭、屈、景）之事，屈原在這個職位上曾努力栽培王族子弟，希望他們成為優(yōu)秀人才，為國效力。當他任職左徒時，更受到楚懷王的重用，“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yīng)對諸侯，王甚任之”。所以屈原很想利用這些條件來實現(xiàn)他的遠大政治理想，即首先是使楚國富強壯大，最終達到統(tǒng)一全中國的目的。

在屈原的心目中，全中國無論從疆域上、歷史上、文化上來說，都是一個統(tǒng)一的整體。所以當他為了給楚國探尋正確的治國之道而總結(jié)前人的經(jīng)驗教訓時，就很自然地著眼于整個中國的歷史。例如他談到夏、商、周三代開國之君任用眾賢，談到唐堯、虞舜遵道得路；也談到夏啟王康娛自縱，羿與寒浞亂流鮮終，夏桀、商紂捷徑窘步。當他遭到讒害而要求公正裁決時，便想象去向虞舜陳詞。當他極端孤立而尋求伴侶時，便想象去結(jié)交宓妃、簡狄和二姚。當他假設(shè)要離開楚國故宇時，也是在想象中周游全中國的大地與太空（以上均見《離騷》）。這些都說明屈原是充分自覺地意識到自己是一個中國人；中國終于要重新恢復統(tǒng)一，并出現(xiàn)唐虞三代那樣的盛世，這也正是屈原所一心向往的遠大目標。

但是屈原又是生活在戰(zhàn)國時代的楚國，并且還與楚王朝有著宗族關(guān)系。所以，他很自然地認為：為了實現(xiàn)結(jié)束分裂戰(zhàn)亂，統(tǒng)一全中國的遠大理想，就必須首先使楚國富強起來。同時，屈原又清楚地認識到：為了使楚國富強壯大，就必須在內(nèi)政上進行巨大的變革，即實行法治以改變舊貴族“背法度而心治”的局面，舉賢授能以破除腐朽的世襲制度。同時在外交上則要運用聯(lián)齊抗秦的策略，以對付秦國遠交近攻、逐個擊破的方針。為此，屈原在內(nèi)外兩方面都進行了艱巨激烈的斗爭。

《史記·屈原列傳》說楚懷王讓屈原制訂“憲令”，還沒有定稿，代表舊貴族勢力的上官大夫就想把它奪過來。屈原不答應(yīng)，上官大夫就向懷王進讒，屈原因此遭到懷王的疏遠。這是一場重大的政治斗爭在史書上留下的影子。雖然我們現(xiàn)在已經(jīng)不能看到“憲令”的內(nèi)容，但從后來屈原所寫的一系列辭作中卻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所強烈堅持的兩項主要原則就是實行法治和舉賢授能，這也就是在楚國變革舊的政治法律以適應(yīng)當時已在全中國范圍內(nèi)出現(xiàn)的經(jīng)濟制度的變化（即由奴隸制轉(zhuǎn)變?yōu)榉饨ㄖ疲?。然而實行法治和舉賢授能勢必大大觸犯舊貴族集團的利益，所以“制憲奪稿”實際上并非屈原與上官大夫個人之間的斗爭，而是楚國新、舊兩派政治勢力進行搏斗的一種表現(xiàn)。正因為這樣，屈原才遭到整個舊貴族勢力的排擠與打擊，終于失去了楚懷王的信任。盡管屈原進行了堅韌頑強的斗爭，但他所遭受的卻只有越來越嚴重的迫害。

在外交方面，屈原聯(lián)齊抗秦的主張也一再受到挫折。楚懷王十六年，秦國派張儀至楚，離間楚國與齊國的關(guān)系。懷王受張儀的欺騙而與齊國絕交。后來當他發(fā)現(xiàn)受騙時又出兵攻秦，結(jié)果一再大??；齊國又不來救援，其它諸國也乘機攻楚，使楚國陷于困境。雖然這中間懷王曾命屈原使齊，恢復了齊楚邦交，但總的說來楚國此時兵挫地削，國勢已受到嚴重的打擊。

正是在內(nèi)政、外交兩方面都遭到挫折的情況下，大概在楚懷王二十四、二十五年之間，屈原從楚國的政治中心郢都（今湖北省江陵縣）被謫貶到漢北（今湖北省襄陽市一帶）。又大約在屈原外放于漢北之前，他創(chuàng)作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政治抒情詩《離騷》。在《離騷》中，屈原懷著強烈的感情敘寫了他的理想和斗爭、探索與追求，以及怎樣遭到讒害而陷于極端孤立的處境?！峨x騷》對楚國的政治現(xiàn)實特別是腐朽的舊貴族勢力進行了尖銳的揭露，而對廣大楚國人的命運則表現(xiàn)了深刻的關(guān)心與同情。作者為了堅持自己的進步理想和高尚節(jié)操，一再表示無論遭受多大的打擊與迫害也決不調(diào)和妥協(xié)，同流合污。他在痛苦思索各種出路的過程中，也曾想到離開楚國，到別處去尋求明君，施展抱負。這在戰(zhàn)國時代本來是相當普遍的事情；然而作為一個堅強純貞的愛國者，屈原最終還是寧死而不愿離開故國。在《離騷》最后屈原明確聲稱：“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所以不久他便離開郢都，往漢北去了。

屈原在謫居漢北期間，曾寫了一篇感人至深的辭作，就是收在《九章》中的《抽思》?！冻樗肌吩谧肥龀淹跖c屈原說定要實行變革，后來又改變方針；以及屈原反復進諫，懷王拒絕不采納等方面，都和《離騷》所說的一致。但屈原此時已經(jīng)遠居漢北，因此對郢都的思念便成為極其強烈的感情：初夏的夜本來是短的，但詩人卻覺得從天黑到天明猶如經(jīng)年。他思念郢都，卻只能在夢中頻頻探顧。他又描述自己的靈魂在楚國原野尋覓路途，依著月亮和星星指引的方向馳往郢都。屈原在其辭作中，曾不止一次寫到夢中的活動，以加強思想的表述和情感的抒發(fā)。《抽思》所刻畫的夢境最為深刻而感人，它突出表現(xiàn)了詩人對郢都的強烈思念，而這主要就因為那里正進行著關(guān)系到楚國命運的重大斗爭。

屈原在漢北并沒有呆很長時間。因為據(jù)《史記·屈原列傳》所記，在楚懷王三十年，秦昭王約楚懷王會于武關(guān)時，屈原已經(jīng)在朝了。他勸懷王不要到武關(guān)去，因為“秦虎狼之國不可信”。然而懷王的幼子子蘭卻力勸懷王赴會，以免失掉秦國的歡心。結(jié)果懷王前去赴會，卻被秦國扣留拘禁，三年之后終于死在秦國。楚頃襄王即位后，子蘭反而當上了令尹（宰相），就在他的讒害下，屈原被放逐到楚國的江南地區(qū)，此后便再也沒有返回郢都。

屈原被放江南，在《九章》的《哀郢》、《涉江》等篇中有清楚的記述。多數(shù)研究者認為《哀郢》作于頃襄王二十一年，這年秦將白起攻破郢都，楚王朝遷于陳城（今河南省淮陽縣）。此時屈原被放已有九年，他既因久放不返而極其愁苦，又深感故都破滅的悲痛，因此才聲淚俱下地寫了這篇《哀郢》。他在篇中痛苦地回憶當年被放離郢的情況，沿著長江、夏水到達現(xiàn)在的武漢地區(qū)，再一直東下直到陵陽（在今安徽省南部青陽縣以南陵陽鎮(zhèn)附近）。他在陵陽呆了九年，當獲悉郢都被秦軍攻陷時，不能不為之心碎；嚴重的國難更加深了他對故都的思念，也觸發(fā)了長期被放逐的悲憤。在整個《哀郢》中，屈原對腐朽的舊貴族勢力作了極其尖銳有力的揭露，而對國家人民以至楚國的山川風物則傾注了深刻的眷戀之情。

《哀郢》之后，屈原又寫了《涉江》，從中可以推測屈原在寫了《哀郢》之后不久即離開陵陽，溯江西上，重新到了今武漢地區(qū)；然后折向西南而行，穿過洞庭，由沅江而至辰陽，再向南入于溆浦（辰陽、溆浦均在今湖南西部沅江中游）。在這個地區(qū)，他是獨處深山，與世隔絕。但從詩中也可以看出，無論處境多么嚴酷，他仍然保持了堅強的斗爭性格，同時也堅信他所為之而斗爭了一生的進步理想，將“與天地同壽”、“與日月同光”。

屈原流放到湘西地區(qū)的深山窮谷之后，本來是無法再遷移了。然而在頃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77年），秦國又攻陷楚國黔中郡（在今湖南省沅陵西），離屈原的放地非常之近。為了不當俘虜，他只得再下沅江，穿過洞庭湖而至湘水流域，最后就在長沙東北的汨羅江投水自殺，以身殉國。在自殺之前，他寫了《懷沙》、《惜往日》兩篇最后的辭作（均見《楚辭·九章》）。《懷沙》一開頭說“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這說明他是在四月間到達長沙附近的。因此，古代民間相傳屈原于五月初五投汨羅江而死，是很有可能的。《懷沙》末尾說“知死不可讓，愿勿愛兮”，可見這一篇的確表現(xiàn)了自殺的決心；但真正的“絕命書”卻是《惜往日》。在《惜往日》中，屈原對他一生的斗爭作了最終的概括，使人清楚地看到他最根本的思想主張，就是出于愛國主義而強烈要求在楚國實行法治，使國家富強起來。在一開始當他得到楚懷王的信任時，這個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是達到了的：“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娭?！比欢捎诔呐f貴族勢力極其強大，他們?yōu)榱俗畲笙薅鹊孬@取私利，是必須堅持“背法度而心治”的。因此雙方的矛盾是不可調(diào)和的；而由于具體歷史條件所形成的力量對比極其懸殊，所以屈原的理想與主張盡管體現(xiàn)了歷史發(fā)展的趨勢，具有進步意義，還是被反動的舊貴族勢力所摧殘以至于扼殺了。這就是屈原戰(zhàn)斗一生的悲劇意義之所在，也是他的詩篇充滿了悲壯之美的原因。這一歷史悲劇之所以是美的，就因為在一次具體的歷史較量中屈原雖然失敗了，但從一個較長的歷史發(fā)展時期來看，屈原的法治主張、愛國主義和統(tǒng)一全中國的理想，卻都有進步意義的，是符合歷史發(fā)展方向的。所以他那戰(zhàn)斗的一生，堅強的性格和壯美的詩篇才長期受到人民群眾的尊敬與喜愛，煥發(fā)出永不磨滅的光彩。

最后，對本書的譯注情況作幾點說明：

（一）本書共譯注《楚辭》十六篇，原文均照《四部備要》排印明代汲古閣本《楚辭補注》過錄。在過錄中對個別字句作了校改，并在注中說明校改的根據(jù)。對于原書中的繁體字、古體字則一律改為通行簡化字。

（二）本書既有譯文，注釋理應(yīng)從簡，但考慮到楚辭中較多長篇，原文與譯文相隔多頁，讀者難以一一對照，所以仍酌增注釋，以便讀者即在當頁讀懂原文。又各篇注釋不避重復，也是為了讀者免于翻檢。

（三）本書的翻譯基本上采用嚴格的直譯。因為在譯者看來，《楚辭》譯成現(xiàn)代漢語，本已不可能保留原來的詩味；加以譯者修養(yǎng)有限，更不敢以自己的“再創(chuàng)作”來替代原作。我們所能做的，只是通過直譯幫助讀者閱讀和欣賞原作。為了做到嚴格的直譯，許多譯句不免啰唆以至于笨拙。全書錯誤不當之處，敬希讀者批評指正。

徐建華

金舒年（北京大學對外漢語教育學院）

[1]關(guān)于屈原的生年，研究者多有歧說，這里采用的是胡念貽說，見其所著《屈原生年新考》，刊《文史》第五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