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認識的黃昆先生

虞麗生

1951年我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那時還在城里沙灘老北大．同年秋天，黃昆先生由英國回到北大任教，時年32歲．他并沒有教我們這個新入學的年級．教我們“普通物理”的是朱光亞先生．那年冬天，朱光亞被調到朝鮮板門店去做翻譯，第二學期就由坐輪椅的薛琴舫先生來教．不過當時物理系師生人數很少，全系學生總數不過60人左右，地方也不大，所以師生們大家都認識．老師們都住在理學院物理實驗室后面的一排平房內．最東頭緊靠著的是光柵室，前面就是電學實驗室．我記得黃昆先生就住在那排房子的中間．這個大型的光柵室是當年物理系最先進的研究設備，是系主任饒毓泰先生設法從國外買的大光柵并親自建立的．當年我少不更事，又生性活潑、好動，上課時還會出出洋相、搗搗亂．除了見到饒先生這樣的老先生有些側足而立的感覺以外，對于像黃昆先生這個年齡只比我大一倍的年輕教授，并沒有任何高山仰止的感覺．再加上1951年冬天開展了“三反”、“五反”思想改造運動，師生混編，我恰好和黃昆先生、張宗燧先生編在一個組里．聽他們的故事、批評和自我批評，更覺得他們和學生非常平等．我口不擇言，會說一些很幼稚的話，常常被黃先生嘲笑、諷刺，但我也渾然不覺，滿不在乎，有時還會反唇相譏．1952年初，黃昆的夫人從英國來北京和他完婚，只在北京飯店住了三天就搬到宿舍來了．我記得我還和幾個同學一起跑到實驗室那里，偷偷去看已經換上寬大的列寧裝的洋新娘．1952年暑假“院系調整”，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燕京大學的物理系合并成北京大學物理系，遷址到燕園．黃昆先生給比我們低一屆的新生講“普通物理”，好評如潮．

我真正做黃昆先生的學生是從1954年開始的．那年黃昆先生給我們這個年級開“固體理論”的大課．我們年級有80名學生，可是慕名而來聽課的人非常多，一百多人的階梯教室擠得滿滿的，還不夠坐，我們只能早早地去占座位．黃先生講課物理概念交代得非常清楚，雖然也是滿篇的公式和推導，但聽的人卻很容易理解，很有些引人入勝的感覺，愈聽愈有意思．1953年半導體晶體管在美國問世，黃昆先生敏銳地看到了這一新興學科對中國建設的重要意義，建議在北大物理系設立半導體的培養(yǎng)方向．1954年物理系第一次分專業(yè)和專門化．我們固體物理專門化又分了三個方向，我被分在半導體物理方向的小組中，共有10人．黃昆先生又和洪朝生、王守武和湯定元共同開設了中國第一門“半導體物理”課程．黃昆先生講的“pn結和晶體管原理”就是對我的半導體物理的啟蒙教育．

1955年我們大學畢業(yè)，半導體物理方向的10人中只有我一個人留在北大做助教．我就去找當時任固體物理教研室主任的黃昆先生．他讓我去排“半導體物理實驗”的課程．當時學生中有一股隱約的風氣，好像物理學得好的學生才能去學理論，那才是深奧的，二等的學生才去做實驗研究．我并不喜歡做理論研究，覺得太枯燥無味．而且也自知理論研究要的那些數學基礎我毫無興趣，沒有這方面的才能．所以他的這一安排正中我的下懷．但是黃昆先生還是給我解釋說，實驗研究對物理發(fā)展是極其重要的；應該是大部分的人去做實驗研究，只有少數人去做理論研究．“半導體專門化實驗”是培養(yǎng)半導體方面學生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記得當時我要排的兩個實驗是霍爾（Hall）效應和光生載流子的壽命．但我那時確實太年輕、幼稚了，毛手毛腳，走起路來像一陣風．由于我的疏忽，曾把當時排實驗用的、國內還沒有的一塊鍺單晶摔成兩截，坐在臺階上哭．黃先生也沒有太責備我，只說要我好好向黃永寶先生學習，說他的實驗做得好，“做實驗學問大著呢”．在其他的場合下，我也聽他多次說過，做實驗很不簡單，不光要動手，還要動腦．做實驗研究要有多方面的知識，要有電子學的知識、光學儀器的知識、機械的知識，甚至還要生活的知識．有一次他還開玩笑說，他自己就是因為手太笨了，總是弄不好才去做理論研究的．當然誰也不會相信他的這句話．記得還有一次，他說起一個故事，當年西南聯合大學的時候，有幾個人做宇宙射線的研究，每天都帶著儀器爬到山上去測量，去等待．他當時就嘲笑他們，說“這能得到什么結果，白白浪費時間”．但是經過他們不懈的努力和耐心，幾個月后還真有了新的結果．他當時具體的敘述已經記不清了，可是他說的那些做實驗研究的精神——要認真，要有耐心，要用“心”去做，永不放棄，卻讓我記了一輩子，受益匪淺，對實驗研究工作愈做愈有興趣．

1956年為加速半導體人才的培養(yǎng)，作為國家的緊急措施，高等教育部決定由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廈門大學和東北人民大學（現在的吉林大學）抽調兩百多名三年級大學生和部分教師在北大舉辦為期兩年的“五校聯合半導體專門化”．黃昆先生是這一措施的主要建言人和主要執(zhí)行者，他擔任了半導體聯合教研室的主任．一切的課程安排（包括實驗課）、人員的組織、實驗研究的方向等等，他都要親自過問．他自己還要開設“固體物理”的課程，并和謝希德先生合開“半導體物理”課程．

1954年時，黃昆先生就提出要請一位半導體實驗方面的蘇聯專家來教研室指導工作．華西里也夫就在同年年底來到了北大．后來發(fā)現，經教育部和外交部層層上報，請的過程不知是哪個環(huán)節(jié)出了毛病，請錯了，華西里也夫他是一位金屬物理專家，于是馬上再補申報請一位半導體實驗方面的蘇聯專家．1956年時，所請的做同位素擴散方面研究的蘇聯專家桑杜洛娃也來到了半導體聯合教研室，我被調去做她的專業(yè)翻譯．黃昆先生對專家的工作極其重視．在確定直接受專家指導的教師名單時，都經過精心挑選，五所學校都安排了有經驗的年輕教師．北大的李克誠1956年畢業(yè)，黃昆先生很看重他的實驗能力，覺得他的頭腦好、手也巧，是個很好的實驗研究人才，把他留在了專家的組里．說老實話，我們都覺得從物理水平和成就來看，黃昆都比桑杜洛娃強得多，桑杜洛娃也很佩服黃昆先生．但黃昆很尊重專家，定期聽取她的意見，關心她組里的研究進展，還常把我叫去問同位素擴散實驗室的建設情況．黃昆先生那時還不到40歲，帶領我們這些二十多歲的隊伍攀登科學高峰，意氣風發(fā)，而且大家都很快樂．我做翻譯工作，和黃先生接觸得也很多．記得有一次我抱怨說，每次請客吃飯，我老吃不飽．我坐在他們中間，專家說的時候我得聽著，然后翻譯給黃先生聽，他回答了，我又得翻給專家聽，看著一桌好菜我卻沒有時間吃．黃先生笑著說：“你吃不飽是你沒本事，人家尹道樂給華西里也夫做翻譯，不但吃得飽，還能吃魚頭呢．”我說：“你怎么一點兒也不憐惜部下，在上海時蘇步青在錦江飯店宴請專家，他看我吃不飽，還叫服務員包了一包點心給我?guī)ё撸呛?，以后我偷工減料，你們說三句我翻一句，反正你們也不知道．”大家哈哈大笑．當然我是不敢偷工減料的．

當時黃昆先生給我的印象是：一個有學問的老師，一個有遠見的學術帶頭人，一個精力充沛、滿腔熱情、要求嚴格和愛說俏皮話的領導．

這個時期的黃昆的工作，可以用“日以繼夜”來形容．他對自己的講課要求又很高，每天備課到深夜．長期的勞累使他一夜之間就掉光了頭發(fā)．那個時期，他的三個兒子還都很幼小．他根本無暇顧家，家里的事都是他的夫人李愛扶做，而李愛扶還要在實驗室上班．1958年他出生才幾個月的可愛的最小的兒子因意外窒息而夭折了．黃昆先生心里也很難過，但絲毫也沒有影響他的工作熱情．此后幾十年我們從來也不敢再提這件事．黃昆先生為培養(yǎng)這批中國半導體事業(yè)的棟梁之才確實是耗去了他的大量的心血．這兩百多人很快都成了中國半導體事業(yè)的骨干，在全國遍地開花．黃昆這一時期的工作對加速國家的建設功不可沒．得知楊振寧先生得到“諾貝爾獎”以后，1959年我曾問過黃昆：“有人說你如果不回國也有可能得到‘諾貝爾獎’，你回國不后悔嗎？”他想了一下說：“也許在國外繼續(xù)做研究，個人業(yè)務成就會大一些．但是，從國家來說，我現在做的事還是很有意義的．”現在的媒體在宣傳黃昆的時候，只偏重他本人學術上的成就，而忽略了在他最年富力強的十多年里（就算除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為中國做出的這一項重大貢獻．用一句話來形容他一點也不為過，就是“一代宗師惠千秋”．

1959年，許多高級知識分子加入中國共產黨．黃昆先生也申請入黨．他找的入黨介紹人是北大黨委副書記兼物理系總支書記張群玉和物理系副系主任沈克琦．他們兩個都是大忙人，因而就責成我去做具體工作，了解黃昆先生的歷史、世界觀和人生觀．這樣我得以有機會和黃先生進行多次的長談，聽取他的想法；同時，用個別談話和開座談會的方式聽取他過去的、當時的朋友和同事對他的意見，歸納總結后再反饋給他，聽他的回應和看法；然后寫成報告交上級黨委討論．通過這件事，使我對黃先生有了進一步的深入了解；而這種了解的正確性也被以后的幾十年所證實．黃昆是一個很真誠的人．他認為是對的東西，那一定是他經過考慮后認識了的東西；如果他錯了，那一定是他認識錯了．他絕無半點投機和看風使舵的成分，也不會耍弄權術．他是以一個科學家的認真態(tài)度來對待政治的，但政治要比科學復雜得多．“文化大革命”一開始黃先生就受到了沖擊，他也不知所措．但他認為一定是自己錯了，要放下架子改造自己．去過他家的人都知道，他一輩子的生活都十分簡單而樸素．除了愛去香山爬山外，業(yè)余愛好就是看看英文小說，沒有其他奢求．他對自己家人的要求十分嚴格，甚至近于苛刻，比如說拿工資獎金的大部分都去交黨費，還有對兒子的過分要求，等等．但他是真誠的，他就是那么認識革命的，并無半點嘩眾取寵之意．

1979年初我隨謝希德先生去美國訪問，謝希德先生在時隔20年之后見到了許多老一輩科學家的朋友．有人提到黃昆在1976年《紅旗》雜志上和段學復共同發(fā)表的那一篇題為《喜看工農兵學員茁壯成長》的文章，對黃昆先生有著重大誤解．據我所知，是“四人幫”時期當時的軍宣隊校領導要求黃昆寫一篇教改的文章．他寫了一個稿子，和后來發(fā)表的那篇有原則性的差別．他們不滿意，就叫他們的“御用”寫作班子“梁效”去改．改回來以后拿去給黃昆看，黃昆拒絕看．結果發(fā)表以后，就成了那一篇被“四人幫”利用來反對鄧小平的文章．這其實完全不是黃昆的本意，很冤枉．我們作為他的學生和同事，應該為他說句公道話．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黃昆先生也不是沒有缺點的，他有時也相當主觀和片面．正因為他很強，難免在言語中會傷到一些人，但他從來不搞陰謀和算計，君子坦蕩蕩．又比如，他評價一個人的業(yè)務能力往往先入為主，一次印象就很難再改變．當他聲譽日隆時，雖沒有達到一言九鼎的程度，但他的一句評語就會對后學者的前途造成重大影響．有些年輕人和中年人與他接觸時，有一種如履薄冰的感覺，難于和他接近．而且后來也不像早期還有人能經常提提意見，所以他自己也并不太知道．

其實黃昆先生不是一個神，而是一個人，一個真誠的人，一個有才能、有學問的人，一個有非凡成就的、對中國做出巨大貢獻的科學家，一個愛國者．他身上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的東西．這是我對黃昆先生的認識．

作者簡介

虞麗生，北京大學物理系教授．1955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物理系，留校工作至退休．長期從事半導體光電器件的教學和研究工作．曾出版《光導纖維通訊中的光耦合》及《半導體異質結物理》等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