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空間】

漢字簡化理由及其反思

高玉

（浙江師范大學 人文學院，杭州 321004）

內容摘要：漢字“繁難”是漢字簡化最重要的理由，但漢字作為象形文字并不比拼音文字更繁難，西文的字母只能和漢字的筆畫比，而不能和漢字比。退一步講，就算漢字繁難，但簡化字并不能解決這個問題，相反，簡化字因為更加符號化，有時更難認、難記、難寫。因為繁體字事實上沒有廢除，增加簡化字就是增加人們學習漢字的負擔。中國近現(xiàn)代文盲多、教育落后，與漢字繁難沒有關系，教育落后的根本原因是經(jīng)濟，解決的辦法是普及教育而不是簡化漢字。漢語的特點決定了漢字走拼音化道路行不通，簡化字作為“過渡”和“臨時”方案沒有根基，“暫時”應該結束了。毛澤東強調文字改革不要脫離實際，其實是策略性地否定了拼音文字方案。漢語不是表音文字，強行變?yōu)楸硪粑淖郑瑢O大降低漢語的思想與文化內涵，割斷歷史，那樣漢語將變成日常生活語言，中國將不會再有深度的文學、歷史和哲學，必然造成漢語大分裂，從根本上危及民族國家的統(tǒng)一。簡化字不論是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不成立。漢字落后論本質上是中國落后論在語言上投射的一個陰影。漢字的發(fā)展是非常復雜的情況，很難用“趨簡”或“趨繁”來概括，關于“筆畫”和“趨簡”，其中有很多似是而非的內容。僅就書寫來說，筆畫多不一定就難寫。很多簡化字，的確是“古已有之”，但古人不用它作正字，是有其道理的。簡化字的根本缺陷有三：同音字替代造成漢字的音義混亂，破壞了漢字的構成規(guī)則，造成漢字構成復雜，漢字的簡化原則和方法是不成立的?！岸啞焙汀耙缓啞痹诒举|上沒有區(qū)別，承認“一簡”合理就應該承認“二簡”合理，反之，否定“二簡”其實就是否定“一簡”。事實證明，漢字簡化不僅耗費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且對漢字造成了巨大的傷害，但這種傷害和當初其他漢字改革方案相比，破壞是最輕的。今天我們應該反思簡化字并考慮恢復繁體字作為正體字。

關鍵詞：漢字；簡體字；繁體字；拼音文字；簡化

《漢字簡化方案》1956年正式公布并實施，至今已經(jīng)過去了六十年。簡化字預期的效果是否實現(xiàn)了？簡化字給漢語以及漢語文化帶來了什么樣的影響？如何看待當初進行簡化字的理由？這些問題都到了需要反思和檢討的時候。我認為，局部看來，在當時，簡化字有它的合理性，并且有一定的效果，但整體來看，長遠來看，簡化字是錯誤的，它本意是簡便漢字，簡化漢字，但實際上是增加了漢字的負擔，使?jié)h字變得更加混亂。

當初漢字簡化的理由歸納起來主要有這些：漢字落后，漢字繁難，因繁難而導致大量文盲出現(xiàn)并影響中國教育的普及，簡化是漢字的發(fā)展趨勢，但漢字簡化是暫時的，是為漢字走拼音化道路做準備，漢字最終要拼音化道路等。現(xiàn)在看來，這些理由或者當時就是錯誤的，或者時過境遷在今天不再成立。簡化字有很多問題，破壞了漢字的形音義，破壞了漢字的構成規(guī)則，簡化的思路和方法都不成立。

一

漢字“繁難”，主要表現(xiàn)為難認、難記、難寫。還有一些“難”，比如難教、難讀，打字難、排版難、排序難等，但這些都可以看作前“三難”的派生。漢字的繁難最直觀的表現(xiàn)就是筆畫太多并因而顯得很復雜，所以簡化字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減少筆畫，簡化字給人最直觀的印象也是筆畫減少了。

在新中國簡化字運動中，吳玉章是一個關鍵性人物，早在1949年8月25日，新中國還沒有正式成立，他就給毛澤東寫信，建議新中國進行文字改革。毛澤東對吳玉章的建議非常重視，批轉給郭沫若、馬敘倫、茅盾等人研究并上報意見，之后親自給吳玉章回信。1949年10月10日，即新中國成立后的第10天，“中國文字改革協(xié)會”就成立，直屬“政務院”，吳玉章任主席。以后很長一段時間，中國文字改革具體工作實際上都是由吳玉章領導，所以，吳玉章的觀點更能夠代表官方的觀點，他所提出的理由可以說是主流的理由。對于漢字“繁難”問題，吳玉章是這樣表述的：“由于漢字在學習、書寫、和記憶方面的艱難，使得我國的小學、中學和業(yè)余學校中，學生和教師都要耗費一大部分時間在文字教學方面?！?sup>“由于漢字字型的繁復，用漢字書寫、記錄、打字、印刷、收發(fā)電報，傳達信號、編輯字典、編輯索引，比使用拼音文字，要耗費更多的勞動力，在利用現(xiàn)代科學技術的最新成果方面要發(fā)生很多困難?！?sup>“必須一個一個地死記住，這就給學習和使用漢字造成了很大的困難。漢字的筆畫多數(shù)是繁雜的，單拿中央教育部公布的2000個常用字來說，平均每字有11.2筆，其中在17筆以上的就有221個字。我們的小學校，在六年中間，只能學習3000個左右漢字，而且未必能鞏固得了，更說不上完全了解。漢字比較常用的約有六七千個，一個學生不但在中學畢業(yè)不容易完全認識，就是在大學畢業(yè)以后也還有許多字不認識，還有許多字常常讀錯寫錯。”“漢字簡化是為了逐步精簡漢字的筆畫和字數(shù)，以減少漢字記認、書寫、閱讀和印刷中的困難?！?sup>“漢字簡化，雖然不是根本改革，卻可以大大減少學習和使用漢字的困難，并且節(jié)省在使用文字時所需要的勞動力?！?sup>簡化字的根本目的是讓漢字“容易懂、容易學、容易寫、容易念、容易認”。

但追溯起來，漢字“繁難”說并不是吳玉章首先提出來的，而是當時普遍的觀念。清末民初的盧戇章、林輅存、陳虬、沈鳳樓、楊瓊、李文治、程先甲等都持這種觀點，馬體乾還提出“七難”說：“難于辨，難于記，難于解，辭難通，音難同，書難音，字難工。”漢字“繁難”也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普遍的觀點，比如張芷說：“在世界各種民族的文字中，恐怕要以我們中國的文字最笨拙、最繁雜，最難學難寫了?！?sup>在簡化漢字中，陳光堯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參與了《漢字簡化方案》（簡稱“一簡”）的起草工作。陳光堯在1930年代就提倡漢字簡化，并且制定出自己的方案，開始時是閉門造車，把方案寄給劉半農看，劉半農回信表示鼓勵，同時告訴他已有錢玄同方案、黎錦熙方案等。后來陳光堯向錢玄同、黎錦熙，還有魯迅、胡適、王云五、吳稚暉、于右任、胡懷琛、鄭振鐸等人請教，大多數(shù)人都給他回信予以鼓勵。比如魯迅的回信是：“兩蒙惠書，謹悉一切。先生辛勤之業(yè)，聞之已久，夙所欽佩。惟于簡字一道，未嘗留心，故雖驚于浩汗，而莫贊一辭，非不愿，實不能也。敢布下懷，諸希諒察為幸?！?sup>魯迅在日記中五次提到他。陳光堯查看了很多文獻并充分吸收別人的建議，對方案進行了反復修改。他把修改的方案也寄給蔣介石及其他國民黨要人，得到邵力子的肯定并介紹他加入國民黨。但總的來說，由于民國政府不推行簡化字，所以他的方案可以說無用武之地。1950年他給毛澤東寫信，隨后應吳玉章邀請參加中國文字改革工作，并于1953年正式調到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陳光堯雖然不在文字改革領導之列，但他是《漢字簡化方案》最重要的執(zhí)筆者，所以他的觀念也可以說是簡化字很重要的理論依據(jù)。陳光堯漢字簡化的基本理由就是：“筆畫多，不容易記住，應該簡化?！?sup>他曾經(jīng)做過統(tǒng)計，通行的漢字，平均筆畫為16畫，全部漢字的平均筆畫在25畫左右。普通人平均每小時寫楷字約300個，而寫他設計的簡化字則可以達到千字。所以王力評價陳光堯的簡化字是“完全以筆畫簡單為原則”。

但是，對于漢字“繁難”，我認為是值得認真追問的。也有很多人認為漢字并不難學，比如王重言就認為“漢字并不難學”，我贊同這種觀點。

第一，漢字作為象形文字并不比字母文字更繁難。清末民初一些文字改革學家所說的西文好學，不用花什么時間和精力就能掌握，比如吳稚暉說：“萬國新語，歐人學之，三月可成。”我認為這是一種想象，并沒有充分的理論根據(jù)，也缺乏實踐依據(jù)。西文字母很少，很好學，但學會西文字母離學會西文還有漫長的距離，把西文字母和漢字相比是不恰當?shù)?。魯迅說：“只要認識28個字母，學一點拼法和寫法，除懶蟲和低能者外，就誰都能夠寫得出，看得懂了。況且它還有一個好處，是寫得快?！?sup>這是不對的，中西方語言本不具有可比性，一定要比較，西文字母應該和漢字的筆畫相比，漢語的漢字應該和西文的單詞相比，這樣比較起來，漢字的筆畫也是很簡單的，而西文的“單詞”并不一定比漢語的“字”更容易學習和掌握。中西文各有優(yōu)點和缺點，比如：西文表音有優(yōu)勢，漢字表意有優(yōu)勢；西文言語一致，漢字具有超穩(wěn)定性、統(tǒng)一性；西文時態(tài)等很麻煩，漢字語意太微妙。批評漢字繁難的，只是看到了漢字的缺點，而對字母文字的缺點認識不足，這是片面的。一直以來我們對字母文字的優(yōu)點有夸大之嫌。

吳玉章是漢字拉丁化的積極倡導者和推廣者，他1948年給毛澤東寫信，本意是提倡拼音文字，他最基本的觀點就是拼音文字是先進的文字，是世界文字發(fā)展的方向。他說：“我們不能不承認漢字是有嚴重缺點的。漢字不是拼音文字，而是表意文字，一個字一個形體，看了形不能就讀出音，讀出音不能就寫出形，看了形和讀出音還未必就懂得它的意義。”又說：“（漢字）屬于表意文字系統(tǒng)的。這樣文字的特點是：一個字一個樣子，在字形看不出它的讀音，記得了讀音不一定就寫得出字形，看了形讀出音還未必就懂得它的意義。拼音文字只需要二三十個符號就可以拼出一切語言，漢字的符號卻多到幾萬，較常用的字也有六七千，而且結構復雜，給學習和使用帶來很大的困難，對于兒童和成人都是學習的負擔，所以學習漢字比學習一種拼音文字耗費得多的時間和精力。我國的現(xiàn)行學制，需要十二年才能修完了普通教育的科學，比用拼音文字國家的學制要延長兩年。漢字在使用上也是十分不便的，特別在使用打字、印刷、電報等機械上有著不可克服的困難?！?sup>他堅信：“我們將來遲早一天要改用拼音文字——這是世界文字發(fā)展客觀規(guī)律?！?sup>吳玉章舉的正面的例子是：“不識字的人經(jīng)過二三個月的學習以后，就能用新文字寫信，作筆記，好的還可以作簡單的報告?！?sup>他的觀點（輔以資歷和人品）對毛澤東文字改革方針的確立有一定的影響。

今天看來，吳玉章這么多表述中，正確的觀點幾乎很少。漢字有自己的“形”、“音”、“義”方式，只不過這種方式和拼音文字不一樣而已。除了少數(shù)符號字，大多數(shù)漢字都具有表音和表意功能，漢字是可以根據(jù)字形和讀音理解其意義的，這是基本常識。我不知道漢字“不是拼音文字，而是表意文字”有什么錯？難道中國文字三千年前就搞錯了方向？拼音文字天生就高漢字一等嗎？拼音文字真的很好學嗎？漢字是劣等文字嗎？如果是，有什么語言學或文字學根據(jù)？有誰曾經(jīng)詳細研究過這個問題？如果是，中國古代三千年的燦爛輝煌文化是如何創(chuàng)造出來的？必須承認，近代以來中國一直處于落后挨打的境地，但這與漢字有什么關系？鴉片戰(zhàn)爭以前，從來沒有人說漢字落后，相反，在中國古代，漢字是神圣的，具有“驚天地”、“泣鬼神”的力量。經(jīng)濟落后、軍事落后，就意味著文字也落后嗎？那中國在盛唐的時候，經(jīng)濟、軍事和文化都先進于西方，是否可以因此證明漢字比拼音文字優(yōu)越呢？今天中國再一次強盛起來，經(jīng)濟、科技、軍事都發(fā)展很快，這又如何解釋？許壽椿說：“把漢字歷史階段性的（局限于機械化時代、鉛字時代的）缺欠當成了漢字與生俱來的固有劣根。把漢字的短暫性（不過百余年）的問題，當成是永恒的、無法解決的難題?！?sup>我認為這個評價非常中肯，漢字是創(chuàng)造了偉大文明的文字，在古代時輻射整個東亞，近代以來，漢字與拼音文字相比顯得“落后”，本質上是拼音文字在技術上獲得某些優(yōu)勢，而漢字在使用上沒有實現(xiàn)技術突破，本質上是技術問題而與文字本身沒有關系。隨著中國在語言研究以及經(jīng)濟和科技上的發(fā)展，漢字在檢索、編目排序、信息、輸入、打印等方面的問題迄今全部解決，很多方面都優(yōu)于拼音文字，反超西文，在計算機處理中，“漢字處理的難度變小，漢字簡明的優(yōu)點變得突出”?！按鎯h字比存儲英文節(jié)省一半?！?sup>在準確性等方面，漢字也比英語更有優(yōu)勢。

還有：漢字“一個字一個樣子”也是一種缺陷嗎？難道英文單詞每個詞都是一個樣子的嗎？難道我們要求每個漢字都一個樣嗎？漢字“必須一個一個地死記住”也是漢字的缺陷嗎？難道英語單詞不需要死記嗎？世界上有不需要死記的語言嗎？陳夢家說：“外國文字和漢字都不是在短期內可以學會的。……文字都是要死記的，外國文字也要死記，還要記詞尾變化。”不花時間和精力就可以學好一門語言，本質上是一種幻想，毫無根據(jù)，天下如果真有這樣的好事，那我也愿意學習這種語言。但事實上，本人自初中開始學習英語，一直學到博士畢業(yè)，學得非常認真，花了很多時間和功夫，到現(xiàn)在也不能實際應用，連簡單的書信都不會寫。本人肯定不是魯迅所說的“懶蟲”或“低能者”，這只能說明英語并不是吳玉章等人想象的那樣簡單和好學。是英語的單詞多還是漢語的單字多？漢語的基本漢字是多少？英語的基本單詞是多少？那時做過統(tǒng)計和研究嗎？《漢語大字典》收錄是比較多的，約56000字；收錄最多的是《中華字?！?sup>，達85000字。但實際上使用的只有大約8000，常用漢字3000多，學1000個漢字就可以進行普通閱讀和簡單書寫。英語呢？韓少功說：“把全世界各種英語的單詞加起來，大約五十萬?！都~約時報》統(tǒng)計，最近每年都有一至兩萬英語新單詞出現(xiàn)?！粋€人若是不記住三萬英語單詞，《時代》周刊就讀不順，更不要說去讀文學作品了。”今天絕大多數(shù)中國人都學了外語，主要是英語，還有法語、德語、俄語等拼音文字，大家都知道這其中任何一門外語都不是那么容易掌握的。很多人從小學到大學畢業(yè)，要用五分之一的學習時間學習英語，結果卻是既不能說，也聽不懂，更不能寫作，這充分說明拼音文字并不比漢字容易學習和掌握。

中國中小學學制十二年，這竟然也歸罪于漢字的繁難，實在難以理解。吳玉章在另外一個地方說得更明白：“我國中小學普通教育需要十二年才能畢業(yè)，而現(xiàn)代許多采用拼音文字的國家的普通教育一般只要十年，這就是說，每一個中國人都要在這上面多化（花）費兩年時間。”我完全不能理解這其中的邏輯，學制設置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總體上是人為規(guī)定的，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中小學學制曾經(jīng)改為9年制，但這是否可以說明漢字更容易學習呢？是否可以證明中國人學習漢字要比美國人學習英文少花一年的時間呢？中小學的學習內容是多方面的，也包括外語，怎么能證明學制中多出的兩年時間就是在學習漢字呢？中小學學習漢字的時間是如何計算的？這個結論是如何得出的？是的，中國的大學生還有許多漢字不認識，還常常讀錯字寫錯字，但中國人“學習”就是“識字”嗎？另外，經(jīng)過兩三個月的學習就能用新文字寫信作筆記和做簡單的報告，這也沒有任何說服力，純從學習漢字的角度來說，半年的學習足夠掃盲。至于做報告，它與識字沒有關系，文盲也可以做報告。世界上各種文字，有的上手容易，但真正掌握很難；有的文字開始學習時難，但越學越容易，也越快，韓語是前一種情況，漢字則是后一種情況。吳玉章說漢字遲早一天要改用拼音文字，并且認為這是世界文字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我不知道這“規(guī)律”從何而來？理論根據(jù)是什么，有何實踐依據(jù)？

第二，退一萬步講，就算漢字真的“繁難”，比拼音文字落后、低效、笨重、難學、難寫，簡化字能解決這些問題嗎？簡化字和繁體字相比，最直觀的不同就是筆畫變少了，但少幾筆有何意義？減少書寫的筆畫，節(jié)省勞動力，勉強可以說得通，但可以忽略不計，中國人不缺少這點時間。寫字又不是速記，要那么快干什么？特別是現(xiàn)代社會，人們用筆寫字越來越少，電腦輸入成為越來越普遍的書寫方式，而在電腦“書寫”中，筆畫多少根本不是問題，在輸入上沒有差別。同時，減少筆畫能加強漢字的“識”與“記”嗎？我的答案也是否定的。

漢字是否好識認，并不完全是由筆畫多少決定的，而是由筆畫和組織的規(guī)則決定的。據(jù)陳光堯統(tǒng)計，《康熙字典》中漢字筆畫最多是四個“雷”組成的字，音bèng，52畫。《漢語大字典》還有兩個字筆畫更多，一是四個“興”組成的字，音zhèng，60畫，一是四個“龍”組成的字，音zhé，64畫。按說，這三個字是最難認的，也是最難記的，但實際上這三個字既好認，也好記，且根本就不會和其他字發(fā)生混淆，寫起來也不難，僅只是需要花費一點時間而已。

理論上，如果僅從減省筆畫節(jié)省書寫的時間來說，簡化字應該集中簡化那些常用和次常用中筆畫比較多的漢字，比如可以規(guī)定18畫以上的字都必須簡化，12畫至18畫之間的字可以酌情簡化，12畫以下的字就不必簡化。按照80年代教育部、國家語委制定的“通用規(guī)范漢字表”，“瓤”、“罐”、“?！睂儆谝患壸?，“戇”、“爨”、“纛”、“齉”屬于二級字，“亹”、“觿”、“蠼”屬于三級字，筆畫都在22畫以上，構形也很復雜，如果以筆畫為標準，這些字都應該簡化才對。但實際上，這些字并沒有簡化，相反，有些筆畫并不多，比如“複”、“幹”、“剋”、“習”、“隻”、“準”、“岡”、“過”、“兩”、“來”、“門”、“條”、“堯”、“魚”、“畝”、“風”、“買”、“報”、“鬥”、“墊”、“對”、“東”、“糧”、“個”、“蓋”、“趕”、“開”、“後”、“會”、“傢”、“價”、“艱”、“齊”、“氣”、“區(qū)”、“協(xié)”、“隻”、“執(zhí)”、“這”、“時”、“師”、“捨”、“眾”、“傷”、“從”、“孫”、“務”、“萬”、“誇”、“漢”、“陸”、“僅”、“啟”、“豈”、“質”、“趙”、“壯”、“n”、“產”、“麥”、“聖”、“樹”、“兒”、“無”、“韋”、“園”、“國”等，卻被簡化了。有些字繁體與簡體筆畫差距極小，比如“剋”簡化為“克”，只少了2畫；“壯”簡化為“壯”僅少了1畫；“準”簡化為“準”，少了3畫；“兩”簡化為“兩”，僅少了1畫；“來”簡化為“來”，僅少了1畫；“條”簡化為“條”，少了2畫；“魚”簡化為“魚”，少了3畫；“夾”比“夾”只少1畫；“長”比“長”少2畫；“象”比“像”少2畫；“筍”比“筍”少2畫。何必為了這區(qū)區(qū)一二畫而對漢字傷筋動骨呢。20多畫的漢字簡化成10畫左右，還勉強可以說便利了手書，但把“兩”簡化為“兩”、“來”簡化為“來”，完全沒有必要，惹是生非地增加了兩個漢字，徒增漢字體系的負擔。

對于漢字來說，最容易弄錯的恰恰是那些簡單的字，比如“一”，手寫中究竟是一還是間隔號，不易辨認；“二”，究竟是二，還是兩點，還是重字號，不易辨認。最容易弄混的是那些外形上非常相近的字，比如“已”和“巳”、“戊”和“戌”及“戎”、“淚”和“汩”、“述”和“迷”、“汆”和“氽”、“萬”和“方”、“薜”和“薛”、“葉”和“叫”、“洗”和“冼”、“遂”和“逐”、“崇”和“祟”、“銀”和“鋃”、“迥”和“迴”、“贏”和“羸”、“丐”和“丏”、“千”和“干”及“于”、“設”和“沒”、“升”和“開”、“無”和“元”、“侖”和“倉”、“懺”和“許”、“匯”和“江”、“問”和“向”、“導”和“異”、“亞”和“業(yè)”、“壓”和“莊”、“吁”和“呼”、“談”和“淡”、“報”和“極”、“竟”和“竟”、“撥”和“拔”、“獲”和“荻”、“窖”和“窯”、“數(shù)”和“教”、“龜”和“黽”等。所以漢字要容易認，需要筆畫有一定的差距，而差距的一個很重要的方式就是需要一定量的筆畫，需要筆畫數(shù)有一定的分布。簡體字把漢字的筆畫過分集中在七畫左右，造成外形上比較接近的字變多，恰恰從整體上增加了漢字識辨上的難度。所以王力說：“簡體字因為筆畫太少，往往甲字與乙字的形式相差甚微。假定普通各字均在六畫左右，我們試想，若以橫豎撇捺點鉤種種可能的變化，與六畫相乘，其可能的不同的結構是有限的，于是勢必弄得許多字的差別僅在一點半畫之間。豈不是比繁體字更難辨認嗎？”黎錦熙說：“簡體字誠然在書寫上較便，但在閱讀上卻和繁體字一樣地不便于認識?！?sup>漢字易混，當然是一個老問題，古人廢除一些筆畫較少的古字、俗字，就是解決易混問題的一種方式。但簡化字可以說加重了易混?！皽I”和“汩”、“萬”和“方”、“葉”和“叫”、“千”和“干”及“于”、“設”和“沒”、“升”和“開”、“無”和“元”、“侖”和“倉”、“懺”和“許”、“匯”和“江”、“問”和“向”、“導”和“異”、“亞”和“業(yè)”、“壓”和“莊”、“吁”和“呼”、“談”和“淡”、“報”和“極”、“競”和“竟”、“撥”和“拔”、“獲”和“荻”、“龜”和“黽”等，在繁體字體系中外形相差很大，絕不會相混的。

簡體字因為破壞了漢字的規(guī)則，更加符號化，所以有時更難認、難記、難寫。比如“別”（彆）、“出”（齣）、“伙”（夥）、“姜”（薑）、“簾”（簾）、“雙”（雙）等，繁體字更好認好記。王力批評“只知道節(jié)省寫字的時間，卻忘了識字的困難，與書寫的難于正確”，“我以為簡體字比繁體字更不便于認識，只就書寫上而論，也不見得較便”。這是有道理的。對于漢字來說，并不是筆畫越少就越好，王寧說：“然而越簡單，就越易丟掉信息，給認讀帶來困難；追求信息量大，區(qū)別度高，就需要形象豐滿，也就難免增加符號構形的復雜度，給書寫增加負擔?！?sup>簡化未必優(yōu)化，繁化有時反而優(yōu)化。是繁是簡，要根據(jù)表意、表音、辨詞功能來確定，不能一味求簡。過簡會造成漢字形態(tài)上相近從而易混。比如中文數(shù)字“一”至“九”很簡單，但為了準確，避免造成誤會，重要的場合需要大寫。

其實，繁體字也不一定就“難認”。王力先生分析得非常精辟：“我們普通認字，只是認得一個輪廓，就接著看第二個字。假使每逢一個字都按照一筆一畫去辨認，看千字以上的布告，豈不是要站上兩個鐘頭？”又說：“我們看書認字，并不是呆板地細數(shù)每個字的筆畫，只簡單地看出它的一個輪廓就知道是什么字了?！?sup>“即就書寫上而論，因為簡體字難認，同時也就難于寫得正確。由此看來，簡體字雖得了省時間的好處，卻增加了容易寫錯的弊端?！?sup>“不拿‘小學家’的眼光來苛責一般民眾，漢字難認難寫的程度就會降低了幾十倍?！?sup>除非是中小學生語文學習中的認字、寫字需要一筆一畫、一絲不茍以外，一般人日常生活中的認字、寫字都沒有那么嚴格，可以寫俗字，可以寫別字，可以比較模糊的行書、草書，實在不行還可以寫拼音，只要對方看得明白就行。周恩來說：“一個人記筆記，或者寫私信，他寫的是什么樣子的字，誰也無法管。”至于打印，包括傳統(tǒng)的鉛字排印，都不需要一筆一畫去辨認，在電腦上輸入，從筆畫上來說，繁體字和簡體字的輸入速度是完全一樣的，根本不存在節(jié)省輸入時間的問題。拼音輸入法還解決了漢字的字形與字音分離的問題?，F(xiàn)代語音輸入在技術上也非常成熟，所以，電腦時代，所謂簡體字書寫的優(yōu)勢，所謂繁體字難認、難記、難寫的問題根本就不存在了，也就是說，電腦時代，簡化字唯一存在的那么一點理由也沒有了。

關鍵還在于，就算吳玉章等人所說的漢字缺點都成立，就算漢字比拼音文字落后，但這也構不成簡化漢字的理由。今天的漢字其實是由“簡化字”、“繁體字”和“共同字”三部分組成的，實質簡化字不足500個，加上偏旁和構件簡化字，一共才2000多，與這2000多相對應的沒有簡化的字稱為“繁體字”，其他絕大多數(shù)都是“共同字”，既不稱簡化字，也不能稱繁體字。漫說簡化字只是一部分，就是漢字全部都簡化，漢字的這些所謂“問題”也不能解決。這些“問題”，有些是“音”的問題，有些是“義”的問題，有些是教育問題，有些是技術問題。與繁體字相比，簡化字除了筆畫少一點以外，沒有實質性差異，那減少的筆畫對于漢字的性質的影響是微不足道的，簡化字和非簡化字在本質上是一樣的，都是漢字，繁體字有的缺點簡體字都有，而且還生出很多新的缺點。簡體字不僅沒有解決漢字的“繁難”問題，反而增加了漢字的“繁難”，新增的482個簡化字加上14個簡化偏旁將是漢字的一個沉重的負擔，將長期困擾漢字，很難消化。對于1935年民國政府教育部公布的簡體字方案，王力批評其“卻叫小學生同時認識繁體”，“本為避繁就簡，卻弄成了簡上加繁?！饺辉黾訒鴮懮系募m紛而已”。這個批評也完全適用于1956年的簡化字方案。

當初實施簡化字時，有學者表達過這種憂慮，比如：“有人說，印刷用繁體，手寫用簡體，一字有兩體，只好同時教學，一是主體，一是別體，不是雙重負擔？有人說：簡字既然為了寫的方便，不是為了印刷的方便，因此鑄成千字銅模是不必要的。只有少數(shù)和繁體絕不相侔的，如聽、還、體，需鑄鉛字。”“一字兩樣，等于同義異形，學起來是兩個字，真是兩重負擔?！?sup>沒想到一言成讖，中國現(xiàn)在就是身背這“兩種負擔”。其實吳玉章、胡喬木等人都考慮到這個問題：“如果僅僅在小學課本或識字課本上使用簡化字，而在一般書報上原來的字仍然在使用著，結果勢必簡繁兩種都得學習，并不能減輕群眾的負擔，甚至反而增加群眾的負擔。這些被廢除的繁體字，應作為古字，僅在翻印古書等特殊場臺使用?！?sup>吳玉章的辦法是主張把繁體字限定在一定范疇內，比較溫和，1950年代中國就是這樣做的，除了印刷特殊的出版物比如章士釗的《柳文指要》以外，其他出版物包括內部文件，一律都只能用簡體字，可以說借助國家行政力量實現(xiàn)了限制繁體字的流行，但這不是解決問題的正確方式。

胡喬木說：“要統(tǒng)一中國的字，把兩重負擔變?yōu)橐恢刎摀挥腥∠斌w字，保存簡體字。繁體字寫的人很少，只有印刷廠鉛字現(xiàn)在一律用繁體，如果我們規(guī)定簡體字為標準體，又把印刷廠里的繁體字鉛字全部拿掉，基本上就不會有繁體字了。”“一道命令把原有繁體字一律廢除，所有發(fā)生法律效力的文件、印刷品只準使用簡體字?！?sup>這里面明顯體現(xiàn)出一種國家意志。這在當時是可以的，當時簡單地把所有印刷廠里的繁體字全部拿走就可以解決廢除繁體字印刷的問題，但今天不再可能了，不論是行政命令還是電腦技術，強行禁止可以說完全行不通。進一步說，是一時的時代力量大？還是長期的文化力量大？誰又能保證這個禁止繁體字的法規(guī)長期有效呢？文化的問題不能簡單粗暴地使用法律和行政命令的手段進行解決。

這實際上是“封存”繁體字，但繁體字“封存”得了一時，“封存”不了一世，作為有幾千年歷史、承載中國幾千年文明的繁體字，怎么“封存”得了呢？當時由于受鉛字字模等技術的限制，控制出版物使用繁體字可以輕松做到，今天繁體字使用在技術上非常方便，可以一定程度上控制公開出版物的繁體字，但無法控制繁體字在手機、書信、文件等領域的廣泛使用。現(xiàn)實的情況是，隨著電腦的普及和在書寫中的廣泛運用，使用繁體字的人越來越多，人們不僅在文字打印方面使用繁體字，在日常交流比如短信、郵件、微信中也廣泛使用繁體字。印刷品中，古籍圖書越來越多，港臺等海外書刊也有少量進入大陸，非古籍圖書也有越來越多的繁體字版，認識繁體字變得非常必要。廢除繁體字，過去做不到，現(xiàn)在更做不到，“封存”可以說越來越困難，這樣，中國人事實上要學習兩種漢字，簡化字事實上是一種額外的負擔，這是客觀事實。

第三，文盲和中國的教育落后與漢字的“繁難”并沒有直接的關系。

中國自清末以來興起文字改革運動，始因并不是漢字本身，而是與漢字非常遙遠的經(jīng)濟、軍事等。近代以來，伴隨著西方的入侵，在對比中，中國之“落后”顯示出來。清末知識分子反思漢字的思路是這樣：中國的經(jīng)濟軍事以及科技落后是因為教育落后，教育落后的根源是語言文字落后，具體表現(xiàn)為漢字繁難，造成中國的文盲多，所以，要改變中國經(jīng)濟科技狀況，就要改革中國教育，而要改革中國教育，必須改革漢字，走拼音化道路，簡體字被認為有助于掃盲從而普及教育，這其實也是簡體字實施的一個很重要的理由，這可以說是漢字“繁難”的一個延伸問題。

翻開清末有關漢字改革的書，幾乎在每一本書中都能找到類似的表述，比如朱文熊說：“我國言與文相離，故教育不能普及。而國不能強盛，泰西各國，言文相合，故其文化之發(fā)達也易。日本以假名書俗語于書籍報章，故教育亦普及?！?sup>王炳堃說：“文網(wǎng)之密，字學之繁，實為致弱之基。……泰西諸國，蒸蒸日上，不知者以為在才之富，兵之強，其實在于字學之簡易。其法以二十六字母相生，至于無窮。中人之才，讀書數(shù)年，便可誦讀揮寫。故通國男女，鮮不學之人。學校隆，則人才盛，人才盛，則國運強，其勢然也?！?sup>20世紀三四十年代，這仍然是一種普遍的觀點，陳光堯說：“中國的教育不惟不能藉漢字為工具以求普及，倒反因漢字之繁難，致其求發(fā)展的計劃根本都受了影響，這也要算是現(xiàn)在這種楷字所應負的責任?！?sup>錢玄同說：“漢字不革命，則教育決不能普及，國語決不能統(tǒng)一，國語的文學決不能充分的發(fā)展，全世界的人們公有的新道理、新學問、新知識決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國語寫出?！?sup>但從來沒有人對這個問題進行過認真的研究。

1950年代，實施簡化字，也仍然沿襲這一理由，比如吳玉章說：“漢字教學上的困難直接影響到我國教育的普及和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漢字在實際使用上也有許多不方便?！?sup>張世祿說：“不是拼音文字，結構很復雜，字數(shù)又很繁多；漢字本身的性質，就造成了識字教學方面很不容易克服的困難。識字教學上的困難，也就直接影響到我國教育的普及和人民文化的提高。所以我們要增進文化教育的效力，減除兒童和成人識字教學的困難，徹底地掃除所有的文盲，只有進行文字的根本改革?！?sup>與近現(xiàn)代一樣，官方和學術界都沒有對這一論題展開充分的論證。

我認為這個理由根本就不能成立，章太炎早就說過：“是知國人能編知文字與否，在強迫教育之有無，不在象形合音之分也。”文字以及依賴文字的文化傳統(tǒng)與教育的內容有一定的關系，但影響教育的因素主要是經(jīng)濟條件，把文字的優(yōu)劣和教育的發(fā)達與否對應起來，這是沒有道理的。王力說：“人們因為中國人的文化水準太低，就歸罪于文盲，因為文盲太多，就歸罪于漢字的難認難寫。其實問題決不會是這樣簡單的。”中國近代大量的文盲絕不是漢字造成的，“文盲之多，自有其最大的原因，就是教育不能普及。假使我們不想法子普及教育，縱使?jié)h字怎樣改革，也與一般民眾不發(fā)生關系?！偈箖和苡袡C會受四年以上的教育，或成年的民眾能補受一年以上的業(yè)余教育，那怕漢字永遠是現(xiàn)在的漢字，他們也決不會是文盲”。中國古代包括近代，小孩子不進學堂讀書，是因為漢字太難認難寫的原因嗎？顯然不是。在落后的經(jīng)濟條件下，人首先要解決的是生存問題，而不是讀書。過去，中國文盲多，非青少年不愿進學堂，而是不能。小學生上學，識字當然是一個重要的方面，但學習知識和文化則是更重要的方面，如果單純地識字，其實是不用很多時間的。只要條件允許，有讀書識字的機會，漢字的認識和使用根本就不是問題，比如當今人人都有手機，交流和信息都是通過手機來完成的，想讓人不識字都不可能，不上學也不會是文盲，很多中老年文盲現(xiàn)在反而都識字了。

再說，即使?jié)h字真的是中國教育落后、文盲多的真正罪魁禍首，但簡體字能解決這個問題嗎？漢字一共8萬多個，常用字3000多個，真正的簡化字不足500個，難道這500個字就可以改變漢字的品質，就可以解決整個漢字的難認、難記、難寫的問題嗎？王力的批評是正確的：“既不從經(jīng)濟上設法普及教育，又不從詞匯上設法與大眾的語言接近，只管咬定漢字難學是文盲眾多的唯一原因，這是絕大的謬誤?！?sup>事實上，香港和臺灣都沒有實施簡化字，但文盲并沒有因此增多，相反，兩地識字率比大陸更高，這充分說明了普及教育與漢字構造沒有關系。把漢字提高到民族、國家的教育和經(jīng)濟高度，這是漢字的不能承受之重。

二

漢字最終要走拼音化道路，簡化字是漢字向拼音文字的“過渡形態(tài)”，是暫時使用的文字。這一理由今天同樣不成立。

中國最早提倡使用簡字的是陸費逵，他的理由是：“不惟省學者之腦力，添識字之人數(shù)，即寫字、刻字，亦輸送便也?！?sup>這可以說是很樸素的想法，陸費逵并不否定繁體字及使用。而錢玄同的理由則不一樣，他說：“我以為改用拼音是治本的辦法，減省現(xiàn)行漢字的筆畫是‘治標’的辦法。那治本的事業(yè)，我們當然應該竭力去進行?！F(xiàn)行漢字在學術上、教育上的作梗，已經(jīng)到了火燒眉毛的地步，不可不亟圖補救的方法！我們決不能等拼音的新漢字成功了才來改革！所以治標的辦法，實是目前最切要的辦法?！?sup>就是說，簡化字不過是一個“補偏救弊”的“臨時性”辦法。

1950年代，吳玉章等人論證簡化字時，多次重復表達這一意思?！凹词乖陂_始實行拼音文字之后，仍然需要有一個新舊文字并用的過渡時期。也就是說，不僅在目前，而且在今后一個長時期內，漢字仍然是我們必須使用的重要工具。因此，在漢字拼音化以前，首先適當?shù)卣砗秃喕F(xiàn)在的漢字，使它盡可能減少在教學、閱瀆、書寫和使用上的困難。就有迫切的需要。漢字的簡化是漢字改革的第一步?！?sup>“漢字簡化是最初步的文字改革，而《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只是整理漢字工作的第一步?！?sup>胡喬木說：“經(jīng)過一定的時間，漢字最后還是要走拼音方向的。原因很簡單，即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都用拼音文字，因為拼音文字比較科學合理。中國也不會例外?！?sup>又說：“漢字根本改革以前還有相當?shù)囊欢螘r間，在這一段時間里面，大家還要過日子，還是要寫字、看書，并不能夠因為等著將來有很美妙的一天，我們現(xiàn)在就可以完全休息。所以漢字還是需要繼續(xù)簡化?！?sup>一句話，繁體字太繁難，但現(xiàn)在拼音化文字又找不到合適的方案，所以只能暫時用簡體字?，F(xiàn)在看來，這不僅是對漢字的誤解，包括對繁體字的誤解和對簡體字的誤解，也是對字母文字的誤解。

這里特別需要說明的是，吳玉章也好，胡喬木也好，還有其他學者，在表述和論述這一觀點時，都強調是以毛澤東的話作為依據(jù)。但我認為這恰恰是對毛澤東意思的誤解。

毛澤東一直非常重視漢字改革問題。早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就提出：“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言語必須接近民眾?！?sup>針對吳玉章的建議，1951年毛澤東經(jīng)過深思熟慮之后做出指示：“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漢字的拼音化需要做很多準備工作；在實現(xiàn)拼音化以前，必須簡化漢字，以利目前的應用；同時積極進行拼音化的各項準備工作?！?sup>他在1955年5月 1日給蔣竹如的信中說：“拼音文字是較便利的一種文字形式。漢字太繁難，目前只作簡化改革，將來總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從這些話來看，毛澤東的確是認同漢字拼音化方向的。但另一方面，毛澤東又始終強調：“文字改革工作關系到幾萬萬人，不可能操切從事?！?sup>“首先進行漢字的簡化，搞文字改革不要脫離實際。”這非常微妙。毛澤東飽讀古籍，對古文有非常深的修養(yǎng)，寫作的詩詞是現(xiàn)代時期舊體詩的巔峰之作；毛澤東對現(xiàn)代語體文掌握得非常熟練，所寫的文章出神入化、美輪美奐，是現(xiàn)代最標準、最規(guī)范的語體文，具有很高的文學性。這樣的毛澤東，從個人來說，他是不可能真正贊同漢字拼音化的。從當時通行的新文字課本來看，拼音文字只能寫大眾語，只能表達日常生活，不能寫古文，不能寫古詩詞，也不能寫作現(xiàn)代語體文，很難想象毛澤東會用新文字即拼音文字寫作，毛澤東也不可能去閱讀以新文字寫作的著作。把毛澤東詩詞和文章改成拼音新文字，毛澤東自己恐怕也讀不順，一般人更讀不明白。大眾語是需要的，不僅大眾自己需要，知識分子也需要學習和掌握，毛澤東的文章就非?？谡Z化，通俗易懂，大量使用民間口語，但中國不可能以大眾語作為標準語，也不可能通行這種語言。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一文中提出“要向人民群眾學習語言”、“要從外國語言中吸收我們所需要的成分”、“還要學習古人語言中有生命力的東西”三原則，可見毛澤東對現(xiàn)代漢語的態(tài)度。

但毛澤東是偉大的政治家，是國家最高領導人，他思考問題不僅有個人的觀點和判斷，更從國家和民族的角度考慮問題，他并不把個人意志強加于集體意志之上，他不違背大多數(shù)人的意見。作為政治家，作為領導人，他更注重實際的可操作性，他的表述非常有藝術性，可以說是“虛實”結合，具有策略性。毛澤東把漢字拼音化問題虛化，同意它是正確的，但這是未來的事，“未來”是一個模糊詞，五十年是“未來”，一百年是“未來”，一千年是“未來”，一萬年也是“未來”。反正這件事情交給后人去處理，至于后人會如何處理，我們現(xiàn)在管不著，相信后人更有智慧。而現(xiàn)在我們能做的，可以做的，就是簡化字。所以他反復強調文字改革不能脫離實際，“實際”是什么？實際就是漢字拼音化走不通，簡化字有可行性，或者說漢字根本改革不可能，目前只能改良。

很多人并沒有理解毛澤東真正的意圖，所以在那里抽象地、脫離語境地談問題，顧及一點不及其余，我們看一下當時人寫的文章題目就可以知道。童豐：《我贊成漢字拼音化》；曹定杰：《我贊成中國文字走拼音化道路》；黃乃：《擁護文字改革，希望早日實現(xiàn)拼音化》；楊樺：《我為什么贊成拼音化》；竺可楨：《方塊字必須用拼音文字來代替》；翁文灝：《擁護文字改革的拼音方向》；艾中信：《我擁護文字改革，我擁護拼音文字》。吳玉章是真正理解了毛澤東意思的人。但吳玉章的本意是提倡漢字拼音化，實施拼音文字即新文字：“要有大眾容易懂、容易學、容易寫、容易念、容易認的文字?！?sup>毛澤東非常尊重吳玉章，上述指示可以說是對他比較含蓄的回答，所以，之后吳玉章不再講拼音文字，而是講簡化字、普通話和漢語拼音方案。周恩來是真正理解毛澤東這句話含義的人，他說：“至于漢字的前途，它是向著漢字自己的形體變化呢？還是被拼音文字代替呢？它是為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還是為另一種形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呢？這個問題我們現(xiàn)在還不忙作結論。”這是對毛澤東指示最準確的理解和闡釋，非常正確。未來漢字如何發(fā)展，現(xiàn)在不可能下結論，下了結論也沒有用。所以，現(xiàn)行的文字改革如何走，不能建立在虛幻的未來文字走向的基礎上，應該一切從現(xiàn)實出發(fā)。所以后來《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決議》對于漢字的遠景與現(xiàn)實是這樣表述的：“漢字的根本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目前，逐步簡化漢字并大力推廣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漢民族共同語，是適合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的；特別是推廣普通話，將為漢字的根本改革準備重要的條件。”這個決議其實是周恩來親自主持做出的。

清末對漢字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兩方面：一方面是漢字繁難，“士人窮一生在文字”；二是漢字不表音。所以漢字拼音化一開始就是漢字改革的主流方向。清末產生了很多漢字改革方案，其中絕大多數(shù)都是拼音化方案，即所謂“切音字運動”，勞乃宣、王照的方案還得到比較廣泛的推廣?！拔逅摹毙挛幕\動之后，錢玄同、趙元任、黎錦熙等人設計的“國語羅馬字”本質上也是拼音文字。1922年，在國語統(tǒng)一籌備會第四次大會上，黎錦暉提交《廢除漢字采用新拼音文字案》。1931年，瞿秋白發(fā)起組織的中國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和現(xiàn)在的拼音方案非常接近，只不過當時瞿秋白等主張把它作為獨立的文字，而后來的拼音方案只是作為漢字注音的輔助手段。拉丁化新文字方案設計，除了瞿秋白以外，還有吳玉章、林伯渠等人，這個方案也得到廣泛的推廣，出現(xiàn)了很多課本和讀物，比如北方話讀物、江南話讀物、廣東話讀物。特別是陜甘寧邊區(qū)，新文字得到廣泛的推廣，除了讀物以外，還有新文字報紙。在40年代末，漢字拼音化可以說是漢字改革的“一邊倒”的觀點和意識，大家翻一翻林濤編輯的《新文字自修課本》、謝景永的《新文字速成課本（知識分子用）》、倪海曙的《北方話新文字課本（知識分子用）》、王若望與王青的《新文字課本（工人用）》等，就可以深切感受到當時拉丁新文字的“樂觀情緒”，大有對漢字取而代之的態(tài)勢。“漢字不是一個好的文字工具”、“新文字是掃除文盲的利器”、“新文字有五大優(yōu)點兩個好處”、“新文字是促成中國各個民族語言統(tǒng)一的唯一工具”、“新文字是中國文字改革的正確方向”，這是《中國新文字概論》目錄中的幾個標題，也可見新文字在當時的影響。50年代初期更是這樣，1953年《中國語文》發(fā)表了一些這樣的文章，陳越：《拼音文字在打字技術上的優(yōu)越性》，陳越：《拼音文字在活字印刷術上的優(yōu)越性》，陳越：《拼音文字在出版技術上的優(yōu)越性》，王陰檉：《拼音文字在電報上的優(yōu)越性》，唐亞偉：《從速記看拼音文字的優(yōu)越性》，黃典誠：《從閩南的“白話字”看出拼音文字優(yōu)點》，袁翰青：《從化學物質的命名看方塊字的缺點》，劉澤先：《從科學新名詞的翻譯看漢字的缺點》，僅從文章的題目我們就可以看出當時語言學家對于文字改革的態(tài)度。1956年，文字改革出版社創(chuàng)辦《拼音》雜志，其目的是“研究和實驗漢語拼音文字”，這里的“拼音”可不是后來“拼音方案”的“拼音”，而是先前“拼音文字”的“拼音”。正如有人所概括的：“其實，解放后那幾年，漢字拼音化改革運動已經(jīng)形成了轟轟烈烈的局面，甚至可以說形成了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態(tài)勢?！?sup>直到80年代，還有人主張漢字拼音化，“中國文字改革，走拉丁化拼音的道路，是正確的”。可見這個觀點是多么強大?？梢哉f，自漢字產生以來，1950年代是漢字最危險的時刻，那時漢字真的到了“生死存亡”的懸崖邊。

是毛澤東挽救了漢字，輕輕的一句“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搞文字改革不要脫離實際”就把拼音文字方案廢棄了，實際上是把這扇門關了，一兩撥千斤，卻力挽狂瀾?！镀匆簟返诙昃透臑椤段淖指母铩?。毛澤東具有高超的領導藝術，他同時充分利用拼音文字多年積累的經(jīng)驗和研究的成果，把它轉換成學習漢字的輔助手段或有效工具，即“漢語拼音方案”。假如50年代實行漢語拼音文字，現(xiàn)在60歲以下的人都將不認識漢字，古籍、魯迅以及毛澤東的著作都靜靜地躺在圖書館里，沒有人認識，可以想象那將是一幅多么可怕的景象。

毛澤東之所以把當時已經(jīng)推行得熱火朝天的拉丁新文字停掉，根本原因就在于拼音文字對于漢語來說根本就行不通，正在推廣的拉丁新文字具有致命的缺陷。強行推行拼音文字只會對中國文化、思想造成極大的傷害，時間長了，也會在政治上造成很嚴重的后果。陳越在介紹越南語言改革的成功經(jīng)驗之后，也對它的問題進行了抽象的反思，他的結論是：“拼音文字對同音字問題不好處理”，“拼音文字不適宜寫高深的著作”，“拼音文字不能繼承文化遺產”。我認為這三個問題，正是漢字拼音化的根本缺陷，且是無法克服的缺陷。

漢字是漢語的根基，二者具有內在的聯(lián)系性。漢語最大的缺點是同音字多。漢字接近5萬個，標準化后，漢字的總“音”是可以計算出來的，比如以B開頭的一共只有16個基本音，加上聲調區(qū)別共58個，這樣算來，同音大概1000多個。因此，漢語本質上不是表音語言，非要把它變成表音文字不可，就違背了漢語的本性，必然造成沖突、矛盾，混亂不堪。比如 “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如果不事先知道漢字，僅從字音上有多少人能知道它表達的是什么意思?！癴ei qi gui er ji zhi，chan ye;jian yi bu wei，wu yong ye.”如果不告訴漢字的原文是“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論語·為政》），又有多少人能知道這些字母的意思。在電腦上用拼音輸入法輸入“yi”，跳出388個字，每個字都有獨立的意義，多數(shù)字不只有一個意義，在拼音行文中，有誰能知道“yi”究竟是表達什么意思？拼音文字解決簡單的日常對話可以，但深入一點就不行了，唐蘭舉了一個例子，“又有油，又有肉”，山東話“肉”音“油”，那么這句話寫成拉丁化新文字就是“iu iu iu，iu iu iu”。如果沒有前面的漢字，我們怎么知道它的意思？趙元任曾設計過一個《通字方案》，引起周恩來的興趣，但有意思的是，趙元任曾創(chuàng)作過幾篇同音文，比如：“石室詩士施氏，嗜獅，誓食十獅，氏時時適市視獅，十時，適十獅適市。適時，適施氏適市，氏視是十獅，恃矢勢，使是十獅逝世，氏拾是十獅尸，適石室，石室濕，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試食十獅尸，食時，始識是十獅尸，實十石獅尸。試釋是事。”沒有漢字書寫，這篇文章如何讀？又有誰理解它的意思？這雖然是一個特殊例子，但它深刻地說明了漢語是“看”的語言而不是“聽”的語言，是“義”的語言而不是“音”的語言。漢字才是漢語的根本，漢語不再用漢字寫，那就不再是漢語了，漢語的優(yōu)長就沒有了。

另一方面，中國幅員廣闊，漢字由于歷史時間長，語音不僅歷時變化大，縱向也存在巨大的差異，在中國的南方，有時一座山都可能成為語音不同的重要因素，山這邊的人聽不懂山那邊人說的話。如果按照語音來劃分語言，漢語簡直就不能說是一種語言，而是幾百種甚至上千種語言。如果按照方音來設計漢語，那漢語將是混亂的海洋。

漢語不是表音文字，這是它的短處，但構不成根本性的缺陷，漢字的“形”與“義”方面的長處把這一短處彌補了。唐蘭說：“舊漢字對于同音字的分化，本來全仗形符（意符）的區(qū)別?！?sup>但拼音文字把“形符”和“意符”都消滅了，同音字便失去了區(qū)分的依靠從而“泛濫”成災。把漢字改成拼音文字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漢語的表音問題，反而把漢字的優(yōu)勢和獨特性全部丟掉了。極言之，漢字拼音化就是發(fā)揚漢字的短處，消滅漢字的長處，使?jié)h語成為一個只有缺點沒有優(yōu)點的文字。唐蘭說：“中國語言里有很多同音詞，這一個困難在中國文字里是基本解決了的。如其只用拼音文字，就無法解決這一個困難。如其用‘詞兒定型化’，那就必須死記一些定型了的詞兒，那末，跟死記幾個漢字又有什么不同呢？況且一些最基本的最簡單的漢字如：一、二、上、下等字，比任何拼音文字還要簡單，一定要把這些基本字也改作拼音，是沒有必要的?！?sup>漢字最大的優(yōu)點就是其超越性，聯(lián)結過去與現(xiàn)在，聯(lián)結中國廣大的疆域，不因時間變化而變化，不因語音不同而不同，具有超強的統(tǒng)一性。唐蘭說：“語言是容易變化的，容易受地域的限制，文字和語言配合得越密切，它的流行地域越窄隘；反之，越是能統(tǒng)一歧異語言的文字，從每一種方言來說，就距離更遠。舊漢字跟現(xiàn)代方言是有很大距離的，但是它能統(tǒng)一廣大的區(qū)域，一個福州或廣州人，跟一個北京人，說話幾乎完全聽不懂，寫出來的字是一樣的?！?sup>漢字幾千年，始終變化不大，特別是楷化以后，超穩(wěn)定，所以我們今天讀唐宋時的書，沒有大的文字上的障礙，這是漢語的巨大優(yōu)勢。文字的統(tǒng)一是一種強大的力量，中國的疆域廣大，自古以來，分裂之后最后總是能夠統(tǒng)一，與這種語言文字的統(tǒng)一性有很大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