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古代文論命題之特征、功能及研究困境
大量運用“命題”表述思想觀點進行理論建構是古代文論最顯著的學術特色之一，因為在歷代文論中都有大量理論命題的提出和運用?！霸娧灾尽薄拔馁|彬彬”“知人論世”“發(fā)憤著書”“神與物游”“文以載道”等凝聚著古代文學理論思想精髓的著名命題對于古代文學理論思想體系的建構來說，都是不可或缺的支柱和棟梁。與古代文論的情況相同，古代書畫樂舞等藝術理論也是通過大量命題的提出和運用來進行思想觀點的表述和理論系統(tǒng)的建構的?！胺惨糁?，由人心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以形寫神”“氣韻生動”“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心與竹化”“意在筆先”等音樂書畫理論命題對于古代藝術思想體系的建構來說，同樣也是不可或缺的支柱和棟梁。
“命題”作為構成古代文學藝術理論系統(tǒng)的核心要素，不但生成早，而且應用范圍非常廣泛。先秦時期，就已產(chǎn)生了“詩言志”“文質彬彬”“盡善盡美”“詩可以怨”“知人論世”“知言養(yǎng)氣”“法天貴真”“立象盡意”“懲惡勸善”等很多影響深遠的文論命題。之后歷代文論家都有大量的命題提出。就理論范圍看，古代文論的各個層面，如文學本體論、創(chuàng)作論、作品論、文體論、風格論、作家論、方法論、通變發(fā)展論、功能價值論、欣賞批評論等，都有大量命題的運用。就理論領域看，在古代詩歌、散文、小說、戲曲、詞、賦等理論領域，命題都普遍存在，對于各體文學的理論建構都是不可缺少的基本因素。在古代繪畫、書法、音樂等藝術理論領域中亦然。
朱自清把“詩言志”看作中國古代詩學“開山的綱領”
，這表明“詩言志”作為古代文論最早的命題，對于古代文論之創(chuàng)建具有“開山”之意義。反過來說，古代文論之創(chuàng)始就是以命題之提出為肇端的。由于命題以其穩(wěn)定的內(nèi)涵體現(xiàn)著文學活動的基本規(guī)律，具有極強的理論生命力和廣泛的應用性，并且很多古代文論命題如“知人論世”“文以載道”“各師成心”“推陳出新”“立象盡意”等已經(jīng)進入了當代文學理論領域，因而，對其展開研究的意義與價值，是不言而喻的。而命題研究的展開，必須率先弄清它的性質、特征、功能、價值及與范疇的區(qū)別等基本理論問題。
第一節(jié) 古代文論命題之內(nèi)涵、特征及其與范疇之區(qū)別
“命題”與“范疇”是構成古代文論基本內(nèi)容的兩大核心要素，也是古代文論家表述思想觀點的兩種基本方法，二者各有獨特之內(nèi)涵及特征，區(qū)別鮮明，但又有一定的聯(lián)系。
一、古代文論命題之內(nèi)涵、特征
對于“命題”之內(nèi)涵，上海辭書出版社1980年版《辭海》（縮印本）的解釋是：“邏輯名詞。表達判斷的句子?！徽f凡陳述句所表達的意義為命題，被斷定了的命題為判斷。也有對命題和判斷不作區(qū)別，把判斷叫做命題的。”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現(xiàn)代漢語詞典》（修訂本）也有類似的解釋：“邏輯學指表達判斷的語言形式，由系詞和主詞和賓詞聯(lián)系而成?！边@些解釋表明，“命題”本是一個邏輯學概念，其基本形式是“判斷的句子”或“陳述句”，也可以是一種單純的“判斷”；其基本內(nèi)涵是“判斷”或“陳述”一種道理、觀點。這種解釋基本適用于解讀古代文論中的命題。按照“命題”的這些特點，古代文論中的“詩言志”“知人論世”“立象盡意”“詩無達詁”“發(fā)憤著書”“神用象通”“文已盡而意有余”“不平則鳴”“以文為戲”“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思與境偕”“文以載道”“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體物而得神”“文，心學也”等都是典型的命題。據(jù)此可知，古代文論之命題從理論內(nèi)涵到語言形式都有鮮明獨特之特征，主要表現(xiàn)在如下幾方面。
（一）以短句、短語為主要語言形式，短小精悍、言簡意賅
古代文論中的命題一般都是以短句、短語的形式出現(xiàn)，表示一種理論判斷或陳述一種思想觀點。短句式命題是一個完整的判斷句或陳述句，如“詩言志”“詩無達詁”“文以載道”“文，心學也”“意在言外”“文已盡而意有余”“神與物游”等，都是完整的短句?！霸娧灾尽边@一命題雖然只有三個字，卻是一個主謂賓皆全的完整句子?！拔?，心學也”是一個規(guī)范的判斷句?！霸姛o達詁”“文以載道”“意在言外”等都是陳述理論觀點的陳述句。短句式命題又有多種形式，主要有如下幾種情況。
其一，兩個字構成的命題。單個字是無法構成命題的，最簡單的文論命題是由兩個字構成的簡縮式句子，如“原道”“物感”“自娛”“暢神”等。從表面上看，此類命題只是一種動賓結構或主謂結構，但實質上是一種短句的壓縮：“原道”實為“文章本原于道”；“物感”實為“外物感發(fā)詩人”；“自娛”實為“詩文可使人自娛”；“暢神”實為“山水畫可使人暢神”等。所以，雖然只有兩個字，仍然屬于短句式命題。但是，由于這類命題只有兩個字構成，其形式非常類似于范疇，人們很容易把它們當作范疇運用。
其二，三個字構成的命題。古代文論中此類命題較多，如“味無味”“思無邪”“辭欲巧”“律和聲”“詩緣情”“詩達意”“立主腦”等，雖然只有三個字，但卻意義完整：“味無味”即品味無味之味，指審美鑒賞中對作品恬淡自然藝術趣味的品鑒?！八紵o邪”本義為《詩三百》思想內(nèi)容皆“無邪”，可作為文學藝術作品思想內(nèi)容的一般標準，即作品思想內(nèi)容必須以“無邪”為本?！霸娺_意”即詩以表達詩人之情意為本，“意”為詩之本體，“達意”是詩之使命。此類命題表示一種理論判斷或觀點的陳述，包含著復雜深刻的理論內(nèi)涵。
其三，四個字構成的命題。此類命題在古代文論中最為常見，如“詩可以興”“知人論世”“發(fā)憤著書”“詩無達詁”“化下刺上”“立象盡意”“神與物游”“文以載道”“不平則鳴”“文如其人”等，此類命題在古代文論中最為典型也最為普遍。有些四字型命題是壓縮而成，如“化下刺上”本為“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情經(jīng)辭緯”本為“情者文之經(jīng)，辭者理之緯”；“境生象外”是“境生于象外”的壓縮；“體物得神”是“體物而得神”的壓縮等。
其四，由多字構成的命題。如“情動于中而形于言”“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聲成文謂之音”“詩緣情而綺靡”“文已盡而意有余”“文辭志合而為詩”等。此類命題基本是以判斷句的形式而表達一種理論觀點，體現(xiàn)著文論家對于某種文學理論觀點的成熟思考。
其五，由復合句構成的命題。此類命題是由兩個以上的單句構成的，如“發(fā)乎情，民之性”“華章藻蔚，非矇瞍所玩；英逸之才，非淺短所識”“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時運交移，質文代變”“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但見情性，不睹文字”“外師造化，中得心源”“樂人易，動人難”“獨抒性靈，不拘格套”“文，心學也”等。這種命題都是通過復合句而表示一種理論判斷或觀點陳述，雖有多個單句，但觀點明確，因而此類命題也具有易記易識簡明扼要之特點。
短語式命題是由簡明的短語構成的，如“文質彬彬”“盡善盡美”“溫柔敦厚”“主文譎諫”“氣韻生動”“審己度人”等。從語言形式上看，此類命題沒有主語，不是完整的句子，如果標出主語，反而累贅。但是，這種短語式命題都具有完整的意義，表示一種理論判斷或陳述一種文論觀點，其功能與短句相近。就其實質而言，此類命題可看作短句的簡縮，能變化為短句，如“文質彬彬”可變?yōu)椤拔呐c質要彬彬和諧”；“溫柔敦厚”可說成“詩歌可使人溫柔敦厚”；“氣韻生動”意為“藝術作品應氣韻生動”等。
不管是短句式命題還是短語式命題，其構成的文字都很少。即便是復合句構成的命題，較單個的短句雖顯得復雜，但一般都是由兩個對稱的句子構成。或有較多的分句，其分句多無長語，而是簡明扼要。所以，整體而言，古代文論命題具有短小精悍、言簡意賅之特點。這種特點使命題易識易記，因而為人們所樂于接受和運用。
（二）內(nèi)涵豐富，精警深刻，理論性強
“命題”之所以在古代文論中被大量運用，根本原因在于它有豐富、深刻的理論內(nèi)涵，體現(xiàn)著文學活動的基本規(guī)律，理論性強，具有普遍的應用性，能夠用于闡釋各種文學理論問題。如“發(fā)憤著書”就包含著豐富深刻的內(nèi)涵：作家遭遇不平，必然產(chǎn)生憤情；這種憤情又必然構成創(chuàng)作之動力，促動作家創(chuàng)作；由憤而著之書具有巨大的感人力量等等。這一命題體現(xiàn)著古今中外作家創(chuàng)作的基本規(guī)律，對古今中外作家創(chuàng)作來說，都具有適用性。再如“立象盡意”也具有內(nèi)涵豐富深刻之特征：其一，強調“立象”是“盡意”的重要途經(jīng)；其二，表明“立象”之目的在于“盡意”；其三，指出“意”是根本，“象”是載體等等。此命題揭示了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的基本規(guī)律，古今中外的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實際都是“立象盡意”的過程。因而這一命題對于古今中外的作家創(chuàng)作來說，具有普遍的應用性。古代文論中的其它命題，如“知人論世”“感于物而動”“文以氣為主”“神與物游”“思與境偕”“詩窮后工”“樂人易，動人難”等，都具有這種內(nèi)涵豐富、理論深刻、應用性強之特點。因為命題之所以成立，就在于它體現(xiàn)了文學藝術的基本規(guī)律。命題之生成是古代文論家將豐富深刻的思想理論凝聚于簡短語句的結果。所以，古代文論之命題必然內(nèi)蘊著深刻的藝術規(guī)律，或者說內(nèi)蘊的藝術規(guī)律是該命題之所以成立的真正原因。正是這種內(nèi)蘊的藝術規(guī)律，使命題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廣泛的應用性，這也是古代文論命題之所以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三）表述明晰透徹，易于把握運用
運用明晰的理論化語言表述其思想觀點，內(nèi)涵清楚明確，容易把握運用，是古代文論命題的又一特征。古代文論家對命題的提煉概括一般都是運用明晰透徹的理論化語言，這一點與古代文論“范疇”的語言運用具有很大的不同。對于范疇，古代文論家往往喜歡使用形象化、審美化的描述性或比喻性語言，如“風骨”“神韻”“滋味”“瘦硬”“豐腴”“熔裁”“隱秀”“野逸”“疏野”“枯淡”“圓潤”等，他們都有形象化、審美化的特征，這些范疇雖然具有很高的審美價值，但其內(nèi)涵模糊朦朧，讓人難以把握，無法做出準確闡釋，對其詮釋解讀往往會出現(xiàn)見仁見智的歧義現(xiàn)象。而對古代文論命題的理解或闡釋則很少出現(xiàn)歧義，因為命題一般都是用明晰的理論化語言來表述，內(nèi)涵清楚明白，讓人一目了然，基本可以準確闡釋。如“詩可以興”“思無邪”“知人論世”“化下刺上”“發(fā)乎情，民之性也”“發(fā)憤著書”“神用象通”“感物吟志”“文以載道”“詩窮后工”“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體物得神”等，其內(nèi)涵表述得都非常清晰透徹。命題的這種語言特征實際上體現(xiàn)了文學理論本來就應該明晰透徹的固有本色，強化了古代文論的理論化色彩。由于命題的內(nèi)涵表述具有明晰透徹性，因而不但使接受者容易接受理解，而且也容易把握和運用。很多古代文論命題如“盡善盡美”“發(fā)憤著書”“各師成心”“文已盡而意有余”“不平則鳴”“文以載道”“詩外工夫”“意在言外”等之所以能夠在當代仍然被人們所經(jīng)常運用，與其表述語言的明晰透徹是密切相關的。內(nèi)涵表述的明晰性，使古代文論的命題比范疇更容易走進當代，因為這種明晰性一方面使當代人更容易接受、運用，另一方面也使其與當代文學理論具有更多的一致性和實際應用性。
古代文論中也有形象化、審美性語言構成的命題，如：
王逸《楚辭章句序》云：“金相玉質?！币馑际钦f，形式如金，內(nèi)容如玉。
蕭統(tǒng)《文選序》云：“踵事增華?！币馑际钦f，文學發(fā)展由樸而華。
陸機《文賦》云：“謝朝華于已披，啟夕秀于未振?！币馑际钦f，辭謝別人已寫題材，寫別人未寫的題材，強調創(chuàng)作旨在創(chuàng)新。
又云：“理扶質以立干，文垂條而結繁?！币馑际钦f，內(nèi)容猶如樹干，形式猶如樹枝。
劉勰《文心雕龍·宗經(jīng)》篇云：“銜華佩實?！币馑际钦f，形式華美，內(nèi)容切實。
《神思》篇云：“拙辭巧義，庸事新意，杼軸見功，煥然乃珍?！币馑际钦f，神思想象猶如織機做功，作家借助于神思而能以樸拙之辭表達“巧義”，用平庸之事表現(xiàn)“新意”，從而將“拙辭”“庸事”組織為燦爛珍貴之作品。
《時序》篇云：“風動于上，波震于下?！币馑际钦f，風吹動于上而水波必然震蕩于下，比喻時代發(fā)展必然影響文學變化。
《知音》篇云：“操千曲而后曉聲，觀千劍而后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币馑际钦f，完備的文學批評應以廣泛閱讀作品為基礎，就如通曉聲律者須操演過千曲、明識劍器者須觀賞過千劍的道理一樣。
白居易《與元九書》云：“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意思是說，情如詩之根，言如詩之苗，聲如詩之花，義如詩之實。
此類形象化、審美性語言構成的命題在古代文論中并不多，不是古代文論命題的主流。并且此類命題一般都是比喻性的，由于命題是以短語、短句或復合句的形式進行比喻，因而所比喻的內(nèi)容相對來說也就比較容易理解。
二、古代文論命題與范疇之區(qū)別
按照《辭海》的解釋，“范疇”是指“反映事物的本質聯(lián)系的思維形式，是各個知識領域的基本概念”。當代學人也有類似的解釋：“范疇是關于客觀事物特性和關系的基本概念，是作為人類思維對客觀事物本質聯(lián)系的概括反映?！?sup>這表明“范疇”之性質是“知識領域的基本概念”或“關于客觀事物特性和關系的關系的基本概念”，這種解釋就體現(xiàn)了范疇之內(nèi)涵與命題具有顯著的不同。其區(qū)別在于，“命題”是用句子、短語表示的“判斷”或“陳述”，“范疇”是“基本概念”，或者說，二者性質上的根本區(qū)別就在于前者是“句子”或“短語”，而后者是“概念”。
古代文論范疇一般都是類似名詞的概念，從構成模式上看，最簡單的范疇由一個字構成，如興、味、氣、神、志、清、淡、雅、野、遠、體、格、勢、才、美、物、景、趣等。大多數(shù)范疇都是由兩個字構成，如意境、意象、比興、興會、風骨、神韻、韻味、妙悟、平淡、含蓄、義法、飄逸、虛靜等，這是最典型最常見的古代文論范疇構成模式。也有三字甚至四字構成的范疇，如“味外味”“象外象”“有我之境”“無我之境”等，但此類貌似命題的范疇非常少。這些范疇看似命題，實質上仍是范疇?！拔锻馕丁笔侵冈姼枵Z言之外的審美趣味，“味外”二字只是一個定語，起修飾限制的作用，“味外味”實質上仍是一種“味”，所以，它不是命題，而是范疇?！跋笸庀蟆币餐瑯尤绱??！坝形抑场薄盁o我之境”都是指詩歌的獨特境界，“有我之”“無我之”都是起修飾限制的作用，其核心詞就是一個“境”字。而命題作為表示判斷或陳述的句子、短語，在構成模式上要比范疇復雜得多。古代文論中沒有單字構成的命題，兩個字構成的命題也不多，大多數(shù)命題都是由三、四個字構成，由復合句構成的命題也非常多。一個或兩個字構成的古代文論范疇就非常多，三個或四個字構成的古代文論范疇非常少。由此可知，古代文論范疇與命題在構成模式上的區(qū)別是十分顯著的。
古代文論范疇與命題的另一重要區(qū)別在于，范疇基本都是古代文論家所提出的本來概念，構成范疇的文字一般都沒有后人的加工改造，如興、味、清、雅、意境、意象、神韻、風骨、象外之象、有我之境等，都保持了古代文論家的語言原貌。古代文論命題則有兩種情況，一是保持了古代文論家的語言原貌，如“詩言志”“思無邪”“神用象通”“境生象外”等，都是古代文論家的話語原貌。二是對古代文論家的話語進行一定的加工改造，如“知人論世”這一命題實際是對《孟子·萬章下》所說“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這段話的概括，“發(fā)憤著書”是對司馬遷“大抵賢圣發(fā)憤之所為作也”之語的概括，“文以載道”是對周敦頤“文所以載道也”之語的簡縮，此類命題在不同程度上改變了古代文論家的語言原貌。但是，語言原貌的改變并不影響思想內(nèi)涵的一致，經(jīng)后人加工改造而形成的命題，思想內(nèi)涵更為明晰、精練，語言形式更為精致、簡潔，雖有所加工改造，卻完全能夠取得人們的認可。此類命題正是由于這種加工改造，而能夠得以廣泛流傳和運用。
古代文論命題與范疇構成模式上不同的根本原因，在于二者內(nèi)涵性質上的不同。從內(nèi)涵性質上看，文論命題作為一種判斷或陳述，實質上體現(xiàn)了古代文論家對一種成熟的思想理論或基本規(guī)律的認定，因而，命題包含著更豐富深刻的思想內(nèi)涵，必須用句子或短語來表述。范疇作為一種概念，反映了“事物的本質聯(lián)系”，體現(xiàn)了事物的本質特點，對于認識事物是不可缺少的。雖然古代文論的很多范疇也都具有豐富深刻的思想內(nèi)涵，如意境、虛靜、比興、義法、風骨等，但比較而言，命題所體現(xiàn)的思想理論更為豐富、深刻。原因在于古代文論的很多命題都包含著范疇，如在“陶鈞文思，貴在虛靜”這一命題中，“虛靜”這一范疇只是構成命題的一個因素。再如“神用象通”這一命題就包含“神”與“象”兩個范疇；“文質彬彬”包含“文”與“質”兩個范疇；“文以載道”包含“文”與“道”兩個范疇等。在古代文論的很多命題中，范疇只是構成命題的基本因素，如“神與物游”“立象盡意”“境生象外”“思與境偕”等都包含兩個范疇。由此可知，命題可包容范疇，用不同的范疇可組合成命題，就此而言，命題離不開范疇，若無范疇，很多命題無法生成，如“感物吟志”“文以載道”“情胚景媒”等命題的生成就離不開范疇。而范疇則不能包容命題，無法用命題去組合范疇，因為范疇是古代文論思想觀點的最基本意義單位，它需要與命題配合來共同完成文論思想觀點的表達，就此而言，范疇亦離不開命題，若無命題的組合，很多單個獨立的范疇難以形成意義深刻的文論觀點，如“文”“質”“情”“景”“言”“意”“道”等單個范疇，組合成“文質彬彬”“文以載道”“情胚景媒”“言有盡而意無窮”等命題后，其意義才更加完整、豐富、深刻。“命題”作為句子或短語，在構成模式上需要使用名詞概念，而“范疇”作為反映事物本質聯(lián)系的概念，為命題所使用，是很自然的。由于范疇只是構成命題的具體因素，因而，命題之內(nèi)涵必然更為復雜豐富。
第二節(jié) 古代文論命題之基本功能
“命題”在古代文論中之所以格外重要，根本原因在于它有重要的功能，對于古代文論家的思想表達和理論體系的建構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古代文論命題的功能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一、命題是古代文論家表述思想觀點的重要方式
運用命題來表達自己的思想觀點，是古代文論家經(jīng)常采用的理論表述方式。特別是那些做出重要貢獻的文論家，經(jīng)常把命題作為他們表現(xiàn)思想觀點的基本手段?？鬃?、孟子是典型代表，他們雖然沒有專門的文論著作或文章，但卻提出了一系列影響深遠的經(jīng)典性文論命題。如孔子提出的“文質彬彬”“盡善盡美”“思無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辭達而已”等一系列命題，構成了孔子文論思想的核心，或者說孔子的文論思想主要就是通過這些命題而體現(xiàn)出來的。孟子的文論思想主要體現(xiàn)在“知人論世”“知言養(yǎng)氣”“以意逆志”和“與民同樂”這四個命題中，這四個命題構成了孟子文論思想的核心。由于孔、孟的這些文論命題都包含著深刻的思想，體現(xiàn)了古代文論的某方面規(guī)律，不但對于儒家文論體系的建立及對古代文論發(fā)展產(chǎn)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而且在當代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應用價值。老子和莊子的情況也頗為類似，雖然他們沒有像孔、孟那樣直接地提出一系列文論命題，而是提出了一系列哲學命題，但他們的很多哲學命題對古代文學理論、藝術理論及美學理論都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從而為后世文藝理論家所吸收利用，并演化為古代文學藝術及美學理論的基本命題。如老子提出的“味無味”“無為而無不為”“以身觀身”“滌除玄鑒”“見素抱樸”“大象無形”“大巧若拙”等，都對后世的文學藝術及美學理論產(chǎn)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莊子提出的“法天貴真，不拘于俗”“得意忘言”“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以天合天”“自適其適”“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淡然無極而眾美從之”“素樸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以神遇而不以目視”“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等一系列哲學命題，對古代文學藝術及美學理論的巨大影響是不言而喻的。這些命題集中體現(xiàn)了道家對于文學藝術及審美的基本態(tài)度，對于道家文論和古代美學理論建構的作用及在當代的意義，也是不言而喻的。
至魏晉南北朝，古代文論進入了自覺時代，隨著文論著述的大量產(chǎn)生，自此而后的重要文論家如曹丕、劉勰、鐘嶸、韓愈、皎然、白居易、司空圖、歐陽修、蘇軾、朱熹、嚴羽、謝榛、王驥德、金圣嘆、李漁、葉燮、劉熙載、王國維等，都提出過大量影響深遠的理論命題，并通過所提之命題而建構自己的文學思想系統(tǒng)。韓愈是較為典型的代表，因為他雖然沒有專門的文論文章、著作，卻有多方面的文學思想，而他的文學思想主要就是以命題的形式表述出來的。他所提出的“文以明道”“不平則鳴”“窮言易好”“陳言務去”“文從字順”“氣盛言宜”“閎中肆外”“以文為戲”等，都是古代文論史上的著名命題，這些命題集中體現(xiàn)了韓愈的文學思想。再如蘇軾提出了“詩畫一律”“身與竹化”“有為而作”“不能不為之為工”“隨物賦形”“欲令詩語妙，無厭空且靜”“無意于佳乃佳”“美以數(shù)取”等一系列詩文書畫理論命題，這些命題不但意義重大、影響深遠，而且在當代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切實的應用性。古代文論史上還有一些理論家，如董仲舒提出“詩無達詁”說、司馬遷提出“發(fā)憤著書”說、劉禹錫提出“境生于象外”說、司空圖提出“思與境偕”說、周敦頤提出“文以載道”說、歐陽修提出“詩窮后工”說、陸游提出“詩外工夫”說、高明提出“樂人易，動人難”等，雖然提出的命題不多，但是意義卻格外重大，影響特別深遠，對于古代文學理論的建構做出了巨大貢獻。
古代文論家之所以經(jīng)常通過運用命題來表達自己的思想觀點，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因為命題是體現(xiàn)思想觀點較為有效的方式，使文論家能夠以簡潔明了的語言表達出自己的思想觀點，因而為文論家所樂于使用。古代文論命題作為判斷性、陳述性的短句、短語，具有簡明判斷、客觀陳述的特征，文論家一旦產(chǎn)生了較成熟的思想觀點，就非常適合使用這種簡明的判斷性、陳述性的短句、短語來表達，并且古代文論家的思想觀點通常來源于自己的切身經(jīng)驗，他們對自己的思想觀點一般不作邏輯論證，而是直接陳說或做出判斷，這種情況也容易使他們樂于運用命題來表達自己的思想觀點。
二是由于古代漢語具有運用文字簡潔精要的特征，從而容易形成命題。語句簡潔精要是古代漢語的固有特征，用古代漢語撰寫的古代文論文獻，鮮有當代文論那樣的漫長句式。古代文論家在運用古代漢語表達思想觀點時，常常將精妙的思想觀點高度濃縮在簡短精要的語句中，雖然文字不多，但卻內(nèi)涵豐富深刻，分量極重，這就很容易形成概括性強的命題。
三是命題在語言運用上主要采用明晰易解的理論化語言，而不像古代文論范疇，主要采用具有描述性、審美性特征的語言，如“風骨”“神韻”“滋味”“瘦硬”等。古代文論命題的語言具有明晰性、直接性特征，一般都是直截了當?shù)乇磉_出理論家的思想觀點，讓人一目了然，內(nèi)涵清楚明白，容易理解把握，這樣就能產(chǎn)生更好的表達效果。這也是導致古代文論命題大量出現(xiàn)的又一重要原因。
二、命題是古代文論文章、著作思想觀點的集中體現(xiàn)
在古代文學理論的文章、著作中，特別是在那些重要的文論文獻中，都有大量的命題運用，這些命題集中地體現(xiàn)著理論家的思想觀點，是古代文學理論文章、著作中最燦爛的思想火花，也是把握古代文論思想精髓的關鍵。
《文心雕龍》是運用命題表述思想觀點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本書絕大部分篇目都有命題的提出，《征圣》《明詩》《詮賦》《神思》《通變》等篇提出的命題都多達十幾個。這些命題是全書思想觀點最集中的體現(xiàn)，在各篇目中就像閃閃發(fā)光的金子，放射著理論觀點的燦爛光輝，是全書的思想精華所在，集中地體現(xiàn)著全書的理論價值。除《文心雕龍》外，文學批評史上的很多著述，如《樂記》《毛詩序》《典論·論文》《文賦》《詩品》《與元九書》《二十四詩品》《歲寒堂詩話》《滄浪詩話》《麓堂詩話》《詩家直說》《詩藪》《曲律》《原詩》《姜齋詩話》《藝概》《人間詞話》等之所以是經(jīng)典文獻，原因之一在于這些文獻提出了眾多的經(jīng)典性命題。如《毛詩序》提出的“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發(fā)乎情，民之性也”“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等命題，對于儒家詩學來說，具有確立基本原則的意義。再如《典論·論文》提出的“審己以度人”“文以氣為主”“文非一體”“文本同而末異”“文章，經(jīng)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等，都是經(jīng)典性命題，對后世文論的影響及在當代的意義，都是不言而喻的。這些文獻若無命題的運用，其思想觀點的表達是不可想象的，其理論價值在很大程度上也將受到影響。
由于命題具有語言簡明精煉、表述清晰透徹等特點，古代文學理論的著作、文章在大量運用命題來表達思想觀點時，也就具有了極佳的表達效果。命題以警醒的語言明晰地表達了深刻的思想觀點，對于讀者來說，格外容易接受理解，也便于運用。如金圣嘆提出“以文運事”與“因文生事”兩個簡明扼要的命題來區(qū)別小說與歷史著作的不同性質，非常具有說服力，從而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再如邵雍提出“以物觀物，性公而明”與“以我觀物，情偏而暗”兩個命題，所用語言都是通俗易懂的陳述性語言，表述清晰，讓人一看就懂，不會產(chǎn)生任何歧義，并且二者形成非常鮮明的對比關系，通過直接的對比關系，二者的內(nèi)涵表現(xiàn)得清清楚楚，其效果顯著也是不言而喻的。當然，這些命題的形成與古代漢語的精煉簡約特征分不開。
三、命題是古代文學理論體系建構的基本因素
雖然古代文學理論的體系建構仍是當下學者們繼續(xù)努力研究的對象，體系的模式、框架、構成因素、基本特點等問題還有待進一步探索與完善，但是，古代文論體系的存在，以及文論體系所包含的基本理論層面，諸如文學本體論、創(chuàng)作論、作品論、文體論、作家論、風格論、功能價值論、通變發(fā)展論、欣賞批評論等，基本為當代學者所認可。值得注意的是，在構成古代文論體系的各個理論層面上，都有大量的命題運用。如談到文學批評論，就不能不提“知人論世”“以意逆志”“無私于輕重，不偏于憎愛”“以詩解詩”等命題。談到風格論，就不能不提“文以氣為主”“因內(nèi)而符外”“各師成心，其異如面”“不主一格”“詩品出于人品”等命題?？梢哉f，命題對于古代文論體系的建構具有支撐性作用，因為命題具有更豐富的理論內(nèi)涵，體現(xiàn)著更深刻的思想觀點，具有更好的表達效果。因而，對于古代文論體系的建構也就具有更為重要的作用。如果說古代文論的體系是個巨大網(wǎng)絡的話，這一網(wǎng)絡系統(tǒng)當然離不開范疇的聯(lián)絡，但是更離不開命題的支撐。如果說范疇是連接整個古代文論體系網(wǎng)絡的“紐結”的話，命題則是構成整個網(wǎng)絡的“綱線”或“支架”“棟梁”。這些“綱線”“支架”“棟梁”體現(xiàn)著古代文論體系的基本思想觀點，是支撐體系框架得以形成的“骨骼”，古代文論體系的各個理論層面往往主要是借助于命題而得以形成。
如文學本體論，古代文論家提出了“詩言志”“詩緣情”“詩達義”“文辭志合而為詩”“文，心學也”等一系列命題，這些命題從志、情、義、人心及文采、辭語等不同角度揭示了文學之本體，體現(xiàn)了古代文論家關于文學本體的基本思想，從而建構了古代文學本體論的基本理論框架。如果沒有這些命題的運用，古代文學本體論就難以建構起來。再如文學創(chuàng)作論，古代文論家提出了“感于物而動”“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立象盡意”“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情以物興”“物以情觀”“感物吟志”“窺意象而運斤”“人之感于事，則必動于情；然后興于嗟嘆，發(fā)于吟誦，而形于歌詩”等一系列命題，這些命題揭示了文學創(chuàng)作之本源、感情之產(chǎn)生、由言而文之創(chuàng)作必然性等創(chuàng)作理論中的根本性問題。通過這些命題，古代文論家提出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基本過程在于由物而情、由情而文，闡釋了由物而情是創(chuàng)作發(fā)生、由情而文是藝術表現(xiàn)、作家感物而產(chǎn)生的審美感情是創(chuàng)作的關鍵因素等基本理論觀點。這些命題表明，文學創(chuàng)作的根本原因是“人心之感于物”，即作家之心感動于外在之物，由此產(chǎn)生審美感情是創(chuàng)作之關鍵?！拔铩笔莿?chuàng)作之最終本源，由物而情是創(chuàng)作發(fā)生之環(huán)節(jié)；由情而文是藝術表現(xiàn)之環(huán)節(jié)。情興于物，作家感的雖然是“物”，吟的卻是“志”；作家“吟志”卻又必須“立象”等等。如果沒有這些命題，古代文學創(chuàng)作論的建構也是不可想象的。文學作品論也主要是由一系列命題構成，如“文質彬彬”“盡善盡美”“理扶質以立干，文垂條而結繁”“文章，非采而何”“文附質，質待文”“情者文之經(jīng)，辭者理之緯”“情周而不繁，辭運而不濫”“文不滅質”“繁采寡情，味之必厭”等，這些命題揭示了文學作品構成的基本因素、作品形式與內(nèi)容的關系、思想感情的核心地位、藝術形式的重要性、作品的形式美等，古代文論家通過提出這些命題，表達了他們對于文學作品的基本看法和要求，這些命題也構成了古代文學作品論的基本框架，或者說古代文學作品論主要是由這些命題而得以形成的。古代文論體系的其它理論層面，情況也都類似。如文學通變發(fā)展論，僅在《文心雕龍》中就有“文辭氣力，通變則久”“資于故實，酌于新聲”“參伍因革，通變之數(shù)”“憑情以會通，負氣以適變”“文律周運，日新其業(yè)”“變則其久，通則不乏”“望今制奇，參古定法”“時運交移，質文代變”“歌謠文理，與世推移”和“文變?nèi)竞跏狼?，興廢系乎時序”等一系列命題，此外還有“踵事增華”“世道既變，文亦因之”“必藉師承”“取其精華，遺其糟粕”“推陳出新”等，這些命題基本概括了古代文學發(fā)展論的主要內(nèi)容。古代文論中的風格論、文體論、作家論、欣賞批評論、功能價值論等，其理論建構也都離不開大量的命題運用，如果抽去這些命題，古代文論體系的框架或許會像大廈被抽去棟梁一樣坍塌倒落。
第三節(jié) 古代文論命題研究之困境
雖然古代文論家提出了大量的命題，并構成了古代文論史上一道亮麗的風景線，但是，迄今學界對命題的研究并未真正地自覺展開，因為目前對于命題展開自覺研究的成果少之又少。雖然在一些古代文論研究文章或著作中偶爾能夠看到“命題”概念的使用，如“‘詩可以怨’這一理論命題潛藏著春秋詩學的特殊意味”“‘詩言志’和‘詩緣情’是中國文學史和中國文論史上的重要命題”“《易傳》的‘觀物取象’的命題，在美學史上形成了一個極其重要的傳統(tǒng)思想”“‘得意忘象’……是一個哲學命題，也是一個美學命題”等。但是，“命題”概念的偶爾使用并不意味著自覺的專門研究。所謂“自覺的專門研究”，就是自覺地把研究對象當作“命題”來展開專門研究，如張晶撰《入興貴閑——關于審美創(chuàng)造心態(tài)的一個重命題》、湯一介撰《“命題”的意義——淺說中國文學藝術理論的某些“命題”》、王英志撰《清初詩學概念、命題闡釋——讀王夫之、賀貽孫詩論札記》、唐萌撰《拆碎劉勰的七寶樓臺——〈文心雕龍〉文體命題釋義方式研究》及拙文《古代文論“命題”之理論建構功能》《“命題”與〈文心雕龍〉之理論建構》等文章都是對古代文論“命題”的自覺研究，都體現(xiàn)了明確的“命題研究”意識，但這種自覺研究的文章太少。古代文論的很多經(jīng)典命題如“盡善盡美”“知人論世”“詩無達詁”“發(fā)憤著書”“神與物游”“文以載道”“不平則鳴”等雖然都有不少研究文章，但普遍存在的問題是缺乏命題研究的自覺性。也就是說，大多數(shù)文章并不是從“命題”的角度展開研究，研究者的“命題”意識十分淡薄，在對“詩無達詁”“發(fā)憤著書”“神與物游”“文以載道”等命題展開研究時，并沒有把研究對象看做古代文論的“命題”。所以，古代文論的命題研究仍處于尚未自覺展開的困境之中。
由于缺乏對古代文論命題的自覺研究，導致了對“命題”概念使用的不準確，一些研究者往往把古代文論的“命題”與“范疇”混淆使用，如：“為了把《文心雕龍》的文學理論要義挖掘出來，我認為最值得做的是文學理論的‘范疇’研究?！馈?、‘奇正’、‘感物吟志’、‘神思’、‘體性’、‘風骨’、‘通變’、‘情采’、‘比興’、‘夸飾’等就成為我研究的重點?！?sup>“感物吟志”不是“范疇”，而是“命題”，把“感物吟志”與“神思”“體性”“風骨”等都說成“范疇”，實際上是混淆了“范疇”與“命題”的區(qū)別。再如成復旺先生主編的《中國美學范疇辭典》把“不平則鳴”“澄懷味象”“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境生于象外”“以物觀物”“意在筆先，畫盡意在”等“命題”當作“范疇”收錄，也是混淆了二者的區(qū)別。應當指出，當代學人對古代文論“命題”認識的嚴重不足、研究的嚴重忽略及普遍存在的誤解誤用，所帶來的問題、產(chǎn)生的不良影響都是極其嚴重的，對古代文論研究的深入展開特別是對其思想精髓的把握，也是極其不利的。古代文論命題的大量存在而對其重要性認識的嚴重不足及研究的嚴重缺失，不能不說是當下古代文論研究中存在的一個極其嚴重的問題。
比較一下“范疇”研究就能發(fā)現(xiàn)當下學界對于命題研究的嚴重缺失情況。在近百年來的古代文論研究中，對范疇與命題的研究是極不平衡的。范疇一直是學界研究的熱點，研究范疇的文章、著作不斷出現(xiàn)，甚至同一范疇的研究文章多達上百篇者，并不罕見。如對“意境”范疇的研究，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自1978至2000年的“20多年來，約有1452位學者，發(fā)表了1543篇‘意境’研究論文”，而研究意境的專著亦有近十來部。這勢必導致研究成果不可避免地產(chǎn)生重復，并且這種研究勢頭迄今仍無消減之跡象。研究范疇的專著亦數(shù)量可觀，如蔡鐘翔、鄧光東主編的《中國美學范疇叢書》“被列為‘十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guī)劃，《叢書》共計三十本”，規(guī)模之巨，讓人感嘆。汪涌豪的《中國古代文學理論體系：范疇論》、曾祖蔭的《中國古代美學范疇》、胡建次的《歸趣難求——中國古代文論“趣”范疇研究》等都是研究古代文論范疇的重要著作。雖然也有以某一古代文論命題為書名的專著，如成復旺的《神與物游》、韓林德的《境生象外——華夏審美與藝術特征考察》等，但是，其一，研究命題專著的數(shù)量遠遠無法與范疇研究專著相比。其二，這些專著也缺乏命題研究的自覺性，即是說，命題研究的專著往往不是把研究對象作為一個命題來研究，而是把研究對象作為古代文論的一個重要問題來探索?！吧衽c物游”“境生象外”雖然都是古代文論的重要命題，但成復旺、韓林德二人并非立足于“命題”的立場來展開研究。比較一下古代文論范疇研究，就能更清晰地看出問題之所在。研究古代文論范疇的專著及文章往往都是把研究對象定性為“范疇”而展開探索，如上面所列舉汪涌豪、曾祖蔭、胡建次等人的著作都有“范疇”二字，明確表明了研究對象就是古代文論“范疇”，他們就是從“范疇”的角度來展開研究的。有關“意境范疇”“格調范疇”“風骨范疇“神韻范疇”等大量的研究文章，也都體現(xiàn)了明確的范疇研究意識。這表明，當代學人對于范疇的研究早已步入了自覺階段，而對于命題仍缺乏研究的自覺性。對范疇研究的過熱和對命題研究的極度冷落，表明學界對于古代文論命題的重要性缺乏足夠的認識。實際上這也透露出一個非常重要的信息：古代文論中的大量命題是一塊亟待開發(fā)的沃土，命題研究不但是對古代文論研究新領域的開拓，而且也將使新世紀的古代文論研究有事可做且大有可為。
- 朱自清：《詩言志辨》，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4頁。
- 《辭?！罚s印本），上海辭書出版社1980年版，第573頁。
- 汪涌豪：《中國古代文學理論體系：范疇論》，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頁。
- （清）金圣嘆著，曹方人、周錫山標點：《金圣嘆全集》（一），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8頁。
- 北京大學哲學系美學教研室編：《中國美學史資料選編》（上），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8頁。
- 周祖詵編選：《隋唐五代文論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243頁。
- 傅道彬：《“詩可以觀”》，《文學評論》2004年第5期。
- 戴偉華：《論五言詩的起源》，《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6期。
- 葉朗：《中國美學史大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6頁。
- 葉朗：《中國美學史大綱》，第190頁。
- 《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0年第1期。
- 《文藝爭鳴》2010年第1期。
- 《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4期。
- 《湘南學院學報》2012年第4期。
- 《視角與方法：復旦大學第三屆中國文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鳳凰出版社2013年版。
- 《山西師大學報》2014年第5期。
- 童慶炳：《文心雕龍三十說》，《童慶炳文集》第七卷，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9頁。
- 參見成復旺主編：《中國美學范疇辭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 古風：《意境探微》，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頁。
- 古風：《意境探微·總序》，第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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