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五四”啟蒙

正是創(chuàng)辦人屠元博的先見之明，常州中學聚集了當時最好的老師。他們學識淵博，思想開明，勇于接受新思想，無形中為學生打開了一扇清新的窗戶。每次上體操課，學生們整整齊齊地站立在風雨操場，個個精神抖擻。當年劉伯能老師在前面呼立正，鏗鏘有力地喊道：“須白刃交于前，泰山崩于后，亦凜然不動，始得為立正！”如果碰到酷暑天氣或者陣頭雨，身為同盟會會員的劉伯能宏亮地呼道：“汝輩非糖人，何怕日？非紙人，何怕風？非泥人，何怕雨？怕這怕那，何時能立？”劉伯能老師呼立正的聲音代代相傳。周有光雖然身體細弱，只要一聽到體育老師呼立正，便熱血沸騰，操場回蕩著齊刷刷的聲音，人生立身大訓便于此立下。正是這些胸懷民族和國家的好老師，使少年周有光心中埋下理想的種子，內心激蕩著將來報效祖國的情懷。令周有光印象深刻的師長，還有音樂老師劉天華和古文老師吳山秀。

常州中學非常注重課外學習，上午九點上課，安排三節(jié)課，每節(jié)課五十分鐘，下午則是游藝課。孔子曰，“依于仁，游于藝”，說的是人要有“仁”的內在修養(yǎng)，心理上就有了安頓的地方；有“藝”的熏陶，人生就有精彩的地方。游藝課的教學理念正基于此。學生根據(jù)自己的興趣、愛好，可以自由選擇課程。比如，喜歡古典文學的去上古文課，喜歡音樂的就聽音樂課，愛好書法的就去書法班，各類課程都有，極大地開擴了學生的視野。也有學生自己組織的學社、學會、樂團、劇社等，辦得熱熱鬧鬧，真是課內打基礎，課外出人才。游藝課不用考試，全然憑個人興趣，因此大家學起來興致勃勃。正是這種寓教于樂的教學理念，大家讀書都很自覺、很用功，教室里、操場上經(jīng)?；蝿又啻撼C健的身影。

周有光愛好廣泛，他經(jīng)常串門子，有時會鉆到打拳班，在北拳和南拳的爆發(fā)力中，在拳師的進攻和防守中，觀摩中國工夫。每到下午四點鐘，學校的軍樂隊便雄赳赳、氣昂昂地出發(fā)了。一聽到昂揚的軍樂聲，大家都跑到教室外觀看。周有光跟一幫同學跟在軍樂隊后面，隨著樂音開心地蹦跳。戴著圓眼鏡的劉天華，在一邊指導學生的演奏。劉天華是學校的音樂老師，枯燥的樂理課經(jīng)他一講便令人神往。年輕有為的劉天華在日本留學時學習西洋音樂，回國后又主攻民族音樂。他在母校組建了軍樂隊與絲竹合奏團，全然提升了學校的音樂素質，展現(xiàn)了學校不同尋常的精神風貌。在教學之余，劉天華專研西洋音樂，大膽借鑒西洋演奏技法以改革國樂，最終成為近現(xiàn)代二胡演奏學派奠基人，是中國現(xiàn)代民族音樂的一代宗師。

校長童伯章不僅學識淵博，上課生動，還精通音樂，擔任學校游藝部昆曲班導師，笛、簫、笙、三弦、二胡、嗩吶等各種樂器無一不能。在童校長的影響下，周有光喜歡上了音樂，一氣選修了好幾種樂器，彈月琴，拉二胡，吹笛子，忙得樂陶陶的。周有光天分很高，在劉天華手把手的指點下，提高了音樂修養(yǎng)，增強了欣賞音樂作品的理解能力。每天下午，周有光早早來到西園的音樂教室，擺弄樂器。下午的校園里，琴聲、歌聲、書聲相應和，令人陶然。音樂像舒緩的河流，帶著周有光神游萬里，在思維體操中翩躚。

吳山秀飽覽經(jīng)史子集百家書籍，中文課上的是出名的好。他面容清瘦，須發(fā)花白，一件淺色長衫襯托著他灑脫的學者風度。每天清晨，他布衣長衫地步行來到學校，看到正在做操的學生們則頷首微笑。吳山秀上課沒有教案，因為教案早已爛熟于胸。他講屈原的《離騷》，先抑揚頓挫地背上幾段，他非常注重分析時代背景，如此這樣分析透徹之后，作品的主旨及屈原的愛國熱誠和高尚情操自然浮現(xiàn)；他講莊子的《逍遙游》等，令人生發(fā)展翅高空的情懷，同時理解大背景下的情狀。吳山秀講解課文，善于體察作者所處的時代背景、寫作動機和心理活動等因素。他經(jīng)常會把思緒甩開去，在引經(jīng)據(jù)典中結合趣味故事，因此聽起來特別生動。吳山秀對學生要求很嚴，兩節(jié)作文課須當堂完成作文，不許打草稿，還要求用毛筆工整地書寫。正是這樣的嚴格訓練，周有光打下了扎實的文言文功底，作文常常得高分。夜深人靜時，回想著課堂上老師風趣生動的講解，一個個古人形象都翩然而至，與周有光時而親切、時而激昂地交談，令他理解了代代古人的情操，體會了古典文學的精妙，學會了寫詩作文的構思和技巧。

吳山秀曾秘密參加常州地下革命組織，以手中犀利之筆，創(chuàng)辦了常州第一張報紙——《公言報》。他雖然教授古文，全然沒有迂腐之氣。當時，“五四”思潮已席卷而至，白話文運動的主帥胡適，早在1915年就率先提出“文言文是死文字，白話文是活文字”的見解，1918年又提出“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就在這一年《新青年》全部改為白話文。與此同時，中國涌現(xiàn)出了400多種白話報刊，由這種白話文的新媒介，新思想、新知識、新文化猛烈地爆發(fā)出來，形成了強大的潮流。正如魯迅先生所說，它使“無聲的中國”變成了“有聲的中國”。吳山秀密切關注白話文運動，積極倡導白話文國語。由于當時處于過渡時期，上課、作文仍然是文言文，國語大多在校比賽時才用。但是吳山秀在課外指引學生看白話文，《新青年》的傳閱令周有光大開眼界，胡適的《嘗試集》更是萌發(fā)了周有光的興趣，這本中國第一部“白話新詩集”猶如一顆定時炸彈，炸開了少年周有光的思想之花，影響了周有光的一生。

周有光跟高一級的呂叔湘經(jīng)常一起討論，在學校圖書館，在校園的亭石花木樹間，兩人一起品味《詩經(jīng)》與《嘗試集》的真味。日后成為中國近代漢語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人的呂叔湘，對國文和英語最感興趣，有空就呆在圖書館廣泛閱讀。學校的英文老師水平很高，都是圣約翰大學或者東吳大學的高材生，有的還在西方留過學，學校甚至引進外籍教師。當時，外國語、外國史地、數(shù)理化等課程均采用英文原版教科書，強大的氛圍讓周有光中學畢業(yè)時，達到不打草稿就可用英文寫文章的水平。而毫無障礙的英文閱讀，也讓周有光接觸到國外最新的書籍和報刊，接受新思潮的精神洗禮。

在中學時代接受了“五四”洗禮的周有光，左手古文，右手英文，心中裝著鮮活的白話文和中西方音樂，扎實的基礎、廣闊的視野、開明的思想，為他日后的人生準備好了一副飛翔的翅膀，成為一個真正從“傳統(tǒng)”成功過渡到“現(xiàn)代”的知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