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陳倬云：地理學的啟蒙老師

施雅風算是比較早地定下人生目標的人。早在上中學時，他就定下了學地理的志愿。這在一般人中是很少見的，特別是在長兄施成熙希望他學工的情況下，尚未成年的他仍然堅持己見，不免讓人敬佩卻又疑惑。其實，其中原因并不復雜，一來時局；二來老師；三來興趣。

1931年秋，施雅風高小畢業(yè)后進入麒麟鎮(zhèn)的私立啟秀初級中學(解放后更名麒麟中學)的時候，恰逢“九·一八”事變爆發(fā)。盡管此時的他不過12歲，但還是深受日本侵略分割中國版圖的消息的刺激。第二年，離他的家鄉(xiāng)不遠的上海又發(fā)生了“一·二八”事件，他們不但日日耳聞日軍攻打上海、十九路軍奮力抵抗的消息，甚至還能聽到從長江對岸傳過來的令人驚心的炮聲。

在這樣的時局下，有良知的老師們授課離不開愛國的主題，說得最多的便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那時，給施雅風影響最大的莫過于他的班主任(那時叫級任導師)、兼教語文和地理的陳倬云。

因為是班主任，施雅風入學后見到的第一位老師就是中等身材、有些謝頂、穿著長衫的陳倬云。在施雅風的印象中，陳老師“教書最認真用力”，因此從他手上拿到的油印講義最多。上陳老師的語文課，每周五都要寫一篇他出題目的作文，而他的習慣是在下周的周一按照得分高低將作文本發(fā)還。施雅風的作文本總是排在前幾名之內；上陳老師的地理課，不僅領略了祖國的大好河山，更多受到的是愛國主義教育。

不用說，從事地學研究的施雅風此生翻閱過無數的地圖，令他難以忘懷的卻是陳倬云手繪的那幅地圖。東北淪陷后，有一次上地理課，陳倬云在黑板上畫了一幅東北地圖，滿腔悲憤地告訴學生，這片美麗富饒的地方如今被侵略者踐踏。引申下去，他詳細講解日軍侵略形勢，指出日本早就有先占滿蒙，后滅中國的險惡野心?！敖^好江山誰看??？濤聲怒斷浙江潮！”很長時間里，施雅風的腦海里都盤旋著陳老師悲壯激昂的聲音。這時候的講義則是歷史上著名的愛國主義文章，岳飛的《滿江紅》、文天祥的《正氣歌》、辛亥革命先驅林覺民烈士的《與妻書》、法國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課》等。

那幅黑板上的東北地圖開啟了施雅風的地學之旅。對時局的關注使他大量閱讀當時所能看到的報紙雜志以了解戰(zhàn)況；對地圖的愛好使他習慣于在地圖上查找有關戰(zhàn)事和時局變化的地名、位置。面對地圖，他把自己當作運籌帷幄指揮著千軍萬馬的將軍，幻想著如何分路出兵，將侵略者打跑以收復失地。從此，每上地理課，他最愛看的便是陳老師手繪的地圖，最愛聽的便是陳老師對著地圖指點。

當時的陳倬云老師不會想到，一個懵懂的少年被他啟蒙。

2006年，早已是中國科學院院士的施雅風以陳倬云的名義在海門市麒麟中學設立了陳倬云獎學金，每年捐贈一萬元獎勵優(yōu)秀學生，以此紀念他的恩師，他人生路上的引路人。

初中畢業(yè)時，施雅風的成績已經非常優(yōu)異了，考上高中應該不成問題。為了保險起見，在長兄施成熙的指導下，他報考了兩所高中：江蘇省立南通中學、浙江省立杭州高中。選擇這兩所學校并非偶然。南通中學是施成熙的母校，雖然比不過天津的南開中學和江蘇的揚州中學，但在江蘇也算是個不錯的學校。至于到杭州去上學，也是因為施成熙。施成熙在杭州的之江大學讀書，對杭州高中有所了解。

遠赴杭州參加高中考試，對于施雅風來說意義非同一般。首先，這是15歲的他第一次獨自離家遠行，開始有了獨立意識；其次，正是這次遠行，讓他這個在長江邊沙洲上長大的孩子親眼見識了山嶺，見識了很多他以前沒有看見過的自然風光，增強了對地理知識的興趣和愛好。對此，他有一段詳細的回憶：

“在江邊的一個小港口，我乘坐的小木船靠上開往上海的輪船，第二天一早到了上海，再乘坐人力黃包車趕到火車站，乘火車到杭州閘口站。在那里，我就住在哥哥在之江大學讀書的宿舍里，宿舍旁邊都是不高的山丘?？匆娺@些山丘，我高興極了，有空就去爬山。哥哥還帶我游覽附近的九溪十八澗名勝，欣賞錢塘江洶涌澎湃的潮汐。這次旅行使我大開眼界?！?施雅風、張九辰：《施雅風口述自傳》)

愛因斯坦的“興趣是最好的老師”早已成為名言，也一再被實踐所證明。施雅風自小對地理的興趣是他日后功成名就的助推器。

不久，結果出來，施雅風同時被南通中學和杭州高中錄取。最終選擇南通中學的理由簡單而現實，那就是學費低、離家近，總之都是出于經濟考慮。學費低不用說，離家近當然省卻了交通費、住宿費等。應該說，長兄施成熙畢業(yè)于該校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加上學校是實業(yè)家兼教育家張謇創(chuàng)辦的，名師扎堆、校風良好、條件出眾，施雅風作此選擇自然而然。

與杭州高中是一所高中學校不同，南通中學是有初中有高中的完中。在《回憶通中》一文中，施雅風說他入校時的南通中學初、高中每年級兩班，共十二個班級，每年級編甲、乙二組。“進校時王達剛先生任校長，教師質量很高，如自然科學首席教員陸頌石，社會科學首席教員姚白予，英語首席教員陳啟南還有地理老師何簣庵、生物李老師，化學老師張式之、音樂老師徐立蓀等，都是著名的、教學水平高、非常負責的、老資格的好老師?！?/p>

地理老師何簣庵是繼陳倬云之后又一個對施雅風影響較大的地理學啟蒙老師。除了與陳老師相同的循循善誘外，何老師對于施雅風職業(yè)選擇的貢獻在于，他在地理課上眼光獨到地選用了地理學家張其昀主編的教材《本國地理》。

長期以來，因為張其昀是中國國民黨黨員、中華民國教育部部長、中國國民黨秘書長、總統(tǒng)府資政的政治身份，在中國內地，他的史學家、教育家、中國第一位研究現代國家戰(zhàn)略學(方略學)的學者、歷史地理學的鼻祖、人文地理學的開創(chuàng)人的學術身份一直被人為地屏蔽，施雅風本著客觀的態(tài)度和實事求是的精神從不回避他對張其昀在史地學方面的突出成就的敬重，以及張其昀的《本國地理》在他的地理學知識基礎建立方面所起的作用。

與一般人所認識的地理教科書按行政區(qū)劃分區(qū)不同，《本國地理》按自然特征和人文景象將全國劃分為二十幾個區(qū)域，僅在這個方面，該教材便可稱得上“開拓性”；與常見的史地教材的干巴枯燥不同，《本國地理》既有科學性，更具生動性，文字簡潔、行文流暢、文采飛揚，又常以民間傳說、諺語和名言名句突出地方特點。比如，用“早穿皮襖午穿紗，懷抱火爐吃西瓜”說明新疆的大陸性氣候；用“四時皆夏，一雨成秋”說明廣州海南等地的熱帶氣候；用“人家半鑿山腰住，車馬多從屋上過”說明陜北人民的窯洞生活，等等，無不讓學生印象深刻。這也就難怪《本國地理》與《開明英文讀本》(林語堂編)、《開明物理教本》(初中)《正中高中物理》(戴運軌編)并稱民國時期“中國三大中學教材”。

除了《本國地理》加重了施雅風對地理學的偏好、奠定了他地理學知識的基礎外，從后來他的地理學學術研究中也可窺見張其昀的史地學研究方法對他的影響。

首先，張其昀在地理研究中尤其注重地圖的作用，“左圖右書”就是他首倡的，用圖、書相互印證。所以，他編制并出版了大量的極具學術價值的地圖集。

“喜歡翻閱地圖”是中學時代的施雅風最大的興趣愛好。他喜歡對著地圖了解戰(zhàn)況；不喜歡舊版地圖中用毛毛蟲似的符號代替山脈，更討厭兩水之間必有一山的地圖繪制舊觀念。因此，當新版的由上海申報館出版的等高線分層設色的地圖集《中華民國新地圖》(丁文江、翁文灝、曾世英編)于1930年出版時，他欣喜若狂。借來一閱，果如何簣庵老師介紹的那樣，這種地圖“能夠科學地表達實際地形的差別，是中國地圖史上的重大革新”。他愛不釋手，卻又無力花25元“巨資”購買，只能天天泡圖書館。1938年他在廣西宜山的舊書攤上買到一本由《中華民國新地圖》縮編的普及本《中國分省新圖》，一直視為珍寶珍藏了將近20年。

其次，張其昀很推崇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的史學家顧炎武、清初的地理學家顧祖禹的實地調查研究方法，并以此為指導對西北地區(qū)的人文地理進行過長達近一年的實地調查。

對于實地調查的熱衷是施雅風區(qū)別于其他埋首書齋的學者的特征之一。沒有實地調查，尚在讀大學的施雅風寫不出六萬字的論文；沒有實地調查，施雅風不可能發(fā)現被命名為“七一冰川”的第一條冰川；沒有實地調查，施雅風怎敢質疑李四光“廬山存在第四紀冰川”的觀點。不說高原、山峰，僅就冰川而言，他這一生就考察了六七十條，最后一次是在他82歲高齡的時候。

再者，史地很難分家。除了地理學家，張其昀還有一個重要頭銜是歷史學家，他在史學方面的研究同樣令人矚目。有研究者將他的史學研究特點總結為“重視地理學知識，時空合一；重視文化史，尤以思想史為重心；重視世界史，認為研究中國史，必須兼及世界史”。因此，他的史學代表作《中華五千年史》因為貫通了地理學、文化史、思想史、世界史而被認為是“對歷史地理之究明”。

在南通中學讀高中時，施雅風很迷戀歷史和時政。那時，年紀輕輕的他對如何界定一個地理學家優(yōu)劣是有清醒認識的，那就是應該具有豐富充分的自然和人文方面的地理知識。不說自然地理，僅就人文地理而言，它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無論是包括社會文化地理學、政治地理學、經濟地理學在內的廣義人文地理學，還是僅指社會文化地理學的狹義人文地理學，突出的僅有兩個字：人文，而人文又泛指一切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現象。這就對地理學家，特別是從事人文地理學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施雅風日后從事的冰川學研究屬自然地理學范疇，但在當時，他只想當個地理學家，尚沒有嚴格的“自然”和“人文”之分，因此，他很積極地參加學校組織的“國際政治研究會”、“時事研究會”、“史地研究會”。在史地研究會，他還被選為干事。研究會每學期都要召開幾次討論會，會上，大家先擬題，然后做些小文章，最后請老師評閱。

除此之外，施雅風還寫過幾篇論文，其中一篇在高二時寫的《德意志第三帝國與歐洲政治政局》被刊登在具有論文選集性質的《通中學生》1936年第二期上，算是他此生第一篇學術論文。高三時，即1937年上半年，中日關系越來越緊張，戰(zhàn)事難以避免，對戰(zhàn)局一直很關注的施雅風花了相當長的時間寫了一篇五六千字的論文《戰(zhàn)時中國的生存線》。他自己對文章的主題思想進行了概括：討論了中日戰(zhàn)爭開始后，日本必然封鎖中國海岸，切斷中國對外交通，我國必須及早準備，開辟西南通往緬甸的交通線以取得國外的接濟。換句話說，他站在地理學的角度，用地理的眼光前瞻了即將到來的戰(zhàn)爭。在一個老練而經驗豐富的軍事專家的眼里，它或許淺顯，但它出自于一個高中生，這就不能不令人刮目了，也難怪南通《五山日報》不惜版面，用了五天時間進行了連載。

如果說陳倬云、何簣庵直接啟蒙了施雅風，那么間接啟蒙了他的則是張其昀。因此，他在高二時立志將來要進大學讀地理系便不顯得突兀了。

從對時局的關注可以看出施雅風不是一個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的書呆子式人物，他對政治不熱衷，但也并不拒之千里——日后他加入共產黨地下組織并非偶然。事實上，他也拒之不得。初入南通中學時，他所在的高一年級被拉到鎮(zhèn)江軍訓，教官由國民黨部隊的軍官擔任。除了軍事訓練，幾乎有一半時間上政治課，被邀請來授課的也都是“大人物”，張治中、陳果夫、陳立夫、周佛海等。上“大課”之余，也會有政治教官選擇性地一對一上“小課”，那叫做“談話”。施雅風被談過話，被問過對領袖即蔣介石有什么認識，被要求無論何時都要忠于領袖。他承認那時的他沒有明顯的反對國民黨政府的傾向，但也沒有因此像他的一個同學那樣加入復興社。

若說政治活動，那時的施雅風也只參加了沒有政黨背景的純粹具有愛國主義性質的活動。比如，受1935年“一·二九”學生運動的影響，南通學院的大學生們?yōu)槁曉畬W生運動結隊游行到南通中學，高呼口號，希望他們參與其中，他們也躍躍欲試，但學校大門緊閉，校方下令不準一個學生走出學校，更不得參加游行。正當他們準備抗爭時，卻見大門外的大學生怒砸學校大門旁房屋的玻璃窗，這種欠冷靜的過激行為引起通中學生的不滿，便放棄了。

真正走上街頭的一次游行活動是1936年秋傅作義在綏遠打了一次大勝仗，收復了一個叫百靈廟的失地，這個消息令人振奮，市民、學生都上街了。那次，施雅風參加了游行宣傳。這應該算作他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政治活動。

“不受誘惑”是學生時代的施雅風對于政治的態(tài)度。這態(tài)度無疑很理智很有頭腦。事實上，他是一個崇尚理性、反對感情用事的人。作為學生，“鬧風潮”、“驅校長”、“自殺”等在他看來都是非理性的。有了理性，才不會受到任何誘惑，這誘惑，包括生活上的、政治上的。對于政治誘惑，他當時的思想認識是，“馬克思主義怎么樣？共產的行動又怎么樣？一切都莫名其妙！然一經花言巧語的利誘威迫，貿然的就入黨做委員，……結果自然是不堪設想。”

不受誘惑、理性而不感情用事，都是施雅風對于理想的學生的界定。為此，他還特別寫了一篇文章，直接取名《理想的江蘇學生》(發(fā)表在1935年的《江蘇學生》第五卷第四期增刊上)。在他的心目中，理想的學生還包括不從惡習、不從時尚、樂觀積極、有宏博的知識、有愛國的精神、有救世的大志。

一個只有14歲的少年對做學生做人有如此全面而理智的思考是難能可貴的。從他日后的行為處事看，他的一生的確是“理想的”。

有意思的是，盡管他反對諸如“驅校長”這樣非理性的行動，但他在讀書期間也出現過符合他那個年齡的沖動行為。那是在軍訓回校后，他們發(fā)現校長王達剛和班主任陸福遐都被解聘了。在他們的眼里，王校長作風正派，是個真正的教育家；陸老師畢業(yè)于中央大學，是個教學認真對學生關心愛護的好老師。軍訓期間，陸福遐還曾冒酷暑趕到鎮(zhèn)江看望他們。他們的離去一度讓向來愛戴他們的包括施雅風在內的學生無法接受，但也不能不接受。

因此，當新來的校長帶來的一個姓郭的物理老師教學水平差，居然無法在課堂上講清楚物理學的一些基本原理時，施雅風他們便難以控制不滿的情緒了。“課堂上起哄”是他們抗議的方式。為此，施雅風還被新來的教務主任叫到辦公室訓斥了一頓，被威嚇：如果再這么鬧下去，開除！施雅風不鬧了，當然一來怕被開除，二來那個老師可能暗地里下了點兒功夫，教學水平有了提高。

與在初中時差不多，高中時的施雅風依然迷戀課外書刊，以何簣庵老師推薦的張其昀主編的《地理學報》和《方志》為主，各種雜志來者不拒；書籍也主要偏向史地，還有文藝。與在初中時重閱讀輕正課不同，此時的施雅風雖然常?！安粍照龢I(yè)”，但對所學課程還算用功，否則在臨畢業(yè)時他的學習成績到不了中上水平。

高中畢業(yè)時的施雅風

1937年，施雅風18歲，高中畢業(yè)。南通中學這年的畢業(yè)生有七十多人，一半多考上大學，其中不乏名牌大學。在選擇報考學校時，施雅風不像很多同學那樣比較、權衡、猶豫不決，他的目標明確直接，不摻一點兒雜質。從專業(yè)上說，地理學是肯定的；從學校上說，不用挑不用撿，浙江大學。為什么？那時沒有哪所大學單獨設立地理系，要學地理只能選擇史地系，而浙江大學史地系的主任是他崇拜的張其昀。

對于那么早就定下地理學的志愿，很多年后回望此生的施雅風坦言既好又不好，好在少了浪費時間的左右搖擺，可以干凈利落地直往目標而去；不好在因為興趣太單一而可能荒廢其他知識，特別是像他那樣尚在讀書階段，打基礎是首要任務。他自己就承認“對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學科的學習就放松了，至少學得不扎實”。不扎實的后果在他日后的研究工作中顯現，他發(fā)現這幾門基礎學科知識的欠缺不可避免地阻礙了他的專業(yè)研究工作。所以他在總結六年的中學生生活時，誠懇地表示“各門課程要均衡發(fā)展”。

盡管有些偏科，但施雅風還是順利地考入他向往的浙江大學史地系，開始了戰(zhàn)亂中全新的大學生活。

1939年浙江大學史地系同學合影(第三排左一為施雅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