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廷相的詩歌意象論與嘉靖前期詩學演變
陳書錄
明代中期“前七子”之一的王廷相（1474—1554）不僅是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而且他的《與郭價夫學士論詩書》
是明代文學批評中如同晨星一現的詩歌意象的專論，考察這篇詩歌意象專論的創(chuàng)作背景及其意義，有利于進一步探究嘉靖前期詩歌理論演變的軌跡，加深對中國傳統詩歌意象理論的認識，進而推動中國特色的詩歌意象理論的建設。
一、《與郭價夫學士論詩書》的創(chuàng)作時間考
關于王廷相的《與郭價夫學士論詩書》創(chuàng)作時間，包括葛榮晉的《王廷相年譜》、《王廷相生平學術編年》和高令印、樂愛國的《王廷相評傳》等在內的專著及論文均未加以考定。其實，王廷相在《與郭價夫》一文中透露出有關《與郭價夫學士論詩書》創(chuàng)作的某些信息：
某啟。自過江后，即不得奉聞起居，時惓惓耳。向示大作，如入終南之壑，萬本森郁，材品具足，不可選也。
……
自有知以來，屢欲有所述作，絆于官守，時乘一暇，思慮徒致，首尾顛錯。況爾歷事未稔，遽難述真，以示久遠，以故不能一言。今將入頹景也已，安所為以答此生邪？徒愧顏造化爾。仰公之清高，頌公之文詞，固不能不感。詩論當再上。
此處透露的信息主要有二：一是“詩論當再上”，說明王廷相的《與郭價夫學士論詩書》是在他的《與郭價夫》之后寫的；二是《與郭價夫》寫于他“自過江后”。據明代高拱《浚川王公行狀》記載：嘉靖二年（1523），年屆五十的王廷相“升湖廣按察使?！?sup>他在這時有“將入頹景”之感，這可證之以此時所作的《登黃鶴樓歌》，其中有云：“形容五十未枯槁，此生已荷皇天憐。白發(fā)自長酒自醉，不須倚劍驚流年。”他在武昌任湖廣按察使時，有《思歸行示旒》詩，其中有云：“我逐黃鵠泛江海，鄂城卻駐云宵車。”這可與他的《與郭價夫》中“自過江后”相映照，說明《與郭價夫》寫于他在武昌任湖廣按察使時，而《與郭價夫學士論詩書》則寫于此后。
要進一步弄清《與郭價夫學士論詩書》的寫作時間，還有一個方面值得考察，這就是郭維藩（字價夫，號杏東）任學士的時間。人們注意到，王廷相于嘉靖七年（1528）所撰的《答何粹夫二首》中有“杏東來，蒙示慰疏賻儀”，“邇者，杏東以兄《造化論》九章見示”等語，稱郭維藩的號（杏東）而不稱“學士”。顯然，王廷相的《與郭價夫學士論詩書》寫于郭維藩任“學士”期間。那么，郭維藩在什么時候為“學士”呢？據明代吳國倫撰寫的《明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價夫郭先生暨配胡宜人合葬墓志銘代作》中說：
嘉靖乙酉，擢侍講學士，視南院事?！『ィ贾袘椆珕?，歸。己丑，又喪太恭人，相繼哀瘁，幾不勝禮。辛卯，起復故官，尋改侍讀學士典內制。壬辰春，命主會試?！磶?，坐失頌白兔瑞，免官，歸里中。乙未，上思舊臣，召還先生，官如故?！∮纤脑拢Ｉ偾浼媸套x學士，視院事?！壬诔苫椅窗嗽露耍浼尉付∮习嗽率湃?，享年六十有三。
顯然，郭維藩一生中先后三次為“學士”：一是嘉靖四年（乙酉，1525）五月升為侍講學士，至于嘉靖六年（丁亥，1527）二月奔父喪，嘉靖七年（戊子，1528）七月又服母喪，見于《先妣恭人合葬壙志》；二是嘉靖十年（辛卯，1531年）起復故官，不久改為侍讀學士，而據《國榷》卷五五記載嘉靖十一年（1532）正月“服除，補翰林侍讀學士”。嘉靖十一年（壬辰，1532）十二月，忤旨，免官，歸鄉(xiāng)；三是嘉靖十四年（乙未，1535），官復原職，而據《國榷》卷五六記載嘉靖十五年（1536）正月“補翰林侍讀學士”。嘉靖十六年（丁酉，1537）四月，升為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直至這年八月去世。應該說，在郭維藩三為學士期間，作為年齡不相上下、前后中進士而且同為河南儀封籍的王廷相與他多有文字往來，這部分存于《王氏家藏集》之中?！锻跏霞也丶肥峭跬⑾嘤诩尉甘迥辏?536）自己編定的，其中涉及到郭維藩的作品主要有《寄郭價夫》（卷九）、《寄價夫》（卷一四）、《新年和價夫韻二首》（同上）、《憂旱和價夫二首》（卷一五）、《早秋寄郭價夫》（卷一五）、《海上懷價夫》（同上）、《寄價夫》（卷一六）、《寄郭價夫》（同上）、《聞價夫被旨放歸作此貽之》（卷一七）、《寄郭價夫學士》（卷一八）等詩，《與郭價夫》（卷二七）、《與郭價夫學士論詩書》（卷二八）、《與郭價夫論寒暑地二書》（卷二九）等文，其中大多稱“郭價夫”或“價夫”，只有一詩一文的題目中稱“郭價夫學士”，一文是《與郭價夫學士論詩書》，一詩是《寄郭價夫學士》，后者云：
玉堂清切紫宸朝，獻納從容髩雪銷。君相明良新寶歷，神仙行隊舊丹霄。時平重有金錢會，海晏何煩銅柱標。苞鳳文章今瑞世，莫從蕓閣羨漁樵。
此詩由“玉堂”（翰林院）二字起頭，首聯與尾聯均緊扣郭維藩翰林學士的身份，郭維藩于嘉靖四年（1525）五月由“南京國子司業(yè)”升為“南京翰林侍讀學士”。頷聯與頸聯則是歌頌朝庭新政和升平氣象。其中關鍵詞是“新寶歷”。寶歷：國祚，帝王之位，也指國家命運。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朱厚熜由藩王而入承皇位，但他要尊崇其生身父母，下令禮官集議崇祀其父興獻王的典禮，從而引起了嘉靖前期的“大禮議”。以首輔楊廷和為首的一批反對“崇祀”的朝官，與明世宗朱厚熜及觀政進士張璁等一些附和“崇祀”者展開了激烈的斗爭，乃至二百多名反對“崇祀”的官員跪伏左順門，撼門大哭，進而激怒明世宗朱厚熜，下令逮捕一百多人下獄，并棒杖翰林編修王相等一百八十余人。由此為轉折點，以前反對“崇祀”的朝官有的憤而辭職，如內閣首輔楊廷和于嘉靖三年（1524）二月求辭，閣臣蔣冕、毛紀也先后離任；其他大多“依違順旨”。同時，朱厚熜先后命吏部尚書石珤、吏部左侍郎賈詠入閣辦事。因而，嘉靖三年（1524）七月，明世宗朱厚熜的生父獲“皇考恭穆獻皇帝”尊號。嘉靖四年閏十二月，禮部尚書、太子太保席書上《大禮集議》，“帝命頒賜藩府及中外群臣，仍令各省刊布以傳”，又“推恩上議諸臣，升蔭有差?！?sup>至此，“大禮議”之爭告一段落，明世宗穩(wěn)固了自己的地位，就宣布將主要精力用到除舊布新上來，下詔說：“凡舊章未復，弊政未除，人才未用，民生未安，邊備未飭，軍儲未充，一切有裨于政理、利于軍民者，其一一條具奏聞，朕將舉而行之?！?sup>詩中所謂“君相明良新寶歷”，便是指朱厚熜入承皇位和他的生父獲“皇考恭穆獻皇帝”尊號以及取得了以刊布《大禮集議》為標志的“崇祀”斗爭的勝利。在此，有一個問題應該辨明，那就是王廷相對“大禮議”的態(tài)度，從而判斷“君相明良新寶歷”的意向是否與上述分析相符。王廷相在《答張元杰》書信中有“仆至湖省”等語，可見寫于他任湖廣按察使期間，書信中在回應張元杰問及“大禮議”一事時說：
又承集議大禮之教，仆不敢放言。但《禮》云：“適子不后，一子不后，大宗不得奪小宗?！苯袢缓?？不然，是變禮矣。以禮之變者處天子，而以禮之常者處天子之父，而曰“為人后者不得顧私親”，可乎？不可乎？利天子之尊，突然使親絕祀，使今議禮諸君子與吾執(zhí)事自處其父母，將且為之乎？仆意不但諸君子與吾執(zhí)事不肯為，凡有仁愛之心者，決不肯為矣。此于治禮所傷不細，不但系一時文字得失而已也。蓋既以變禮處天子，亦當以變禮處天子之父，此為適均。漢、宋兩代事情與今迥然不同，豈可執(zhí)一而論？此在當國者一轉移之間，可以立萬世之大防。執(zhí)事今在議禮之次，漫以此議奉助，不罪幸幸！
王廷相從“仁愛之心”和“孝情”出發(fā)，在“大禮議”中傾向張璁等人“崇祀”明世宗朱厚熜父母的主張，認為“既以變禮處天子，亦當以變禮處天子之父，此為適均”。而且，郭維藩也于嘉靖四年（1525）五月由南京國子司業(yè)升為南京翰林侍讀學士，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大禮議”中“崇祀”派勝出的受益者，因而，王廷相在《寄郭價夫學士》詩中有“君相明良新寶歷”等頌揚之語。由此可推斷，《寄郭價夫學士》詩寫于嘉靖四年（1525）五月郭維藩為南京翰林侍讀學士之后的一段時間。考察了“一詩”（《寄郭價夫學士》）的寫作時間，也有利于我們考察“一文”——《與郭價夫學士論詩書》的寫作時間。
在郭維藩三為“學士”期間，他的《與郭價夫學士論詩書》應作于何時呢？聯系上文已引的作于“過江后”的《與郭價夫》中所說的“詩論當再上”云云，可知王廷相的《與郭價夫學士論詩書》大約作于他“過江后”（嘉靖二年在武昌任湖廣按察使后）與郭維藩“擢侍講學士”（嘉靖四年）后。在郭維藩三為“學士”期間，王廷相的《與郭價夫學士論詩書》不大可能作于郭維藩二為學士即嘉靖十一年正月至十二月期間，更不大可能作于郭維藩三為學士即嘉靖十五年正月至十六年四月期間，這與王廷相在《與郭價夫》中所說的“過江后”“詩論當再上”相距十多年之久，一封回信拖延的時間如此之久，不大合乎情理。因而，可以推斷王廷相的《與郭價夫學士論詩書》大約作于郭維藩第一次為“學士”的一段時間，即嘉靖四年（1525）五月之后的一段時間，與他所寫的《寄郭價夫學士》詩的時間相隔不遠。
據王廷相在《與郭價夫》書信中說，他在武昌任湖廣按察使已收到郭維藩的“文詞”，并打算回以“詩論”，那么，此時的王廷相為什么沒能給郭維藩發(fā)出“詩論”呢？有夫子自道見于《與郭價夫》：“況爾歷事未稔，遽難述真，以示久遠，以故不能一言?！?sup>將此對照明代高拱《浚川王公行狀》便知道個中原委：“嘉靖癸未（二年，1523），（王廷相）升湖廣按察使。楚俗悍詐健訟，公讞決如流，滯獄一空，湘民以‘青天’呼之。時有巨惡李見，招納亡叛，拒殺官軍，且善通關節(jié)，人莫敢按其事。公執(zhí)法捕問，竟除其害?！?sup>地方上一系列棘手的事要身為湖廣按察使的王廷相去處理，他很難定下心來并抽出時間撰寫長篇詩論。后來情況發(fā)生了變化：“甲申（嘉靖三年，1524），（王廷相）升山東布政司右布政。未三月，丁母憂?！?sup>嘉靖三年夏至六年夏，王廷相在家守制，不僅少有任湖廣按察使時“爾歷事未稔”的狀況，而且多有創(chuàng)作時間。由此可見，王廷相的《與郭價夫學士論詩書》長篇詩論最有可能寫于他“丁母憂”的嘉靖三年（1524）夏至六年（1527）夏期間，或者說寫于郭維藩第一次任翰林學士的嘉靖四年（1525）五月至嘉靖六年（1527）二月期間。
二、王廷相詩歌意象理論來自詩歌創(chuàng)作上的動因
以上考察王廷相《與郭價夫學士論詩書》的創(chuàng)作時間，在此再看創(chuàng)作動因。王廷相在《與郭價夫學士論詩書》的開篇道出了創(chuàng)作這篇意象專論的直接動因：
廷相稽首杏東學士先生門下。比者蒙佳稿見教，捧讀旬朔，若有得于言意之外者。見其變化自然，如秋云飏空，倏成物象，渾然天造，不煩雕刻。見其體質都雅，如貴豪公子翠苑春游，冠蓋軒揮，金相玉潤。其氣韻清絕，如石室道人餐霞茹芝，滋味沖澹，精神獨爽。嗟乎！詩之旨義備矣哉！發(fā)我情志，示我龜式，不啻多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六《杏東集》提要中指出：“所著《經筵》、《南雍》二稿，俱不可見。此集已非完書，由維藩存日，無意傳其詞章，蓋亦道其實也?！?sup>因而，郭維藩寄贈答王廷相的詩歌，具體是哪些作品，雖然現在難以都考察清楚，但也有跡可尋。在他的《杏東先生文集》中寄贈王廷相的詩有如《贈王子衡四首》（卷一）、《春日寄王子衡二首》（卷二）、《和浚川司馬九日韻》（卷三）、《暫止良鄉(xiāng)懷俊川司馬》（卷三）、《王子衡自松江還感舊敘懷悵然有作》（卷五）。同時，王廷相所著的《王氏家藏集》中也有《新年和郭價夫韻二首》（卷一四）、《憂旱和價夫而二首》（卷一五）、《早秋寄郭價夫》（卷一五）等。其中郭維藩的《贈王子衡四首》詩云：
別友篇
季冬氣慘慄，北風無時休。雪霰被中野，狐貍嗥路周。舉頭西北望，浮云正悠悠。感時氣不舒，慨焉別我儔。孤蘭無遠芳，孤蓬無直抽。同心而遠隔，踽踽吾焉求。君如千里馬，□趐隨云浮。我如失侶雁，延頸傍鸧鹙。鸧鹙不可隨，失侶良可惜。明義茍相敦，于焉慰晨夕。
佳人篇
梁國有佳人，容華如秾李。淡妝謝鉛朱，被服羅與綺。雜佩綴瑤琳，芬芳間蘅芷。長嘯步重閨，香風正迤邐。良人慕高義，玉帛聘于此。合婚兩相投，膠漆未足擬。中道成乖違，棄置空房里。朱顏常自澤，機杼常自理。中饋既不缺，錦緞亦充委。良人不見答，終歲勤曷已。
長松篇
亭亭千尺松，郁郁生高崗。歲暮霜雪厲，柯干益昂藏。群鴉不敢巢，飛飛集鸞鳳。貞心甘不摧，終焉置明堂。
蘭蕙篇
蘭蕙產中澤，異體而同芳。枝葉發(fā)華滋，猗猗合瑤光。美人愛芳草，移植向中堂。移蘭動蕙根，移蕙分蘭香。香分不足傷，但傷道路長。
雖然《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六《杏東集》提要中說“是集詩文各五卷，皆乏深湛之思”，但郭維藩的《贈王子衡四首》等詩歌卻別具一格?！秳e友篇》以風雪漫卷、寒氣慘慄、狐貍怒號等意象，象征險惡的政治環(huán)境；以“孤蘭”“孤蓬”等意象象征處于離別中的自我與友人；又以“千里馬”的意象比喻友人，“失侶雁”比喻自我；以“鸧鹙”比喻奸惡小人，表現了作者守節(jié)明義的高尚品格?！都讶似分λ茉斓呐c丈夫如膠似漆但又中途被迫分離的“梁國佳人”形象，《長松篇》中枝干挺拔、傲霜斗雪的長松意象，都是自我精神的象征。《蘭蕙篇》中“異體而同芳”的蘭與蕙的意象，與《佳人篇》一樣，都是繼承了《楚辭》中香草美人的傳統，以蘭與蕙的芬芳比喻君子的美德。這組詩意象沖淡，神韻清爽，“如秋云飏空，倏成物象，渾然天造，不煩雕刻?！?sup>顯然，從一定的程度來說，郭維藩的詩歌創(chuàng)作是王廷相意象理論形成的動因之一。
當然，王廷相的鄉(xiāng)人與友人的詩歌創(chuàng)作，主要指正德、嘉靖年間中州詩人群體，也是王廷相意象理論形成的動因之一。“彼時才杰游帝旁，信陽之何棠陵方。大梁翩翩李川甫，吏部薛生更擅長。”正德、嘉靖年間中州詩人群體主要包括：何景明、方豪、李濂、孟洋、樊鵬、戴冠、薛蕙等。王廷相的《王氏家藏集》中有多首寄贈何景明的詩歌，如《寄仲默》（卷九）、《寄何仲默》（卷一〇）、《酬何仲默》（卷一三）、《十八子詩·何中書景明》（卷一四）、《悼仲默仲修二首》（卷一五）、《酬仲默》（卷一五）、《寄何仲默》（卷一六）、《寄懷仲默二十韻》（卷一六）、《冬夜憶仲默》（卷一七）、《得仲默書》（卷一七）等。其中《酬何仲默》詩中有云：“頃來贈我關中詞，白璧明珠滿光彩?！?sup>又如《答何仲默》書信中說：“大復惠教，未有不奉復者，遲則有之矣。蒙訝，愧愧。新詩高古渾成，得教殊深?！?sup>何景明《大復集》也有《寄贈王子衡四章》（卷一〇）、《得王子衡贛榆書》（卷二〇）、《寄贈王子衡御史時按關中》（卷二三）、《子衡在獄感懷二十韻》（卷二三）等。何景明雖然與李夢陽同為明中葉復古派的領袖，但他作為中州詩人群體中的翹楚，其詩風與李夢陽同中有異，所謂“俊逸終憐何大復，粗豪不解李空同”。何景明詩歌中既有俊語亮節(jié)、格調古雅的《莫羅燕》《明月篇》，又有揮灑自如、空靈飄逸的《吳偉江山圖歌》《畫馬行》；既有沉郁頓挫如杜甫的《得獻吉江西書》，又有遒麗健勁如高、岑的《俠客行》，但較多的是《津市打漁歌》《雨夜似清溪二首》《秋江詞》之類秀逸而有遠神的作品。何景明是明中葉意象理論的積極倡導者，他在《與李空同論詩書》中指出：“夫意象應曰合，意象乖曰離，是故乾坤之卦，體天地之撰，意象盡矣?！?sup>他在詩歌創(chuàng)作中建構的意象也很有特色，如題畫詩《吳偉江山圖歌》開頭的幾句寫道：“吳偉老死不可見，人間畫史空嗟羨。吾觀此卷江山圖，飄然意象臨虛無。想彼濡毫拂絹素，酒酣落筆神骨露。萬里青天動海岳，空堂白日流云霧?！?sup>“酒酣落筆神骨露”是明代畫壇上江夏派創(chuàng)始人吳偉風神的真實寫照，那“神骨露”的鋒芒，與那“海岳動”的震蕩，“云霧流”的沖動等組成的意象系列，展示出神采飛揚、風骨崢嶸的個性色彩，呈現出“飄然意象臨虛無”的意象特征。還有李濂“于七子之外，挺然自成一格。大抵筆鋒踔厲，泉涌飆馳”。孟洋是何景明的妹婿，與“同里有戴仲鶡（戴冠）、樊少南（樊鵬）者，與仲默先后起家，望之輩行稍前，而戴、樊出于何門，要皆依附仲默以起名者也。三人之詩，格調亦略相似，大抵皆信陽之朋徒”，其詩歌創(chuàng)作多有何景明“俊逸”之風。顯然，以何景明為代表的正德、嘉靖年間中州詩人群體崇尚意象和俊逸的詩風，是王廷相意象理論形成的又一個動因。
王廷相意象理論形成的另一個重要的動因是他本人詩歌創(chuàng)作的實踐。王廷相不僅以哲學思想而著名，也以善于談論詩歌見稱，《與郭價夫學士論詩書》便是最突出的例子。但是，他的詩歌理論與詩歌創(chuàng)作是否一致，有人大為懷疑，甚至指責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與詩歌理論相背反，如錢謙益說：“子衡起于何、李之后，凌厲馳騁，欲與并駕齊驅。與郭價夫論詩，謂三百篇比興雜出，言在意表，《離騷》引喻借論，不露本情，而以《北征》《南山》諸篇為詩人之變體，騷壇之旁軌，其托寄亦高且遠矣。其序李空同集則云：‘杜子美雖云大家，要自成己格爾，元稹稱其薄風雅，吞曹、劉，固知其溢言矣。其視空同規(guī)尚古始，無所不極，當何以云？’信斯言也，秦漢以來，掩蔽前賢，牢籠百代，獨空同一人乎？微之之推少陵為溢言，而子衡之推空同為篤論乎？子衡盛稱何、李，以謂侵《謨》匹《雅》，欱《騷》儷《選》，遐追周漢，俯視六朝。近代詞人，尊今卑古，大言不慚，未有甚于子衡者！嘉靖七子，此風彌煽，微吾長夜，鞭弭中原，令有識者掩口失笑，實子衡導其前路也。子衡五七言古詩，才情可觀，而摹擬失真，與其詩論頗相反，今體詩殊無解會，七言尤為苯濁，于以驂乘何、李，為之后勁，斯無愧矣?！?sup>其實，王廷相的詩歌理論（主要是意象理論）與詩歌創(chuàng)作既有異步之處，也有同步之處。具體而論，王廷相的七古多粗漫之篇，而五古時有沉郁之思、壯麗之色，給人以蒼秀挺郁的美感；“五言絕句頗有摩詰風致，下亦不失為裴十秀才、崔五員外。”如他的《宮怨二首》其一：“夜輦昭陽月，春筵上苑花。不成供奉日，枉自學琵琶?！?sup>又如《芳樹》：“芳樹不自惜，與藤相縈系。歲久藤枝繁，見藤不見樹。”前一首抒寫宮怨，如泣如訴；后一首擬南朝《子夜吳歌》，尚有新意，遠神余味，頗有盛唐詩人王維的風致。而且都以眼前之景，道心中之情，使主觀情感與客觀景物在不期而遇之中自然融合，建構成透瑩圓融的意象。
總之，被王廷相稱贊為“如秋云飏空，倏成物象，渾然天造，不煩雕刻”的郭維藩的詩歌創(chuàng)作，和以何景明為代表的正德、嘉靖時期中州詩人群體，還有王廷相自己詩歌意象的創(chuàng)造，成為王廷相以《與郭價夫學士論詩書》為代表的詩歌意象理論形成中來自詩歌創(chuàng)作上的重要動因。
三、嘉靖前期詩風的轉向與王廷相詩歌意象理論的意義
考察王廷相以《與郭價夫學士論詩書》為代表的詩歌意象理論的意義，應該放在嘉靖前期詩風轉變的背景之下。隨著弘治、正德年間文壇上占主流地位的“前七子”力倡的“文必秦漢，詩必盛唐”而帶來的弊端越來越嚴重，李夢陽等人也“始悟昔年非”，自悔者與其他新變者相互推動，從而在嘉靖前期出現了一股詩風轉變的浪潮。應該說，王廷相以《與郭價夫學士論詩書》為代表的詩歌意象理論形成，也順應著嘉靖前期詩風轉變的潮流。具體而論，嘉靖前期活躍著多個流派（群體）詩人，其中主要有：
一是嘉靖前期中州詩人群體，前文已提到這個群體中的何景明、方豪、李濂、孟洋、樊鵬、戴冠、薛蕙等，還有高叔嗣。高叔嗣，字子業(yè)，祥符（今河南開封）人。嘉靖二年（1523）進士。有《蘇門集》。陳束《蘇門集序》中說：高叔嗣“因心師古，涉周秦之委源，酌二京之精秘，會晉余潤，契唐本宗……故其篇什，往往直舉胸情，刮抉浮華，存之隱冥，獨妙閑曠，合于風騷。有應物之沖澹，兼曲江之沉雅，體孟、王之清適，具岑、高之悲壯，詞質而腴，興近而遠，洋洋乎斯可謂之詩也?！?sup>
二是明代特別是嘉靖前期古澹派詩人。清代王士禛在《池北偶談》中說：“明詩本有古澹一派，如徐昌國（徐禎卿）、高蘇門（高叔嗣）、楊夢山（楊巍）、華鴻山（華察）輩。自王、李專言格調，清音中絕?！?sup>徐禎卿卒于正德六年（1511），楊巍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中進士，活躍于嘉靖前期的是高叔嗣、華察，他們分別是嘉靖二年（1523）、五年（1526）進士。高叔嗣在前文已論及，再說華察。他有《巖居稿》，王慎中為之作序，稱其詩“意象之超越，音奏之凄清，不受垢氛而獨契溟滓，若木居草茹，服食導練，淪隱聲跡者之所為言，非世人語也?！?sup>還有薛蕙，號西原，他王廷相謫居亳州判官期間的得意門生，也是明代古澹詩派的不可或缺的一員。他的詩歌“溫雅麗密，有王孟之風”。王士禛在《池北偶談》中說：“薛西原論詩，獨取謝康樂、王摩詰、孟浩然、韋應物，言‘白云抱幽石，綠筱媚清漣’，清也?！盱`物莫賞，蘊真誰為傳’，遠也?！伪亟z與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鳴禽集，水木湛清華’，清遠兼之也?？偲涿钤谏耥嵰?。神韻二字，予向論詩，首為學人拈出，不知先見于此?！?sup>可見，薛蕙是清代王漁洋神韻詩論的先驅者之一。
三是嘉靖前期的六朝初唐詩派?！凹昂鹾胫危慕檀笃?，學士輩出，力振古風，盡削凡調，一變而為杜，時則有李、何為之倡。嘉靖改元，后生英秀，稍稍厭棄，更為初唐之體，家相凌競，斌斌盛矣?！?sup>六朝初唐派由楊慎等人率先倡導，他推崇六朝、初晚唐詩，獨立于前七子之外，“挺然崛起，無復依傍，自是一時之杰”，“及北地哆言復古，力排茶陵，海內為之風靡。用修乃沈酣六朝，攬采晚唐，創(chuàng)為淵博靡麗之詞，其意欲壓倒李、何，為茶陵別張壁壘，不與角勝口舌間也。”爾后，有活躍于當時的“嘉靖八才子”，尤其是其中的陳束、唐順之及王慎中、趙時春，王慎中、趙時春是嘉靖五年（1526）進士，陳束、唐順之是嘉靖八年（1529）進士。他們不滿李夢陽等“前七子”在推崇盛唐、宗法李杜中的模擬之風，詩宗初唐，詩風趨于清麗婉轉。李開先《后岡陳提學傳》中專論陳束：“大抵李、何振委靡之敝而尊杜甫，后岡則矯李、何之偏而尚初唐?！?sup>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中將唐順之與陳束并論：“正、嘉之間，為詩者踵何、李之后塵，剽竊云擾，應德（唐順之）與陳約之（陳束）輩，一變?yōu)槌跆?，于是稱其莊嚴宏麗，咳唾金璧?！?sup>
雖然這些詩派或詩人群體，有的是形成于嘉靖初期之前，有的成員是“前七子”及其追隨者中的自贖與轉向者，但經過弘治、正德年間“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喧鬧而到嘉靖前期相對低沉之時，上述詩派或詩人群體顯得比較活躍，其轉向或新變的特點也比較明顯?？傊?，嘉靖前期出現了扭轉前七子模擬之風的傾向，由李夢陽等人的推崇盛唐而轉向六朝、初唐和晚唐，創(chuàng)作風格由粗豪轉向古澹、婉麗、清適、沉雄、悲壯等，呈現出多元化的態(tài)勢。這其中突出的方面是由格調轉向意象，其代表是王廷相的意象論。明中期王廷相的意象論，不僅是以其系統性在明代文學理論中如同晨星一現而彌加珍貴，而且我們將他的哲學思想與意象理論相互對照，更可見他將意象理論提高到新的層次：
其一，詩歌意象的本體論。王廷相在《與郭價夫學士論詩書》中指出：
夫詩貴意象透瑩，不喜事實粘著，古謂水中之月，鏡中之影，可以目睹，難以實求是也?！度倨繁扰d雜出，意在辭表；《離騷》引喻借論，不露本情。東國困于賦役，不曰“天之不恤”也，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則天之不恤自見。齊俗婚禮毀壞，不曰婚不親迎也，曰“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璚華乎而”，則“婿不親迎”可測。不曰“己德之修”也，曰“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蘅與芳芷”，則己德之美，不言而章。不曰“己之守道”也，曰“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guī)矩以改措，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則“己之守道”，緣情以灼。斯皆包韞本根，標顯色相，鴻才之妙擬，哲匠之冥造也。
王廷相在論證詩歌“意象透瑩”等特色時，十分強調以“比興雜出”或“引喻借論”等方法所創(chuàng)造的詩歌意象都“包韞本根”。他所說的“本根”，一是與“氣本”或曰元氣本體論相關聯。王廷相在《慎言·道體篇》中指出：“氣者造化之本，有渾渾者，有生生者，皆道之體也?！?sup>那么，王廷相是怎樣將詩歌意象與“氣本”論相聯系的呢？應該說他受到了北宋氣學家張載的影響。張載曾說：“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sup>又說“太虛無形，氣之本體”。王廷相不僅在《與郭價夫學士論詩書》這篇詩歌意象專論中多處強調“神氣”“養(yǎng)氣”“氣充”等，而且他還另在相關的哲學論文中將元氣、太虛、道體三者合而為一，稱元氣為太虛、道體：“道體不可言無，生有有無。天地未判，元氣混涵，清虛無間，造化之元機也。有虛即有氣，虛不離氣，無所始、無所終之妙也。不可知其所至，故曰太極；不可以為象，故曰太虛，非曰陰陽之外有極有虛也。二氣感化，群象顯設，天地萬物所由生也，非實體乎？是故即其象，可稱曰有；及其化，可稱為無，而造化之元機，實未嘗泯。故曰道體不可言無，生有有無?！?sup>顯然，從“象”與“氣”之間的關系來看，當元氣“不可以為象”（或說“元氣之上不可意象求”）的“無形”之時稱為“太虛”，這是氣的本然狀態(tài)；當陰陽“二氣感化，群象顯設”的“有形”之時，則是氣的顯然狀態(tài)。無論是無形無象的本然狀態(tài)，還是有形有象的顯然狀態(tài)，其造化之本都是氣，這就在本體論中堅持了唯物的精神。在王廷相看來，以氣為本的“象”或“群象”，既包括自然景象，也包括詩文意象，例如有一次他與門人討論《華陽稿》（王廷相游于蜀的詩文集），其門人說：“云生于山，氣機（太虛中包含氣化萬象的潛能）也；升于太空，其象為峰巒，為水波，為白衣，為彩錦，為人物，為花卉。其變也，云何嘗一意為之？龍之乘乎云也，自適其性爾，感而為雨，澤彼下土，不幾于神乎？使曰龍之致之，雖問之龍，龍亦不知。夫子之為文，以是求之，可乎？”聽了門人的這番議論，王廷相輾然而笑曰：“有是哉！”顯然，王廷相明確地將詩歌意象與“氣”聯系在一起，這在他的《與郭價夫學士論詩書》中也可以找到例證：“不曰‘己德之修’也，曰‘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蘅與芳芷’，則己德之美，不言而章。不曰‘己之守道’也，曰‘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guī)矩以改措，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則‘己之守道’，斯皆緣情以灼。”所論詩句見于屈原的《離騷》。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新編》中指出，屈原的《離騷》等作品中蘊含著“精氣說”，其中所說的“‘內美’‘內德’，就是指他自己所有的精氣”。顯然，《與郭價夫學士論詩書》中所引《離騷》中的詩句，其“己德”“己美”，也是指屈原所有的精氣，而又化為“蘭”“蕙”等詩歌意象。
王廷相十分強調以“比興雜出”或“引喻借論”等方法所創(chuàng)造的詩歌意象都“包韞本根”。他所說的“本根”，二是指詩歌意象“本乎性情之真”：“今觀梅國之詩，厥才廣博，岳藏海蓄；厥氣逸蕩，霆奔風掉；厥辭精潤，金相玉質；又皆本乎性情之真，發(fā)乎倫義之正，無虛飾，無險索，無淫取，可以移風易俗，可以助流政教。所謂溫柔敦厚，發(fā)乎情，止乎義禮，以形諸四方之風者，不其在是乎？”王廷相在這里指出：詩人劉節(jié)的廣博之才、逸蕩之氣、精潤之辭和“霆奔風掉”的詩歌意象，都是以“性情之真”為本。同時，王廷相在為劉節(jié)《廣文選》所作序中說：“大人碩儒，探元挈要，先之修性體道以敦其本，又能察于君臣之政，觀夫天下之勢，達乎民物之情，則文之質具矣?！?sup>顯然，王廷相用兩篇序中的“本乎性情之真”“先之修性體道以敦其本”等論述，將《與郭價夫學士論詩書》中“本情”（“引喻借論，不露本情”）二字詮釋得十分清楚，也就是說將詩歌意象中的性情本體論說明得十分清楚，同時也表明了詩歌意象中的性情本體論與逸蕩之氣、“探元（元氣）挈要”等之間的密切關系。
王廷相十分強調以“比興雜出”或“引喻借論”等方法所創(chuàng)造的詩歌意象都“包韞本根”。
他說的“本根”，最為關鍵的是氣為理本：“夫萬物之生，氣為理本，理乃氣之載，所謂有元氣則有動靜，有天地則有化育。”這與以理為根本的朱熹相對立。由此可見，王廷相以“氣者造化之本”為哲學基礎的詩歌意象本體論，在一定的程度上具有反對明代定于一尊的朱熹理學的意義，是在與客觀唯心的朱熹理學的對立中堅持唯物傾向的藝術哲學。
其二，詩歌意象的特征論。王廷相在《與郭價夫學士論詩書》中概括了詩歌意象的特征：“夫詩貴意象透瑩，不喜事實粘著，古謂水中之月，鏡中之影，可以目睹，難以實求是也……言征實則寡余味，情直致而難動物也，故示以意象，使人思而咀之，感而契之，邈哉深矣！此詩之大致也。”將化“直”為曲、化實為虛、若有若無、透瑩含蓄、遠神余味等，視為詩歌意象的主要特征。這與他的“生有有無”等哲學上的觀點有相通之處：“是故即其象，可稱曰有；及其化，可稱曰無，而造化之元機，實未嘗泯。故曰：道體不可言無，生有有無?！?sup>其“生有有無”中的“生”，指生氣。王廷相將氣分“元氣”與“生氣”，所謂“有形，生氣也；無形，元氣也”。也就是說，元氣是無形之物，是氣的本然狀態(tài)；生氣是有形之物，是氣的顯形狀態(tài)，是處于有形之物生生不息的狀態(tài)。因而，王廷相說：“太虛無形，氣之本體清通而不可為象也；太和氤氳，萬物化醇，生生而不容以息也，其性命之本原乎！”又說：“天內外皆氣，地中亦氣，物虛實皆氣，通極上下造化之實體也?！?sup>王廷相將有形與無形、虛與實等都統一于氣，并強調“生氣”處于生生不息的變化之中。這種觀點用于他的詩歌理論之中，往往是化實為虛，化“事實粘著”為生氣流動，化景物與性情為“透瑩”的意象。
作為上述觀點正面的例證，王廷相在《與郭價夫學士論詩書》中列舉了《詩經》與《離騷》中的詩句?！对娊洝ば⊙拧ご髺|》寫道：“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不能揚糠秕的箕星、不能舀酒漿的斗星等意象，比喻那些不能體恤人們痛苦的高高在上者?！对娊洝R風·著》共三章，第一章為：“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sup>這是一位新娘視野中冠飾高貴的迎親夫婿的形象，其中蘊含著新娘的喜悅之情。但是，王廷相以《毛詩序》中“《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等傳統說法來解讀，其出發(fā)點是說這首詩化景物與性情為意象。屈原的《離騷》中有云：“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蘅與芳芷。”用蘭、蕙、留夷、揭車、杜蘅、芳芷等一系列香草意象，比喻培育各種人才。以上例證，有的是比興雜出的意象，有的是博喻性的系列意象，化實為虛，化“事實粘著”為生氣流動，化景物與性情為意象，透瑩含蓄、自然入妙，意在言外，遠神余味。這是王廷相在將“生有有無”及“虛實皆氣”等哲學思想與《詩經》、《離騷》等詩歌創(chuàng)作的實際作交叉思考、交叉研究的基礎上，所把握的詩歌意象的特征。
作為上述觀點反面的例證，王廷相在《與郭價夫學士論詩書》中列舉了杜甫的《北征》、韓愈的《南山》、盧仝的《月蝕》與元稹的《陽城》等詩篇。杜甫的《北征》是一首長篇政治抒情詩，詩中既描寫了人煙蕭條、傷殘滿目的戰(zhàn)亂景象，又抒寫了心系時局、憂國戀主的情感，還表達了皇綱復振、國家中興的希望，是杜甫詩集中紀事、抒情、議論的大手筆。這首詩善于用“賦”的手法，鋪陳終始、夾敘夾議，波瀾壯闊，但在議論化、散文化等方面為中唐韓愈、盧仝、元稹及其宋詩開其先聲。應該說，杜甫的《北征》、韓愈的《南山》、盧仝的《月蝕》與元稹的《陽城》，雖然在散文化、議論化方面一脈相承，但所達到的思想程度與藝術水平則高低不同，王廷相為強調詩歌“意象透瑩”的需要，在《與郭價夫學士論詩書》中一律苛責上述作品：“漫敷繁敘，填事委實，言多趁帖，情出附輳，此則詩人之變體，騷壇之旁軌也?！?sup>進而極力指責那些見識不廣的淺薄的追隨者“志乏尚友，性寡神識，心驚目駭，遂區(qū)畛不能辯矣”。值得尋味的是，南宋理學家朱熹對中唐以險怪著稱的盧仝等人卻從“混成”的角度加以肯定：“詩須是平易不費力，句法混成。如唐人玉川子輩句語雖險怪，意思亦自有混成氣象。”顯然，作為氣學家的王廷相與朱熹理學有分歧，其中也表現在對詩歌氣象（意象）的看法上，王廷相一反朱熹的看法，一針見血地指出盧仝及其追隨者詩歌創(chuàng)作的弊端：“言征實則寡余味也，情直致而難動物也。”我們可以從這反對聲中看到王廷相正面的觀點，這就是強調詩歌意象的以情動人、味外之味的藝術特征與審美效果。進而將具有以情動人、味外之味等藝術特征的詩歌意象提升到作為詩性生命的本體的高度：“故示以意象，使人思而咀之，感而契之，邈哉深矣！此詩之大致也。”如此將詩歌意象提升到作為詩性生命的本體的高度，強調詩歌創(chuàng)作中應該遵循藝術規(guī)律，這在有明一代乃至中國詩歌理論批評史上是難能可貴的。
還值得注意的是，王廷相與“生有有無”“虛實皆氣”等哲學思想相溝通的意象論也引出了神韻說：“氣韻清絕，如石室道人餐霞茹芝，滋味沖澹，精神獨爽。”清絕的氣韻、沖澹的滋味與獨爽的精神，與“意象透瑩”等特色相輔相成，也就是說王廷相的神韻說與意象論相輔相成。顯然，王廷相與他謫居亳州判官期間的得意門生薛蕙（號西原）都是清代神韻詩論的先驅者之一。清代王士禛在《池北偶談》中說：“薛西原論詩，獨取謝康樂、王摩詰、孟浩然、韋應物，言：‘白云抱幽石，綠筱媚清漣。清也。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為傳。遠也。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鳴禽集，水木湛清華。清遠兼之也?？偲涿钤谏耥嵰印！耥嵍郑柘蛘撛?，首為學人拈出，不知先見于此?！?sup>應該說，王廷相在《與郭價夫學士論詩書》這篇意象專論中又引出神韻說，也是有先見之明。
其三，建構詩歌意象的方法論。關于建構詩歌意象的方法，王廷相在《與郭價夫學士論詩書》中的“三會”“四務”之說?！昂螢椤龝坎W以養(yǎng)才，廣著以養(yǎng)氣，經事以養(yǎng)道也。”“博學”是擴充建構詩歌意象者的學識之“流”，“經事”是開拓建構詩歌意象者的生活之“源”，而“廣著以養(yǎng)氣”是在二者基礎上向“元氣”本體上提升、融合。這與他“會于人事”及“會通冥契”的哲學思想密切相關。
與王廷相建構詩歌意象方法論密切相關的是他“會于人事”說：“夫心固虛靈，而應者必藉視聽聰明，會于人事，而后靈能長焉?！?sup>王廷相是明清實學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十分強調“惟實學可以經世”。他針砭程朱理學、陸王心學弊端的同時大力提倡“會于人事”或曰“于實踐處用功，人事上體驗”：“近世學者之弊有二：一則徒為泛然講說，一則務為虛靜以守其心，皆不于實踐處用功，人事上體驗?！?sup>其中“徒講說”者是指程朱學派，“徒守心”者是指陸王學派。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在認識上雖有不同之處，但這兩派在實質上都是“不于實踐處用功，人事上體驗”，在一定的程度上脫離社會實際。與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不同的是，氣學家又是實學家的王廷相非常重視在實踐中致知，在人事酬酢上鍛煉。他將這種精神移之于詩歌意象的創(chuàng)造上，那就是他在《與郭價夫學士論詩書》中強調“經事以養(yǎng)道”，開拓建構詩歌意象者的生活之源。這種觀點也體現在他的具體的文學批評上。例如《詩·小雅·小苑》中寫道：“螟蛉之子，蜾蠃負之?！?sup>南宋朱熹在《詩集傳》中注解：“蜾蠃，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于木空中，七日而化為其子?！辈⒄f：“螟蛉有子，則蜾蠃負之，以興不似者可教而似也?！?sup>但是，王廷相經過多年“取土蜂之窠驗之”，證明這是一種“踵訛立論”的“無稽之言”。顯然，他對“螟蛉之子，蜾蠃負之”等意象的創(chuàng)造與意象的批評，往往從實踐中致知，有時與“徒講說”的程朱學派的見解大相徑庭。應該說，王廷相在中國藝術哲學史上第一次以最明確的語言將“實踐”及“會于人事”等重要觀點導入建構詩歌意象的方法論。
與王廷相建構詩歌意象方法論密切相關的是他“會通冥契”說：“廣識未必皆當，而思之自得者真；泛講未必吻合，而習之純熟者妙。是故君子之學，博于外而尤貴精于內，討諸理而尤貴達于事。心理貴涵蓄，久之可以會通冥契?！?sup>他強調知行兼顧，將“博于外”與“精于內”緊密地結合起來，進而在“會通冥契”中將感性認識提升到理性認識。與這種“會通冥契”相關聯的是王廷相在《與郭價夫學士論詩書》中的“三會”“四務”之說。“三會”主要指詩歌意象開拓的方法，“四務”則主要指建構詩歌意象中審美調節(jié)的方法，后者被王廷相稱為“藝匠之節(jié)度”?！昂沃^‘四務’？運意、定格、結篇、煉句也。意者詩之神氣，貴圓融而忌暗滯。格者詩之志向，貴高古而忌蕪亂。篇者詩之體質，貴貫通而忌支離。句者詩之肢骸，貴委曲而忌直率。”用圓融、高古、貫通、委曲來調節(jié)意、格、篇、句，為建構古雅型詩歌意象找到了一種行之有效的方法。
作為王廷相建構詩歌意象方法論哲學基礎的“會于人事”及“會通冥契”說，與王陽明的“致良知”說截然不同，王廷相指出：“有為虛靜以養(yǎng)心者，終日端坐，塊然枯守其形而立，曰‘學之寧靜致遠在此矣’……斯人也，空寂寡實，門徑偏頗，非禪定則支離，畔于仲尼之遠矣。何以故？清心志，祛煩擾，學之造端固不可無者，然必有事焉而后可……夫心固虛靈，而應者必藉視聽聰明，會于人事，而后靈能長焉。赤子生而幽閉之，不接習于人間，壯而出之，不辨牛馬矣，而況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節(jié)度呼？而況萬事萬物，幾微變化，不可以常理執(zhí)乎？彼徒虛靜其心者，何以異此？”充分揭示了包含禪定等在內的“致良知”說脫離視聽、脫離人事、“空寂寡實”的修養(yǎng)路徑。由此也使我們進一步看到，深受王陽明“致良知”說影響的晚明李贄的“童心”（或曰赤子之心）說，雖然有某種思想解放（啟蒙）的意義，但其主要缺陷也是脫離人事、“空寂寡實”。
作為王廷相建構詩歌意象方法論哲學基礎的“會于人事”及“會通冥契”說，也有針砭復古模擬詩風的意義。對此，王廷相在《與郭價夫學士論詩書》中強調，只有“會于人事”及“會通冥契”，才能“久焉純熟，自爾悟入，神情昭于肺腑，靈境徹于視聽，開闔起伏，出入變化，古詩妙擬，悉歸我闥。由是搦翰以抽思，則遠古即今，高天下地，凡具形象之屬，生動之物，靡不綜攝，為我材品；敷辭以命意，則凡九代之英，《三百》之章，及夫仙圣之靈，山川之精，靡不會協，為我神助。此非取自外者也，習化于我者也。故能擺脫形模，凌虛構結，春育天成，不犯舊跡矣。乃若諸家所謂雄渾、沖澹、典雅、沉著、綺麗、含蓄、飄逸、清俊、高古、曠逸等類，則由夫資性學力，好尚致然，所謂萬流宗海，異調同工者也。”從熟精范本到自省自悟，從章法開合起伏到敷辭命意，從镕鑄古今到凌虛構結乃至風格的多樣性，都顯示了詩歌意象的創(chuàng)造者“會通冥契”的能力對于“擺脫形?！保〝[脫復古模擬之風）的重要性。又如，王廷相在為黃綰《石龍集》所寫的《序》中指出：“夫今之人，刻意模古，修辭非不美也，文華而義劣，言繁而無實，道德政事，寡所涉載，將與世奚益？”作為明中葉力倡復古的“前七子”一員的王廷相，從“會于人事”、求實益世的角度抨擊復古模擬之風，更具有針砭時弊、轉換詩風的現實意義。
應該說，在明中葉的“前七子”中對在格調表層上復古模擬有所自省并倡導詩歌意象論者，不僅有王廷相，還有何景明等。何景明在《與李空同論詩書》中從離合的角度論意象：“夫意象應曰合，意象乖曰離?！?sup>并以佛家舍筏比喻詩歌意象建構的方法：“佛有筏喻，言舍筏則達岸矣，達岸則舍筏矣。”這種方法的主要缺陷是脫離人事、“空寂寡實”。時間再向前移，晚唐司空圖的《廿四詩品·縝密》（其著作權有不同的看法）中論意象的生成：“是有真跡，如不可知。意象欲生，造化已奇”；南宋嚴羽《滄浪詩話·詩辨》中說：“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詩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瑩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都受到莊子與禪學的影響，其主要缺陷也是脫離人事、“空寂寡實”。由此可見，王廷相的意象論特別是建構意象的方法論，是建立在“會于人事”及“會通冥契”等哲學基礎上的別具一格的藝術方法論。
總之，王廷相有關詩歌意象的本體論、特征論、方法論，是他從氣學思想向詩學思想轉化的結果，是哲學上的唯物辯證法向美學上唯物辯證法轉化的結果。由此可見，王廷相有關詩歌意象的本體論、特征論、方法論都在一定的程度上提升到藝術哲學（美學）的高度，給人耳目一新之感。而且，這些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的詩歌意象的本體論、特征論、方法論，對于明代定于一尊的程朱理學，對于明中葉頗為流行的陽明心學，對于明中葉以李夢陽等為代表的“前七子”在格調層面上的復古模擬之風，都有一定的沖擊力，頗有批判精神與歷史意義。王廷相在中國藝術哲學史上率先將具有唯物傾向的氣學思想引進較為完備的詩歌意象專論之中，從以氣為本與性情之真的相結合上論詩歌意象的本體，突出其唯物的傾向；從“生有有無”及“虛實皆氣”與意象透瑩相結合上論詩歌意象的特征，強調詩歌創(chuàng)作中應該遵循的藝術規(guī)律；從“會于人事”及“會通冥契”與“三會”“四務”的結合上論詩歌意象的創(chuàng)作主體的修養(yǎng)與思維方式，旨在引道詩歌意象的創(chuàng)造者貼近社會現實，知行兼顧，將感性認識提升到理性認識，并在會通中加強詩歌意象的創(chuàng)造能力?？梢?，其內涵之豐富、見解之深刻、理論之系統，不僅在明代弘治、嘉靖之際將逐漸轉化中的詩歌主張?zhí)嵘剿囆g哲學（美學）的高度，呈現出異峰突起之勢，而且在有明一代的意象理論中也是首屈一指的，同時在中國詩歌批評史上也閃爍著理論的光輝，頗有中國特色的藝術哲學的意義。眾所周知，與王廷相詩歌意象理論密切相關的是近代王國維《人間詞話》（其主要批評對象是詞，兼及詩歌與小說、戲曲）中的“境界”說，而“境界”一詞較早見于佛經，王國維的“境界”說又深受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康德和叔本華的影響。而早于王國維近四百年的王廷相論述詩歌意象的思路則有唯物辨證的傾向，并且注重將詩歌意象與氣學思想交融在一起，提升到當時所能達到的藝術哲學的高度，因而，我們將王廷相以《與郭價夫學士論詩書》為代表的詩歌意象理論與“氣學”思想作交叉思考、交叉研究，不僅是貼近歷史真實，而且是轉換研究視角，這對于我們今天堅持唯物辨證的思想路線，進一步推進具有中國特色的詩歌意象理論的建設，頗有借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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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廷相《少谷子歌》，《王氏家藏集》卷一二，《王廷相集》第178頁。王孝魚點校本中的“信陽之何、棠、陵、方”，誤。此句中“信陽之何”指何景明，河南信陽人；“棠陵方”指方豪，著有《棠陵集》；李川甫，指李濂，字川父，河南祥符人；薛生，指薛蕙，亳州人，他是王廷相謫亳州判官時的得意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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