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論語》是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最重要的一部書。但對于不明就里的人來說，實在很難理解，因為書中的主角孔子，經(jīng)常是在應答，在作評論，或是僅僅在獨白。《論語》說，孔子“述而不作”，不自以為是（“毋我”）。他的方式很個人化，因此即使一個普通人（“鄙夫”）問他問題，他也要“叩其兩端而竭焉”。

在蒙田（Montaigne）散文英譯的導言中，唐納德·弗雷姆（Donald Frame）告訴我們：“蒙田不易界定……然而這一難題正好指向了答案：書即是人?！被蛟S孔子與《論語》也是如此。但《論語》不是孔子自己寫下的著作，只是他說的話。以后世的角度來看，這是孔子將自己呈現(xiàn)給世界的面貌，雖然這并非他的本意，因為這本書是他的弟子及再傳弟子們輯錄而成的。那么這本書怎么會成為過去兩千五百年來中國歷史上學者、思想家、統(tǒng)治者、參與決策者，乃至幾乎任何人援引的焦點呢？孔子的聲音怎么就變成了中國人權威的依據(jù)？人們或許會說，是因為努力和機遇的結合。

就在公元前479 年他故去之后幾年間，關于孔子學說的各種詮釋，有助于他的聲名與思想留存世間。在接下來的兩百年里，兩位追隨者，孟子和荀子，以不同取向發(fā)展他的學說，從自身到社會乃至自然，涵蓋面頗廣。他們探討人的天性、公私職責，公正與誤導的判斷，還有許多人生中難解的道德疑惑，像是遠遠超出孔子提出的問題，但在他們的時代世界已經(jīng)改變。人們要求才學之士發(fā)揮更大的作用，因為人際關系與個人和政府的關系出現(xiàn)了更多變數(shù)。更多學派競相登場，孟子和荀子對不同學說絕非袖手而觀。他們自然得做好準備，與當時思想最敏銳的人論戰(zhàn)。但更重要的是，他們也不斷滿足自身對知識的渴求。經(jīng)過他們的努力，孔子的名聲與地位提高了。

公元前二世紀中國統(tǒng)一之后，得到漢代皇家的贊助，孔子在政治制度中有了長遠的地位。官僚體制、法律、教育、社會機構以及禮儀實踐所依據(jù)的原則，全都受到孔子思想和信念的影響。但這并不意味著孔子學說未經(jīng)過低谷時期。最長的一段，歷時近七百年，從六朝（220—589）初期到唐朝（618—907）末年，中國人著迷于外來的佛教，之后又將佛教塑造得猶如中國人自己的宗教。宋朝（960—1279）初年開始，中國人應對喪失文化特色的威脅，感到必須恢復儒家思想。這場運動漸漸展開，到宋朝末年幾乎一切都籠罩在新儒學之中：從深奧的理論到實際事物，從形而上學到修身養(yǎng)性，從學術研究到學習和教育，從官員遴選到施政原則。

到了元朝（1279—1368），儒學顧問們說服蒙古裔的統(tǒng)治者，收緊科舉考試的重點，集中在四書及朝廷認可的注疏?！墩撜Z》是四書之一。在這個社會里，大多數(shù)人以科考成功，取得官職為提高社會地位之道。這就意味著，《論語》，連同其他三本相關文本，成了莘莘學子必讀之書。這些滿懷希望的考生自小就要將書背熟，而且?guī)缀趺咳斩家獜土?。假以時日，這本書就會幫他們形成世界觀，甚至幫他們找到道德支撐。但是有關《論語》的故事并未到此為止。如果說宋朝儒學復興緣自外來宗教的競爭，那么傳統(tǒng)內(nèi)部關于如何解讀《論語》的分歧，使得這部書歷久彌新，也使得儒家的創(chuàng)始者直到今日仍然生機勃發(fā)，與我們息息相關。

不過，大多數(shù)的英文翻譯卻不能反映出解讀《論語》的豐富傳統(tǒng)，反而獨鐘一種解釋，就是十二世紀朱熹的注釋。經(jīng)過五百年朝廷支持的朱注已經(jīng)標準化了，也是科舉考試唯一接受的詮釋。我的譯本采取不同方式。我仰仗過去三百年的學者——他們把研究置于意識形態(tài)之上，向我展示了爭鳴性的詮釋，以及如何理解一字、一句、一段的各種可能。我的翻譯是考慮了擺在面前的紛紜眾說之后才做的選擇。我當然希望能夠恢復孔子話語中的模棱與精微之處，而這在相信一種聲音、一種觀點的情形下通常是要失去的。

本書導言簡略地介紹了孔子的生平，以及該如何讀《論語》這本書。我也解釋了為什么需要傳統(tǒng)注疏來讀懂這本書，并說明我如何嘗試處理過去兩千年經(jīng)學的大量知識信息。在本書的英譯本中我還列有中國歷代年表。

譯文中極少的篇章中有前言概要，因為書中任何特定部分，通常并沒有總綱來貫穿。因此，除非有很好的理由，我都不提供概要，避免造成閱讀障礙與限制或引人誤入歧途。人名與術語的匯釋恐怕也會面臨同樣的風險。我的方法是，專名在第一次出現(xiàn)的時候，在注疏中做詳細的描述，再次出現(xiàn)時就加注。我在表述的同時設想像子貢或子路這樣一個弟子的性格，設想孔子說的“仁”或“命”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希望讀者讀到書尾，可以自己對某人或某個思想概念得到結論。不過我在附錄1中仍然把《論語》內(nèi)出現(xiàn)的孔門弟子和歷史人物做了索引；附錄2中做了術語與議題的索引；附錄3 也將評注中引用的中國學者和思想家做了索引。此外，英譯本中還附上了《論語》原文，因為越來越多的西方讀者對此表示興趣。同時一部由注釋（作為專項學科，也通過翻譯呈現(xiàn)）主導的著作更是理當如此。

像《論語》這么古老的書，自然有很多問題留存下來，關于它的起源與發(fā)展，關于這部著作在成書之前的早期編撰情況等?？脊沤绨l(fā)現(xiàn)了一部公元前一世紀上半葉的版本——1973年在河北省定州漢朝貴族墓中發(fā)現(xiàn)的竹簡，但狀況極差。多年前盜墓者失手的殘跡顯示，墓中失火，燒毀了一半以上的竹簡，剩下的也損壞嚴重。學者們花了二十年時間的錄寫，出版了定州本《論語》。將此版本與傳世本比較，我們注意到一些語助詞、用字、分段的差異，但基本無大分別，不會改變我們對標準本的看法。

自從定州本發(fā)現(xiàn)之后，更多出土的文獻重見天日。有些是漢代頭一百年的，還有公元前300 年或更早，屬于戰(zhàn)國時代的。上海博物館收藏的四十五種戰(zhàn)國簡中，有八種里面出現(xiàn)了孔子，大部分都是他跟弟子和政治人物的對話。這些發(fā)現(xiàn)增加了我們對孔子及其世界的了解，也豐富了我對《論語》的思考。但對于《論語》成書的問題，還有待更多的證據(jù)出現(xiàn)之后才能解答。然而研究方法已經(jīng)有所修正。過去廣泛接受的觀點是，像《論語》或《老子》這樣歷史久遠的著作，在固定成書之前，一定是從單一的母本線性發(fā)展而來。但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放棄這個理論，因為出土材料，尤其是《老子》的相關資料表明，在一開始就有多條線頭交互影響。這對于《論語》而言，意味著追本溯源比我們原先想的更加困難，只不過有相當機會找到更多的早期樣本。同時，我們從眼下這本書里還有很多需要吸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