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金安平

我成年后大部分時間都在鉆研《論語》這部書，尤以前十年為甚，簡直為之癡迷。一路走來，艱辛程度未嘗稍減，但研究也給我?guī)韽奈礈p弱的快樂。求之愈殷，《論語》文意就愈豐富，愈給予我知識?！墩撜Z》如是，孔子亦如是。我加倍努力追尋，夫子的言行風貌也越來越清晰地展現(xiàn)。這正是我一直以來渴望的。我要找尋的孔子不是抽象的概念，他能思能言，以人的各種本能應對世事，而且明白自己的局限。在我與《論語》長期相處之中，有些更重要的事情發(fā)生了。似乎這本書蛻去了早期作為研究對象的性質，讀著它，我深深地沉浸入自己的生活。對于生命周遭，有了更敏銳的感受：家庭、朋友、學生、家國政治、童年的記憶、對父母的記憶。

十八世紀的學者程瑤田這樣說過：“吾學其文而有獲，不啻親炙焉，而詔我以語之，呼我以喻之也。不啻相依焉，而驪我以舉之，掖我以回之也?！薄墩撜Z》即屬于這一種文類，然幾無可以入門之處。即使是最用功的初學者，也難得窺門徑，但卻并非由于語言深奧難懂。《論語》不是奧義知識的集結，而是一部記錄孔夫子生活和教書的著作。它是吉光片羽——點點滴滴記載了孔夫子與門徒及其他人的談話，或是對同代人或前人所做的評論。這些片段雖然串在一起以篇章方式呈現(xiàn)，卻時常是孤立而不連貫的。這也是為什么這部書難以入門的原因之一。人名是另一個問題。書中人名很多，卻極少解釋這些人是誰，僅在偶然情況下會告訴我們?yōu)槭裁刺岬侥橙?，為什么一段對話會發(fā)生。過去兩千年里，注疏堆積成山，目的是幫助我們理解這些意義模糊的篇章，解釋謎團。但光光是這些文獻的重量和體積，就能把讀者壓垮。我想就此做些說明，呈現(xiàn)新的翻譯和注疏，反映出千百年來的學術研究，避免繁重。我希望帶著讀者穿越這些篇章，又不會讓他們半途退出。第十四章中的一個例子可以幫助說明這一點：

14.44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于位也，見其與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p>

“益”和“成”二字，對我們理解孔子如何評價這個男孩十分關鍵。但是孔子宣布該男孩是“成”而非“益”之前，他說看到這孩子與長輩“居于位”，與他們“并行”。而根據當時的道德觀念，這是有違禮制的。因此這個男孩在孔子眼中不可能是“求益者”，而僅是“欲速成者也”。證據是做判斷的關鍵?？鬃訉⒋嗽瓌t用于判斷人的性格，后來的學者將其延伸到其他篇章的解讀。思想是一致的，這也是我們弄懂這位道德思想者以及各種評注的法門。這一篇記錄也表明，孔子如何仔細地觀察人的行為，即使不過是一個小男孩的行為。而該男孩來自闕——孔子家鄉(xiāng)所在地，還說明這是第一手的知識。

經解注釋工作中更困難的，是尋找一個貫穿《論語》記錄的線索，以呈現(xiàn)更宏大的故事，展現(xiàn)孔子思想的博大精深。如果議題關乎政治，讀者可以先看第十三篇?？鬃釉谠撜轮性u論如何統(tǒng)治，誰適合統(tǒng)治；政治如何運作，為誰服務；何時寬松何時嚴厲；什么是有秩序的社會，是否該使用極刑。他對于治國之道的看法在13.3章中可以看到。該章中，他說治國必先正名，因為“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意思是說，如果政權不先正名，就無人相信政府的話，結果什么也做不成。刑罰也變成武斷的決定?？鬃诱J為，這樣“則民無所措手足”。而一旦政府停止運作，政權就要敗亡了。

孔子堅信要以誠信與德行治國。但他并不死板，在實際應用中允許靈活掌握，鼓勵官吏們應以常識作為行動準則。13.2章里，孔子的門徒接受任命做了總管，孔子對他說，“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門徒問：“焉知賢才而舉之？”孔子答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在13.9章中孔子被問及，如若已經吸引眾多人口來到國中，統(tǒng)治者應該先做什么？他說，“富之”，然后“教之”。

這些例子或許讓人覺得務實才是孔子政治主張的驅動力，但仔細看記錄，僅從第十三篇而言，就能看出，孔子即使有時讓道德考量退居次位，也從未迷失方向，目標永遠是為更多的人謀取更大的利益。他有時看似前后矛盾，那或許是他自言自語，反復思考問題的正反兩面，尋求精準的平衡點。因此，他堅決反對將犯法之人處以極刑，無論過犯有多嚴重，因為他相信只有通過道德教化與示范才能使人改過自新。但他也指出，“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從這個例子，可見他的務實也有長遠的目光，即使心急達成目標，也避免采用極端的手段，因為他知道，手段極端會引發(fā)另類的殘酷。

孔子就是這樣解決大部分的生活難題。作為讀者，你必須先領會事物的兩端，才能聽懂孔子談信、仁、學、知、義、諒這些概念。追尋夫子特有的聲音，會帶來至大的滿足。這便是我作為翻譯、詮釋者，為什么要專注孔子這個人，收集他生平點滴的證據，將他置于他自身的世界來理解。我希望我們都能夠想像他怎么想，怎么說話，怎么反復思考問題。因此我沒有將他的見解當作一套能在西方哲學傳統(tǒng)中找到對應的概念及類別來處理。如果這部書采用那種方式來處理，那么就糟蹋了種種發(fā)現(xiàn)的愉悅及驚喜。

此外，孔子避免去創(chuàng)制理論，憑空揣測（“毋意”）。他不推測人的內在性向，也不辯論知識的本質。但他喜歡談論詩與禮，因為詩與禮和日常言行是分不開的。他宣稱，詩教與禮教能使人耳聰目明，兼有德行與禮儀的敏感。16.13章中，孔子告誡其子，“不學詩，無以言”。他的意思是，你或許可以將一些字串在一起，但這并不等同于言說，因為這字串既沒有詩句考究的音律，也沒有詩歌感興的能量。對于最早結集的《詩經》，孔子評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彼麑⒃娭械尿寗釉砼c在荒野里驅趕馬群相比：從不偏離路徑，“思無邪”。在鞭策與勒馬之間取得平衡，正是學習的關鍵?？鬃铀Ｍ?，正是以此作為人們言行舉止的規(guī)范，但同時也切望將知識付諸實踐。在13.5章中，他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在中國古代，代表國君出使，對于東道主選來娛賓的詩歌，使者應該是深諳其中的審美意味和政治涵義的。使者還會請宮廷樂師代他吟誦他挑選的詩歌，作為回應。在這個場合的考驗，就是使者是否能做到“專對”。如果他選的詩恰如其分，那他就是“不辱使命”了。這種形式的折沖樽俎，以對詩歌的知識來評估彼此的實力，在孔子出生前很久就存在了。但他從其中發(fā)現(xiàn)了道德層面，并在他的教學過程中進一步發(fā)揚光大。

他以同樣的方式教授禮。根據最早為他立傳的漢朝史家司馬遷的記載，孔子兒時的游戲是：“常陳俎豆，設禮容?！保ā妒酚洝た鬃邮兰摇罚┘词箾]有文獻記載來證明這個說法，我們也可以想象這個場景。一個早熟的孩子，注定要成就大業(yè)，怎會不對青銅重器、鐘磬禮樂肅然起敬呢？孔子玩的禮器是質樸的木制品，但他一定見過祭祖的禮儀。他會受到莊嚴肅穆場合的吸引，一定對儀式的流暢與均衡感到滿意。因此他在16.13章中對他兒子說，“不學禮，無以立”?！傲ⅰ边@里指的是人的行為舉止。但若一個人只是為了揚名立萬而“立”，就未得要領了?？鬃釉?7.12章中說：“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如果一個人貨真價實，他會希望禮帶來內在變化：“人而不仁，如禮何？”達到仁，是人生命旅程的開頭，也是結尾。孔子教導說，“克己復禮，為仁”。當孔子將這個理念當作政治行為的指引，就更生動形象了。他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這些教導中的行動原則，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樣行事，責任重大，一個“內荏”之人，是做不到的。孔子——西文稱Confucius，是拉丁文音譯Kong fuzi（ Master Kong）而來——生于公元前551年，中國歷史上稱為“春秋”（公元前770—前486年）的末期。他居魯，位于中國山東。

魯國的孔氏屬于普通的士，沒有世襲的資格與特權。普通的士，在周朝（公元前1046—前256年）的社會等級制度里，只比普通百姓高一個等級，可在軍隊或行政部門任職，因為他們受過禮、樂、射、御、書、數六藝的訓練。孔子的父親先在軍中任職，其后在魯國做地區(qū)管事（陬邑大夫）。生孔子時，他年事已高。他原婚生有九個女兒和一個足部畸形的兒子，而孔子則是健康的子嗣。但孔子出生不久他就死了，留下年輕的寡婦自謀生路。

孔子并不隱諱自己的家庭背景。他說自己因為“少也賤”，不像顯赫子弟那樣容易進入政府，所以他“多能鄙事”。他先在季孫氏那里做事。季氏為世襲貴族，世代為魯國正卿，達數十年。他在季孫氏那里擔任低微職務，管理倉庫與廄房，從封邑總管做到魯國政府的重要位置——由大司空升大司寇。

根據當時的記錄，作為大司寇，孔子解決法律、治安問題十分得心應手，更出色的是處理外交事務：他知道何時顯露實力，何時妥協(xié)讓步，如何成功完成艱難的談判。然而由于卷入內部政治斗爭，他在魯國的任職中斷了。公元前498年，為了重振國君的權勢，他被懷疑是摧毀世家勢力的幕后主使。事敗之后，連國君亦不愿支持他。孔子別無選擇，只能離職，背井離鄉(xiāng)。

他自我放逐的旅程延續(xù)了十四年之久。孔子先到魯國西面的衛(wèi)國，再往南到宋國，最后到陳、蔡之后，又兜回衛(wèi)國。大部分的時間，孔子都在尋找愿意受他影響、接納他以德治國觀點的國君。他沒找到，卻也不肯放棄，因為他急于被“用”。他對質疑他雄心壯志的人說：“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他如何能讓他的聰明才智及與生俱來的潛能，僅僅因為前路艱難而浪費掉？我相信，這才是他這句話的真意。

孔子膽氣十足地認為他能把世界變好，是因為他所處的時代，容許和他同樣出身的人去實現(xiàn)理想。到了公元前六世紀中期，周朝已經延續(xù)了近五百年。開國奠基者制定的以家族紐帶維系的分封制度，架構依舊。但從春秋時代開始，各個環(huán)節(jié)已經松動，如果不設法支撐，整體結構就會坍塌。各地諸侯都是周王的親戚，本應是他最強的支持者，卻個個野心勃勃，追逐自己的利益。到了孔子的時代，諸侯們沒人關心王朝的安危，也不顧全大局。貴族階層成員亦如是，他們曾輔佐國君治國，但如今卻公然與他競搶財富與女人。他們的怠惰與無能，使得像孔子這樣原先為他們服務的人進入政府，接管行政運作。

一般的士還不能取代貴族，成為社會精英，但他們奮發(fā)圖強，精明能干，可以在大多政治競技發(fā)揮影響力。更有眼光的人還設了更高的目標：他們看準時機，引進“賢”與“尚”這樣的新觀念，以此挑戰(zhàn)那些支撐舊有社會等級制度的假設。他們提出，是否應以能力與品格作為衡量人的價值；貴族階層若無能失德，是否應該褫奪其頭銜與特權。提出這些問題的人，并不只是尋求政壇上競爭的機會；他們旨在重寫規(guī)則，以利于有德有才之人。這也部分解釋了孔子的教義。他相信少數人的道德決心可以改善多數人的命運。但他認為，個人的操守還遠不足夠。好人要經受政治的考驗。

給孔子以啟迪、指引的人是周公，周朝開國之君的弟弟，嗣位幼主的攝政。雖然生活于異代，孔子相信他和周公想法相同——為王朝建立相互信任與承擔責任的社會和諧與政治穩(wěn)定，盡可能少用法律法規(guī)。但周公身屬王族，孔子是職業(yè)官吏。也就是說，如果孔子沒有一份政府工作，他就沒有社會影響力，也沒有謀生的資源。了解他四處奔走的人會想，他這么急于謀求政治職位，是否導致他高估了自己的本領，是否讓名聲不好的男女充當引薦人而有悖原則。批評他的人包括他的門徒——陪伴他流亡的三四個人。

孔子的門徒比他年輕得多。年輕人來自各種背景，有貴族的子嗣，普通士族的孩子，商賈、農人、工匠、罪犯以及罪犯的兒子，這些人選擇跟著他學習技能，希望有朝一日覓得公職。在此過程中，他們學到了很多——君子的教養(yǎng)和道德意識。在孔子的心目中，這是擔任公職的必要條件。對他的追隨者而言，孔子是“夫子”，而他們是“徒”。他最早的門徒中，有三位在《論語》中表現(xiàn)突出：子貢、子路、顏回。就是這三位，陪伴孔子，漫漫長路，前途未卜。

孔子在公元前484年受邀回到故鄉(xiāng)魯國，行將七十。大概是他的兩位門徒，年前在魯國政府里謀得美差，策劃了這次行動。要取得孔子的同意，他們想，國君須得奉送一筆可觀的養(yǎng)老金。這個計劃成功了?；貒螅鬃影l(fā)現(xiàn)自己境遇舒適。他不再為財務擔憂，魯國人對他呈現(xiàn)出前所未有的尊敬。國君及資政稱其為“國老”，會因天災，或提高賦稅，或防范敵國威脅而征兵，向他咨詢意見?？鬃娱T徒的數量也增加了。雖然孔子在2.4章說，“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但他從未老來萬事不關心。在晚年的對話里，他衡量歷史和人性的沖突，似乎更加透徹了。他也更坦白地談到自己的挫敗與倦怠。然而他的聲音是堅定的。那是屬于一個真正生活過的旅人的聲音。他已經盡力引導世界，避免沖突橫暴，但卻深知自己的努力對掌權的人無能為力。在生命的暮年，他對門徒子貢表示他想保持緘默，子貢不同意，他回答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有關孔子的思想與性格，大多可從《論語》中窺知，但若沒有歷代的注疏以及學者們記錄在筆記或流入文章之中的所思所得，我們是無法接近孔子的。比方說，14.39章。我們得知孔子：擊磬于衛(wèi)，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顒t厲，淺則揭。’”如果沒有注疏告訴我們“荷蕢”者是一個隱士，已經受夠了塵世污濁而遁世，他朗誦的詩歌反映了他的情感和立場，我們是無法理解這段記載的?！墩撜Z》中有幾個這樣的人，但這一位最莫測高深?？鬃拥幕貞瑯又M莫如深，如一些學者指出的，并非只是針對隱士，而是讓我們也了解到孔子內心的秘密。如果此人如此堅決——孔子說，與他自己不同——入世不是一件難事，“末之難矣”。

注疏不僅解釋了“荷蕢”者為何人，還說明他傳遞給孔子的訊息要點。注疏集釋做的就更多了。這些集釋對任何具體的問題，都給我們提供一組解經材料，指出各家不同的詮釋，何時出現(xiàn)的，以及支撐論點的證據為何。大多數情況，這些經解不會告訴我們哪種解讀是最好的選擇，但我們如果有足夠的耐心，又愿意自己琢磨，就能夠從存疑的材料中揀出看似可信的，從意識形態(tài)影響的解釋里找出明智的說法。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就認識了一些學者，若非集釋編輯的博學與睿智，我們根本不可能知道他們。這些集釋，我感覺，是學問道德力量的見證，也見證了學者孜孜不倦，在書房查找，在腦海冥思，為一個可敬之人，或與他交往之人的一字一句，苦苦尋求一個合理的甚或精確的解釋。

十九世紀的學者劉寶楠是第一個嘗試以廣闊的視野來編撰《論語》的集釋。他謙虛地將自己的著作包裝成漢代經解的輔助注疏。這是他那個時代的習俗，視漢學為清代樸學的基礎。然而，一旦開讀劉寶楠的《論語正義》，就會發(fā)現(xiàn)他的視野是多么兼容并蓄，他的方法又是多么嚴謹。自他之后，又有其他人嘗試此事，最著名的有程樹德。但我決定追隨劉寶楠，因為清代學者的博學與對考據的信實，讓我深感敬佩。

劉寶楠花了二十年編撰《論語正義》，過世的時候尚未成書。我常想，在那些年里究竟是什么在鞭策他。他鉆研《論語》的時候，滿心想的是什么？是孔子？是學問？是書中的道德謎題？他有解嗎？他能夠一一捋清嗎？我的結論是，劉寶楠并不做出甄別。這也是我跟他學的最后一課：學問讓你神交古人，靠近他提出的難題，最后，一切都纏住你不放——學問、其人及其難題。

我認得一些老學者，童年時就會背《論語》，之后就忘了此書，因為興趣轉移到歷史、地理、史語，甚或是宇宙學去了。但生活了多少年后，有一天，發(fā)現(xiàn)自己背誦孔子在14.31說的話：“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或者1.16章中所說：“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薄墩撜Z》的話語，沉睡了這么久，突然彈回到生活中，成了反思和自我認識的源泉了。但是，他們會加上，這種知識也“攜我以舉之”，也“掖我以履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