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時代兩越西南夷開發(fā)之爭及文章創(chuàng)作中的文化地理觀

王德華

漢武帝甫一繼位，便著手外定四邊、內(nèi)興文教。兩漢在對待四邊的政策上，尤其是對匈奴的態(tài)度，大致而言，高祖至景帝時以和親為主，武帝時則以征伐為主。而無論何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和親與征伐的爭論。這一點，班固《漢書·匈奴傳贊》就給予了總結(jié)，言“《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于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朝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N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61 班固此言雖是針對西漢與匈奴的關(guān)系而發(fā)，用之于西漢與兩越、西南夷的關(guān)系上也大致不差。本文擬就漢武帝時代在出兵兩越、開發(fā)西南夷問題上的爭論及文章創(chuàng)作，探討爭論雙方的文化地理觀及對后世的影響。

一、漢武帝時代出兵兩越之爭及劉安《上疏諫伐閩越》文化地理觀

《史記》有《東越列傳》《南越列傳》及《西南夷列傳》，班固《漢書》將其合并再加上朝鮮，為《西南夷兩粵朝鮮傳》，“越”與“粵”通?！妒酚洝分械摹稏|越列傳》，包括東越、閩越，《漢書》的“兩越”重點指南越及閩越，由于東越、閩越同屬越王勾踐后代，在地理與文化上多有關(guān)聯(lián)，《漢書》敘及閩越時往往牽涉東越，正如《史記》以東越為主而兼及閩越。所以本文所說的兩越，沿用了班固的“兩粵”的地理概念，實際上包含南越、閩越及東越。

南嶺以南的廣大地區(qū)，包括浙江東南部，自古以來分布著眾多部落，史稱“百越”。經(jīng)過部落之間的兼并，至秦漢時，形成幾個較強的王國，即東越、閩越、南越、西甌以及雒越等，其地域大致相當于今天的浙江、福建、廣東、廣西等地。與秦漢發(fā)生較多聯(lián)系的也就是《史記》《漢書》著重記載的東越、閩越及南越。秦漢時的東越主要活動于浙東甌江流域一帶，所以又稱東甌。閩越主要分布在今福建。而南越疆域最廣，主要包括今廣東、廣西兩省的大部分，以及福建、湖南、貴州及云南的部分地區(qū)，還有今越南的北部地區(qū)。

在漢與南越、閩越的關(guān)系上，從漢高祖劉邦至景帝，兩越已經(jīng)成為漢王朝的外臣，除呂后時期南越王趙佗與漢王朝有沖突外，基本上保持著和平相處的狀態(tài)。這為漢武帝進一步推進對兩越的控制，奠定了很好的基礎(chǔ)。而漢武帝繼位之初，對四邊的開發(fā)與平定，首先也是從兩越開始的。

漢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因閩越舉兵圍東越，東越告急于漢，漢武帝決定出兵閩越。這是剛即位三年的漢武帝第一次對閩越發(fā)兵，時武帝年未二十。發(fā)兵前，漢武帝詢問太尉田蚡，田蚡以為：“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shù)反復，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薄安蛔銦┲袊?，在兩漢反戰(zhàn)派的言論中是出現(xiàn)頻率較高的一句話，對四方邊夷，采取的是可有可無的態(tài)度，所以田蚡又說“自秦時棄不屬”。時為中大夫的嚴助詰難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何但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又何以子萬國乎？”嚴助以為當今漢朝有能力與仁德救助小國，如果任由事態(tài)發(fā)展，棄之不顧，就沒有資格使外臣臣服。而在這件事上，漢武帝是主張發(fā)兵的，對嚴助說：“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fā)兵郡國?！庇谑桥蓢乐怨?jié)發(fā)兵會稽。會稽守欲拒不為發(fā)兵，嚴助乃斬一司馬，曉喻天子之意指?！八彀l(fā)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這是第一次在對待越人內(nèi)斗而出兵問題上的爭論。從中我們感受到，“新即位”的漢武帝，雖貴為天子，但可能因崇尚黃老的竇太后尚健在，而大臣田蚡等崇尚儒學等原因，使?jié)h武帝預感到發(fā)兵郡國會遇到難以解決的障礙，所以派嚴助持節(jié)發(fā)會稽兵浮海救東越。而會稽守想拒而不發(fā)，又說明了漢武帝即位之初的威望尚未樹立。但漢武帝與他的支持者在定邊問題上邁出的第一步無疑對以后出擊匈奴、平定四邊的舉動具有重要的意義。

三年后，即建元六年，“閩越復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fā)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大為發(fā)興，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茨贤醢采蠒G曰：……”62這是第二次在對待越人內(nèi)斗上引起發(fā)兵與否的爭論?！稘h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載：“粵使人上書曰：‘兩粵俱為藩臣，毋擅興兵相攻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于是天子多南粵義，守職約，為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粵。兵未逾領(lǐng)，閩粵王弟余善殺郢以降，于是罷兵?！边@又是一次有征無伐的舉動，漢武帝頗為高興，讓嚴助曉諭淮南王劉安，其目的說明對待越人態(tài)度上發(fā)兵決策的正確與重要?；茨贤跻册θ挥X悟，甚贊武帝英明。元鼎五年南越相呂嘉反，武帝再次發(fā)兵南越，元鼎六年（前111）平定南越，“遂以其地為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63，使南越的版圖正式納入大漢的統(tǒng)治之下。

由上可見，在對待兩越問題上，漢武帝與嚴助是主興兵的代表，而田蚡與劉安則是反興兵的代表?；茨贤鮿矊懥艘黄荛L的諫書，勸諫漢武帝用兵閩越。劉安勸諫的理由與田蚡類似，只不過鋪寫成文。劉安這篇《上疏諫伐閩越》64，典型地體現(xiàn)了兩漢意識形態(tài)領(lǐng)域中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地理觀，對它的分析與把握對我們認識兩漢乃至整個中國封建時代意識形態(tài)領(lǐng)域中的文化地理觀也具有重要的意義。

劉安之所以勸諫武帝出兵閩越，從地理角度來看，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從自然地理角度來看，越地自然地理狀況極其惡劣，不宜發(fā)兵閩越。如文中言：“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溪谷之間，篁竹之中，習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shù)，而間獨數(shù)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

二是越地氣候與中原不同，士卒不服水土，疾疫易生，不利作戰(zhàn)。如文中言：“今發(fā)兵行數(shù)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逾領(lǐng)，拖舟而入水，行數(shù)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lián)羰?，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眾矣?！?/p>

三是自然形成的山川屏障，完全沒有必要擔心閩越危害邊城。如文中言：“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眾兵強，能難邊城?；茨先珖畷r，多為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跡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nèi)也。其入中國必下領(lǐng)水，領(lǐng)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余干界中，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

四是越地民俗愚戇輕薄，背信棄義，反復無常，不宜以中國禮義治理。如文中言：“越，方外之地，劗發(fā)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復，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后兵革無時得息也”。

以上是劉安對閩越的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的認知，而這種認知，有著悠久的文化地理觀作為思想支撐。文中言：“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強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nèi)甸服，封外侯服，侯衛(wèi)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勢異也。”這里劉安以三代對邊遠蠻夷采取的政策為例，又以古代五服制所采取的對待邊遠夷狄政策，說明處理漢越關(guān)系的理想原則，即是“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意同田蚡所說的棄之不顧。劉安所提到的五服制，據(jù)《史記·夏本紀》，源于三代的夏朝。《國語·周語上》記載周穆王將出兵征犬戎，祭公謀父根據(jù)五服制，勸諫穆王修德以來遠。祭公曰：“夫先王之制，邦內(nèi)甸服，邦外侯服，侯、衛(wèi)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罰之皵，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增修于德而無勤民于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span >65五服與王朝的關(guān)系不僅是地理遠近層屬關(guān)系的反映，也是文化差異的一種反映。而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祭公強調(diào)對最邊遠的荒服之地的戎狄，即使有不按規(guī)定朝貢的，也強調(diào)君王修德懷遠，而不要隨意發(fā)兵，“勤民以遠”。劉安引用五服制，正是希望漢武帝對待荒服的閩越采取以德懷遠的政策，不要輕易發(fā)兵。所以，他在文中建議武帝“玩心神明，秉執(zhí)圣道，負黼依，馮玉幾，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nèi)莫不向應(yīng)。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yè)，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閑，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即希望武帝實行以德懷遠的對待夷狄的政治策略，無疑反映了劉安內(nèi)諸夏而外夷狄的華夷之別的文化地理觀。

建元三年與建元六年，漢武帝兩次因越人互擾而出兵，其結(jié)果都是有征無伐，達到出兵震懾的效果。這正如嚴助奉武帝之命曉喻劉安時所說，“此一舉，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死，而閩王伏辜，南越被澤，威震暴王，義存危國，此則陛下深計遠慮之所出也”66。很顯然，漢武帝以及嚴助等人支持用兵者，與田蚡、劉安的思考角度不同。田、劉對四邊的看法還停留在中國為中心的五服制的文化地理層面，而以漢武帝為首的主張開邊派，更多的是從實際情況出發(fā)，認為“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亂，非兵，未之聞也”67，即禁暴止亂必須用兵的軍事策略，并以此應(yīng)對以德懷遠的文化政策。其結(jié)果拓展了中國版圖，推動了民族融合，使留存于意識形態(tài)領(lǐng)域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文化地理觀，在漢武帝時代逐漸成為一種可以操控的現(xiàn)實。

二、西南夷開發(fā)之爭及司馬相如《喻巴蜀檄》《難蜀父老》的文化地理觀

西南夷，以漢時蜀郡作為參照，蜀南為南夷，蜀西為西夷?！稘h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載：

南夷君長以十數(shù)，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十數(shù)，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shù)，邛都最大。此皆椎結(jié)，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師以東，北至葉榆，名為巂、昆明，編發(fā)，隨畜移徙，亡常處，亡君長，地方可數(shù)千里。自巂以東北，君長以十數(shù)，徙、莋都最大。自莋以東北，君長以十數(shù)，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駹以東北，君長以十數(shù)，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68

據(jù)此，漢時西南夷，其所在地相當于今天的四川西部、南部以及云南、貴州地區(qū)?！妒酚?span >·西南夷列傳》記載，早在秦朝就開始通西南夷并設(shè)吏管轄了。秦亡后，漢初幾十年間中央政府將精力集中于內(nèi)部的鞏固和北方邊境的安寧，無暇顧及西南夷。西漢對西南夷的開發(fā)，主要是在漢武帝時代。

漢武帝對西南夷的開發(fā)主要有兩個歷史階段：第一階段是建元六年（前135）至元朔三年（前126）前后約九年時間；第二階段是元狩元年（前122）至元封二年（前109）前后約十三年時間。

漢武帝開發(fā)西南夷，原出于制服南越的一種設(shè)想?！稘h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載：

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東粵殺王郢以報?；忠虮狗柫钐泼娠L曉南粵。南粵食蒙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江廣數(shù)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余步，足以行船。南粵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粵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余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粵一奇也。誠以漢之強，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甚易?！鄙显S之。69

正如劉安《上疏諫伐閩越》所說的，漢與閩越、南越有著天然的山川屏障，唐蒙對南越的視察，看到南越“名為外臣，實一州主”，若從長沙、豫章出兵南越，水道多絕，難行。而開發(fā)南夷道，是制越的一個便利途徑。漢武帝采納了唐蒙的建議，并于元光五年（前130）“夏，發(fā)巴蜀治南夷道”70。

除唐蒙外，司馬相如在漢武帝開發(fā)西南夷的過程中起到相當大的作用。他兩次奉漢武帝之命，出使西南夷。第一次是在元光五年?！妒酚?span >·司馬相如列傳 》載：“相如為郎數(shù)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發(fā)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fā)轉(zhuǎn)漕萬余人，用軍興法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span >71 相如《喻巴蜀檄》中云“今聞其乃發(fā)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zhuǎn)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72，所言正是唐蒙擅自“用軍興法”之事。由此可見，司馬相如元光五年第一次出使西南夷，是奉漢武帝之命責備唐蒙等治南夷道過程中不當之舉并曉喻巴蜀官民的。相如第二次出使西南，是繼唐蒙開發(fā)南夷道之后，奉命開發(fā)西夷的?！妒酚?span >·司馬相如列傳》第一次出使西南夷，“相如還報”天子后，言：

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fā)巴、蜀、廣漢卒，作者數(shù)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邛筰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愿為內(nèi)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于南夷?！碧熳右詾槿?，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jié)往使。……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內(nèi)臣。除邊關(guān)，關(guān)益斥，西至沬、若水，南至牂柯為徼，通零關(guān)道，橋?qū)O水以通邛都。還報天子，天子大說。73

以上材料說明，雖然唐蒙開南夷道，“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但是“邛筰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愿為內(nèi)臣妾，請吏，比南夷”，西夷君長出于利益考慮，主動要求與南夷一樣成為漢朝的內(nèi)臣，在此情況下漢武帝咨詢司馬相如，相如認為開發(fā)西夷“愈于南夷”，漢武帝即派司馬相如出使西夷，相如也出色地完成了開發(fā)西夷的任務(wù)。

在唐蒙、司馬相如相繼奉命出使西南夷的同時，就遭到朝中大臣及蜀父老的反對。元光五年，漢武帝派司馬相如前往西南督責唐蒙同時，還派了公孫弘前去視察。公孫弘視察后，言巴蜀民多苦于開發(fā)南夷道，反對開發(fā)西南夷，漢武帝并沒有聽取他的意見。《史記·平津侯列傳》又載：“元朔三年，張歐免，以弘為御史大夫。是時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筑朔方之郡。弘數(shù)諫，以為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愿罷之。于是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fā)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罷西南夷、滄海而專奉朔方?！夏嗽S之?！?span >74《史記·西南夷列傳》載：“及弘為御史大夫，是時方筑朔方以據(jù)河逐胡，弘因數(shù)言西南夷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葆就。”75 時隔五年，公孫弘又提出罷西南夷，漢武帝同意了他的提議，獨罷西夷，見出漢武帝因?qū)Ａκ滦倥年P(guān)系，不得已在西夷開發(fā)上做出了罷西夷的決策轉(zhuǎn)變。史書明確記載公孫弘諫罷西南夷有兩次，可以看出，從元光五年至元朔三年這五年間，“弘數(shù)言西南夷害”，公孫弘始終未放棄他的罷西南夷的主張。

漢武帝開發(fā)西南夷的第二階段，是元狩元年（前122）至元封二年（前109）前后約十三年的時間。這次開發(fā)是由張騫提議，得到漢武帝的支持?！稘h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載，張騫于元狩元年提議開發(fā)西南夷，是為了避免匈奴的阻礙，通過打通西南道路，通往東南的身毒國（即今印度），并由身毒通往大夏（今阿富汗東北部地區(qū)），這就是南方絲綢之路。在這次長達十三年的開發(fā)過程中，漢武帝恩威并施，終于在元封二年平定了西南夷。而這次開發(fā)西南，并無第一次那樣的爭論。

就漢武帝建元六年至元朔三年開發(fā)西南夷而論，唐蒙、司馬相如屬于主張開發(fā)的一派，公孫弘則是不主張開發(fā)的代表。公孫弘雖沒有留下闡述他的觀點的文章，但是我們從史書記載他的言論及司馬相如《難蜀父老》中蜀父老的言論，可知以公孫弘為代表的反開發(fā)者的主要觀點有二：一是西南夷乃荒蠻之地，沒有開發(fā)價值，且勞民傷財，天下苦之；二是自古以來對待四夷的最好的辦法是施行羈縻的文化政策，強調(diào)以德懷遠。這與劉安的觀點基本相同。

唐蒙與張騫或出于軍事需要，或出于商貿(mào)需求，主張開發(fā)西南的。他們對西南地理的認知與注重，都出于實際需要。作為主開發(fā)代表之一的司馬相如，較之唐蒙、張騫，更多的是從文化角度立論。司馬相如兩次出使西南夷，留下了《喻巴蜀檄》和《難蜀父老》兩篇文章，《史記》《漢書》及《文選》皆有收錄。《漢書·司馬相如傳》載：

相如為郎數(shù)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僰中，發(fā)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fā)轉(zhuǎn)漕萬余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76

由此可知，《喻巴蜀檄》77作于元光五年，因唐蒙開南夷道，驚擾巴蜀民，引起民憤，武帝派相如前往，責備唐蒙，安撫當?shù)孛癖?。文章開頭即說明漢武帝即位后，對侵犯邊境的蠻夷，興師征伐，如北討匈奴，移師閩越，都收到屈膝請和、太子入朝的震懾效果。西南夷君長，向風慕義，欲為內(nèi)臣，但苦于“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所以天子派使者，接受他們的歸附，并征用巴蜀士民各五百人，持禮奉幣，衛(wèi)護使者，并不是想興起戰(zhàn)事。這是天子之意。作者一方面責備唐蒙“發(fā)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批評二郡“又擅為轉(zhuǎn)粟運輸”；另一方面又批評“當行者”即被征調(diào)的巴蜀民，“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jié)也”。檄文接下來，專就“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jié)”展開議論。以邊郡之士冒死作戰(zhàn)、奮不顧身作對比，說明邊郡之士并非樂死惡生，而是他們計深慮遠，能急國家之難，樂盡人臣之道，以國事為己任。他們生前“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為通侯，居列東第”，死后“遺顯號于后世，傳土地于子孫，事行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于無窮，功烈著而不滅”。以此再看巴蜀民眾，“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與冒死疆場的邊郡之士相比，真是目光短淺。這也與巴蜀教化缺失，俗不長厚有關(guān)。相如的對比，無疑是曉喻巴蜀官民，應(yīng)該像邊郡之士一樣，能夠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樂盡人臣之道。最后直接點出天子派使者曉諭百姓的前因與希望：“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fā)卒之事，因數(shù)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由此可以看到，責備唐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內(nèi)容，其最終目的是讓巴蜀官民知曉開發(fā)南夷的意義，能夠為國盡忠效力，懂得禮義廉恥。

相如《難蜀父老》78作于元朔二年，是相如第二次奉命出使西南，略定西夷后返回蜀都時所作79。與《喻巴蜀檄》相較，《難蜀父老》駁難的意味更濃。文章的主體部分是駁斥蜀父老眼光的狹隘，闡述“通西南夷”的重要意義。文章借“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口，說出了反開發(fā)者的理由：

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于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涂，三年于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yè)，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莋、西僰之與中國并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p>

反開發(fā)者理由主要有二。一是從文化政策上講，自古以來天子對夷狄都是采取懷柔羈縻政策?！妒酚洝匪抉R貞索隱云：“羈，馬絡(luò)頭也。縻，牛韁也?！稘h官儀》：‘馬云羈，牛云縻?！灾扑囊娜缗ｑR之受羈縻也?！?span >80很顯然，“羈縻”是一形象化的比喻，按司馬貞的說法，“言制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明顯地含有夷夏之別，視四夷為異族別種，不可以教化，只是用“羈縻”的方法加以控制而已。況且西夷自古以來與“中國”并立，既不可德化，也難以征伐。蜀父老所言“羈縻勿絕”政策，與劉安的五服制有相同之處，反映了華夷之別的文化地理觀。蜀父老的第二個原因是出于現(xiàn)實利益考慮，即“通西南夷”不切合實際，前者唐蒙開南夷道業(yè)已耗時三年，功業(yè)不竟，士卒困頓，萬民不安，若再通西夷，民力已盡，難成此業(yè)，只會勞民傷財，于國無益。

針對“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的詰難，相如首先以巴蜀變服化俗為例，言“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仆尚惡聞若說”，意謂若只是一味采取羈縻政策，如今的巴蜀也不能變服化俗。正是巴蜀的變化，今日才能推進到對西南夷的開發(fā)。相如針對蜀父老詰難依據(jù)的羈縻文化政策，強調(diào)圣上征討開發(fā)四夷，是在羈縻政策失效下，即文中所言“內(nèi)之則犯義侵禮于邊境，外則邪行橫作”，化服變俗，澤被蠻夷，功在千秋的舉措。而針對蜀父老開邊病民的觀點，相如認為自來帝王都是“始于憂勤，終于佚樂”，說明了勞民與化民的統(tǒng)一。總之，羈縻與征伐，勞民與化民，相如從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的角度，解決了主開發(fā)與反開發(fā)的對立。也使諸大夫慨嘆：“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愿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之?！毕嗳绲鸟g論，使蜀父老理解了漢天子開發(fā)西南夷的意義，并決定不辭勞苦，以身作則，垂范百姓。

由上分析我們也可知，此篇與《喻巴蜀檄》有相通之處：一是漢武出師四夷，其目的是化洽天下，將開發(fā)與仁德聯(lián)系起來，對漢武帝的開邊之舉都做了頌揚；二是開發(fā)西南夷，百姓雖勞，但功在千秋，蜀老將士，應(yīng)急國家之難，樂盡人臣之道。

司馬相如對開發(fā)西南夷意義的論述，反映了不同于公孫弘等反對派的文化地理觀念。漢從高祖至景帝，對邊遠四夷大都采取羈縻的文化政策，但其效果甚微，尤其是匈奴屢屢侵邊，說明羈縻文化政策如果沒有強大的國力作為后盾，就如同一塊遮羞布，是自欺欺人。相如把漢武帝開邊行動，看作是化洽天下的仁義之舉。他認為“是以六合之內(nèi)，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于澤者，賢君恥之”，職此之故，他認為漢武帝“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勁越……關(guān)沫、若，徼牂牁，鏤靈山，梁孫原”開邊征討，是“創(chuàng)道德之涂，垂仁義之統(tǒng)”的表現(xiàn)，其效果必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昒爽暗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于此，而息討伐于彼。遐邇一體，中外禔?！?，此乃“拯民于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yè)”。相如所論完全超越了五服制與羈縻政策下的華夷之別的文化地理觀念，是“遐邇一體”大一統(tǒng)文化地理觀的反映。他對漢武帝禁暴止亂必須用兵的軍事策略，又增加了一層“化洽天下”的文化色彩。

可以這么說，在意識形態(tài)領(lǐng)域存在著的以“羈縻”文化政策處理四邊關(guān)系的漢代，司馬相如《難蜀父老》中對征伐開邊的論述，其大一統(tǒng)的文化地理觀，無疑給漢武帝開疆拓土的軍事決策以文化意義上的支持，具有很強的現(xiàn)實意義。當初司馬相如因各種原因不敢直諫，著書以風的《難蜀父老》，在漢武帝時代的影響卻是巨大的。

三、爭論雙方文化地理觀對后世的影響

雖然，相如大一統(tǒng)的文化地理觀在漢武帝時代極具價值，但是武帝之后，五服制及羈縻政策的文化地理觀，卻得到后世的強有力的支持。班固《漢書·匈奴傳贊》《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贊》中對兩種文化地理觀的評價最具代表?！缎倥珎髻潯吩唬骸肮氏韧醵韧?，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nèi)，或修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勢異也。是以《春秋》內(nèi)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發(fā)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外內(nèi)也。是故圣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nèi)，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圣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span >81 班固的論述雖然針對匈奴而言，但與劉安、公孫弘等反開發(fā)的文化地理觀是一致的。班固糅合了五服制、羈縻政策以及“《春秋》內(nèi)諸侯而外夷狄”華夷之別的觀念，對“圣王制御蠻夷之常道”的“羈縻不絕”的文化政策，闡述得更加明確詳細。班固在《西南夷兩粵朝鮮傳贊》稱“三方之開，皆自好事之臣。故西南夷發(fā)于唐蒙、司馬相如，兩粵起嚴助、朱買臣，朝鮮由涉何。遭世富盛，動能成功，然已勤矣。追觀太宗填撫尉佗，豈古所謂‘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者哉”82，正是以“招攜以禮，懷遠以德”的羈縻文化政策，批評司馬相如等贊成開邊之人為“好事之臣”。司馬相如大一統(tǒng)文化地理觀體現(xiàn)的以開邊征討的方式化洽天下的一面，沒有得到應(yīng)有的理解與認同。而這一點使得司馬相如在后世不斷地遭到非議。

開邊與征伐，無疑是要付出代價的，尤其是在對匈奴的作戰(zhàn)上。武帝晚年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去世前一年，頒發(fā)了《輪臺詔》，對以往開邊勞民多有檢討。因而，武帝之后，漢代統(tǒng)治者對待四夷叛亂的策略也多有調(diào)整，即開始向羈靡政策靠近。如漢元帝元初元年，珠厓（在今海南省瓊山縣東南）又反，賈誼之曾孫賈捐之建議放棄珠厓。其所作的《棄珠厓議》83一文，首先否定了以實際疆域大小作為判斷國家強盛的依據(jù)，提出仁者無疆的文化地理觀。他以古圣王為例，指出圣王治天下，德柔四方，并不在于疆域的大小。相反，君若無德，雖廣袤萬里，也會土崩瓦解。接著對比分析了漢文帝與漢武帝不同的治國方略，文帝偃武行文，武帝窮兵黷武。一文一武，一是為百姓著想，一是開邊病民。然后指出漢元帝之時國家所面臨的危機：“民眾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于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如果再發(fā)兵珠厓，無異于“驅(qū)士眾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思古想今，“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

其次，賈捐之對朱厓的自然地理與民俗的評價與劉安相同，如言：“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zhàn)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玳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鱉，何足貪也！”視珠厓之民猶魚鱉，其俗與禽獸無異，其地在天涯海角，“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因而，賈捐之很自然地提出自己棄珠厓的觀點：“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愿遂棄珠厓，專用恤關(guān)東為憂?！比允且浴队碡暋返牡乩砀拍罴啊洞呵铩返娜A夷內(nèi)外之別的文化地理觀作為棄珠厓之議的理論基礎(chǔ)。朝議后，漢元帝似乎無奈地接受了賈捐之棄珠厓的建議，下詔曰：“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為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孤疑辟難，則守屯田；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兇年不備，況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guān)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兇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nèi)屬，便處之；不欲，勿強?！敝閰冇墒橇T。漢元帝下詔罷珠厓，雖迫于“關(guān)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但其中言“民有慕義欲內(nèi)屬，便處之；不欲，勿強”，仍然體現(xiàn)了羈靡的文化政策。

武帝后對西南邊郡的政策，也有變化。如漢成帝河平年間，“夜郎王興與町王禹、漏臥侯俞更舉兵相攻。牂柯太守請發(fā)兵誅興等，議者以為道遠不可擊，乃遣太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jié)和解。興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在“議者以為道遠不可擊”而采用遣使和解無效的情況下，杜欽建議出兵征討，其《諫王鳳處置夜郎等國》云：

太中大夫匡使和解蠻夷王侯，王侯受詔，已復相攻，輕易漢使，不憚國威，其效可見?？肿h者選耎，復守和解，太守察動靜有變，乃以聞。如此，則復曠一時，王侯得收獵其眾，申固其謀，黨助眾多，各不勝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遠臧溫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賁、育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沒，知勇亡所施。屯田守之，費不可勝量。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敕旁郡守尉練士馬，大司農(nóng)豫調(diào)谷積要害處，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即以為不毛之地，亡用之民，圣王不以勞中國，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亦宜因其萌牙，早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后戰(zhàn)師，則萬姓被害。84

杜欽建議出兵，出其不意，斬殺不軌之王侯，之后可憑“不毛之地，亡用之民，圣王不以勞中國”為由，罷郡棄民，不與往來。這與反開發(fā)者劉安、公孫弘等人的觀點一致。如果要繼續(xù)守護前代帝王開發(fā)的功業(yè)，也應(yīng)該急早出兵，以免其勢力壯大后形成難以控制的局面?？梢钥闯觯瑹o論是和解還是征伐，他們對西南夷的看法是一致的，既沒有眼前實際需求的考慮，也無長遠利益的思考，反映了他們還是本著中原自大的文化地理意識以及對蠻夷的排斥心態(tài)，解決漢與邊郡的關(guān)系。

盡管武帝之后，漢統(tǒng)治者對嶺南、西南的態(tài)度轉(zhuǎn)向羈縻政策，但司馬相如大一統(tǒng)文化地理觀中體現(xiàn)的合理因素，即將四邊納入中國版圖的同時，向四邊施行中國的禮義教化，這一點在后世也還存在著影響。如東漢和帝“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蠻夷區(qū)憐等數(shù)千人攻象林縣，燒城寺，殺長吏”，“公卿百官及四府掾?qū)佟苯灾鲝埌l(fā)兵征討，唯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力排眾議，提出不能出兵的七條理由之后，并未像賈捐之那樣建議罷棄，而是提出的了權(quán)宜之計：“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為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阯。今日南兵單無谷，守既不足，戰(zhàn)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阯，事靜之后，又命歸本。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zhuǎn)輸金帛，以為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士之賞?！薄八母墓套h，即拜祝良為九真太守，張喬為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并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shè)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shù)萬人，皆為良筑起府寺。由是嶺外復平?！?span >85其實，李固的觀點體現(xiàn)了他恩威并用對待蠻夷的策略，平衡了德柔與控制二者之間的矛盾。從其達到的“嶺外復平”的效果來看，李固的建議應(yīng)該是一個值得推廣的辦法。而李固提出的一個重要的措施，即“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為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阯”，所謂“勇略仁惠”，強調(diào)的是既有軍事上“勇略”，又有文教上的“仁惠”，與相如的大一統(tǒng)的文化地理觀有著相近之處。

就《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來看，西南諸夷稱臣獻貢的越來越多，儒家提倡的羈縻文化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而對開邊勞民之舉，已出現(xiàn)譏刺時政的民歌。民歌是針對漢明帝永平十二年開發(fā)哀牢，置永昌郡一事的。開頭歌“漢德廣，開不賓”，似是稱贊漢德，但最后言“度蘭倉，為它人”，其諷諫意味很濃，也是反開發(fā)者所說的“不毛之地，亡用之民，圣王不以勞中國”的觀點一致，也包含著夷夏之別的觀念。也是在漢明帝永平年間：

益州刺史梁國朱輔，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州數(shù)歲，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菆等百余國，戶百三十余萬，口六百萬以上，舉種奉貢，種為臣仆。朱輔上疏曰：

臣聞《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痹娙苏b詠，以為符驗。今白狼王、唐菆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路經(jīng)邛來大山零高坂，峭危峻險，百倍岐道。襁負老幼，若歸慈母。遠夷之語，辭意難正。草木異種，鳥獸殊類。有犍為郡掾田恭與之習狎，頗曉其言，臣輒令訊其風俗，譯其辭語。今遣從事史李陵與恭護送詣闕，并上其樂詩。昔在圣帝，舞四夷之樂；今之所上，庶備其一。

帝嘉之，事下史官，錄其歌焉。

《遠夷樂德歌詩》 曰：

大漢是治［堤官隗構(gòu)］，與天合意［魏冒逾糟］。吏譯平端［罔驛劉脾］，不從我來［旁莫支留］。聞風向化［征衣隨旅］，所見奇異［知唐桑艾］。多賜繒布［邪毗］，甘美酒食［推潭仆遠］。昌樂肉飛［拓拒蘇便］，屈申悉備［局后仍離］。蠻夷貧?。蹆E讓龍洞］，無所報嗣［莫支度由］。愿主長壽［陽雒僧鱗］，子孫昌熾［莫稚角存］。

《遠夷慕德歌詩》曰：

蠻夷所處［僂讓皮尼］，日入之部［且交陵悟］。慕義向化［繩動隨旅］，歸日出主［路旦揀雒］。圣德深恩［圣德渡諾］，與人富厚［魏菌度洗］。冬多霜雪［綜邪流籓］，夏多和雨［莋邪尋螺］。寒溫時適［藐潯瀘漓］，部人多有［菌補邪推］。涉危歷險［辟危歸險］，不遠萬里［莫受萬柳］。去俗歸德［術(shù)疊附德］，心歸慈母［仍路孳摸］。

《遠夷懷德歌》曰：

荒服之外［荒服之儀］，土地墝埆［犁籍憐憐］。食肉衣皮［阻蘇邪犁］，不見鹽谷［莫碭粗沐］。吏譯傳風［罔譯傳微］，大漢安樂［是漢夜拒］。攜負歸仁［蹤優(yōu)路仁］，觸冒險陜［雷折險龍］。高山岐峻［倫狼藏幢］，緣崖磻石［扶路側(cè)祿］。木薄發(fā)家［息落服淫］，百宿到洛［理歷髭雒］。父子同賜［捕茝菌毗］，懷抱匹帛［懷稿匹漏］。傳告種人［傳室呼敕］，長愿臣仆［陵陽臣仆］。86

以上三首夷語頌歌，是對漢德的歌頌，可以說是對儒家以德懷遠文化政策的反映。但是白狼王、唐菆的慕化歸義，又何嘗不可以看作是司馬相如“遐邇一體，中外禔福”大一統(tǒng)文化地理觀的再現(xiàn)呢？后世對相如的批評，過多地看到了其贊成開邊的一面，卻忽視了他在開邊問題上所體現(xiàn)出的化洽天下的大一統(tǒng)文化地理觀的意義。

綜上，漢武帝時代在開發(fā)兩越、西南夷問題上的爭論，從文化地理角度來看，反映了兩種不同的文化地理觀。田蚡、劉安、公孫弘等人的文化地理觀是建立在華夷之別之上的，司馬相如大一統(tǒng)的文化地理觀，則是建立在“遐邇一體，中外禔福”大一統(tǒng)理想之上的。劉安等人的觀點反映了反開發(fā)派自大、自足、閉鎖的文化心理，而相如的觀點反映了開發(fā)派地理擴張與文明傳播并進的大一統(tǒng)的文化地理觀，其歷史的進步意義無疑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本文已刊發(fā)于《安徽大學學報》2013年第2期）

（作者單位：浙江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