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雅淡泊 穆如春風——我所接觸的袁行霈先生

李炳海

我自己生不逢時，在大學本科期間沒有機會聆聽袁先生的授課，成為一大憾事。歷史終于賜給我機會，使我能夠近距離接觸袁先生，攝齊受教，彌補先前的遺憾。1995年，受教育部委托，袁先生負責籌劃《中國文學史》的編寫工作。作為全書的主編，袁先生把我列入分卷主編的成員之一，這對我是意想不到的殊榮，同時也是一次鍛煉和考驗。文學史教材編寫期間，先后召開三次編委會議，一次全體撰稿人參加的會議。每次會議均持續(xù)數(shù)日，這使我能夠面對面地聆聽先生的教誨，親身領略先生的學術風范和人格魅力。

先生收錄在《學術文化隨筆》書中的《花甲憶昔》寫于二十年前，當時文學史教材的編寫工作已經(jīng)啟動。先生把自己學術研究的態(tài)度歸結為“守正出新”，主持編寫文學史教材同樣秉持這種理念。一經(jīng)提出，就得到參編人員的普遍認同。但是，如何做到守正出新，落實到文學史編寫的具體操作層面，有一系列問題需要加以探討和解決。先生作為全書的主編，在具體落實“守正出新”方針過程中顯示出卓越的組織和領導能力，以其特有的儒雅淡定展現(xiàn)了學者的大將風度。

文學史教材的編寫歷時兩年半，時間不是很長，整個進程從容不迫，井然有序，這得益于先生的運籌帷幄，調遣有方。先生首先擬定出《編寫工作要點》和《編寫工作條例》，經(jīng)編委會討論通過之后，又由各分卷主編負責起草各編的大綱，經(jīng)先生統(tǒng)改為《中國文學史大綱》。在此基礎上，又召開全體撰稿人參加的會議，對上述三個文件進行充分討論，達成廣泛共識之后才進入正式寫作階段。由于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所以，撰寫工作進行得很順利，沒有出現(xiàn)大的波折，按預期計劃完成。文學史教材編寫期間的幾次會議，事先都有充分的準備，每次討論都很深入。李商隱是否設立專章？對先秦儒、道兩家如何加以表述？類似議題都是經(jīng)過反復討論，最后由袁先生拍板定音。記得有一次討論繁簡字的使用問題，涉及到“多馀”的“馀”，是用“馀，還是用“余”？對此，袁先生給出的回答非常明確：用于表示“多馀”、“剩馀”的意義，先期的漢字簡化方案確實規(guī)定使用“余”。后來接受專家的建議，漢字簡化方案又改為使用“馀”字，我們應該以后期簡化方案為準。類似的事例還有許多，先生所作的裁斷均以學術規(guī)范為尺度，從而使這套文學史教材在整個體例上能夠保持一致。

文學史教材的編寫成員來自多所高校，其中既有早已蜚聲中外的著名專家，也有改革之后脫穎而出的新一代學人。如何形成合力，充分發(fā)揮每位成員的作用，是袁先生反復強調的話題。每次會議先生都鼓勵大家各抒己見，暢所欲言。在此過程中，先生以其儒雅淡定的人格魅力和深思熟慮的真知灼見，把全體參編人員緊密地凝聚在一起。在編委會內部，先生對聶石樵、袁世碩、羅宗強教授以學長事之，對孫靜、黃天驥、黃霖教授以兄弟待之。莫勵鋒教授和我在編委會成員中屬于后學晚輩，先生格外予以關照，提攜獎掖，竭盡全力。

先生主持文學史教材的編寫，還有兩件事特別令我折服欽佩。一是稿費的分配，先生雖然是全書主編，但主動提出自己所得份額與各位分卷主編相同，實際上也是這樣執(zhí)行的。淡泊明志，在這件事上得到充分的體現(xiàn)。二是先生提交的陶淵明一章的樣稿，可謂精妙絕倫。我不僅驚嘆于先生精深的學術造詣，典雅優(yōu)美的文筆，而且被其中深沉的人文情懷所感動。該章前言提到陶淵明“為后世的士大夫筑了一個‘巢’，一個精神家園”。我感到自己在先生指導下參與這部文學史教材的編寫，就是生活在陶淵明所筑的巢中，真正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園。

在先生指導下參加文學史教材的編寫，是我在學業(yè)上的補課，我很珍惜這個機會。但是，我所提交的考卷，卻未能盡如人意。對于我所負責的漢代文學部分，先生閱讀之后寫信作出批示，或指出文筆底滯，寫得過于沉悶；或要求另起爐灶，重新撰寫。先生當時在美國講學，信是寫于飛往哈佛途中。讀過信后我很慚愧，也很內疚，最終按照先生的意見進行改寫和重寫。吾輩愚鈍，行文很難有先生的靈動之氣，但是，先生的此次教誨，是我在學術上警示自己不時想到的，已經(jīng)終生難忘。

大約是在2003年，承蒙先生應允，我和葉君遠、楊鐮兩位教授結伴，前往先生家中拜訪。為了不給先生增加太多的干擾，我們把拜訪時間限定在晚七時到九時之間。先生微笑著迎候我們，和藹可親。我曾經(jīng)在先生指導下編寫文學史教材，楊鐮教授是北大中文系文革前的系主任、著名學者楊晦先生的公子，先生對我們二人已經(jīng)很熟悉，無須再作自我介紹。葉君遠教授自報姓名之后，先生馬上回應道：“你是七七級的班干部，我的印象很深?！比~君遠教授事后回憶這次見面的情景，他說自己深受感動。一方面對先生驚人的記憶力感到驚詫，同時又為自己能給先生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而自豪。葉君遠教授1977年進入北大中文系學習，擔任班長。第二年考取中國人民大學馮其庸先生的研究生，隨即離開北大中文系。從1978年到2003年，時隔二十五年之后，先生對當時的情況依然記憶猶新，從中可以看出他對七七級學員的特殊感情。先生在《花甲憶昔》一文中深情地寫道：“1977年，全國高?；謴驼秸猩柦?jīng)磨煉的七七級學生給北大也給所有的大學帶來了生機，寫中國教育史不要忽略這一屆學生的作用?！毕壬鷮ζ咂呒墝W生滿懷厚愛，葉君遠、楊鐮教授均是北大中文系七七級學生，因此，回憶當年的學習生活，成為我們這次拜訪先生的首個話題。

先生回憶起他在北大中文系本科期間的求學經(jīng)歷，深情地提到當年楊晦先生對他的幫助。為了解決求學經(jīng)費方面所遇到的困難，楊晦先生介紹他到北大職工夜校任課，每月八元錢的報酬。先生在回憶這段經(jīng)歷時深有感慨地說道：主要是靠這每月八元的經(jīng)費，我才有可能讀完大學本科，才會有今天。言語之中流露出滴水之恩，必當涌泉相報的心聲。

話題由歷史回到當下，我們詢問先生平時的工作和生活狀況。先生淡定地回答：除了參加必須出席的一些活動，其余時間都是在家讀書，從事學術研究。先生還談到他的具體規(guī)劃，要主持對十三經(jīng)的重新注釋和解析，他本人承擔《詩經(jīng)》一書。我們既為先生的壯心不已而欽佩敬仰，同時又擔心工作量過大，會影響先生的健康。先生則信心十足地說：搬進這個新居，起碼能多工作十年。接著，先生引導我們參觀書房。各種專業(yè)書分門別類地擺放在書柜里，有幾套叢書還是剛剛刊印不久，先生饒有興趣地加以介紹。先生對藍旗營新居很滿意，充滿幸福感，這大概主要是因為較之先前的居住條件有所改善。其實，這套住房面積并不大，各個房間都較小。尤其是客廳，顯得更為狹窄。如果同時五、六人在場，差不多要到促膝而坐的地步。然而，先生在這個新居生活得心曠神怡，自得其樂。這使我想起陶淵明“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馀閑”的詩句，想起劉禹錫的《陋室銘》、歸有光的《書齋銘》等一系列以居室為題材的名篇佳作。徐渭的心遠堂對聯(lián)稱：“脫屣塵緣，別有胸襟灑落；結廬人境，不妨車馬喧闐?！边@幅對聯(lián)脫胎于陶詩，用它來形容深得陶詩精髓的袁先生，可謂得其所哉！

繼這次登門拜訪之后，我與先生又有過兩次近距離的接觸。承蒙先生厚愛，我相繼參加先生的高足曹勝高和程蘇東的博士論文答辯。前者是從建筑學的角度切入解讀漢賦，后者是梳理十三經(jīng)名稱的歷史生成，論文都寫得很厚重。答辯委員對論文予以充分肯定，并且贊嘆先生的指導有方。先生則淡然回應道：這些年來我一直跟隨學生讀書，是學生帶領我讀書。先生開口必稱讀書，所作的回答很輕松。其實，個中的甘苦，只有像先生這樣對學生充滿愛心的導師才會真正體驗到。先生把讀書作為人生最大的樂趣，所指導的學生也多是讀書的種子。

2014年，我所在的中國人民大學古代文學專業(yè)舉辦學術研討會，先生應邀出席，并作大會主題發(fā)言。分組討論期間，我所在的討論組提到《詩經(jīng)·唐風·葛生》一詩。有的學者根據(jù)其中“角枕粲兮，錦衾爛兮”的詩句，斷定墓主是一位高級別的王公貴族。我與袁先生的高足徐建委博士私下交談，覺得這個結論還有進一步推敲的馀地。建委博士向我介紹：袁先生認為這首詩的上述描寫是修飾之辭，是對墓主的美化，不能據(jù)實求之，而應從藝術方面加以審視。建委博士提供的信息使我感覺到，袁先生的《詩經(jīng)》研究正在按照預期計劃穩(wěn)健地向前推進，起碼已經(jīng)完成《國風》的絕大部分，期待先生的這部著作早日問世。

近些年我與先生的接觸，也曾留下過遺憾。文學史教材編寫結束后，先生征求各分卷主編的意見，是否再編一套與文學史教材相匹配的古代文學作品選。由于各種復雜的原因，作品選的編寫未能在這個群體付諸實際操作。后來見到先生主編的四卷本《中國文學作品選注》由中華書局出版，心中稍有失落。有時為了寬慰自己，又這樣想：能在先生指導下參加文學史的編寫，已是此生一大幸運。人不能太自私，更不能得隴望蜀。先生的厚愛已經(jīng)使我受益良多，應該讓更多的學人有機會沐浴先生的雨露春風。

先生在我心中可謂高山仰止，然而，對于先生的教誨，我也有未能遵命之處。那次登門拜訪先生，我剛開口進行問候，先生就勸我盡快到醫(yī)院修補牙齒。我有豁牙掉齒已經(jīng)多年，確實有礙觀瞻。可是，由于青年時代拔牙留下的恐懼，一直未能消除，所以，至今仍是豁牙掉齒，面目依舊，沒有加以修復。我深知，先生的勸告是出于師長的愛心，為的是使晚生后學盡量變得完美。我既然在牙齒修復方面未能遵命，只能在精神的自我完善方面作出不的努力，用以報答先生的厚愛。

2015年8月于揚州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