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王蒙“季節(jié)”系列小說的時間美學

溫奉橋　霰忠欣

（中國海洋大學 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青島 266100）

內(nèi)容摘要：90年代王蒙的“季節(jié)”系列不僅僅表現(xiàn)共和國歷史和動蕩時代的知識分子百態(tài)，深邃的精神與壓抑的苦難使王蒙指向唯一客觀的時間狀態(tài)，救贖與延遲賦予“季節(jié)”系列獨特的時間美學，具體體現(xiàn)為回溯、綿延、超越。這三種時間美學的形態(tài)分別以三種方式——遺忘、沉淀、“入夢”，植根于小說并沖破虛構(gòu)形式的圍墻至現(xiàn)實深處，以一種消除或剝離時間痕跡的方式在回溯與綿延后選擇超越時間，這與王蒙躁動亦自如的人生并行。

關(guān)鍵詞：王蒙；“季節(jié)”系列；時間；美學

“季節(jié)”系列（《戀愛的季節(jié)》、《失態(tài)的季節(jié)》、《躊躇的季節(jié)》、《狂歡的季節(jié)》）是王蒙20世紀90年代傾注全部心血創(chuàng)作的具有史詩性質(zhì)的長篇系列小說，是王蒙的“泣血之作”。然而，由于各種原因，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中國文學語境變化導致的讀者與“季節(jié)”之間的閱讀錯位，文壇對這部系列小說反應(yīng)較為平淡。今天回頭看這部 “幾乎沒有旨在構(gòu)筑完整的‘實感世界’和情節(jié)故事”的小說，它其實充滿了強烈的時間意識和時間意味，體現(xiàn)了王蒙獨特的“時間美學”。

一

時間是探索人類存在的必由之途，因為“任何一種存在之理解都必須以時間為其視野”。整體而言，王蒙的小說創(chuàng)作基本保持了與時代的同步性，如《青春萬歲》、《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在伊犁》等；其晚年的小說創(chuàng)作《悶與狂》、《仉仉》、《女神》等回憶性文本，也是建立在傳統(tǒng)的時間意識之上，時間的美學意義并不自覺。而“季節(jié)”系列則體現(xiàn)了一種完全不同的時間意識。在小說中，王蒙走出了個體性的懷舊情緒，將自我情緒轉(zhuǎn)換為一種超越個體的現(xiàn)代性體驗；時間具有了獨立的審美內(nèi)涵，建構(gòu)起了一種特殊的回憶詩學。

“季節(jié)”并非純粹意義上的自然交替的度量，也喻指由時間衍生構(gòu)成命運曲折的色彩。其間所展現(xiàn)的家國坎坷深深鑲嵌于個人平凡、豐富、獨特的靈魂之中，包含對生命、生活的直覺體驗，基于此種主觀意識，時間被賦予美學的意味。柏格森認為，在時間概念中便寄寓了“審美”與“詩意”的內(nèi)涵?！凹竟?jié)”系列呈現(xiàn)的時間美學是王蒙在經(jīng)歷歷史沉浮的病態(tài)畸形與激情巨變的根基中生發(fā)而來。他的生活曾滯留于被“流放”與回憶的陌生空間，但王蒙因自身所帶有的強大信仰和生命精神，擺脫了線性時間的束縛并實現(xiàn)想象的滿足。不同于普魯斯特的“回憶詩學”，抑或波德萊爾的將個體體驗之上的審美隱喻于時間之中忘情或忘卻，王蒙在時代與人生的跌宕中，將心靈意志在實在體驗中延伸，在時間感知的存在中尋找走出時間困境的方式，因而生出一種獨特的生命的滄桑感，“對于王蒙來說，滄桑感既是一種對生活的流動、命運的變遷、今昔的反差進行沉思的閃爍著辯證法智光的思想，更是一種敏銳迅捷地把握時代特征的藝術(shù)感覺”。在意識形態(tài)和日常生活的矛盾、革命政治和人性道德的糾纏、歷史激情和精神苦難的共孕中，王蒙反思著共和國以來的歷史變遷、政治斗爭，以及知識分子的命運和普通民眾的思想，在被動的歷史中獲得了真正的主體意識。主人公錢文在“雙重遺忘”的流放中，游離于往事形成回溯的時間美學，瞬間永恒的沉淀使往日回憶在某一點被瞬間喚醒綿延成為永恒。在回溯與綿延的狀態(tài)中，王蒙試圖消解時間的痕跡，煉鑄并沉積了清明灑脫的滄桑感，最終超越時間而成為永恒存在。

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指出：“情緒的基本生存性質(zhì)是‘帶回到……’。這一‘帶回到……’并非才剛產(chǎn)生出曾在狀態(tài)，而是：現(xiàn)身為生存論分析公開出曾在的一種樣式。從而，現(xiàn)身的時間性闡釋不可能意在從時間性演繹出諸種情緒并使它們消散到純粹的到時現(xiàn)象中?！?sup>我們無法直接感知世界的時間存在，而是在一種綿延的存在之中，在一種“帶回”的狀態(tài)中察覺到時間的存在，換句話說，就是人的主觀經(jīng)驗的時間是對客觀世界的回溯，在時間的序列中，每個片段構(gòu)筑成不間斷的時間流，心理上對時間的感知將時間向度轉(zhuǎn)向過去。恰如柏格森所認為的那樣，由過去、現(xiàn)在和將來一條直線表示的鐘表時間是一種刻板、機械和人為的時間觀念，只有心理時間才是真實和自然的。在“季節(jié)”系列中，錢文是“被遺忘”與“選擇遺忘”的雙重遺忘者，時間的遺失是一種交錯。錢文的被遺忘是歷史的放逐，而他的遺忘是對歷史的沉默反抗，被遺忘使得他選擇游離于時間的存在產(chǎn)生時間距離的溝壑，雙重遺忘的身份體現(xiàn)在作品中形成回溯的時間美學。“季節(jié)”系列其實暗含了不自主的時間隔膜。王蒙的個體精神世界極其復(fù)雜，獨特的身份經(jīng)歷和生命體驗使他對時間有著異于常人的敏感度。在“季節(jié)”系列中，王蒙把這種交織的時間感表現(xiàn)在作品中的人物、細節(jié)中，意義的不確定性在“老”的真實暴露中成為一種反諷。

無論是王蒙還是錢文，“歸來后”對往事的雕刻不僅是對記憶的減重，更是一種對共在的渴求。揭開苦痛的傷疤捕捉美的溫度，這與王蒙對時間的體驗息息相關(guān)。我們很難忽視“季節(jié)”系列中類似的描寫：“東菊問：‘你怎么不吃陳皮梅？又酸又甜又苦，你說不清它的滋味……’于是他們轉(zhuǎn)而談糖果，談風景，談鐵路隧道，談最近又要上演什么電影……又覺得這個話題不太好——因為不管是演什么電影，反正錢文是看不上的了。便又改說年糕張的艾窩窩……又覺得說這個也不好，因為錢文一下鄉(xiāng)，年糕張的艾窩窩也不是能吃得著的。東菊也不說話了?！?sup>錢文去鄉(xiāng)下權(quán)家店，需要先乘火車到達雁北臺。這短暫的一個多小時的火車車程卻是錢文被放逐的交叉點，被政治也是被歷史放逐，“回憶是一種寂靜的，明智的，有時候是深謀遠慮的沉埋”，“電影”、“艾窩窩”這些日常生活中隨處可拾得的片段也不好再提起。東菊的細膩心思、刻意避閃，恰巧觸碰了錢文深深隱藏起的自尊?！八套×藴I”、“一個笑容”，在被壓抑的沉默時代錢文“燦爛”的“笑容”是后退中的隱形痛處，兩個相知的人在成全著對方的善意回避。錢文深知他與東菊需要走向分叉的時間路口，時間伴隨著生命的真實體驗而存在。這是時間賦予每個人的，但是因為自身的主體性和獨特性，錢文未流出的淚水更像是對時間的告別。

當錢文“主動要求調(diào)離北京，遠走高飛”時，被遺忘已經(jīng)在接受中走向求索，他要從苦難的生活之中出走，因此產(chǎn)生游離于時間的存在。在去新疆之前他與東菊買了些東西：“一次去王府井花掉三百七十多塊錢，這也使錢文心驚肉跳，這倒真是破釜沉舟——他們把多年積蓄的銀行存款全部提出來用光——購物回來衣袋里還剩七毛四分。”在號召“艱苦樸素”、“勤儉節(jié)約”的社會，“雙面卡中山服”、“中式絲棉襖”、“黑皮鞋”、“皮手套”、“人字呢大衣”這些顯然優(yōu)于他們家的衣物搭建出兩個世界，走向明日世界的決絕使得這些衣物成為一種特殊的象征。這些衣物成為一架橋，在愿望和創(chuàng)造中延伸希望與存在的價值；破釜沉舟的選擇蘊含著深邃的哲學反思，它顛覆了原有精打細算過日子的世俗與現(xiàn)實。選擇也成為錢文在被遺忘中的復(fù)活，游離于時間的意識也體現(xiàn)于他選擇遺忘。他將自己完全放逐，努力與土地融為一體，證明自己屬于這個地方，“來到邊疆，錢文內(nèi)心里充滿了歌頌的真實的激情”，在遠走高飛之后，他“痛痛快快地做到了”，他將自己放置于大漠荒煙、圓拱形建筑、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這是理想與現(xiàn)實、新生和死亡的交點，他愿意、必須、只能選擇歌頌。

回溯不僅是追憶，“季節(jié)”系列的可貴之處在于逆流而行，不斷尋找那些原始的純粹。一種原始自然本真的狀態(tài)、一種簡樸而執(zhí)著的存在；在質(zhì)樸生活的回歸中，在時間的游離中尋求著、建構(gòu)著生活的意義。在新疆，錢文在飼養(yǎng)小貓中感受到生命的哀傷之后，轉(zhuǎn)而進行酸奶的發(fā)酵制作試驗，“錢文過濾酸酪，把帶著生面味兒的面團淘汰，然后以此酸酪為酵母，將之摻入到更多的煮沸消毒再晾涼的牛奶里，攪拌均勻”。制作酸奶雖易于操作但過程也是繁瑣，而且每一次制作出來的酸奶會因為容器、操作、溫度、情緒產(chǎn)生不同的口感。這種與標準化生產(chǎn)絕然不同的制作既原初又充滿本質(zhì)的樂趣，如果說自己動手做飯、制作酸奶只是一種生活方式，那么對于勞動時揮灑汗水的留戀成為回溯中簡樸的尋找，“許多年后，錢文仍然堅持認為，這個在紫李子溝勞動遭遇暴雨的一天，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想起這一天他就能聞到那雨后的山野的清香，那甘甜養(yǎng)人的空氣，他就能看到那起伏的山巒和分明的梯田。特別那一次巨大的電閃雷鳴，是一次神圣的啟示。他永遠留戀它，珍惜它，思考它，溫習它”。當錢文赤裸著，揮灑著勞動的汗水時，他將生活放在了最樸實的泥土中，在壓抑深埋的痛苦中無法將苦難擊碎，便只能全部擺脫，寧愿在暴曬下重生，即使面對莫大的威脅，他仍然執(zhí)著于自己所想，以自己的方式拒絕時間。在大汗淋漓的勞動的快感中，在之后迎接暴風雨的酣暢中，他重新發(fā)掘著生命的意義和價值，在一種游離于時間的狀態(tài)中延續(xù)著生活，在真實中拼接著回溯的時間片段。當陷入生活的苦難時錢文選擇短暫的拒絕，這些短暫的片段會因為回憶而重新出現(xiàn)或者在某一瞬間會被喚醒，但總是還帶有因為自身選擇而存在的隔膜。

二

王蒙作品中最為深沉的是復(fù)歸中對永恒的書寫。當所有的人物、故事、風景再一次在腦海中找回時，王蒙安慰著受傷的心，也慰藉著無數(shù)失意漂泊的魂靈。將目光轉(zhuǎn)向過去，無論是曾經(jīng)忽視的或是重現(xiàn)的在每一次記起的瞬間都被喚醒，即使是苦澀的，在回憶過后都變得美好，這是生命重度；渴望和憧憬在回不去的時間里，在王蒙的筆下被重新找回。

1958—1962年王蒙被劃為右派在北京郊區(qū)勞動，1963—1979年王蒙遠走新疆，這20年的時空錯位使得這段歷史在作者的沉淀之后出現(xiàn)。1958年王蒙在農(nóng)村桑峪，他說“這是哪兒來的機遇，脆弱的幼稚的神經(jīng)纖細的王蒙能到這里一游一走一干活一鍛煉一成長！”冬天一天只喝兩頓玉米

子粥的艱難時刻，他依然享受著所有被賦予的，他甚至這樣問到自己，“也許這當真是阿Q精神？也許我當真忘記了自己的嚴峻處境？也許我的細胞里有中國失意文人徜徉山水之間的遺傳基因？”我們所有的獨特性幾乎來自時間打在我們感覺上的烙印，被不幸或痛苦折磨著的人比那些生活在歡樂和幸福中的人更容易從時間之流中游離出來，在回溯中綿延著時間的存在。這種回溯正如波德萊爾通過忘情地沉浸于當下以走出歷史之流，而普魯斯特則通過回憶逝去的時光尋找沉浸于時間的經(jīng)驗，“在藝術(shù)里，卻只有這個領(lǐng)域才給人一塊地方來安放他靈魂的印記”。80年代歸來后，王蒙由一個沉默的他者變?yōu)橹鲃拥挠^者，所觀之人是自己，所歸時間已不是原點。

“季節(jié)”系列表現(xiàn)出的因時間和空間的疏遠而產(chǎn)生的巨大裂痕的狀態(tài)，體現(xiàn)在作品中的人物身上，便是遲暮與歸來；距離不只是空間的廣闊，它改變的是內(nèi)心的軌跡?！凹竟?jié)”系列書寫著因回溯而存在的回憶片段，在某一瞬間成為永恒的沉淀，最終成為綿延的時間美學存在。無論是面對曾經(jīng)的苦難或是歡樂，當周碧云收到舒亦冰寄來的一疊舊照片時，她仍然會記起“他們曾經(jīng)在樹下談心，鬧完小脾氣又和好。有一張他們倆一起唱歌的照片就是在樹下照的。為什么她唱起歌來張那么大的嘴。都說她有些個傻氣，她也問過亦冰：‘冰，我傻，是嗎？’”一疊舊相片驚醒了周碧云。那些沉睡著的過去被喚醒，盡管喚醒它的人清晰地明白流逝的生命瞬間已無力挽回，但她還是用真情在被淹沒的時間長河里追尋著死去的情景。過去和現(xiàn)在在她流淌如水的眼淚中交融，實現(xiàn)了無情毀滅后的失而復(fù)得，割裂的傷痕被溫柔的光撫平，“她的耳邊響起了她與舒亦冰的對話聲和笑聲，這時候有一陣風吹過，梧桐葉沙沙地響。下起了大雨，她要回亦冰的家”。這是周碧云毫無隱藏的純情流露，好像一切還屬于過去，她全然忘記想要回到的家早已不屬于她，當生活被拂去塵埃脫離現(xiàn)實時，周碧云重新回歸那段記憶里的對話和歡笑。過去的時間經(jīng)歷與當下凝聚為一個點，特殊的人或者物觸碰到這一點，往事便在封存中被喚醒打開，時間在偶然中觸發(fā)并綿延。

作為一個歷史見證者，王蒙帶著一種責任與使命對逝去卻永恒的時間進行書寫。飽經(jīng)滄桑而深沉的王蒙，與同時代作家相比，小說里的戲謔、反諷、幽默呈現(xiàn)出另類的情感傳遞，作品中的節(jié)奏、反復(fù)、強調(diào)或疑問只是一種假設(shè)?！吧κ軌阂侄目鄲灠脨滥耸俏乃嚨母埽浔憩F(xiàn)法乃是廣義的象征主義。文藝是純?nèi)坏纳谋憩F(xiàn)，是能夠全然離了外界的壓抑和強制，站在絕對自由的心境上，表現(xiàn)出個性來的唯一的世界”，王蒙的創(chuàng)作正是凝聚了“嚴肅而且沉痛的人間苦的象征”。1980年在廖瓊瓊的追悼會上，錢文不斷地想起曹禺的話劇《雷雨》中的一句臺詞，“那是魯媽見到周樸園時候所說的：‘我們都老了?！@是整個《雷雨》里最精彩的臺詞”。參加追悼會的犁原、費可犁、苗二進、錢文他們都只能在瞬間的喚醒里回憶過去，追悼會不只是對死去的歷史的祭奠，更是對生命時間沉淀后的延續(xù)。錢文借著返京的機會去探望犁原，雖然他仍然是“忙忙碌碌的樣子”，但是依然看到“是的，老了，老多了，有點憔悴，眼睛上堆著眼屎，鼻孔里有稀薄的分泌物，嘴角上也沾著沒吃干凈的食品，腦門子上有一個疤，那是挨打的紀念”。時間的重回在那個“挨打”的記號中被打開，對于短暫回到北京的錢文來說滄海已桑田，他聽犁原說著60年代張銀波說過的話，滔滔不絕的語言并未淹沒過往，歷史發(fā)生的一切記錄在“一個疤”之上。在歷史的漩渦中，在客體世界不斷回望與必須前行的困境中，王蒙以一種獨特的徘徊面對著現(xiàn)實的苛刻和偏見；那些無法忘卻的人、那些無法復(fù)制的靈魂顫動的時刻，在感知的瞬間成為永恒，重新燃起對時間的記憶。

時間的連續(xù)性不僅僅表現(xiàn)在客觀的在場外物之上，還有一種無盡綿延的心理時間存在，這一點隱藏并體現(xiàn)在王蒙作品中的一批“歸來者”身上，當他們再次面對故土、面對故人時，現(xiàn)實成為對往事的承擔。錢文的“歸來”在“聽到那些激越的詩歌的時候，一次次地熱淚盈眶了”。粉碎“四人幫”后，錢文寫了許多新體和舊體詩，他沒有想到自己仍然擁有這么大的政治熱情，這樣的堅信并非體現(xiàn)在外在的復(fù)歸之上，而是存在于心理的存在，不論遭受過多少打擊、失望、誤解，他的內(nèi)心始終留有“火種”?！盎鸱N”的燃燒成為延續(xù)的內(nèi)在時間，以“在其中”的方式生于自我世界之中，它們離開過但是會歸來。“火種”是敞開的疆域，感知著時空的瞬間與自由，它所代表的心理時間與我們對世界客觀的對象化印象互為延伸，在作品中則體現(xiàn)為王蒙在其他作品中實現(xiàn)著對“季節(jié)”系列的再創(chuàng)造?！洞褐暋防飶?fù)歸故鄉(xiāng)的游子岳之峰；《蝴蝶》中受磨難的張思遠對家與愛的懷念懺悔；《夜的眼》中重返故城做小汽車零件的陳杲；鄭梅泠“穿一身淺灰色套裝，外加一個深色坎肩”，“頭發(fā)灰白，身材苗條，眼角上堆積著細紋，然而眼睛的靈動與深情”仍然使鹿長思驚嘆；《秋之霧》中葉夏莽在碧云過世之后，決定違背一貫的想法，“打破自己生活的秩序去加拿大，也是為了亡妻碧云”，離開也是另一種意義的回歸。葉夏莽在到家前的離世對他自己來說已經(jīng)不再痛苦，“真——好——”對故鄉(xiāng)、家人、愛人內(nèi)心深處的想象在“歸來”中屬于王蒙所有的作品，成為集體性延續(xù)。時間也不再只存在于線性的存在之中，歸來的路途成為顯性的歸來，心理上的綿延存在于人的主體性之根借由回歸成為必然，王蒙通過其他小說共同營造著“季節(jié)”系列瞬間永恒的內(nèi)在與外在綿延。

三

王蒙對時間向度的消解則更為堅決，精神體驗之上的時間不再是存在于當下或者曾經(jīng)的片段，它因為綿延而流動于過去與未來。王蒙在這一過程中將復(fù)雜、理想、抽象、荒誕、虛無并置繼而粉碎，他希望以一種超越的方式實現(xiàn)時間的共時，而超越的狀態(tài)則是一種擺脫時間限制的存在狀態(tài)。在王蒙的意識中，他將被擱置的回憶、書寫的作品、評論與鑒賞綿延為一個自在的時間狀態(tài)。當衰老漸漸切斷往事時，王蒙選擇入夢的方式獲得時間的自由，尋找著生命的另一條軌跡?！霸诶缭瓋A心《莊子》的時候錢文也迷于《莊子》。許多年后，錢文仍然很欣賞‘逍遙派’這個‘文革’專用名詞。逍遙，本來出自《莊子》，這個詞首先是好聽，其次是美麗，一見到它就覺得受用?！鳛橐环N想象，作為一種風格，作為一種境界，他的錢文的夢?！?sup>錢文在《莊子》中尋求著解脫的方式，他感悟著“逍遙”的魅力，追逐自由、廣闊、無窮、坦蕩的生命境界。他深知在現(xiàn)實社會的浮沉中無法實現(xiàn)對時間的超越，哪怕是在詩歌的創(chuàng)作中也只能是對歷史片段的撿拾或是對生活的有限書寫，因此只能借以閱讀在“入夢”的狀態(tài)實現(xiàn)著對時間的超越。其實“季節(jié)”系列中錢文的希望正是王蒙在真實生活中所踐行的，“季節(jié)”系列這個整體成為王蒙對逝去時間回憶的再加工，王蒙所做的在某種意義上成為錢文所想之事的再現(xiàn)，因此“季節(jié)”系列的時間美學不是簡單的四部小說的集合，也不僅僅是回溯或是綿延，它已滲透王蒙的生命，將虛構(gòu)與真實顛覆交融。

王蒙書寫時將自己的體驗從筆尖抵抗著虛偽、力量、誘惑流淌出來，作品中的時間美學也不僅僅在作品中，還存在于作者自身時間之體驗。王蒙的身上刻著時代的烙印，在潮起潮落中一層層沉淀，“當往事的堆積高度已經(jīng)驚心動魄、令你肅然無語，當對往事的咀嚼已經(jīng)變得有點匆匆、有點怕趕不及”時，他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制造著迷狂的假象，透過喧囂直指嚴肅的人間悲喜，多情且低沉地表達著對時間的愛?！盾P躇的季節(jié)》里寫道，“你渴望告別，你渴望死亡，死亡了才能再生”，再生的希望如同將絕望的時間之流割去，也借此來獲得最為本質(zhì)性的個體存在。在這條路上，他在滄桑中慨嘆，在生死中眷戀，在流逝中歌唱。王蒙的追尋歷程是將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流淌于經(jīng)典之中的復(fù)活，是一種悲壯的時間延續(xù)。夢中的自己正如鏡中的自己，在無意識的蘊藏中可以觀靈魂姿態(tài)。王蒙在理想與現(xiàn)實之間形成一種生命的鏈條，在新疆或北京，世界的各個角落，一個好學生、革命政治、愛情理想、發(fā)配遺忘、委員部長，所有的一切生活經(jīng)歷真實如昨日，也如夢一場。王蒙對老莊和《紅樓夢》的研究更像是一種對“夢”的尋找，此時他是真正地進入夢中去尋找曾經(jīng)丟失的或是遺憾的，也是在這個過程中洗凈了郁積在心靈深處悲痛的感情，走向自在。

《鏡與燈》中的一段文字用“面紗”闡釋了詩歌與情感的關(guān)系，“它常常不是去掩飾作者的隱秘情感，而是把這些情感一概公布于眾；那層面紗似乎被突然揭去，于是靈魂中一切喜怒哀樂，一切突發(fā)的沖動，一切倉促的情感迸發(fā)和反常心緒，便都展露無遺了”。1944年，王蒙寫下《題畫馬》，10歲時王蒙還是執(zhí)著輕狂的少年；然而在生命的選擇中，似乎冥冥中注定了一種緣分，在長途跋涉的辛勞之后渴望上九霄，此時的心境必定無法純?nèi)粺o物，同是自在生活，最初還是飽含著希望和夢想的飛翔，只是最后生命的某些選擇早已突破時空的限制，實現(xiàn)超越時間的存在。王蒙說“我的幸運就是終能復(fù)命歸根，略略知常曰明，當然只是基本上與大概”。王蒙在自傳中提到他研究《紅樓夢》的一個初衷，“我還要通過紅樓和自己的通融來追求一種永恒與普遍，欣欣向榮與生老病死，大千宇宙與拳拳此心”。當王蒙體驗過世事與人間之后，他把方向指向了經(jīng)典。王蒙對《紅樓夢》的研究也是自我走進一個圓的夢的過程，這也成為具有無限可能的夢中城。在時間的遐想中，探索未知，銘記過去，體驗當下。

“慷慨悲欣日，滄桑風雨年”，王蒙的時間美學，更像是一座漂浮的空中樓閣。王蒙用“入夢”的方式擺脫了距離的限制和束縛，他在不斷返回遺失的時間中拯救、觸摸著過去的光澤，經(jīng)過時間的磨礪，虛幻卻多情地存在。他想要傳達的時間意義包含著西方存在主義的哲思、東方文化佛教禪宗悟道的虛靜，更多的卻是對于生命、生活、生存的價值和反思。王蒙的創(chuàng)作凝聚了沉痛的人間苦，在生命的層層累積中他通過語言的放縱爆發(fā)了內(nèi)心的沉重。研究者們認為這是一種語言熱癥、語言游戲、語言迷狂、戲弄和謀殺，或是烏托邦的寄托，在這所謂的熱癥或狂歡之下或許埋藏著更深的生命意識。詞語或是語句的豐富性、自由性其實是時代情感的延續(xù)，這里面包含著對過往以及如今生活的冷凝，看似狂歡其實孤獨低沉，表達方式只是表象的發(fā)生者并不是內(nèi)在生命形態(tài)的覆蓋者。王蒙并不是真正為了追求語言所帶來的快感或是爆發(fā)內(nèi)心難以言說的情緒，他更像是一個敏感而又艱難跋涉的遲暮之人，是一種沉重壓抑的生命意識，是一種渴望存在綿延的時間體驗。

王蒙曾經(jīng)這樣感慨“季節(jié)”：“它是我的懷念，它是我的辯護，它是我的豪情，它也是我的反思乃至懺悔。它是我的眼淚，它是我的調(diào)笑，它是我的游戲也是我心頭流淌的血。它更是我的和我們的經(jīng)驗?！?sup>在生命熔爐里沉浮的王蒙經(jīng)過短暫的佇立選擇超越時間，以另一種方式在經(jīng)典中跳躍時空追尋生命的永恒。我們自身無法延續(xù)僵化的科學時間，卻可以實現(xiàn)生命的綿延，形成再生的肯定價值，這應(yīng)該就是王蒙時間美學存在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