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國詩歌的文化功能與詩人的社會責任

按今天的觀點來看，“詩”屬于文學的范疇，或者稱之為“語言的藝術(shù)”。但是在古代社會，中國人始終沒有把“詩”當作一種“純粹”的藝術(shù)，而讓它承擔著多種文化功能。詩在中國古代社會里無處不在，它生存于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人們在何種場合需要詩，詩就出現(xiàn)在何處。中國古代很早就有采詩獻詩之說?！秶Z·周語》：“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薄稌x語六》：“在列者獻詩使勿兜，風聽臚言于市，辨祅祥于謠?！?sup >[9]《左傳》中則記載了大量的春秋時代諸侯國外交行人賦詩言志之事?！吨芏Y·春官宗伯》：“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薄敖塘姡涸伙L、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10]可見，作為中國古代第一部詩集《詩經(jīng)》的采錄與編輯，就具有多重的功利目的，可以用于宗教、典禮、教育、聽政、諷諫、娛樂等各個方面。孔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sup >[11]這說明，孔子也并不把“詩三百”當成純粹的藝術(shù)，同樣強調(diào)它的各種實用功能?？追f達曰：“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為而自發(fā)，乃有益于生靈。六情靜于中，百物蕩于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于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于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fā)諸情性，諧于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于《詩》’。此乃《詩》之為用，其利大矣?！?sup >[12]《詩經(jīng)》題材的多樣化和豐富多彩的內(nèi)容，就是其多重功能的最好證明。自茲以后，歷朝歷代的中國詩歌，莫不繼承了這一傳統(tǒng)，在社會生活中扮演多種角色。昭明太子編《文選》，將詩歌按題材分為“獻詩”、“公宴”、“祖餞”、“詠史”、“百一”、“游仙”、“招隱”、“游覽”、“詠懷”、“哀傷”、“贈答一”、“贈答二”、“贈答三”、“贈答四”、“行旅上”、“行旅下”、“軍戎”、“郊廟”、“樂府上”、“樂府下”、“挽歌”、“雜歌”、“雜詩上”、“雜詩下”、“雜擬上”、“雜擬下”等二十六卷，按今天的眼光看來，其分類標準頗顯雜亂，其實卻正好符合當時詩歌創(chuàng)作的狀況。這其中，贈答、祖餞、公宴、獻詩等占有相當大的比重，說明詩歌在當時文人士大夫階層的社會交往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承擔著重要的交際功能。而《史記》、《漢書》、《后漢書》等歷代史書中所記載的大量的民歌民謠多用于美刺時政，則說明在普通民眾階層，詩歌仍然扮演著社會批評的重要角色。唐代是中國詩歌最為繁榮的時代，詩歌已經(jīng)成為唐人生活的一種方式，處處都有詩的存在。人們習慣于以詩歌語言來傳達各自的思想和情感，除言志、抒懷之外，其它如聞訊、陳情、干謁、請托、公告等社會活動，都可以通過詩的形式完成，詩歌的社會功能更為廣泛。宋代以降，這種情況繼續(xù)發(fā)展，詩人還用它來進行美刺、說理、交際、應酬、消遣、娛樂乃至炫耀才學。迄至現(xiàn)代，學習和創(chuàng)作傳統(tǒng)詩歌，依然是表現(xiàn)中國人文化修養(yǎng)水平的重要方式。中國詩歌的這一特點，在中國少數(shù)民族詩歌當中也有鮮明的表現(xiàn)，詩歌同樣在審美、抒情、教育、傳授、刺政、擇偶、娛樂和交往等社會生活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

中國詩歌以抒情為主又兼具多種功能，這構(gòu)成了中國詩歌鮮明的民族特色。因為它是抒情的藝術(shù)，詩情生發(fā)于人的心中，“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fā)”（《漢書·藝文志》），所以它有強大的生命力，人人都可以成為詩人。因為它具有多種實用功能，和現(xiàn)實生活緊密相聯(lián)，“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春秋公羊傳·宣公十五年》何休注），所以它有廣泛的社會基礎(chǔ)，它生活于現(xiàn)實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隨時都可以聽到詩的歌唱。因此，要認識中國詩歌，就要了解中國人的情感、生活、風俗、習慣，了解中國的歷史與文化。在中國文化中，詩是藝術(shù)，是心靈的歷史，也是生活的萬花筒，社會的百科全書；它有藝術(shù)審美的價值，更有認識社會的價值；它有感召人心的力量，更有生活教育的力量。

在中國詩歌史上，詩人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這不僅因為詩人是詩歌的創(chuàng)作主體，而且還因為中國人有著崇高的詩歌理想追求。中國人將詩的發(fā)生視為心靈對外物的感動，承認每個人都有可以成為詩人的天性，但是這并不能保證所有的心靈感發(fā)都可以成為優(yōu)美的詩章，所有的人都可以成為偉大的詩人?！抖Y記·樂記》曰：“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jié)，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sup >[13]因此，一個人如果要創(chuàng)作出好的詩歌，就一定要有正確的人生價值觀念，有良好的人格修養(yǎng)，有高尚的道德追求。這對作為創(chuàng)作主體的詩人提出了極高的要求。“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sup >[14]詩歌藝術(shù)的極致，應該是人類美好德性的外在優(yōu)美顯現(xiàn)，只有如此才能稱得上是“樂”，才能給人以美的享受，這只有通過詩人不斷地凈化心靈，然后才能在他的創(chuàng)作中實現(xiàn)。中國古代詩人與外國詩人和現(xiàn)代詩人不同，還與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結(jié)構(gòu)緊密相關(guān)。在中國古代，詩歌創(chuàng)作的主體是文人，而文人的人生理想則是輔助圣君達到天下大治的賢臣，因而中國的詩人總是自覺地擔當著崇高的社會責任，具有圣人的情懷。劉勰《文心雕龍》講為文之樞紐是“原道”、“征圣”與“宗經(jīng)”，這里“原道”講的是對文學藝術(shù)本質(zhì)的體認，“征圣”是向圣人學習，而“宗經(jīng)”則是以圣人的文章為法。在這里，核心是“征圣”。一個人必須具有圣人的情懷，他才能真正的體道，才能夠做到“文以載道”，寫出好的詩文。在中國歷史上，道德上的圣人是堯舜，文化上的圣人是孔子，詩中的圣人是杜甫。杜甫之所以被后人尊為“詩圣”，詩歌藝術(shù)技巧的高超固然是其重要的方面，但最根本的原因還是他具有一顆憂國憂民的胸懷，有民胞物與的精神，這是他所以創(chuàng)作出好詩的根本。他不僅為后世詩人樹立了詩歌創(chuàng)作的榜樣，還樹立了做人的楷模。

所以，一部中國詩歌史，不僅是詩歌作品發(fā)展的歷史，同時還是一部中國詩人成長的歷史。中國人評價詩歌從來就離不開評價詩人，把詩人的思想境界與人格修養(yǎng)放在重要方面。司馬遷在《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說：“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絜，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蟬蛻于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sup >[15]在漢人看來，屈原的《離騷》之所以寫的好，是因為它包含了那么豐富的歷史、文化、思想內(nèi)容，其藝術(shù)水平又是那么高超，與屈原崇高的社會理想與高尚的人格節(jié)操密不可分。正因為《離騷》是屈原用血淚凝結(jié)而成的生命之歌，因而才能達到“與日月爭光”的高度。詩品即人品，詩如其人，這是中國人評價詩歌的一條重要原則。

作為以“言志”為傳統(tǒng)的中國古代詩歌，自然也處處表現(xiàn)了詩人的生活情趣與文化理想，體現(xiàn)出他們的人生價值觀念。例如《詩經(jīng)》中形成的“風雅”傳統(tǒng)，在《離騷》中所展現(xiàn)的香草美人形象與美政理想，在漢代騷體抒情詩中所表現(xiàn)的懷才不遇與生不逢時之感，在建安詩歌中所形成的慷慨悲涼風骨，在陶淵明詩歌中所寄托的隱逸之懷與田園情趣，在盛唐邊塞詩中所抒寫的建功立業(yè)之志，在李白詩中所張揚的個性氣質(zhì)，在杜甫詩歌中所展現(xiàn)的憂國憂民情懷，在蘇東坡詩歌中所體現(xiàn)的儒道禪思想的融合與樂觀曠達的人生態(tài)度，無不體現(xiàn)了他們的人生理想和生活價值觀念。后世詩人們所提出的一系列創(chuàng)作主張，如江西詩派的以才學為詩，明代前后七子的倡導復古，公安派與性靈派推崇性靈詩學，同樣寄托了他們的文化理想。至如清初遺民詩里所抒寫的國亡家破之痛，黃遵憲、王國維、胡適、郭沫若、聞一多、徐志摩、戴望舒、艾青、穆旦等近現(xiàn)代著名詩人的詩歌名篇，更向我們展現(xiàn)了中國詩人博大的胸懷和崇高的社會責任感，展示了中國古典詩歌走向現(xiàn)代過程中所追求的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的精神，表達了他們對詩歌這一文學樣式的特殊體認。因此，不了解中國的詩人，我們便無法了解中國詩歌。一部中國詩歌史，實際上就是一部中國詩人的心靈史和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