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華文化的多元一體與詩歌的多民族特點

中國詩歌在世界詩歌史上之所以獨具特色，與其多民族的特點是緊密相關的。在這片廣袤的東亞大地上，很早就形成了以漢民族為主體的中華大家庭。形成了以漢語為主體、以其它少數民族語言相輔助的詩歌史寫作傳統(tǒng)。從時間上講，它上下縱貫數千年；從空間上講，它包括現(xiàn)有的56個民族；從詩歌所用語言來講，從古到今共使用了70多種語言，400多種方言。這在世界各國文學中是少有的。

其實，一部以漢語言為主要載體的詩歌通史，也不僅僅是單純的漢民族的詩歌史。準確地說，漢字從古以來就不僅僅屬于漢族，而是屬于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的。中華民族本來就是多民族的融合體。近代以來的考古發(fā)掘已經證明，早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在中華大地上就同時存在著仰韶文化、紅山文化、河姆渡文化等多種文化類型，它們同是中華文明的起源。傳說中的炎黃二帝，原本是以鳳與龍為圖騰的兩大部落，殷商與姬周則是兩個不同的民族。春秋時代的華夏大地上，所謂的南蠻、北狄、西戎、東夷，與中原各國雜居相處，因此我們可以說，先秦本來就是漢民族文化多元共生的時期。秦漢帝國大一統(tǒng)之后，在其版圖之內的先秦時代的各民族逐漸融而為一，在漢王朝內形成了一個新的多源融合的民族，這才有了“漢人”和“漢族”的稱謂。魏晉南北朝時期，晉人南渡，與南越之人相互融合，北方則有“五胡十六國”的朝代更迭，中國歷史又經歷了一個將近四百年的多民族融合時期。至隋唐復歸于一統(tǒng)之后，南北朝時期的各少數民族再一次融合于漢民族之內，漢民族的多元性特征更為明顯。北宋與西夏、遼并立，南宋先后與金、元南北對立。忽必烈建都北京，清朝時滿族入主中原，這又是多民族融合的兩個重要時期。因此，一部以漢語記載下來的中華民族的歷史，本來就是一部多民族融合的歷史。在這種語境下產生的中國詩歌，本來就包含著歷史上各族人民的共同創(chuàng)作?！对饺烁琛贰ⅰ峨防崭琛?、《木蘭辭》等，都是當時“少數民族”的杰作；大詩人屈原的創(chuàng)作深受荊蠻民族的影響，陶淵明的出身或為溪族，劉禹錫為匈奴人后裔，元稹為鮮卑人后裔，《全金詩》、《全元詩》、《全金元詞》所收的作品，大量的都出于金人、蒙古人之手，清代滿族人所創(chuàng)作的漢語詩詞更是無計其數。此外，歷史上還有許多少數民族也用漢語進行詩歌創(chuàng)作。因此，準確地說，即便是我們僅以傳統(tǒng)的漢語詩歌為主而撰寫的詩歌史，同樣不是漢族詩歌史，而是包含多民族詩歌創(chuàng)作的中國詩歌史。

這種多民族的融合不僅極大地豐富了漢語詩歌的內容，也豐富了漢語詩歌的形式，漢語詩歌的眾多詩體，也是在多民族融合的過程中逐步形成的。中國最早成熟的詩歌形式為四言詩，其本身應為上古民族文化融合的產物。在此基礎上產生的楚辭體詩，同時吸收了當時南方民族詩歌的語言特點。秦始皇時代班壹避難于樓煩，受其影響而作鼓吹之樂，漢博望侯張騫入西域，帶回《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以之創(chuàng)作“新聲二十八解”，受其影響而產生的《漢鼓吹鐃歌》十八曲全為雜言，與以齊言為主的詩騷體大不相同，可見中國的雜言體詩歌是受多民族文化影響的產物。佛經翻譯豐富了人們的音韻學知識，從而方便了詩人對新體詩律的表述。^[23]詞體的產生與散曲的創(chuàng)作，也分別從不同程度受西域及北方諸少數民族詩歌語言的影響。當代中國新詩體的產生，更是深受西方詩歌漢譯的影響。多民族文化對漢語詩歌的影響之大，僅從詩歌體式的變遷就可以清楚地看到。

在中華民族形成的過程中，雖然以漢語漢字為基礎的中原文化在國家與民族的統(tǒng)一過程中發(fā)揮過巨大的作用，歷史上有眾多少數民族融入漢族大家庭，并逐漸采用了漢語言文字。但是，仍然有眾多的少數民族保持著自己的語言文字，也創(chuàng)作和流傳下來大量的詩歌作品，它們與漢語詩歌交相輝映，共同構成中國詩歌發(fā)展的壯美華章。這些少數民族的詩歌，雖然因為其民族成長的時間有早晚不同，其文明程度的發(fā)展歷程不同，因而顯示出與漢語詩歌的差異，因而很難將這些詩歌按照漢語詩歌史的線索整合在一起。但是它們同處于中華民族的歷史地理版圖，它們之間仍然存在著多種關聯(lián)。根據中華民族文化版圖的實際情況，我們可以把中國各少數民族按其所居住的地域分為中原旱地文化圈、北方森林草原狩獵游牧文化圈、西南高原農牧文化圈和江南稻作文化圈四大版塊。生活在四大板塊中的各少數民族，在所使用的語言和詩歌形式方面往往有更多的共同性。通過歷時性的考察，我們不但可以發(fā)現(xiàn)這些少數民族的詩歌發(fā)展歷程，并對其做出大致的描述，而且，可以更好地認識各文化圈之間的政治一體、經濟互補、文化互動和血緣互滲的關系，進而更全面地認識中華民族詩歌創(chuàng)作中多元一體的文化格局。

各少數民族詩歌不僅使用著諸多不同的語言，其詩歌形式同樣豐富多彩。居住在西北地區(qū)的少數民族，很早就產生了《自然風光歌》、《節(jié)日歌》和《狩獵歌》等作品，并被記錄于《突厥語大詞典》中。產生于西南少數民族中的《蓋房歌》描繪了早期彝族先民從巢居、穴居到屋居的過程，納西族的《犁牛歌》語言極其簡樸，僅由呼喝耕牛的聲音構成，具有原始詩歌的鮮明特色。在云南一些少數民族中流傳著豐富的祭祀歌，如《祭火神》、《祭鍋莊》、《祭龍歌》、《敬竹詞》、《祭樹神》等。壯侗諸民族還有一種神話短歌，用簡短樸實的歌詞概括一個神話的主要內容，這種短歌可能是創(chuàng)世史詩的肇端，如侗族的《棉婆孵蛋》。康熙六十年（1721）黃叔璥任巡視臺灣御史，組織人員到臺灣西部各地村社采錄歌曲，運用漢文字擬音加以紀錄，并轉譯成漢文內容，記載了當時臺灣熟番的34首歌曲，共分為六類，有頌祀歌、耕獵歌、納餉歌、會飲歌、祝年歌、抒情歌，體式多樣，成為研究臺灣古代詩歌的寶貴材料。^[24]各民族長篇詩歌的體類同樣豐富，包括創(chuàng)世史詩、英雄史詩、敘事長詩、抒情長詩、倫理道德長詩、宗教經詩、信體長詩、歷史長詩、文論長詩和套歌等十大類別。這些長詩，一個民族有幾百部、上千部的不在少數。其中包括以漢族題材創(chuàng)作的大量民族民間長詩，彌補了中原地區(qū)漢語詩歌缺少民間長詩的遺憾。各少數民族詩歌由于語言不同，語系不同，作為詩體構成的音律特點也不相同，僅以少數民族詩歌所用韻律來講，就明顯不同于漢族詩歌以押偶句尾韻為主的特點，如苗族與瑤族詩歌押調韻；有的民族詩歌押頭韻，以阿爾泰語系民族如維吾爾族、蒙古族最多；還有的民族詩歌運用尾頓韻、局部反復韻、調韻、頭腳韻、局部韻、復合韻，等等。這些，極大的豐富了中華民族詩歌寶庫，同時它也以藝術的形式，揭示了中華民族多元統(tǒng)一的文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