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翻譯研究文庫”總序

中國的翻譯研究可謂源遠流長，歷史上長達千年的佛經翻譯不僅造就了一批優(yōu)秀的佛經翻譯家，同時也催生了我國古代的翻譯研究和相應的翻譯思想。這些翻譯思想，從三國時支謙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飾”，到東晉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從六朝鳩摩羅什的“依實出華”，到唐代玄奘的“五不翻”，盡管多屬片言只語，零篇殘什，但其中蘊含著的豐富的翻譯思想彌足珍貴，仍然可以為當今的譯學建設提供寶貴的思想資源。像唐代賈公彥關于翻譯的定義“譯即易，謂換易言語使相解也”，即使從今天的譯學高度看，也堪稱經典。

自從嚴復于1898年提出了“信達雅”三字以后，這三個字對我國的翻譯研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差不多長達大半個世紀的時間里，我們的翻譯研究，或是討論怎樣翻譯才能做到“信達雅”，或是以“信達雅”三字為標準去評判已有的翻譯作品，或是探討“信達雅”的內涵和外延，等等，幾乎到了言必稱“信達雅”的地步。至20世紀五六十年代，雖然傅雷提出了“神似”說，錢鍾書提出了“化境”說，但其思想實質，嚴格而言，與“信達雅”說其實并無二致，孜孜以求的也就是要解決一個“怎么譯”的問題。然而與此同時，同樣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在西方譯學界卻發(fā)生了一場根本性的變化：以奈達、紐馬克、卡特福德為代表的一群學者站在語言學立場上，運用語言學的相關理論視角切入翻譯研究，提出了“功能對等”、“交際翻譯”、“語義翻譯”等概念，刷新了兩千年來的西方翻譯研究的面貌，實現(xiàn)了西方翻譯研究的第一個根本性的突破。

與西方相比，中國當代翻譯研究的根本性轉變，也即從傳統(tǒng)譯論進入現(xiàn)代譯論，具體而言，也即從僅僅關注“怎么譯”的問題拓展到還要關注“何為譯”、“譯為何”等問題，時間上要晚一些，其起點可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其時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我國外語院系的師生和專家學者第一次有機會走出國門，赴美英等西方國家的高等院校、科研機構深入訪問、進修學習，其中對翻譯研究感興趣的專家學者首先接觸到了以奈達為代表的西方翻譯研究語言學派的翻譯理論，并在國內的學術期刊、大學學報上撰文評說，把他們了解到的信息傳遞給國內同行。這些文章部分結集成《外國翻譯理論評介文集》于1983年出版，并與翌年編譯出版的《奈達論翻譯》一起，第一次比較多地介紹了外國、主要是西方以及蘇聯(lián)的當代翻譯理論，從而為國內的翻譯研究吹進了一股新風。之后，隨著《外國翻譯理論研究叢書》、《當代西方翻譯理論探索》、《翻譯與后現(xiàn)代性》、《當代國外翻譯理論導讀》等編譯著述的出版，更進一步推動并擴大了當代西方翻譯理論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與此同時，從21世紀初開始，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和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這南北兩家外語出版社先后分別引進出版了數(shù)十種當代國外翻譯理論著作的英文原版本，讓中國讀者可以直接面對當代西方翻譯理論的英文原著，其產生的影響同樣不能小覷。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當代的翻譯研究也開始發(fā)生變化，并朝著實現(xiàn)其根本性轉變的方向而發(fā)展。這種變化首先體現(xiàn)在翻譯學學科意識的覺醒上。在此之前，盡管中國的翻譯活動也稱得上豐富多樣，譯者和譯作的數(shù)量更是堪稱世界之最，中國的高等院校里也都開設了翻譯課程，但相當多的人包括高校的一些教師和學生對于翻譯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卻不甚了了。不少人依然錯誤地認為，翻譯不過就是把別人的東西從一種語言轉換成另一種語言的實踐性技能，缺乏自身的原創(chuàng)性，不可能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他們看不到原本在一個有限的語言環(huán)境中產生有限影響的“原創(chuàng)性”著述通過翻譯在另一個語境里得到的更大的傳播和接受，甚至產生的更巨大的影響。他們更看不到最近幾十年來，翻譯本身也發(fā)生了極大的變化，越來越得到來自文學理論和文化研究視角的關注和考察。翻譯研究借助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后殖民主義、闡釋學、女性主義以及文化研究等領域的新理論和新方法，已經突破了語言中心主義的狹隘模式，而成為廣義的文化研究平臺下的一個分支學科領域。翻譯研究也正在吸引越來越多的哲學家、語言學家、文學理論家和文化研究學者，甚至包括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的關注目光。翻譯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已經成為當今國際學界的共識。與之相應，在中國經歷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關于翻譯學的大討論后，終于在21世紀之初翻譯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已經得到了體制內的承認：目前已有159所高校建立了翻譯碩士專業(yè)（MTI），另有一百余所高校建立了獨立的本科層面的翻譯系。此外，多所高校還都招收翻譯學的博士生。

其次，體現(xiàn)在翻譯研究理論意識的覺醒和跨文化研究視角的應用上。在中國，自清末民初以來的翻譯研究多圍繞文學翻譯展開，而在文學翻譯界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是：翻譯是一門藝術，或者說是一種具有再創(chuàng)造性質的藝術，于是翻譯理論也就被定位在建基于這樣一種藝術實踐中獲取的經驗之上，并反過來要求其能夠指導翻譯實踐。由于這個原因，中國自近代以來的翻譯研究，大多是圍繞著翻譯實踐展開的一些經驗體會，并無嚴格意義上的理論可言。但是隨著翻譯學這門學科在最近幾十年來的日臻成熟，當今的翻譯研究開始越來越多地跳出原先局限于語言文字轉換框架內的“術”的層面，而越來越多地上升到關于翻譯的思想和原則的“學”的層面。這樣的翻譯研究成果往往能夠改變人們對某種既定的翻譯行為、標準、方法等的看法，導致一種新的翻譯實踐模式的誕生。不難想見，在當今這個全球化時代，翻譯必將繼續(xù)占據人類知識領域的重要位置，并在未來的歲月里繼續(xù)發(fā)揮愈來愈重要的作用。因此，傳統(tǒng)的居于對比語言學之下的翻譯的定義應當根據翻譯的最新發(fā)展進行修正和完善，翻譯的內涵應該進一步擴大，要把翻譯從純粹字面意義的轉述定義為文化層面上翻譯、闡釋和交際。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中國學者的翻譯研究成果，如謝天振的《譯介學》、《隱身與現(xiàn)身——從傳統(tǒng)譯論到現(xiàn)代譯論》，王寧的《文化翻譯與經典闡釋》、《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許鈞的《翻譯論》等著述所作的研究，正好契合了當今國際譯學的最新發(fā)展趨向，并站在中國學者的獨特立場，發(fā)出了中國學者的聲音。

再次，體現(xiàn)在對翻譯史研究和翻譯批評研究的高度重視上。在此之前，中國幾乎沒有嚴格意義上的翻譯史著作，對翻譯史的研究同樣少之又少。但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學者在翻譯文學史、翻譯史的編撰領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迄今為止，翻譯史類的著述已經超過30部。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對翻譯史的研究也取得了長足的進展，王宏志的《重釋“信達雅”——二十世紀中國翻譯研究》、《翻譯與文學之間》，廖七一的《胡適詩歌翻譯研究》、《中國近代翻譯思想的嬗變》等，是這方面的代表作。與此同時，作為翻譯學學科三大支柱之一的翻譯批評同樣得到了高度重視，許鈞的《文學翻譯批評研究》較早在這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探索。

最后，中國學者也沒有遺忘翻譯研究中的語言學視角，他們同樣在這一領域進行了積極有效的探索，并取得了不俗的成果，如黃國文的《翻譯研究的語言學探索》和王東風的《連貫與翻譯》等著述。

然而，盡管最近二三十年來我們在翻譯研究領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我們的一些學者還在國際翻譯研究或文學和文化研究刊物上主持過介紹中國翻譯研究的專號，但是總的說來，由于語言文字的隔閡，國際學術界對中國學者的譯學研究成果并不是很了解。而由于傳播的局限，甚至國內讀者對于哪些學者和哪些著述能夠代表中國翻譯研究的前沿也不是很清楚。為此，我們決定編選一套翻譯研究叢書“中國當代翻譯研究文庫”，集中展示中國當代翻譯研究學者的代表性論著。我們將先推出“文庫”的中文版，然后推出它的英文版，在國外著名出版社出版。入選本“文庫”的作者應該是能夠代表當代中國翻譯研究的前沿，其著述不僅在國內譯學界處于領先地位，其中的一些論述也已經或者有可能引起國際學界關注，進而通過將來英文版在國際權威出版社的出版，使得中國的翻譯研究進一步得到國際學界的了解和承認。在甄選“文庫”的入選人選時，我們也有意考慮有不同學術背景、不同學科背景、不同外語語種的作者，盡量使入選的作者更具代表性。首批入選的六位作者既有比較文學學科背景，也有語言學背景；既有外國文學背景，還有中國文學背景。在外語語種方面，除英語外，還有俄語和法語背景的學者。入選的論文集原則上由作者本人從他已經公開發(fā)表的論文中精選出15—20篇的代表性論文，按內容編成三至四個部分，每本書的總字數(shù)控制在20萬字左右。

“中國當代翻譯研究文庫”是一套開放性的叢書，第一輯入選的六位作者的論文集標題分別是：謝天振的《超越文本 超越翻譯》，王寧的《比較文學、世界文學與翻譯研究》，許鈞的《從翻譯出發(fā)：翻譯和翻譯研究》，王宏志的《翻譯與近代中國》，廖七一的《翻譯研究：從文本、語境到文化建構》，王東風的《跨學科的翻譯研究》。在條件成熟時，我們還將陸續(xù)推出第二輯和第三輯。我們希望通過本“文庫”的編選和出版（包括在國外權威出版社出版），不僅能為當代中國的翻譯研究作出貢獻，同時還能把能夠代表中國譯學研究前沿的專家學者及其代表性著述帶入國際翻譯研究界，讓世界更直接、更快捷地了解中國的學術，讓中國翻譯界的學術研究切實有效地走出國門。

謝天振 王 寧

2014年2月于上海

1. 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選編：《外國翻譯理論評介文集》，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3年。
2. 譚載喜：《奈達論翻譯》，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4年。
3. 許鈞主編：《外國翻譯理論研究叢書》，共收入四本，分別為《當代美國翻譯理論》（郭建中編著）、《蘇聯(lián)翻譯理論》（蔡毅、段京華編著）、《當代法國翻譯理論》（許鈞等編著）、《當代英國翻譯理論》（廖七一等編著），湖北教育出版社，分別于2000年、2001年出版。
4. 廖七一編著：《當代西方翻譯理論探索》，譯林出版社，2000年。
5. 陳永國主編：《翻譯與后現(xiàn)代性》，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
6. 謝天振主編：《當代國外翻譯理論導讀》，共收入八大譯學流派33篇譯學論文譯文，均配以導讀文章，南開大學出版社，2008年。
7. 謝天振：《譯介學》，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年。2013年譯林出版社推出該書的增訂本。
8. 謝天振：《隱身與現(xiàn)身——從傳統(tǒng)譯論到現(xiàn)代譯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
9. 王寧：《文化翻譯與經典闡釋》，中華書局，2006年。
10. 王寧：《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年。
11. 許鈞：《翻譯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12. 王宏志：《重釋“信達雅”——二十世紀中國翻譯研究》，東方出版中心，1999年。
13. 王宏志：《翻譯與文學之間》，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
14. 廖七一：《胡適詩歌翻譯研究》，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年。
15. 廖七一：《中國近代翻譯思想的嬗變》，南開大學出版社，2010年。
16. 許鈞：《文學翻譯批評研究》，譯林出版社，1992年。
17. 黃國文：《翻譯研究的語言學探索》，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6年。
18. 王東風：《連貫與翻譯》，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9年。
19. 如王寧為 Perspectives：Studies in Translatology，Neohelicon，Amerasia Journal，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等十多家國際英文期刊主編了翻譯研究與文學和文化研究方面的專輯，許鈞與王克非也為META主持過“中國翻譯實踐與理論”的專號，等等。這些專輯不僅發(fā)表了數(shù)十位中國學者研究翻譯的論文，同時也加快了中國人文學科國際化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