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陶淵明對東晉的政治態(tài)度以及人格范型的意義

在中國文學史上，陶淵明大概是個爭議最多的詩人。諸如他的思想歸屬，生年與享年多少，仕宦經(jīng)歷，歸隱原因，作品風格，作品系年，以及那些引人注目之作的主題，甚至于他彈的琴到底有弦與否，從古至今都有許多爭議，連他的名與字在他身后不久也成了問題。而且數(shù)量不多的作品，異文卻不少。陶淵明本身充斥著仕隱生死等許多矛盾，這些矛盾困擾了他一生，因而給后人留下了不少值得探究的疑竇。再加上不同時代認知的歧義，公案至為繁多，聚訟最為紛紜。陶淵明對東晉的政治態(tài)度，向來是人們討論的焦點之一，關系到他的人格定位與思想趨向及出處大節(jié)，也影響到不少重要作品思想價值的確定，是研究者繞不過去的老大難癥結，很帶有牽一發(fā)而動全身的作用，故需予以足夠重視。

一 歸隱的緣由

要探究陶淵明對東晉的政治態(tài)度，首先要搞清楚他棄官歸隱的緣由。這不僅是他一生出處的最大關節(jié)，也是對東晉政治態(tài)度最直接的行為表示。他特意為此撰作了《歸去來兮辭》，由于帶有宣示性質，所以下筆精心，成了東晉第一高文^[1]。這也是打開歸因的一把鑰匙。

辭文前有篇詳序，直接交代出處的全部緣由。對于最后一次出仕彭澤令，他說：“余家貧，耕種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瓶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為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為德。家叔以余家貧，遂見用于小邑。于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碧諟Y明前數(shù)次為官作宦，都沒有莊重認真的說明，只留下二三首“行役”之詩，唯獨這次有這篇欣然的《歸去來兮辭》，而且還加上一篇長序，文字莊重，頗有“公開聲明”性質。首先聲明“見用于小邑”，是為了解決“家貧”問題，且在家叔慫恿之下，也就是說自己并不十分樂意。至于辭官歸隱，則有言：

圖6 宋 蘇軾 歸去來兮辭（局部）

蘇軾對此“東晉第一高文”仰敬備至，領著他的追隨者群擬此辭，此辭遂一日紛然遍布人間，蘇詞還隱括過此辭，書此則為余事。在北宋四大家中，蘇書不以技巧見長，雖結體也有“尚意”性的欹側，然自然天真，爛漫而無作意。陶詩淡化，不露聲色，這就讓巧喻紛出而且議論翻騰的蘇軾至為崇敬。以自然之書來寫此辭，亦可謂二難具，兩美并。

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饑凍雖切，違已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尋程氏妹喪于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兮辭》。

其所以決然“歸歟”，是因為做官有違于本性。至于過去“嘗從人事”，也和這次一樣，都是為了解決“口腹自役”的家貧問題，未免“深愧”。加上妹喪，故“自免去職”, “駿奔”田園。然《宋書》本傳卻說：“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xiāng)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焙笾捊y(tǒng)、《晉書》、《南史》諸陶傳，以及佚名《蓮社高賢傳》，均同此意。于是陶之拂袖而去，遂成千古佳話。

“折腰”與“妹喪”成了兩個緣由，是合二的還是單一的，或什么都不是而有他意，因而引起后人不少關注。最早對折腰說持有異議的南宋韓子倉說：“余觀此士既以違己交病，又愧役于口腹，竟不欲仕久矣，及因妹喪即去，蓋其友愛如此。世人但以不屈于州縣吏為高，故以因督郵而去。此士識時委命，其意固有在矣，豈一督郵能為之去就哉？躬耕乞食且猶不恥，而恥屈于督郵，必不然矣?！?sup>[2]陶作桓玄參軍曾因母喪去職，然守喪未畢，復出為劉裕參軍，這次豈能因妹喪而永不復出？所以南宋著名學者洪邁另有所見：

觀其語意，乃以妹喪而去，不緣督郵，所謂“矯勵”“違己”之說，疑心有屬，不欲盡言之耳。詞中正喜還家之樂，略不及武昌，自可見也。^[3]

洪邁還發(fā)現(xiàn)序與辭之矛盾，以為“心有所屬”，只是“不欲盡言之”。所言甚是，但“所屬”之意又是什么呢？清人林云銘接著洪邁意緒而發(fā)論：

豈未仕之先，茫不知有束帶謁見之時，孟浪受官，直待郡遣督郵，方較論祿之微薄，禮之卑屈耶？蓋元亮生于晉祚將移之時，世道人心皆不可問，而氣節(jié)學術無所用之，徒勞何益。五斗折腰之說，有托而逃，猶張翰因秋風而思蓴鲙，斷非為饞口垂涎起見。故于詞內前半段以“心為形役”一語，后半段以“世與我遺”一句，微見其意也。^[4]

林氏大致能得陶公心意，終較前人看透一層。陶本用世心極強之人，不然何必在官場進進出出那么多次！《雜詩》其五說他在少壯時就有“逸四?！敝懊椭尽保瑴蕚洹膀q翮思遠翥”，大展宏圖。五官三休之歸田后，尚言：“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凄，終曉不能靜?！敝敝聊耗?，農閑時泛覽《山海經(jīng)》的神話，依然念之在懷。其八稱美夸父與日競走的“宏志”，激賞“余跡寄鄧林，功竟在身后”的事業(yè)。以身殉于事業(yè)的悲劇神話，更能喚起他的共鳴，其九贊美以“微木”填海的精衛(wèi)與揮舞“干戚”的刑天，以死而復生的“同物”精神，無怨無悔，而“猛志固常在”。結尾的“徒設在昔心，良晨豈可待”，遺憾的否定結論，正是建立在實現(xiàn)“猛志”的肯定命題上?？梢娞罩懊椭尽鼻榻Y，不僅并未在心中抹去，而且時時涌起心潮。被朱熹看出“豪放”“本相”的《詠荊軻》，不正是對“猛志”抒發(fā)的猛烈浩歌！陶公的“猛志”和恬靜的田園之歌作為二重奏式的復調，不但輪流彈奏，而且有時往往還融入同一首詩。如《擬古》其八，前半言：“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誰言行游近，張掖至幽州。饑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夷、齊與荊軻不是對比，而是和弦^[5]，因為他們都是抗爭的敢死之士，都有“壯且厲”的“猛志”，借此“亦寓憤世之意”（湯漢語），其心跡可見。下半?yún)s又想到伯牙與莊周，認為亦是“難再得”之士，也是心中揮之不去的人物。這四個人物本非同類，卻無倫無次地聚集在一起，“忽而首陽、易水，傷志士之無人；忽伯牙、莊周，嘆知音之不再而避世之難得也”^[6]，顯得章法和主題都很“奇奧”（吳瞻泰語）。此詩中間的“不見相知人”，把前后兩端貫通起來，此“相知人”指所向往者，以下的莊、伯尚有知己鐘子期與惠施，而今夷、齊、荊軻“此士難再得”，則言世無知己。所以吳菘說：“忠君報國之念，隱然發(fā)露，絕非隱逸忘世者。蓋少時撫劍行游邊塞，無非欲訪西山之義士，易水之劍客，此我所欲相知者，而不可得見，唯見伯牙、莊周兩墳。伯牙因鐘子期死而絕弦，莊子因惠子死而深瞑，悲無知己也。今夷、齊、荊軻之徒既難再得，是無知己矣，吾雖游行，何所求哉。此士，即指夷、齊、荊軻也。伯牙、莊周為知己作喻，‘吾行欲何求’，正應‘撫劍行游’，起結相呼應，上下一氣。后《詠荊軻》一首，寫得異樣出色。結云：‘其人雖已歿，千古有余情’，淵明志趣，從可知矣?！?sup>[7]吳氏所論最能看活全詩，然謂之“報國”尚可，謂之“忠君”，恐不見得。否則，他就不會辭職歸隱，永不復出，不然，他怎能扔下所“忠”之“君”而撒手不管呢？

陶淵明在40歲所作的《和胡西曹示顧賊曹》，對東晉時局就有“重云蔽白日”, “當奈行復衰”的預感。年底桓玄稱帝建康，此年二月劉裕討玄，玄于四月挾晉帝至江陵，五月棄江陵西遁被殺，閏五月其余黨又入江陵劫晉帝。其時門閥世族代表桓玄飛揚一時，新興庶族劉裕蓬勃而起，晉室權力淪喪，晉帝任人劫持擺布，故有“行復衰”之感。在同年所作的《停云》的“八表同昏，平路伊阻”、“八表同昏，平陸成江”，即對翻云覆雨的時局而發(fā)。同時還有《榮木》，結末有云：

先師遺訓，余豈云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

那么，他的“名車”“名驥”又要趕到哪兒？陶淵明東下京口，作了鎮(zhèn)軍將軍劉裕的參軍。他在《始作鎮(zhèn)軍參軍經(jīng)曲阿》里說：“時來茍冥會，宛轡憩通衢”，意謂時來運轉時機默契，且屈長往之駕，游息于仕途通衢。劉裕于這年二月聚兵京口，三月桓玄潰逃出建康。劉裕入建康被推為領軍將軍等職，威禁內外，百官肅然，京中風氣一時頓改。陶在這時選擇東晉當時頭號風云人物劉裕，看來對這次出仕還是抱著一定的熱望。然這詩后邊一曰“暫與園田疏”，再曰“終返班生廬”，又可看出他對乍崛起于政局的劉裕，多少還帶有觀望態(tài)度，因為他畢竟有了在36歲入桓玄幕府的一番政治經(jīng)驗，在桓玄篡晉時守母喪于家，否則便會有非常的不安，所以這次還是作了兩手準備。次年又為江州刺史劉敬宣建威參軍，三月晉安帝反正，劉敬宣“自表解職”，陶銜命奉表使都，可見在劉裕幕府充其量僅一年，而且看來并不得意，不到一年就解職了。入敬宣幕有《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jīng)錢溪》詩，后半說：“伊余何為者，勉勵從茲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終懷在歸舟，諒哉宜霜柏”，先前入劉裕幕的時來冥會、宛轡通衢的熱望業(yè)已消失殆盡，一曰素襟不易，二曰夢想園田，三曰終懷歸舟，從不同俗流的霜柏之志看，似乎拿定主意。故劉敬宣一旦解職，他也就不解而解了。他從桓玄，桓玄篡晉；隨劉裕，暴發(fā)戶的驕橫自會合不來；再從劉敬宣，敬宣又受劉裕、劉毅排擠。這時政局由世家大族轉移到新崛起的有軍事實力者手里，東晉當軸處中者在混亂中大轉移已成定局。已經(jīng)直接和掌局當軸打過交道，上層內幕有更清晰的了解，亂與篡都看慣了的陶淵明，政治熱情自然會“此心稍已去”，歸隱之意已決，故在彭澤令不足三月拂然而去。對此永歸，陶澍說：“先生之歸，史言不肯折腰督郵，序言因妹喪自免。竊意先生何托而去，初假督郵為名，至屬文，又迂其說于妹喪以自晦耳。其實閔晉祚之將終，深知時不可為，思以巖棲谷隱，置身理亂之外，庶得全其后凋之節(jié)也。故曰‘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又曰‘帝鄉(xiāng)不可期’，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特旨遠辭文，未易窺測?！?sup>[8]東晉滅亡距此雖然尚有16年，然實權已移位于劉裕，故此時看到衰象是不成問題的?！吧钪獣r不可為，思以巖棲谷隱，置身理亂之外”，則是頗有見地之論。陶淵明看到東晉亂糟糟的局面，即使再做什么參軍，豈有回天轉日之力！再加上當時誅戮相尋，他原本又在桓玄手下干過事，又豈能不引起劉裕猜疑。或許這也是原因之一，才主動投劉裕之幕。而出身賭棍的劉裕是個冒險家，以殺伐為能事，又怎能吻合他的理想呢？他的歸隱固然和淡泊為懷有關，但未嘗與對時局的無可奈何沒有關系。

圖7 明 李在 歸去來兮圖卷（撫孤松而盤桓）

松樹居畫面中心，陶則為焦點，一手撫松，回首面向幼童，呈呼應狀。衣紋多以長線勾勒，“蘭葉描”的筆法襯出人物的飄逸。遠樹用淡墨點出，使伸出天外的松樹更為突出，而松則烘托人的精神境界。在同類題材中，可視為上乘。

至于“妹喪”，或者不肯折腰督郵，均為托詞而已。歸隱向來被視為高潔，無須找個什么借口。然當時“風波未靜”，為了安全起見不得不有所考慮，所謂“妹喪”“折腰”，可見出他的一番苦心！因為自魏晉伊始名士少有全者，嵇康、張華、陸機、潘岳、郭璞等，無不在斫殺中倒下，比陶稍后的謝靈運、鮑照亦難免此劫，顏延之只好模仿佯狂的阮籍，然而也是郁郁不歡地死去。魏晉時司馬集團的屠刀上沾滿了名士的鮮血，暴起的劉裕軍事集團同樣充滿血腥味?！稓w去來兮辭》欣奔田園的想象，正是基于對血腥篡奪政治的冷眼觀察。東晉世家大族維持的七八十年的“安寧”，淝水之戰(zhàn)獲捷，正是陶的“猛志”滋生的土壤。然而同是偏安江左的東晉與南宋，南宋的北伐之聲不絕，而東晉三克中原進兵直至灞上的桓溫卻成了篡亂的奸雄，擁有玄言清淡的東晉想的是如何安寧與平靜，這和積貧積弱而渴望收復中原的南宋士民之氣，無異于霄壤之別。生活在東晉“安寧”時代后期的陶淵明，又怎能沒有“猛志逸四?！钡膲褢?，所以此前于“而立”之年就“投耒去學仕”，然而卻趕上四大世家大族退出東晉政治舞臺、新興軍閥代之而起的篡亂時代，政治權力的大轉移，使斫殺之聲不絕于耳，由“八表同昏”激化到“大偽斯興”。對于歸隱，此后他在《感士不遇賦》似乎道出真相：“密網(wǎng)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彼達人之善覺，乃逃祿而歸耕。”按照儒家治世則仕與亂世則隱的觀念，棄彭澤令前的陶淵明，東晉的篡亂相尋也看夠了。依從孔夫子三十而立與四十不惑的人生歷程，陶淵明29歲出仕，41歲歸隱，已提前一年學仕，而大徹大悟的“不惑”亦向后推移了一年，也該到了逃祿歸耕之時。

陶淵明之所以在官場斷續(xù)進出十三載，就在于實現(xiàn)他“大濟蒼生”的猛志。對于中國士人來說，只有為官為宦才有可能實現(xiàn)自己的抱負。至于李白仰慕一言解紛的魯仲連，然列國對峙的時代已一去不返。而在東晉后期出仕，對于經(jīng)過五官三休的陶淵明來說，無異于一根雞肋：食而無味，棄而可惜。所以無論何時，總是搖擺于“一心處兩端”之間，對于追求理想，他不甘心畫出句號終結。所以他的歸隱，帶有很大的無可奈何的一面，也是對他十三年五官三休的失敗總結。

至于他把出仕看做“心為形役”或者“口腹自役”，這種自嘲自諷，多少帶有皮里陽秋的意味。魏晉名士很看重名聲，作秀的作秀，扭捏的扭捏，很有些做作，想著招兒擺個什么姿態(tài)，拿出個與人不同的樣子。陶淵明算是個能來真的高士，但也有時不能免俗?！端螘繁緜髡f他“不解音聲，而蓄素琴一張，無弦，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又說郡將拜訪，“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不知果有其事否。然而但看陶作，即知《宋書》給他作秀^[9]。琴無弦既已可疑，葛巾漉酒則愈生疑竇。用帽子過濾酒，那能干凈嗎？即使招待來者，他自己還要陪喝？雖然魏晉名士效仿莊子以丑為美^[10]，但也不至于用帽子作為篩酒的過濾工具，高潔之陶淵明恐怕亦不至于此。所以為貧為饑為“口腹自役”而仕，只能看做他本人在“作秀”。不過，他的“作秀”實在包藏著一番苦心。若果真為饑而仕，又為何專找桓玄、劉裕這樣政治巨頭入幕，彭澤令之類的官不僅可以療饑，還有酒喝，何必使那么大的勁兒，東西顛沛地行役得那么遠！他在五十多歲后回憶去做劉裕參軍時說：“在昔曾遠游，直至東海隅。道路迥且長，風波阻中涂。此行誰使然，似為饑所驅”，這個“似”字大有奧妙，很有“山色有無中”的微妙，可惜被注釋家往往忽視過去?？础按诵姓l使然”分明有懊悔口氣，而“似”則在是與不是之間。至于《飲酒》其十九所言“疇昔苦長饑，投來去學仕”, “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遂盡介然分，拂衣歸田里。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世路廓悠悠，楊朱所以止”, “向立年”去做江州祭酒，確為“學仕”，帶有“繳學費”的性質。而此后的入桓、劉二幕，則非初仕可比，更不能同日可語。初仕言“苦長饑”，三仕言“似為饑所驅”，后者則大有文章。既有前二仕的俸祿收入，饑從何來？一個小小彭澤令尚可“聊欲弦歌以為三徑之資”，不言而喻，從劉裕并非“為饑所驅”，這是“似”字題中應有之意。

圖8 唐 陸曜 六逸圖·陶潛葛巾漉酒

畫面人物赤腳蹲坐，一臂肩與胸腹裸露，面神注重，若非拖地長袍，則儼然一老農狀。兩手張開葛巾，一童彎腰持酒器作傾斜倒酒狀，人物呼應有趣。這大概是我們見到的最早的陶之故事圖。此畫線條精細，運筆一絲不茍，衣紋具有裝飾效果。特別是人物神情描寫生動，使人一見不忘。前置筆硯，并有《飲酒》其五之詩卷，帶有“說明”性質。

陶淵明追從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桓玄，桓玄篡晉自立，改弦更轍，又追從新興風云人物劉裕，誰又能知道在晉室衰微時而無異圖？這也正是其十九“亭亭復一紀”，一筆輕輕抹去后來屢仕不止的經(jīng)歷的原因。

總之，仕宦中的陶淵明盡了自己的最大努力，在仕途上奔波掙扎得夠累了，學仕也好，選擇不同的最大政治勢力也好，處處碰壁，也時時冒險。劉裕消滅了桓玄，劉敬宣又是劉裕的障礙，而他們先后都是陶的頂頭上司，他們消長沉浮，又怎能不牽動陶的政治敏感呢？最后去做彭澤令不過是宦海大風大浪過來人的“姿態(tài)”，因為輕飄飄地一拂，就可以為這段極不愉快的仕宦經(jīng)歷畫上最后一個句號。究其內心，是無可奈何，是碰壁后的失敗，帶有悲劇性質的。不然他后來還說什么“貧富常交戰(zhàn)”呢？至于帶有宣示性的《歸去來兮辭》寫得那么欣然，只能說經(jīng)過痛苦裁斷后的苦惱人的微笑，何況他又是個頗具浪漫才地的大手筆呢？

二 陶淵明對東晉的政治態(tài)度

辭官歸隱是陶的一生出處大節(jié)，屬于顯性的；而對晉室所持之態(tài)度，則屬隱性的，顯隱二者互為表里。明了辭官緣由，對他的政治傾向則走近了一步。

好友顏延之《陶征士誄》其序有云：“初辭州府三命，后為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qū)外，定跡深棲，于是乎遠”，主要稱述棄官隱居一面，頗得陶之用心，不愧為陶之摯友。于是《宋書》置之《隱逸傳》，并云：“潛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跡，自以曾祖晉室宰輔，恥復屈身后代，自高祖王業(yè)漸隆，不復肯仕。”陶淵明便有了忠于晉室面貌，鐘嶸《詩品》則直稱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千古赫赫有名的大隱，便基本定型。陶淵明對東晉的政治態(tài)度，是研究者繞不過去的焦點，向來爭論分歧極大，是頗為棘手的“老大難”問題。自唐宋以降，基本形成對峙的兩說：一是“忠憤說”，一是“隱逸說”。關系到政治詩人與隱逸詩人，亦即剝離官場淡薄時局與關注東晉政局的區(qū)別。對此，須分清三個階段的政治傾向，一是陶之仕宦期，二是晉宋易代時，三是入宋以后。

對于仕宦期，我們曾言陶之仕隱是按照孔子三十而立與四十不惑的名言來安排的。只不過入仕提前一年，歸隱延后一年，從29到41歲，這正是意氣最銳、風華正茂的年月。初為江州祭酒，是為“學仕”，終于彭澤令，歸意已堅，只不過走個下坡路而已。凡總五官三休，而中間三仕，前后八年，被史家看做“不潔去就之跡”，則是考察政治傾向的關鍵。袁行霈先生對此最為用力，總結宋與清以來的發(fā)現(xiàn)，對于其間的來龍去脈揭示亦最清晰。他認為：

陶淵明出仕做官，不到別處，恰恰入了荊州軍府桓玄幕中，又入了北府將領劉裕幕中，接著又入了北府舊將劉牢之的兒子劉敬宣的幕中，這難道是偶然的嗎？陶淵明既選擇了東晉政局最動蕩的時候，又選擇了最足以影響東晉政局的兩個軍府，這說明他還是關注于政治，并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為的。雖然他一再說因為親老家貧不得不出仕謀生，但還只是一方面的原因，而且不是主要原因。這八年并不是他最貧窮的時候，并沒有窮到非出仕不可的地步。要出仕也不一定非往政治斗爭的漩渦里跳不可。^[11]

陶之出仕這八年，是東晉最為動亂時期。前此王、庾、桓、謝四大家族輪流執(zhí)政，即使有蘇峻、王敦內亂，亦無傷其元氣，并且取得淝水之捷。自謝安去世，昏聵的司馬道子當軸的東晉政權，把世家大族搞成互相牽制的均衡勢力，至此世家大族與皇權共治的局面宣告結束，內亂于是乎接連哄起。桓玄趁機而起，江陵西府便成為一時最強的軍事集團，甚得民望物議。然而此前王恭幾次興兵問罪金陵，刺激野心家的胃口，而且桓玄廢替自立，立即成為眾矢之的。冒險家劉裕借機暴起，獲得各方勢力，很快消滅了桓玄集團，轉瞬間變?yōu)樾碌谋┌l(fā)戶。劉裕洞悉桓玄取亡之因，如果對東晉下手過早，就會比桓玄垮臺得更早，所以他把篡晉向后延續(xù)到15年之后?；感拇蹠x，標志“王與馬共天下”的門閥政治宣告結束，也給新的野心家提供了絕大的機會。桓玄的滅亡，不僅顯示世家大族的勢力從此退出軍事政治舞臺，同時昭示東晉賴以支撐的實力業(yè)已崩潰。劉裕怕重蹈桓玄失敗的覆轍，故成挾天子以威天下之勢。至于東晉的滅亡，形成不可逆轉之勢，猶如處于貓爪之下的老鼠，被吃掉只不過是遲早的事罷了。所以15年后晉恭帝乖乖“禪讓”就說過：“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sup>[12]

然而在如此白云蒼狗迅疾變化時，陶淵明并不可能立即把這一切都看得清楚。無論是司馬道子或者王恭、桓玄或者劉裕都打著扶持晉室的旗幟，一切都在偽裝下運作，局外人是不會立即清楚的。所以當桓玄篡晉，因守母喪而在家的陶淵明，雖然避免了一場尷尬，但他只看到“八表同昏，平陸伊阻”的內亂，并沒有意識到已進入各種野心家角逐的“大偽斯興”時代，相反卻認為“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的時機蒞臨，時刻準備著“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兌現(xiàn)自己的“猛志”。所謂“千里雖遙，孰敢不至”，正看出他這時的政治熱情是多么的高漲！

圖9 清 趙之謙 陶與郭璞詩集句聯(lián)

上句“猛志逸四海”，出自陶淵明《雜詩》其五；下句見郭璞《游仙詩》其六。前句本言少年時代“騫翮思遠翥”的大志，下句言長壽超過五個人面龍身的仙人。郭璞《游仙》實是“坎壈詠懷”，與陶之本志其實相距不遠。陶本有“尚奇”一面，諸如“奇文共欣賞”、“獨樹眾乃奇”、“良辰入奇懷”、“瑾瑜發(fā)奇光”，有不少奇情異想，而且還說過：“在世無所須，唯酒與長年”——這是不能過于作真的。郭璞注過《山海經(jīng)》，陶有《讀山海經(jīng)》詩13首，從共同的興趣中，也可看出其間的聯(lián)系。

不必為尊者諱，陶之“猛志”只能在東晉政權的土壤中滋生，如果脫離東晉政權，不僅難以兌現(xiàn)，他也不愿意另覓新途，否則只能做叛臣篡亂的幫兇。無論陶是怎樣的局外人，亦不至于犯此惡名，做此傻事。東晉從簡文帝開始，即“政由桓氏，祭則寡人”。至孝武帝后期“溺于酒色，殆為長夜之飲”.《晉書·孝武帝》又說：“肆一醉于崇朝，飛千觴于長夜”, “晉祚自此傾矣”。繼位之安帝，《晉書》本紀謂屬于弱智不惠，“自少及長，口不能言，雖寒暑之變，無以辯也，凡所動止，皆非己出”，完全是個十足的傀儡。司馬道子荒乎朝政，王導曾孫王國寶的亂政，顯示了宗室世家大族的昏聵與衰敗。就在晉室危亂的當兒，陶淵明在七八年間先后仕玄仕裕，接著又仕劉敬宣，選擇了當時最大的軍事集團，而桓玄、劉裕起初無不打著扶持或匡復晉室的旗號，那么陶淵明如果不是奔著這個目的而來，又是為了什么？

至于說到出仕，陶詩總要彈起為貧而仕與懷想家園的二重奏，則不能看得過于作真。東晉名士說到做官，就像西晉名士謂錢為阿堵物一樣，總是扭捏而不那么直爽。望空為高，不以事事為務，又是兩晉流行的傳染病，高潔的陶公當然也不能十二萬分地免俗。如果為貧所驅，那么他出仕桓玄前后三年，不至于弄到“口腹自役”地步，又何必興致勃勃地奔到千里之外的劉裕那里？即使果真因貧，憑著他的名聲，搞個彭澤令或什么令，也不是多大的難事，又何必“欣慨交心”地跑到劉裕的軍營里！所以我們說他這一段“東游西走”，只能像他本人所說的“似為饑所驅”，只不過是個幌子。究其本意，也不過是投身亂世漩渦而少不得的幌子，主要是出于安全上的考慮，不能過于流露自己的政治意圖罷了。

既然陶之“猛志”要通過東晉政權才能體現(xiàn)，那么晉室危難之初，他接二連三地出仕，又怎能不是真正扶持或匡復晉室的行為呢？陶淵明又怎能在晉室尚未至一蹶不振之時而袖手旁觀，守在田園去做隔岸觀火的冷眼旁觀者呢？

無論陶之出仕與后來的永歸，都是一種悲劇。陶之真淳卻陷入了桓玄與劉裕的“大偽斯興”之中；欲有所為而又不得不有所不為地徹底歸隱，在東晉后期刀光劍影的斫殺篡奪中，陶淵明的痛苦是難以言喻的。他唯一的護身符只能說是為貧而仕，最后唯一的歸宿只能是田園。這對他都是個悲劇，也是正直士人的規(guī)律性悲劇。梁啟超說他的出仕，就像良家女子誤入風塵，這對陶之真而陷入桓、劉之偽來說，是不錯的；至于說“若說所爭在什么姓司馬姓劉的，未免把他看小了”（梁啟超語），那倒是對他極為熱愛的陶淵明，未免是一種誤解。處于封建時代，如果不關注時代的屬姓，恐怕也是難以想象的事。

其次，晉室危殆之際，陶公又持何態(tài)度呢？朱自清先生曾說：“陶詩里可以確指為‘忠憤’之作者，大約只有《述酒》詩和《擬古》詩第九?！?sup>[13]討論陶對東晉政治態(tài)度，起碼這兩首詩是繞不過去的。我們看《擬古》其九“種桑長江邊”一首，朱先生以為“怕只是泛說”。如果把這首當做“田園詩”，則與陶之其他田園諸作極為不類。因為這詩寫得很“泛”，不像那些田園勞作詩寫得具體，有辛苦勞累，有種豆鋤草，有刈稻夕露，有汗水帶著的泥土味。卻是借種桑全發(fā)議論，而議論又不像田園詩中那些“田家語”，故歷來大多以為通篇為喻，深有寄托。至于寄托什么，說法頗為分歧。一為時代變遷的泛喻說，不得“謬比易代”，如湯漢、何焯；一為易代說，明人黃文煥謂切合恭帝之廢立，首尾三年。《陶詩程傳》謂晉宗室司馬休之討劉裕敗死，如柯葉摧折。今人注陶者亦復如是，各擇所取。蕭統(tǒng)《陶淵明集序》:“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陶詩言及政治與做官至為謹慎小心，甚或模糊其詞以至于跡近朦朧詩。但在當時，大概不至于此。陶去世百年后的蕭統(tǒng)，闡釋陶詩的思想與藝術價值，分明看出陶詩“語時事則指而可想”的特征，確實“帶來一個新的消息”, “也揭露了他性情底奧秘”, “閃耀的識力確是發(fā)現(xiàn)了淵明”。^[14]進取心健旺的唐代人，只注意他的田園詩的描寫。到了南宋晚季，人們心底已注滿北宋滅亡的隱痛，而又面對江山易主的大悲，就不能不留心起陶詩的內容與思想。然而湯漢略言為“時代遷革”而處身為難之作，為袁行霈注所采。明人黃文煥謂為指廢立恭帝前后三年而發(fā)，逯欽立注采之。龔斌據(jù)《陶詩程傳》“柯葉枝條，蓋指司馬休之之事。休之拒守荊州，而道賜發(fā)宣城，楚之據(jù)長社。迨劉裕克江陵，奔亡相繼，而晉祚始斬。故以春蠶無食、寒衣無待況之”，以為“義熙八年劉毅被誅后，休之為平西將軍、荊州刺史?！x熙十一年春正月，休之父子遂結雍州刺史魯宗之并舉兵討伐劉裕。五月，休之、宗之敗，出奔姚泓。至此，宗室中唯一擁有兵權的司馬休之被劉裕消滅。枝葉摧折之喻即指此”^[15]。近人古直亦持此說：“此首追痛司馬休之之敗也?！兑住吩唬骸渫銎渫?，系于苞桑?！葜疄闀x室之重，故以桑起興也。”^[16]張芝（李長之）以為喻指桓玄，本可中興晉室，不料篡晉敗死。日本橋川時雄據(jù)傅咸《桑樹賦序》、陸機《桑樹》、潘尼《桑樹賦》所言，以為西晉興起與桑相關，“陶公此作，寓言典據(jù)，自然分明，蓋遡想皇晉建國之初兆，而俯仰古今，而發(fā)桑田碧海之嘆耳”^[17]。此受丁福?！短諟Y明詩箋注》啟發(fā)。丁氏云：“《詩·小雅·小弁》:‘維桑與梓。’故以桑比宗國，自偏安江左，不值中原，為國日淺矣?！?/p>

以上諸說無論如何分歧，均與晉室危亡相關，其間僅存言晉言己之別，而言晉者只存乎時段有異，由此可見，此首非純粹的田園詩，而是借田園以寫時事，猶如熱愛陶詩的辛棄疾，他的《摸魚兒》以婉約詞的形式來抒發(fā)豪放詞的悲憤。他對晉室并未忘懷，雖然并非揮之不去的熱忱，而冷靜的語氣不無怨望，然怨望分明來自“枝條始欲茂”的希望，希望有所轉機?？梢娞諟Y明對晉室興衰還是上了心，但在那個局勢多變斫殺連綿時代，他也只能用“田家語”抒發(fā)自己的關注與感慨。倘若要指明是何“時事”，那么，從東晉以前荊州軍事位置的重要，加上入桓玄幕的經(jīng)歷與桓玄得志一時，以及所處江州要沖的耳聞目睹，似乎此詩喻鎮(zhèn)守荊州的司馬休之，較為恰當些。

圖10 明 周位 淵明逸致

畫中陶公大醉，坦腹露胸，似乎渾身發(fā)熱，甚至連肩膀都需裸露。雙目微合，下視無心，儼然滿臉醉容。步履蹣跚沉重，因被挽而兩肩微聳。人物容貌清秀，細須微拂，風神曠逸，若玉山欲倒。扶持者分外小心，用力護持，心神專注。兩人形態(tài)直曲映照，神情一無心，一緊張，對比有趣。陶之衣紋，線條舒脫，細韌而有彈性，起到烘托人物神情的作用。此畫洵為上乘。然何以醉成如此，卻難以畫出。蕭統(tǒng)說：“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也。”似可作為此類醉酒題材的補充說明。

如果說此詩是頗費猜詳?shù)碾鼥V詩，那么《述酒》就更難以琢磨！它在陶集顯得異常怪異，怪得沒有人能搞懂它。它的本身，并不見得有多好。向來平和如話的陶詩，卻忽然冒出晦澀如此的詩，著實令人詫異。但我們想到他以酒為安全的防護，想到心旌搖蕩的《閑情賦》，想到他形影神的對話，想到陶詩既有那么多的隱士貧士，也有荊軻、韓信，以及幽默與浪漫，以及那些以酒命篇的《飲酒》、《止酒》，也應該有首《述酒》，就像有《擬挽歌詩》、《自祭文》，也應有篇《五柳先生傳》一樣。

南宋以前對此詩無人解得。北宋末年的韓駒，或許出于時代動蕩引發(fā)的敏感，發(fā)現(xiàn)“山陽歸下國”之句，“蓋用山陽事，疑是義熙以后有所感而作也”^[18]。南宋湯漢沿此“突破點”專力于此，對全詩予以系統(tǒng)全面的解釋。其結論有言：

按晉元熙二年六月，劉裕廢恭帝為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罌授張祎，使酖王，祎自飲而卒。既又令兵入逾進藥，王不肯飲，遂掩殺之。此詩所為作，故以《述酒》名篇也。詩辭盡隱語，故觀者弗省，獨韓子倉以“山陽下國”一語疑是義熙后有感而賦。予反覆詳考，而后知決為零陵哀詩也。因疏其可曉者，以發(fā)此者未白之忠憤。^[19]

韓駒（字子蒼）從“山陽歸下國”解密，其下句為“成名猶不勤”。湯注進而言之：“魏降漢獻帝為山陽公，而卒弒之?！吨u法》:‘不勤成曰靈?！胖酥鞑簧平K者，有靈若厲之號。此正指零陵先廢而后弒也。曰猶不勤，哀怨之詞也?！贝苏撘怀觯院蠊沤褡⒓艺撜叨酂o異詞，似成定論。

然哈佛大學東亞系教授田曉菲女士力駁此說之非，以《清醒的闡釋：〈述酒〉》另辟新說。以為文學作品的“山陽”，于讀者的“第一反應，只能是‘竹林七賢’”，因為向秀《思舊賦》“經(jīng)山陽之舊居”，遂使“‘山陽篇’、‘山陽賦’，成為人人皆知的典故”, “劉宋之后，‘山陽’仍頻頻在詩文中出現(xiàn)”,“幾乎無一例外都和竹林七賢有關”。“除了嵇康被禍之外，其他六人都終于出仕，下國者，諸侯之封地，歸下國，即指出仕而言”。又言：“竹林七賢全都好酒善飲，以沉酣放縱得名。詳此，則‘成名猶不勤’一句當可迎刃而解，蓋暗示六賢相繼出仕，沒有堅持‘以酒為名’耳?！?sup>[20]如此抓住“突破口”，確實新人耳目。然細想，“山陽”的“第一反應”是嵇康，而非“竹林七賢”。且嵇康激烈反對出仕，也從未歸過“下國”。去掉嵇康，這不成了“竹林六賢”？其二，似乎一時還想不起“山陽”就是竹林七賢的代名詞，且論者也未舉出實例，哪怕一個也好！再次，竹林七賢中的山濤出仕后夠勤快的，接連不斷地推薦所品鑒的人物，使“山公啟事”大出風采！還有擁推司馬集團的《勸晉表》就出自阮籍之手，這些怎能謂之“不勤”呢？復次，從陶淵明詩里可以看出嵇康、阮籍的影響，大概不會用“成名猶不勤”言及，何況阮籍等在未出仕前就已“成名”。所以陶詩此兩句不是說的“晉人心目中的‘山陽’”，而是自己心中的，否則晉人作玄言詩，陶就不會去作與眾不同的田園詩。

圖11 明 陳洪綬 陶淵明圖卷（貰酒）

此亦陳氏所畫陶公十二圖之一。一童子或幼子前行，陶公隨后，步履蹣跚。童子雖背面，然與陶構成呼應狀。內容大約得錢買酒事，描寫深入陶公日常生活，人物神情欣然。

總之，田著要竭力“把《述酒》詩從它傳統(tǒng)的闡釋框架里剝離出來，從一個嶄新的闡釋角度對它進行考察”，認為“韓駒和湯漢以此詩為‘隱語’,‘疑詞’, ‘辭之廋也’，蘊涵了忠于東晉王朝的詩人‘不敢言而亦不可不言’的‘主弒國亡’之痛，這一政治闡釋的宏觀背景，是宋代理學的昌盛，也是宋代以烏臺詩案為標志的文字獄之興”。① 傳統(tǒng)與非傳統(tǒng)的兩種闡釋，懸若天壤，若比勘起來，非常有趣：

① 田曉菲：《塵幾錄——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220、222頁。

續(xù)表

以上兩種闡釋竟然如此懸殊，就像李商隱的《錦瑟》，橫嶺側峰，可以滋生許多不同解釋。正如以“‘飲酒’來闡釋《述酒》”的論者所言：“《述酒》以政治寓言作為闡釋的框架，但都是從一個固定的角度逐字逐句解說文本，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言之成理。這讓我們格外清楚地看到內在于闡釋行為的任意性，和文本自身具有的張力?！?sup>[21]準乎此，我們對飲酒說的理路，不是也有上邊同樣的感覺嗎？

首先的問題，正如飲酒說論者指出那樣：“為什么陶淵明詩風向來如此平易，集中突然出現(xiàn)這樣一首‘晦澀’的詩？這個問題，是許多論者在談及這首詩時都曾提出過或者想到過的。正因為沒有更好的答案，人們才會認定這是詩人諷喻政治時事的結果（自晦其詞，不使讀者窺知真意）。但是假如提出問題本身就存在問題，那么這樣的問題所引起的答案只能進一步誤導我們。”對此，論者自己回答：“首先，對于陶淵明同時代人來說，《述酒》一詩未必‘晦澀’。其次，陶淵明詩風的平易，在很大程度上是宋人在校訂抄本異文時加以刻意取舍的結果?！鋵?，我們閱讀陶詩，不應該囿于宋代人的觀點，而應該記住南北朝時人陽休之的評價，所謂陶詩‘往往有奇絕異語’者是也?！?sup>[22]

人所共知陶詩言酒極多，比陽休之尚早的蕭統(tǒng)《陶淵明集序》說過：“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焉?！蔽覀冊?jīng)統(tǒng)計，陶集言酒詩將近一半，為何其他都那么“平易”，唯獨此首如此“晦澀”？我們又知道陶詩凡言及做官，自始及生命終歇都極為謹慎小心，制作了許多的代名詞^[23]，就連辭掉一個小小彭澤令，都要迂回說成“駿奔”妹喪。至于對復雜動蕩時局的直言之詩一首也沒有。他又不是一個天生的樂于隱居的人，至于無奈歸隱后，仕與隱矛盾仍然在心里較量。因為他本來就是欲有為而不能有所為，他所生存的東晉已處于岌岌可危的時代，高門大族也退身自保，又怎能為陶淵明提供大展猛志的空隙，不依附某一為爭權而斫殺的軍事集團，就只能回歸田園。他選擇了后者，但并未忘懷東晉政局，何況他是從那個不爭氣的東晉政權進出不已的人。所以，《述酒》詩的政治說，還是能貼近陶之心底。如果依了“飲酒說”，那倒是把他高高懸在空中，剝離了他的生態(tài)環(huán)境。

陶集異文之多則有目共睹，不僅僅是《述酒》如此?，F(xiàn)在傳下來的宋人刻本，都保留著異文，這也是宋本珍貴的原因之一。何以它詩有宋人“刻意取舍”而那么“平易”，而唯獨此首卻如此“晦澀”，恐怕也是說不過去的。即使按宋人舍去的異文看此詩，也恐怕不是單純的喝酒詩，否則，陶淵明很可能有跡近酒徒的嫌疑?！妒鼍啤返碾鼥V特征，不自陶始，對陶頗有影響的阮籍《詠懷》已發(fā)其軔，因為他們所處時代太相似，阮籍詩倒對解讀《述酒》有指南作用。

說到傳統(tǒng)作用于陶詩的效果，“飲酒說”的論者又有言：“陶淵明的閱讀范圍相當廣泛，而他所受到的文學影響，在其詩文中表現(xiàn)得十分清楚，姑且不談具體字句，只就詩賦主題來看，如《詠三良》、《詠二疏》、《詠荊軻》諸詩，從曹魏到東晉，已經(jīng)形成了一個源遠流長的詩歌傳統(tǒng)；再比如《擬古》其九‘種桑長江邊’一首，往往被解釋為傷悼易代，但是，其文學樣范乃是酈炎（150～177）的《見志詩》和繁欽的（? ～218）《詠蕙詩》?！?sup>[24]這種強調“一首詩孕育另一首詩”的說法，把接受傳統(tǒng)的影響，看成不同時代的翻版，尤顯得絕對。陶之《桃花源記》并不等于《老子》的小國寡民，田園貧窮的描述之于西晉束皙《貧家賦》、《餅賦》，田園風光與湛方生田家詩，《歸去來兮辭》與其藍本張衡《歸田賦》亦有很大的區(qū)別?！堕e情賦》之于張衡、蔡邕諸作，《感士不遇賦》之于董仲舒與司馬遷，都是“孕育”出來的，那陶淵明只能像陸機那樣，就不可能耀眼于六朝！

即如《述酒》，既然是寫日常飲酒，何必要用那么多代名詞指酒，有何必要繞那么大的彎子；酒之有無，亦不至于“流淚抱中嘆”；梁孝王諸臣，怎能稱作“諸梁”，而喪其身又非僅“羊勝”一人。把他們和酒扯上，也未免過于紆遠；詩人要離開舊居求仙，而舊居怎能稱作“舊京”。而陶本人是不是對求仙有興趣，亦成問題。“遺薰”即使如論者所說的“遺芳”，這和酒又怎么沾上邊；同樣“奇文”又與“飲酒賦詩”有何關系？總之，陶淵明如此寫酒，如此手法，在陶詩不會找出第二例來。所以比較起來，還是政治說基本切合。從中看來，對晉室的衰敗，哀其不幸，怨其不爭，流露的態(tài)度還是“指而可想”的。

劉宋易代之后，陶詩對亡晉的態(tài)度亦有流露。一般認為《詠二疏》、《詠三良》、《詠荊軻》詩體相同，內容又相互闡發(fā)，當為一時所作，作于劉宋開國不久。湯漢說：“二疏取其歸，三良與主同死，荊卿為主報仇，皆托古以自見云?！?sup>[25]陶在41歲時決然歸隱，本身就對晉室感到失望而不能有所為，歌詠隱士本是陶詩一大宗，“取其歸”當是題中應有之義。詠三良又豈能是“與主同死”？時下論者以為屬于一般詠史，未必影射現(xiàn)實。或認為作于出仕前家居之時，屬于模擬舊題。張協(xié)《詠史》一首，即詠二疏。曹植有《三良詩》，王粲《詠史》、阮籍《詠史》二首之一，亦同。左思《詠史》之六，阮瑀《詠史》其二亦詠荊軻。詠史一般借以詠懷，陶亦言“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當不能以泛泛之作待之。陶澍說：“古人詠史，皆是詠懷，未有泛作史論者。曹子建《詠三良》:‘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丝何闹疀霰。毓由蠒?，愿葬驪山之足者也。淵明云：‘厚恩固難忘，投義志所希?！说繌埿勚蝗踢M毒，而自飲先死也。況二疏明進退之節(jié)，荊軻寓報仇之志，皆是詠懷，無關論古，而諸家紛紛論三良之當死不當死，去詩意何啻千里！”^[26]三篇結尾，都有直接表態(tài)式的議論，言二疏則云“誰云其人亡，久而道彌著”，對三良則言“良人不可贖，泫然沾我衣”，謂荊軻則云“其人雖已沒，千載有余情”，陶澍所說“皆是詠懷，無關論古”，還是有一定道理的。清初邱嘉穗即言：“但細玩三篇結句，正復無限深情，不待議論而其意已彰矣。淵明仕彭澤而歸，亦與二疏同，故托以見意。”但他以為“此下三詩，皆有次第。詠二疏去位，所以自況其辭彭澤而歸田也。詠三良從死，所以自傷其若果從晉恭帝而死。詠荊軻刺秦，所以自傷其不得討劉裕篡弒之罪也”^[27]。如果從殉死與討劉看，未免執(zhí)泥。陶澍謂詠三良悼張袆飲藥先死，未嘗不算一解，然平和的陶淵明怎么想起來歌頌“暗殺黨”式的刺客？雖然他壯年三入軍幕，但要動刀動槍恐不見得。龔自珍《己亥雜詩》就說過：“陶潛詩喜說荊軻，想見《停云》發(fā)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俠骨恐無多?！倍f和他自己一點無關，“未必別有深意”（朱自清語），只是泛詠史事，恐怕有些簡單。朱熹說這詩“露出本相”，不然“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似乎更合乎情理。建安詩人詠荊軻，意在士為知己者死，是給主子說好聽的。左思只看重豪飲燕市蔑視豪右的布衣精神，不涉刺秦事。陶詩熱烈地描寫了全過程，末尾尚言：“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余情?！碧沼衅胶鸵灿猩衅嬉幻妫@詩也寫得熱血噴涌，當自有所用意。清人馬璞說陶之詠史詩“皆有意。二疏辭官……是淵明之所深與，三良則以殉君者對照弒君，荊軻則以報秦者感懷報宋，故其辭多慷慨?！?sup>[28]溫汝能亦言：“荊卿刺秦不中，千古恨事。先生目擊禪代，時具滿腔熱血，觀此篇可以二知其志矣。人只知先生終隱柴桑，安貧樂道，豈知卻別有心事在。賢者固不可測，英雄豪杰中人，安知不即學道中人耶！”^[29]然前人亦有異見：“靖節(jié)詩，惟《擬古》及《述酒》一篇，中有悼國傷時之語，其他不過寫其常情耳，未嘗沾沾以忠悃自居也?！?sup>[30]陶對東晉雖不一定全然“忠悃”，然亦不能排除同情，而在詩中不能不有所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