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jié) 尚武思潮的興起

一、“軍國民”思想的提出

近代中國，國勢衰弱，有識之士紛紛探求“保國保種”之途，社會達爾文主義理論深入人心，在國民性改造思想提出的同時，有識之士對身體的關注和討論也漸漸展開。梁啟超說：“生存競爭，優(yōu)勝劣敗，吾望我同胞練其筋骨，習于勇力，無奄然頹憊以坐廢也?！?sup>注這一表述至少包含兩層意思：一是用“優(yōu)勝劣敗”這種充滿達爾文主義色彩的詞匯作為立論的大前提，提醒人們直面國族的危機；一是強調了“保國保種”的途徑，在于練筋骨、習勇力。由此可見，在梁啟超的思想認識中，國家、民族及個體的生存與武術有著緊密的關聯(lián)。梁啟超的觀點既是個人的，也是群體的。如嚴復就曾說：“顧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誠優(yōu)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統(tǒng)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開民智，三曰新民德?！?sup>注在嚴復的這一觀點中，民力、民智、民德均是新民的重要途徑，而民力成了首要因素。

在此時人們開展的關于強權與公理的討論中，嚴復的這一觀點得到了進一步的闡發(fā)。當時的知識界存在“有公理無強權”和“有強權無公理”的爭論。在這場爭論中，不少人表現(xiàn)出對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的支持。人們選擇社會達爾文主義，并不是該主義的承諾是如何美麗誘人，而是它確實能夠解釋國人面對來自叢林社會列強威脅時的諸多困惑。作為偏向于公理一面的代表者，嚴復在《有強權無公理此說信歟》一文中明確表達了自己的立場，與信奉強權者劃清了界限。但也正是在這篇文章中，他對論辯對手的立場和觀點予以了回護。他說，“有強權無公理”這一種觀點雖然錯誤，但是當中也包含著一些合理成分，因為有文德的人肯定會有武備，不具備強權而唯獨依賴公理的，很難得以生存?！肮蕠辉懭?，民不尚武，雖風俗溫良，終歸侮奪?！?sup>注詰戎也好，尚武也罷，在國家與民族存亡的層面，很大程度上指的是以強權對抗強權，從而獲得生存的權利和自由，這是當時諸多知識分子提出的解決方案。這個解決方案盡管遭到諸多詬病，但有其歷史的合理性，尚武思潮的興起正基于此。

在當時關于“尚武”的諸多言論中，蔡鍔的《軍國民篇》一文和梁啟超的《新民說》一文影響無疑是巨大的。在《軍國民篇》和《新民說》第十七節(jié)“論尚武”中，他們都將國民體質的文弱與國族的盛衰聯(lián)系在了一起，在“鼓民力”方面不厭其煩地加以闡釋和推動，于是，“尚武”之聲不絕于耳。

蔡鍔的《軍國民篇》，以“奮翮生”為筆名，開始連載于《新民叢報》1902 年第 1期，開篇就描述了一種催人奮進的歷史背景。他說，在甲午戰(zhàn)爭之后，中國人當中的一部分不愿亡國的有識之士，都紛紛奮起，大聲呼吁。這些有識之士，有些人主張變法和自強，有些人主張開啟民智，有些人就國族命運發(fā)出警告，有些人則強調自尊，以鼓舞國民的志氣。這些言論顯然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海內外很多人受其影響，開始對亡國、喪家產生驚懼，感到恥辱?！拔磶子形煨缱兎ㄗ詮娭e，此振興之自上者也；逾年有長江一帶之騷動，此奮起之自下者也；同時有北方諸省之亂，此受外族之憑陵，忍之無可忍，乃轟然而爆發(fā)者也?！?sup>注這些言論，導致了戊戌變法，導致了人們對于外族凌辱的反抗，影響可謂巨大。顯然，蔡鍔對時勢的把握非常準確，對造成這一時勢的社會矛盾也極為了解。在此基礎上，他斷然指出：“中國之病，昔在神經(jīng)昏迷，罔知痛癢，今日之病，在國力孱弱，生氣銷沉，扶之不能止其顛，肩之不能止其墜?！?sup>注在他看來，這一時代在危機意識的傳遞方面所做的努力已經(jīng)較為充分，而在培養(yǎng)國力與生氣方面卻還需要更多的關注和投入。于是，他明確提出，“軍國民主義”正是解決中國“今日之病”的一劑藥方，如果不提倡，則國家就會走向滅亡。

發(fā)此宏論之后，他開始進行詳細的解釋。中華民族所存在的真正問題是什么？他說：“漢族之馴良懦弱，冠絕他族，伈伈伣伣，俯首帖耳，呻吟于異族之下，奴顏隸面，恬不為恥?！?sup>注他認為，“馴良懦弱”導致了漢族的積弱，這在過往的歷史中早已存在，他列舉了周與西戎、漢與匈奴、晉與五胡，唐與突厥、宋與金遼、明與滿等關系，說明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也是一部異族的踐踏史，以此來證明自己的說法。他還列舉今日中國之于俄、于英、于法、于德、于日本、于意奧、于美利堅，在與西方列強的對比中，中華民族的弱點變得更為明顯，由此引發(fā)的矛盾也更加尖銳。他由此發(fā)出感慨：“嗚呼！舉國皆如嗜鴉片之學究，若罹癩病之老婦，而與獷悍無前之壯夫相斗，亦無怪其敗矣。”^注一群老弱病殘，在“獷悍無前之壯夫”面前，怎能不?。繛榱苏撟C自己的這一觀點，他還引用了日本尾崎行雄的著作《支那處分案》中的觀點。該書認為：中國人尚文，但不尚武；好利，但不好戰(zhàn)，所以其時中國的屢戰(zhàn)屢敗，固然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在于中國人的性情。蔡鍔所引用的文字，也將矛頭對準了國民的戰(zhàn)斗力，簡而言之，即為“民力”。兩相對照，他所提出的“軍國民主義”顯得切中時弊、師出有名。

在此基礎上，針對民族的墮落腐壞，他又詳細列舉了八個方面的原因。其中第五條原因為“體魄”。他援引了嚴復《原強》的觀點，說嚴復在國民的德育、智育、體育三個方面，特別強調體育。他承認，在初讀這一篇文章時，只是覺得它較為新奇，但隨著對國際形勢、各國盛衰強弱的原因進行深入分析和實地考察之后，他發(fā)現(xiàn)，嚴復的眼光是超越常人的。在相關表述中，他高度肯定了嚴復《原強》中的觀點，總結了歐美列強的立國之本，提出靈魂文明、體魄野蠻的強國強種的主張。以此為立足點，他又聯(lián)系和總結了我國國民體魄的嚴峻現(xiàn)狀?；诖?，“尚武”思想，或曰“軍國民主義”，就具有了難以辯駁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蔡鍔的“軍國民”思想于是得到諸多認可。

梁啟超在《新民說》的“論尚武”一節(jié)中，也旗幟鮮明地表明了自己的觀點。在該節(jié)的開篇，他就指出，尚武是國民的元氣，是國家成立的基礎，是文明得以維持的依賴。他把“尚武”放在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使人不得不重視。緊接著，他羅列了斯巴達、俄羅斯、德意志以及鄰國日本等若干國家與民族的以“尚武精神”為內核的強盛之道，以為參考和借鑒。他進而開始從歷史的源頭開始質詢我國的積弱之原因，并提出，要想培養(yǎng)尚武精神，就必須要具備三種力量：一是心力，一是膽力，一是體力。以此從操作層面提出應對之策。在這一章節(jié)的最后，他說：“今日群盜入室，白刃環(huán)門，我不一易其文弱之舊習，奮其勇力，以固國防，則立羸羊于群虎之間，更何求以免其吞噬也？”^注再次強調了國族存亡的危機意識，以使讀者更徹底地接受“尚武”思想。由此可知，梁啟超對“尚武”的提倡，其實與蔡鍔立場一致。這一點，在《中國之武士道》一書中也有體現(xiàn)。清末民初的尚武思想，正是借助這樣的理念而得到廣泛的傳播。

二、精武體育會的探索

關于清末民初尚武思潮的傳播，值得稱道的是，不僅有一批思想者在高聲呼吁，更有一批實踐者在努力前行。其中，上海精武體育會的活動和影響，是這些實踐者工作實績的有力說明。

精武體育會于民國前兩年（庚戌年，1910 年），由霍元甲先生創(chuàng)辦于上海閘北，初名精武體操會。對精武體育會展開研究，需要重視《精武本紀》這本書。該書問世于 1919 年，是上海精武體育會創(chuàng)辦十周年的紀念特刊，由陳鐵生主編，出版社不詳。它對精武體育會十年歷史作了非常詳盡的介紹，也留存了諸多關于精武體育思想的時代聲音，因而得到不少研究者的重視。黃佩華的《精武體育會成立年代考》^注主要通過此書，考證了精武體育會的成立時間。張銀行等人的《使命與揚武：精武體育會與武術近現(xiàn)代化研究》^注以《精武本紀》為重要依據(jù)，探討了精武體育會在促進武術近現(xiàn)代化轉型發(fā)展方面所起到的積極作用。張娟的《孫中山的體育理念———讀〈精武本紀·序〉》^注則對孫中山所著序文進行了詳盡的研究。事實上，從該書可以領略精武體育會成員對精武體育精神的理解，也可以窺見民國初年革命黨人的相關思想，結合同時代人們關于同一主題的各種闡釋，可以更全面地把握這個時代尚武思潮的基本價值取向和人們的實踐路徑。

精武體育思想到底包括哪些重要內涵？有何具體表現(xiàn)？《精武本紀》提供了諸多的線索。從它記載的精武體育會成員的現(xiàn)身說法，和體育會的活動本身，就可以感知和把握。

陳鐵生所撰《大精武主義》曾提到精武體育會的性質。該文說：“本會雖為學校之性質，而無年齡之限制……本會雖有俱樂部之性質，而嚴禁不規(guī)則之行為……本會既為學校性質，故從前拳師之積習，在所嚴禁，無謂之政談，亦當屏絕，造成學養(yǎng)功深、武德純粹之平民?！?sup>注從這一表述可以看出，精武體育會從某種層面來說，是一個以從事體育活動為主的同人組織。但這個同人組織有著不一般的價值追求。以其所設置的對立面入手，可以發(fā)現(xiàn)這一點。例如何為“前拳師之積習”？吳榮煦在《祝精武體育會》中說得很明白：“余始以國技一門，中國向有習之，而綠林居多。習之者，亦每好勇斗狠，每因小嫌輒擅施其技，故有道君子素不之重。且彼家數(shù)紛歧，每相妒嫉，非國之福，視以為非要圖也?！?sup>注顯然，在吳看來，中國固有的武術，附帶著諸多的問題，如習武者的好勇斗狠，如幫派林立、互相嫉妒，這些都影響了武術的積極社會作用的發(fā)揮。以吳的解釋來對照，可見陳鐵生的這一言論，明確地將精武體育會與舊時代的各種積弊劃清界限、區(qū)分開來。精武體育思想的一個重要內涵，就是把“學養(yǎng)功深、武德純粹”作為個人修習的最高目標。這一理念，將身體與精神放置在同樣重要的位置上，看準了民族的積弱之處，提出了改良的方向，頗具新意。

陳公哲《精武之真精神》一篇，則將精武的內涵至于國民性改造的層面。他說：“惟我精武會員，人人知有義務，不知有權利，有時且犧牲一己之權利助成義務，而不居其名……惟我精武會員，一視同仁，不分階級，其人而可與為善，雖鄙夫視若弟昆……用能使與斯會者人人摒嗜欲、淡名利，事事務求實踐，力戒虛驕，期造成一世界最完善、最強固之民族，斯即精武之大希望也，亦即精武之真精神也。”^注不求權利，專講奉獻；不分階級，與人為善；戒驕戒躁，平和務實；人人從自身做起，以構筑強盛民族。這一精武體育精神的核心內涵，與清末民初的國民性改造思想有著內在的一致性，顯現(xiàn)出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陳公哲是精武體育會重要領導者之一，他的這一認識，至少能夠顯現(xiàn)出一部分體育會成員的共同期望。

精武體育會的這一基本價值觀，從實踐層面看，是符合時代需求的?！毒浔炯o》記載，精武體育會起初條件非常簡陋。民國四年，操場為颶風所毀，陳公哲、盧煒昌、姚蟾伯等三人為體育會修建西式會所，以作活動之用。以此可大略見到初辦時的凄惶，和部分核心人物的奉獻精神在體育會發(fā)展過程中所起到的至關重要的作用?！毒浔炯o》又載，等其逐漸壯大之后，又在各省區(qū)及海內外設立精武分會?！毒浔炯o》無法記載，而后世人又都知道的，是體育會的影響力直至 20 世紀后半葉依然存在。作為一個民間組織，其生命力能綿延至此，這充分證明了精武體育會的精神追求與時代的契合性。在《精武本紀》中，體育會中人認為這一努力的過程體現(xiàn)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意識。實際上，體育會成員對精武體育精神的理解和認識要遠遠超出這一儒家傳統(tǒng)思想所涵蓋的范圍。

在精武體育精神的指引下，《精武本紀》所記載的體育會日?；顒右苍谝欢ǔ潭壬象w現(xiàn)出“全人教育”的特征。精武體育會有專門設計的會旗、服飾、徽章。其會旗“備各會員用為住宅之飾壁，以示晨夕不忘也”。^注而其徽章經(jīng)歷多次修改，“現(xiàn)在規(guī)定全用盾形，意取正當防衛(wèi)也，而身而家而國，而世界，咸若此焉”。^注而關于授盾活動，書中記載說：“凡會眾有服勞日久，純任義務，或有非常之贊助，創(chuàng)始之勛勞者，經(jīng)會眾公決，以全體名義公贈此盾。有得盾者，咸以為榮寵，然無閑言。不輕授受，與彼爛羊頭勛章雨有霄壤之別也。本會會眾于精神上體魄上皆得無限之利益，惟雖有十年服務，心力交瘁者，而身外之物之酬贈，舍此盾外，例不許有他物焉?！?sup>注從這一解釋可知，在精武體育會組織者的意識當中，此盾有極高的榮譽性，體現(xiàn)的是對精神的勉勵和嘉獎。旗幟、服裝、徽章等物，構成了一個共同價值取向的生成與維持的系統(tǒng)。而其教學內容，也堪稱豐富多彩。除應有的技擊功夫之外，還包括兵操一項，其意義不容忽視。此外，更有習文練字、攝影作畫、傷科醫(yī)學及下棋、打球、絲竹等各類游藝項目。這一系列教學內容，在今天看來，完全是一種素質教育，它體現(xiàn)出一定的先進性。

精武體育會還面向社會公眾，舉辦了若干屆運動會。其中，第四屆運動會于民國五年（1916 年）十一月五日舉辦，孫中山先生到會發(fā)表演說，表揚技擊有利于身體。本次運動會還增添“技擊說明”的環(huán)節(jié)，解釋其實用方法，以期取得普及之效。第五屆運動會于民國六年（1917 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舉行，這一次運動會包含“技擊術軍用實施法”一門，用技擊手法施于火槍上刺刀之對敵，及刺刀與指揮刀交戰(zhàn)，受到了國內外來賓的歡迎。據(jù)稱英國人辦的《字林報》和美國人辦的《大陸報》都對運動會作了相關報道。這次運動會的《啟事》中說，精武體育會以喚起國人尚武精神，改鑄國人體魄為宗旨，所以所傳授的功夫，往往注重實用性強、平易近人，以使得練武之人，不管老幼，每練一日，都可以有所長進，每練一技，都能提起興趣。關于運動會設置的“武技解釋”和“生理表示”的環(huán)節(jié)，《啟事》解釋道：“今以運動場中來賓眾多，特添入武技解釋一門，將技擊術中之徒手器械各種用法擇要說明，且以吾國舊傳之槍法刀法改施于軍用刺刀、指揮刀，俾知技擊術之無往不宜。更添生理表示一門，從醫(yī)學生理上表出人身強弱之大原因。此節(jié)尤關緊要，須知積民成國，人身之強弱，即國家興亡所由系焉。”^注從這一言論，可知精武體育會同仁對自身所為的目的是有非常清晰的認識的，因而其著力點的選擇也就顯得有的放矢。

精武體育會的影響力并不局限于會員范圍，這從《精武本紀》所記載的技擊大會操情況可以看出。從《技擊大會操記》一文可以看出，體育會外派諸多教師赴上海各團體開展教學活動，而這些團體，如復旦大學、中華工業(yè)學校、東亞體育學校、上海青年匯、澄衷學校、嶺南中學、十三隊童子軍、愛國女學、中國女子體操學校、商務印書館工界青年勵志會、廣東小學、培德小學、青年俱樂部、培本小學、廣肇女學、崇德女學等，往往于每月的第四周集結于體育會的操場，會操技擊。“雖千數(shù)百人，以口令指揮之，裕如也。本會教練注意團體操，蓋欲養(yǎng)成一種共同生活之精神?！?sup>注由此可知，在當時，精武體育會成員還在諸多的學校和教育團體那里，通過施教，帶動了一批青年，從而產生了巨大的社會效果。更要看到的是，這些學校和團體能夠支持會操，說明他們對精武體育會相關理念的認同。精武體育思想不僅僅是體育會中的一群人所秉持的理念，也是同時代諸多群體和個人共同價值取向的代名詞，它具有一定的普泛性。精武體育思想與近代尚武思潮之間有著密切的關聯(lián)，可以被看成是尚武思潮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在《精武本紀》出版之后，1921 年，又有《武術》雜志創(chuàng)刊。總編輯謝強公在該刊《發(fā)刊詞》中說：“救國之道多矣，愚以為唯一解決之法，厥推體育……年來國人漸有覺悟，能用銳敏的頭腦、正當?shù)难酃?、為能理解有意識之尊崇真國粹，即提倡中國式之武術是也。”^注在他看來，體育是救國之道中的極為重要的一種，其所謂“唯一”之詞，略嫌夸張。以上言論，顯然也并沒有超出《精武本紀》闡釋的理念所能夠企及的層面。但它的出現(xiàn)，說明當時的尚武思想已經(jīng)形成了一種合力。

不過，在這個時代，在關于“尚武”的討論中，也存在另一種冷靜的聲音。從《精武本紀》中，最易使人感知的，是同時代對提倡技擊行為的質疑。盡管《精武本紀》沒有把相關言論摘錄下來，但從陳鐵生《新青年雜志主筆聽者》等文字，可以輾轉看出這些言論的存在。陳鐵生一文，對知識界的質疑聲音予以了回復。他首先描繪了一個好的前景，說前面有一個極樂世界，此處所謂極樂世界，應是指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但是，要想實現(xiàn)這一目標，抵達這一世界，途中會遇到很多障礙。到底是怎樣的障礙？他列舉了一些，如拿火槍的強盜，拿毛錐子的強盜，戴禮帽穿禮服的強盜等等，明眼人一看便知，這些所謂的強盜，便是或以文明、或以野蠻面目出現(xiàn)的列強。他說：“我們欲往極樂世界，如果各個都是手無縛雞之力，就是要去也走不動。故此先要練得一副好身手，才可以起程，才可以刈除路上的種種強盜。若然，天天想望極樂世界，只是用兩片唇皮來吹，那些強盜，斷斷不會大發(fā)慈的。”^注《精武本紀》中的《出版紀略》中也做出了類似的辯解。它說，民國時期的反對拳術者，往往存在三種謬誤的心理：一種是誤將拳術與義和團混為一談，一種是將梁山泊中的人物與當時的技擊家混為一談，一是將專橫的軍閥與練武之人混為一談，“以為有武字氣味者，皆同類也”。^注從以上兩篇可知，在當時，知識分子當中存在著對尚武思想的不同認識。

陳鐵生一文所指的關于拳術的冷思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先驅公開發(fā)表的言論，它們主要來自 1918 年《新青年》第 5 卷第 5 期。在這一期的《新青年》中，陳獨秀先生在《克林德碑》一文和魯迅先生在《隨感錄·三十七》中的相關文字，都表現(xiàn)出對拳術的質疑態(tài)度。但這些文字都有其特別的針對，并非就技擊等概念泛泛而談。從其文字來看，陳獨秀和魯迅所反對的，是裝神弄鬼式的武術，而不是強身健體式的武術。而在當時，國人中又偏偏不缺裝神弄鬼、渾水摸魚者。這正如梁啟超的小說“新民”觀，梁本人固然是堅信不疑，但后來的不少持此論者當中，未必就沒有投機者。當時的真心習武之人，顯然也并不能否認這一現(xiàn)象的存在。陳獨秀與魯迅的這些言論，有利于人們保持客觀與冷靜，這對尚武思潮的傳播與實踐來說，無疑是大有益處的。

三、革命黨人對尚武思想的闡釋

精武體育會雖屬于民間組織，卻與革命黨人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這從《精武本紀》中能夠看出?！毒浔炯o》收存了不少革命黨人的文字和墨跡。在《精武本紀》的卷首，分別有孫中山先生撰寫的《精武本紀序》、胡漢民手書的弁言、朱執(zhí)信手書的序文。而在內頁中，還收錄了吳稚暉所撰寫的《技擊叢刊序》等，《技擊叢刊》等是精武體育會的出版物。此外，內頁還收有孫中山先生題額，又有林隱青書寫的條幅、王秋湄的手卷、朱執(zhí)信的題額。以上諸位，皆有同盟會的背景。這些足以說明兩者之間關系的密切。

對此，精武體育會中人有自己的一番說辭。在孫中山先生“尚武精神”的題額之下，有陳鐵生所寫的一段話，其云：“或曰孫先生為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總統(tǒng)，一經(jīng)品題，頓增榮寵。陳鐵生曰：否！不然！吾精武無政治臭味，吾第知先生足跡遍天下，為富有學識之醫(yī)學博士，此既贊成技擊，必于生理上有百利而無一害，增一科學上之確切證明耳?！标惖倪@段表述，旨在撇清精武體育會與政治之間的關系。話雖如此說，但畢竟寫這一題額的是孫逸仙博士，而非其他醫(yī)學博士，本身就已經(jīng)說明問題。

孫中山先生所撰寫的《精武本紀序》對精武體育會予以了正面評價，也對自己的尚武理念進行了闡釋。孫中山在這篇序文中表達了三層意思。他的尚武思想，主要體現(xiàn)在本文之中。在該序文的第一層，他主要在為技擊功夫正名。自從火器輸入中國之后，國人對技擊功夫轉換了態(tài)度，對其作用產生了懷疑，并逐漸摒棄，對此，他的評價是，國人獲得的是他人物質文明的粗末，卻放棄了自己固有的技能，以為無用，也即撿到芝麻，丟了西瓜。從一個革命的實踐者的角度，他用事實來強調技擊術的重要性：“不知最后五分鐘之決勝，常在面前五尺地短兵相接之時，為今次歐戰(zhàn)所屢見者，則謂技擊術與槍炮飛機有同等作用，亦奚不可?！边@一見識，源自于對現(xiàn)代戰(zhàn)爭的體察，顯現(xiàn)出軍事領導人的獨特視角，與普通知識分子的理念辨析或紙上談兵者的畫地為牢不可同日而語。在序文的第二層，他又將技擊與強國強種聯(lián)系在一起。他說，我國民族，是一個平和的民族，并不擅長于黷武善戰(zhàn)，在競爭劇烈的時代，我同胞卻不知求自衛(wèi)之道，因而不適于生存。從近代戰(zhàn)爭的情況來看，總是以弱國為問題?！疤纫云胶椭褡迳朴谧孕l(wèi)，則斯世初無弱肉強食之說，而自國之問題不待他人之解決。因以促進世界人類之平和，我民族之責任不綦大哉！”在這一點上，他的觀點與近代以來無數(shù)致力于民族強盛的先賢不期而遇，也為技擊、體育等一系列概念在國民性改造的思想體系中爭取到了一席之地。其第三層，也就是文章的最后，他對精武體育會予以了肯定。他說，精武體育會成立十年來，取得了諸多成績?！白R者稱為體魄修養(yǎng)術專門研究之學會，蓋以振起從來體育之技擊術為務，于強種保國有莫大之關系。推而言之，則吾民族所以致力于世界平和之一基礎！”^注既為《精武本紀》作序，進行如此的陳述當然是必要的。

吳稚暉所撰寫的《技擊叢刊序》則旁征博引，著力為技擊功夫爭取存在的合理性進行辯護。他指出，從先秦開始，我國人就將射御與書數(shù)并重，但自宋元以來，出現(xiàn)“儒懦主義”，強調尚德，智力次之，體力則受抑制，導致的結果是體魄薄弱、智識粗忽，而道德也不能不變得茍且。這一表述，一方面指出了民族落后的原因，另一方面也顯現(xiàn)出了他將德、智、體視為同等的基本立場。接下來，他以現(xiàn)代文明的具體表現(xiàn)來論證自己這一基本立場的正確性。他說，現(xiàn)代教育，就是同時強調德智體的全面培養(yǎng)、平均發(fā)育。他也看到，有先見者認識到其中的問題之所在，不過，他更指出這一問題并未得到解決。他說，近二十年，雖然有很多人痛悟其非，但是，雖然學校中增設“體育”一科，不過是一種裝飾，仍然有人堅持將各種體魄修養(yǎng)術如拳術一類視為江湖外道。通過以上論述的層層推進，他認為精武體育會“以朝陽一鳴鳳，而以講習會之形式，實立一體魄修養(yǎng)術專門學校之基礎”，^注這既是對精武體育精神的肯定，也是他內心的改造民族、改良社會的期望值的轉折呈現(xiàn)。

由以上革命黨諸人物的言論可知，他們對當時的國家、民族生存與發(fā)展所面臨的問題有著自己的深入認識，并且也提出了一定的解決方案。正是在這個基礎上，他們才會對精武體育會的活動與精武體育精神予以認同與表彰。這從一個側面證明了精武體育精神的時代價值。

《精武本紀》之外，還應該值得一提的，是《武學》雜志的訴求。《武學》雜志于1909 年（宣統(tǒng)元年，明治四十二年）印行于日本，這一時間與精武體育會創(chuàng)辦的時間比較接近。雜志在其所刊載的“武學雜志簡章”中提到了雜志的六項“主義”，其中第一項即為“鼓吹尚武精神”，^注這一點在雜志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xiàn)。在“出使日本大臣”李家駒為雜志所撰寫的《祝武學發(fā)刊序》中，他說：“日本近歲，若學校、若工藝、若政事法律，莫不步趨泰西。至其武備也，則尤本尚武之故習，剬精劌志，蔚成勁旅，以執(zhí)東亞之霸權。居今日而言，武學近取日本，固其宜矣?！?sup>注這一段話體現(xiàn)出時人對于向日本學習的基本態(tài)度，其對尚武的強調，與“東亞之霸權”聯(lián)系在一起，潛臺詞一目了然。劉基炎在《武學發(fā)刊之意見書》中說：“故近世國家，恒以文明對國內，以野蠻對國外，換言之，即以戰(zhàn)爭對國際，以預備戰(zhàn)爭對國內。吾故所謂國內尚有文明之可言，國際則無在而非野蠻之實際。然其實野蠻，即文明之護符，文明乃野蠻之產子，是國家茍欲發(fā)達，其國內之文明即當從事于國際戰(zhàn)爭為起點?！?sup>注這一論述顯然是公理與強權之辯的一種個人表達。將這一觀念與《精武本紀》中孫中山所寫的序言等言論相比較，又不難看出政治家著眼于國家強盛以自保的一致性，以及在這一愿景之下賦予武功一定職責的共通性。

至于同盟會諸位在《精武本紀》中基于所謂戰(zhàn)爭“最后五分鐘”的理解和闡釋，在《武學》雜志中也都有相應的體現(xiàn)?！段鋵W》第 9 期，又刊載《日本勝俄之原因及結果》一文，在上文基礎上，又附加了立憲、社會等原因，其中有“教育”一條，指出普法戰(zhàn)爭的普國勝利，與日俄戰(zhàn)爭的日本勝利，教育皆為重要的原因。^注 《武學》第 10 期則隨即有《論征兵宜先普及教育》一文，指出：“各國國民教育普及，兵知與國與民之關系，有所因也。中國國民教育部普及，猝以文明程度待之，以國民尊之，實足以長其傲慢虛矯之氣，而為國家人民之蠹，無所因也?！?sup>注故而提出征兵宜先普及國民教育。從日俄戰(zhàn)爭的教訓得出加強國民教育的結論，這一認識應該是有切膚之感的。1909 年的觀念和 1919 年的文章何以如此接近？答案想必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恐怕是：《武學》雜志的編輯和作者由中國留日的軍校生組成，其中有不少是同盟會成員。

四、民初武術書籍的宣傳普及

尚武思想要真正落到實處，不僅需要部分有識之士的呼吁，不僅需要部分武術社團的引領，同樣重要的是面向大眾的廣泛宣傳和推介，于是既具專業(yè)色彩、又符合大眾需求的武術書籍的出版發(fā)行被提上了議事日程。根據(jù)劉彩霞主編《百年中文體育圖書總匯》和北京圖書館編《民國時期總書目》等著作所列，目前可見的較早出版的專門性武術書籍，是朱鴻壽的《拳藝學初步》，由商務印書館于 1911 年出版。從該書的出版，到 1920 年代中華武術以國技、國術等名義進一步擴大社會影響、奠定社會地位，此間有一大批武術書籍出版發(fā)行，它們在擴大武術的社會影響力方面無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一）強調武術的社會功能

為什么要提倡武術？這是民國初年武術書籍的編寫與推廣者首先要回答的一個問題。畢竟，在現(xiàn)代科學的滾滾大潮中，或是在庚子之役的后續(xù)影響下，此時不少人對武術持一定的懷疑態(tài)度。在當時的語境中，這個問題回答得好與不好，將會影響到武術傳播的合理性問題。故而，相當一部分武術書籍的序跋認真地提供了答案。

社會達爾文主義理論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朱鴻壽曾說過：“后之學者，倘能與前人所發(fā)明者，推討之，張大之，使我國尚武之風，復振于今日，庶幾泱泱大風之中國，不與黑奴紅種相滅絕于天壤間也。”^注遠有“黑奴紅種”的教訓，近有多年來的屢戰(zhàn)屢敗，武術承載著擺脫國族危機的希望，此可謂重任在肩。梁與朱的這種觀點成為此時武術書籍中的常見言論。錢淦在《拳藝學初步》弁言中說：“丁列強競爭世界，謀國者幾無不崇拜武裝和平之說。彼夫平居恬嬉、武力廢弛，而國能自立于地球者，鮮矣。”^注余沅也說：“居今日而圖自強，當以尚武為要政，言尚武，尤以研究拳術為始基。”^注從優(yōu)勝劣汰，到武裝和平與尚武自強，這當中存在著一種自然的演進關系，武術在這一關系中占據(jù)了重要的位置。由此可知，清末救亡圖存的價值取向和隨之生成的國民性改造思潮與民國初年武術推廣者的基本出發(fā)點存在著一致性，這使得他們的工作顯得更加有成效。1915 年，《青年雜志》第 1卷第 4 期的“通信”欄中，有青年來信，欲習拳術，希望雜志能推薦名師，“記者”在回答時說：“足下熱心拳術，誠為青年當務之急?！薄肚嗄觌s志》于 1916 年更名為《新青年》，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發(fā)揮了巨大作用，在當時的知識分子群體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影響力。它的這一關于拳術的言論，是對青年人社會使命的一種闡釋；而此普通青年的一問，也從側面證明了武術在當時逐漸形成了良好的社會影響力。這一問一答，是民國初年武術的正向度發(fā)展的極好例證。

日俄之戰(zhàn)給諸多致力于宣傳武術的論者提供了更為有力的支撐證據(jù)。蔣維喬在《拳藝學初步》序中說：“故日俄戰(zhàn)役，日人用諸短兵相接之時，卒勝強俄。而日本之柔術，乃有名于世界，而不知其導源于我國也。我則以自矜秘傳而式微，彼則以共同研究而強國?！?sup>注日俄之戰(zhàn)給 20 世紀初期的有識之士帶來了諸多的啟發(fā)，其中之一就是“柔術”的重要性。曾有論者指出，柔術其實本來就是吾家所有，實質就是武術的一種。經(jīng)過這一考證，中華傳統(tǒng)武術就獲得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在以槍炮為主角的現(xiàn)代戰(zhàn)爭中，武術居然能夠成為決定勝敗的重要因素，這無疑使國人耳目一新。在他們的演繹下，這場戰(zhàn)爭的勝負成為改變社會大眾對中國傳統(tǒng)武術認識的重要依據(jù)。

經(jīng)此論證，武術的重要性已經(jīng)不言而喻，于是，人們就開始憧憬武術普及之后的大同景象。這種憧憬，有些通過闡釋普及的目的而靦腆地提出，如朱鴻壽在其《拳藝學初步》一書中提出：“論拳藝之目的，在增進勇敢、保存體魄，養(yǎng)成軍國民之資格焉，將來之主人翁也?！?sup>注陸師通則說：“本書備各學校教授，以養(yǎng)成軍國民之資格，于現(xiàn)今提倡軍國民教育時代，尤為相宜。”^注今日所培養(yǎng)的“軍國民之資格”，實為將來的“主人翁”的必備條件，于是，武術與“軍國民”的養(yǎng)成便自然地捆綁在一起。而有些憧憬，則顯得比較高調。朱鴻壽的夫人騰學琴關注的是女性解放問題。她在《女子拳法》中說：“然海內體育大家，茍因此一小冊之出現(xiàn)，起而互相發(fā)明，互相佐證，使一線僅存之國粹體育，復盛行于東亞大陸，普及于全國女校，寧非吾女界前途之異彩，而茲書或為其嚆矢乎？”^注可見其對女子拳法啟發(fā)女界覺醒有著積極的預期。更有論者發(fā)出如下的暢想：“若至家喻戶曉，雖婦人孺子，均可學習。推而至于家國天下，上而為官，文武兼全，可致出將入相；下而為民，出為兵士，入為防家農耕，猶何患國不富而民不強乎？”^注總而言之，武術一旦普及，則個人強，進而國家強、民族強。樂觀情緒溢于言表，既顯現(xiàn)出提倡者的自信，也有利于接受者建立起必要的情感認同。

并非所有的論調都是如此的高昂。當樂觀的心態(tài)不斷遭受現(xiàn)實的打擊之后，有論者開始了對武術的社會功能進行冷靜思考。1921 年，當錢淦再次為朱鴻壽的著作作序時，他的樂觀被低徊所替代：“民國以來，武人當?shù)?，軍閥擅權，所恃者在火器飛機，不在拳棒。近始鑒于短兵戰(zhàn)術之不可少，通令軍營一體練習……獨是武力不可弛，武力亦安可黷？不善用其武力而黷，則適足以戕生；善用其武力而不黷，則適足以衛(wèi)生。故體育之道，實與衛(wèi)生有密切之關系?！?sup>注在他看來，民國以來，軍營開始練習短兵戰(zhàn)術，然而卻有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背景：武人當?shù)溃婇y擅權。基于此，就必須要意識到，倘使用者不善，則武力就會產生惡劣的后果；正確地習用武術，才能衛(wèi)護生命、庇佑生靈。這一觀點顯露出對此前理念的深刻反思，對武術的功用提出了更為平實的觀點。錢淦本人為光緒年間進士，曾留學日本，辛亥革命后曾就任寶山縣知事等職，因工作勤勉而留名于地方史志。他的這一觀點，可被視為同時代一部分憂國憂民知識分子的共同心聲。

（二）樹立武術的專業(yè)形象

對于武術社會功能的強調，無疑有益于引起人們的關注。不過，僅僅流連于此，顯然是不夠的。當時武術的推廣者也意識到，要想保持武術的長久影響力，武術專業(yè)內涵的挖掘和形象的建構，無疑更為重要，也更適應武術發(fā)展的深層次需求。

首先需要著力清理的是關于武術的頑固偏見。朱鴻壽指出，近世武術地位衰落的原因在于文人士大夫的誤解。在《拳藝學初步·序》中，他說：“吾國文弱極矣。士大夫輩每鄙武藝為暴躁武俗，屏棄而不究，遂致可敬可寶極可崇拜之國粹，如廣陵散之罕有傳聞，嘻可哀已?！?sup>注也有人說：“往昔士大夫狃于文武殊途之習，而不屑研求，于是流品尤雜，習練尤稀。”^注文人、士大夫決定著大傳統(tǒng)的各類評判標準，而歷史上的武術修習者往往是中下層人士，其影響力更多局限在小傳統(tǒng)的范圍中?；诖髠鹘y(tǒng)對小傳統(tǒng)的單向度影響，武術的專業(yè)形象和社會影響力顯然是受制于士大夫的認識的。朱鴻壽等人的這些觀點，可謂抓住了根本：若要清除誤解，首先應該找到誤解的源頭。

但是，譴責了偏見者，是否就意味著大功告成？這顯然是不夠的。武術專業(yè)形象的樹立還需要從自身做起，不斷強化。有人說：“所謂少林拳者，名馳天下，婦孺皆知之，而艷稱之，似為足據(jù)矣。然問有成書可證乎？曰無有。審是皆屬口頭禪，亦不知其內容究竟，故不敢臆說。”^注“有書為證”是證明武術的價值和意義的重要途徑。于是，諸多論者開始了對中華武術歷史加以整理。朱鴻壽在《拳藝學初步》的第一編認真地對拳藝的歷史沿革進行了分期和梳理，流露出武術史的意味。在朱鴻壽之后，一批寫作者就中華武術的源流進行了歷史的鉤沉。姚蟾伯在《潭腿》序開篇就說：“《藝文志》載手搏六篇，《越絕書》稱越處女有空手入白刃法，吾國武術，由來夙矣?！?sup>注從《漢書·藝文志》和《越絕書》中尋找武術的歷史足跡，這一追索可謂深遠、有力。江謙在《拳藝學進階》序中也說：“予嘗讀明戚氏《紀效新書》，而知古弓矢干戈之事，其先皆有拳法，為入藝之門。勺為文舞，象為武舞，大夏為文武兼?zhèn)渲?，或即拳法之所寓，而惜乎其法之軼，不可考而知矣?！?sup>注《紀效新書》系戚繼光所作兵書，以戚氏著作來證明拳法的存在和功用，也有討巧之處。以上觀點，一致地強調中國古籍對于武術久遠歷史的記錄，在客觀上為中華武術歷史的描摹和傳播做出了貢獻。

在此基礎上，部分言說者還突出新版著作與武術古籍之間的關系，明晰了歷史傳承，強調了創(chuàng)新超越。馬純在《單刀法圖說》的序中說：“本書與《少林棍法圖說》、《長槍法圖說》等，均湮沒已久，茲幸得之于某藏書家，特就原本而精印之，或為研究武術者所不廢乎?！?sup>注他的這段話，側重表現(xiàn)了當時的武術推廣者對武術古籍的尊重，當然更重要的是對曾在武術傳承方面有所作為的古人的致敬。王懷琪在《易筋經(jīng)十二勢圖說》中則強調：“《易筋經(jīng)》蓋拳術之基本也。書中之術語與原文，讀之殊為罕奇。懷琪不敢輕改一字，以失廬山真相，且恐有向壁虛造之誚。此編之動作與方法，半取拳術及體操之法，半依原文原圖合而成之。幾經(jīng)編者實地自習，知其功效?！?sup>注本段表述，既強調了前人著作的權威性，又顯現(xiàn)了后人的有益改造，可說是照顧到了雙方的體面，對后來者頗有啟發(fā)。

對中華武術的深入辨析和探究同樣也是建構武術專業(yè)形象的重要途徑。王懷琪在《易筋經(jīng)廿四式圖說》中說：“此種運動，為國粹體育之一，原名易筋經(jīng)八段錦，與尋常流行之八段錦不同，相傳后魏明帝太和年間達摩祖師所著?！?sup>注這一表述，顯然就含有比較、對照的意味。不盲從于名稱的一致，而選擇探究其根本的差異，這是良好學風的表現(xiàn)。陳公哲撰寫的《潭腿》序文則把注意點放在了對武術派別的梳理上：“柔術不止一派，派各有其初步。北派則曰潭腿，粵派則曰站莊，江浙派則曰彈手?！?sup>注這一區(qū)分客觀而內行，顯然帶有學術研究的氣息?！侗比瓍R編》第一編除了講述拳術宗旨、拳術演習概要等理論外，還特別編有第七章“我國向來拳術退化之原因及新近拳術注重之概要”，并“附麥克樂先生評論我國拳術之缺點”。理論的梳理為這本書增色不少，而其所附麥克樂一文更是神來之筆。傳教士麥克樂在近代中國體育史上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北拳匯編》把他對于我國拳術缺陷的論述呈現(xiàn)在這里，有利于人們豐富認識，也顯現(xiàn)出本書編者兼聽則明的胸懷。

在以上種種言論的合力之下，武術已經(jīng)具有了被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的人群接受的可能，“武術學”已經(jīng)呼之欲出。

（三）突出傳播的受眾意識

微言大義，遑遑萬言，如果不能被大眾所接受，則一切皆為徒然。這一點，顯然也被民國初年武術的推廣者所重視。他們在言論中和書籍的編排過程中，都體現(xiàn)出較強的受眾意識，這一點同樣值得稱道。

心理上與讀者拉近關系在武術的傳播過程中作用明顯，因此人們紛紛探求實現(xiàn)的路徑。向逵在《拳術》的敘言中說：“余不敏，不克工文藝，唯性喜拳技，然苦其不見于經(jīng)傳，不載于史籍，無所資以佐證其理與法，而世之能之者，又多草茅下賤，強半習而不察，鮮能抉其所以然。余嘗恨焉?！?sup>注這種自曝其短的做法，很容易就能獲得一部分處于底層的奮斗者的認同，進而使書籍被更廣泛地接受。該書除了主要論述步法等技巧外，還收有“論不可強分門戶”、“論不可妄言家數(shù)”等章節(jié)，這些內容的存在，還使得本書具有了跟部分愛好獨立思考和評判的讀者意氣相投的可能。還有一部分言論著重強調武術與道德的關系，尤其是突出道德的優(yōu)先地位，這也與當時國人的認知習慣不謀而合。吳邦珍在為《少林拳法圖書》所撰的序中說：“此書于練習之先，要以修身，重內功、斥外道，較諸曩著所詣益進。”^注張謇在為《中華新武術拳腳科》所寫的序中也說：“夫技擊之學，重自衛(wèi)，以備非常，非殺人而快逞忿……非至甚迫，固不屑露術以自炫。術之通于道者如此，進而觀孫吳兵法，亦何莫不然。擴而充之，小效衛(wèi)身，大效衛(wèi)國，有固然者矣?！?sup>注對這兩種說法作仔細探究，就可以發(fā)現(xiàn)其與“修齊治平”文化傳統(tǒng)的聯(lián)系，也可以看出其與知識分子現(xiàn)實憂思的關系，可謂君子之論，應該可以得到普遍的響應。有人曾說：“吾國國民性之弱點，在奮斗性之缺乏，惟古劍術可以養(yǎng)成國民奮斗之能力，而激發(fā)其猛勇敢死之念，鍛煉久，然后進以孫吳之兵法，參以東西各國之軍學，一旦持槍戰(zhàn)場，身手靈敏，心膽俱奮，雖萬險何惴？”^注無論古劍術對國民性改造的影響是否如此有效，本論的言之鑿鑿，自然也能吸引一批熱血的革命青年。

不少論者強調武術書籍價值的一種重要方式就是盡量彰顯其與眾不同之處。劉元群在為《女子拳法》作序時曾指出，當時國內女校往往也設置“體操”課，以此來組織體育鍛煉。但是，其教材要么比較枯寂，要么過于劇烈，而當中的游戲部分則要么喧擾，要么淺率。以這類教材，再加上生吞活剝的教學，要想取得圓滿的教學效果，顯然是不可能的?；诖?，作者提出：“今而不圖體育上之改良則已，如非然者，與其借材于異邦，不如保存吾國粹?！?sup>注這就明確地指出了騰學琴所編的《女子拳法》的價值和新意。類似的表述時常出現(xiàn)。如《實驗拳法講義》的序中就提到，當時國內學校對體育科開始有重視之意，但所聘請的教師，大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在教授學生的過程中，往往只示范操作器械的動作，在學理方面卻很少涉及?！坝写酥v義，則可按圖據(jù)說，循序漸進，自易為力?！?sup>注又如《劍術基本教練法》的序中說：“民國元年，吾浙督軍署編行《劈刺教范》一書，其間關于基本動作，未甚分明。烈竊以為教者若據(jù)此書，固可隨意敷衍，然或彼此動作不一致時，非但未便會操，且于好學者之自習前途，更覺不無障礙。因擬將劍術之基本動作，重事編訂?！?sup>注如此種種，強調了書籍的獨特性，有利于激發(fā)受眾的關注和認同，與后世的廣告宣傳頗為類似。

民國時期武術書籍中顯現(xiàn)的受眾理念，還存在另一努力的路向，那就是對于書籍的教材性質的強調。關于教材的定位，“教育部審定”是最顯著的標志?！度g學教范》1920 年版的版權頁清晰可見“教育部審定批詞”，其云：“此書取我國拳術普通姿勢，分類立說，具有可取，準作為高小、中學、師范課外運動參考用書?！睙o獨有偶，《中華新武術拳腳科》也直接附上了《教育部審定原函》：“所送《新武術》一書，業(yè)經(jīng)本部分別審查，作為教授武術參考用書，以拳腳科上編上課供國民學校三年級以上及高等小學二年級參考之用，上編下課供高等小學三年級及中等學校參考之用，惟率角一科，運動頗涉劇烈，須特設練習場所，布置合宜，庶便練習，并準作為中學以上參考之用。再京師各校課外運動前曾增設武術一門，應多集教授善本，以備研稽?！?sup>注《劍術基本教練法》的例言中則強調了與教材性質接近的普及性：“本編力求士卒咸宜，是以文字特淺……本編所有各動作，間或含有特別意義者，悉于各該動作之后，加以‘注意’一項，用便學者了解。”^注類似的言論還出現(xiàn)在《少林拳法圖說》例言中：“本編專門為普通人及國民學校高等小學生徒設法，以活動筋骨、增長體力為旨，稍涉深奧，概不列入?！?sup>注何以人們會如此熱衷地強調武術書籍的教材屬性？這跟當時的政府引導有關?！侗比瓍R編》記載：“新近如教育部總長范源濂先生主張軍國民教育九大端中，其第二端有各學校應添設中國舊有武技，此項教員，于各師范學校養(yǎng)成之?！?sup>注由此可見出版者對于當時政府行政理念的感知力。當然，需要指出的是，在武術的普及過程中，當人們選擇書籍時，政府的肯定一定能起到積極的效果。另外，相比于深刻的專著，教材的普及性，使其更能夠適應一般讀者的初步需求，這也是毋庸置疑的。

此時不少的武術書籍皆附圖，這也是有利于讀者理解的善舉。朱鴻壽的《拳藝學進階》例言中說：“本書所有姿勢，悉本諸《拳藝學初步》，故每列一姿勢，注明在《拳藝學初步》第幾圖，以資參考。”^注由此可知，著者非常明確地了解圖片的作用。而王懷琪、吳志青所編《雙人潭腿圖說》中收錄了不少的照片，他們在該書的例言中強調：“本書為保存國粹起見，不惜精神，詳細攝圖，全書共有照片百三十余幀?！?sup>注毫無疑問，照片當然比圖片更加直觀。另外，在當時，攝影是一種較為時髦的工作，精武會還曾辦有攝學部，感興趣者非常多，王懷琪等人應該是顧及到了這一點。

辛勤的耕耘換來的是社會的廣泛關注。1923 年，向愷然等人編輯出版《國技大觀》一書。這部著作收有序言 15 篇、題辭 19 幅，相關言論則收錄了 23 篇，著者三教九流，其中不乏黎元洪、伍廷芳等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的名人，可見此時武術獲得的支持率和影響力。而到 1928 年，“中央國術館”更是轟轟烈烈地成立。以上種種可見，經(jīng)過民國初年人們的努力普及，到了此時，武術已經(jīng)形成了足夠的影響力。這個影響力，當然與時代發(fā)展的大勢相關，也應該歸功于本文所列舉的那些武術書籍以及它們的編排者和推薦者。拳術自古以來多手口相授，民國初年出版的這些武術書籍，改變了武術教育的傳統(tǒng)，為武術的大規(guī)模推廣奠定了基礎、提供了可能，開啟了武術傳播的新紀元，值得紀念。

注：梁啟超：《新民說》，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 160 頁。

注：嚴復：《原強修訂稿》，《嚴復集》（第 1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版，第 27 頁。

注：嚴幾道：《有強權無公理此說信歟》，《廣益叢報》，1906 年，第 103 期，第 3 頁。

注：蔡鍔：《軍國民篇》，《蔡鍔集》（第 1 冊），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 163 頁。

注：蔡鍔：《軍國民篇》，《蔡鍔集》（第 1 冊），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 164 頁。

注：蔡鍔：《軍國民篇》，《蔡鍔集》（第 1 冊），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 164 －165頁。

注：蔡鍔：《軍國民篇》，《蔡鍔集》（第 1 冊），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 165 頁。

注：梁啟超：《新民說》，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 161 頁。

注：黃佩華：《精武體育會成立年代考》，《體育文史》，1991 年第 1 期，第 55 －58 頁。

注：張銀行、李吉遠：《使命與揚武：精武體育會與武術近現(xiàn)代化研究》，《山東體育學院學報》，2010 年第 12 期，第 41 －46 頁。

注：張娟：《孫中山的體育理念———讀〈精武本紀·序〉》，《體育學刊》，2009 年第 5 期，第 87 －90頁。

注：陳鐵生：《大精武主義》，《精武本紀》，上海：上海精武體育會，1919 年版，第 2 頁。

注：吳榮煦：《祝精武體育會》，《精武本紀》，上海：上海精武體育會，1919 年版，第 7 頁。

注：陳公哲：《精武之真精神》，《精武本紀》，上海：上海精武體育會，1919 年版，第 6 頁。

注：陳鐵生：《會旗紀》，《精武本紀》，上海：上海精武體育會，1919 年版，第 16 頁。

注：盧煒昌：《徽章紀》，《精武本紀》，上海：上海精武體育會，1919 年版，第 17 頁。

注：羅克己：《授盾紀》，《精武本紀》，上海：上海精武體育會，1919 年版，第 18 頁。

注：《啟事》，《精武本紀》，上海：上海精武體育會，1919 年版，第 30 頁。

注：《技擊大會操記》，《精武本紀》，上海：上海精武體育會，1919 年版，第 41 頁。

注：強公：《發(fā)刊詞》，《武術》，1921 年第 1 期，第 1 －2 頁。

注：陳鐵生：《新青年雜志主筆聽者》，《精武本紀》，上海：上海精武體育會，1919 年版，第 144－145 頁。

注：《出版紀略》，《精武本紀》，上海：上海精武體育會，1919 年版，第 90 頁。

注：孫文：《精武本紀序》，《精武本紀》，上海：上海精武體育會，1919 年版，第 1 頁。

注：吳敬恒：《技擊叢刊序》，《精武本紀》，上海：上海精武體育會，1919 年版，第 135 頁。

注：《武學雜志簡章》，《武學》，1909 年第 1 期。

注：李家駒：《祝武學發(fā)刊序》，《武學》，1909 年第 1 期，第 1 頁。

注：劉基炎：《武學發(fā)刊之意見書》，《武學》，1909 年第 1 期，第 2 －3 頁。

注：瀧江濤：《日本勝俄之原因及結果》，《武學》，1909 年第 9 期，第 6 頁。

注：李著強：《論征兵宜先普及教育》，《武學》，1909 年第 10 期，第 3 頁。

注：朱鴻壽：《拳藝沿革概要》，《教育雜志》，1911 年，第 3 卷第 6 期，第 28 －29 頁。

注：錢淦：《弁言》，《拳藝學初步》，上海：商務印書館，1911 年版，第 1 頁。

注：余沅：《序》，《實驗拳法講義》，上海：中華書局，1917 年版，第 1 頁。

注：蔣維喬：《拳藝學初步·序》，《拳藝學初步》，上海：商務印書館，1911 年版，第 1 頁。

注：朱鴻壽：《拳藝學初步》，上海：商務印書館，1911 年版，第 8 頁。

注：陸師通：《北拳匯編例言》，《北拳匯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18 年版，第 1 頁。

注：騰學琴：《敘言》，《女子拳法》，上海：中華書局，1917 年版，第 1 －2 頁。

注：茅邦藩：《序言三》，《拳術學教范》，上海：商務印書館，1920 年版，第 6 頁。

注：錢淦：《序》，《少林拳法圖說》，上海：大東書局，1925 年版，第 1 頁。

注：朱鴻壽：《拳藝學初步·序》，《拳藝學初步》，上海：商務印書館，1911 年版，第 1 頁。

注：章賦瀏：《序言》，《北拳匯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18 年版，第 1 頁。

注：茅仲元：《序言二》，《拳術學教范》，上海：商務印書館，1920 年版，第 2 頁。

注：姚蟾伯：《序》，《潭腿》，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 年版，第 7 頁。

注：江謙：《拳藝學進階·序》，《拳藝學進階》，上海：商務印書館，1915 年版，第 1 －2 頁。

注：馬純：《序》，《單刀法圖說》，上海：大東書局，1921 年版，第 1 頁。

注：王懷琪：《自序》，《易筋經(jīng)十二勢圖說》，上海：商務印書館，1917 年版，第 1 －2 頁。

注：王懷琪：《例言》，《易筋經(jīng)廿四式圖說》，上海：商務印書館，1920 年版，第 1 頁。

注：陳公哲：《序》，《潭腿》，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 年版，第 8 頁。

注：向逵：《敘言》，《拳術》，上海：中華書局，1916 年版，第 1 頁。

注：吳邦珍：《序》，《少林拳法圖說》，上海：大東書局，1925 年版，第 1 頁。

注：張謇：《序》，《中華新武術拳腳科》，上海：商務印書館，1917 年版，第 2 －3 頁。

注：王毓蘭：《序三》，《中華新武術劍術科》，上海：商務印書館，1925 年版，第 4 －5 頁。

注：劉元群：《序》，《女子拳法》，上海：中華書局，1917 年版，第 1 －2 頁。

注：顧鴻儒：《序》，《實驗拳法講義》，上海：中華書局，1917 年版，第 1 －2 頁。

注：周烈：《序》，《劍術基本教練法》，上海：中華書局，1920 年版，第 1 頁。

注：《教育部審定原函》，《中華新武術拳腳科》，上海：商務印書館，1917 年版。

注：周烈：《例言》，《劍術基本教練法》，上海：中華書局，1920 年版，第 1 頁。

注：朱鴻壽：《少林拳法圖說例言》，《少林拳法圖說》，上海：大東書局，1925 年版，第 1 頁。

注：陸師通、陸同一：《北拳匯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18 年版，第 10 頁。

注：朱鴻壽：《拳藝學進階·例言》，《拳藝學進階》，上海：商務印書館，1915 年版，第 1 頁。

注：王懷琪、吳志青：《例言》，《雙人潭腿圖說》，上海：中華圖書館，1919 年版，第 1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