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游天姥吟留別》詩題辨誤

許多年前，我寫過《〈夢游天姥吟留別〉詩題詩旨辨》一文（刊于《中國李白研究》1991年集，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又編入拙著《李太白論》，太白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那篇文章的“詩題辨”，對李白名篇《夢游天姥吟留別》這個詩題提出了質(zhì)疑，認(rèn)為李白原來的詩題并非如此。當(dāng)時，我采用的基本考辨方法，是所謂“統(tǒng)計法”，即以《全唐詩》及《全唐詩外編》（當(dāng)時，陳尚君輯校的《全唐詩補(bǔ)編》尚未出）為據(jù)，?將5萬首唐詩（以題目中有“歌辭性字樣”的歌行為重點）的題目捋了一遍，從中總結(jié)出一條規(guī)律，即李白及其他唐代詩人寫作題目中有“歌辭性字樣”的歌行時，其詩題的結(jié)撰方式不外兩種：一種是單純的、無附加成分的歌行本題，如李白《襄陽歌》《玉壺吟》《當(dāng)涂趙炎少府粉圖山水歌》，杜甫《醉時歌》《驄馬行》；另一種是歌行本題后綴加施與對象，即“本題+動詞+人物賓語”（有時還要加上賓語人物的行為），如李白《西岳云臺歌送丹丘子》《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杜甫《玄都壇歌寄元逸人》《惜別行送向卿進(jìn)奉端午御衣之上都》。而在歌行本題后綴以“留別”二字，除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之《夢游天姥吟留別》外，沒有第二例。接著，我又變換角度，從“留別”一詞入手，考察統(tǒng)計了它在唐詩題目中出現(xiàn)的情況，得出的結(jié)果是：“留別”之后可加人物賓語，如李白《留別廣陵諸公》、孟浩然《留別王侍御維》；“留別”之前可加詩人行為，如白居易《初出城留別》、馬戴《江行留別》；“留別”之前可加地名，如李白《金陵酒肆留別》、常建《潭州留別》；“留別”之前可加時間詞，如張籍《春日留別》、李冶《明月夜留別》。這些命題形式還可綜合使用，如李白《還山留別金門知己》、齊己《林下留別道友》。單純“留別”二字也可作詩題，如白居易、張繼、楊凝各有一首《留別》，唐彥謙則有六首《留別》。而在“留別”二字之前綴以歌行本題的，仍只有《夢游天姥吟留別》這一首。既然這首詩的命題方式是5萬首唐詩中的唯一，那么，它存在的合理性就大可質(zhì)疑了。

當(dāng)下的考辨，則著眼于版本比較研究。因為異文問題最終只有通過版本研究才能解決。本文擬考察、比較四種載有此詩的版本，即《河岳英靈集》、宋當(dāng)涂本（即咸淳本）《李翰林集》⁽¹⁾、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²⁾、《李詩通》⁽³⁾。宋代詩文總集如《文苑英華》《唐文粹》，皆不載此詩。

一、《河岳英靈集》中此詩題目的原始文本

最早收錄李白此詩的，是我在當(dāng)年那篇文章中業(yè)已提及的殷璠選編《河岳英靈集》。在《河岳英靈集》中，此詩題為《夢游天姥山別東魯諸公》。研究者已指出，《河岳英靈集》收錄詩作的時限“起甲寅，終癸巳”，即起于開元二年，終于天寶十二載。殷璠與李白為同時代人，他所收錄的李白詩，應(yīng)是天寶十二載之前流傳的手抄文本、即原始文本。這個原始文本為我們提供的信息是，李白此詩的詩題是由三個基本要素構(gòu)成：前半部是詩的本題“夢游天姥山”，后半部是詩的施予對象“東魯諸公”，中間是連接前、后部的動詞“別”。這種構(gòu)成可圖示為：

夢游天姥山?+?別?+?東魯諸公

此后，這一詩題雖然出現(xiàn)了文字變易，但無論其如何變易，都不應(yīng)該丟失三個基本要素中的任何一項；任一項的文字丟失，都意味著詩人原意的嚴(yán)重丟失。

將《河岳英靈集》與后世傳本相比較，李白這首詩不僅題目文字有變易，而且正文也有多處異文。傅璇琮先生的《唐人選唐詩新編》（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收錄了《河岳英靈集》，所出校記有13條，如“煙波微茫不易求”、“云霓明滅如何睹”、“半壁見海月”、“青冥濛鴻不見底”等，句中都有一二語詞與后世傳本不同。由此可以推斷，李白自己對這首詩的題目及文句做過某些修改。據(jù)現(xiàn)存資料可知，李白在晚年，曾先后三次托付他人為自己的著作編集：第一次是天寶十三載，托付魏顥⁽⁴⁾；第二次是乾元二年，托付倩公⁽⁵⁾；第三次是寶應(yīng)元年，托付李陽冰⁽⁶⁾。可見李白對自己的作品十分珍視，并盡心盡力地加以保存。既然如此，我們就有理由推斷，詩人在保存的過程中翻檢舊作，對《夢游天姥山別東魯諸公》的文句做了一些改動；在改動某些文句的同時，將詩的題目也做了改動。正因為如此，我們便不必以《河岳英靈集》為版本依據(jù)將此詩題目校訂為《夢游天姥山別東魯諸公》。

二、宋當(dāng)涂本與宋蜀刻本中此詩題目的變易

李白身后，李陽冰將其詩作編成了《草堂集》十卷。以《草堂集》為源頭，形成了兩個系統(tǒng)的宋本李白集，流傳至今，一為蜀刻本，一為當(dāng)涂本（即咸淳本）。前者是真正的宋刻本，因而影響?yīng)毚螅缓笳邔嶋H上是影明仿宋刻本，所以不太為人關(guān)注。但從形成的時間來看，當(dāng)涂本實早于蜀刻本。

當(dāng)涂本的源頭，是唐范傳正所編李白文集，范編李白文集又源于《草堂集》。范傳正曾任宣、歙、池等州觀察使，李白的終老之地當(dāng)涂即在宣州治下。元和十二年（817）正月，范傳正為李白遷葬，并撰《唐左拾遺翰林學(xué)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序云：“文集二十卷，或得之于時之文士，或得之于宗族，編輯斷簡，以行于世?！庇糍t皓先生謂“此‘文集二十卷’，似為范傳正新編”（《影印當(dāng)涂本〈李翰林集〉序》），良是。其時距李陽冰編成《草堂集》之寶應(yīng)元年（762）僅56年，其地又在當(dāng)涂，所以，范氏所編李白文集必定采入了流傳于當(dāng)?shù)氐摹恫萏眉?，正如詹锳先生所云：“斯編蓋廣李陽冰《草堂集》而成者。”?（《李太白集版本敘錄》，見《李白詩論叢》，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草堂集》為十卷，范編李白文集擴(kuò)充至二十卷，卷數(shù)增加了一倍，應(yīng)該說，李白傳世詩歌的主要內(nèi)容已經(jīng)收羅其中了——北宋時，樂史于咸平元年（998）編成《李翰林集》，收詩七百七十六篇，亦為二十卷。范編李白文集在當(dāng)涂流行，并演進(jìn)為宋代的“當(dāng)涂本”，周必大（1126—1204）《二老堂詩話》稱之為“當(dāng)涂《太白集》”。咸淳己巳（1269），當(dāng)涂學(xué)官戴覺民刻成《李翰林集》，此即咸淳本。郁賢皓認(rèn)為，“咸淳本《李翰林集》當(dāng)是依當(dāng)涂本《太白集》翻刻；屬于當(dāng)涂本《太白集》系統(tǒng)”，因此，咸淳本即當(dāng)涂本。咸淳本吸收了此前已經(jīng)問世的蜀刻本的部分內(nèi)容（如十卷賦表書贊頌序），但從源頭來看，它是直接繼承了范傳正編李白文集及李陽冰編《草堂集》，它的詩歌部分的基本內(nèi)容在范傳正手中就已完成了。上文說“當(dāng)涂本實早于蜀刻本”，正是基于這一點。

宋蜀刻本的第一個編集者是樂史。樂史《李翰林別集序》說：“李翰林歌詩，李陽冰纂為《草堂集》十卷，史又別收歌詩十卷，與《草堂集》互有得失，因?？迸艦槎?，號曰《李翰林集》。”這段話告訴我們兩個信息：一是《李翰林集》也是源于《草堂集》；二是《李翰林集》與范傳正所編“文集二十卷”雖然同源，但不同流：后者演進(jìn)為當(dāng)涂本，前者演進(jìn)為蜀刻本。

現(xiàn)在來分析、比較當(dāng)涂本和蜀刻本中李白此詩題目的變易：

當(dāng)涂本中，李白此詩編在卷第十三，題目是《夢游天姥吟留別諸公》，題下注“一作別東魯諸公”?！秹粲翁炖岩髁魟e諸公》這個題目，是由“夢游天姥吟”、“留別”、“諸公”三個要素構(gòu)成，可圖示為：

夢游天姥吟?+?留別?+?諸公

蜀刻本中，李白此詩編在卷十三，題目是《夢游天姥吟留別》，題下注“一作別東魯諸公”?！秹粲翁炖岩髁魟e》這個題目，是由“夢游天姥吟”、“留別”兩個要素構(gòu)成，可圖示為：

夢游天姥吟?+?留別

將當(dāng)涂本與蜀刻本的詩題相比較，其相同處有二，不同處有一。相同處是：

第一，都把《河岳英靈集》中詩題之“夢游天姥山”改成了“夢游天姥吟”。題中有了“吟”字，就突出了詩的歌行性質(zhì)，由是形成了“夢游天姥吟”這個歌行本題。

第二，都把《河岳英靈集》中詩題之“別”改成了“留別”。

上文已經(jīng)肯定了當(dāng)涂本與蜀刻本都是源于《草堂集》，而《草堂集》是李陽冰遵李白之囑，據(jù)李白“草稿”、“手集”編成，因此，可以斷定以上兩處對《河岳英靈集》中詩題的改動，是李白親自所為。

當(dāng)涂本與蜀刻本的一處不同是：當(dāng)涂本詩題在“留別”之后有施與對象“諸公”，蜀刻本詩題則止于“留別”。兩相比較，當(dāng)涂本無疑更接近《草堂集》中詩題的本來面目。因為當(dāng)涂本保有《河岳英靈集》中詩題原始文本的三個基本要素，而蜀刻本丟失了“施與對象”這一基本要素，造成了李白原意的重大缺失。

進(jìn)而須討論當(dāng)涂本詩題“留別”之后的“施與對象”。這個“施與對象”事實上存在不確定性：題目中是“諸公”，題下注則是“東魯諸公”。造成這種不確定性的原因，比較合理的解釋，只能歸于李白“草稿”、“手集”的模糊——我們不妨想象，呈現(xiàn)在李陽冰面前的紙張上，“東魯”二字似乎被刪去了，又似乎沒有刪去，猶豫難決之間，他在《草堂集》中只好做折中處理：詩題為《夢游天姥吟留別諸公》，題下則注曰：“一作別東魯諸公?！?/p>

必須明確的是：題下注“別東魯諸公”這五個字，所針對的乃是題中“別諸公”三字，而不是針對整個詩題。換句話說：一作的“別”字對應(yīng)著原題中的“別”字，“別”字以下有異文。按“一作”來處理，這首詩的題目就是《夢游天姥吟留別東魯諸公》。我們可以用反證來說明，在當(dāng)涂本中，題下的“一作”如果是針對整個詩題，必有更為明確的表述方式，比如：卷八《淮海對雪贈傅靄》，題下注：“此篇一作淮南對雪贈孟浩然?！本砹顿洀埾噫€二首》，題下注：“后一首亦作書懷重寄張相公?！比绻耙蛔鳌辈皇轻槍φ麄€詩題，而是針對題中某幾個字，則必定拈出“一作”（或“一云”?）文字與題中文字對應(yīng)位置上一個相同的字，作為標(biāo)志。類似的例子如：卷十《送陳郎將歸衡陽》，題下注云：“一作春于南浦與諸公送?！币浴八汀弊譃闃?biāo)志，按“一作”處理，詩題就是《春于南浦與諸公送陳郎將歸衡陽》（而不可能是《春于南浦與諸公送》，題目如此，則不辭）。又如卷十二《答友人寒夜獨酌有懷》，題下注云：“一云答王十二。”以“答”字為標(biāo)志，按“一云”處理，詩題就是《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而不是《答王十二》），這正是蜀刻本的詩題。這兩個例子正可與《夢游天姥吟留別諸公》及其題下注“一作別東魯諸公”相參照，從而正確把握此中規(guī)律。

樂史在編集《李翰林集》時，雖然依據(jù)了《草堂集》，卻將這首詩的題目改成了《夢游天姥吟留別》，而刪去了“留別”之后的施與對象；但題下注仍為“一作別東魯諸公”。樂史為什么這樣做，殆難逆想：或是因為“諸公”二字已包含在題下注中，他覺得沒有必要在題中重復(fù)？或是手下一時疏忽？原因雖然不能厘清，結(jié)果卻凝固下來并被后人接受。樂史之后，《李翰林集》歷經(jīng)宋敏求擴(kuò)編、曾鞏考次，直到蘇州太守晏知止授毛漸鏤刻為蘇刻本（即今所見蜀刻本）李白集，李白這首名作的題目都是《夢游天姥吟留別》（這里沒有考慮刻工的作用，雖然這種作用也有存在的可能）。元代的蕭士赟注本（含南宋楊齊賢注）和清代的王琦注本，也都依從了蜀刻本。這個題目在“留別”之后沒有施與對象，因而丟失了李白原意的一個基本要素，而且，背離了李白乃至唐人為歌行命題的一般規(guī)律，所以，其實是個“誤題”。

應(yīng)該強(qiáng)調(diào)的是，蜀刻本的題下注也應(yīng)如當(dāng)涂本一樣來破讀，即：“一作”的“別東魯諸公”，是針對著詩題中的“別”字：詩題煞于“別”字，而“一作”的“別東魯諸公”正是接續(xù)這個“別”字的。換句話說，按“一作”來處理，這首詩的題目也是《夢游天姥吟留別東魯諸公》。遍檢蜀刻本的詩題，就會發(fā)現(xiàn)，凡題下注云“一作”的，固然多數(shù)是針對整個詩題，但也有與《夢游天姥吟留別》類似的例子，如：卷十五《魯中送二從弟赴舉之西京》，題下注“一作送族弟鍠”，“送族弟鍠”四字所針對的僅是題中“送二從弟”四字；按“一作”來處理，詩題就是《魯中送族弟鍠赴舉之西京》，而不是整個詩題徑作《送族弟鍠》。又如卷十六《山中答俗人》，題下注“一云答問”，“答問”二字針對的是題中“答俗人”三字；按“一云”處理，詩題就是《山中答問》，而不是詩題徑作《答問》。

于是，我們看到，李白此詩在當(dāng)涂本與蜀刻本中雖然題目不同，但題下注相同；按題下注來處理，詩題即同為《夢游天姥吟留別東魯諸公》。

三、《李詩通》所載是此詩的最佳題目

至明代，胡震亨編纂《唐音統(tǒng)簽》，李白詩在《唐音丙簽》；把李白詩單抽出來，稱《李詩通》（有清朱茂時刻本）。李白這首詩編在“丙簽五十九李白之十七”，題目為《夢游天姥吟留別東魯諸公》。胡氏在《李詩通序》中，歷數(shù)了宋蜀本的形成過程，并對前人有所批評，如說：“宋（敏求）所收間雜偽作，曾（子固）之所次體例亦多錯紊?！边€批評了楊（齊賢）注與蕭（士赟）注，認(rèn)為“蕭譏楊之疏，乃蕭亦蕪穢，無所發(fā)明”?？梢姾蠈η叭诉@些成果做了認(rèn)真研究?！秹粲翁炖岩髁魟e》這個詩題既見于蜀刻本，又見于楊、蕭注本，但被胡震亨棄而不用。胡氏之所以這樣做，或另有文獻(xiàn)依據(jù)，或是他綜合分析此詩題目的各種文本而做出了自己的選擇。應(yīng)該說，《李詩通》之《夢游天姥吟留別東魯諸公》，正是李白此詩的最佳題目。這是因為它既體現(xiàn)了李白對詩題的改訂情況，又最完整地體現(xiàn)了李白擬訂詩題的三個基本要素，詩題的構(gòu)成可圖示為：

夢游天姥吟?+?留別?+?東魯諸公

即以“留別”之后的“施與對象”而言，作“東魯諸公”最切合詩歌原意。詩開首即是：“海客談瀛洲，煙濤微茫信難求?！标P(guān)于“瀛洲”，《列子·湯問》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其中有五山焉，岱輿、員嶠、方壺、瀛洲、蓬萊?！薄妒酚洝で厥蓟时炯o(jì)》曰：“齊人徐巿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蓬萊、方丈、瀛洲?！辈澈?、齊人，均關(guān)切于東魯，可知李白是在東魯留別友人（即“別君去兮何時還”之“君”?）而往游天姥。所以，詩題中的留別對象，作“東魯諸公”最為確切。

最后，不妨羅列李白這首詩的題目在上述四種版本中出現(xiàn)的情況，加以全面比較：

A，夢游天姥山別東魯諸公——《河岳英靈集》

B，夢游天姥吟留別諸公——當(dāng)涂本

C，夢游天姥吟留別東魯諸公——當(dāng)涂本“一作”

D，夢游天姥吟留別——蜀刻本

E，夢游天姥吟留別東魯諸公——蜀刻本“一作”

F，夢游天姥吟留別東魯諸公——《李詩通》

比較的結(jié)果是：

A在“別”之后有人物賓語（即詩的施與對象），B?、C?、E、F在“留別”之后也都有人物賓語，唯獨D在“留別”之后沒有人物賓語。在“留別”（別）之后有沒有人物賓語這一點上，D是唯一的、孤立的，依照“票決”的原則，應(yīng)該淘汰出局。

A、C、E、F諸項的人物賓語，均為“東魯諸公”，依照“票決”的原則，應(yīng)該勝出。

最終的結(jié)論是，李白此詩題目應(yīng)依《李詩通》，作《夢游天姥吟留別東魯諸公》。后世受蜀刻本，尤其是王琦注本的巨大影響，此詩題目流傳為《夢游天姥吟留別》，應(yīng)予辨誤。我在當(dāng)年的文章中還曾指出，因為《夢游天姥吟留別》這個題目正好是七個字，所以，造成一種誤讀，即人們往往不自覺地按照七言詩句的常規(guī)節(jié)奏來讀它，讀為“夢游——天姥——吟留別”，這就把歌行本題讀破了：照此讀法，詩人“吟”的對象不是“夢游天姥”，而是“留別”，詩題的含義遂被嚴(yán)重扭曲。我們不妨測試一下，尤其是到青年學(xué)生中測試一下（因為李白此詩常被選入大、中學(xué)教材），看看有多少讀者能把“夢游天姥吟”這個歌行本題完整讀出。如果測試的結(jié)果令人失望（這幾乎是可以預(yù)見的），我想，李白這一名篇的題目就非加以辨誤和改正不可。然而，積重難返，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原刊于《文學(xué)評論》2013年第2期

(1)?2004年黃山書社影印出版了貴池劉世珩玉海堂“景宋叢書”之六“景宋咸淳本”《李翰林集》，標(biāo)為“當(dāng)涂本”。

(2)?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有巴蜀書社1985年據(jù)日本靜嘉堂藏本的影印本。

(3)《李詩通》，見《唐音統(tǒng)簽》（續(xù)修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4)?魏顥《李翰林集序》：“盡出其文，命顥為集?！鈹y明年，四海大盜?！?/p>

(5)?李白《江夏送倩公歸漢東序》：“仆平生述作，罄其草而授之?！袷コ焉饧静迹?dāng)征賈生，開顏洗目，一見白日?！?/p>

(6)?李陽冰《草堂集序》：“草稿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予為序?！瓡r寶應(yīng)元年十一月乙酉也?！?/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