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康：詩經(jīng)學大綱·詩義總論

古今言《詩》義者，最錄其說如下：

《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

孔子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禮記·經(jīng)解》）《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

師亥曰：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國語·魯語》下）

莊周曰：《詩》以道志。（《莊子·天下》）

荀況曰：《詩》者，中聲之所止也。（《荀子·勸學篇》）詩言是其志也。（《荀子·儒效篇》）

賈誼曰：詩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緣之以自成也。故曰：詩者，此之志者也。（《新書·道德說》）

司馬遷曰：《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于風。《詩》以達意。（《史記·太史公自序》）

左思曰：發(fā)言為詩者，詠其所志也。（《三都賦序》）

陸機曰：詩緣情而綺靡。（《文賦》）

王通曰：《詩》以正性。（《中說·魏相篇》）《詩》者，民之情性也。（《中說·關朗篇》）

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于是征存亡，辨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圣人采之以觀其變。（《中說·天地篇》）

孔穎達曰：《詩》者，歌詠歡樂也。（《禮記·孔子閑居》“詩亦至焉”疏）

鄭樵曰：樂之本在詩，詩之本在聲，……而聲之本在興。鳥獸草木乃發(fā)聲之本。（《通志·昆蟲草木略序》。按《古今圖書集成·經(jīng)籍典》第一百五十一卷，錄《六經(jīng)奧論》卷第三論詩諸篇，末附此序，曰《詩辨妄》，實誤。）

朱熹曰：或有問于予曰：“《詩》何為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fā)于咨嗟詠嘆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jié)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fā)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因而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為教也。”（《詩集傳序》）

康按：三百篇在春秋之際，咸諷誦于人口，熟識其文，則能運其篇章，以達情志，使如己出。故列國使臣朝聘宴會，必賦詩以言志，以此辨其品德之隆污，志意之高下；或于言語之間，假為成語之用。（如《左氏·宣二年傳》趙宣子語，《襄二十九年傳》裨諶語之類是。）為后世“詩云”“子曰”引語之濫觴。讀《左》、《國》之文而可知也。此時詩篇皆入樂為樂章，幾無不可被之于弦歌者。合賦詩成語而言，則三百篇蓋盡為樂歌兼及言語之用。故《史記》云：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見《孔子世家》。按孔子刪《詩》，雖不可信，獨此所云云，當不遠于事實。觀孔子正樂之事而可知也。）而《論語》載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眲t《詩》在春秋以前，其為用蓋至廣矣。逮戰(zhàn)國以還，雅頌放絕，新聲代興。齊宣王之俗樂，魏文侯之新樂，駢衍并出，如風起云涌，不可復止。古樂簡易，必待歌詩而舉；新聲繁賾，可以徒歌而行。于是三百篇樂《詩》之用廢矣。春秋以后，朝聘宴會，妙尚辭令，不假前人賦詩言志，流風歇絕。三數(shù)儒生，抱殘守闕，誦文說義，衍為《詩》學。漢興，齊、魯、韓、毛四家，各為序訓，而以說相高。朝廷更立之學官，而以義理訓詁相授受，遂使聲歌之音，湮滅無聞（參見《通志·樂略序》）。自是以還，注疏之學紛起，以精博之訓詁，繁衍之改證，疊卷盈牘，廣為篇章。徒以經(jīng)師之言，上窺詩人之旨，《詩》學雖精，《詩》義則廢矣。差幸篇章猶昔，得藉諷誦窺其本原，今就其《詩》義，類分如下：

一　記敘類　如《七月》、《東山》、《大明》、《綿》、《崧高》、《烝民》等是也。

二　抒情類　如《關雎》、《桃夭》、《柏舟》、《谷風》、《野有蔓草》、《溱洧》、《蒹葭》、《小弁》等是也。

三　狀物類　如《君子偕老》、《碩人》、《小戎》等是也。

四　議論類　如《相鼠》、《節(jié)南山》、《正月》、《十月之交》、《文王》、《板》、《蕩》、《抑》等是也。

凡諸類分，略具梗概，但亦就其側重者言之耳。有如《東山》，記敘而兼抒情者也；《七月》，記敘而兼狀物者也；《崧高》、《烝民》，記敘而兼議論者也；《小戎》，狀物而兼抒情者也?！墩隆罚h論而兼抒情者也；《十月之交》，議論而兼記敘者也。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又如《簡兮》、《良耜》等篇（此類詩篇至眾，今不一一具舉），語無專主，弗能廁為何類，在讀者審之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