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頡剛：古史辨·論詩經(jīng)經(jīng)歷及老子與道家書

玄同先生：

前旬接到來書，讀悉一切。

先生說我的《詩說》好，使我很慚愧。我極希望對于《詩經(jīng)》用力研究一番，無如找不到這個機會。到上海后，振鐸要我作一篇關于《詩經(jīng)》的論文，我就擬定了《詩經(jīng)的厄運與幸運》的題目，預備把《詩經(jīng)》的經(jīng)歷詳細一說。

所謂厄運，是：

（一）戰(zhàn)國時詩失其樂，大家沒有歷史的知識，而強要把《詩經(jīng)》亂講到歷史上去，使得《詩經(jīng)》的外部蒙著一部不自然的歷史。

（二）刪《詩》之說起，使《詩經(jīng)》與孔子發(fā)生了關系，成了圣道王化的偶像。

（三）漢人把三百五篇當諫書，看得《詩經(jīng)》完全為美刺而作。

（四）宋人謂淫詩宜刪，許多好詩險些兒失傳；此說若在漢代起了，一定發(fā)生效力。

所謂幸運，是：

（一）詩篇有了一個結集，不致隨許多詩一齊亡了。

（二）漢人不當它尋常的詩歌看，所以《漢書·藝文志》中許多歌詩完全亡失，而此巍然僅存。

（三）宋代歐、鄭、朱、王輩肯求它的真相，不為傳統(tǒng)的解釋所拘；雖然蒙蔽之處還是很多，倒底漏了一線曙光。

（四）到現(xiàn)在，可以一點沒有拘束，赤裸裸地把它的真像表顯出來了。

我起初想這些意思可以一次說完，不料做了半個月，只說得第一項的厄運。這篇計分五節(jié)：

（一）《傳說中的詩人與詩本事》：把《尚書》、《左傳》、《國語》中所記的詩人與詩本事集了起來，分別它們的可信不可信；并指出它們互相牴牾之處，證明詩人與詩本事在漢以前已不能明瞭，何況漢儒作序。

（二）《周代人的用詩》：說明《詩經(jīng)》中一部分詩是貴族為應用而做的，又一部分詩是平民的歌謠，給樂工采取入樂的。當時的用詩有四種：一是典禮，二是諷諫，三是賦詩，四是言語。典禮與諷諫是它本身固有的應用，賦詩與言語是引伸出來的應用。凡是引伸出來的應用，只要表達出用詩的人的意思，并不希望印合于作詩的人的意思，所以可以隨便亂用。他們雖是亂用，卻不預備在詩上推考古人的歷史，又不希望推考作詩的人的事實，所以不會傷損《詩經(jīng)》的真相。這一義很關重要，從前說《詩》的人把用詩的人的意思就算做作詩的人的意思，所以引起了無數(shù)糾紛。

他們?nèi)焕頃皵嗾氯×x”，以為古人既這么用，就不會錯?！兑坝新荨放c《褰裳》原來都是情詩，但因給趙孟、韓宣子稱贊了，就決不算是情詩了。

（三）《孔子對于詩樂的態(tài)度》：孔子對于《詩》上完全是傳統(tǒng)思想，要勸人去用。在樂上，因為他遭值的時勢，正是新舊絕續(xù)之交，他是酷好雅樂的人，所以對于時勢痛下針砭。那時的音樂潮流，在《論語》上可以看出有三個趨句：一是僭越，二是新聲的流行，三是雅樂的敗壞。雅樂到了孔子時，決不能維持原來的地位了。所以孔子的正樂與社會上毫無關系。

（四）《戰(zhàn)國時的詩樂》：戰(zhàn)國時，詩的形式變了，有長篇的騷，有不歌而誦的賦，有《佹詩》之類不規(guī)則的詩。樂也不同了，春秋時樂調(diào)簡單，樂與歌詩合一；戰(zhàn)國時樂調(diào)復雜了，離得開歌詩了。所以那時器樂重于歌樂，甚至齊宣王有三百人吹竽，而不必有歌詩?！对娊?jīng)》到這時候，幾乎與社會上斷絕關系了。幾個服膺孔子之道的人，拼命鼓吹禮樂，但自己何嘗懂得古樂詩。既然不懂，而又要硬去講它，于是只得在歷史上胡亂揣測了。

（五）《孟子說詩》：孟子會說“知人論世”，“以意逆志”，但他自己是最不會“論世”和“逆志”的。一部《詩經(jīng)》，大部是東周的詩，他卻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戎狄是膺，荊舒是懲”。明明是頌僖公的詩，他卻說成周公的事。倘使他自己標明和春秋時人一例的用詩，他愛怎么說就怎么說，原也沒有什么妨礙?，F(xiàn)在他已經(jīng)標明了“論世”和“逆志”，是已有了歷史的態(tài)度了。有了歷史的態(tài)度，還是這般亂講，流毒所至，遂開漢人信口開河與割裂時代的先聲。這是決不可對他輕易諒恕的。

這些意思，請先生批評。我自恨空有求學之志，而無求學之力。胸中的問題愈聚愈多，總沒有法子找到閑暇去解決它們。這一篇文字，自謂解決了幾個問題，但匆忙的集材，恐怕是免不了錯誤的。（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