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史家的四長

劉子玄說史家應(yīng)有三長，即史才、史學、史識。章實齋添上一個史德，并為四長。實齋此種補充甚是，要想做一個史家必須具備此四種資格。子玄雖標出三種長處，但未加以解釋。如何才配稱史才、史學、史識，他不曾講到。實齋所著《文史通義》，雖有《史德》一篇，講到史家心術(shù)的重要，但亦說得不圓滿。今天所講，就是用劉、章二人所說的話予以新意義，加以新解釋。

子玄、實齋二人所講，專為作史的人說法。史學家要想作一部好史，應(yīng)具備上述三長或四長。同學諸君方在讀書時代，只是預備學問，說不上著作之林。但我們學歷史，其目的就在想將來有所貢獻。此刻雖不是著作家，但不可不有當著作家的志向。并且，著作家的標準亦很難說，即如太史公用畢生精力作了一部《史記》，后人不滿意的地方尚多，其余諸書更不用說了。此刻我們雖不敢自稱著作家，但是著作家的訓練工作則不可少。所以史家四長之說，就不得不細細用一番功夫去研究，看要如何才能夠達到這種目的。

至于這幾種長處的排列法，各人主張不同。子玄以才為先，學次之，識又次之。實齋又添德于才學識之后。今將次第稍為變更一下，先史德，次史學，又次史識，最后才說到史才。

甲 史德

現(xiàn)在講史德。諸君有功夫，可參看《文史通義》的《史德》篇。實齋以為作史的人，心術(shù)應(yīng)該端正。譬如《魏書》，大眾認為穢史，就是因魏收心術(shù)不端的原故。又如《左氏春秋》，劉歆批評他“是非不謬于圣人”，就是心術(shù)端正的原故。簡單說起來，實齋所謂史德，乃是對于過去毫不偏私，善惡褒貶，務(wù)求公正。

歷代史家對于心術(shù)端正一層，大部異常重視。這一點，吾人認為有相當?shù)谋匾?，但尚不足以盡史德的含義。我以為史家第一件道德，莫過于忠實。如何才算忠實？即“對于所敘述的史跡純采客觀的態(tài)度，不絲毫參以自己意見”便是。例如畫一個人，要絕對像那個人。假使把灶下婢畫成美人，畫雖然美，可惜不是本人的面目。又如做一個地方游記，記的要確是那個地方。假使寫顏子的陋巷，說他陳設(shè)美麗、景致清雅，便成了建筑師的計劃，不是實地的事物了。

忠實一語說起來似易，做起來實難。因為凡人都不免有他的主觀，這種主觀蟠踞意識中甚深，不知不覺便發(fā)動起來。雖打主意力求忠實，但是心之所趨，筆之所動，很容易把信仰喪失了。完美的史德真不容易養(yǎng)成。最常犯的毛病有下列數(shù)種，應(yīng)當時時注意，極力鏟除。

一個人做一部著作，無論所作的是傳記、是記事本末、是方志或是國史，總有他自己的特別關(guān)系。即如替一個人作特別傳記，必定對于這個人很信仰，時常想要如何才做得很好。中國人稱說孔子，總想象他是無所不知，無所不曉。所以《孔子家語》及其他緯書竟把孔子說成一個神話中的人物了。例如說孔子與顏子在泰山頂上同看吳國城門中的一個人，顏子看得模糊，孔子看得極其清楚。諸如此類，其意思縱使本來不壞，但是絕非事實，只能作為一種神話看待。無論說好說壞，都是容易過分，正如子貢所謂“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又如地方志，自己是那一省人，因為要發(fā)揮愛鄉(xiāng)心，往往把那一省說得很好。不過，過分的夸大，結(jié)果常引出些無聊的贊美，實際上毫無價值。再如講中國史，聽見外國人鄙視中國，心里就老大不愿意，總想設(shè)法把中國的優(yōu)點表彰出來，一個比一個說得更好，結(jié)果只養(yǎng)成全國民的不忠實之夸大性?？浯笮娜巳硕加?，說好說壞各人不同，史家尤其難免。自問沒有，最好，萬一有了，應(yīng)當設(shè)法去掉它。

自己有一種思想，或引古人以為重，或引過去事實以為重，皆是附會。這種方法很帶宣傳意味，全不是事實性質(zhì)，古今史家皆不能免。例如提倡孝道，把大舜作個榜樣，便附會出完廩、浚井等等事實來。想提倡夫婦情愛，便附會出杞梁哭夫的事實，一哭會把城墻哭崩了。愈到近代，附會愈多。關(guān)于政治方面，如提倡共和政體，就附會到堯、舜禪讓，說他們的“詢于四岳”就是天下為公，因說我們古代也有共和政治、民主精神。關(guān)于社會方面，如提倡共產(chǎn)制度，就附會周初井田，是以八家為井，井九百畝，每家百畝，公田百畝，因說我們古代也講土地國有，平均勞逸。這種附會意思本非不善，可惜手段錯了。即如堯、舜禪讓，有沒有這回事尚是問題，勉強牽合到民主政治上去，結(jié)果兩敗俱傷。從事實本身說，失卻歷史的忠實性，從宣傳效力說，容易使聽的人誤解。曹丕篡漢時，把那鬼混的禪讓禮行完之后，他對人說：“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奔偈骨嗄陮W子誤解了堯、舜“詢于四岳”，以為就是真正共和，也學曹丕一樣說：“共和之事，吾知之矣。”那可不糟透了嗎？總之，我們?nèi)粜叛鲆恢髁x，任用何手段去宣傳都可以，但最不可借史事做宣傳工具。非惟無益，而又害之。

武斷的毛病，人人都知道不應(yīng)該，可是人人都容易犯。因為歷史事實散亡很多，無論在古代、在近代都是一樣。對于一件事的說明，到了材料不夠時，不得不用推想。偶然得到片辭孤證，便很高興，勉強湊合起來作為事實。因為材料困難，所以未加審擇，專憑主觀判斷，隨便了之。其結(jié)果就流為武斷了。固然，要作一部歷史，絕對不下斷案是不行的。斷案非論斷，乃歷史真相。即如堯、舜禪讓，究竟有沒有這回事，固極難定。但不能不搜集各方面的意見，擇善而從，下一個“蓋然”的斷案。但是不要太愛下斷案了。有許多人愛下判斷，下得太容易，最易陷于武斷。資料和自己脾胃合的，便采用；不合的，復刪除；甚至因為資料不足，從事偽造，晚明人犯此毛病最多。如王弇州、楊升庵等皆是。

忠實的史家對于過去事實，十之八九應(yīng)取存疑的態(tài)度。即現(xiàn)代事實，亦大部分應(yīng)當特別審慎。民國十五年來的事實，算是很容易知道了。但要事事都下斷案，我自己就常無把握，即如最近湖北的戰(zhàn)事，吳佩孚在漢口究竟如何措施？為甚么失漢陽，為甚么失武勝關(guān)？若不謹慎，遽下斷案，或陷于完全錯誤亦未可知。又如同學之間，彼此互作傳記，要把各人的真性格描寫出來尚不容易，何況古人，何況古代事實呢？所以歷史事實，因為種種關(guān)系，絕對確實性很難求得的時候，便應(yīng)采取懷疑態(tài)度，或?qū)⒍喾矫娴漠愅斅粤_列出來。從前司馬光作《資治通鑒》，同時就作考異，或并列各說，或推重一家。這是很好的方法。

總而言之，史家道德，應(yīng)如鑒空衡平，是甚么，照出來就是甚么；有多重，稱出來就有多重，把自己主觀意見鏟除凈盡，把自己性格養(yǎng)成像鏡子和天平一樣。但這些話，說來雖易，做到真難。我自己會說，自己亦辦不到。我的著作，很希望諸君亦用鑒空衡平的態(tài)度來批評。

乙 史學

有了道德，其次要講的就是史學。前人解釋史學，太過空洞，范圍茫然，無處下手。子玄、實齋雖稍微說了一點，可惜不大清楚?，F(xiàn)在依我的意見，另下解釋。

歷史范圍極其廣博，凡過去人類一切活動的記載都是歷史。古人說：“一部十七史，何從說起？”十七史已經(jīng)沒有法子讀通，何況由十七而二十二而二十四呢？何況正史之外，更有浩如煙海的其他書籍呢？一個人想將所有史料都經(jīng)目一遍，尚且是絕對不可能之事，何況加以研究組織，成為著述呢？無論有多大的天才學問和精力，想要把全史包辦，絕無其事。我年輕時曾經(jīng)有此種野心，直到現(xiàn)在，始終沒有成功。此刻只想能夠在某部的專史得有相當成績，便躊躇滿志了。所以凡做史學的人，必先有一種覺悟，曰貴專精不貴雜博。

孔子說：“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蔽覀冏鰧W問，切勿以為“一物不知，儒者之恥”。想要無所不知，必定一無所知。真是一無所知，那才可恥喲。別的學問如此，史學亦然。我們應(yīng)該在全部學問中劃出史學來，又在史學中劃出一部分來，用特別興趣及相當預備，專門去研究它。專門以外的東西，盡可以有許多不知。專門以內(nèi)的東西，非知到透徹周備不可。所以我們做史學，不妨先擇出一二專門工作，作完后有余力，再作旁的東西。萬不可以貪多。如想做文學史，便應(yīng)專心研究，把旁的學問放開。假使又嫌文學史范圍太大，不妨再擇出一部分，如王靜安先生單研究宋元戲曲史之類。做這種工作，不深知詩史、詞史，或可以。對于本門，則務(wù)要盡心研究，力求完備。如此一來，注意力可以集中，訪問師友既較容易，搜集圖書亦不困難，才不至游騎無歸，白費氣力。有人以為這樣似太窄狹，容易拋棄旁的學問，其實不然。學問之道，通了一樣，旁的地方就很容易。學問門類雖多，然而方法很少。如何用腦，如何用目，如何用手，如何詢問、搜集，養(yǎng)成習慣，可以應(yīng)用到任何方面。好像攻打炮臺，攻下一個，其余就應(yīng)手而下了。

有了專門學問，還要講點普通常識。單有常識沒有專長，不能深入顯出；單有專長常識不足，不能觸類旁通。讀書一事，古人所講，專精同涉獵兩不可少。有一專長，又有充分常識，最佳。大概一人功力，以十之七八做專精的功夫，選定局部研究，練習搜羅材料，判斷真?zhèn)?，決擇取舍。以十之一二做涉獵的功夫，隨便聽講，隨便讀書，隨意談話。如此做去，極其有益。關(guān)于涉獵，沒有甚么特別法子。關(guān)于專精下苦功的方法，約有下面所列三項。

顧亭林的《日知錄》，大家知道是價值很高。有人問他別來幾年，《日知錄》又成若干卷？顧氏答應(yīng)他說，不過幾條。為甚么幾年功夫才得幾條？因為陸續(xù)抄錄，雜湊而成，先成長編，后改短條，所以功夫大了。某人日記稱，見顧氏《天下郡國利病書》原稿，寫滿了蠅頭小楷，一年年添上去的，可見他抄書之勤。顧氏常說：“善讀書不如善抄書”。常常抄了，可以漸進于著作之林。抄書像顧亭林，可以說勤極了。我的鄉(xiāng)先生陳蘭甫先生作《東塾讀書記》，即由抄錄撰成。新近有人在香港買得陳氏手稿，都是一張張的小條，裱成冊頁?；蛞粭l僅寫幾個字，或一條寫得滿滿的。我現(xiàn)在正以重價購求此稿，如能購得，一則可以整理陳氏著作，一則可以看出他讀書的方法。古人平常讀書，看見有用的材料就抄下來，積之既久，可以得無數(shù)小條。由此小條輯為長編，更由長編編為巨制。顧亭林的《日知錄》、錢大昕的《十駕齋養(yǎng)新錄》、陳蘭甫的《東塾讀書記》，都系由此作成。一般學問如此，做專門學問尤其應(yīng)當如此。近來青年常問我，研究某事甚么地方找材料？我每逢受此質(zhì)問，便苦于答不出來。因為資料雖然很豐富，卻是很散漫，并沒有一部現(xiàn)成書把我們所要的資料湊在一處以供取攜之便。就這一點論，外國青年做學問像比我們便宜多了。他們想研究某種問題，打開百科辭典或其他大部頭的參考書，資料便全部羅列目前。我們卻像披沙揀金，揀幾個鐘頭得不到一粒。但為實際上養(yǎng)成學問能力起見，到底誰吃虧誰便宜，還是問題。吃現(xiàn)成飯吃慣了的人，后來要做很辛苦的工作便做不來了?！罢l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币涣Ｃ?、一顆飯都經(jīng)過自己的汗血造出來，入口便更覺異常甘美。我們因為資料未經(jīng)整理，自己要作做篳路藍縷、積銖累寸的工作，實是給我們以磨練學問能力之絕好機會。我們?nèi)魠挓┎豢献?，便錯過機會了。

初學讀書的人，看見許多書，要想都記得，都能作材料，實在很不容易。某先輩云：“不會讀書，書面是平的；會讀書，字句都浮起來了?！比绾尾拍苁箷凶指⊥蛊饋恚课ㄒ坏姆椒ň褪怯柧氉⒁?。昔人常說，好打燈謎的人，無論看甚么書，看見的都是燈謎材料。會作詩詞的人，無論打開什么書，看見的都是文學句子?？梢娮⒁饽且豁?，那一項便自然會浮凸出來。這種工作，起初做時是很難，往后就很容易。我自己就能辦得到，無論讀到甚么書，都可以得新注意。究竟怎樣辦到的？我自己亦不知道。大概由于練習。最初的方法，頂好是指定幾個范圍，或者作一篇文章，然后看書時，有關(guān)系的就注意，沒有關(guān)系的就放過。過些日子，另換范圍，另換題目，把注意力換到新的方面。照這樣做得幾日，就做熟了。熟了以后，不必十分用心，隨手翻開，應(yīng)該注意之點立刻就浮凸出來。讀一書，專取一個注意點。讀第二遍，另換一個注意點。這是最粗的方法，其實亦是最好的方法。幾遍之后，就可以同時有幾個注意點，而且毫不吃力。前面所述讀書貴勤于抄錄，如果看不出注意點埋頭瞎抄，那豈不是白抄了嗎？一定要有所去取，去取之間煞費功夫，非有特別訓練不可。

甚么叫逐類搜求？就是因一種資料追尋一種資料，跟蹤搜索下去。在外國工具方便，辭典充備，求資料尚不太難。中國工具甚少，辭典亦不多，沒有法子，只好因一件追一件。比如讀《孟子》，讀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之語，因有此語，于是去搜尋當時的書，看有甚么人在甚么地方說過這類的話?！俄n非子·顯學》篇說：“世之顯學，儒墨也。……墨之所至，墨翟也?！阅又酪?，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墨離為三?！薄盾髯臃鞘印菲终f：“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quán)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是墨翟、宋钘也?！睂O仲容因得這種資料，加以組織，作《墨學傳授考》、《墨家諸子鉤沉》等文，作得的確不錯。為甚么能有那樣著作？就是看見一句話，跟蹤追去。這種工作就叫做逐類搜求?；蛴珊唵问聦崳蛴赡硶⒔饪匆姵鲇谒麜?，因又追尋他書。諸君不要以為某人鴻博，某人特具天才。其實無論有多大天才，都不能全記。不過方法好，或由平時記錄，或由跟蹤追尋，即可以得許多好材料。

此外方法尚多，我們暫說三門以為示范的意思。工作雖然勞苦，興味確是深長。要想替國家作好歷史，非勞苦工作不可。此種工作，不單于現(xiàn)在有益，腦筋訓練慣了，用在甚么地方都有益。誠然，中國史比西洋史難作，但西洋史或者因為太容易的原故，把治學能力減少了，好像常坐車的人兩腿不能走路一樣。一種學問，往往因為現(xiàn)存材料很多，不費氣力，減少學者能力。這類事實很多。所以我主張要趁年富力強下幾年苦工，現(xiàn)在有益，將來亦有益。讀書有益，作事亦有益。

丙 史識

史識是講歷史家的觀察力。做一個史家須要何種觀察力？這種觀察力如何養(yǎng)成？觀察要敏銳，即所謂“讀書得間”。旁人所不能觀察的，我可以觀察得出來。凡科學上的重大發(fā)明，都由于善于觀察。譬如蘋果落地是一件很普通的事件，牛頓善于觀察，就發(fā)明萬有引力。開水壺蓋沖脫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瓦特善于觀察，就發(fā)明蒸汽機關(guān)。無論對于何事、何物，都要注意去觀察，并且要繼續(xù)不斷的做細密功夫，去四面觀察。在自然科學，求試驗的結(jié)果；在歷史方面，求關(guān)聯(lián)的事實。但凡稍有幫助的資料，一點都不可放松。

觀察的程序可以分為兩種：

何謂由全部到局部？歷史是整個的、統(tǒng)一的。真是理想的歷史，要把地球上全體人類的事跡連合起來，這才算得歷史。既是整個的、統(tǒng)一的，所以各處的歷史不過是此全部組織的一件機械。不能了解全部，就不能了解局部。不能了解世界，就不能了解中國。這回所講專史，就是由全部中劃出一部分來，或研究一個人或研究一件事，總不外全部中的一部，雖然范圍很窄，但是不要忘記了他是全部之一。比如我們研究戲曲史，算是藝術(shù)界文學界很小的一部分，但是要想對于戲曲史稍有發(fā)明，那就非有藝術(shù)文學的素養(yǎng)不可。因為戲曲不是單獨發(fā)生單獨存在，而是與各方面都有關(guān)系。假使對于社會狀況的變遷、其他文學的風尚尚未了解，即不能批評戲曲。而且一方面研究中國戲曲，一方面要看外國戲曲，看他們各方所走的路，或者是相同的，或者是各走各的，或者是不謀而合，或者是互相感應(yīng)。若不這樣做，好的戲曲史便做不出來。不但戲曲史如此，無論研究任何專史都要看他放在中國全部占何等位置，放在人類全部占何等位置。要具得有這種眼光，銳敏的觀察才能自然發(fā)生。

何謂由局部到全部？歷史不屬于自然界，乃社會科學最重要之一，其研究法與自然科學研究法不同。歷史為人類活動之主體，而人類的活動極其自由，沒有動物、植物那樣呆板。我們栽樹，樹不能動，但是人類可以跑來走去。我們養(yǎng)雞，雞受支配，但是人類可以發(fā)生意想不到的行為。凡自然的東西，都可以用呆板的因果律去支配。歷史由人類活動組織而成，因果律支配不來。有時逆料這個時代、這個環(huán)境應(yīng)該發(fā)生某種現(xiàn)象，但是因為特殊人物的發(fā)生，另自開辟一個新局面。凡自然界的現(xiàn)象，總是回頭的、循環(huán)的。九月穿夾衣，十月?lián)Q棉袍，我們可以斷定。然而歷史沒有重復的時代，沒有絕對相同的事實。因為人類自由意志的活動，可以發(fā)生非?，F(xiàn)象。所謂由局部觀察到全部，就是觀察因為一個人的活動如何前進、如何退化，可以使社會改觀。一個人一群人特殊的動作，可以令全局受其影響，發(fā)生變化。單用由全部到局部的眼光，只能看回頭的現(xiàn)象、循環(huán)的現(xiàn)象，不能看出自由意志的動作。對于一個人或一群人，看其動機所在，仔細觀察，估量他對于全局的影響，非用由局部到全部的觀察看不出來。

要養(yǎng)成歷史家觀察能力，兩種方法應(yīng)當并用。看一件事，把來源去脈都要考察清楚。來源由時勢及環(huán)境造成，影響到局部的活動，去脈由一個人或一群人造成，影響到全局的活動。歷史好像一條長練，環(huán)環(huán)相接，繼續(xù)不斷，壞了一環(huán)便不能活動了。所以對于事實與事實的關(guān)系，要用細密銳敏的眼光去觀察它。

養(yǎng)成正確精密的觀察力，還有兩件應(yīng)當注意的事情：

在歷史方面，我們對于一個人或一件事的研究和批評最易為前人記載或言論所束縛。因為歷史是回頭看的，前人所發(fā)表的一種意見有很大的權(quán)威，壓迫我們。我并不是說前人的話完全不對，但是我們應(yīng)當知道，前人如果全對，便用不著我們多費手續(xù)了。至少要對前人有所補充、有所修正才行。因此，我們對于前人的話要是太相信了，容易為所束縛。應(yīng)當充分估量其價值，對則從之，不對則加以補充或換一個方面去觀察。遇有修正的必要的時候，無論是怎樣有名的前人所講，亦當加以修正。這件事情已經(jīng)很不容易，然以現(xiàn)代學風正往求新的路上走，辦到這步尚不很難。

這件事情那才真不容易，戴東原嘗說：“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蔽己。”以人蔽己尚易擺脫，自己成見不愿拋棄，往往和事理差得很遠還不回頭。大凡一個人立了一個假定，用歸納法研究，費很多的功夫，對于已成的工作異常愛惜，后來再四觀察，雖覺頗有錯誤，亦舍不得取消前說。用心在做學問的人，常感此種痛苦。但忠實的學者，對于此種痛苦只得忍受，發(fā)見自己有錯誤時，便應(yīng)當一刀兩斷的即刻割舍，萬不可迴護從前的工作，或隱藏事實或修改事實或假造事實，來遷就他迴護從前的工作。這種毛病，愈好學，愈易犯。譬如朱、陸兩家關(guān)于無極、太極之辯，我個人是贊成陸象山的。朱晦翁實在是太有成見了，后來讓陸象山駁得他無話可說，然終不肯拋棄自己主張。陸與朱的信說他從前文章很流麗，這一次何其支離潦草，皆因迴護前說所致。以朱晦翁的見解學問尚且如此，可見得不以己蔽己不是一件容易事情了。我十幾年前曾說過，“不惜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挑戰(zhàn)”。這固然可以說是我的一種弱點，但是我若認為做學問不應(yīng)取此態(tài)度，亦不盡然。一個人除非學問完全成熟，然后發(fā)表，才可以沒有修改糾正。但是身后發(fā)表，苦人所難。為現(xiàn)代文化盡力起見，尤不應(yīng)如此。應(yīng)當隨時有所見到，隨時發(fā)表出來，以求社會的批評才對。真做學問的人，晚年與早年不同。從前錯的，現(xiàn)在改了，從前沒有，現(xiàn)在有了。一個人要是今我不同昨我宣戰(zhàn)，那只算不長進。我到七十，還要與六十九挑戰(zhàn)。我到八十，還要與七十九挑戰(zhàn)。這樣說法，似乎太過。最好對于從前過失，或者自覺或由旁人指出，一點不愛惜，立刻改正，雖把十年的工作完全毀掉亦所不惜。

上面所說的這兩種精神，無論做甚么學問都應(yīng)當有，尤其是研究歷史，更當充實起來，要把自己的意見與前人的主張平等的看待，超然的批評。某甲某乙不足，應(yīng)當補充，某丙某丁錯了，應(yīng)當修改。真做學問貴能如此，不為因襲傳統(tǒng)所蔽，不為自己成見所蔽，才能得到敏妙的觀察，才能完成卓越的史識。

丁 史才

史才專門講作史的技術(shù)，與前面所述三項另外又是一事，完全是技術(shù)的。有了史德，忠實的去尋找資料；有了史學，研究起來不大費力；有了史識，觀察極其銳敏。但是仍然做不出精美的歷史來。要做出的歷史，讓人看了明了，讀了感動，非有特別技術(shù)不可。此種技術(shù)，就是文章的構(gòu)造。章實齋作《文史通義》，把文同史一塊講。論純文學，章氏不成功。論美術(shù)文，章氏亦不成功。但是對于作史的技術(shù)，了解精透，運用圓熟，這又是章氏的特長了。

史才專講史家的文章技術(shù)，可以分為二部：

子 組織

先講組織。就是全部書或一篇文的結(jié)構(gòu)。此事看時容易，做時困難。許多事實擺在面前，能文章的人可以拉得攏來，做成很好的史。文章技術(shù)差一點的人，就難組織得好，沒有在文章上用過苦功的人，常時感覺困難。

組織是把許多材料整理包括起來，又分二事：

許多事實不經(jīng)剪裁，史料始終是史料，不能成為歷史。譬如一包羊毛不能變成呢絨，必有所去，必有所取，梳羅抉剔，始成織物。搜集的工作已經(jīng)不容易，去取的工作又更難了。司馬光未作《資治通鑒》之前，先作長編，據(jù)說他的底稿堆滿十九間屋。要是把十九間屋的底稿全體印出來，一定沒有人看。如何由十九間屋的底稿做成長編，又由長編做成現(xiàn)在的《資治通鑒》，這里面剪裁就很多了。普通有一種毛病，就是多多的搜集資料，不肯割愛。但欲有好的著作，卻非割愛不可。我們要去其渣滓，留其菁華。這件事體，非常常注意不可。至于如何剪裁的方法，不外多作，用不著詳細解釋。孰渣孰菁，何去何留，常常去作，可以體驗得出來。

中看不中看，完全在排列的好壞。譬如“天地玄黃”四個字，王羲之是這樣寫，小孩子亦是這樣寫，但是王羲之寫得好，小孩子寫得壞，就是因為排列的關(guān)系。凡講藝術(shù)，排列的關(guān)系卻很大。一幅畫，山水布置得宜就很好看，一間屋，器具陳設(shè)得宜亦很好看，先后詳略，法門很多。這種地方要特別注意，不然，雖有好材料，不能惹人注目。就有人看，或者看錯了，或者看得昏昏欲睡?？v會搜集，也是枉然。至于如何排列的方法，一部分靠學力，一部分靠天才。良工能教人以規(guī)矩，不能使人巧?，F(xiàn)在姑講幾種通用的方法，以為示例。

（1）即將前人記載聯(lián)絡(luò)熔鑄，套入自己的話里。章實齋說：“文人之文，惟患其不己出。史家之文，惟患其己出?！笔芳宜涊d總不能不憑藉前人的話，《史記》本諸《世本》、《戰(zhàn)國策》、《楚漢春秋》，《漢書》本諸《史記》，何嘗有一語自造？卻又何嘗有一篇非自造？有天才的人，最能把別人的話熔鑄成自己的話，如李光弼入郭子儀軍，隊伍如故而旌旗變色，此為最上乘之作。近代史家，尤其是乾嘉中葉以后作史者，專講究“無一字無來歷”。阮蕓臺作《國史儒林傳》，全是集前人成語，從頭至尾，無一字出自杜撰。阮氏認為是最謹嚴的方法。他的《廣東通志》、《浙江通志》，謝啟昆的《廣西通志》，都是用的此法，一個字、一句話都有根據(jù)。這種辦法，我們大家是贊成的，因為有上手可追問。但亦有短處，在太呆板。因為有許多事情未經(jīng)前人寫在紙上，雖確知其實，亦無法采錄，而且古人行為的臧否與批評，事實的連絡(luò)與補充，皆感困難。吾人可師其意，但不必如此謹嚴。大體固須有所根據(jù)，但亦未嘗不可參入一己發(fā)見的史實。而且引用古書時，盡可依做文的順序任意連串，做成活潑飛動的文章。另外更用小字另有注明出處或說明其所以然，就好了。此法雖然好，但亦是很難。我尚未用。因為我懶在文章上作功夫。將來打算這樣作一篇，以為模范。把頭緒脈絡(luò)理清，將前人的話藏在其中，要看不出縫隙來。希望同學亦如此作去。

（2）用綱目體，最為省事。此種體裁，以錢文子的《補漢兵志》為最先（在《知不足齋叢書》內(nèi)）。頂格一語是正文，是斷案，不過四五百字。下加注語，為自己所根據(jù)的史料，較正文為多。此種方法近代很通行，如王靜安先生的《胡服考》、《兩漢博士考》，皆是如此。我去年所作的《中國文化史》亦是如此。此法很容易，很自由，提綱處寫斷案，低一格作注解，在文章上不必多下功夫，實為簡單省事的方法。做得好，可以把自己研究的結(jié)果暢所欲言，比前法方便多了。雖文章之美不如前法，而伸縮自如，改動較易，又為前法所不及。

（3）多想方法，把正文變?yōu)閳D表。對于作圖表的技術(shù)，要格外訓練。太史公作《史記》常用表，“旁行斜上，本于《周譜》”，然仍可謂為太史公所發(fā)明?！度辣怼?、《十二諸侯年表》、《六國表》、《秦楚之際月表》、《功臣侯者表》、《百官公卿表》，格式各各不同。因有此體，遂開許多法門。若無此體，就不能網(wǎng)羅這樣許多復雜的材料同事實。歐美人對于此道尤具特長，有許多很好、很有用的表，我們可以仿造。但造表可真是不容易，異樣的材料便須異樣的圖表才能安插。我去年嘗作《先秦學術(shù)年表》一篇，屢次易稿，費十余日之精力始得完成。耗時用力，可謂甚大。然因此范繁賾的史事為整飭，化亂蕪的文章為簡潔，且使讀者一目瞭然，為功亦殊不小。所以這種造表的技術(shù)，應(yīng)該特別訓練。

丑 文采

次講文采。就是寫人寫事所用的字句詞章。同是記一個人、敘一件事，文采好的，寫得栩栩欲活，文采不好的，寫得呆雞木立。這不在對象的難易，而在作者的優(yōu)劣。沒有文章素養(yǎng)的人，實在把事情寫不好，寫不活。要想寫活寫好，只有常常模仿，常常練習。

文采的要素很多，專擇最要的兩件說說。

簡潔就是講剪裁的功夫，前面已經(jīng)講了。大凡文章以說話少，含意多為最妙。文章的厚薄，即由此分。意思少，文章長，為薄；篇無剩句，句無剩字，為厚。比如飲龍井茶，茶少水多為薄，葉水相稱為厚。不為文章之美，多言無害。若為文章之美，不要多說，只要能把意思表明就得。做過一篇文章之后，要看可刪的有多少，該刪的便刪去。我不主張文章作得古奧，總要詞達。所謂“詞達而已矣”，達之外不再加多，不再求深。我生平說話不行而文章技術(shù)比說話強得多。我所要求的是章無剩句，句無剩字。這件事很重要。至于如何才能做到，只有常作。

為甚么要作文章？為的是作給人看。尤其是歷史的文章，為的是作給人看。若不能感動人，其價值就減少了。作文章一面要謹嚴，一面要加電力，好像電影一樣活動自然，如果電力不足，那就死在布上了。事本飛動而文章呆板，人將不愿看，就看亦昏昏欲睡。事本呆板而文章生動，便字字都活躍紙上，使看的人要哭便哭，要笑便笑。如像唱戲的人，唱到深刻時，可以使人感動。假使想開玩笑而板起面孔，便覺得毫無趣味了。不能使人感動，算不得好文章。旁的文章，如自然科學之類，尚可不必注意到這點。歷史家如無此種技術(shù)，那就不行了。司馬光作《資治通鑒》，畢沅作《續(xù)資治通鑒》，同是一般體裁。前者看去百讀不厭，后者讀一二次就不愿再讀了。光書筆最飛動，如赤壁之戰(zhàn)、淝水之戰(zhàn)、劉裕在京口起事、平姚秦、北齊北周沙苑之戰(zhàn)、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事實不過爾爾，而看去令人感動。此種技術(shù)，非練習不可。

如何可以養(yǎng)成史才？前人說，多讀、多作、多改。今易一字，為“多讀、少作、多改”。多讀，讀前人文章，看他如何作法。遇有好的資料可以自己試作，與他比較，精妙處不妨高聲朗誦。讀文章有時非搖頭擺尾，領(lǐng)悟不來。少作，作時謹慎，真是用心去作，有一篇算一篇，無須多貪作。筆記則不厭其多，天天作都好。作文章時，幾個月作一次亦不算少。要謹慎，要鄭重，要多改，要翻來覆去的看。從組織起到文采止，有不滿意處就改，或剪裁，或補充。同一種資料須用種種方法去作，每作一篇之后，擺在面前細看。?？磁匀说?，常改自己的。一篇文不妨改多少回，十年之后還可再改。這種工夫很笨，然天下至巧之事，一定從至笨來。古人文章做得好，也曾經(jīng)過幾許甘苦。比如梅蘭芳唱戲唱得好，他不是幾天之內(nèi)成功的，從前有許多笨工作，現(xiàn)在仍繼續(xù)不斷的有許多笨工作，凡事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