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年譜及其做法

年譜這種著述，比較的起得很遲。最古的年譜，當推宋元豐七年呂大防做的《韓文年譜》、《杜詩年譜》。做年譜的動機，是讀者覺得那些文、詩感觸時事的地方太多，作者和社會的背景關(guān)系很切。不知時事，不明背景，冒昧去讀詩文，是領(lǐng)會不到作者的精神的。為自己用功起見，所以做年譜來彌補這種遺憾。不過初次草創(chuàng)的年譜，組織自然不完密，篇幅也非常簡單。拿現(xiàn)在的眼光去看，真是簡陋的很。

但是自從呂大防那兩部年譜出世以后，南宋學(xué)者做年譜的就漸漸加多了，到明、清兩代簡直“附庸蔚為大國”，在史學(xué)界占重要位置。起初不過是學(xué)者的專利品，后來各種人物都適用了。起初不過一卷二卷，后來卻增至數(shù)十卷了。就中如《阿文成公年譜》有三十四卷，比較呂大防的作品相差就很遠。做年譜的方法，經(jīng)過許多學(xué)者的試驗發(fā)明，也一天比一天精密。自從初發(fā)生到現(xiàn)在，進步的迅速不能不使我們驚異。

甲 年譜的種類

年譜的種類可從多方面去分：

（一）自傳的或他傳的

本人做自傳，歐洲、美洲很多，中國比較的少。但中國也不過近代才不多，古代卻不少。《太史公自序》便是司馬遷的自傳，《漢書·敘傳》便是班固的自傳，《論衡·自紀》、《史通·自敘》便是王充、劉知幾的自傳，《漢書·司馬相如傳》、《揚雄傳》所采的本文，便是司馬相如、揚雄的自傳，這可見自傳在中國古代已很發(fā)達了。

由自傳到自傳的年譜，勢子自然很順。但自傳的年譜起得很晚，清康熙時孫奇逢恐怕是最早的一個。孫奇逢做得很簡單，只有些大綱領(lǐng)。后來由他的弟子補注，才完成了一部書。同時稍后，黃宗羲也自做一部年譜，可惜毀了，不知內(nèi)容怎樣。

此外，馮辰做的《李恕谷年譜》前四卷，實際上等于李塨自己做的，也可歸入自傳年譜一類。我們知道李塨是一個躬行實踐的人，對于自己的生活是毫不放松的。他平時把他的事跡思想記在他的《日譜》上面，用來做學(xué)問的功夫，和旁人的日記不同。這種《日譜》不但可以供后人仿效，不但很有趣味，而且可使后人知道作者思想的進步、事跡的變遷，毫無遺憾。所以馮辰編《李恕谷年譜》，單把李塨《日譜》刪繁存要，便成功了。這年譜完全保存了《日譜》的真相，而且經(jīng)過李塨的手定，簡直是李塨自著似的（但第五卷是劉調(diào)贊續(xù)纂的，不是根據(jù)李塨的《日譜》，所以又當別論）。

為研究歷史的方便起見，希望歷史的偉大人物都能自做《日譜》，讓后人替他做年譜時可省許多考證的工夫。然而這種希望何時達到呢？在這上，他傳的年譜便越發(fā)需要了。

他傳的年譜又可分同時人做的和異時人做的二種：

（1）同時人當然是和譜主有關(guān)系的人，或兒子或門人，或朋友親故。這類人做的年譜，和自傳的年譜價值相等，其中最有名的要推《王陽明年譜》，那是許多門人搜輯資料，由錢德洪編著的。他們把王守仁一生分作數(shù)段，一個人擔任搜輯某年到某年的事跡，經(jīng)過了許多人的努力，很長久的時間，后來有幾個人死了，幸虧王畿、羅洪先幫助錢德洪才做成。這部年譜總算空前的佳著。但后來又經(jīng)李贄的刪改，添上了許多神話，便不能得王守仁的真相了。前者在《王文成公全書》內(nèi)，后者在《四部叢刊》內(nèi)，我們須分別看待。

此外，《劉蕺山年譜》最值得我們稱贊，因為是蕺山的兒子劉汋（伯繩）做的。邵廷采（念魯）謂可以離集別行，不看本集，單看年譜，已能知譜主身世和學(xué)問的大概。這類有價值的很多，如李塨的《顏習(xí)齋年譜》、李瀚章的《曾文正公年譜》。

（2）異時人做的年譜真多極了。他們著書的原因，大概因景仰先哲，想徹底了解其人的身世學(xué)問，所以在千百年后做這種工作。這里邊最好的要算王懋竑的《朱子年譜》，和同時人做的有相等的價值。固然，有許多事情同時人能看見，而異時人不能看見。卻也有許多事情，異時人可考辨得很清楚，而同時人反為茫昧的。所以一個人若有幾部年譜，后出的常常勝過先出的?，F(xiàn)在姑且不講，留在下節(jié)討論。

（二）創(chuàng)作的或改作的

同時人所做的年譜固然是創(chuàng)作，異時人所做的年譜，若是從前沒有人做過，便也是創(chuàng)作。創(chuàng)作的年譜，經(jīng)過了些時，常有人覺得不滿意，重新改做一部，這便是改作的年譜。改作的大概比創(chuàng)作的好些，只有李贄的《王陽明年譜》是例外。但我們要知道改作是一件不得已的事情，如果沒有特別見地，自然可以不用改作，改作了，也不可埋沒作者的艱苦。因為創(chuàng)作者已做好了大間架，改作者不過加以小部分的增訂刪改而已。無論什么歷史，我們固然不能說只可有創(chuàng)作，不可有改作，但也不能因有了改作的以后，就把創(chuàng)作者的功勞沒了去。

有些人不止一部年譜，甲改做了乙又改做。如《朱子年譜》有李方子、李默、洪去蕪、王懋竑四種，《顧亭林年譜》有顧衍生、吳映奎、徐松、胡虔、張穆五種，《元遺山年譜》有翁方綱、凌廷堪、張穆三種，《陶淵明年譜》有吳仁杰、王質(zhì)、丁晏和我做的四種，大概越發(fā)晚出，越發(fā)好些。

（三）附見的或獨立的

我們?nèi)绻胱鲆徊磕橙说哪曜V，先須打定主意，到底是附在那人文集后面呢，還是離集而獨立？附見的要使讀本集的人得著一種方便，獨立的須要使不讀本集的人能夠知道那人身世和學(xué)問或事業(yè)的大概。主意定了，才可以著手去做。

本來，年譜這種書，除了自傳的或同時人做的以外，若在后世而想替前人做，非那人有著述遺下不可。沒有著述或著述不傳的人的年譜，是沒有法子可以做的，除非別人的著述對于那人的事跡記載十分詳明才行。所以年譜的體裁不能不有附見和獨立二種。

這二種的異點，只在詳略之間。附見的年譜應(yīng)該以簡單為主，注重譜主事跡，少引譜主文章。因為讀者要想詳細知道譜主的見解和主張，盡可自己向本集去尋找。專傳后面，有時也可附錄年譜或年表，那種年譜也和附見本集的一樣，越簡越好。獨立的年譜卻恰不同，越簡越不好。他的起原只因本集太繁重或太珍貴了，不是人人所能得見、所能畢讀的。為免讀者的遺憾起見，把全集的重要見解和主張，和譜主的事跡摘要編年，使人一目瞭然。這種全在去取得宜，而且還要在集外廣搜有關(guān)系的資料，才可滿足讀者的希望。合起二種來比較，獨立的恰似專傳，附見的恰似列傳。列傳與附見的年譜須簡切，專傳與獨立的年譜須宏博。

（四）平敘的或考訂的

倘使譜主的事跡沒有復(fù)雜糾紛的問題，又沒有離奇矛盾的傳說，歷來對于譜主事跡也沒有起個什么爭辯，那么，簡直可以不要費考訂的筆墨?？v使年代的先后不免要費考訂的功夫，但也在未落筆墨之前，不必寫在紙上。這種叫做平敘的年譜。他的重要工作全在搜羅的豐富，去取的精嚴，敘述的翔實?！锻蹶柮髂曜V》、《曾文正公年譜》便屬這種。創(chuàng)作的固然可以平敘，改作的也未嘗不可。

翻回來說，要考訂的年譜正多著呢，約計起來共有三種：

（1）譜主事跡太少，要從各處鉤稽的。例如王國維作《太史公系年考略》，因為太史公的事跡在《史記》、《漢書》都不能有系統(tǒng)的詳細的記載，所以很費了一番考訂工夫，而且逐件記出考訂的經(jīng)過，記載的理由來。這是很應(yīng)該的。因為不說個清楚，讀者不知某事何以記在某年，便有疑惑了。倘若要做孟子、墨子一般人的年譜，這是很好的模范。但做起來卻不容易。孟子在《史記》雖有傳，卻有許多不易解決的問題。如先到齊抑先到梁？主張伐燕，在齊宣王時代抑在齊湣王時代？都是要費力考訂的。墨子的事跡更簡，《史記》只有十馀字，我們應(yīng)該怎樣去鉤稽考訂敘述呢？總說一句，年代久遠事跡湮沒的人，我們想替他做年譜或年表，是不能不考訂的。

（2）舊有的記載把年代全記錯了的。例如陶淵明，《宋書》、昭明太子、《晉書》各傳都說他年六十三，生于晉興寧三年，其實都錯了。我替他做年譜，從他的詩句里找出好些證據(jù)，斷定他年只五十六，生于晉咸安二年。這么一來，和舊有的年譜全體不同了。舊譜前數(shù)年的事，我都移后數(shù)年。這種工作和《太史公系年考略》稍異，他用的是鉤沈的工夫，我用的是訂訛的工夫。前人做了不少的《陶淵明年譜》，都不曾注意到此。其實無論那個譜主的生年數(shù)一錯，全部年譜都跟著錯了。此外如譜主的行事、著作的先后次序，前人的記載也不免常有錯誤，都值得后人考訂。例如王陽明編《朱子晚年定論》，說那些文章是朱子晚年做的，其后有許多人說他造謠。這實是一大問題。假使朱子的行事及著作的先后早有好年譜考定了，便不致引起后人的爭辯。專傳、列傳都不能做詳細考訂工作，年譜的責(zé)任便更重大了。

（3）舊有的記載故意誣蔑或觀察錯誤的。如《宋史·王安石傳》對于王安石的好處一點不說，專記壞處，有些不是他的罪惡也歸在他身上了，因為做《宋史》的人根本認他是小人。后來蔡上翔做《王荊公年譜》，把《王荊公文集》和北宋各書關(guān)于譜主的資料都搜輯下來，嚴密的考訂一番，詳細的記述成書。我們看了，才知道做《宋史》的人太偏袒王安石的敵黨了，把王安石許多重要的事跡都刪削了，單看見他的片面，而且還不免有故入人罪的地方。象這種年譜，實有賴于考訂。倘無考訂的工夫，冒昧的依從舊有的記載，那么，古人含冤莫白的不知有多少了。但蔡上翔的《王荊公年譜》似乎不免超過了考訂的范圍，有許多替王安石辨護的話同時寫在考訂的話之后，辨護雖很不錯，卻和考訂的性質(zhì)有點不同了。

總結(jié)上面四種年譜種類說幾句話，就是我們要想做年譜先要打定主意，想做的是那一種，是創(chuàng)作的呢，還是改作的？是獨立的呢，還是附見的？是平敘的呢，還是考訂的？主意定了，才可以動手。

乙 年譜的體例

接著的便是年譜的體例問題，我們須得講個清楚，使學(xué)者知道年譜怎樣做法。

（一）關(guān)于記載時事——譜主的背景

世上沒有遺世獨立的人，也就沒有不記時事的年譜。偉大的人，常常創(chuàng)造大事業(yè)，事業(yè)影響到當時人生，當然不能不記在那人的年譜上。就是活動力很小的人，不能創(chuàng)造大事業(yè)，而別人新創(chuàng)造的事業(yè)常常影響到他身上，那么，時事也應(yīng)占他年譜的一部分。不過譜主的趨向既各不同，年譜記載時事，自然也跟著有詳有簡。詳簡的標準，我們須得說一說。

譬如陳白沙是荒僻小縣的學(xué)者（我的鄉(xiāng)先輩），不曾做過教學(xué)以外的事業(yè)，生平足跡，只到過廣州一次、北京兩次，生的時世又很太平，簡直可以說他和時事沒有直接的關(guān)系。倘使替他做年譜，時事當然少記。又如錢竹汀的科名雖然不小，但只做了幾年閑散的京官，并沒有建設(shè)什么功業(yè)，到了中年，便致仕回里，教書至死，生的時世也很太平。我們要想把時事多記些上他的年譜，也苦于無法安插。又如白香山的詩，雖很有些記載社會狀況的，生的時世雖很紛亂，但他不曾跑進政局，和時事還沒有直接關(guān)系，不過總算受了時事的影響。倘使我們替他做年譜，時事自然可以記載些。象這類純粹的學(xué)者、文人，和時代的關(guān)系比較的少，替他們做年譜，要記載時事，應(yīng)該很簡切，假使看見旁人的年譜記時事很詳，也跟樣，那可錯了。

反面說，學(xué)者、文人也有根本拿時代做立腳點的。例如顧亭林，雖然少做政治活動，而他的生涯完全受政治的影響，他的一言一動幾乎都和時代有關(guān)系。假使他的年譜不記時事，不但不能了解他的全人格和學(xué)問，而且不能知道他說的話是什么意義。從晚明流寇紛起、滿洲人入關(guān)得國到明六王次第滅亡，事事都激動他的心靈，終究成就了他的學(xué)問。象這類人雖然沒有做政治活動，他的年譜也應(yīng)該記載時事，而且須記詳細些。若譜主正是政治家、當軸者，那更不用說，無論是由他創(chuàng)造的事業(yè)，或是有影響于他身上的時事，都應(yīng)該很詳細的記入他的年譜。

有一種文人和當時的政事有密切關(guān)系。假使他的年譜不記時事，我們竟無法看懂他的著作，認識他的價值，而時事亦即因此湮沒不少。例如一般人稱杜甫的詩為詩史，常常以史注詩，而不知詩里便有許多史冊未記的事。又如顧亭林的詩，影射時事的也不少，其中有一首記鄭成功、張煌言北伐至南京的一事，說張煌言曾與李定國定期出兵，因路遠失期，以致敗走。假使《顧亭林年譜》不記時事，怎么知道這詩所說何事？即使知道了鄭、張北伐的事，不端詳詩句的隱義，也會湮沒了張、李相約的軼聞。所以譜主的著作和年譜對看，常有相資相益之處。而年譜記載時事，也因此益覺重要。

大概替一人做年譜，先須細察其人受了時事的影響多大？其人創(chuàng)造或參與的時事有幾？標準定了，然后記載才可適宜。

曾國藩是咸豐、同治間政局唯一的中心人物，他的年譜記載時事應(yīng)該很詳細。除了譜主直接做的事情以外，清廷的措施、偏將的勝負、敵方的因應(yīng)、民心的向背，在在都和譜主有密切的關(guān)系，如不一一搜羅敘述，何以見得譜主立功的困難和原因？我們看李瀚章做的《曾文正公年譜》，實在不能滿足我們這種欲望。因為他只敘譜主本身的命令舉動，只敘清廷指揮擢黜諭旨，其馀一切，只有帶敘，從不專提。使得我們看了，好象從墻隙中觀墻外的爭斗，不知他們?yōu)槭裁从袆儆胸?。雖然篇幅有十二卷之多，實際上還不夠用。倘然有人高興改做，倒是很好的事情。但千萬別忘記舊譜的短處，最要詳盡的搜輯太平天國的一切大事，同時要人的相互關(guān)系，把當時的背景寫個明白，才了解曾國藩的全體如何。

假如要做李鴻章的年譜，尤其要緊的是要把背景的范圍擴大到世界各強國。因為李鴻章最初立功，就因利用外交得了外國的幫助，才和曾國藩打平太平天國。假使不明白各國對太平天國的態(tài)度，如何知道他們成功的原因。后來他當了外交的要沖，經(jīng)過幾次的國際戰(zhàn)爭，締結(jié)幾次的國際條約，聲名達于世界。他誠然不善于外交，喪失了國家許多權(quán)利，但我們要了解他為什么失??？為什么事事受制于人？除了明白中國的積弱情形以外，尤其需要明白世界的大勢。因為十九世紀之末自然科學(xué)發(fā)達的結(jié)果，生產(chǎn)過剩，歐洲各國都拼命往東方找殖民地和市場，非、澳二洲和亞洲南西北三部都入了白人的掌握，所以各國的眼光都集中到中國。那時世界又剛好出了幾個怪杰，德國的俾斯麥、俄國的亞歷山大、日本的明治帝，一個個都運用他們的巨腕和中國交涉，而首當其沖者是李鴻章。假使世界大勢不是如此，李鴻章也許可以做個安分守己的大臣。所以我們要了解李鴻章的全體，非明白他的背景不可，而且背景非擴充到世界不可。這種責(zé)任不是專傳的責(zé)任，非年譜出來擔負不可。

實際的政治家，在政治上做了許多事業(yè)，是功是罪，后人自有種種不同的批評。我們史家不必問他的功罪，只須把他活動的經(jīng)歷、設(shè)施的實況很詳細而具體的記載下來，便已是盡了我們的責(zé)任。譬如王安石變法，同時許多人都攻他的新法要不得，我們不必問誰是誰非，但把新法的內(nèi)容和行新法以后的影響，并把王安石用意的誠摯和用人的茫昧，一一翔實的敘述，讀者自然能明白王安石和新法的好壞，不致附和別人的批評。最可笑的是《宋史·王安石傳》，他不能寫出王安石和新法的真相，只記述些新法的惡果和反對的呼聲，使得后人個個都說王安石的不好。最可嘉的是蔡上翔《王荊公年譜》，他雖然為的是要替王安石辯護，卻不是專拿空話奉承王安石。他只把從前舊法的種種條文、新法的種種條文，一款一款的分列，使得讀者有個比較。他只把王安石所用的人的行為、攻擊王安石的人的言論，一件一件的分列，使得讀者明白不是變法的不好，乃是用人的不好。象這樣，才是史家的態(tài)度。做政治家的年譜，對于時事的敘述便應(yīng)該這樣才對。

上面幾段講的是純粹政治家的年譜做法，此外還有一種政治兼學(xué)問、學(xué)問兼政治的人，我們?nèi)籼嫠瞿曜V，對于時事的記載或許可以簡略點，但須斟酌。譬如王陽明是一個大學(xué)者，和時事的關(guān)系也不淺。但因為他的學(xué)問的光芒太大，直把功業(yè)蓋住了，所以時事較不為做他的年譜者所重。其實我們?yōu)榱私馑晒Φ脑蚱鹨?，固然不能不說明白他的學(xué)問，為了解他治學(xué)的方法起見，也不能不記清楚他的功業(yè)。因為他的學(xué)問就是從功業(yè)中得來，而他的功業(yè)也從他的學(xué)問做出，二者有相互的關(guān)系。所以他的年譜，對于當時大事和他自己做出的事業(yè)都得斟酌著錄。

《錢竹汀年譜》頗能令人滿意，因為錢竹汀和時事沒有多大關(guān)系，所以年譜記時事很簡，自然沒有什么不對。王懋竑的《朱子年譜》記時事卻太詳細了。朱子雖然做了許多官，但除了彈劾韓侂胄一事之外，沒有做出什么大事，也沒有受時事的大影響。所以有許多奏疏也實在不必枉費筆墨記載上去，因為大半是照例，和時局無關(guān)系。這種介在可詳可略之間，最須費斟酌，稍為失中便不對。

文學(xué)家和時勢的關(guān)系有濃有淡，須要依照濃淡來定記時事的詳略，這是年譜學(xué)的原則。但有時不依原則，也有別的用處。譬如凌廷堪、張穆的《元遺山年譜》記載時事很詳，其實元遺山和時事并沒有多大關(guān)系，本來不必這樣詳。林、張以為讀元遺山的詩和讀杜甫的詩一樣，非了解時事則不能了解詩，其實錯了。但從別一方面看，金、元之間，正史簡陋的很，林、張以元遺山做中心，從詩句里鉤出許多湮沈的史料放在年譜內(nèi)，雖然不合原則，倒也有一種好處。

不善體會上面說的詳略原則，有時會生出過詳過略的毛病。譬如張爾田的《玉溪生年譜箋注》記載時事極為詳盡，只因他的看法不同。他以為李義山做詩全有寄托，都不是無所為而為，這實不能得我們的贊成。誠然，人們生于亂世，免不了有些身世之感，張氏的看法，也有相當?shù)膬r值。但是我們細看李義山的詩，實在有許多是純文學(xué)的作品，并非有所感觸、有所寄托。張氏的箋注時事，不免有許多穿鑿附會的地方。

我們應(yīng)該觀察譜主是怎樣的人？和時事有何等的關(guān)系？才可以定年譜里時事的成分和種類。不但須注意多少詳略的調(diào)劑，而且須注意大小輕重的敘述。總期恰乎其當，使讀者不嫌繁贅而又無遺憾，那就好了。

（二）關(guān)于記載當時的人

個人是全社會的一員，個人的行動不能離社會而獨立。我們要看一個人的價值，不能不注意和他有關(guān)系的人。年譜由家譜變成，一般人做年譜也很注意譜主的家族。家族以外，師友、生徒、親故都不為做年譜的人所注意。這實在是一般年譜的缺點，比較最好的是馮辰的《李恕谷年譜》。因為他根據(jù)的是李恕谷的《日譜》，所以對于李恕谷所交往的人都有記載。我們看了，一面可以知道李恕谷成就學(xué)問的原因，一面可以知道顏李學(xué)派發(fā)展的狀況，實在令人滿意?！对恼曜V》可不行。因為曾國藩的關(guān)系人太多，作者的眼光只知集中到直接有關(guān)系的人，自然不足以見曾國藩的偉大。

翻回來，再看《王陽明年譜》。我們因為王陽明的學(xué)問和他的朋友門生有分不開的關(guān)系，所以很想知道那些朋友門生某年生，某年才見王陽明，往后成就如何。錢德洪等做年譜，只把所聞所知的記了一點，卻忽略了大多數(shù)，實在令我們失望。王懋竑的《朱子年譜》也是一樣。朱熹到底有多少門生？他所造就的人才后來如何？我們?nèi)荒茉谏厦嬷?。像朱、王這類以造就人才為事業(yè)的人，我們替他們做年譜，對于他們的門生、屬吏、友朋、親故應(yīng)該特別注意，記載那些人的事跡愈詳愈好。

尋常的年譜，記載別人的事跡，總是以其與譜主有直接的關(guān)系為主（如詩文的贈答、會面的酬?。Ｈ魺o直接的關(guān)系，人事雖大也不入格。其實不對。例如《朱子年譜》記了呂伯恭、張南軒、陸梭山的死，只因朱子做了祭文祭他們。陸象山死在何年，上面便查不出，只因朱子不曾做祭文祭他。作者的觀念以為和譜主沒有直接的關(guān)系，便不應(yīng)該記。其實年譜的體裁并不應(yīng)該這樣拘束。張、呂、二陸都是當時講學(xué)的大師，說起和朱子的關(guān)系，最密切的還是陸象山。但我們竟不能在《朱子年譜》看到陸象山的死年，這是何等的遺憾。

從年譜的歷史看，明朝以前，記時人較略，清中葉以后漸漸較詳了。張穆的《顧亭林年譜》便是一個例證。王文誥的《蘇東坡年譜》又更好一點，凡蘇詩蘇文所提到的人都有，而且略有考證。近時胡適的《章實齋年譜》，記事固然有些錯誤，記人卻還好。他除了零碎的記了譜主師友的事跡以外，單提出戴震、袁枚、汪中三個可以代表當時思想家的人來和譜主比較。就在各人卒年，摘述譜主批評各人的話而再加以批評。批評雖不是年譜的正軌，但可旁襯出譜主在當時的地位，總算年譜的新法門。

老實說，從前做年譜太過拘束了，譜主文集沒有提起的人、雖曾和譜主交往而不知年分的人，都不曾占得年譜的篇幅。我將現(xiàn)在盡可用三種體裁來調(diào)劑：和譜主關(guān)系最密切的，可以替他做一篇小傳；和譜主有關(guān)系而事跡不多的，可各隨他的性質(zhì)匯集分類，做一種人名別錄；姓名可考，事跡無聞而曾和譜主交際的，可以分別做人名索引。凡是替大學(xué)者、大政治家做年譜，非有這三種體裁附在后面不可。

好象《史記》做了《孔子世家》之后又做《仲尼弟子列傳》，列傳后面有許多人都只有姓名而無事跡，但司馬遷不因他們無事跡而滅其姓名。朱熹、王守仁的弟子可考的尚不少，我們從各文集和史書、學(xué)案里常常有所發(fā)現(xiàn)，若抄輯下來，用上面三種體裁做好，附在他們年譜后面，也可以彌補缺憾不少。

我自己做《朱舜水年譜》，把和朱舜水交往的人都記得很詳細。那些人名，日本人聽得爛熟，中國卻很面生。因為朱舜水是開創(chuàng)日本近二百年文化的人，當時就已造就人才不少。我們要了解他的影響的大，須看他的朋友、弟子跟著他活動的情形。雖然那些人的史料很缺乏，但我仍很想努力搜求，預(yù)備替他們做些小傳。象朱舜水一類的人，專以造就人才為目的，雖然所造就的是外國人，但和我們?nèi)杂忻芮械年P(guān)系，在他年譜記當時人，當然愈詳愈好。

（三）關(guān)于記載文章

記載譜主文章的標準，要看年譜體裁是獨立的還是附見的。附見文集的年譜，不應(yīng)載文章。獨立成書的年譜，非載重要的文章不可。重要不重要之間，又很成問題。

《王陽明年譜》關(guān)于這點，比較的令人滿意。因為他雖在文集中而已預(yù)備獨立。有關(guān)功業(yè)的奏疏、發(fā)揮學(xué)術(shù)的信札，很扼要的采入各年。獨立的年譜很可拿此譜做記載文章的標準。

王懋竑的《朱子年譜》不錄正式的著作而錄了許多奏疏、序跋、書札，政治非朱子所長，政治的文章卻太多；學(xué)術(shù)是朱子所重，學(xué)術(shù)的文章卻太少。在王懋竑的意思，以為把學(xué)術(shù)的文章放在年譜后的《論學(xué)切要語》中便已夠了，不必多錄?！墩搶W(xué)切要語》的編法固然不錯，但沒有注清楚做文的年分，使得讀者不知孰先孰后，看不出思想遷流的狀態(tài)，不如把論學(xué)的文章放入年譜還更好。《性理大全》、《朱子全集》都依文章的性質(zhì)分類，沒有先后的次序。王陽明編《朱子晚年定論》，說朱子晚年的見解和陸子一致，已開出以年分的先后看思想的遷流一條大路來。雖然王陽明所認為朱子晚年的作品也有些不是晚年的，但大致尚不差。王懋竑攻擊王陽明的不是，卻不曾拿出健全的反證來?！吨熳幽曜V》載的文章雖不少，但還不能詳盡，總算一件缺憾。

記載文章的體例，《顧亭林年譜》最好。整篇的文章并沒有采錄多少，卻在每年敘事既完之后，附載那年所做詩文的篇目。文集沒有別處已見的遺篇逸文，知道是那一年的，也記錄出來。文體既很簡潔，又使讀者得依目錄而知文章的先后，看文集時有莫大的方便。這種方法很可仿用。篇目太多，不能分列，各年之下可另作一表，附在年譜后。

文學(xué)家的方面不止一種，作品也不一律，替文學(xué)家做年譜的人不應(yīng)偏取一方面的作品。象《蘇東坡年譜》只載詩文的篇目，沒有一語提到詞，便是不對。作者以為詞是小道，不應(yīng)入年譜。其實蘇東坡的作品，詞占第一位，詩文還比不上。即使說詞不如詩文，也應(yīng)該平等的記載篇目或摘錄佳篇。現(xiàn)行的《蘇東坡年譜》不記及詞，實在是一大缺點。

曾國藩是事業(yè)家，但他的文章也很好。即使他沒有事業(yè)單有文章，也可以入文苑傳。我們很希望他的年譜記載他的文章詩句，或詩文的篇目。現(xiàn)行的《曾文正公年譜》，我嫌他載官樣的文章太多，載信札和別的文章太少。好文章盡多著，如《李恕谷墓志銘》、《昭忠詞記》等，應(yīng)該多錄，卻未注意。

純文學(xué)家的年譜只能錄作品的目錄，不能詳錄作品，最多也只能摘最好的作品記載一二。若錄多了，就變成集子，不是年譜的體裁了?！队裣曜V箋注》錄了許多詩篇，作者以為那些詩都和譜主的生活有關(guān)，不能不錄全文。結(jié)果名為年譜，實際成了編年體的詩注。就算做得很好，也只是年譜的別裁，不是年譜的正格。有志做年譜的人們，還是審慎點好。

（四）關(guān)于考證

當然有許多年譜不必要考證，或是子孫替父祖做，或是門生替師長做，親見親聞的事原無多大的疑誤。如王陽明、顏習(xí)齋、李恕谷等年譜都屬此類。不過常常有作者和譜主相差的時代太久，不能不費考證的工夫的。又有因前人做的年譜錯了而改做的，也不能不有考證的明文。

考證的工夫本來是任何年譜所不免的，但有的可以不必寫出考證的明文，只寫出考證的結(jié)果便已足。若為使人明白所以然起見，卻很有寫出考證的明文的必要。所以明文應(yīng)該擺在什么地方，很值得我們考慮。

據(jù)王懋竑《朱子年譜》的辦法，在年譜之外另做一部《考異》，說明白某事為什么擺在某年、兩種傳說那種是真，年譜的正文并不隔雜一句題外的話，看起來倒很方便。還有一種很普通的辦法，把考證的話附在正文中，或用夾注，或低二格。另有一種辦法，把前人做的年譜原文照抄，遇有錯誤處則加按語說明，好象札記體一樣。張穆對于《元遺山年譜》便是用的第三種。

前面三種辦法各有好處。第一種，因為考證之文太多，令人看去覺得厭倦，所以另成一書，既可備參考，又可省讀年譜者的精神。第二種，可使讀者當時即知某事的異說和去取的由來，免得另看《考異》的麻煩。兩種都可用。大概考證多的，可另作《考異》，不十分多的，可用夾注或低格的附文。但其中也有點例外。有些年譜，根本就靠考證才成立，無論是創(chuàng)作或改作，他的考證雖很繁雜，也不能不分列在年譜各年之下。如作《孟子年譜》，年代便很難確定。如果要定某事在某年，便不能離本文而另作考異，必同時寫出考證的明文說明為什么如此敘述，才不惹人疑惑，而后本文才可成立。假如孟子先到齊或先到梁的問題沒有解決，許多事情便不能安插，全部組織便無從成立。經(jīng)過了考證，把問題解決了，若不把考證隨寫在下，便不能得讀者的信仰。又如我做陶淵明的年譜，把他的年紀縮短生年移后，和歷來的說法都不同。假使不是考證清楚了，何必要改作？考證清楚了，若不開頭說個明白，讀者誰不丟開不看？象這類自然不能另作考異，亦不能作夾注，只好低二格附在各年本文之后。至于第三種也有他的好處，因為前人做的不十分錯，原無改作的必要，為省麻煩起見，隨時發(fā)現(xiàn)錯誤，隨時考證一番加上按語，那便夠了。

大概考證的工夫，年代愈古愈重要。替近代人如曾國藩之類做年譜，用不著多少考證，乃至替清初人如顧炎武之類做年譜，亦不要多有考證，但隨事說明幾句便是?；蛟敾蚵灾g，隨作者針對事實之大小而決定，本來不拘一格的。

（五）關(guān)于批評

本來做歷史的正則，無論那一門都應(yīng)據(jù)事直書，不必多下批評。一定要下批評，已是第二流的腳色。譬如做傳，但描寫這個人的真相，不下一句斷語，而能令讀者自然了解這個人地位或價值，那才算是史才。

做傳如此，做年譜也如此。真是著述名家，都應(yīng)守此正則。有時為讀者的方便起見，或?qū)τ谧V主有特別的看法，批評幾句也不要緊。但一般人每亂用批評，在年譜家比較的還少?，F(xiàn)在拿兩部有批評的年譜來講，一是蔡上翔的《王荊公年譜》，一是胡適之的《章實齋年譜》。

與其用自己的批評，不如用前人的批評。年譜家常常如此，但亦不能嚴守此例。蔡上翔引人的話很多，用自己的話尤其多。胡適之有好幾處對舊說下批評。固然各人有各人的見解，但我總覺得不對，而且不是做年譜的正軌。蔡上翔為的是打官司，替王安石辯護，要駁正舊說的誣蔑，也許可邀我們的原諒。但批評的字句應(yīng)該和本文分開，不該插入紀事的中間。蔡、胡都沒有顧及這點，以文章的結(jié)構(gòu)論，很不純粹。如果他們把自己的見解做成敘文，或做附錄，專門批評譜主的一切，那么，縱使篇幅多到和年譜相等也不相妨了。

蔡上翔替王安石辯護的意思固然很好，但是他的作品卻不大高明。他把別人罵王安石的文章錄上了，隨即便大發(fā)議論，說別人的不對，這實在不是方法。我以為最好是詳盡的敘述新法的內(nèi)容，某年行某法、某年發(fā)生什么影響、某年惹起某人的攻擊，便夠了。自己對于攻擊者的反駁，盡可作為附錄，不可插入本文。凡是替大學(xué)者、大政治家做年譜，認為有做批評的必要時，都應(yīng)該遵守這個原則。

（六）關(guān)于附錄

上面講的考證和批評，我都主張放在附錄里面。其實附錄不止這兩種，凡是不能放進年譜正文的資料，都可占附錄的一部分。

要知道譜主的全體，單從生年敘到死年還不夠。他生前的家況、先世的系統(tǒng)、父母兄弟的行事，……與其旁文斜出，分在各年下，不如在正譜之前作一個世譜。《王陽明年譜》的《世德紀》便是世譜的一種格式。因為王陽明的父祖都是有名的學(xué)者，做官也做到很大，年壽又高，并不是死在王陽明的生前。假使把他們的行事插入年譜，一定覺得累贅。所以作者抄錄別人替他們做的傳和墓志銘在一處，作為年譜的附錄。雖然《世德紀》里面載了不少非世德的文章，有點名不副實，但這種不把附錄當正文的方法，總是可取。譬如陸象山幾兄弟都是大學(xué)者，互相師友。假使我們做陸象山的年譜，其關(guān)于他的兄弟行事，與其插入正文，不如另做小傳放在前面。這種世譜和小傳之類我們也可叫做“譜前”。

譜主死后，一般的年譜多半就沒有記載了，其實不對。固然有些人死后絕無影響，但無影響的人我們何必給他做年譜呢？即使說沒有影響吧，也總有門生子侄之類后來做了什么事，那也總不能擺在年譜正文中。若譜主是政治家，他的政治影響一定不致跟他的生命而停止。若譜主是大學(xué)者，他的學(xué)風(fēng)一定不致跟他的生命而衰歇。還有一種人，生前偏和時勢沒有關(guān)系，死后若干年卻發(fā)生何等的影響。所以如果年譜自譜主死后便無什么記載，一定看不出譜主的全體，因而貶損年譜本身的價值。錢德洪等似乎很明白這點，他們的《王陽明年譜》在譜主死后還有二卷之多。陽明學(xué)派的盛行全是陽明弟子的努力，陽明的得謚和從祀孔廟也靠許多友生的懇求。假使年譜不載陽明死后事，如何見得陽明的偉大？《陽明年譜》能稱佳作，這也是一個原因。但他不應(yīng)仍稱死后事為年譜，應(yīng)該稱做“譜后”，做為附錄的一種才對。

我們根據(jù)這點去看王懋竑的《朱子年譜》，便很不滿意，因為他敘到朱子死年便停止了。我們要想知道朱子學(xué)派的發(fā)達、學(xué)術(shù)的影響，是不可能的。同一理由，假使我們做《釋伽牟尼年譜》，尤其要很用心的做譜后。凡是佛教各派的分化、傳播、變遷、反響，都不妨擇要敘入。不必年年有，不必怕篇幅多，甚至紀載到最近也沒有什么不可以。

在上面的原則中也似乎有例外。譬如《曾文正年譜》沒有譜后便沒有什么要緊，因為他的事業(yè)生前都做完了。政治上的設(shè)施也沒有極大的影響?？v使有譜后，也不妨簡略些。若做《胡文忠年譜》便不然。因為他和曾文正聯(lián)結(jié)許多同志想滅亡太平天國，沒有成功就死了，后來那些同志卒能成他之志。同志的成功，也就是他的成功。所以他年譜譜后至少要記到克復(fù)江寧。

我做《朱舜水年譜》，在他死后還記了若干條，那是萬不可少的。他是明朝的遺臣，一心想驅(qū)逐滿清，后半世寄住日本，死在日本。他曾數(shù)說過，滿人不出關(guān)，他的靈柩不愿回中國。他自己制好耐久不朽的靈柩，預(yù)備將來可以搬回中國。果然那靈柩的生命比滿清還長，至今尚在日本，假使我們要去搬回來，也算償了他的志愿哩。我看清了這點，所以在年譜后記了太平天國的起滅和辛亥革命、宣統(tǒng)帝遜位。因為到了清朝覆滅，朱舜水的志愿才算償了。假如這年譜在清朝做，是做不完的。假如年譜沒有譜后，是不能成佳作的。

此外有一種附錄可以稱做“雜事”的，是劉伯繩著《劉蕺山年譜》所創(chuàng)造的，后來焦廷琥的《焦理堂年譜》也仿做。劉伯繩因為譜主有許多事跡不能以年分，或不知在那一年，如普通有規(guī)則的行事、瑣屑而足顯真性的言論等，都匯輯做附錄，邵廷采批評他。拿本文紀大德敦化的事，附錄紀小德川流的事，真是毫無遺憾。后前的年譜遇著無年可歸的事，不是丟開不錄，便是勉強納在某年。結(jié)果，不是隱沒譜主的真相，便是不合年譜的體裁。劉伯繩卻能打破這種毛病，注意前人所不注意的地方，創(chuàng)造新法來容納譜主的雜事，使得讀者既明白譜主的大體，又了解譜主的小節(jié)。這種體裁，無論何人的年譜都可適用。

其次，譜主的文章和嘉言懿行也可作附錄。文章言論很簡單的，可以分列各年；很繁多的，可以抄輯做附錄。大學(xué)者的文章言論，常常不是年譜所能盡載的，為求年譜的簡明起見，非別作附錄不可。所以王懋竑在《朱子年譜》之后附了《朱子論學(xué)切要語》，這種方法可以通用。

張穆做《顧亭林年譜》雖然很好，我們卻看不出顧亭林和旁人不同之處何在，只因他要讀者先看了本集再看年譜，所以沒有附錄譜主的重要文章和言論。其實讀者那能都看本集，或許時間不夠或許財力不足，若能單看年譜便了解譜主生平，豈不更好？所以為便利讀者起見，作年譜必附錄譜主的主要文章和言論，尤其是學(xué)者的年譜。

批評方面的話，或入本文，或附譜末，均無不可。但為年譜的簡明起見，自然以作附錄為好。偉大的人物每惹起后人的批評，或褒或貶，愈偉大的愈多。如王安石、王守仁死了千數(shù)百年，至今還有人批評他們的好歹。倘使批評者確有特殊的見解，或能代表一部分人的意思，我們非附錄他的話不可。因為若不附錄批評，不但不能看出后人對譜主的感想，而且不足以見譜主的偉大。但有一點不可不注意，千萬不要偏重一方面的批評，單錄褒或單錄貶。

以上講的種種附錄，當然不能說詳盡。作者若明白年譜可多作附錄的原則，盡可創(chuàng)造新的體裁。附錄愈多，年譜愈干凈。

從前作年譜太呆，單靠本文想包括一切。前清中葉以后，著述的技術(shù)漸漸進步，關(guān)于上文講的六種，紀載的時事、時人、文章和考證、批評、附錄都有新的發(fā)明。我們參合前人的發(fā)明，再加研究，還可以創(chuàng)造種種的新體例、新方法。

丙 年譜的格式

年譜的格式也得附帶的講一講。司馬遷做年表，本來參照《周譜》的旁行斜上?！吨茏V》今不可見，《史記》年表是有縱橫的格子的。年譜由年表變來，因為有時一年的事太多，一個格子不夠用，所以才索性不要格子。替古人做年譜，因為事少的原故，還是用格子好。如孫詒讓作《墨子年表》，附在《墨子閑詁》之后。蘇輿作《董仲舒年表》，附在《春秋繁露》之前，都帶有年譜的性質(zhì)。

假使要作《孟子年譜》，因為當時有關(guān)系的不止一國，勢不能不用格子。橫格第一層記西歷紀元前幾年或民國紀元前幾年，第二層記孟子幾歲，第三層記孟子直接的活動，第四層以下各層分記鄒、魯、滕、梁、齊、燕各國和孟子有關(guān)的時事，使得讀者一目了然。

假使《杜甫年譜》，最少也要把時事和他的詩和他的活動分占一格，并起年代共有五格。因為杜甫時事和曾國藩時事不同，曾國藩的活動和時事并成一片，杜甫的活動只受時事的影響，所以一個的年譜不應(yīng)分格，一個的應(yīng)分格。假使《杜甫年譜》不分格，不但讀者看了不清楚，而且體裁上也有喧賓奪主之嫌。

假使我們要改張穆的《顧亭林年譜》成年表的格式，也許可以較清楚些。除了年代以外，一格記時事，一格記直接活動，一格記朋友有關(guān)的活動，一格記詩文目錄。因為這四種在這年譜中剛好是同樣的多，并做一起反為看不清楚。

所以年譜可以分格的人有二種：一種是古代事跡很簡單的人，一種是杜甫、顧炎武、朱之瑜一類關(guān)心時事的人。前者不必論，因為他本身不能獨立成一年譜，只好年表似的附在別書里。后者因為譜主只受了政治的影響，沒有創(chuàng)造政治的事實。倘把時事和他的活動混合，一定兩敗俱傷。倘分開，既可醒讀者的眼目，又可表現(xiàn)譜主受了時事的影響。這是講年譜分格的格式。

第二種格式就是最通行的年譜正格，做文章似的一年一年做下去。敘事的體例可分二種，一種是最簡單的平敘體，一種是稍嚴格的綱目體。

平敘體以一年為單位，第一行頂格，寫某朝某年號某年譜主幾歲，第二行以下都低一格，分段寫譜主的直接活動、時事、詩文目錄。他的好處，在有一事便記一事，沒有取大略小的毛病。

綱目體是《王陽明年譜》首創(chuàng)的，第一行和平敘體相同，第二行也低一格，標一個很大的綱，第三行以下低二格，記這個綱所涵的細目。譬如綱記了某月某日宸濠反，目便記宸濠造反的詳情。綱記了是年始揭知行合一之教，目便記知行合一的意義。一事完了，又重新作別事的綱，繼續(xù)記別事的目，也分別低一格、二格。這種體例有一種困難，到底要多大的事情才可作綱？有綱無目，有目無綱，可以不可以？很要費斟酌。弄的不好，容易專記大事，忽略小事。假使大事小事都有綱有目，又不相稱。但我仍主張用這體，使得讀者較容易清楚，但作者須用心斟酌。

此外，假使有一種人有作年譜的必要而年代不能確定，無法做很齊整的年譜，就可以作變體的。如司馬遷很值得做年譜，而某年生、有幾十歲，絕對的考不出。只有些事跡還可考知是某年做的，某事在先，某事在后，雖然不能完全知道他的生平，記出來也比沒有較好。王國維的《太史公系年考略》便是如此。

像司馬遷一類的人很多。文學(xué)家如辛棄疾、姜夔都沒有正確完整的遺事。辛棄疾的史料還可勉強考出。對于姜夔可沒有辦法。但是他們的詞集中有不少的零碎事跡，鉤稽出來，也略可推定先后。這種人的年譜，雖然做起來無首無尾，也還可借以看他生平的一部分。所以變體的年譜也不可廢。

還有一種合譜，前人沒有這樣做過。合傳的范圍可以很廣，事業(yè)時代都可不必相同，所以前人已經(jīng)做過很多。年譜若合二人的生平在一書內(nèi)，最少也要二人的時代相同。我們看，從前有許多人同在一個環(huán)境，同做一種事業(yè)，與其替他們各做一部年譜，不如并成一部，可以省了許多筆墨和讀者的精神。譬如王安石、司馬光年紀只差一歲，都是政黨的領(lǐng)袖?；实弁沁@一個，百姓同是這一些，敵國同是金、夏，官職同是最高。不過政治上的主張不同，所以一進一退，演成新派、舊派之爭。我們?nèi)裟盟俗鲎V主，盡搜兩黨的活動事跡在一部年譜之內(nèi)，看了何等明瞭，何等暢快。從前作者不曾想到這種體裁，所以蔡上翔只做《王荊公年譜》，顧棟高只做《司馬溫公年譜》，我們?nèi)耘f只能得片面的知識。

凡同在一時代，大家是朋友，講求學(xué)術(shù)，見解不同，生出數(shù)家派別。如南宋的朱熹、陸九淵、張栻、呂祖謙、陳亮等，我們?nèi)糇鲆徊亢献V。一來，可以包括一時的學(xué)界情形；二來，公平的敘述，不致有所偏袒；三來，時事時人免得做數(shù)次的記載。這是最有趣味，最合方法的事情。

就說不是學(xué)術(shù)界罷。曾國藩、胡林翼同是從軍事上想滅太平天國的人，雖然一個成功，一個早死，也可以替他們合做年譜。因為他們的志愿相同，環(huán)境相同，朋友相同，敵人相同，合做一年譜比分做方便多了。

就說不曾共事，不是朋友罷，也未嘗不可合做年譜。譬如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朱之瑜等或曾見面，或未知名，雖然不是親密的朋友，雖然不曾協(xié)力做一事，但是不愿投降滿清的志愿和行事是沒有一個不同的。他們的年紀都是不相上下，都因無力恢復(fù)明室，想從學(xué)術(shù)下手，挽救人心。我們?nèi)籼嫠麄兒献瞿曜V，不但可以省了記載時事的筆墨，而且可以表現(xiàn)當時同一的學(xué)風(fēng)，可以格外的了解他們的人格。

上面所舉，朱、陸、張、呂、陳一例，曾、胡一例，顧、王、黃、朱一例，做起合譜來，最有趣味。他們的事業(yè)在歷史上都是最有精彩的一頁，所以他們的合譜也是最有精彩的年譜。他們的見解相反的足以相成，他們的志愿相同的竟能如愿，他們的足跡不相接的卻造出同一的學(xué)風(fēng)。百世之下，讀他們的合譜的還可以興起特別的感想，領(lǐng)受莫大的裨益。這樣，合譜的功效比單人的年譜還更高些。以上講年譜的格式完了。

丁 做年譜的益處

研究歷史的人在沒有做歷史之先，想訓(xùn)練自己做史的本領(lǐng)，最好是找一二古人的年譜來做。做年譜的好處最少有三種：

第一，我們心里總有一二古人值得崇拜或模范的。無論是學(xué)者、文人或政治家，他總有他的成功的原因、經(jīng)過和結(jié)果。我們想從他的遺文或記他的史籍，在凌亂浩瀚中得親切的了解、系統(tǒng)的認識是不容易的。倘使下一番工夫替他做年譜，那么，對于他一生的環(huán)境、背景、事跡、著作、性情等可以整個的看出，毫無遺憾。從這上又可以得深微的感動，不知不覺的發(fā)揚志氣，向上努力。

第二，做年譜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我們可借來修養(yǎng)做學(xué)問的性情，可用來訓(xùn)練做歷史的方法。我們才一動筆，便有許多復(fù)雜的問題跟著，想去解決，不是驟然可了的。解決不了，便覺干燥無味。稍不耐煩，便丟下不做了。倘使這幾層難關(guān)都能夠打通，則精細、忍耐、靈敏、勇敢諸美德齊歸作者身上，以后做別的學(xué)問也有同樣的成功了。譜主的事跡不是羅列在一處的，我們必須從許多處去找。找來了，不是都可以用的，我們必須選擇。擇好了，不是都是真實的，我們必須辨別。辨清了，不是都有年代的，我們必須考證。考定了，不是可以隨便寫上去的，我們必須用簡潔的文字按照法則去敘述。至于無年可考的事跡、言論，怎樣去安排？幫助正譜的圖表，怎樣去制造？譜前應(yīng)從何時說起？譜后應(yīng)到何時截止？種種困難，都須想方法解決。倘使不能解決，便做不成年譜。倘使做成了年譜，以后做別的歷史便容易多了。

第三，年譜和傳不同。做傳不僅須要史學(xué)，還要有相當?shù)奈恼录夹g(shù)。做年譜卻有史學(xué)便夠了。因為年譜分年，上年和下年不必連串。年譜分段，上段和下段不必連串。所以即使作者的文章并不優(yōu)美，只要通順，便綽綽有馀了。

有志史學(xué)的人，請來嘗試嘗試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