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專傳的做法

專傳在人物的專史里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歷史所以演成，有二種不同的解釋：一種是人物由環(huán)境產(chǎn)生，一種是人類的自由意志創(chuàng)造環(huán)境。前人總是說歷史是偉大人物造成，近人總是說偉大人物是環(huán)境的胎兒。兩說都有充分的理由而不能完全解釋歷史的成因。我們主張折衷兩說，人物固然不能脫離環(huán)境的關系，而歷史也未必不是人類自由意志所創(chuàng)造。歷史上的偉大人物倘使換了一個環(huán)境，成就自然不同。無論何時、何國的歷史，倘使抽出最主要的人物，不知做成一個甚么樣子。所以我們作史，對于偉大人物的自由意志和當時此地的環(huán)境都不可忽略或偏重偏輕。

中國人的中國史由那些人物造成？因為抽出他來中國史立刻變換面目的人，約莫有多少？倘使我們做中國通史而用紀傳體做一百篇傳來包括全部歷史，配做一傳的人是那一百個？我們?nèi)缫饛瓦@些問題，不能不有詳細的討論：

南宋鄭樵似乎曾有偉大計畫，以《通志》代替十七史，但是沒有成功，除了《二十略》以外，看的人便很少了。他為什么失??？只因他太不注意紀傳了。我們翻《通志》的紀傳看看和十七史的有何分別，那里有點別識心裁？讀者怎么不會“寧習本書，怠窺新錄”？其實我們要做那種事業(yè)并非不可能，只要用新體裁做傳，傳不必多而必須可以代表一部分文化，再做些圖表來輔助，新史一定有很大的價值。

我常常發(fā)一種稀奇的思想，主張先把中國全部文化約莫分為三部：

（一）思想及其他學說

（二）政治及其他事業(yè)

（三）文學及其他藝術

以這三部包括全部文化，每部找?guī)资畟€代表人，每人給他做一篇傳。這些代表須有永久的價值，最少可代表一個時代的一種文化。三部雖分，精神仍要互相照顧。各傳雖分，同類的仍要自成系統(tǒng)。這樣，完全以人物做中心，若做的好，可以包括中國全部文化在一百篇傳內(nèi)。

這種方法也有缺點，就是恐怕有時找不出代表來。第一，上古的文化幾乎沒有人可以做代表的，因為都是許多人慢慢的開發(fā)出來。雖然古史留下不少的神話人物如黃帝、堯、舜、大禹、伊尹等，但都是口說中堆垛出來的，實在并不能代表一部分文化。所以我們要想在上古找?guī)讉€人代表某種文化是絕對不可能的。第二，中古以后，常有種種文化是多數(shù)人的共業(yè)，多數(shù)人中沒有一個領袖。譬如《詩經(jīng)》是周朝許多無名氏的作品，在文化史上極有價值，但我們找不出一個可以做代表的人來。若因孔子曾刪《詩》就舉他做代表，未免太鹵莽。又如《淮南子》是道家思想的結晶，在秦漢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但我們也找不出一個人做代表。若說是劉安編輯的書就舉他做代表，也未免不明事理。所以我們對于這種許多人的共業(yè)真是不易敘述。

上段講的缺點，第一種竟不能用人物傳，只好參用文物的專史，做一篇“上古的文化”，敘述各種文化的最初狀況。第二種卻可用紀傳史中“儒林傳”、“文苑傳”、“黨錮傳”的體裁，把許多人平等的敘述在一篇合傳，如《詩經(jīng)》不知作者姓名，則可分成若干類，即叫他“某類的作者”，合起多類便可成一傳，便可包括此種文化。

我很希望做中國史的人有這種工作，以一百人代表全部文化，以專傳體改造《通志》。試試看，一定有很大的趣味，而且給讀者以最清楚的知識。這種做法并也沒有多大奧妙，只把各部文化都分別歸到百人身上，以一人做一代的中心，同時同類的事情和前后有關的事情都擺在一傳內(nèi)，一傳?？砂〝?shù)百年，我們即使不去改造《通志》，單做一部《百杰傳》也未嘗不可。

說起這種體裁的好處，最少也有二種：第一，譬如哲學書或哲學史，不是專家看來，必難發(fā)生趣味。假使不做哲學史而做哲學家傳，把深奧的道理雜在平常的事實中，讀者一定不覺困難而且發(fā)生趣味。因為可以同時知道那時的許多事情和這種哲學怎樣的來歷、發(fā)生怎樣的結果，自然能夠感覺哲學和人事的關系，增加不少的常識。哲學如此，旁的方面無不如此。專門人物普通化，專門知識普通化，可以喚起多數(shù)讀者研究學問的精神，注重歷史的觀念。

第二，事業(yè)都是人做出來的。所以歷史上有許多事體，用年代或地方或性質(zhì)支配，都有講不通的；若集中到一二人身上，用一條線貫串很散漫的事跡，讀者一定容易理會。譬如鮮卑到中原的種種事實，編年體的《資治通鑒》不能使我們明了，紀事本末把整個的事團分成數(shù)部，也很難提挈鮮卑人全部的趨勢。假使我們拿鮮卑人到中原以后發(fā)達到最高時的人物做代表——如魏孝文帝——替他做一篇傳，凡是鮮卑民族最初的狀況、侵入中國的經(jīng)過、漸漸同化的趨勢、孝文帝同化政策的厲行以及最后的結果，都一齊收羅在內(nèi)，就叫做《魏孝文帝傳》，那么，讀者若還不能得極明了的觀念，我便不相信了。

我相信，用這種新的專傳體裁做一百篇傳，盡能包括中國全部文化的歷史?，F(xiàn)在姑且把值得我們替他做傳的人開個目錄出來，依文化的性質(zhì)分為三部。但憑一時思想所及，自然不免有遺漏或不妥的地方，待將來修補罷！

（一）思想家及其他學術家

（1）先秦時代：孔子、墨子、孟子、莊子、荀子、韓非子。

為什么沒有老子呢？因為老子帶神話性太濃，司馬遷已經(jīng)沒有法子同他做詳確的傳，我們還能夠么？《老子》這部書在思想史上固然有相當位置，但不知是誰做的，我所只好擺在《莊子傳》里附講，因為他的思想和莊子相近。這種確是一個方法：書雖重要而未知作者，只好把他的思想歸納到同派之人身上，才不會遺漏。

（2）漢代：董仲舒、司馬遷、王充。

西漢的《淮南子》雖是道家最重要的書，但非一人的作品，不能做專傳，或者可以另做《道家合傳》，或者可以附這種思想在《莊子傳》后。

（3）三國、兩晉、南北朝、隋。

這個時代幾乎沒有偉大的中國思想家。魏王弼的思想似乎有點價值，但他的事跡很少，不夠做傳。隋代的《中說》倘使真是王通做的，在周、隋那種變亂時代有那種思想總算難能可貴。但其中大半是敘王通和隋唐闊人來往的事，闊人都是王通的門生，儼然孔門氣象，其實都不可靠。假使這種話是王通說的，王通是個卑鄙荒謬的人。假使這種話是王通門人說謊，這部《中說》便根本沒有價值。所以《中說》雖和思想界有點關系而王通還不值得做傳。

（4）北宋：張載，程顥、程頤合。

專傳也并不是很呆板的拿一人作主，也可平敘二人，參用合傳的體裁。程顥、程頤是兄弟，有分不開的關系，又不能偏重一人，所以只好平敘。為什么北宋又沒有周敦頤呢？周敦頤雖宋儒最推重的人，但他的《太極圖說》是真是偽在宋代已成問題，除了《太極圖說》又沒有旁的可講，怎么能代表一種學派呢？

（5）南宋：朱熹、陸九淵、呂祖謙。

（6）明代：王守仁。

元代只衍宋儒的學說，沒有特出的人才。明代的思想家委實不少，但因為王守仁太偉大了，前人的思想似乎替他打先鋒，后人的思想都不能出他的范圍，所以明代有他一個人的傳便盡夠包括全部思想界。

（7）清代：顧炎武、黃宗羲、朱之瑜、顏元、戴震、章學誠。

顧、黃是清代兩種學風的開山祖師，或分做二傳，或合為一傳，都可以。朱之瑜的影響雖然不在中國，但以中國人而傳播中國思想到日本，開發(fā)日本三百年來的文化，是很值得做專傳的。

以上列的思想家都是中國土產(chǎn)，若能夠好好的替他們做傳，很可以代表中國土產(chǎn)的思想。雖然各時代的人數(shù)有多有少，卻并不是說人多的便是文化程度高，人少的便是文化程度低。一來呢，略古詳今是歷史上的原則；二來呢，有的時代，思想的派別太復雜了，不是人多不能代表。所以宋、清兩代的人數(shù)比較的多，是無法可想的。明代雖只王守仁一人，卻已盡夠代表一代，并不是明代的文化比宋、清兩代低。

驟然看來，似乎中間有幾個時代中國沒有一個思想家，其實不然。上面的目錄不過為敘述的方便起見，先開出土產(chǎn)的思想家來。其實還有重要的部分擺在后面，便是從印度來的佛家思想。當土產(chǎn)思想衰歇的時代，正是佛家思想昌盛的時代，如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都是?，F(xiàn)在可以把那些時代的思想家列在下面：

（1）南北朝：鳩摩羅什，道安、慧遠合。

鳩摩羅什是最初有系統(tǒng)的輸入佛家思想的第一人。從前雖有些人翻譯些佛經(jīng)，但很雜亂零碎。到了他才能舉嚴格的選擇，完整的介紹。他的門弟子很多，都繼續(xù)他的翻譯事業(yè)。從此以后，中國人對于佛家思想才能夠有真實的認識和研究。到了道安、慧遠便能自己拿出心得來，一個在北朝，一個在南朝，又有師生的關系，所以非合傳不可。我們拿鳩摩羅什代表翻譯者，拿道安、慧遠代表創(chuàng)造者，有這二傳可以包括南北朝的佛家思想界。

（2）隋唐：智、玄奘、慧能、澄觀、善道。

這五人中，玄奘完成輸入印度佛家思想的偉業(yè)，余人創(chuàng)造中國的佛家思想。智是天臺宗的始祖，慧能是禪宗的始祖，澄觀是華嚴宗的始祖，善道是凈土宗的始祖。同樣，玄奘也是法相宗的始祖，不過后來不久就衰歇了。這幾派的思想內(nèi)容和后來狀況都可在各始祖?zhèn)鲀?nèi)敘述。

佛家思想有這八人做代表足以包括全部。在印度時的淵源如何，初入中國時的狀況如何，中國人如何承受，如何消化，如何創(chuàng)造新的，如何分裂為幾派，一直到現(xiàn)在怎么樣，都分別歸納在這八人身上，諒必沒有甚么遺憾了。

正式的思想家有上面所列的數(shù)十人似已夠了。此外還有許多學術也可依性質(zhì)分別，那些人做代表，合做幾篇傳，不過比較的難一些。

（1）經(jīng)學：鄭玄、許慎合。

（2）史學：劉知幾、鄭樵合。

為甚么章學誠不擺在史學家而在思想家呢？因為他的思想確乎可以自成一派，比史學的建樹還更大，并不是單純的史學家。劉知幾、鄭樵卻不然，除了史學別無可講，史學界又沒有比得他倆上的人，所以拿他們做史學家的代表。

（3）科學：秦九韶、李冶合，沈括、郭守敬合，梅文鼎、王錫闡合。

（4）考證學：錢大昕、王念孫合。

為甚么戴震不在考證學之列呢？因為他的思想很重要，和章學誠相同。

正式的思想界較易舉出代表，各種學術可不容易，尤其是自然科學。這里所舉的未必都對，將來可以換改。

（二）政治家及其他事業(yè)家

（1）皇帝：秦始皇，漢武帝，東漢光武帝，魏武帝（曹操）、宋武帝合。北魏孝文帝，北周孝文帝附。唐太宗，元太祖，明太祖，明成祖附。清圣祖，清世宗、高宗附。

春秋、戰(zhàn)國以前的政治不統(tǒng)屬于一尊，頗難以一傳包括，縱使能夠，也不是君主所能代表，況且當時沒有皇帝？漢高祖雖然創(chuàng)立數(shù)百年基礎，而政治上的規(guī)模完全還是秦始皇這一套，沒有專做一傳的價值。漢武帝卻不同，確是另一個新時代。秦始皇是混一中國舊有民族的人，他是合并域外民族、開拓荒遠土地的人。到了他那時代，中華民族漲到空前的最高潮，實在值得做一篇傳。東漢光武帝在皇帝中最稀奇，簡直是一個實際的政治家。魏武帝、宋武帝是混爭時代的略有建樹者，北魏孝文帝、北周孝文帝是五胡同化于中國的促成者，唐太宗是擴張中華民族威力的努力者。惟獨宋代沒有特色的皇帝，太祖、太宗、真宗、仁宗都只有庸德，無甚光彩。元太祖是蒙古民族的怪杰。他伸巨掌橫亙歐、亞二洲，開世界空前絕后的局面。明太祖恢復中國，清圣祖等開拓蒙、回、藏，這些皇帝都可以代表一個時代。

（2）實際的政治家：周公，子產(chǎn)，商鞅，諸葛亮，王安石、司馬光合，張居正，曾國藩、胡林翼合，李鴻章，孫文，蔡鍔。

周公雖有許多事跡，卻不全真，有待考證。但割棄疑偽部分，專取真實部分也可以夠做一篇傳?！渡袝防镉小洞笳a》、《洛誥》、《多士》、《多方》，是周公的遺政，《詩經(jīng)》也有些?！秲x禮》、《周禮》向來認做周公制定的，其實不然。周代開國的規(guī)模還可以從《左傳》、《國語》得著些，近來王國維著《殷周制度論》，從甲骨文和東周制度推定某種制度是周公制定的，也可供我們?nèi)〔?。所以周公的傳還可以做，凡殷、周以前政治上的設施都可歸并成一篇。

春秋時代很難找個政治家可以代表全部政治的。管仲似乎可以，而《管子》這書所載的政治有許多和《左傳》不同，但那種貴族政治又不能不有專篇敘述，我說與其找管仲做代表，不如找子產(chǎn)更好。因為子產(chǎn)本身的事跡《左傳》敘的很明白詳細，他的雖然是小國的政治領袖，而和各大小國都有很深的關系，又是當時國際間的外交中心人物，所以我們很可以借他的傳來敘述春秋時代的貴族政治。

從貴族政治到君主專制的政治是中國的一大改變。最初打破貴族政治，創(chuàng)造君主專制的是商鞅。所以商鞅很值得做傳。本來，要說君主專制政治的成功，還屬李斯，似乎應該替李斯做傳。但李斯的政策是跟商鞅走的，時代又和秦始皇相同，所以可把他的事業(yè)分給那二篇傳。

漢朝真寒儉，沒有一個政治家。宰相以下不曾見一個有政治思想或政治事業(yè)的人，蕭何、曹參都只配做李斯的長班。好在有二個偉大的皇帝，尤其是光武帝的穩(wěn)健政治，簡直沒有別的皇帝可以比配得上。

兩晉、南北朝、隋、唐也沒有政治家，王猛可以算一個，而他的政治生命太短，又不能做當時政治的中心。

大概有偉大的皇帝就沒有出色的臣下。譬如房玄齡、杜如晦總算有點設施，卻被唐太宗的光芒蓋住，不能做時代的中心。唐朝一代的政治本來很糟，姚崇、宋璟、裴度、李德裕都算不了什么。宋朝卻剛好相反，皇帝不行，臣下卻有很鮮明的兩個政黨，兩黨的領袖就是王安石、司馬光，所以我們替王安石、司馬光做合傳，足以包括宋朝的政治。

明代有種特點，思想家只一王守仁，事業(yè)家只有一明太祖，政治家只有一張居正。

清代前半，有皇帝無名臣，道光以后，有大臣無英主。曾國藩打平內(nèi)亂，李鴻章迭主外交，都可以代表一部分政治。

民國的醞釀、成立、紛亂，沒有幾次和孫文無關系?，F(xiàn)在孫文雖死，而他所組織的國民黨仍舊是政治的中心。所以近代政治可以歸納在《孫文傳》內(nèi)。中間有一部分和他無關，可以做《蔡鍔傳》來包括。但蔡鍔做時代中心的時期太短，不十分夠。

上面講的都是關系全局的政治或事業(yè)家。此外有些雖不是拿全局活動而后來在政治上有很大影響的，如：

鄭成功、張煌言。

二人支持晚明殘局，抵抗外來民族，和后來的辛亥革命有密切的關系。我們可以替他們做合傳，包括明清之間的民族競爭。

（3）群眾政治運動的領袖：陳東、張溥合。

東漢黨錮是群眾政治運動的嚆矢，但很難舉出代表來，可以放在《陳東張溥合傳》前頭。陳東代表宋朝，張溥代表明朝，足以表現(xiàn)數(shù)千年群眾的政治運動。

（4）民族向外發(fā)展的領袖：張騫、班超合，王玄策、鄭和合。

張、班、王都是通西域的，鄭和是下南洋的，關系民族發(fā)展甚大。后來無數(shù)華僑繁殖國外，東西文化交換無阻，西北拓地數(shù)十萬方里，都是受他們的賜。此外，如衛(wèi)青、霍去病、史萬歲、李靖的戰(zhàn)功本來也值得做傳，不過衛(wèi)、霍可入《漢武帝傳》，史、李可入《唐太宗傳》，無須另做。

（三）文學家及其他藝術家

最古的文學家應推《詩》三百篇的作者，但我們竟不能找出一個作者的姓名來。戰(zhàn)國作《離騷》等篇的屈原確乎是有名的第一個文學家，但他的事跡不多，真實的尤少。我們?yōu)榉奖闫鹨?，不能不勉強的做篇《屈原傳》以歸納上古文學。所以

（1）文學：

戰(zhàn)國：屈原。

漢賦：司馬相如。

三國五言詩：曹植，建安余六子附。

六朝五言詩：陶潛，謝靈運附。

六朝駢文律詩：庾信，徐陵附。

唐詩：李白、杜甫、高適，王維附。

唐詩文：韓愈、柳宗元合。

唐新體詩：白居易。

晚唐近體詩：李商隱、溫庭筠。

五代詞：南唐后主。

北宋詩、文、詞：歐陽修、蘇軾，黃庭堅附。

北宋詞：柳永、秦觀、周邦彥。

北宋女文學家：李清照。

南宋詞：辛棄疾、姜夔合。

元、明曲：王實甫、高則誠、湯顯祖合。

元、明、清小說：施耐庵、曹雪芹。

這不過把某種文學到了最高潮的那個人列出表來。做傳的時候能不能代表那種文學的全部，尚不可知。臨時或增或改。不必一定遵守這個目錄。

（2）藝術家

藝術家很重要，但很難做傳。因為文學家遺留了著作或文集可以供給我們的資料，藝術家的作品常常散亡，不能供給我們以資料，這是一層，某種藝術的最高潮固然容易找出，但最高潮的那個人未必就能代表那種藝術，這是二層。藝術的派別最繁雜，非對于各種藝術都有很深的研究便不能分析得清楚，這是三層。因此，有許多藝術家?guī)缀醪荒茏鰝?，能夠做傳的也不能獨占一專傳以代表一種藝術。到了這里，普通的史家差不多不敢動手，一人的專傳差不多不合體裁。大約要對于藝術很擅長的人，把各個藝術家的作品、事跡、研究得很清楚，以科學的史家的眼光，文學家的手腕，挑剔幾十個出色的藝術家，依其類別做兩篇合傳，才可以把藝術界的歷史描寫明白。這樣，也是很有趣味的事情，但作者非內(nèi)行不可。

上面講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三大類都是挑剔幾十個第一流人物來做傳。此外還有許多第二流的經(jīng)學家、史學家、理學家、科學家、文學家、醫(yī)學家、繪畫家、雕刻家和工藝的創(chuàng)作者，因其不十分偉大的緣故，不能專占一傳；因其派別不統(tǒng)屬于任何人的緣故，不能附入某傳，專傳之技術，至此幾窮。但我們不妨采用紀傳史的“儒林傳”、“文苑傳”、“方技傳”的體裁，搜羅同類的人合成一傳，以補專傳的缺憾。

像這樣，以幾十篇專傳做主，輔以幾十篇合傳去改造鄭樵的《通志》，或做成《中國百杰傳》，可以比別的體裁都較好。但做得不精嚴時，也許比《通志》還糟。這個全看作者的天才和努力。

接著，本來想把專傳的做法拈出幾個原則來講，卻很不容易?，F(xiàn)在倒回來，先講我多年想做的幾篇傳如何做法，然后也許可以抽出原則來。那幾篇傳的目錄如左：

（一）孔子傳。

（二）玄奘傳。

（三）王安石傳，司馬光附。（以下四傳略而未講）

（四）蘇軾傳。

（五）王守仁傳。

（六）清圣祖?zhèn)鳌?

這幾篇的做法各有特點，講出來很可給大家以一個榜樣。現(xiàn)在依照次序，先講孔子專傳的做法：

甲 孔子傳的做法

孔子是中國文化唯一的代表，應有極詳極真的傳，這是不用說的。但我們要做孔子專傳，比做甚么都難。歐洲方面，有法人Renau做了一本《耶穌基督傳》，竟使歐洲思想界發(fā)生極大影響而糾正了許多謬誤的思想。中國現(xiàn)在極需要這樣一篇《孔子傳》。也可以發(fā)生同樣效果。

許多人的傳很難于找資料，《孔子傳》卻嫌資料太多，那方面都有。古代人物稍出色點，便有許多神話附在他身上。中國人物沒有再比孔子大的，所以孔子的神話也特別的多。

做《孔子傳》的頭一步是別擇資料。資料可分二部；一部分是孔子一身行事，平常每日的生活，屬于行的方面的。一部分是孔子的學說，屬于言的方面的。二部都要很嚴格的別擇，因為都有神話，都有偽跡。

孔子一身所經(jīng)的歷史，最可信的似乎是《史記·孔子世家》，不過細細看來，到底有十分之一可信否，尚是疑問。另外，《孔子家語》全記孔子，但是魏、晉間偽書。其中采取漢以前的書不少，似乎雖是偽書，不無可取。不過孔子死后不數(shù)年便已有種種神話，所以漢以前的書已采神話當實事。若認真替孔子做傳，可以做底本的《孔子世家》、《孔子家語》都不可靠。所以關于孔子行的方面的資料的別擇很難。

采取資料的原則，與其貪多而失真，不如極謹嚴，真可信才信，無處不用懷疑的態(tài)度。清崔述著《洙泗考信錄》，把關于孔子的神話和偽跡都一一的剔開，只保留真實可靠的數(shù)十事。雖然未免太謹嚴，或致遺漏真跡，但我們應當如此。只要眼光銳利，真跡被屏的一定少，偽跡混真的一定可以被屏。

崔述采取資料，專以《論語》為標準，《左傳》、《孟子》有關于孔子的話也相當?shù)膿裼?。這種態(tài)度，大體很對。但一方面嫌他的范圍太窄，一方面又嫌太寬了。怎么說他太窄呢？因為《論語》以記言為主，很少記事，就是《鄉(xiāng)黨》篇多記了點事，也只是日常行事，不是一生經(jīng)過。像崔述那樣，?？俊墩撜Z》，不采他書，實在太缺乏資料了。這種地方，本來也很困難，放寬點范圍便會闖亂子，所以崔述寧可縮小范圍。譬如《論語》以外，兩部《禮記》也記了孔子許多事，到底那一種可采，那一種不可采，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崔述既然以《論語》做標準，看見和《論語》相同或不背謬的便采用，否則完全不要。這樣，不免有些真事沒有采用。又如《孟子》那部書關于孔子的話，是否可以和《論語》一樣看待，還是問題?？鬃铀篮蟀儆嗄甓献由?，又數(shù)十年而荀子生。論理，孟子、荀子同是儒家大師，同是孔子后學，二人相隔年代并不遠，所說的話應該同樣的看待。崔述看重《孟子》，看輕《荀子》，《洙泗考信錄》取《孟》而棄《荀》，未免主觀太重罷。即使以《論語》為標準，也應該同等的看待《論語》以外的書如《孟子》、《荀子》、《禮記》等，才不致有范圍太狹窄的毛病。

為甚么說崔述采取資料的范圍太寬呢？譬如他以《論語》為主，而《論語》本身便已有許多地方不可輕信。他自己亦說過《論語》后五篇很靠不住，但是他對于五篇以外諸篇和《左傳》、《孟子》等書常常用自己的意見采取，凡說孔子好的都不放棄，也未免有危險。固然有許多故意誣蔑孔子的話應該排斥，但也有許多故意恭維孔子、夸張孔子的話，常常因為投合大家的心理而被相信是千真萬確，這種，我們應該很鄭重的別擇。若有了一種成見，以為孔子一定是如此的人，決不致那樣，某書說他那樣，所以某書不足信，這就是范圍太寬的毛病。

現(xiàn)在舉三個例，證明有許多資料不可靠。譬如《論語》說：“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子路不說，……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從前都很相信孔子真有這回事。其實公山弗擾不過一個縣令，他所以反叛，正因孔子要打倒軍閥。孔子那時正做司寇，立刻派兵平賊，那里會丟了現(xiàn)任司法總長不做，去跟縣令造反，還說甚么“吾其為東周？”又如《論語·陽貨》篇說“佛肸召，子欲往?！狈鹈Z以中牟叛趙襄子是孔子死后五年的事，孔子如何能夠欲往？又如《論語·季氏》篇說“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子路問于孔子。……”子路做季氏宰是孔子做司寇時事，冉有做季氏宰是孔子晚年自衛(wèi)返魯時事，如何會同時仕于季氏？這三例都是崔述考出來的。可見我們別擇資料應該極端慎重，與其豐富，不如簡潔。

但是別擇以后，真的要了，偽的如何處置呢？難道只圖傳文的干凈，不要的便丟開不管嗎？如果丟開不管，最少有二種惡果：一、可以使貪多務博的人又檢起我們不要的資料當做寶貝；二、可以使相傳的神話漸漸湮沒，因而缺少一種可以考見當時社會心理或狀態(tài)的資料。所以我以為做完孔子傳以后，應當另做附錄。附錄也不是全收被屏的資料，只把神話分成若干類，每類各舉若干例，列個目錄，推究他的來歷。這樣，一面可以使一般人知道那些材料不可靠，一面又可以推測造神話者的心理，追尋當時社會的心理。

許多神話的一種是戰(zhàn)國政客造的。那些縱橫游說之士全為自己個人權利地位著想，朝秦暮楚，無所不至。孟子時代已有那種風氣，后來更甚。他們因為自己的行為不足以見信于世，想借一個古人做擋箭牌，所以造出些和他們行為相同的故事來。如《漢書·儒林傳》說“孔子奸七十余君?！薄墩撜Z》說“公山弗擾召，”“佛肸召，”都是這類。這對于孔子的人格和幾千年的人心都很有關系。從來替孔子辯護的人枉費了不少的心思，勉強去解釋；攻擊孔子的人集矢到這點，說孔子很卑鄙：其實那里有這會事呢？完全是縱橫家弄的把戲。

孔子神話的另一種是法家造出來的。法家刻薄寡恩，閉塞民智，因恐有人反對，所以造出孔子殺少正卯一類的故事來?！犊鬃邮兰摇氛f，“孔子行攝相事，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薄犊鬃蛹艺Z》說，少正卯的罪名是“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偽而辯，記丑而博，順非而澤?！逼鋵嵖鬃訑z相是夾谷會齊時做定公的賓相，并不是后人所謂宰相，并沒有殺大夫的權限。況且孔子殺少正卯的罪名和太公殺華士、子產(chǎn)殺史何完全一樣。這種故事，不是法家拿來做擋箭牌，預備別人攻擊他們刻薄時說一聲“太公、子產(chǎn)、孔子都已如此”，還是什么呢？

從戰(zhàn)國末年到漢代，許多學者不做身心修養(yǎng)的工夫，專做些很瑣屑的訓詁考證，要想一般人看重他們這派學問，不能不借重孔子。于是又有一種神話出現(xiàn)，這已是第三種了。他們因為《論語》有“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的話，就造出許多孔子博學的故事。后來有一種荒謬的觀念，說“一物不知，儒者之恥。”全因誤信孔子神話的緣故。譬如《國語》說，“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jié)專車，”本不足怪，也許那時發(fā)現(xiàn)了古代獸骨，但孔子決不會知道是甚么骨，因為他不是考古家。那上面卻說孔子知道是防風氏的骨，當大禹大會諸侯于會稽時防風氏后至，大禹把他殺了。另外還有一部書說，孔子和顏回登泰山，遠望閶門，比賽眼力。顏回看了半天，才認清那里有一個人，孔子卻一看就知道那人還騎了馬，二人下山，顏回精神萎靡，頭發(fā)頓白，不久便死了，孔子卻沒有什么。這一大段絕對非科學的話，也絕對非孔子的學風，自然是后來一般以博為貴的人所造的謠言，故意附在孔子身上。諸如此類，尚不止只有這三例，我們非辨清不可。

因此，我主張，做《孔子傳》在正文以外，應作附錄或考異，考異還不很對，以附錄為最合宜。我們把上面這類神話搜集起來，分部研究，辨別他從何產(chǎn)生，說明他不是孔子真相，剩下那真的部分，放進傳里，那就可貴了。

神話撇開了，還有孔子學說的真相要想求得全真，好好的敘述出來，也實在困難。工作的時候，應分二種步驟：

（一）揀取可入傳文的資料；

（二）整齊那些資料，分出條理來。

關于第一項，頭一步，就是六經(jīng)（即六藝）和孔子有無關系，要不要入傳。自漢以來，都稱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易》，作《春秋》。內(nèi)中贊《易》及作《春秋》尤為要緊，因為這二種帶的哲學尤重?！对姟泛汀稌肺也幌嘈趴鬃觿h過，縱有，關系也不大?！秲x禮》決不是周公制定的，許有一部分是通行的，經(jīng)孔子的審定，另一部分是孔子著作。樂沒有書了，也許當時是譜，和孔子卻有密切的關系。《論語》：“子曰：‘吾自衛(wèi)返魯，然后樂正?！睒肥强鬃诱ǖ目芍??！妒酚洝贰啊对姟啡倨鬃咏韵叶柚??！睆那暗摹霸姟币徊糠帜芨瑁徊糠植荒?，到孔子“皆弦而歌之”。就是造了樂譜，援《詩》入樂?！墩撜Z》“子于是日哭，則不歌”。那么孔子不哭這天一定要歌了。“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別人唱的好，他老先生還要他再來一次，還要和唱，可見興趣之濃了。從這類地方看來，大概孔子和樂確有關系?！兑住逢P系尤深，其中講哲理的地方很多?！敦赞o》、《爻辭》發(fā)生在孔子以前，不必講，《說卦》、《雜卦》、《序卦》后人考定不是孔子作的，《彖》、《象》大家都說是孔子作的，無人否認，剩下的《系辭》、《文言》或全是孔子或一部分是孔子作。假使《易》內(nèi)這二種全是孔子所作，那么大的范圍，應占《孔子傳》料的第一部，《論語》倒要退居第二部，但是我個人看來，這樣很不妥當?！断缔o》、《文言》說話太不直率，輾轉敷陳，連篇累牘，不如《論語》的質(zhì)樸，最早當在孔子、孟子之間，大概是孔門后學所述。我們要作《孔子傳》，不能不下斷語。《系辭》、《文言》里面很多“子曰”，假如有“子曰”的是孔子說的，沒有“子曰”的又是誰作的呢？假如有“子曰”的也不是孔子說的，那又是何人作的呢？我個人主張，那都是孔門后所述。剩下的《春秋》，司馬遷、董仲舒都很注意，以為孔子有微言大義在里面?？鬃又v內(nèi)圣外王之道，《易》講內(nèi)圣，《春秋》講外王，他自己也說“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洞呵铩返牧x到底是甚么東西？后來解義的《公羊傳》、《谷梁傳》、《左氏傳》、《春秋繁露》到底那書可信？或都可信？可信的程度有多少？很是問題。宋王安石卻一味抹殺，說《春秋》是斷爛朝報，和今日的政府公報一樣，沒甚么意義，這且不管，《左氏傳》晚出，最少解《春秋》這部分是后來添上去的?！豆騻鳌贰ⅰ豆攘簜鳌反笸‘?，經(jīng)師說是全由孔子口授下來的，為甚么又有大同小異呢？所以這些微言大義是否真是孔子傳出，還是董仲舒、何休等造謠，都是問題。縱使不是他們造謠，而他們自己也說是口頭相傳到西漢中葉才寫出文字的，那么有沒有錯誤呢，有沒有加添呢，我們相信他到什么程度呢？關于這些問題，（作《孔子傳》選取六經(jīng)的問題）各人觀察不同，所取的問題，必各不同。一種人相信《系辭》、《文言》、《左傳》、《公羊傳》、《谷梁傳》都和孔子沒有關系，只有《論語》的大部分可信，其余一概抹殺，這是崔東壁的態(tài)度，未免太窄了些。還有一種人不管“牛溲馬渤，敗鼓之皮”，凡是相傳是和孔子有關的書都相信，這自然太濫了，不應該。若是我作《孔子傳》，認《易》的《彖》、《象》是孔子作的，《系辭》、《文言》是孔門后學作的；認《春秋》的《公羊傳》有一部分是孔家所有，一部分是后儒所加；如何辨別，也無標準，只好憑忠實的主觀武斷；認《詩》、《書》是孔子教人的課本；認禮樂同孔子有密切的關系?？鬃雍土?jīng)的關系既已確定，就可分別擇取入傳了。

六經(jīng)以外，有許多傳記，我們拿什么做標準去揀取傳料呢？我以為《論語》的前十篇乃至前十五篇是揀料的標準，其余各書關于孔子的紀載沒有沖突的可取，有的不取，這最可靠。《論語》以外，《孟子》、《荀子》、《系辭》、《文言》有許多“子曰”，“子曰”以下的話，完全可認為孔子說的。但若依孫星衍的話，那些“子曰”以下的文章互相矛盾的地方也很多，到底是孔子所講，還是孔門所講，很難確定，只好拿《論語》前十五篇做標準去測量。所以凡是各種傳記關于孔子的記載都要分等第。崔東壁把《論語》也分成三等，前十篇第一，中五篇第二，后五篇第三，第四等才是《系辭》、《文言》，這是很對的。

《禮記》也有很充分的資料可入《孔子傳》，我們可錄下來，細心審查，那章那句同《論語》相同相近，那章那句和《論語》不同，相遠，這樣可以互相發(fā)明，可以得真確傳料。據(jù)我看，《禮記》里“子曰”以下的話，可以和無“子曰”的話同樣看待，《系辭》、《文言》里“子曰”以下的話亦是一樣，都是孔門后學所追述，儒家哲學所衍出，也許孔子的確說過這種話，后儒由簡衍繁，或以己意解釋，若說的和孔子本意不甚相遠，雖然不是孔子親口說的，最少也可認為孔子學派的主張。同樣的例證，佛家對于佛說也常常和《禮記》、《系辭》的“子曰”一樣，《大藏》六千卷中有五千卷都說“如是我聞佛說”，那不必一定都是佛說的。佛家有一句話，“依法不依人?！闭媸轻屽饶材嵴f的話固須相信，就是佛門弟子或后人說的而又不曾違背佛說，也可相信。我們對于儒家的態(tài)度亦應如此?！断缔o》、《文言》、《孟子》、《荀子》、《禮記》乃至《莊子》等書引孔子、解孔子，都是孔子學說的資料。我們可以拿來分別等第，什么是基本的，什么是補充的，補充的以不違背基本的為主。

關于《孔子傳》的第一問題，揀取可入傳文的資料的問題，上文已經(jīng)解決了。怎樣整齊那些資料，分出條理來呢？換句話說，就是怎樣組織這篇文章呢？這就歸到第二問題了。我們既以《論語》為擇料的標準，那么應該把孔子的學說找出幾個特色來。這個不單靠史才，還要很精明的學識，最少要能夠全部了解孔子。到底要如何才能把孔子全部學說的綱領揭出來，我另在《儒家哲學》上面講過了，這里從略。今天只講別擇資料的方法，其實作《孔子傳》的最困難處也在別擇資料，至于組織成文，如何敘時代背景，如何敘孔學來源，如何敘孔門宗派，這無論敘甚么大學者都是一樣，大概諸君都能知道，現(xiàn)在也不講了。

乙 玄奘傳的做法

凡作一專傳，無論如何必先擬定著述的目的，制好全篇的綱領，然后跟著做去。一個綱領中，又可分為若干部。先有綱領，全篇的精神才可集中到一點，一切資料才有歸宿的地方。拿幾個綱領去駕馭許多資料，自然感覺繁難，尤其是著偉大人物的傳，事跡異常的多，和各方面都有關系，作者常常有顧此失彼的苦楚。但是事跡越多，著作越難，綱領也跟著越需要。

玄奘是一個偉大的人，他的事跡和關系也異常的復雜，所以作他的傳尤其需要綱領。主要的綱領可定為二個：

（一）他在中國學術上偉大的貢獻；

（二）他個人留下偉大的范疇。

如何才能夠把這兩綱領都寫出，這又不能不分細目。關于第一個綱領的細目是：

（1）他所做的學問在全國的地位如何，

（2）他以前和同時的學術狀況如何，

（3）他努力工作的經(jīng)過如何，

（4）他的影響在當時和后世如何。

關于第二個綱領的細目是：

（1）他少年時代的修養(yǎng)和預備如何，

（2）他壯年后實際的活動如何，某時期如何，某一部分如何。

（3）他平常起居狀況、瑣屑言行如何。

像這樣在二個綱領內(nèi)又分六個細目，把各種資料分別處置，或詳或略，或增或減，或細目中又分細目，一定很容易駕馭資料，而且使讀者一目了然。無論作何人的傳，都應該如此。

玄奘是中國第一流學者，決不居第二流以下；但是幾千年來沒有幾個人知道他的偉大，最知道的只有做《圣教序》的唐太宗，其次卻輪到做《西游記》的人，說來可氣又可笑，士大夫不知玄奘；孺子婦人倒知道有唐三藏！《新唐書》、《舊唐書》都有《方技傳》，《方技傳》都有《玄奘傳》，但都不過百余字?！斗郊紓鳌繁緛砭蜎]有幾個人看，百余字平平淡淡的《玄奘傳》更沒有人注意了。

佛教輸入中原以后，禪宗占領了全部領土十之七，天臺宗占了十之二，剩下的十之一就是各宗合并的總量，不用說，玄奘的法相宗不過這十分之一的幾分之幾了。所以從一般人的眼光看來，玄奘的地位遠在慧能、智之下。其實我們?nèi)粲每茖W精神誠實的研究佛教，法相宗的創(chuàng)造者是玄奘，翻譯佛教經(jīng)典最好最多的是玄奘，提倡佛教最用力的是玄奘。中國的佛教若只舉一人作代表，我怕除了玄奘再難找第二個。我們想做一個人的傳，把全部佛教說明，若問那個最方便，我敢說沒有誰在玄奘上面的。如何借《玄奘傳》說明中國佛教的發(fā)達史，就是做《玄奘傳》的主要目的。

玄奘是中國人，跑到印度去留學。留學印度的，在他以前不止一個，但是留學生能有最大成功的，一直到今日，不惟空前而且絕后。他臨回國的前幾年，在印度佛教里是第一個大師。他的先生戒賢是世親的大弟子，他又是戒賢的大弟子，繼承衣缽，旁的弟子都趕不上他。他是中國留學印度的學生中空前絕后的成功者！

譯佛教經(jīng)典，他以前也并不是沒有人，但一到他手里，一個人竟譯了一千六百余卷。而且又還改正了許多前人譯本的錯誤，規(guī)定了許多譯佛經(jīng)的條例，在譯學上開了一個新的局面和永久的規(guī)模。

教理上，他承受印度佛教的正脈，開中國法相宗的宗派，在世界佛教史、中國佛教史都占極重要的位置。合起上面三種事業(yè)來看，他在學術上的貢獻何等偉大？他在學術上的地位何等重要？

關于這幾樣說明了以后，頭一樣，佛教教理的變遷和發(fā)展，從釋迦牟尼到玄奘的經(jīng)過如何，應該跟著敘述。我們知道，中唐、晚唐之間，回回入印度，開學術會，一把無情火把佛教第一、二流大師都燒成灰燼，佛教從此衰落。這時上距玄奘回國不過百余年，可見玄奘留學印度的時候佛教剛好極盛。所以不但說明中國佛教全體可在他的傳里，就是印度佛教全體也在他的傳里說明，也沒有甚么不可。就退一步說，《玄奘傳》最少也要簡單敘述佛滅后千余年佛教發(fā)展和衰落移轉的情形。關于這點，可看玄奘所著《異部宗輪論》。那書講佛教自佛滅后到大乘之興，分二十宗派。全書組織分二部：一、上座部；二、大眾部。說明佛滅后百余年，教門分了這二派，上座部是老輩，大眾部是青年。后來又先后由此二派分出二十小宗派，后來又由此二十小派分出大乘各派。大乘崛起，把原來二十派都認做小乘，精神性質(zhì)漸漸日見殊異。我們所以能了解當日那種情形，全靠玄奘那部《異部宗輪論》。自宋、元、明到清末，一般研究佛教的人都能注意到這點。我們要認真知道佛教全部變遷的真相，非從小乘研究大乘的來源不可，所以作《玄奘傳》，起首應將佛滅以后的各宗派簡單說明。

其次，須說明大乘初起，在印度最有力的有二派：一龍樹，這派稱法性宗；二世親，這派稱法相宗。更須說二派的異同，和小乘又有甚么分別，像這樣，在簡單敘述小乘二十派之后，略詳細的敘述大乘，然后觀察玄奘在各派中所占的地位。他是大乘法相宗的大師，須要鄭重的說明，若不說明，不知他的價值。

在這里頭，可以附帶講玄奘以前各派輸入中國的情形。以前的人雖然不如玄奘的偉大，但若沒有他們，也許沒有玄奘。譬如鳩摩羅什自然是玄奘以前第一偉大的人，他是法性宗，生在玄奘前二百多年，那時法相宗才萌芽，所以他譯了許多主要經(jīng)典卻沒有譯法相宗的一部。但從他起，中國才有系統(tǒng)的翻譯，許多主要經(jīng)典到此時已輸入中國。所以我們把印度佛教流派說明以后，應該另做一章，說明佛教輸入中國的情形，就借此把玄奘以前的譯經(jīng)事業(yè)籠統(tǒng)包括在里。

說起玄奘以前的譯經(jīng)事業(yè)，最早起于何時，很多異說。據(jù)我的考定，實始于東漢桓帝、靈帝間，略和馬融、鄭玄時代相當。前人相傳，東漢明帝時已有譯經(jīng)，其實不可信。那時佛教雖早已輸入——西漢哀帝時秦景憲已從大月氏王使者伊存口受《浮屠經(jīng)》，東漢明帝時楚王英已齋戒祀佛，——但不過有個人的信仰而沒有經(jīng)典的翻譯。桓、靈間，安清、支讖才從安息、月支來，中國人嚴佛調(diào)才幫助他們翻譯佛經(jīng)。自此以后，續(xù)譯不絕，而所譯多是短篇，雜亂無章，見一種就譯一種，不必一定是名著，不必一定有頭尾。而且譯意的是外國人，或印度，或西域，并不深懂中國文字，筆述的雖是中國人，而未必是學者，最多能通文理而已，對于佛教教理又不很懂，所以有許多譯本都免不了資料的無選擇和意義的有誤解二種毛病。這是漢末、三國、西晉譯界的普遍現(xiàn)象，雖已譯了許多經(jīng)典而沒有得到系統(tǒng)的知識，可以叫他“譯經(jīng)事業(yè)第一期”。

一到第二期便有個鳩摩羅什。鳩摩羅什的父親是印度人，母親是龜茲人，以當時論，固屬外國，以現(xiàn)在論，也可說他一半是中國人。在他那時候，譯經(jīng)事業(yè)已有進步。他雖生長外國，卻能說中國話、讀中國書，詩也做得很好。外國人做中國詩，他是最先第一個。他的文章富有詞藻，選擇資料又有系統(tǒng)。論起譯經(jīng)的卷帙，鳩摩羅什雖不及玄奘；論起譯經(jīng)的范圍，玄奘卻不及鳩摩羅什。從前沒有譯論的，到鳩摩羅什才譯幾種很有價值的論；從前大乘在中國不很有人了解，到鳩摩羅什才確實成立大乘，中國譯經(jīng)事業(yè)，除了玄奘就輪到了他。

玄奘叫做三藏法師，從前譯書的大師都叫三藏，為甚么這樣叫沒有法子考證。大概三藏的意思和四庫相等，稱某人為三藏，許是因人很博學。中國的三藏在玄奘以前都是外國人，中國人稱三藏從玄奘起，以后雖有幾個，實在不太配稱。從鳩摩羅什到玄奘的幾位三藏，卻可大略的敘述幾句，然后落筆到玄奘身上，說明譯經(jīng)事業(yè)就此停止。

但玄奘以前和同時的中國學術狀況，卻還要敘述一段。教理的研究在鳩摩羅什幾乎沒有一點條理，比較的有專門研究的，是小乘毗曇宗，乃上座部的主要宗派。在鳩摩羅什以后，法性宗，即三論宗大盛。三論宗之名，因鳩氏譯三論而起。三論為何？《中論》、《百論》、《十二門論》是。后來又譯了一部《大智度論》，合稱“四論”。經(jīng)的方論，鳩氏又譯了《維摩詰》、《小品放光般若》、《妙法蓮華大集》。從此，他的門徒大弘龍樹派的大乘教義，一直到現(xiàn)在，三論宗還是很盛。這派專講智慧，和法相宗不同。法相宗從六朝末到隋、唐之間在印度已很興盛，漸漸傳入中國。最主要的《攝大乘論》已由真諦譯出，中國法相宗遂起。（法相宗又曰攝論宗，即由《攝大乘論》省稱。）只因為譯本太少，又名詞復雜，意義含糊，讀者多不明白。玄奘生當此時，篤好此派，在國內(nèi)歷訪攝論宗各大師請教，都不能滿意，所以發(fā)愿心到印度去問學，而一生事業(yè)遂由此決定。

我們作傳時，應有一節(jié)說明玄奘以前的攝論宗大勢如何，有多少大師、有沒有小派、有甚么意味、有多大價值，才能夠把玄奘出國留學的動機襯出。他出國前曾經(jīng)受業(yè)的先生和曾經(jīng)旁聽的先輩固然全部很難考出，但重要的幾個卻很可以考出來。初傳攝論宗到中國來的真諦，玄奘已不及見了，真諦的弟子玄奘見過不少，不可不費些考證工夫，搜出資料來。

現(xiàn)存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十卷，凡八萬余字，是玄奘弟子慧立所做，在古今所有名人譜傳中價值應推第一。然而我們所以主張要改做，別的緣故固然多，就是他只敘玄奘個人切身的事跡而不敘玄奘以前的佛教狀況，多收玄奘的奏疏，唐太宗、高宗的詔旨而不收玄奘和當時國內(nèi)大師討論的言辭，也已很令我們不滿意。

我們作傳，在第一章說明玄奘在學術界的貢獻和地位以后，第二章就應當如前數(shù)段所論，說明玄奘以前佛教教理的變遷和發(fā)展，小乘、大乘、法性、法相的異同，各派輸入中國的先后和盛衰，譯經(jīng)事業(yè)的萌芽和發(fā)達，法相宗初入中國的幼稚，玄奘的不安于現(xiàn)狀。像這樣，把玄奘留學的動機，成學的背景說了一個清楚，然后才可敘到《玄奘傳》的本文。到此才可敘他少時怎樣，出國以前到了什么地方，訪了什么人，說了什么話，做了什么事，一切用普通傳記的做法。

自此以下，就進了第三章，要說明玄奘努力工作的經(jīng)過，在印度如何求學，回中國如何譯經(jīng)。

《三藏法師傳》很可惜未用日記體，年代很不清楚，要想把玄奘在印度十七年歷年行事嚴格規(guī)定實在很難。然而根據(jù)里面說的，在某處住了若干天、在某路走了若干月、在某寺學了若干年，約略推定，也不是不可能。這節(jié)最須特別描寫的就是玄奘亡命出國萬里孤苦的困難危險，能夠?qū)懙迷缴鷦釉胶谩?

《大唐西域記》是玄奘親手做的地理書，體例很嚴。若是他曾經(jīng)到過的地方，就用“至”字或“到”字；若沒到過，就用“有”字。

最可恨的，印度人講學問，對于時間空間的觀念太麻木，所以我們要想從印度書里窺探玄奘所到的地方和所經(jīng)的年代實在沒有法子。好在西洋人近來研究印度史和佛教史，發(fā)明了許多地圖史跡，我們很可拿來利用。

《三藏法師傳》、《大唐西域記》二書一面敘玄奘游學的勤勞堅苦，一面述西域、印度的地理歷史，在世界文化上的貢獻極大，一直到現(xiàn)在，不但研究佛教史的人都要借重他，就是研究世界史的人也認為寶庫。所以我們可以根據(jù)這二書，參考西洋人的著作，先把玄奘游學的路線詳細記載，把佛教在西域、印度地理的分布情形整理出一個系統(tǒng)來，然后下文敘事才越加明白。

以后一節(jié)，須述當時印度佛教形勢。上文第二章已經(jīng)敘述佛教的變遷和發(fā)展，是注重歷史方面的，而對于當時的情形較簡單些。這里說明佛教形勢，是注重地理方面，對于當時，應該特別詳細。第一須說明玄奘本師在當時佛教的地位。

玄奘見戒賢時，戒賢已八十九歲了，他說：“我早已知道你來了，忍死等你，”這個故事許是迷信，然亦未嘗不可能。后來戒賢教了玄奘三年，又看他講法二年，到九十五歲才死。無論是否神話，戒賢在當日印度佛教的地位實在最高。

戒賢住持的寺叫那爛陀，那爛陀的歷史和地位也得講清。（后來回教徒坑殺佛教徒也就在這個寺。）義凈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記這寺的內(nèi)容很詳細。西洋人和日本人考出他的地址，發(fā)掘出來，再參考他書，還可證明他的規(guī)模很大，分科很細，是印度全國最高的研究院。戒賢當日在里面是首席教授，最后二年，玄奘也是首席教授。這種史料和中間那幾位大師的史料，西洋文字日本文字比較中國文字多得多。我們須得說明了這段，才可講玄奘留學時所做的工作。

玄奘自己站在法相宗的范圍內(nèi)，一生為法相宗盡力，但毫無黨派觀念，只認法相宗為最進步的宗派，而不入主出奴，排斥異宗。那時那爛陀是法相宗的大本營，法相宗正在全盛時代，戒賢多年不講法了，這回卻特別為玄奘開講三年，玄奘精神上感受的深刻可想而知。但玄奘并不拘泥在一派之內(nèi)，無論任何異宗，任何異教，只要有名師開講座，他都跑去旁聽。大乘各派，小乘各派，乃至外道，他都虛心研究。

那時印度風行一種學術辯論會，很像中國打擂壇。許多闊人、國王、大地主常常募款做這類事，若是請的大師打勝了，就引為極榮譽的事，時間長到幾個月。當玄奘在印度最后的幾年，六派外道最占勢力，勝論大師順世最有名、最厲害，跑到那爛陀來論難，說輸了便砍頭。那時他寺的佛徒給他打敗的已有好許多，所以他特來惹戒賢。戒賢不理他，叫玄奘去跟他論辯，幾個月工夫，駁得順世外道無言可說，只好自己認輸，便要砍頭。玄奘不讓他砍，他便請玄奘收他做奴仆，玄奘不肯，只收他做學生，卻又跟他請教，他又不肯，結果就在晚上談論，幾個月工夫，又給玄奘學清楚了勝論。

像這種精神，玄奘是很豐富的。他是佛教大乘法相宗，不錯，但做學問卻大公無我，什么都學，所以才能夠成就他的偉大。他游印度共費了十九年，他足跡所經(jīng)有六千萬里。所為的是甚么？只為的求學問。像這幾種地方，我們作傳應該用重筆寫。

玄奘最后兩三年在印度佛教的地位高極了，闊極了。竟代替了戒賢，當那爛陀寺的首席教授。有一回，兩國同時請他去講演，甲國要他先去，乙國也要他先去，幾乎要動刀兵了。結果，鳩摩羅王、戒日王來調(diào)停，都加入。就在那兩國邊界上開大會。到會的有十八國王、各國大小乘僧三千余人、那爛陀寺僧千余人、婆羅門和尼乾外道二千余人。設寶床請玄奘坐，做論主。玄奘講他自己做的《真唯識量頌》，稱揚大乘，叫弟子再讀給大眾聽，另外寫一本懸會場外，說，若里邊有一字沒有道理，有人能破的，請斬我的首以謝。這樣，經(jīng)過十八日，沒有一個人能難。那些地主和聽眾都異常高興，戒日王甚至請玄奘騎象周游各國，說中國大師沒有人敢打。

除上列各大事外，玄奘在印度還做了許多有價值的事，我們應該多搜材料，好好的安置傳里。這是講在印度工作的話。

他回國以后，全部的生活完全花在宣傳佛教，主要的事業(yè)十九都是翻譯佛經(jīng)。他是貞觀元年出國的，到貞觀十七年才起程回國，次年到了于闐，途中失了些經(jīng)典，又費了八月工夫補鈔，到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才到長安，他出國是偷關越境的，很辛苦，回來可十分闊綽。他一到于闐就上書唐太宗，告訴他將回國。剛好唐太宗征高麗去了，西京留守房玄齡派人沿途招待，并且出郊相迎接。太宗聽見玄奘到了京，特地回來，和他在洛陽見面。他從二月六日起，就從事翻譯佛經(jīng)，一直到龍朔三年十月止，沒有一天休息。開首四年，住長安弘福寺；以后八年住長安慈恩寺；以后一年陪唐高宗在洛陽，住積翠宮；以后二年住長安西明寺；最后五年住長安玉華宮。二十年之久，譯了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佛經(jīng)。一直到臨死前二十七天才擱筆。前四、五年因為太宗常常要和他見面，還不免有耽擱的時間，自太宗死后，專務翻譯，沒有寸陰拋棄。每日自立功課，若白天有事做不完，必做到夜深才停筆。譯經(jīng)完了，復禮佛行道，至三更就寢，五更復起。早晨讀梵本，用朱筆點次第，想定要譯的。十幾個學生坐在他面前筆記，他用口授，學生照樣寫，略修改，即成文章。食齋以后、黃昏時候都講新經(jīng)論，并解答諸州縣學僧來問的疑義。因為主持寺事，許多僧務又常要吩咐寺僧做，皇宮內(nèi)使又常來請派僧營功德，所以白天很麻煩。一到晚上，寺內(nèi)弟子百余人咸請受誡，盈廡滿廊，一一應答處分，沒有遺漏一個。雖然萬事輻輳，而玄奘的神氣常綽綽然無所壅滯。像這樣一天一天的下去，二十年如一日，一直到他死前二十七日才停止。這種孜孜不倦，死而后已的工作情形，傳里應該詳細敘述。

玄奘一生的成功就因最后二十年的努力。若是別人，既已辛苦了十九年，留學歸國，學成名立，何必再辛苦？他卻不然，回國的第二十七天就開始譯經(jīng)，到臨死前二十七天才停筆，一面自己手譯，一面培植人才，不到幾年，就有若干弟子聽他的口授，筆記成文，卒至有這偉大的成績。自古至今，不但中國人譯外國書沒有誰比他多、比他好，就是拿全世界人來比較，譯書最多的恐怕也沒有人在他之上。所以我們對于這點，尤其要注意。最好是做一個表，將各經(jīng)的翻譯年月、初譯或再譯、所屬宗派、著者姓氏年代、卷數(shù)、品數(shù)等等一一詳明標列，這樣才可以見玄奘所貢獻給學術界的總成績。

這個表要有二種分類排列法，一種是依書的外表分列，一種是依書的內(nèi)容分列。前者可分創(chuàng)譯、補譯、重譯三類，創(chuàng)譯是從前未譯過的，補譯是從前未譯完的，重譯是從前譯得不好的。后者可分七類：一、法相宗的書，創(chuàng)譯的很多，重譯的也不少。二、法性宗的書，如《大般若波羅密多經(jīng)》，鳩摩羅什也曾譯過，但不完全，所以玄奘重譯全部，共有六百卷之多。三、其他大乘各宗的書，如《攝大乘論》，從前也有人譯過，但沒有他的詳，沒有他的精確。四、小乘各宗的書，又可分二目：甲、上座部的，如《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二百卷；乙、大眾部的，如《阿毗達磨俱舍論》、《阿毗達磨正理論》。五、講宗派源流的書，如《異部宗輪論》。六、講學問工具的書，如《因明入正理論》、《因明正理門論》，本是最初介紹論理學的杰作。七、外道的書，如《勝宗十句義論》，是印度外道哲學書最要的一部。像這樣分類列表，既令人知道玄奘貢獻之偉大，又可令人知道他信仰法相宗是一事，翻譯佛經(jīng)又是一事，他做學問很公平、忠實，不僅譯本宗書。這點無私的精神也要用心寫出。

譯書若單靠他一手之力，自然沒有這么大的成績。他在數(shù)年之內(nèi)養(yǎng)成好許多人才，又定好重要規(guī)則，譯好專門名詞，說明方法利弊，使得弟子們有所準繩，這點不能不詳細研究他。周敦義《〈翻譯名義〉序》引了玄奘的《五不翻論》，可知玄奘像這類的言論一定不少。他的弟子受了他的訓練，所以能在他的指揮下共同譯出這么多書來。這點也須在本章最末一節(jié)說個清楚。這以上是講玄奘努力工作的經(jīng)過，是第三章。

到第四章，應該說明玄奘在當時及后世的影響。他是不大著書的，《成唯識論》是法相宗的寶典，雖經(jīng)玄奘加上許多主張，等于自著，但名義上還是翻譯的。他在印度時用梵文著了《會宗論》三千頌和《真唯識量頌》，確是自己創(chuàng)造的，而為量已少，而且《會宗論》還沒有譯成國文。他另外著了《大唐西域記》十二卷，但沒有佛教教理主張。為甚么他不大著書？我們想，大概因為佛經(jīng)的輸入比較自己發(fā)表意見還要重要，所以他不愿著書。

那么，他的學問的成就怎樣呢？我們知道他不僅是一個翻譯家而已，他在印度最后幾年的地位已經(jīng)占最高座，學問的造詣當然也到了最高處。但是他沒有充分的遺著供我們的探討，如何能見他學問的真相呢？沒有法子，只好在學生身上想法子。

他最后十五年是沒有一天離講座的，受他訓練的學生不下數(shù)千人，得意門生也有好些。像清儒王伯申的《經(jīng)義述聞》引述他父親的學說，我們盡可以從王伯申去看王懷祖的學問。玄奘的得意門生如窺基、圓測等的著作自然很不少玄奘的主張在內(nèi)，我們盡可以從這里面探討玄奘的學問。窺基、圓測的書經(jīng)唐武宗毀佛法、焚佛書以后，在中國已沒有，幸虧流傳到日本去了，最近二三十年才由日本輸入窺基做的《成唯識論述記》。

窺基是尉遲敬德的兒子，十二歲的時候，玄奘一見就賞識他，要收他做門徒。那時唐帝尊尚佛教，玄奘又享大名，窺基家人當然很愿意，窺基自己可不肯，玄奘又非要不可，經(jīng)過多次的交涉，允許他的要求，將來可以娶婦吃肉喝酒。后來窺基跟了玄奘多少年，雖未娶婦，卻天天吃肉喝酒。但是玄奘許多弟子，他卻是第一名。唯識宗就是他創(chuàng)造的，是法相宗二大派之一。后來這派極盛。

道宣《續(xù)高僧傳》說圓測并非玄奘的學生，不過在末席偷聽而已，并沒有甚么了不得。在圓測的書未發(fā)現(xiàn)以前，看去似果真和玄奘不相干。近來日本人修《續(xù)藏》，找他的書，找出來了，傳到中國才知道在法相宗是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并不和唯識宗所說的話一樣。

所以，玄奘傳下的二大派我們應該徹底研究，其同點何在，其異點何在，都要弄清。弄清了，玄奘的學說也可跟著明白。而且因此不惟說明玄奘的學說，就是玄奘的影響也很清楚。玄奘的影響清楚，也就是法相宗的大勢連帶清楚。此后順便可以講些法相宗流入日本的歷史，一直敘到現(xiàn)在，筆法也很清順。

最后，凡是玄奘的門生和門生的門生，尤其是當時襄助玄奘譯書的人，須用心考出，做成一個詳細的表，其中有事業(yè)可稱的，可以給他做篇小傳。

從此以上，是講《玄奘傳》第一個綱領下的第四細目，也就是第四章。我上文不是講過有二個綱領嗎？那第二個綱領還有三個細目應該敘在甚么地方呢？這早插在前面四章里了。當做傳時，心中常常要記著這二個綱領，一面要敘述玄奘在中國學術上偉大的貢獻，一面同時要敘述玄奘個人留下偉大的疇范，不可注意前者，忽略了后者。我這種做法，是以前項綱領為經(jīng)，以后項綱領為緯，后者插入前者里面，隨時點綴，不必使人看出針跡縫痕，才稱妙手。多年欲做玄奘專傳，現(xiàn)在大概的講些我的做法來，將來或者能有成功的一天，給學者做個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