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思想（其三）

法家論國家起原，與儒家之家族起原說墨家之民約起原說皆有別。彼宗蓋主張“權(quán)力起原說”也。其言曰：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妃匹之合，獸處群居，以力相征。于是智者詐愚，強(qiáng)者凌弱，老幼孤弱，不得其所。故智者假眾力以禁強(qiáng)虐而暴人止。（《管子·君臣》篇）

法家主義，純以人類性惡為前提，彼之言曰：“人故相憎也，人之心悍，故為之法?！保ā豆茏印醒浴菲┤粍t以同情心相結(jié)合之組織，殆為彼宗所否認(rèn)。雖然，其否認(rèn)亦非絕對，不過視為未有國家以前之狀態(tài)。換言之，則彼宗謂不能恃同情心以組織國家云爾。故其言曰：

天地設(shè)而民生之。當(dāng)此之時，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親親而愛私，親親則別，愛私則險，民生眾而以別險為務(wù)，則有亂。當(dāng)此之時，民務(wù)勝而力征，務(wù)勝則爭，力征則訟，訟而無正則莫得其性也。故賢者立中，設(shè)無私，而民日仁。當(dāng)此時也，親親廢，上賢立矣。凡仁者以愛利為道，而賢者以相出為務(wù)。（案：相出者謂才智臨駕別人。）民眾而無制，久而相出為道，則有亂。故圣人承之，作為土地貨財男女之分。分定而無制，不可，故立禁。禁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設(shè)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其君，則上賢廢而貴貴立矣。（《商君書·開塞》篇）

據(jù)近世社會學(xué)者所考證，凡國家成立，大率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以血統(tǒng)相系屬。社會組織力，則恃親親也。在此種社會中，純由族中長老為政，其子弟不過附屬品而已。然群中事變?nèi)召?，或?qū)?nèi)或?qū)ν庥兄卮髥栴}發(fā)生，非年富力強(qiáng)且有特別技能之人不勝其任，則眾共以諉之。于是社會組織力，漸移于上賢。社會益廓，事變益滋，以賢（包智力在內(nèi)）相競者日眾，而無一定衡量之標(biāo)準(zhǔn)，則惟有將權(quán)力變?yōu)闄?quán)利，立一尊以統(tǒng)飭之。于是社會組織力，漸移于貴貴?！渡叹龝反硕嗡?，似最得其真相矣。

彼宗以為社會情狀既有變遷，則所以應(yīng)之者自不得不異其術(shù)。儒家所主張“行仁政”，所謂“民之父母”。彼宗謂是以第一階段之理論適用于第三階段也，謂國家性質(zhì)與家族全異，君主性質(zhì)與父母全異，故反對之。其言曰：

今上下之接，無父子之澤，而欲以行義禁下，則交必有郄矣。且父母之于子也，產(chǎn)男則相賀，產(chǎn)女則殺之。此俱出父母之懷衽，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后便，計之長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乎。（《韓非子·六反》篇）

彼所言“父子猶以計算之心相待”，以此為推論之出發(fā)點(diǎn)，其偏宕自不待言，但其將人性黑暗方面，盡情揭破，固不得不謂為徹底沉痛之論也。彼宗此種推論之結(jié)果，故對于儒家——如孟子之流者以仁義說時主，明加攻擊。其言曰：

今學(xué)者之說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愛之道，是求人生之過于父母之親也。此不熟于論恩，詐而誣也。（同上）

彼宗不徒謂仁政之迂而難行也，且根本斥其不可。其言曰：

明主之治國也，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于子者十母。吏之于民無愛，令之行于民也萬父母。父母積愛而令窮，吏用威嚴(yán)而民聽從。（同上）

然則令行民從者，將以快人主之意耶？是又不然。彼續(xù)言曰：

今家人之治產(chǎn)也，相忍以饑寒，相強(qiáng)以勞苦，雖犯軍旅之難饑饉之患，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憐以衣食，相惠以佚樂，天饑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為道，前苦而后樂，仁之為道，偷樂而后窮。圣人權(quán)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仁之相憐也。（同上）

又云：

慈母之于弱子也，愛不可為前，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隨師，有惡病使之事醫(yī)，不隨師則陷于刑，不事醫(yī)則疑于死。慈母雖愛，無益于振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母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持國。（《韓非子·八說》篇）

此種議論，確含有一部分真理，此理在春秋時已多能言之者?！秶Z》記公父文伯之母言曰：“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保ā遏斦Z》下）《左傳》記子產(chǎn)臨終戒子太叔之言曰：“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昭二十一》）此類語，確能深察人性之微，抉其缺點(diǎn)而對治之?？鬃哟鹱勇穯栒唬骸皠谥?，又曰：“愛之能勿勞乎？”即是此意。法家專從此點(diǎn)發(fā)揮以張其軍，對于孟子一派之“保姆政策”根本反對。（孟子言無可議，已見第七章。茲不更論。）其意蓋欲矯正人民倚賴政府之根性，使之受磨煉以求自立，不可謂非救時良藥也。

彼宗大都持性惡之說，又注意物質(zhì)的關(guān)系，其所以重法，凡以弭爭也。其言爭之所由起，立論最克實(shí)。曰：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shí)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yǎng)足，人民少而財有余，故民不爭……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yǎng)薄，故民爭……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餉，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心異也。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韓非子·五蠹》篇）

此可謂最平恕且最徹底之論。彼宗既認(rèn)爭奪為人類所不能免，認(rèn)多數(shù)人為環(huán)境所迫，實(shí)際上已生活于罪惡之中。謂政治之目的，在對治多數(shù)陷溺之人使免于罪戾，并非為少數(shù)良善者而設(shè)。故其言曰：

夫圣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nèi)不什數(shù)，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者用眾而舍寡，故不務(wù)德而務(wù)法。夫必恃自直之木，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千世無輪矣?！欢澜猿塑嚿淝菡撸[栝之道用也。雖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fā)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shù)之君，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韓非子·顯學(xué)》篇）

后儒動訶法家為刻薄寡恩，其實(shí)不然。彼宗常言：

不為愛民虧其法，法愛于民。（《管子·法法》篇）

以形式論，彼輩常保持嚴(yán)冷的面目，誠若純?yōu)榍锼C殺之氣。以精神論，彼輩固懷抱一腔熱血，如子產(chǎn)鑄刑書時所謂“吾以救世”者。（看前論第七章）故孔子稱管仲曰：“如其仁，如其仁”，稱子產(chǎn)曰：“古之遺愛”。而后世宗尚法家言之諸葛亮亦謂“示之以法，法行則知恩”也。

法治與術(shù)治勢治之異，前既言之矣。故法家根本精神，在認(rèn)法律為絕對的神圣，不許政府動軼法律范圍以外。故曰：

明君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禁勝于身，則令行于民。（《管子·法法》篇）

又曰：

不為君欲變其令，令尊于君。（同上）

就此點(diǎn)論，可謂與近代所謂君主立憲政體者精神一致。然則彼宗有何保障，能使法律不為“君欲”所搖動耶？最可惜者，彼宗不能有滿意之答覆以餉吾儕，雖然，彼宗固已苦心擘畫，求出一較有力的保障焉，曰：使人民法律智識普及。其辦法如下：

公（秦孝公）問公孫鞅（商君）曰：法令以當(dāng)時立之者，明旦欲使天下之吏民皆明知而用之如一而無私，奈何？公孫鞅曰：為法令置官吏，樸足以知法令之謂者（“法令之謂”猶言“法令講的是什么”），以為天下正……諸官吏及民有問法令之所謂也，于主法令之吏，皆各以其政所欲問之法令明告之。各為尺六寸之符，明書年、月、日、時所問法令之名，以告吏民。主法令之吏不告及之罪而法令之所謂也（案此句當(dāng)有訛脫），皆以吏民之所問法令之罪各罪主法令之吏……故天下之吏民無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此所生于法明白易知而必行。（《商君書·定分》篇）

歐洲之法律公開，率皆經(jīng)人民幾許流血僅乃得之。我國法家對于此一點(diǎn)，其主張如此誠懇而堅決，且用種種手段以求法律智識普及于一般人民，真可謂能正其本，能貫徹主義之精神也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