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西漢社會各階級的狀況

在西漢社會中，基本的階級是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地主階級包括皇帝、貴族、官僚以及一般的地主，他們是統(tǒng)治階級。農民階級包括自耕農、佃農和雇農。手工業(yè)者的經濟地位相當于農民。他們是被統(tǒng)治階級。商人的經濟地位比較復雜。大商人一般都是大地主，是統(tǒng)治階級的一部分；小商人雖然不是勞動群眾，但其經濟地位類似手工業(yè)者和自耕農，是被統(tǒng)治階級的一部分。除此以外，還有數量頗大的奴婢，他們的身份和經濟地位最為低下。

在西漢社會經濟的發(fā)展中，各個階級都在一定程度上起著變化。地主階級和大商人迅速擴充勢力，強占民田，役使和盤剝農民，掠奪財貨奴婢，其中一部分逐步發(fā)展成豪強大族。農民階級中的自耕農，經過漢初一個短暫的較穩(wěn)定的發(fā)展時期后，少數上升為地主，多數則逐步陷入破產流亡的境地，從中分離出大量的人，成為“游食”的小商小販，或者補充著原有的佃農、傭工和奴婢的隊伍。

地主階級 地主階級擁有最大部分的土地。居于這個階級最上層的，是以皇帝為首，包括諸侯王、列侯和大官僚（很多大官僚也有列侯或其他封號）的貴族地主。參加過反秦戰(zhàn)爭，在漢初獲得官、爵的軍功地主，是地主階級中的一個重要階層。皇帝在直轄郡內，諸侯王在王國內，列侯和其他軍功地主在封域或食邑內，憑借國家機器，強迫農民繳納租賦，提供無償勞役。中央政權的租賦所入，由大司農掌管，用來養(yǎng)活官吏和軍隊?；实?、諸侯王、列侯等在轄區(qū)或封域內，還以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作為“私奉養(yǎng)”。皇帝的私奉養(yǎng)，置少府官主領。最晚到漢武帝時，少府開始向貧民出假公田，收取地租 。武帝置水衡都尉統(tǒng)一鑄幣，得利亦入少府。元帝時，國家和皇帝每歲收入，計百姓賦錢藏于都內（大司農屬官）者40萬萬，水衡錢25萬萬，少府錢18萬萬 。少府、水衡錢供皇帝私奉養(yǎng)者數目十分巨大。

地主階級掠奪土地日趨嚴重，官僚地主更為突出。蕭何在關中“賤強買民田宅數千萬” ，田蚡向竇嬰強索長安城南田 ，霍去病為生父中孺“買民宅奴婢” ，淮南王安后荼、太子遷、女陵和衡山王賜，都侵奪民田宅 ，甚至漢成帝也“置私田于民間” 。西漢中期以后，擁有土地三四百頃的大地主為數不少，個別大地主的土地甚或至千頃以上。如武帝時酷吏寧成買陂田千余頃，哀帝寵臣董賢得哀帝所賜苑田竟至2000余頃。

農民階級 西漢政權繼續(xù)用名籍制度控制民戶。舉凡姓名、年紀、籍貫（郡、縣、里）、爵級、膚色、身長、家口、財產（田宅、奴婢、牛馬、車輛等及其所值），都要在名籍上一一載明 。在列入名籍的編戶齊民中，人數最多的是自耕農民。自耕農民是當時農業(yè)生產的主力。

西漢政府對自耕農的剝削，較之秦代有所減輕。但是按照西漢生產力水平估計，農民租賦負擔仍然沉重。據《漢書·食貨志》所載，五口之家的農戶，種地百畝，不計副業(yè)收入，每年約收粟150石 ，除去食用和田租，約剩50余石。漢制，民年15—56，歲納120錢，叫做算賦；7—14歲的兒童，歲納20錢（武帝時增至23錢），叫做口賦。通常的農戶，每戶應服徭役的男丁約為二口，為了不誤耕作，就要以每人一月300錢的代價雇人代役，叫做更賦。農家賣粟納口賦、算賦和雇人代役，所收之粟就所余無幾甚至沒有剩余。為了進行再生產所需的種子、耕畜、農具等項支出，以及農民衣著、雜用所費，還未計算在內，這些支出就要視副業(yè)（主要是蠶桑）收入的有無多寡而定了。如果碰上歉年，農民生活困難更大。所以《鹽鐵論》中賢良、文學敘述農家入不敷出的情況說，田雖三十稅一，如果“加之以口賦更徭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以百姓疾耕力作而饑寒遂及己也” 。

西漢時期，糧食和土地價格因時因地而有不同，甚至相差懸殊，但一般說來是偏賤的。糧價如前所述，文景時每石高不足百錢，低則十余錢。田價據《九章算術》資料，善田每畝300錢，惡田70余錢。居延邊地，每畝約值百錢。關中善田，每畝千余錢 。但是農民所需耕牛，一頭值千余錢至數千錢。馬當時也是耕畜，由于戰(zhàn)爭的需要，更為昂貴，每匹低則4000，高則20萬 。銅鐵器物和食鹽，價格都不賤。物價的這種不平衡狀態(tài)，對于地主、商人的剝削兼并有利，對于農民極為不利。農民賤價出賣谷物，甚至出賣土地，高價購買耕畜、農具和其他必需品，進出之間，損失很大。何況納稅季節(jié)，地主、商人乘農民之急，還要將粟價壓而又壓。這也是農民生活困苦的重要原因。

還在號稱“無兼并之害”的文景時期，晁錯就尖銳地指明這種危及國家統(tǒng)治秩序的現象。他說，農家終年辛苦，除了納稅服役之外，還有“送往迎來、吊死問疾”之費；“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價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 。這種情況，到武帝以后更為嚴重。

破產的農民，多數被迫依附于地主作佃客?！尔}鐵論》說：“大抵逋流皆在大家，吏正畏憚，不敢督責，刻急細民。細民不堪，流亡遠去，中家為之色出，后亡者為先亡者服事。錄民數創(chuàng)于惡吏，故相仿效，去尤甚而就少愈多” 。正是由于地方官“刻急細民”，畏憚“大家”，使越來越多的農民破產流亡，使豪強大家得以兼并更多的土地和佃客。關東地區(qū)，這種情況更為嚴重。豪強寧成役使貧民至數千家之多 。邊地居延，有向屯田卒收取地租的記載，計田65畝，收租26石，每畝合租四斗 。內地的租額，當然更高。漢代不見佃客免徭賦的法令，佃客還要受徭賦之苦。

還有一些破產農民，迫于生計，為傭工糊口。秦末陳勝為人傭耕，起兵以后，故人為傭耕者都來軍中謁見。漢代傭工種類，見于文獻的除傭耕、仆役以外，還有采黃金珠玉、治河、筑陵、為酒家傭保 等等。武帝筦鹽鐵以前，豪強大家冶鐵煮鹽，“大抵盡收放流人民” 為之，這些人有一部分是雇傭身份。筦鹽鐵后，鹽鐵生產除用官奴婢外，還用徭役勞動。由于道遠作劇，農民無法“踐更”，不得不出錢“取庸代” 。傭工月值，據《漢書·吳王濞傳》注說是300錢 。官僚地主甚至憑借權力，雇工而不給傭值 。

在漢代社會里，雇傭勞動在社會生產中不占重要地位。傭工還要受種種人身束縛。庸和奴的稱謂有時是混同的，表明庸工身份的低下 。漢昭帝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詔書里，有“比歲不登，民匱于食，流庸未盡還”之語，可見在剝削壓迫稍見緩和，或年景稍佳之時，流庸是可以返回鄉(xiāng)里的。

商人 西漢時期，商人勢力蒸蒸日上。西漢繼承秦代重本抑末政策，限制商人。但是，經商是剝削者方便的致富之道，正如當時俗語所說：“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 。所以商人都用各種手段逃避限制，抑商法令等于具文。晁錯看到這種情況，向文帝說：“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 西漢前期，出現了許多大鹽鐵商，大販運商，大子錢家。蜀卓氏在臨邛，“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程鄭在臨邛，也以冶鐵致富，“賈椎髻之民”。南陽孔氏“大鼓鑄，規(guī)陂池”，致富數千金，多和諸侯王交接。曹邴氏以鐵冶起家，“貰貸行賈遍郡國”，時人有“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吳王”之語。山東刁間驅使奴隸，“逐魚鹽商賈之利”。洛陽師史專事販運，“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宣曲任氏在楚漢之戰(zhàn)時從事糧食囤積居奇致巨富。子錢家無鹽氏在七國之亂時以千金貸給從軍東征的列侯封君，一歲獲息十倍，富埒關中。許多貴族、官僚、大商人鑄錢牟大利，鄧通和吳王濞最有名，所鑄的錢流通天下。漢武帝筦鹽鐵，實行平準均輸，禁止私人和郡國鑄錢，大商人多經營加工制造等大手工業(yè)，經營囤積和高利貸。

在西漢社會中，“以末致財”的大商人，雖然家資數千萬乃至成萬萬，但仍須“用本守之”。這就是說，需要掠奪土地，成為大地主，才能守住產業(yè)。所以大商人無不規(guī)陂池，求田宅，“蹛財役貧”。另一方面，大地主、大官僚也多兼營商業(yè)，以圖暴利。元帝時貢禹奏請“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 ，可見那時大官僚經營商業(yè)的普遍。

大商人兼并土地，加速了農民的破產流亡。他們還因其富厚，交往王侯，助長諸侯王的割據。因此國家和大商人的矛盾依然存在，終于導致漢武帝打擊大商人的結果。

人數眾多的小商人，有的列肆販賣，有的負貨求售，有的兼為小手工業(yè)者自制自銷，有的以車僦載收取運費。他們多數由農民或城市貧民轉化而來，同樣受剝削壓迫，同大商人大不相同。小商人無法突破抑商法令的限制，而國家的徭役征發(fā)，也往往首先輪到他們頭上。秦漢的七科謫 ，有四科是謫發(fā)商人或他們的子孫。

奴婢 奴婢有官奴婢和私奴婢，數量頗大。

官奴婢的來源，一為罪犯本人以及重罪犯的家屬沒官為奴；一為原來的私奴婢，通過國家向富人募取或作為罪犯財產沒官等途徑，轉化為官奴婢；一為俘虜沒官為奴。西、北邊地諸苑養(yǎng)馬的官奴婢有三萬人。元帝時長安諸官奴婢游戲無事者，有十萬人之多。官奴婢用于宮廷、官府服役，用于苑囿養(yǎng)狗馬禽獸，也用于官府手工業(yè)、挽河漕、筑城等勞作。

私奴婢主要來自破產農民。他們有的是被迫自賣為奴，有的是被人掠賣為奴，有的是先賣為“贅子”，無力贖取而為奴 。官奴婢由統(tǒng)治者賞賜給私人，可轉化為私奴婢。邊境少數民族人民，有被統(tǒng)治者掠為奴婢者，例如來自西南夷中的“僰僮”。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奴婢成百成千。陳平以奴婢贈陸賈，數達100。市場出賣奴婢，通常是與牛馬同欄。也有被賣的奴婢在市場上被飾以繡衣絲履，以圖高價。奴婢價格，一萬二萬不等。經營奴婢買賣的大商人，每出賣100個奴婢，獲利20萬。漢代有不許任意殺奴以及殺奴必須報官的法令，也有因違令殺奴被罰的事例 。但在通常情況下，主人對奴婢有“顓殺之威” ，奴婢生命實際上是沒有保障的。

私奴婢除從事家內服役以外，也有許多被驅使從事農業(yè)、手工業(yè)生產或商業(yè)活動。季布為朱家奴，被用于田間勞動；張安世家僮七百，“皆有手技作事” ；刁間的奴隸被驅迫運輸商品。王褒所作《僮約》 ，列舉了奴隸服勞役的項目，包括家內雜役、種田種園圃、放牧、做工、捕魚、造船、修屋乃至經商等等。

四　漢武帝時期統(tǒng)一的鞏固和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加強

漢武帝統(tǒng)治的50余年（公元前140—前87年），是西漢王朝的鼎盛時期，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個蓬勃發(fā)展時期。在經濟繁榮、府庫充溢的基礎上，漢武帝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采取了許多措施，改革了一些制度，以適應統(tǒng)一國家的需要。

卷四二?！顿准s》是一篇游戲文章，但所列奴隸服役項目，當符合西漢社會實際情況。

進一步削弱王國勢力 漢武帝時期，諸侯王雖然不像以前那樣強大難制，但是有的王國仍然“連城數十，地方千里” ，威脅著西漢中央政權。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漢武帝采納主父偃的建議，允許諸侯王推“私恩”把王國土地的一部分分給子弟為列侯，由皇帝制定這些侯國的名號，隸屬于漢郡，地位與縣相當。因此王國析為侯國，就是王國的縮小和朝廷直轄土地的擴大。推恩詔下后，王國紛請分邑子弟，于是諸王“支庶畢侯” ，西漢王朝“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 。武帝以后，王國轄地都不過數縣，其地位相當于郡。這樣，諸侯王強大難制的問題，就進一步解決了。

諸侯王問題解決后，全國還有列侯百余。漢制每年八月，舉行飲酎大典，諸侯王和列侯獻“酎金”助祭。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武帝以列侯酎金斤兩成色不足為名，削奪106個列侯的爵位。其余列侯因各種原因而陸續(xù)失爵的，還有不少。

漢初貴族養(yǎng)士的風氣很盛，強大的諸侯王都大量招致賓客游士，扈從左右，其中有文學之士，有儒生、方士，還有縱橫論辯之士。諸侯王策劃反漢時，賓客游士往往是他們的重要助手，所以武帝力加壓制?；茨贤醢埠秃馍酵踬n被告謀反，武帝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下令盡捕他們的賓客黨羽，牽連致死的達數萬人。接著，武帝頒布“左官律”和“附益法”，前者規(guī)定王國官為“左官”，以示歧視，后者限制士人與諸王交游。從此以后，“諸侯惟得衣食租稅，不與政事” ，其中支脈疏遠的人，更是與一般富室無異了。

實行察舉制度　建立太學 漢朝初年，2000石以上的大官僚可以送子弟到京師為郎，叫做“任子”；擁有資產十萬錢（景帝時改為四萬錢）而又非商人的人，也可以候選為郎，叫做“貲選” 。郎是皇帝的侍從，掌“守門戶，出充車騎” ，可以補授別的官職。西漢初年，地主階級子弟為郎，是他們出仕的一個重要階梯。在這種選官制度下，“長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 ，未必都能得人，所以難以適應日益加強的專制王朝的需要?；莸垡詠?，漢朝在各郡縣推選“孝弟力田”，復免這些人的徭役，讓他們“導率”鄉(xiāng)人。文帝詔“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 ，這種詔舉多從現任官吏中選拔。無論選孝弟力田或舉賢良等，都還沒有成為正式的制度。

武帝初年，董仲舒在舉賢良對策中，提出了“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wèi)” 的主張。這個主張包括歲貢和定員，對象有吏有民，在制度上比文帝時的詔舉較為完備。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帝“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從此以后，郡國歲舉孝廉的察舉制度就確立起來了。

察舉制初行的頭幾年，郡國執(zhí)行不力，有的郡不薦一人。所以武帝規(guī)定二千石“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 ，用來督促察舉制度的實行。

武帝以后，孝廉一科成為士大夫仕進的主要途徑。被舉的孝廉，多在郎署供職，由郎遷為尚書、侍中、侍御史，或外遷縣令、長、丞、尉，再遷為刺史、太守。

武帝又令公卿郡國舉茂才、賢良方正、文學等，從中拔擢了一些人才。不過這類察舉屬于特科性質，并不經常舉行。武帝時還有上書拜官的辦法，如田千秋上書言事稱旨，數月即由郎超升為丞相。

武帝在長安城外，為太常博士的弟子興建學校，名為太學，使他們在太學中隨博士受業(yè)。博士弟子共50名，由“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 充當，入學后免除本人徭賦。還有跟博士“受業(yè)如弟子”的若干人，由郡縣擇人充當。這些人學成經考試后，按等第錄用。武帝還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系統(tǒng)。太學和郡國學主要培養(yǎng)統(tǒng)治人民的官僚，在傳播文化方面，也起了積極的作用。

實行察舉制度和建立太學后，大官僚子嗣和大豪富壟斷官位的局面有所改變，一般地主子弟入仕的門徑比過去寬廣了。在這種新的制度下，皇帝通過策問和考試，可以在較大的范圍內按自己的意旨選擇稱職的官吏。這對于網羅人才，加強專制皇權的統(tǒng)治，也具有重大的作用。

削弱丞相權力 西漢初年的官制，基本上沿秦之舊，沒有大的改變。漢高祖以功臣為丞相，丞相位望甚隆，對皇帝敢于直言不諱，甚至敢于言所不當言?；莸蹠r曹參為丞相，無所事事，惠帝托參子曹密婉轉進言，曹參竟向惠帝申述“陛下垂拱，參等守職” 的道理，而不改變自己的態(tài)度。文帝幸臣鄧通對丞相申徒嘉禮意怠慢，申徒嘉嚴斥鄧通，還對文帝說：“陛下幸愛群臣，則富貴之，至于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 。從這些事實中，可以看出皇帝與丞相之間，在權力分配上存在著一定的矛盾。

景帝時，高祖功臣死盡，陶青、劉舍等人以功臣子列侯繼為丞相，丞相權力開始有所削弱。但是直至武帝時，皇帝與丞相在權力上的矛盾還有表現。丞相田蚡驕橫，“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武帝甚至問他“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 。因此，繼續(xù)削弱丞相權力仍然是加強皇權的一個迫切問題。元朔五年，武帝任命公孫弘為相，封平津侯。公孫弘起自“布衣”，在朝無所援接，只有唯唯諾諾，不敢稍違皇帝旨意。從此以后，功臣列侯子嗣獨占相位的局面結束，丞相完全在皇帝的掌握之中，居職“充位”而已。

武帝從賢良文學或上書言事的人當中，先后拔用了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嚴安等人，在他們的本職以外，另給侍中、給事中、常侍等加官，讓他們出入禁省，隨侍左右，顧問應對，參與大政。武帝曾經令嚴助等“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詘” 。為皇帝掌書札的尚書（少府屬官），更是出納章奏，操持機柄。武帝還參用宦官為中書，掌尚書之職。這些人日在皇帝左右，逐漸形成一個宮內決策的機構，稱為“中朝”或“內朝”，與丞相為首的政務機關“外朝”相對應?；实垡揽恐谐?，加強統(tǒng)治；中朝則恃皇帝之重，凌駕外朝。這樣，專制制度就進一步加強了。

武帝寢疾時，用外戚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武帝死后，霍光又領尚書事。自此以后，大將軍以及前后左右將軍都成為掌握實權的“中朝”官，大將軍領尚書事更是權傾內外，丞相雖還有很高的位望，但實際職權大大削弱了。

加強中央軍力 秦和漢初，兵役制和徭役制結合在一起。制度規(guī)定：男子在23—56歲的期間內，服兵役兩年，一年在本郡為材官（步兵）、樓船（水軍）或騎士，稱為正卒；另一年或在京師為衛(wèi)士，或在邊郡為戍卒。此外，男子每年還要服徭役一月，稱為更卒，或在本縣，或在外地，叫做踐更；不愿服役的可納錢300（—說2000），使人代役，叫做過更。漢代兵徭制度由于資料錯亂，還沒有定說。

在地方，軍事由郡尉或王國中尉主管，他們統(tǒng)領本地的正卒，進行軍事訓練。每年秋季，郡太守舉行正卒的檢閱，叫做都試。皇帝發(fā)郡國兵時，用銅虎符為驗，無符不得發(fā)兵。

在京城，駐有南北二軍。北軍守京師，士卒多由三輔（京兆、馮翊、扶風）選調，由中尉率領；南軍保衛(wèi)皇宮，衛(wèi)士多由三輔以外各郡國選調，由衛(wèi)尉率領。南北軍力都不甚大，南軍衛(wèi)士數目，西漢初年為兩萬人，武帝即位，減為萬人。南北軍以外，還有侍從皇帝的郎，由郎中令率領。

按照漢初的軍事制度，軍力分散于全國各地，都城內外，都無重兵。這樣的軍制，自然不能適應武帝時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要改變這種情況，首先必須建立一支可以由中央隨時調遣的“長從”的而不是“番上”的軍隊。只有這樣，才能起強干弱枝的作用，才能加強國家的鎮(zhèn)壓職能。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武帝創(chuàng)建屯騎、步兵、越騎、長水、射聲、虎賁、胡騎七校尉，常駐京師。七校尉兵都統(tǒng)于原有的中壘校尉，所以又合稱八校尉。八校尉中每校兵力約為數百人至千余人。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武帝設期門軍；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設羽林軍。期門約為千人，羽林700人，選三輔以及隴西、天水等六郡“良家子”充當，歸郎中令掌管，以備宿衛(wèi)?！稘h書·地理志》說：“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笨梢娖陂T、羽林在全國軍事系統(tǒng)中地位的重要。武帝后來又取從軍戰(zhàn)死者的子孫養(yǎng)于羽林軍中，加以軍事訓練，號稱羽林孤兒，以加強宿衛(wèi)力量。

八校尉和期門、羽林相繼建立后，京師才有長從募士。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發(fā)胡騎、越騎以及期門、羽林孤兒出擊羌人，可見這支長從募士已經用于邊境的戰(zhàn)爭了。

設置刺史 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相國曹參奏請派御史監(jiān)三輔，部分地恢復了秦的御史監(jiān)郡制度。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丞相遣史分刺各地，考察地方官，并督察監(jiān)郡御史，時置時省。文帝還常常派特使巡行。

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武帝把全國分為13個監(jiān)察區(qū)域，叫13州部，每州部設刺史一人。刺史每年八月巡視所部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 。這六條詳細規(guī)定了刺史監(jiān)察的范圍，其中一條是督察強宗豪右，五條是督察郡國守相。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武帝置司隸校尉。司隸校尉率官徒“捕巫蠱，督大奸猾”；后罷兵，察三輔（京兆、馮翊、扶風）、三河（河東、河內、河南）和弘農郡，職權同部刺史相似。刺史和司隸校尉的設立，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起了強干弱枝的顯著作用。

刺史為六百石官（成帝改刺史為州牧，秩二千石），秩位不高，但出刺時代表中央，可以監(jiān)察二千石和王國相。刺史除了“斷治冤獄”以外，并不直接處理地方其他行政事務。所以刺史的設立得“小大相制，內外相維” 之宜，比秦朝的御史監(jiān)郡制度周密。

任酷吏，嚴刑法 隨著封建制度的發(fā)展，地主階級中出現了一些豪強，他們宗族強大，武斷鄉(xiāng)曲，既欺凌百姓，也破壞國家法度。濟南瞷氏，潁川灌氏，都是西漢前期的豪強大族。

那個時期，還有一些人以游俠著名。游俠以義氣俠行相標榜，振人于窮急，脫人于厄困，“權行州域，力折公侯” 。朱家、劇孟、郭解都是漢初的著名游俠。有些游俠“作奸剽攻”，“睚眥殺人”，稱霸一方；還有一些游俠，則被司馬遷目為“盜跖居民間者” 。游俠豪強同官府之間，除了上下依恃以統(tǒng)治人民的關系以外，顯然還存在著某種矛盾。

為了打擊游俠豪強，出現了酷吏。景帝時，郅都為濟南守，“族滅瞷氏首惡，余皆股栗” 。寧成為中尉，為政效法郅都，“宗室豪杰皆人人惴恐”。郅都、寧成是西漢最早的酷吏，他們的活動，是漢武帝打擊游俠豪強的先聲。

漢武帝除了“徙強宗大姓，不得族居” 以外，還大批地任用酷吏，誅鋤豪強。張湯為御史大夫，“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鋤豪強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 。杜周為廷尉，“專以人主意旨為獄”，“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有余萬”。周陽由為郡守，“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像張湯、杜周、周陽由這樣的內外官吏，當時比比皆是。他們的這些活動，對于抑壓豪強的猖獗氣焰，提高專制皇權，起了顯著的作用。

但是酷吏同豪強、游俠并不是絕對對立的勢力?？崂魧幊闪T官回鄉(xiāng)，“役使貧民數千家”，酷吏義縱少年時“攻剽為群盜”，這些人自身就是豪強或游俠。所以他們治郡的時候，也往往以“豪敢”為爪牙，對人民為非作歹?？崂敉鯗厥鏆⒑觾群缽姡怪林赀B千余家，流血十余里。

在誅鋤豪強的同時，酷吏張湯、趙禹等人條定刑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經過他們條定以后，律令增加到359章，大辟之罪409條1882事，死罪決事比（死罪判例）13472事。刑法的條定，雖然與誅鋤豪強的需要有關，但更主要的還是為了鎮(zhèn)壓百姓。由于刑法繁密駁雜，郡國治獄時無法運用，常有罪同而論異的事情。加以官吏舞文弄法，羅織成獄，“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 ，以此而冤死的人，不可勝數?！稘h書·刑法志》說：“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奸軌不勝?！薄稘h書·酷吏傳》說：由于郡國守相多效法王溫舒的殘暴殺人行為，所以“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梢娪每崂艉托谭▉砑訌妼Ｖ苹蕶?，勢必要激化社會矛盾。

統(tǒng)一貨幣 漢武帝連續(xù)發(fā)動了許多次對邊境各族的戰(zhàn)爭，長期而激烈的戰(zhàn)爭消耗了大量的財富，文景時期留下來的府庫積蓄亦都用盡。因此他募民入奴婢、入羊，又設武功爵出賣，力圖籌措財貨。元狩中，他打破商人不得為吏的禁令，任用大鹽商東郭咸陽、大冶鐵家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任用洛陽賈人子桑弘羊主持計算。這些人憑借強大的專制政權，推行統(tǒng)一貨幣的措施，建立筦鹽鐵和均輸、平準制度，企圖擴大財政收入，抑制商人的活動，穩(wěn)定農業(yè)生產和商品市場。

漢初以來，高祖所鑄莢錢和文帝所鑄四銖錢，質量都很低劣。文帝允許私鑄，諸王、達官、豪商大量鑄錢牟利，因此貨幣大小不一，輕重不同，嚴重影響了社會生產和交換，也不利于國家的統(tǒng)一。武帝頒行三銖錢，禁止私鑄，規(guī)定“盜鑄諸金錢，罪皆死” 。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以五銖錢代替三銖錢，但是盜鑄之風不減，“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天下大氐無慮皆鑄金錢矣”。武帝又改行赤仄錢，仍然不能穩(wěn)定幣制。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武帝取消郡國鑄錢的權利，專令水衡都尉所屬的鐘官、辨銅、均輸三官 ，負責鑄造新的五銖錢，名為三官錢。他還責成各郡國把以前所鑄的錢一律銷毀，所得銅料輸給三官。這次禁令很嚴格，新幣質量又高，盜鑄無利可圖，所以幣制得到較長期的穩(wěn)定。貨幣的統(tǒng)一，沒有強大的國家力量是不可能的；而貨幣統(tǒng)一以后，國家的經濟力量得到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也獲得一種經濟上的保證。

筦鹽鐵和實行均輸法、平準法 筦鹽的辦法，是在產鹽區(qū)設立鹽官，備置煮鹽用的“牢盆”，募人煮鹽，產品由官家收購發(fā)賣。筦鐵的辦法，是在產鐵區(qū)設立鐵官，經營采冶鑄造，發(fā)賣鐵器。西漢鹽官有遍及28郡國的35處，鐵官有遍及40郡國的48處。鹽鐵官統(tǒng)屬于中央的大農。諸侯王國原來自置的鹽鐵官，也由大農所設鹽鐵官代替。鹽鐵官吏，多用過去的鹽鐵商人充任。

均輸法是由大農在各地設均輸官，把應由各地輸京的物品，從出產處轉運他處出賣，再在賣處收購其他物品，易地出賣，這樣輾轉交換，最后把關中所需的貨物運達長安。均輸法的推行，消除了郡國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 的不合理現象，使大農諸官得以“盡籠天下之貨物”，因而也充實了府庫。

平準法是由大農在京師設平準官，接受均輸貨物，按長安市場價格漲落情況，貴則賣之，賤則買之，用以調劑供需，節(jié)制市場。

筦鹽鐵和實行均輸、平準，使大農控制了鹽鐵生產和許多貨物買賣，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也使物價不致暴漲暴落。同時，一部分商業(yè)利潤歸于國家，供給漢武帝巡狩、賞賜的揮霍和軍事費用，因而“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西漢以來，不但豪強大家從煮鹽、冶鐵、鑄錢中獲取大利，而且一些企圖進行政治割據的人，也常常在深山窮澤中或海邊上，聚眾千百人從事鹽鐵鑄錢，以積蓄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景帝時吳王濞發(fā)動叛亂，就是得力于此。所以桑弘羊在論證筦鹽鐵和實行平準、均輸的必要性時說：“山澤之財，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庇终f：“今意總一鹽鐵，非獨為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淫侈，絕并兼之路也?！? 可見筦鹽鐵和實行均輸、平準，還起著控制諸侯王和豪強大賈的政治作用。

西漢王朝經營鹽鐵和商業(yè)，也直接給人民帶來了一些痛苦。例如官鹽價昂味苦，農具質劣而不適用等等。以后一部分賢良、文學反對筦鹽鐵和平準、均輸制度，即以此作為他們的一個重要理由。這些制度也難于長期有效地實行下去。

算緡和告緡 除了統(tǒng)一貨幣、筦鹽鐵、實行平準、均輸制度以外，漢武帝還采取了直接剝奪大商賈的措施，這就是算緡和告緡。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武帝“初算緡錢”，規(guī)定商人及手工業(yè)者，無論有無市籍，其“貰貸賣買居邑貯積諸物”，都必須向政府申報，每2000錢納稅一算，即120錢；“諸作有租及鑄”，每4000錢一算。軺車一乘一算，商人軺車加倍；船五丈以上一算。商人有產不報或報而不實，罰戍邊一歲，沒入資財。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屬，不許占有土地，違令者沒收其土地和奴僮。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武帝下令“告緡”，鼓勵告發(fā)，并規(guī)定以所沒收違令商人資財的一半獎給告發(fā)人。武帝命楊可主持告緡，命杜周處理案件。在這次告緡中，政府“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余頃，宅亦如之。于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算緡告緡以后，上林苑財物貯積充溢，府庫得到充實，商人們受到一次沉重的打擊。所以算緡、告緡的措施，也起了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作用。

漢武帝一方面對大商人采取限制、打擊乃至剝奪的措施，一方面又允許一部分商人充當鹽鐵官，為政府服務。西漢統(tǒng)治者與大商人的矛盾緩和了。

五　邊境各民族　西漢王朝同邊境各族的關系

西漢以來，我國各民族之間，出現了比以前更為密切的政治、經濟、文化交往，也發(fā)生過一些戰(zhàn)爭。漢王朝（主要是在漢武帝時期）對各族的戰(zhàn)爭，有的屬于防御性質，起了維護安全、保障生產的作用；有的則是對少數民族的侵犯，造成了破壞。但是從總的后果看來，各民族之間的聯(lián)系加強了，許多民族地區(qū)正式進入中國的版圖，漢族的經濟和文化，也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影響著周圍各民族。西漢經濟的繁榮和國家的統(tǒng)一，正是各族人民共同進步的結果。

越人 漢初以來，南方的越人在經濟上有了顯著的提高。武帝初年，淮南王劉安上書說：“越人欲為變，必先田余干（今江西余干縣）界中，積食糧” ，這是東甌、閩越人農業(yè)有所發(fā)展的表現。南越經濟的發(fā)展，比東甌、閩越還要明顯。南越“多犀象玳瑁珠璣銀銅果布之湊” ，早已吸引了許多北方的商賈。除了呂后統(tǒng)治時期以外，中原和南越一直維持著關市貿易，鐵農具和耕畜通過關市，源源不斷地輸入南越，促進了南越的農業(yè)生產。南越和西南地區(qū)也有經濟聯(lián)系。

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閩越發(fā)兵圍東甌，東甌求援于漢。漢武帝派嚴助發(fā)會稽郡兵浮海救東甌，援兵未達，閩越已退走。東甌人為了避免閩越的威脅，請求內徙，漢王朝把他們的一部分徙至江淮之間，他們從此成為西漢的編戶齊民。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閩越又攻南越邊地，南越向漢廷告急，武帝派兵分由會稽、豫章兩路攻閩越。閩越王郢之弟余善殺郢，漢退兵。漢封原閩越王無諸之孫繇君丑為越繇王，以后又封余善為東越王，封越人貴族多人為侯。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東越攻入豫章。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冬，漢軍數路攻入東越。越繇王和東越貴族殺余善，漢封越繇王和其他貴族為列侯，把越人徙處江、淮之間。江、淮之間的東甌人和閩越人此后逐漸同漢人融合，留在原地的越人則分散在山嶺中，與漢人來往較少。

漢朝和南越的關系，較為復雜。建元三年，嚴助率漢軍解除了閩越對南越邊邑的威脅；六年，嚴助又受命出師南越，南越王趙胡派太子趙嬰齊宿衛(wèi)長安。后來嬰齊之子趙興繼為越王，按其生母太后摎氏（漢人）的意見，上書武帝，“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 。南越丞相呂嘉代表越人貴族勢力，反對趙興和摎太后，并殺趙興、太后以及漢使，立嬰齊長子的越妻所生子建德為王。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路博德、楊仆等率漢軍攻入南越，招納越人，奪得番禺，俘呂嘉和趙建德，越人貴族很多人受漢封為列侯。南越的桂林監(jiān)居翁，也諭告西甌四十余萬口，一起歸漢。漢以南越、西甌及其相鄰之地立為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

廣州市內發(fā)現南越王墓，墓主很可能是趙胡。出土器物甚多，其青銅器有漢式、楚式和南越式。墓制及其所反映的官制基本上同于西漢諸侯王制度。但是墓內人殉多至十余，又反映南越社會落后的一面。

匈奴 漢初以來，匈奴族的領袖冒頓單于以其“控弦之士”三十余萬，東敗東胡，北服丁零，西逐大月氏，使“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 。匈奴的統(tǒng)治區(qū)域東起朝鮮邊界，橫跨蒙古高原，向西與氐羌相接，向南伸延到河套以至于今晉北、陜北一帶。冒頓把這一廣大地區(qū)分為中、左、右三部，中部由冒頓自轄，與漢的代郡（今河北蔚縣境）、云中郡（今內蒙古托克托境）相對；左部居東方，右部居西方，由左右屠耆王（左右賢王）分領。左右屠耆王之下有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等，各領一定的戰(zhàn)騎和分地。單于的氏族攣鞮氏以及呼衍氏、蘭氏、須卜氏，是匈奴中最顯貴的幾個氏族。

匈奴人以游牧為生，逐水草遷徙，但在某些地點也建有一些城堡，并有少量的農業(yè)生產。匈奴各部經濟發(fā)展不平衡，有些部落已開始使用鐵器，在一些匈奴墓葬中，有鐵馬具、鐵武器和鐵工具出土。匈奴的法律規(guī)定，“坐盜者沒入其家”。匈奴人作戰(zhàn)時，“得人以為奴婢”。匈奴貴族死時，“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 。

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武帝命馬邑人聶壹出塞，引誘匈奴進占馬邑，而以漢軍三十余萬埋伏近旁，企圖一舉殲滅匈奴主力。單于引騎十萬入塞，發(fā)覺漢的誘兵計劃，中途退歸。從此以后，匈奴屢次大規(guī)模進攻邊郡，漢軍也屢次發(fā)動反擊和進攻。在這長期的戰(zhàn)爭中，影響較大的有漢攻匈奴的三次戰(zhàn)役。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匈奴入侵，漢遣衛(wèi)青領兵從云中出擊，北抵高闕，迂回至于隴西，奪回河套一帶，解除了匈奴對長安的直接威脅。漢在那里設置朔方郡（治今內蒙古杭錦旗北），并重新修繕秦時所筑邊塞。同年夏，漢王朝募民十萬口徙于朔方。

漢得朔方后，匈奴連年入侵上谷、代郡、雁門、定襄、云中、上郡，漢軍也在衛(wèi)青指揮下數度出擊。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武帝命霍去病將兵遠征?；羧ゲ∽噪]西出兵，過焉支山（今甘肅山丹縣境），西入匈奴境內千余里，繳獲匈奴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同年夏，霍去病由北地出擊，逾居延海，南下祁連山，圍殲匈奴。這次戰(zhàn)役，沉重地打擊了匈奴右部，匈奴渾邪王殺休屠王，率部四萬余人歸漢。漢分徙其眾于西北邊塞之外，因其故俗為五屬國。后又遷徙關東貧民72萬余口，充實隴西、北地、西河、上郡之地 。西漢王朝又在渾邪王、休屠王故地陸續(xù)設立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四郡。漢得河西四郡地，不但隔斷了匈奴與羌人的聯(lián)系，而且溝通了內地與西域的直接交通，這對西漢和匈奴勢力的消長，發(fā)生了顯著作用。河西水草肥美，匈奴失河西，經濟受到很大損失。所以匈奴人唱道：“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衛(wèi)青、霍去病帶領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步兵及轉運者數十萬人，分別從定襄、代郡出發(fā)，向漠北窮追匈奴。衛(wèi)青在漠北擊敗單于，單于率殘部向西北潰走，漢兵北至 顏山趙信城而還?；羧ゲ≤姵鋈в嗬?，與匈奴左部左屠耆王接戰(zhàn)獲勝，至狼居胥山，臨瀚海而還。這次戰(zhàn)役以后，匈奴主力向西北遠徙，“漠南無王庭”。漢軍占領了朔方以西至張掖、居延間的大片土地，保障了河西走廊的安全。這時，漢在“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 ，逐漸開發(fā)這一地域。

經過這幾次重大戰(zhàn)役以后，匈奴力量大為衰竭，除了對西域諸國還有一定的控制作用以外，不能向東發(fā)展。百余年來，北方農業(yè)區(qū)域所受匈奴的威脅，到此基本解除了。漢軍在這幾次戰(zhàn)役中，損失也很大。元封、太初以后至武帝之末，漢同匈奴雖然還發(fā)生過不少戰(zhàn)事，但是這些戰(zhàn)事的規(guī)模和影響都不如過去了。

西漢王朝戰(zhàn)勝匈奴以后，北方邊地出現了新的局面。邊郡和內地之間，郵亭驛置相望于道，聯(lián)系大為增強。大量的徙民和戍卒，在荒涼的原野上開辟耕地，種植谷、麥、糜、秫等作物。中原的生產工具、耕作技術、水利技術，通過屯田的兵民，在邊郡傳播開來。從令居（今甘肅永登境）西至敦煌，修起了屏蔽河西走廊的長城，敦煌以西至鹽澤（羅布泊），也修建了亭燧。北方舊有的長城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修繕，今包頭、呼和浩特附近的長城沿線，還設置了許多建有內城、外城的城堡。邊塞的烽燧系統(tǒng)完全建立起來了，“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燧” ，吏卒眾多。屯田區(qū)、城堡和烽燧，是西漢在北方邊境的政治、軍事?lián)c，也是先進經濟、先進文化的傳播站，它們對于匈奴以及其他相鄰各游牧民族社會的發(fā)展，有著一定的影響。

戍守張掖居延的漢軍修障塞，開屯田，自漢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延續(xù)至東漢時。戍軍遺存的簡牘文書，迄今發(fā)現者達三萬余枚，被稱為居延漢簡。今甘肅、新疆許多地點以及內地各省也有大量漢簡出土。這些都是研究漢史的珍貴資料。

匈奴人向西遠徙以后，部落貴族發(fā)生分裂，出現五單于并立的局面。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呼韓邪單于歸漢，引眾南徙于陰山附近。竟寧元年（公元前33年），漢元帝以宮人王嬙（昭君）嫁給呼韓邪單于，恢復了和親，結束了百余年來漢同匈奴之間的戰(zhàn)爭局面。近年在包頭等地的漢末墓葬中，發(fā)現有“單于和親”等文字的瓦當，正是這一時期漢、匈關系和洽的實證。

西域諸國 西漢以來，玉門關和陽關以西即今新疆，被稱作西域 。西域境內以天山為界，分為南北二部，南部為塔里木盆地，北部為準噶爾盆地。西漢初年，西域共有36國，絕大多數分布在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南北邊緣的綠洲上。樓蘭（鄯善）以西，在塔里木盆地的南緣，有且末、于闐、莎車等國（南道諸國）；在盆地的北緣，有焉耆、尉犁、龜茲、姑墨、疏勒等國（北道諸國）。這些國家多以城郭為中心，兼營農牧，有的還能自鑄兵器，只有少數國家逐水草而居，糧食仰賴鄰國供給。西域諸國語言不一，互不統(tǒng)屬，由于自然條件的限制和其他原因，它們每國的人口一般只有幾千人到兩三萬人；人口最多的龜茲，才達到八萬人，最少的僅有幾百人。

在盆地以西，蔥嶺以南，還有蒲犁、難兜等小國，有的城居，有的游牧，發(fā)展水平不一。

天山以北的準噶爾盆地，是一個游牧區(qū)域。盆地東部的天山缺口，由車師（姑師）控制著。西部的伊犁河流域，原來是塞種人居住的地方。漢文帝時，敦煌、祁連一帶的月氏人被匈奴人逼迫，向西遷徙到這里，趕走了塞種人。后來，河西地區(qū)的烏孫人又向西遷徙，把月氏人趕走，占領了這塊土地。烏孫人有12萬戶，63萬口，“不田作種樹，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 。

西漢初年，匈奴的勢力伸展到西域，征服了這些國家，置“僮仆都尉”于北道的焉耆、危須、尉犁之間，榨取西域的財富。匈奴在西域的統(tǒng)治非常暴虐，西域東北的蒲類，本來是一個大國，其王得罪匈奴單于，單于徙其民6000余口，“內之匈奴右部阿惡地，因號曰阿惡國” ，貧羸的蒲類人逃亡山谷間，才保存了蒲類的國號。匈奴對西域其他國家的生殺予奪，于此可見一斑。

自玉門關出西域，有兩條主要的路徑。一條經塔里木盆地東端的鄯善，沿昆侖山北麓西行至莎車，稱為南道。南道西出蔥嶺至中亞的大月氏、安息。另一條經車師前王庭，沿天山南麓西行至疏勒，稱為北道。北道西出蔥嶺，至中亞的大宛、康居、奄蔡。

與西域相鄰的中亞諸國中，大宛戶6萬，口30萬，有城郭屋室，屬邑大小七十余城，農業(yè)和畜牧業(yè)都比較發(fā)達，產稻、麥、葡萄和良馬。大宛西南是從河西遷來的大月氏。大月氏地處媯水（今阿姆河）以北，營游牧生活。原住媯水南的被大月氏所臣服的大夏人，“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大月氏以西的安息是一個強大的國家，“其屬大小數百城，地方數千里”，“商賈車船行傍國”。在大宛以西，安息以北，今咸海以東的草原，則由游牧的康居人控制著。

漢武帝聽說西遷的大月氏有報復匈奴之意，所以募使使大月氏，想聯(lián)絡他們夾攻匈奴。漢中人張騫以郎應募，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率眾一百余人向西域進發(fā)。張騫在西行途中，被匈奴俘獲，他保留漢節(jié)，居匈奴十余年，終于率眾逃脫，西行數十日到達大宛。那時大月氏已自伊犁河流域遷到中亞，張騫乃經康居到達大月氏。大月氏在中亞“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遠漢，殊無報胡之心” 。張騫不得要領，居歲余而還。他在歸途經過羌中，又被匈奴俘獲，扣留了一年多。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張騫回到長安，元朔六年受封為博望侯。張騫出使西域，前后達十余年，歷盡各種艱險。他的西行，傳播了漢朝的情況，獲得了大量前所未聞的西域資料 ，所以司馬遷把此行稱為“鑿空”。

張騫東歸后，武帝即開始了廣求西域道路的活動。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武帝遣使自巴蜀四道并出，指求身毒國（今印度），企圖開辟一條經身毒到大夏的交通線，但是沒有成功。第二年，漢軍擊破匈奴，取得了河西地帶，從此，“自鹽澤（今羅布泊）以東，空無匈奴，西域道可通”。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張騫再度出使西域，目的是招引烏孫回河西故地，并與西域各國聯(lián)系。張騫此行率將士300人，每人備馬兩匹，并帶牛羊以萬數，金幣絲帛巨萬。張騫到烏孫，未達目的，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偕同烏孫使者數十人返抵長安。隨后，被張騫派到大宛、康居、大夏等國的副使，也同這些國家報聘漢朝的使者一起，陸續(xù)來到長安。從此以后，漢同西域的交通頻繁起來，漢王朝派到西域去的使臣，每年多的十幾批，少的五六批；每批大的幾百人，小的百余人。這些使者“皆貧人子，私縣官赍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所以使者隊伍實際上也是商隊。

那時候，西域諸國仍在匈奴的控制中，西域東端的樓蘭和姑師，受匈奴控制更加嚴密。漢使往還時，沿途需索飲水食物，也使樓蘭、姑師等國應接不暇。所以樓蘭、姑師人在匈奴的策動下，常常劫掠漢使，遮斷道路。為了確保西域通道，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漢將王恢率輕騎擊破樓蘭，趙破奴率軍數萬擊破姑師。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西漢以宗室女細君與烏孫王和親，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細君死，漢又以宗室女解憂和親。細君與解憂先后在烏孫多所活動，鞏固了漢與烏孫的聯(lián)系，使烏孫成為箝制匈奴的重要力量。

為了打破匈奴對大宛的控制并獲得大宛的汗血馬，武帝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派貳師將軍李廣利領軍數萬擊大宛，無功而還。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李廣利第二次西征，攻破了宛都外城，迫使大宛與漢軍言和，漢軍獲得良馬幾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多匹。此后，漢政府在輪臺、渠犁等地各駐兵數百，進行屯墾，置使者校尉領護，這是西漢王朝在西域設置行政機構的開始。

以后，漢在車師一帶還屢次與匈奴發(fā)生戰(zhàn)爭。宣帝時匈奴分裂，日逐王于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歸漢，匈奴設在西域的“僮仆都尉由此罷，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漢乃在西域設立都護，都護治烏壘城，并護南道和北道各國，“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動靜，有變以聞” 。西域諸國與漢朝的臣屬關系，至此完全確定。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漢在車師地區(qū)設立戊、己校尉，管理屯田和防務。

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西域副校尉陳湯發(fā)西域各國兵遠征康居，擊殺了挾持西域各國并與歸漢的呼韓邪單于為敵的郅支單于，匈奴的勢力在西域消失，漢和西域的通道大為安全了。

西域道通以后，天山南北地區(qū)第一次與內地聯(lián)為一體，在中國歷史上具有非常深遠的意義。除此以外，中原同西域乃至更遠地區(qū)之間，經濟、文化聯(lián)系日益密切。西域的葡萄、石榴、苜蓿、胡豆、胡麻、胡瓜、胡蒜、胡桃等植物，陸續(xù)向東土移植；西域的良馬、橐駝、各種奇禽異獸以及名貴的毛織品，也都源源東來。以后，佛教和佛教藝術也經中亞傳到西域，再向東土傳播，對中國文化發(fā)生了很大的影響。中原地區(qū)則向西域輸送大量的絲織品和金屬工具，并把鑄鐵、鑿井（包括井渠）的技術傳到西域。這種頻繁的經濟、文化交流，促進了西域社會的進步，也豐富了中原漢人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

羌 羌族是我國古老的民族之一，商周時已出現在我國歷史上。羌人分布在西海（青海）附近，南抵蜀漢以西，西北接西域諸國。羌人有火葬習俗 。據《后漢書·西羌傳》記載，戰(zhàn)國初年，羌人無弋爰劍被秦人拘執(zhí)為奴，后來逃回本族，被推為豪，爰劍和他的子孫，從此就成為羌人世襲的酋長。羌人原來以射獵為事，至爰劍時始營田畜牧。以后羌人人口逐漸增殖，分為很多部落，“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強則分種為酋豪，弱則為人附落” 。

西漢初年，羌人臣服于匈奴。漢武帝擊走匈奴后，在今甘肅永登縣境筑令居塞，并在河西列置四郡，以隔絕羌人與匈奴的交通。羌人曾與匈奴連兵十余萬攻令居塞，圍枹罕（今甘肅臨夏）。漢遣李息等率兵十萬征服了羌人，并設護羌校尉統(tǒng)領。宣帝時，羌人與漢爭奪湟水流域的牧地，漢將義渠安國斬羌豪，鎮(zhèn)壓羌人，羌人遂圍攻金城郡。宣帝令趙充國等率兵六萬，屯田湟中，相機進攻，取得了勝利，置金城屬國以接納歸附的羌人。此后一部分羌人逐漸內徙，在金城、隴西一帶與漢人雜居。王莽時在羌人地區(qū)設西?？?，徙漢人入居其中。

西南各族 西南地區(qū)，分布著許多語言、習俗不同的民族，漢朝時統(tǒng)稱為西南夷。大體說來，貴州西部有夜郎、且蘭，云南滇池區(qū)域有滇，洱海區(qū)域有巂、昆明，四川西南部有邛都，成都西南有徙、筰都，成都以北有冉 。甘肅南部的白馬氐，當時也列在西南夷中。夜郎、滇、邛都等族人民結發(fā)為椎，從事農耕，有邑聚，有君長。儶、昆明等族人民編發(fā)，過著游牧生活，沒有君長。氐和冉 有火葬習俗。

戰(zhàn)國時期，楚將莊 領兵溯沅水西上略地。莊 經夜郎至滇，適值黔中地為秦國所奪，莊 歸路被截斷，留滇為王，全軍變服從滇俗。以后秦朝的勢力達到西南夷中，在今宜賓至昭通一帶開通“五尺道”，并在附近各地設置官吏。

西漢初年，西南地區(qū)與巴蜀等地維持著交換關系。漢人商賈從西南夷中運出筰馬、髦牛和焚僮（奴隸）。巴蜀的鐵器和其他商品也運入西南夷中，有的還經由夜郎浮胖柯江轉販到南越。建元末年，番陽令唐蒙在南越發(fā)現了蜀地出產的枸醬，探知從蜀經西南夷地區(qū)有路可以通達南越，因此他向武帝提出發(fā)夜郎兵浮江抄襲南越的建議。武帝派唐蒙領千人，攜帶繒帛食物，到夜郎進行活動。稍后，漢在巴蜀之南置犍為郡（治今四川宜賓），并發(fā)巴蜀卒修筑自僰道（在今四川宜賓）通向牂柯江的山路。武帝又命司馬相如深入邛、筰、冉 ，在那里設置都尉和十余縣，但不久就罷省了。

張騫在中亞的大夏時，曾發(fā)現邛竹杖和蜀布，據說來自身毒（印度），因而得知巴蜀與身毒可以交通。武帝根據這一情況，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派使者自巴蜀四出，企圖找到通身毒的道路，以便從那里通向西域。經過這些活動，漢和滇的道路打通了，漢對夜郎及其附近各族的控制加強了。但由于巂、昆明等族的阻攔，尋求身毒道路的目的則始終沒有達到。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漢發(fā)夜郎附近諸部兵攻南越，且蘭君以此反漢，殺漢使者及犍為太守。第二年，漢兵從巴蜀南下，攻下且蘭，設置牂柯郡（治今貴州黃平西）。漢又以邛都為越巂郡（治今四川西昌東南），筰都為沈黎郡（治今四川雅安南），冉 為汶山郡（治今四川茂縣北），白馬為武都郡（治今甘肅成縣）。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武帝發(fā)兵臨滇，降滇王，以其地為益州郡（治今云南晉寧）。

云南晉寧石寨山陸續(xù)發(fā)掘出的幾十座滇人貴族墓葬中，除滇王金印以外，還有戰(zhàn)國末至東漢初的大量古滇國遺物出土。戰(zhàn)國末至西漢初的滇國青銅制品，具有濃厚的民族特色；西漢中晚期的滇國器物，與貴州、廣西出土的西漢器物相似，在種類與形制上部分地受到了漢文化的影響。到了西漢末至東漢初年，滇國遺物中純漢式器物占據重要地位，這些漢式器物多數來自中原，有的則可能是本地的仿制品。

大量滇國青銅農具的出土，說明農業(yè)在滇人經濟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時，滇國器物上的圖像，表明滇人牧養(yǎng)牛、馬、豬、羊、犬，獵取鹿、虎、野豬，畜牧和狩獵經濟都相當發(fā)達。青銅鑄造是滇人最主要的手工業(yè)，銅器相當精美。鐵制品數量不多，有些鐵器實際上是銅鐵合體?！逗鬂h書·西南夷傳》說：滇人之地“有鹽池田漁之饒，金銀畜產之富”，這與滇國遺物所表現的滇人社會的經濟情況大致相同。

滇國銅器上有許多反映奴隸和俘虜生活的鑄像，如奴隸在主人監(jiān)督下織布，以奴隸作犧牲，捕捉俘虜，俘虜被裸體懸掛等等。奴隸多編發(fā)或披發(fā)，同滇人奴隸主的椎髻不同，他們顯然是從外族俘虜來的奴隸。滇人墓中殉葬物豐富精美，可以印證《后漢書·西南夷傳》的記載：滇人奴隸主“性豪忲，居官者皆富及累世”。

烏桓　鮮卑 烏桓是東胡的一支，漢初以來，活動在西喇木倫河以北的烏桓山一帶。烏桓人“俗善騎射，弋獵禽獸為事，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 。他們也經營農業(yè)，種植耐寒耐旱的穄和東墻。烏桓“男子能作弓矢鞍勒，鍛金鐵為兵器”，婦女能刺繡，善于編織毛織品。烏桓部落分散，邑落各有小帥，但還未出現世襲的酋長，凡“有勇健能理決斗訟者，推為大人”。血族復仇的風習，在烏桓社會中還很盛行。烏桓部落中自“大人以下各自畜牧營產，不相徭役”，還未出現明顯的階級分化。

西漢初年，烏桓為匈奴冒頓單于所破，力量孤弱，臣服于匈奴，每年向匈奴輸牛馬羊皮。過時不納，要受到匈奴統(tǒng)治者的懲罰。武帝時霍去病率軍擊破匈奴左地后，把一部分烏桓徙于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今河北北部及遼寧南部），設護烏桓校尉監(jiān)督他們，讓他們替漢軍偵察匈奴動靜。昭帝以后烏桓漸強，常常騷擾漢幽州邊郡，也常常攻擊匈奴。

鮮卑也是東胡的一支，言語習俗與烏桓大致相同，但比烏桓落后。鮮卑自從被冒頓單于擊破后，遠徙遼東塞外，南與烏桓相鄰，沒有同西漢發(fā)生直接聯(lián)系 。

六　社會矛盾的發(fā)展與王莽改制

漢武帝末年的農民暴動 西漢初年以來的社會經濟發(fā)展過程，同時是愈來愈嚴重的土地兼并過程，是農民經過一個短暫的穩(wěn)定時期以后重新走上流亡道路的過程。還在所謂“文景之治”的升平時期，就隱伏著深刻的社會矛盾。賈誼為此警告文帝說：“饑寒切于民之肌膚，欲其無為奸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 賈誼筆下的“盜賊”，指的就是行將出現的農民暴動。

漢武帝統(tǒng)治時期，一方面社會經濟發(fā)展到很高的水平，“非遇水旱，則民家給人足”；另一方面，豪黨之徒兼并土地，“武斷于鄉(xiāng)曲”的現象，比以前更嚴重。官僚地主無不“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yè)，畜其積委” ，交相壓榨農民。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在完成了輝煌事業(yè)的同時，也耗盡了文、景以來府庫的余財，加重了農民的困苦。貧困破產的農民，多淪為豪強地主的佃客、傭工，受地主的殘酷剝削。農民賣妻鬻子，屢見不鮮。針對這種情形，董仲舒建議“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于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 。這個建議的目的，在于從長遠著眼來鞏固漢朝的統(tǒng)治，即所謂“財不匱而上下相安” 。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觸及了大地主和政府的現實利益，所以無法實行。從此以后，農民的困苦更是有加無已。

武帝前期，東郡（治今河南濮陽）一帶到處有農民暴動發(fā)生 。以后流民愈來愈多。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關東流民達到200萬口，無戶籍的40萬。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以后，南陽、楚、齊、燕、趙之間，農民暴動不時發(fā)生，“南陽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主之屬，大群至數千人” 。關中也不安靜，《鹽鐵論》說“關中暴徒保人阻險” 。暴動農民建立名號，攻打城邑，奪取武庫兵器，釋放死罪囚徒，誅殺郡守、都尉。至于數百為群的農民，在鄉(xiāng)里搶奪地主的糧食財物，更是不可勝數。漢武帝派官吏分區(qū)鎮(zhèn)壓，大肆屠殺，但是農民軍散而復聚，據險反抗。漢武帝又作“沉命法”，規(guī)定太守以下官吏如果不能及時發(fā)覺并鎮(zhèn)壓暴動，罪至死。

在農民再接再厲的打擊下，漢武帝感到?？挎?zhèn)壓無濟于事，考慮過改變統(tǒng)治辦法的問題。他曾對衛(wèi)青說：“漢家庶事草創(chuàng)，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后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后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跡也” 。他在征和四年斷然罷逐為他求仙藥而傷民糜費的方士，拒絕在輪臺（今新疆輪臺）屯田遠戍，并且下詔自責，“深陳既往之悔”，申明“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養(yǎng)馬者得免徭役）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 。同時，他還命趙過推行代田法，改進農具，以示鼓勵農業(yè)生產。這樣，農民暴動暫時緩和了。

昭、宣時期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fā)展 武帝死后，霍光輔佐昭帝，繼續(xù)實行武帝晚年以來的“與民休息”政策，史載“流民稍還，田野益辟，頗有蓄積” ，西漢統(tǒng)治相對穩(wěn)定。

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御史大夫桑弘羊等與郡國所舉賢良、文學六十余人辯論施政問題。賢良、文學力主罷鹽鐵、酒榷、均輸官，示以節(jié)儉，并進而對于內外政策提出許許多多的主張。這就是有名的鹽鐵之議，桓寬《鹽鐵論》一書即是根據這次辯論寫成的。賢良、文學之議對于“休養(yǎng)生息”政策的繼續(xù)實行，顯然起了促進作用；但是他們關于鹽鐵等方面的具體要求，多未被西漢政府采納。始元六年七月，詔罷郡國榷酤和關內鐵官，其余鹽鐵等政策，仍遵武帝之舊。

宣帝慎擇刺史守相，平理刑獄。他繼承昭帝的遺法，把都城和各郡國的苑囿、公田假給貧民耕種，減免田賦，降低鹽價。這些政治經濟措施，使社會矛盾繼續(xù)得到緩和，農業(yè)生產開始上升。由于連年的豐稔，谷價下降到每石五錢，邊遠的金城、湟中地區(qū)，每石也不過八錢，這是西漢以來最低的谷價記錄。過去，每年需要從關東漕運糧食600萬斛，以供京師所需，宣帝五鳳年間（公元前57—前54年）大司農從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各郡糴粟運京，關東漕卒因此罷省半數以上。這是三輔、河東等地農業(yè)有了發(fā)展的具體說明。沿邊許多地方這時都設立了常平倉，谷賤則糴，谷貴則糶，以調劑邊地的需要。更值得注意的，是包括沿邊的西河郡（郡治今內蒙古鄂爾多斯市東勝附近）以西共11郡以及二農都尉，都因屯田積蓄，有了可供大司農調發(fā)的錢谷。

官府手工業(yè)繼續(xù)得到發(fā)展。齊三服官，蜀、廣漢以及其他各郡工官，東西織室，生產規(guī)模都很龐大。鑄錢和制造鐵器等手工業(yè)呈現繁榮景象。所以班固稱贊宣帝時“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 。

漢宣帝被后世的歷史家稱為“中興之主”，劉向甚至還贊揚他“政教明，法令行，邊境安，四夷清，單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樂，其治過于太宗（文帝）之時” 。但這只是當時社會情況一個方面的夸飾之詞。從另一方面看來，當時西漢統(tǒng)治集團積弊已深，豪強的發(fā)展和農民的流亡，都已無法遏止，所以社會矛盾外弛內張，實際上比文帝時要嚴重得多。膠東、渤海等地，農民進行暴動，早已發(fā)展到“攻官寺，篡囚徒，搜朝市，劫列侯” 的程度，連宣帝自己也承認當時“民多貧，盜賊不止” 。

西漢末年社會矛盾的尖銳化 元帝時，西漢社會更是險象叢生。農民在“鄉(xiāng)部私求，不可勝供”的情形下，“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窮則起為盜賊” 。元帝為了懷柔關東豪強，消除他們對西漢王朝的“動搖之心”，甚至把漢初以來遷徙關東豪強充實關中陵寢地區(qū)的制度也放棄了 。儒生京房曾問元帝：“陛下視今為治邪？”元帝莫可奈何地回答：“亦極亂耳，尚何道！”

成帝時，西漢王朝走上了崩潰的道路。成帝“大興徭役，重賦斂” 。假民公田的事不再見于記載。這時，外戚王氏控制了西漢政權，帝舅王鳳、王商、王音、王根兄弟四人和王鳳弟王曼之子王莽相繼為大司馬大將軍，王氏封侯者前后共達九人之多，朝廷中重要官吏和許多刺史郡守，都出于王氏的門下。外戚貪賄掠奪最為驚人。紅陽侯王立在南郡占墾草田幾百頃，連貧民開辟的熟田也在占奪之列。王立把這些土地高價賣給國家，得到的報償超過時價一萬萬錢。外戚在元帝時勢力還不很大，“資千萬者少” ；他們后來家財成億，膏田滿野，宅第擬于帝王，都是在成、哀的短期內暴斂的結果。其他官僚也依恃權勢，大占良田，丞相張禹“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溉灌，極膏腴上價，它財物稱是” 。哀帝寵臣董賢得賜田二千余頃，賢死后家財被斥賣，得錢竟達43萬萬之巨。

商人的勢力，這時又大為抬頭。成都羅裒，臨淄姓偉，洛陽張長叔、薛子仲，長安和附近諸縣的王君房、樊少翁、王孫大卿、樊嘉、摯網、如氏、苴氏，多是資財巨萬的大商人。羅裒除了壟斷巴蜀鹽井之利以外，還往來長安、巴蜀之間，厚賂外戚王根、幸臣淳于長，“依其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 。

成帝即位不久，今山東、河南、四川等地相繼爆發(fā)了農民和鐵官徒的暴動。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有東郡茌平（今山東茌平）侯毋辟領導的暴動。陽朔三年（公元前22年），有潁川（郡治今河南禹州）鐵官徒申屠圣等的暴動。鴻嘉三年（公元前18年），有廣漢（郡治今四川梓潼）鄭躬等的暴動 。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有尉氏（今河南尉氏）樊并 等和山陽（郡治今山東金鄉(xiāng)）鐵官徒蘇令等的暴動。蘇令領導的暴動經歷19郡國 ，誅殺長吏，奪取庫兵，聲勢最大。

哀帝時，西漢王朝的危機更加嚴重。師丹建議限田、限奴婢，孔光、何武等人擬定了一個辦法，規(guī)定諸王、列侯以至吏民占田以30頃為限；占奴婢則諸王最多不超過200人，列侯、公主100人，以下至吏民30人；商人不得占田，不得為吏。這個辦法受到當權的外戚官僚反對，被擱置起來了。

在官府和地主的雙重壓迫下，農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有七死而無一生” ，除了繼續(xù)反抗以外，沒有其他道路可走。哀帝在農民暴動的威脅下，采納陰陽災異論者的主張，企圖用“再受命”的辦法來解脫西漢統(tǒng)治的危機。因此他自己改稱“陳圣劉太平皇帝”，改元“太初元將”。這種自欺欺人的易號改元，除了暴露西漢統(tǒng)治者絕望的心情以外，毫無其他意義。

王莽改制 當農民戰(zhàn)爭迫在眉睫，西漢王朝搖搖欲墜，“再受命”說風靡一時的時候，王莽繼諸叔之后出任大司馬大將軍，輔政一年多。哀帝即位后，王莽失勢。當丁、傅等外戚和其他達官貴人激烈反對限田之議時，太皇太后王氏表示以“王氏田非冢塋，皆以賦貧民” ，這實際上就是王莽對待當前社會危機所表示的籠絡人心的態(tài)度。平帝時，王莽復任大司馬，屢次捐錢獻地，收攬民心。在政治上，他一方面排除異己，窮治與平帝外家衛(wèi)氏有關的呂寬之獄，“連引郡國豪杰素非議己者” ，死者以百數；另一方面，他又極力樹立黨羽，籠絡儒生，讓他們支持自己奪取政權的活動。在這種情況下，各地上書頌揚王莽功德者，以及獻祥瑞、呈符命者絡繹于途，這些人都力圖證明漢祚已盡，王莽當為天子。

平帝死，孺子嬰立，王莽繼續(xù)輔政，主持祭祀時稱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漢宗室劉崇和東郡太守翟義相繼起兵反對王莽，但都被他壓平了。居攝三年（初始元年，公元8年），王莽自立為帝，改國號曰新。

西漢王朝結束了，但西漢社會遺留下來的社會矛盾仍然十分尖銳。王莽為了解決這個矛盾，陸續(xù)頒布法令，附會周禮，托古改制。

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王莽下詔，歷數秦漢社會兼并之弊：“強者規(guī)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欄，制于民臣，顓斷其命”。他針對這種情況，宣布：“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九百畝）者，分余田予九族、鄰里、鄉(xiāng)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無法惑眾者，投諸四夷，以御魑魅。”

王莽頒布這個詔令的目的，并不是真正改變私人的土地所有權，也不是改變奴婢的社會地位，而只是凍結土地和奴婢的買賣 ，以圖緩和土地兼并和農民奴隸化的過程。在此以后，地主官僚繼續(xù)買賣土地和奴婢，以此獲罪的不可勝數，因此他們強烈反對這個詔令。始建國四年，王莽不得不取消這個詔令，“下詔諸食王田及私屬，皆得賣買，勿拘以法” 。這樣，王莽解決當前最主要的社會矛盾的嘗試，就完全失敗了。

始建國二年（公元10年），王莽下詔實行五均六筦，企圖以此節(jié)制商人對農民的過度盤剝，制止高利貸者的猖獗活動，并且使國家獲得經濟利益。五均是在長安以及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等大都市設立五均司市師，管理市場。每季的中月，司市官評定本地物價，叫做市平。物價高過市平，司市官照市平出售；低于市平，則聽民買賣；五谷布帛絲綿等生活必需品滯銷時，由司市官按本價收買。民因祭祀或喪葬需錢，可向錢府借貸，不取利息；欲經營生業(yè)而缺乏本錢的，也可低利借貸。

六筦是由國家掌握鹽、鐵、酒、鑄錢、五均賒貸等五項事業(yè)，不許私人經營；同時控制名山大澤，“諸采取名山大澤眾物者稅之”。六筦中除五均賒貸一項是平準法的新發(fā)展以外，其余五項都在漢武帝時實行過。王莽用來推行五均六筦的，多是一些大商賈，這也同武帝以賈人為鹽鐵官一樣。但是武帝憑借國家的力量，能夠基本上控制為國家服務的商人，而王莽則無力控制這些人。這些人“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奸，多張空簿，府藏不實，百姓愈病” 。所以王莽實行五均六筦，同武帝實行同類措施，其結果也就各異了。

居攝二年（公元7年），王莽加鑄錯刀、契刀、大錢等三種錢幣，規(guī)定錯刀一值5000，契刀一值500，大錢一值50，與原有的五銖錢共為四品，同時流通。始建國元年，王莽廢錯刀、契刀與五銖錢，另作小錢，與大錢一值50者并行，并且頒令禁挾銅炭，以防盜鑄。第二年，王莽改作金、銀、龜、貝、錢、布，名曰寶貨，凡五物（錢、布皆用銅，共為一物）、六名、二十八品。人民對王莽錢幣毫無信任，都私用五銖錢，王莽又加嚴禁，以致“農商失業(yè)，食貨俱廢，民人至涕泣于市道。及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自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勝數”。王莽迫不得已暫廢龜、貝等物，只行大、小錢，同時加重盜鑄的禁令，“一家鑄錢，五家坐之，沒入為奴婢”。地皇元年（公元20年），王莽又盡廢舊幣，改行貨布、貨泉二品 。

王莽屢易貨幣，加速了人民的破產。他濫行五家連坐的盜鑄法，實際上恢復了殘酷的收孥相坐律。犯法的人沒為官奴婢，“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鎖瑯當其頸，傳詣鐘官，以十萬數。到者易其夫婦，愁苦死者十六七”。這項法令增加了漢末以來奴隸問題的嚴重性，使人民受苦最深，人民的憤恨也最大。

在政治制度方面，王莽也大事更張。他把中央和地方的官名、官制、郡縣名和行政區(qū)劃，都大大加以改變，屢易其名。他還恢復五等爵，濫加封賞。官吏俸祿無著，就用各種辦法擾民。

王莽改制所引起的混亂愈來愈大，達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他為了挽回自己的威信，拯救自己的統(tǒng)治，一面玩弄符命的把戲，欺騙人民；一面虛張聲勢，發(fā)動對匈奴和東北、西南邊境各族的不義戰(zhàn)爭。沉重的賦役征發(fā)，戰(zhàn)爭的騷擾，殘酷的刑法，使農民完全喪失了生路。據官吏報告，人民“愁法禁煩苛，不得舉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奸吏因以愁民，民窮悉起為盜賊”。嚴重的天災也不斷襲擊農村，米價高達5000錢、萬錢一石，甚至黃金一斤只能易豆五升。這種情況更促使農民暴動風起云涌。西漢宗室舊臣反對王莽的斗爭也不斷發(fā)生，而且逐漸與農民的斗爭發(fā)生了聯(lián)系。更始元年（公元23年），王莽的統(tǒng)治終于在農民戰(zhàn)爭的無情打擊下徹底崩潰，王莽本人也成為西漢腐朽統(tǒng)治的替罪羊了。

七　推翻王莽政權的農民戰(zhàn)爭

綠林軍 反對王莽政權的農民暴動，首先發(fā)生在北方邊郡地區(qū)。王莽為了出擊匈奴而進行的征發(fā)，在邊郡比在內地更為嚴重。邊境數十萬駐軍，不但仰給邊民供應，而且還大肆騷擾，破壞人民的生產和生活。邊民不堪其苦，有的流亡內地，為人奴婢；有的鋌而走險，聚眾反抗。始建國三年（公元11年），邊民棄城郭流亡，隨處暴動，并州、平州一帶最為猛烈。天鳳二年（公元15年），五原、代郡民舉行暴動，“數千人為輩，轉入旁郡” 。

接著，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也相繼出現了農民暴動。天鳳四年（公元17年），臨淮人瓜田儀在會稽長洲（今江蘇蘇州）舉行暴動，出沒于湖海之間；同年呂母在海曲（今山東日照）舉行暴動，殺海曲縣宰，入海堅持戰(zhàn)斗。此起彼伏的暴動，預示大規(guī)模的農民戰(zhàn)爭即將來臨。

天鳳年間，荊州一帶遇到連年的大饑荒，農民相率到野澤中掘草根為食。新市（今湖北京山境）人王匡、王鳳替人家排難解紛，被推為首領。他們人數越聚越多，形成一支武裝力量，不時攻擊附近的鄉(xiāng)聚。他們隱蔽在綠林山中（今湖北當陽鏡），因此被稱作綠林軍。幾個月后，綠林軍發(fā)展到七八千人。但是那時他們還沒有攻城略地的打算，只盼望年成好轉，能夠返回田間。

地皇二年（公元21年），王莽的荊州牧發(fā)兵進攻綠林軍，綠林軍出山迎擊獲勝，部眾增至數萬人，戰(zhàn)斗意志高漲起來。地皇三年（公元22年），綠林山中疾疫流行，綠林軍出山，一支由王常、成丹等率領，西入南郡（治今湖北荊州），稱下江兵；另一支由王匡、王鳳、馬武等率領，北上南陽，稱新市兵。新市兵攻隨縣時，平林人陳牧、廖湛率眾響應，于是綠林軍中又增添了一支平林兵。西漢宗室劉玄，這時也投身于平林兵中。

南陽大地主劉 、劉秀兄弟也是西漢宗室，他們抱著“復高祖之業(yè)” 的目的，聯(lián)絡附近各縣地主豪強，并且把宗族、賓客組成一支七八千人的軍隊，稱為舂陵軍。舂陵軍與王莽軍接戰(zhàn)不利，乃與向北折回的下江兵約定“合縱”。這時綠林軍連敗莽軍，發(fā)展到十多萬人。綠林軍領袖為了擴大影響，擁立劉玄作皇帝，恢復漢的國號，以公元23年為更始元年。劉玄在西漢宗室中是沒落的一員，他參加農民軍較早，而且又無兵權。擁立宗室劉玄，這是農民受到劉漢正統(tǒng)思想影響的表現；但是立劉玄而不立野心勃勃的劉 ，又是綠林軍領袖疏遠劉 、劉秀的結果。

綠林建號以后，王莽發(fā)州郡兵42萬，由王邑、王尋率領，阻擊綠林軍。三月，王莽軍前鋒近十萬人，圍綠林軍于昆陽（今河南葉縣）。綠林軍八九千人，由王鳳、王常率領，堅守昆陽，劉秀則輕騎突圍出城，征集援兵。那時昆陽城外圍兵數十重，列營百數，圍兵“或為地道，沖 撞城，積弩亂發(fā)，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 。在這千鈞一發(fā)的時刻，劉秀發(fā)郾、定陵營兵數千人援昆陽，王邑、王尋一戰(zhàn)失敗，王尋被殺。城中守軍乘勢出擊，“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奔殪百余里間” 。綠林軍在這一戰(zhàn)役中奪獲軍實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數。這就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以少勝多的昆陽之戰(zhàn)。昆陽戰(zhàn)后“海內豪杰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更始〕詔命，旬日之間，遍于天下” 。顯然，這次戰(zhàn)役對于綠林軍入關和王莽覆滅，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劉秀在昆陽之戰(zhàn)中立了功績，他們兄弟的勢力逐漸凌駕農民軍，因此新市、平林諸將勸更始帝把劉 殺了。接著，綠林軍分兵兩路進擊王莽。一路由王匡率領，攻克洛陽。更始帝在洛陽派遣劉秀到黃河以北去發(fā)展勢力，劉秀北上后，就逐步脫離了農民軍的控制。另外一路綠林軍由申屠建、李松率領，西入武關。析縣人鄧曄起兵攻下武關，迎入綠林軍，合兵直取長安，關中震動。這時長安發(fā)生暴動，王莽被殺，長安被綠林軍迅速攻克。公元24年初，更始帝遷都長安。

進入長安的綠林軍紀律嚴明，府庫宮室一無所動，長安市里不改于舊。綠林軍瓦解了一批關中的豪強武裝，迅速平定三輔。但是不久以后，更始帝自己首先沉醉在腐化的宮廷生活中，地主儒生乘機大肆活動，綠林軍內部離心離德的現象逐漸滋長起來了。

赤眉軍 比綠林軍舉行暴動稍后，瑯琊人樊崇等在莒縣暴動。樊崇作戰(zhàn)勇敢，附近各地農民軍領袖逄安、徐宣、謝祿、楊音等都率部歸附他。他們在泰山、北海一帶進行斗爭，擊敗田況所部莽軍。參加這支隊伍的都是為饑餓所迫的農民，他們同綠林軍一樣，起初并無攻城徇地的意圖。他們因襲漢朝鄉(xiāng)官和地方小吏稱號，把各級首領分別稱為三老、從事、卒史，彼此之間以巨人相呼。他們沒有文書、旌旗、部曲、號令，口頭相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chuàng)?！?

公元22年，王莽派太師王匡和更始將軍廉丹，率軍十多萬，進攻這一支農民軍。為了作戰(zhàn)時與敵人相區(qū)別，農民軍把眉毛涂紅，因而獲得赤眉軍的稱號。王匡、廉丹的軍隊殘害百姓，十分橫暴，百姓作歌道：“寧逢赤眉，不逢太師（王匡），太師尚可，更始（廉丹）殺我?！? 赤眉軍在成昌（今山東東平）擊敗莽軍，殺廉丹，勢力大為擴展。當劉玄進入洛陽時，赤眉軍也在中原活動，樊崇等二十多人還接受了劉玄的列侯封號。由于劉玄排斥赤眉，樊崇等人脫離劉玄，轉戰(zhàn)于今河南一帶。

赤眉軍雖然連戰(zhàn)獲勝，但是部眾思歸，軍心有些渙散。赤眉領袖認為部眾回鄉(xiāng)必散，于是率領他們西攻長安。公元25年，赤眉軍進至華陰，有眾30萬。赤眉領袖在地主和巫師慫恿下，在軍中找到一個沒落的西漢宗室、15歲的牛吏劉盆子作皇帝。接著，赤眉軍進攻長安，推翻了劉玄的統(tǒng)治。

劉秀建立東漢王朝 赤眉入關時，劉秀也派兵向關中進發(fā)。在此之前，當劉秀于公元23年冬渡河北上時，黃河以北已有銅馬、大肜、高湖、重連、鐵脛、大槍、尤來、上江、青犢、五校、檀鄉(xiāng)、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部農民軍。他們各領部曲，“或以山川土地為名，或以軍容強盛為號” ，共有數百萬人。除了農民軍以外，各地豪強地主武裝和王莽的殘余勢力也還不少。豪強地主在邯鄲擁立詐稱成帝之子的卜者王郎為帝，聲勢最大。劉秀依靠信都太守任光、昌成人劉植、宋子人耿純等地主武裝的支持，又得到上谷太守耿況、漁陽太守彭寵的援助，擊敗了王郎。更始帝派人立劉秀為蕭王，并令他罷兵去長安。劉秀羽翼已成，力量強大，于是拒不受命，留在河北鎮(zhèn)壓農民軍，并坐觀關中的變化。他逐個吞滅了銅馬、高湖、重連等部農民軍，關中一帶把他稱作“銅馬帝”。

公元25年6月，當赤眉軍迫近長安時，劉秀在鄗（今河北柏鄉(xiāng)）南即皇帝位（光武帝），沿用漢的國號，以這一年為建武元年。不久，劉秀定都洛陽，史稱東漢。

同年九月，赤眉軍入長安。長安附近的豪強地主隱匿糧食，武裝抵制赤眉。赤眉軍糧盡不支，又無法打破豪強地主的封鎖，于是西走隴坂，企圖獲得出路。赤眉在那里受到割據勢力隗囂的阻擋和風雪的襲擊，折返長安，引眾東歸。這時，劉秀的軍隊已經扼守洛陽以西地區(qū)，截斷了赤眉東歸道路。赤眉軍奮勇力戰(zhàn)，但終因糧盡力絀，于建武三年（公元27年）春戰(zhàn)敗。

轟轟烈烈的農民戰(zhàn)爭推翻了王莽政權。劉秀恢復了漢朝的統(tǒng)治后，除了繼續(xù)鎮(zhèn)壓河北農民軍余部以外，還致力于削平各地的割據勢力，于建武五年（公元29年）統(tǒng)一了北方的主要地區(qū)。建武九年（公元33年），他平定了割據隴西的隗囂，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平定了割據蜀地的公孫述，實現了全國的統(tǒng)一。